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把真實的東歐告訴你

　　1991年12月25日，成千上萬的人涌到莫斯科的紅場上，飄揚了69年的鐮刀鎚子紅旗緩緩降下，紅白藍的俄羅斯國旗升起，兩面旗幟的悄然更替，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疾速變革。

　　中國學者金雁正是成千上萬目擊者中的一員，與周圍或流淚或歡呼的人群相比，她的心情更為複雜：那個虎視眈眈的北方鄰居解體了，這多少讓她舒了一口氣。

　　與此同時，她有些失落，兩年前的政治風暴席捲了大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她無比失望地看到，作為一種信仰，共產主義一再失敗。她看到了制度的荒謬，也為蘇聯的覆滅感到悲涼。

　　紅場之後，她的人生發生了奇妙的改變。1989年風波之後，曾經的學界朋友開始走向故紙堆或者擁抱物質，她和丈夫秦暉反倒從書齋中走出，開始以自己的學科背景解釋現實世界。

　　1990年代初，中國問題情結成為金雁研究東歐俄羅斯問題的動力。她密切關注並親身體驗了蘇東劇變和經濟轉軌過程，《新餓鄉紀程》、《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火鳳凰與貓頭鷹》等著作成了國人解讀蘇東轉軌的必讀作品。

　　與此同時，一份在中國發行量極大的國際新聞報紙上也會不時出現東歐幾國的新聞，內容多是經濟轉軌如何糟糕，人民都在懷念往昔好日子，對中國發展模式無比嚮往，以及對美國俯首稱臣、實行民主制度帶來的社會亂象。

　　真的是這樣么？這裡面的信息有多少是被過濾的？有多少是被局部放大的？金雁在新著《從「東歐」到「新歐洲」——20年轉軌再回首》里寫出了另一個真實的東歐：

　　前東德人民確實在抱怨——兩德統一後，聯邦政府的福利政策非常優厚，前東德的人口紅利難以體現。前西德的發達企業寧肯跑去社會主義中國搞資本主義，也不到東德進行投資，結果在中國生產的德國品牌汽車比在本國生產的還要多。

　　東歐幾國先後經歷了私有化與政治改革過程，但結果卻是國內某些「消息人士」所詫異的：前共產黨在第一次政權更迭後下台，沒想到4年後通過選舉紛紛上台，左右更替的「輪流坐莊」執政成為常態。

　　東歐幾國的私有化並沒有出現國資被快速賤賣的結果，反倒是費時費力地在全民討論下緩慢進行，接下來展現各國特色的私有化方案付諸實施，雖然付出 了「交易成本」，但「吵在前頭」比「秋後算賬」有利是大眾認可的，即便「民主分家」在自由言論環境下仍可能「怨聲載道」，主張走回頭路的論調基本上沒有市 場。這情況反倒不如某些國家領導一聲令下，國有資產和學校、醫院一夜之間全賣光。

　　前共產黨政權通過選舉上台之後，對私有化十分賣力，絕對比右翼政黨上台更積極。反倒是民主派上台之後，考慮到選票，在私有化道路上遲疑不定，看一步走半步。

　　南聯盟前總統米洛舍維奇在中國曾經有不少粉絲，被一些發行量很大的報刊冠以「最後一個南共布爾什維克」、「鐵托第二」、「反美旗手」等榮譽，而 實際的情況是，米洛舍維奇是南共解體的最大推手、堅定的反對鐵托民族政策的民族主義者，為了和美國搞好關係，甚至用美籍南僑作總理。

　　國內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也曾經非常看重米氏，在聽金雁講述後大吃一驚，原來受騙已久。對南聯盟實際情況認識的缺乏，也讓決策層對南政策產生了錯 誤判斷。最典型的就是2000年大選前，米洛舍維奇已經眾叛親離，國內許多人還認為他在塞爾維亞深得人心，以致對米氏垮台不知所措。

　　撥開迷霧，金雁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東歐——「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那裡很好，不用中國同志擔心。

　　註定的東歐問題學者

　　和50年代出生的很多學者一樣，上山下鄉、插隊、灰皮書、77年恢復高考是金雁成長的關鍵詞。

　　「文革」前夕，她的父親，一名共產黨高級知識分子，在《九評》時闡發了一些自己的觀點，成為「修正主義分子」下放到甘肅農村勞改。作為「黑五類 子女」，金雁被剝奪了讀高中的權利。新學期開學時，她眼巴巴地看著去上學的同齡人從門前走過，坐在門檻上對父親說：「現在我真體會到了高玉寶的心情。」

　　父親對她說，我們家至少還有馬恩全集、列寧全集，你若真能讀完這些書幾個學校都畢業了。她先後自學了克斯敏斯基的《中世紀史》、安菲莫夫的《世界近代史》和潘克拉托娃、涅奇金娜的《蘇聯史》，基本上通讀了《列寧全集》。

　　一次讀書疑惑，金雁徒步40里去找爸爸，父女倆在麥草堆旁討論的議題是——「拿破崙戰爭」、「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此時，透過草帘子可以看見漫天飛雪。

　　為了能多看書，在供銷社期間她逢人就收集煤油票，為了可以點長明燈，她寧肯代別人值夜班巡崗。

　　這樣的經歷或許在旁人看來不可理解，但千里之外的廣西知青秦暉一定能理解。他此時正在圖書館學習那些「只給縣長看的書」。對此，秦暉先生曾經對本刊表示：「讀書為了免於精神饑渴；低調點說，是為求知而求知，高調點說，是為追求真理。」

　　從這個年代走過來的中國學人大多有過底層生活經驗：秦暉會修電機，帶領老鄉蓋水電站；張鳴在東北的農場里精通獸醫；朱學勤則一直津津樂道自己管子工的經歷……底層的經歷給了他們認識世界的全新角度。

　　丈夫秦暉

　　在中國的人文學者中，不乏夫妻雙雙取得極高成就者，比如錢鍾書和楊絳、陳樂民和資中筠。提起現在活躍在學術一線的夫妻組合，金雁和秦暉堪稱一時之選。

　　1978年，金雁和秦暉同時考取蘭州大學歷史系研究生，成為「文革」後第一批研究生。年紀最小的兩個學生，畢業後幾經波折一起分到了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1989年之前，兩人雖也關注現實，但始終保持一段距離——一個搞世界史，另一個搞中國史。風波之後，兩個人開始認真考慮中國問題，對國外則聚焦於東歐政治經濟的轉軌。

　　東歐劇變後的1990年，金雁正在波蘭做訪問學者。紛紜變化的現實和繁重的進修計劃，讓她糾結於「到底是讀書還是讀社會？」。最終來自國內的大 量需求，讓她決定做一個東歐轉型的「現場觀察者」——了解東歐轉軌初始狀態的機會難得，書可以回國以後補著讀。她抓住一切機會到現場收集信息，在第一時間 把所見所思反饋給國內。

　　那時國內知識界則遭遇了經年累月的政治學習，後來有人對金雁說，聽秦暉給他們轉述東歐的消息成了他們參加政治學習的動力。

　　信件有時通過熟人帶回國內投遞，有時是從波蘭、俄羅斯走國際郵件寄出，所以經常不是按寫信的時間順序收到。秦暉給金雁寫信抱怨說：「每天都要開 信箱去摸信，一連好幾天沒有摸到信了，我的手都被鐵皮信箱邊緣磨破了，但是還沒有摸到信。」金雁後來開玩笑回憶這段經歷說：「當然他不是對老婆消息的渴 望，而是對東歐信息的渴望。」

　　夫妻倆在學術上開始了全方位的配合。金雁精通俄語和波蘭語，秦暉熟諳英語和日語，兩個人的配合產生了化學反應。

　　他們指出蘇東的計劃經濟與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完全不是一回事，探討東歐幾國轉型選擇的歷史必然性與優缺點，而這些文章的立足點又都是針對中國現實。

　　一次，有媒體約金雁寫紀念柏林牆倒塌20周年的文章，金雁接了任務後臨時有事，而稿子才寫了兩段。她 「忽悠」秦暉說：「我送你半篇文章啊，署 名和稿費都歸你。」秦暉正忙於自己的寫作，懶得接「半茬子」活，但「救場如救火」，也顧不上討價還價，熬了一個通宵後趕在排版前最後一刻交稿，然後急忙趕 著上課去了。

　　在下海大潮湧起的時候，身邊的朋友紛紛另闢「戰場」，金雁對堅守書齋的意義也曾有過動搖。她很清楚，秦暉是不可能動搖的，為了保證丈夫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做學問，她也在猶豫是否搞一搞「雙軌制」。

　　秦暉對她說：「別人想不明白，我們搞歷史的還想不明白嗎？趕去做弄潮兒絕不是明智之舉，學術生涯的『斷裂』不是想續接就能續接得上的。這個時代 是需要人們思考的時代，是需要堅守的時代，是要有對自己準確定位的時代。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每個民族都需要有一批『為此準備』的人，在迷茫和困境中發 出理性的聲音，有『真誠』、有『功底』的歷史敘事不是隨便抓一個人就能做到的，能做到這一點，比世俗的『成功』或『過好日子』更有價值。」

　　這番話堅定了金雁的信念，現實生活中的「難以免俗」仍時不時挑戰她的決心，就像他們的朋友張鳴教授所說，做丈夫的在學術上總要壓妻子一頭。

　　這就有了他們夫婦曾經「三次離婚」的故事：1981年底從蘭大畢業來到陝西師大後，每個研究生能分一間房，學校以「你們是一家人」為由給秦金二 人分了一間房，他們問校房產科，如果我們離婚了是不是就可以每人一間，答曰，可以；學校評高級職稱時，系裡通知指標有限，「你們家就出一個好了」。金雁 問，派課、科研、指導學生怎麼沒此一說。答曰，誰讓你們是一家子呢；90年代初，兩人調入北京，一家人擠在三十多平米的陋室當中，只因為中央編譯局有規 定，如果配偶是副高以上職稱，住房由對方解決(秦暉此時是教授，而金雁是副研究員)。

　　每每遇到這種形而下的瑣事，金雁就恨恨地想，你們敢這樣，我們就離婚好了。可組織上知道他們伉儷情深，最後的結果當然是他們苦哈哈過日子。

　　去過秦暉、金雁家的人們都知道，這是一個龐雜、塞滿無數書籍、亂得無處下腳的地方，他們常說，人生最大的不幸在於一輩子的1/3時間都在找東 西。常常是一個人結束一項工作處在鬆弛的「調試期」的時候，另一個人正在「全力以赴」階段，使得兩人時常會因為對方擾亂了正常思維而拌嘴，「神仙眷侶」也 會遇到現實問題。

　　金雁認為虧欠了家人沒當好主婦，她總試圖露一手廚藝給秦暉改善生活。面對做好的一桌子菜，她信心滿滿地問丈夫，我做的飯和食堂比怎樣啊？得到的總是一句「漫不經心」的回答，「不就是下不下樓的區別嘛。」

　　談起這些形而下的生活問題，女主人金雁說：「錢多當然不燙手，沒錢的日子不也過來了，我就不信在200平米的豪宅里與沒有桌子坐在床上、爬在案板上寫的文章有什麼區別。」

　　記者正和她討論「轉型正義、社會公正」這些宏大命題，一個電話打了進來，她看了看號碼，沖著電話嚷：「馬上就回去啦，馬上給你們做飯去。」

　　女學者飄然而去。

　　對話金雁

　　人物周刊：東歐轉型期間，曾經的共產黨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紛紛通過選舉重新執政，而作為老大哥的俄共卻一直沒能上台，甚至逐步邊緣化，為什麼？

　　金雁：首先，東歐共產黨和蘇共不一樣，它們不是原生態的，基本上都是二戰後蘇聯扶植起來的，在共產黨之前，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更久遠一點，比如在 匈牙利，共產黨也比社會黨晚了40年。他們都基本上是在1948年共產黨情報局成立以後，由共產黨兼并了社會黨。現在基本上這些黨通過改名重建，又回到社 會民主黨的立場上來了。

　　轉型之後的東歐左派政黨不強調跟傳統共產黨的對接，而是與歐洲歷史上傳統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對接、與社會黨國際對接。民眾認為這是「改過自新」的左翼黨，是更加人道、更加符合歐洲精神的，保護弱勢群體的黨派，當然可以上台執政。

　　再有，共產黨執政那麼多年基層網路最健全、組織結構最完整、執政經驗最豐富，所以東歐這些國家基本上這幾輪選舉，每次都是右派這邊重新組合，但左派那邊還是前共產黨的那些人。他們政治人物處事低調，又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在左右輪流坐莊的狀態下自然就被選上了。

　　其次，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劇變之後，是那些反對派在「整」前共產黨人，其實往往是共產黨內反戈一擊者整自己人最厲害，原來體制內的人卻要以這樣的方式來表明與體制的決裂，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共產黨人整共產黨更凶、更內行。

　　東歐民間反對派都是草根階層，他們一來具有「道德優勢」，犯不著以這種方式表現自己；二來沒有「喝狼奶」的傳統，並不深諳殘酷的黨內鬥爭那一套路數。到最後看來，還是「黨內的同志整起人來有一套」。

　　俄共在葉利欽時代一度很有起色，普京上台以後俄共在外部打壓和內部鬥爭中每況愈下，像扶不起來的劉阿斗，黨員人數大大減少，從原來的五十多萬下 降到十幾萬人，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原因。久加諾夫說，「我們黨致力於恢復時代的繼承性、時代的聯繫。」他的最大的矛盾在於又要繼承俄羅斯傳統，又要繼承蘇 共的衣缽，而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

　　俄共現在每況愈下和它沒有任何理論創新有關，死守著「民族主義」這張最後的「王牌」，這是俄共在困境中無所選擇的選擇，但是現在這種民族主義和斯大林時代的民族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用以掩飾大國衰落，是民族支配感的支撐和凝聚力量。

　　有一個公式說俄共全部的內容是「蘇聯的官方意識形態+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東正教。他們自我麻醉地沉浸在蘇聯的輝煌之中，對俄共而言，「蘇聯不 僅是世界上第一個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它還使俄羅斯強國的歷史得以延續」，但是俄共的民族主義又面臨著普京的「統一俄羅斯」的挑戰和瓜分資源，難怪聲音 越來越微弱。

　　人物周刊：蘇東轉型對我們有什麼借鑒意義？

　　金雁：中國現在問題是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不配套，經濟問題可以說，可以討論，可以「試錯」；政治變成了一個「敏感」的領域。

　　我的觀點一直都是：經濟好的時候不主動改革，等到經濟不好時就脆弱到沒辦法改了，如果進入到這種惡性循環的狀態，民粹主義大潮再起，那時候就不是狗攆嚇破狼，而是羊攆嚇破狼了，這種局面就不是「圓桌會議」可以解決的了。

　　現在民間積累的怨氣已經很大了，遠遠超過了所謂的「文革」時期所說的「修正主義的黑17年」的「干群矛盾的激烈程度」。蘇東經驗告訴我們，矛盾硬按是按不住的，只要權威減弱就會有反彈，而靠強力和金錢的「維穩」手段總會有走到盡頭的一天。

　　人物周刊：東歐劇變過程中，基本上都是和平演變，是天鵝絨革命，為什麼他們能夠以不流血的方式轉變呢？

　　金雁：首先是內在的動力，其次是比較良性的社會互動，其次是軍隊的態度，在經歷了1956、1968年的鎮壓之後，本國軍隊不願意手上沾血。沒有了軍隊作後盾，執政黨和反對黨就靠大家制定的規則來博弈。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這些國家能避免腐敗主要有4個原因——反對派、宗教、新聞監督、高薪養廉，宗教在這些國家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金雁：東歐人說，在物質化的社會中，宗教對人的精神支撐是最後的一塊沃土。宗教無論在極權社會還是在經濟大潮中都能體現著一種對彼岸世界的追 求，體現著一種反對物質化和功利化的價值目標。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需要有一些人從事拯救靈魂、拯救道德的「內在追求」。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路標派」， 一批曾經熱衷於政治的學者為了治癒俄國思想道德的「貧血症」走上「基督之路」，從事「心靈」的拯救。

　　宗教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準則，劇變後導致的「精神空場」和道德「真空」，部分由宗教填補。在一些東歐國家，由於教會在國家危難的時候具有的犧牲 精神，它比任何政府、黨派都更具有強大的氣場，目前道德的光環與「批判資本主義」的旗幟一直掌握在教會手中。蘇聯時期波蘭的統一工人黨是惟一允許教徒入黨 的，波軍總政治部甚至有副部長級中將神父職務。如果堅持唯物主義的統一工人黨沒有這一條，共產黨就不可能有群眾。

　　東歐各國內部本來就積蓄著長期的民主化衝動，有公民社會的暗流，也有教會的作用，所以東歐與俄羅斯不同的是沒有出現「意識形態空白」問題，思想 轉換與過渡基本沒有落差。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宗教的反腐敗、平衡、心理醫治、疏導、誠信、慈善作用十分明顯。波蘭教會與俄羅斯東正教相比，比較開明，有許 多適應時代的改進，比較年輕化、時代化。教會介入政治是違反歐洲現行的一些規則的。目前是：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

　　基本上一個社區都是以一個教堂為活動中心的。教堂不但是人們的聚集的場所，也是青少年學習歷史的博物館，還是聯誼紐帶、老年活動室(唱詩班的合 唱團)、心理疏導處(懺悔聆聽)、貧困急救站、婚喪、新生兒出生等人生大事的主要平台。每年到深秋教堂都會舉行義賣，賑災募捐、慈善救助。

　　人物周刊：為什麼我們身邊的輿論會對東歐有如此大的偏見？為什麼會有東歐今不如昔的錯覺？

　　金雁：東歐人懷舊情緒確實也有，他們光靠著斯大林這些紅色歷史人物作旅遊產品，不知道賺了多少錢，現在生產的蘇聯時期的徽章、郵票、軍帽服裝一 點也不少，是一大旅遊產品。你如果問：既然你們這麼喜歡，是不是想回到那個時代，他們就會說了，法國人喜歡拿破崙，德國人喜歡俾斯麥，並不表示他們願意回 到帝國時代。

　　對一些銀髮老人來說，他們覺得自己不適應市場經濟變革，會懷念自己的青春時代，任何社會都有懷舊的人，只是懷舊沒有意識形態色彩。

　　現在東歐各國的新聞媒體都是多元的，媒體的規律你是了解的，喜歡「轟動」、喜歡「熱鬧」，喜歡批判，一有事媒體就高興，一有亂子媒體就有事幹了。天下都一樣，平淡如水、千篇一律，媒體豈不是要失業了？

　　大的黨派都有自己的媒體，在野在朝都會針對對方有所批判。如果習慣了國內整齊劃一的媒體，猛然間的確會不習慣、會感覺很亂，因為大家都在批評。他們覺得很正常，倒是共產黨時代的輿論一致顯得不正常。

　　比較對象也不同，我們總是跟1949年之前比，東歐人既不跟建國的時候比，也不和二戰勝利以後比，而是跟老歐洲比，只做橫向不做縱向比，這樣的比較自然會有差距。

　　我以前也有一個心結，為什麼國內報道總是東歐如何糟糕，所引證的數字也的確來自所在國家，等去了一看就明白了，看電視、看報紙反映的問題只是一 種表達方式，這和我們正好相反。從我們的媒體中，我們看到中國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前所未有的好，但現實當中的狀況，你們做媒體的應該比我更清楚。

　　同樣道理，東歐老百姓的日子該咋過還咋過，而且比我們更安逸、更和諧、更休閑，城鄉差別也不大，社會分化也沒有中國顯著。老百姓過得優哉優哉， 節奏比較慢，透露著一股悠閑的勁頭，到處都是露天歌劇場、曬日光浴的人，到處都是咖啡館、啤酒館，這個時候你去東歐，生意都沒法做，人們都去休假了。整個 夏天都是「追逐太陽」的季節，都是人們享受大自然的季節，沒有去哪裡度假，那就不叫過夏天，頂不濟也要到自己鄉下的別墅里接接地氣。

　　人物周刊：轉型後對前朝官員的審判，比如電影《竊聽風暴》里的主人公和他的上級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