從鄭氏父子身上看閩商性格

　　文/國淵

　　閩商在歷史上最為輝煌的階段，應是民族英雄鄭成功和他父親鄭芝龍(福建南安人)率領的海商集團縱橫於東南沿海的明清時期。他們軍商合一，是17世紀活躍在遠東水域的一支以閩南人為主體的強大力量，被當時歐洲人稱為「海上王國」的統治者，成為遠東水域海上霸主。從以鄭氏父子為代表的閩商身上，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傳統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更重要的是在一般中國商人身上罕見的鮮明的海洋開放性、冒險性和超前的國際視野。閩南人冒險重商、開拓進取、勇於突破的人文精神，在他們身上都能得到充分體現。

　　海洋開放性

　　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稱的上是當時與外商做生意的閩商乃至華商代表。跨洋越海冒險是閩商最大的特點，他們闖蕩全球的歷史顯現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徵。

　　鄭芝龍為福建南安石井人，他很早就和西方人接觸，不但會說葡萄牙語，還受洗為天主教徒，取名Nicolas。鄭芝龍早年發跡於台灣(練兵積糧的基地)，縱橫台灣海峽，經數十年苦心經營，逐漸成為中國東南沿海龐大海上商業集團的領袖。由於置身於海洋文化的驚濤駭浪之中，他們通過海洋，在與異質文化的交流衝撞之中獲得了頑強的生存能力。

　　明朝末年以來奉行的海禁政策，大大損害了沿海地區的經濟和海上貿易。為反抗朝廷海禁政策，鄭芝龍的海上武裝力量經常與清軍發生衝突。海商出身的鄭芝龍，是沿海地方勢力的代言人，說白了，就是海商要做生意，所以反對海禁。1628年9月，鄭芝龍受了「招安」，後來官至福建總兵。他利用朝廷的委託剿滅其他海盜，獨掌華商海外貿易權，在海上向商船徵稅收餉，富可敵國，勢力範圍不斷擴大。在15-17世紀荷蘭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國人眼裡，閩商基本上就是華商的代表。

　　而鄭成功早在1646年三月就向隆武帝提出「通洋裕國」理論，同年十月在勸其父勿降清時又提出「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這種類似「對外開放」的政策是很有先見之明的。1650年鄭成功取得廈門，終於有了一個開展海上貿易的基地，實現他「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的經濟目標。

　　勇猛冒險性

　　閩商生存能力極強，膽識過人，不論多艱難的環境，都能立足現實勇猛精進，取得非凡成就。

　　1627年，鄭芝龍從漳浦縣郊向廈門進攻，佔據廈門。1628年受明朝廷招安後，以廈門為據點大力發展海上貿易，東南沿海各省的海上貿易權均在其帷幄之中。

　　15到18世紀，是世界海運和海上兵權大發展的時期，在歐洲大工業化以前，歐洲的商人、艦隊差不多支配了世界各大洋和沿海。但是，由於鄭成功集團對軍事技術的掌握，以及大量的商業資本成功運作進行國際貿易，鄭成功海商集團經濟、軍事實力的形成，意味著他成為企圖建立遠東貿易霸權的荷蘭人的最主要對手。

　　東印度公司的史料中說：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須將「一官」(指鄭芝龍)這一根刺從公司腳下拔除。1628年，鄭芝龍的船隊在廈門附近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隊發生了一場海戰。鄭芝龍使用火船戰術，派出深諳水性的船員駕著小船貼近荷蘭人的大船，向荷蘭船丟擲火罐，在小船上縱火後跳船逃逸，戰勝了荷軍。1639年又在湄洲外洋大敗荷軍，荷蘭人從此退出福建沿海。

　　鄭芝龍與荷蘭人的衝突，其實正是東亞海上貿易主導權之爭。

　　針對荷蘭人刁難、截捕鄭氏商船，加緊對在巴城及台灣的中國商人的迫害打擊，欺壓台灣民眾，鄭成功於1656年頒布了對荷蘭殖民者實行貿易制裁的法令，嚴禁中國商船前往巴城、台灣以及馬尼拉進行交易。東印度公司駐台灣長官揆一(Coyett)於1657年五月被迫派遣通事何斌到廈門「送外國寶物來求通商，願年輸餉銀五千兩、箭桴十萬枝，硫黃一千擔」，並以不再妨礙鄭成功派遣商船前往暹羅、占卑、彭亨、馬六甲及巴林邦等地通商為條件，要求鄭成功解除禁航令。鄭成功這才「遂許通商」，答應恢復與荷蘭人的通商關係。

　　重視商業細節

　　不管是作為一個海商領袖還是閩南軍政領導人，鄭成功都非常重視細節。

　　據《梅氏日記》記載，即使到了台灣，鄭成功仍然非常重視商業細節：「(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晨，我再跟隨國姓爺去鳳梨園的軍營。在渡航途中，他叫我坐在他後面，又交談起來。他問，公司的胡椒都從哪裡載來的？收購的價錢是多少？我回答說，是從爪哇和其它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和島嶼載來的，至於收購的價錢，因為我沒有擔任過這方面的工作，所以不知道。我一來亞洲就立刻被派來大員，到現在已連續在這裡十九年多了，不過相信，收購的價錢不會很高，因為他們也用胡椒支付船上的人和軍隊的一部分薪水，連船上最年輕的人，每個月薪水之外，也因此可多得約四、五荷盾。他又問，巴達維亞的總督肯不肯跟他貿易來往？他願意像日本人一樣，給我方的人那麼多自由和特權。我回答說，我不知道總督閣下對現在發生的事情(指收復台灣)想法如何？他說，我們公司一定要跟他貿易來往，不然胡椒要賣到哪裡去。」

　　從這些史書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鄭成功的經商頭腦。

　　儒商魅力四射

　　所謂儒商，據本人理解，應該是身體力行儒家「仁義禮智信」以及愛國親民等思想。作為鄭氏集團的領導者，鄭成功身上有著鮮明的儒家風範。

　　首先是仁心宅厚。據《廣陽雜記》記載，說鄭成功的叔叔鄭鴻逵晚年手腳萎縮，沒法行動，「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無敢食油，皆以供鴻逵之用也。」他病情越來越嚴重，另有一個金門醫生說把孕婦肚子里的胎兒取出燒成灰，只有服下這些葯才可治癒，「鴻逵即剖孕婦取胎為葯，未幾死。」鄭成功知道這件事情後，認為叔父為了自身的病痛不把別人的生命當命，非常氣憤，「賜姓殺醫以償母子之命。」這是發生在1657年的事，當時金門這個庸醫的殘忍處方確實害人不淺，鄭成功為那對死去的母子報了仇。

　　其次是忠孝觀點強烈。他事君以忠，史書上記載很多，此處不再重複。而鄭成功至孝史實卻鮮為人知。為紀念亡母，在廈門用黃金為母親田川氏打造了一尊金像，以沉香木為床，每天早晨晚上敬奉供品上香，「嘗金塑母像，謹祠之，懸以真珠簾。」

　　第三是設智囊機構。深受三國影響、以諸葛亮為榜樣的鄭成功，深知文官人才的重要性。為招納明室遺臣、縉紳，培育陣亡將士後代及死事諸將、侯、伯子侄，鄭成功設置了儲賢館、育胄館。這兩館成為他的重要智囊機構。鄭成功十分重視文教建設。永曆開科粵西，鄭成功資助路費，鼓勵諸生赴考。由於鄭成功以恢復明室為己任，禮賢敬能，明朝遺臣及不願臣服清朝的文人士大夫紛紛渡海來附，廈門雲集了一大批鴻儒學士，一時「島上衣冠濟濟，猶有昇平氣象。」鄭成功詩也寫得不錯，如復台詩：「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複先基。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

　　第四是忠義觀強烈。深受儒家忠君理論影響的鄭成功，非常反感賣主求榮之徒。1652年，閩浙總督陳錦率數萬援兵駐紮在同安縣，在牛蹄山被鄭成功殺得大敗。有天晚上，僕人李進忠偷偷溜進陳錦卧室，把陳錦殺了，砍下他的頭，再偷走陳錦的令箭，到廈門鄭成功處領賞。鄭成功對他說，「仆隸之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下無刑也。」先賞其功，再以其殺主人，下令「沉進忠於水」，而對他的家屬則給予優待和撫恤金。

　　精明變通

　　商人最重要的特質是比一般人先看到商機，福建商人的精明也有口皆碑。有一種說法，福建商人會在下雨時帶兩把傘，自己用一把，然後賣一把。鄭芝龍就是這樣精明的一個人。

　　1627年，福建大旱，出現嚴重的饑荒。鄭芝龍的對策就是將饑民帶到台灣去耕織。他廣貼告示招募願意到台灣謀生的饑民數萬人，作為地主，他用自己的庫銀分給每個饑民白銀三兩，三個人分給耕牛一頭，然後連人帶牛一起用自己的船運到台灣。這一招可謂一箭雙鵰，既為朝廷解決了福建饑荒可能引發的動蕩，又把自己在台灣老巢的勢力範圍和統治實力進一步擴展，增加了財路。凡饑民開墾的荒地都要向他繳租，也就都名副其實地成了他的產業，移民則隨時可以補充到他的隊伍，成為他的兵源。

　　鄭芝龍曾當過荷蘭人的翻譯，對荷蘭人的情況十分熟悉。之後，鄭芝龍在排除對手，消滅鍾斌、李魁奇，爭當海商集團領袖的過程中，得到荷蘭人的鼎力支持，雙方互動很好，荷蘭人常常從廈門登陸，與內地進行貿易，荷蘭長官還不時興緻勃勃地坐著轎子帶著隨從在安海城中遊玩。然而，1634年，荷蘭人不但燒毀了不少中國官方船隻，也焚毀了不少鄭芝龍的船隻，他與荷蘭人反目成仇。在交手中，鄭芝龍屢次處於上風，焚燒了荷蘭人引以為傲的夾板船。在鄭成功獨自撐起複明大旗的時期，他表現出與父親極為相似的互相利用而且日趨強勢的姿態，使荷蘭人對他既畏懼又不得不討好他，以便與其維持友好關係。在雙方交手中，荷蘭人吃了不少大虧。在荷蘭人駐台灣的長官卡薩寫給巴達維亞總督的一封信中說：「他握有一切權力，完全能夠禁止商人與大員貿易。」一次，鄭成功派到外面的船隻被荷蘭人沒收，鄭成功列出清單，要求補償。荷蘭人都給以了積極配合，並表示：儘管國姓爺要求歸還的貨物比實際拿去的多三倍，但是他們不想因為一件小事而和國姓爺爭辯，所以他們擬將貨物如數歸還。

　　超前的契約意識

　　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星期三，荷蘭人以荷文寫了條約十八條，鄭成功以中文寫了條約十六條，由雙方代表將已方的條約帶到大員市鎮的稅務所，各按本國的習俗，舉行誓約、簽字、蓋章的儀式，然後互換條約，完成締約的手續。這是中國有史以來以戰勝國身份跟外國簽的一個最有影響的和約，寶島台灣終於回到祖國懷抱。

　　至於交涉內容，鄭成功在第一回合就宣示了他的基本態度和原則，而且態度堅定，荷蘭人只好在遵循這些原則的基礎上，盡量爭取一點點利益，這樣使談判的天平向鄭軍傾斜。鄭成功在雙方簽署合約之後，還給荷方的小艇比荷方要求的多了一艘；對荷蘭人平安回到巴達維亞的航行中的各種需要，也都設想周到，盡量給以滿足，充分展現了鄭成功高超的談判能力和超前的契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