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張東寶

2010年9月5日，大陸文化部部長蔡武，以中華文化聯誼會名譽會長的身份訪問了台灣。訪台期間，蔡武特地到位於東吳大學的錢穆故居參觀，他傾聽了錢穆弟子、台北藝術大學教授辛意雲的解說，了解了錢穆生前在台灣教授國學的歷歷往事，對編著《國史大綱》、寫過《先秦諸子系年》等巨著的錢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流露出對一代史學大師的無限追思。在得知錢穆遺孀錢胡美琦決定將《錢穆全集》一字不改，並以繁體直排方式在大陸發行時，蔡武認為，這不但是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一環和傳承，而且「也是一件盛事嘛！」。一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錢穆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見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錢穆評傳》1995年版，此書乃組編《國學大師叢書》的友人錢宏贈送）。錢氏家世貧苦，幼時喪父，中學畢業即無力求學，以自學成才，實一大奇蹟。他自1912年始，在鄉村任小學教師，自1922年始，在廈門、無錫、蘇州等地任中學教師。1930年，他由歷史學家顧頡剛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學執教，從此躋身學術界。抗戰以前，錢穆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教授，講授先秦及近三百年來學術思想史，出版有關著作，其學術名流地位已逐漸確立。抗戰爆發，他隨北大南渡，以強烈的民族感情和憂患意識，潛心著《國史大綱》。這部著作於1940年出版之後，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青年學子，激發了他們抗日救亡的熱忱。海外著名學者、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先生在談到錢穆時說：「無錫人都很佩服賓四先生，他是自己學出來的，真是聰明，……《國史大綱》是民族史觀」（見《許悼雲談話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抗戰八年，錢穆先後在西南聯合大學、成都齊魯大學、嘉定武漢大學、遵義浙江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等校主講文史課程，極著影響。抗戰勝利後，1946年至1949年，他曾執教於昆明五華書院、雲南大學、無錫江南大學、廣州私立華僑大學。錢穆於1949年移居香港，當年及次年與唐君毅、張丕介等先生在艱難困苦中正式創建新亞書院，任院長。自此，錢、唐諸先生慘淡經營的新亞書院成為護持祖國傳統文化的重鎮，造就了許多人才，培育了可貴的新亞精神。上世紀50年代，他曾獲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稱號。60年代，他曾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獲耶魯大學名譽人文學博士稱號，亦曾講學於馬來西亞大學。錢穆於1967年離開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任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及台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錢穆博通經史文學，擅長考據，一生勤勉，著述不倦。他畢生著書七十餘種，共約一千四百萬字，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通論方面，多有創穫，尤其在先秦學術史、秦漢史、兩漢經學、宋明理學、近世思想史等領域，造詣甚深。他的煌煌大著《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等，以及關於中國學術思想史的其他研究成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後世學者已經並必將繼續產生重大的影響。20世紀是我國傳統精神飽受摧殘的世紀。無論是西化派還是俄化派，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激進主義，都把民族的文化視為現代化的絆腳石，不加分析地毀辱傳統，極大地傷害了民族精神之根。錢穆先生則以整個的身心、全部的生命，捍衛、弘揚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精華，抗拒著工業化、商業化的現代社會對人性的肢解，抗拒著歐風美雨狂飈突進時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負著「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是我們民族的真正的脊樑！《錢穆評傳》一書的作者郭齊勇、汪學群曾感慨地在書中寫道：「20世紀的學術思想史昭示我們，真正深刻的、有識見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聲名赫赫的人物，而是潛光含章，剖視時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蘊的人物。錢先生正是這樣的人！」武漢大學教授李德永則在該書的序言中說：「他粹然儒者氣象……『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厄，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谉，時切其向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宋明理學概述·自序》）。這種『未嘗敢』的緊迫感來自他對『國家民族世道人心』的責任感。為了迎擊民族虛無主義的狂潮，他義憤填膺，激情滿懷，終其生，誨人不倦，著述不止，全身心地投入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發掘、疏理與弘揚的事業之中。他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古訓詮釋為為了正義事業而勇於承擔、敢於犧牲、樂於創造的道德精神。他認為這種高尚的道德精神就是人生的生命、價值之所在。有了這種精神就會有對正義事業的嚮往與追求，就會現實地化為有益於社會、國家、民族的德業與事功，就會在宇宙乾坤面前顯現人性的尊嚴、人格的偉大。對於這一人生真義，他志好之，樂言之，力行之，直到九六高齡臨終前三個月還以『天人合一』這一儒家傳統人生哲學問題『專一玩味』，由於最終『澈悟』而感到『快慰』。錢老確乎實踐了儒家傳統頌揚的那種『生由乎是，死由乎是』的『德操』之美」。錢穆倡導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滿懷「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反對偏激的民族虛無主義。他指出，歷史是一種經驗，一個生命；民族精神即文化精神，也即歷史精神。他指出：「歷史與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表現。所以沒有歷史，沒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與存在。如是，我們可以說：研究歷史，就是研究此歷史背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我們要把握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歷史上去下工夫」（見《中國歷史精神》，1964年香港版）。他認為，歷史生命與文化生命在變化中有持續，在持續中有變化。「研究文化生命，歷史生命，該注意其長時間持續中之不斷的變化，與不斷的翻新。要在永恆中有日新萬變，又要在日新萬變中認識其永恆持續的精神，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義和最高價值之所在」（同上）。他主張吸收、融合世界各國文化新精神以求「變」求「新」，同時致力於發掘中國文化系統的獨特性，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抱著無比堅定的信心。他致力於重建中華人文精神，重建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對中國歷史的尊重，堅信中國文化調整和更新的動力必定來自自身文化系統的內部，希冀「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作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國史大綱·引論》）。錢穆一生把為學與做人密切地結合起來，更強調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華民族危亡和中國文化日漸衰弱的年代中度過的。他不辭辛勞地講學、辦學、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把全部的愛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偉業。他一生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共終始。他說：「余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深博偉大，所知甚淺。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年迄於今茲，從未後人。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民國元年，我即在鄉村小學教書。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則莫非因國難之鼓勵，受國難之指導。我之演講，則皆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中國文化精神·序言》）。因此，他的著作字裡行間浸透了血和淚，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歷史意識，充滿了對過去的思念與敬意，對未來的企盼與信心。錢穆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以宏道為已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優良傳統，並以自己的行為，高尚的情操，激勵後人為弘揚中華文化而繼續努力奮鬥！他是我國20世紀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錢穆在談到傳統時曾說：「我特別喜歡『傳統』二字，因這傳統二字，極端重要。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必然有它的傳統，並沒有平地拔起，憑空產生，來一個無傳統的民族與國家。西方人極看重他們自己的傳統，如法國有法國的傳統，英國有英國的傳統，美國有美國的傳統，所以英國不全像法國，美國也不全像英國。……若我們要學西方人，便也該學他們尊傳統的精神，來尊我們東方自己的傳統。尊傳統並非守舊，在各自傳統之下，不妨有各自的新。……傳統雖要尊，但必需隨時變。但無論如何變，不能喪失了自己的傳統。如漢城（筆者註：今稱『首爾』）只能變成一新漢城，不能把漢城變成巴黎、倫敦和紐約、華盛頓」（見《國史新論》，三聯書店2001年版）。錢穆認為：「全部中國思想史，亦可謂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導，或重心，或是出發點與歸宿點，則必然在教育。中國一切教育思想，又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作人』，即所謂做人的道理。如儒、如黑、如道，何嘗不是都講的做人道理。即從政做官，亦只是做人道理中之一枝一節。……故中國傳統思想，則必帶有教育成分。中國一思想家，同時必是一教育家。中國人看重一思想家，不僅是看重其思想與著作，同時必看重其人，看重其實際人生中之一切行為」。「知識技能在外，心情德性在內。做人條件，內部的心情德性，更重要過外面的知識技能。孔子以六藝設教，但所重更在教仁、教恕、教樂、教不慍。……孟子曰：『如時雨化之』。一經時雨之降，那泥土中本所自有之肥料養分，便自化了。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花草萬木，本各有生，經春風吹拂，生意便蓬勃。此番生意，則只在花草萬木之本身。在春風中坐，只是說在已心中不斷有生機生意。中國人稱教育，常曰『春風化雨』，所要講究者，亦即春風化雨中之此身。故《中庸》乃特地提出一『育』字，曰『萬物有育焉』，又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又提出一『化』字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切人事皆須有外面之教，而人生之內在則必須有育。故《易》曰：『果行育德』。天地功能則曰『化育』。化則由外向內，育則由內向外。育即是一種內在生命之各自成長。只在外面加以一啟發，加以一方便。故又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育人類內在生命之成長，乃用百年長時期作一單位來計算，不如樹木之短期十年可冀。中國教育大理想在此，文化大精神在此」（同上）。作為一代國學大師，錢穆與其他思想家、教育家不同，他既沒有念過大學，非學院派；更沒有留過洋，也非西洋派。他來自中國社會最底層的鄉村，正是中國民間鄉村的補實無華，鑄造了他既堅實又偉大的學術與人生。他是從鄉土中國走出來的一代史學巨擘，一位營造「文化中國」的前驅。錢穆七歲入私塾，十歲進無錫盪口鎮的新式小學果育學校。果育學校由盪口鎮華子才先生私人創辦。學校分高初兩級，各四年。當時教文史的老師不太受人特別重視，而教理化自然科學的老師則很難聘請到。教體操和唱歌的老師尤為一校乃至一鎮之眾望所歸。讀小學期間，對錢穆以後影響很大的有以下幾位老師。當時教體操的先生是錢穆的同族伯圭先生，他曾遊學於上海，是當時的革命黨人。一天，他問錢穆，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回答，是。伯圭先生說，這種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頭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這是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因此才有這種狀態。如今歐洲諸國合了就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以後應該向他們學習。伯圭先生這一席話常常迴響在錢穆的腦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誰優誰劣，這一問題困擾著近代中國人，錢穆一生也被困在此一問題內。正如他指出：「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版）。錢穆升級後，國文老師是華山先生，錢穆因作文優秀又升一級。華山先生贈錢穆《修學篇》一書，是蔣百里翻譯的日本人的著作。書中網羅西歐英法諸國不經學校自修苦學成才數十人，並一一記述這些自學成才者苦學的經過，對錢穆影響很大。他儘管沒有上大學，仍有志苦學不倦，是受著此書的影響。錢穆升入高級班，國文老師是顧子重。顧先生學貫新舊中西，尤其精通史地。後來錢穆治學喜歡史地，導源於顧先生。他對錢的才華十分器重，曾稱讚錢氏「文氣浩蕩，他日有進，當能學韓愈」。在果育學校使錢穆終生難忘的還有倩朔先生的弟弟紫翔先生，他教授經史子集，無所不包。錢穆治學喜歡從歷史流變著手，尋求其淵源宗旨所在，多得力於紫翔先生的教誨。錢穆在果育小學四年，遇到了眾多良師，加上自己努力勤奮好學，為今後從事學術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錢穆十三歲入常州中學，開始了三年多的中學生活。這時已是光緒末年。在中學時代給錢穆記憶最深的有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他任歷史、地理兩門課，是當時諸位先生中最年輕的一位。呂思勉先生不修邊幅，上課很吸引人。後來，呂思勉先生成名後，錢穆還與呂思勉先生多次通信，討教經學上的今古文等學術問題，並請呂先生校改《國史大綱》。他們之間的往來一直到1949年。呂先生的教誨之恩使錢穆終生難忘。1910年，由於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學校被迫解散，錢穆回到家鄉，從此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開始了他鄉間教書的生涯。1912年，錢穆十八歲，開始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教。錢穆決定應聘執教三兼小學，是因為家貧，升學無望，所以一邊教書，一邊自學，刻苦攻讀，進步很快。他先讀完《孟子》，在家裡從父親遺書中發現大字木刻《史記》一書，便愛不釋手讀下去。又發現毛大可的《四書改錯》一書，他精心閱讀，發現朱子四書注居然也有許多錯誤，他感到大為驚奇。通過對這些書籍的鑽研，而了解清代乾嘉諸儒及其學術。錢穆在小學任教，心中常對未能進入大學就讀而感到遺憾。見北京大學招生廣告登載：投考者須先讀章學誠《文史通義》，他當時夢想得到章氏一些不多見的書。二十年後在北京大學教書時，他果然見到章氏這些稀有著作。可以看出錢穆儘管沒有機會在北大念書，而後來卻能執教於北大，是有因緣的。他愛讀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因此書是北京大學的教科書。這本書對錢穆影響很大，使他得益非淺。如錢穆知道經學上有今文古文的區別，夏氏書的最後附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等，才知道年表的重要。後來他著《先秦諸子系年》修改《史記·六國年表》是受夏氏的啟發。1914年錢穆轉入無錫縣第四高等小學任教。儘管鄉間教書工作很繁雜，但他能見縫插針，善於擠時間，哪怕是吃飯、課間休息、上廁所都在看書。夏天為防蚊叮，他將雙足放在瓮中堅持夜讀，致使他能博覽群書。他又效法古人剛日誦經，柔日讀史的方法，定於每日清晨必讀經、子等難讀之書，夜晚後開始讀史書，中間上下午讀一些閑雜書，科學地安排時間。錢穆也很愛讀《六祖壇經》等佛學書籍，他後來研究佛學是從這裡開始的。1917年秋，錢穆完婚。1918年是錢穆讀書靜坐最專最勤的一年。他銳意學靜坐，每天下午四點後必在寢室靜坐，由此他體悟到人生最大學問在求能虛此心。心虛才能靜，才能排除心中雜念，才能專心致志攻讀和思考問題。1927年秋，錢穆開始在蘇州省立中學任教。他來蘇州中學後，任最高班的國文課，並任全校國文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1928年春，是他任教的第二個學期。時有方壯猷為胡適《章實齋年譜》作補編，一天到蘇州相訪，告知錢穆，商務印書館編《萬有文庫》，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無人承擔，錢穆於是接受了此項任務，他日以繼夜地趕寫，不久兩書寫成，收入《萬有文庫》。這一年夏，他應蘇州青年會學術講演會之邀，講演「易經研究」一題，後收入《中國學術思想論叢》第一冊中。1928年夏秋之際，他的妻子及新生嬰兒相繼死去。當時其兄聲一先生執教於無錫榮巷中學，聞訊後速回家幫他料理後事，因勞傷過度，舊病突發，不幸也溘然長逝。兩個月之內，連遭三喪，對錢穆的打擊是可想而知了。翌年，錢穆在蘇州續弦，開始了新的生活。1930年，常和錢穆通訊論學的蒙文通在南京支那內學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一天來到蘇州與錢穆相見，兩人遊山玩水，暢談古今達數日，真是痛快之至。蒙先生讀到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初稿評價道：「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前輩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經蒙文通推薦，錢氏有關墨家諸篇發表在南京一個雜誌上。這是他《先秦諸子系年》最先發表的一部分。一天，胡適前來蘇州女子師範演講，欲與錢穆相見。胡適說，我來蘇州有兩件事，一是購買《江堤詩集》，二是想見見錢穆。據說，胡、錢二人初次晤面，錢氏便將久縈胸中不得其解的一「僻題」向胡適請教，胡適無以答。此事透露出錢氏的質補和不諳世故，也顯示了胡適尺有所短的尷尬和錢穆尋覓知音的失望情態。錢穆八十歲時撰《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追述其經歷和交遊，實乃自傳，而內中載述胡適之處尤多。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學，胡適和錢穆堪稱講課最叫座的兩位教授，這不僅因為他們二人講課生動精彩，還由於彼此學術觀點對立相左。不過，就文化意義而言，錢穆一生大部分時間是處在「胡適的時代」里，此乃無從選擇的文化氛圍，欲求解脫而不得。錢穆終其一生都在與這種思想環境奮力抗爭，雖非踽踽獨行，了無知音，卻也近乎與失落無奈的文化心態相伴始終，而這恰是他孤憤著書立說，『為國故招魂』的動因所在（見2009年第8期《讀書》，張曉唯之《錢穆的「胡適情結」》一文）。對「新文化運動中之一切流弊」甚為反感的錢穆，曾自述：每讀報章雜誌及當時新著作，竊疑其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按之舊籍，知其不然，「乃不免向時賢稍有爭諫」。他後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即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遺害深遠。秉此觀念，錢穆「自入北大即加入了一是非場中，自知所言觸處有忤」。他和胡適分別講授的課程之所以吸引學生，原因之一是他們觀點對立，錢氏稱「大凡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抗戰前夕的1937年初，錢穆在他剛剛殺青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將自己受壓抑的心情公開袒露出來：「今日『言政則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桿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污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其不詆呵而揶揄之，為賢矣！』」顯然，錢穆為自身鳴不平，也在為世道人心而哀怨。錢穆經歷了北平知識界向西南邊陲的戰略大遷徒，在西南聯大成立之初仍執掌教鞭，而以授課之餘避居小城宜良潛心著述，終以十三個月之功完成《國史大綱》五十餘萬字的編撰工作。錢穆的戰時經歷與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戰爭體驗相一致，稍不同者，他的勤勉治學及抗干擾能力顯然更強。錢穆的信念是：「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已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正是這種看似遺世自處的淡定，成全了這位人文學者與時代需求之間的高度契合。翻開《國史大綱》，卷首語寫道：「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此番鏗鏘之聲，回蕩於國難當頭的九州域內，所引發的效應是巨大的。當年許多學生曾爭相傳抄、誦讀此書。尤其是先期發表的該書「引論」，觸及「五四」以來思想和歷史學領域的許多關鍵問題，幾乎是錢穆對舉凡涉及中國歷史文化的主要「謬說」所做的一次總清算。其中，他特別反對用西方理論裁套中國歷史的做法：「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勇於據他人之說，別有存心藉為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陳寅恪稱「引論」是值得一讀的「大文章」，據傳錢玄同亦受此書觸動而有所啟悟。總之，錢穆因不平而鳴，因應時代，在思想學術界引發絕大反響。錢穆信奉「學問之事，貴能孤往」。在近代學人中錢穆堪稱耐得住大寂寞之人，與胡適相比，錢穆終其一生大體保持「處士」之身。相反，學界中的沈尹默指責胡適為「官僚型學者」。上世紀三十年代一些後起學人對胡適不太信服，蓋與其盛名之下夾雜非學術因素有關。梁宗岱甚至認為：「胡適在一定程度上敗壞了我們的學風，做學問既不紮實，又不誠實，一味趕時髦，求虛名」。話雖尖刻卻，也有幾分實情。就學術生命而言，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胡適似已江郎才盡，他在台灣島內的幾次演講，老調重彈，了無新意，難怪他的論敵群起攻之。而錢穆的學術之火則頗旺，他著書頻頻，且得享高壽，直到耄耋之年，仍不斷推出新著，致令胡適的學生一輩也不得不佩服。少年得志的胡適倘地下有知，是否也會唏噓感嘆而望塵莫及？1949年以後，胡適和錢穆先後避走海外，退居台灣。錢穆在八十九歲高齡所作的《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序言中寫道：「適之提倡新文化運動，……凡屬中國舊學，逐一加以批評，無一人一書足資敬佩。……適之晚年在台灣出席夏威夷召開之世界哲學會議，會中請中、日、印三國學人各介紹其本國之哲學。日、印兩國出席人，皆分別介紹。獨適之宣講杜威哲學，於中國方面一字不提。」文章對胡適一以貫之的全盤西化論甚為不滿。二1930年，顧頡剛兼任北平燕京大學學報編輯時，錢穆便把寫好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交給他，不久刊在《燕京學報》第七期上。《向歆年譜》一文，是對多年籠罩中國經學研究的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一次有力的批判。錢穆舉證詳實，立意明確，凡是康有為曲解史文，抹煞反證之處，均一一歷指而道其原委，指出《新學偽經考》關於劉歆偽造經書一說不可通之點有二十八處。最重要的是，按照劉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為的錯誤曲解一目了然。自錢穆發表此文以後，名聲大噪，學術界均佩服錢穆慧眼獨識，碩學通儒群推之為劃時代的傑作。經顧頡剛推薦，燕京大學聘請錢穆去燕大任教。這樣錢穆就結束了早年的求學教書艱苦的年代，從此開始了人生和學術方面的重大轉折。縱觀錢穆早期的學習與教書生涯，一是天資聰明，勤奮苦讀，二是慶幸遇到了那麼多的良師益友，使他在學校讀書期間養成了一個良好的學習習慣，並在以後長達十多年的鄉間教書過程中，發奮苦讀，積累了大量有關經、史、子、集方面的資料，為日後創立自己獨特的史學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錢穆進入燕京大學，一切都給他以新鮮之感。當時他住在朗潤園。他初到北京，即與潘佑蓀、顧頡剛、郭紹虞等教授經常交往，無身居異地之感。燕京大學是教會學校，校長由中國教育部規定，必須任用中國人，但只是徒有虛名而已。大學校務全由司徒雷登一人主持。一次，司徒雷登在學校設宴，並問諸人到校印象。錢穆直接答道，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入校門馬上就看見有「M」樓，「S」樓的字樣，這是什麼意思？後來燕大特為此召開校務會議，把S樓變成錢樓，M樓變成穆樓。錢穆後來還為燕大校園中的一個湖取名為「未名湖」。由此可見，錢穆一進大學就反映出他強烈的民族意識。1931年夏天，錢穆應聘執教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上古史、秦漢史。這兩門都是由學校指定的必修課。在北大期間，錢穆不僅教學，而且還從事學術研究，把教學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他先後出版了兩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諸子系年》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得到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先生對錢著評價很高。楊樹達在日記中寫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散後，偕陳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此書實為清代考證諸子之學的總結。1937年5月，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他在北大上課的講義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錢穆寫此書的主旨在於：「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錢穆在書中痛斥滿清諸帝「壞學術、毀風俗、戕人才」，由於他們的高壓政策，使得學者們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繼逃避現實，躲藏在故紙叢碎中討生活。《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也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楊樹達在日記中提到：「1943年7月26日。閱錢賓四（穆）《近三百年學術史》。『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文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同上）。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儘管校圖書館有豐富的藏書可供參考，但錢穆仍不斷購買書籍，先後購書五萬冊。他為了盡量多買些書而節衣縮食。1937年，在西南聯合大學期間，錢穆寫成《國史大綱》。全書前有引論，指出當前中國迫切需要寫一部新通史，而這種新通史應具備下列條件：（1）能將我國民族以往文化演進的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的人們提供所必要的知識。（2）應能在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今中國種種複雜難解的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的人所必備參考。前者在於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於消極的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徵候，為改進當前方案所本。這可說是錢穆撰寫此書的主旨。錢穆在此書指出，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個任務，在於能在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中國歷史的演進，其基本精神表現在學術思想文化演進上是和平與大同，協調與融化，與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於探尋國史真諦，而勇於依據他人之說，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他反覆強調中西文化演進不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歷史來套用中國歷史，肯定不同國家民族之間文化的特殊性、差異性，以及文化價值的相對性。有些讀史的人，不明白這部史書的布局，何以詳於漢唐而略於遼金元清，詳於中國而略於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詳於制度而略於人事，詳於文化而略於戰爭？因為遼、金、元、清是異族統治中國的時代，在歷史上稱之為亂世，漢唐是華夏民族治理中國的時代，在歷史上稱之為治世。如果治亂不分，內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國豈不是可以根據遼、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順地擁有與統治我廣土眾民嗎？《國史大綱》中，如「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西漢文治政府之演進」、「東漢士族之新地位」、「魏晉南北朝之門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北宋士大夫之自覺與變法運動」，以及「唐以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各章最為精采。一般人講歷史，講的是《三國演義》式的歷史；錢穆講歷史，雖不動聽，但卻能深入問題的核心，由一個問題能延伸至一兩千年，由一點能擴大到全面。如田制，他能將西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再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每一個問題都能賦予一個新的生命，這一生命就是中國民族國家的生命。他完成《國史大綱》後，開始學習英文，並達到通讀西洋通史原文及全書的程度。據錢穆新亞時期的高足余英時回憶，錢穆在錄取他時能熟練地閱讀他的英文答卷。所以，認為錢穆不懂英文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總之，抗戰期間出版的《國史大綱》不僅從理論上全面闡述了中國不亡的原因，同時也指出中國歷史的獨特精神。錢穆認為講歷史必須將我國民族以往文化演進的真相告訴人們，並從過去歷史反映出今日中國問題之所在，目的在為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為改進當前治國的方案之依據。如在該書中一節有《論春秋戰國大勢》云：「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被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如商滅夏、周滅商、北魏南侵、遼金侵宋，清滅明，大都是後進的小邦從軍事上征服了先進的大邦，而後進的卻被先進的文化所同化，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逐漸擴大，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疆域大一統文化大一統的偉大土廣人眾的國家。由此可見，我們華夏民族文化悠久先進，具有強大生命力，錢穆這一論著，對抗日戰爭時期的軍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相信中國是不會被征服、被滅亡的。三1950年，錢穆等人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並任院長。書院的宗旨是：「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當時，許多大陸人流亡到香港，就像在大海上四處漂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託。在這種情況下，在這塊英國的殖民地上，錢穆創辦新亞書院，的確為內地來的師生提供了一個學習與工作的場所。錢穆等人費盡千辛萬苦，創辦新亞書院之目的有以下幾點：首先，要培養一種既有豐富知識，又懂得如何做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符合這雙重標準的才算是一個完整的人。要求學生在尋求科學知識的同時，要完成自己人格的修養，每個人應該憑著自己豐富的知識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去為國家民族作貢獻。其次，要求每一個中國青年必須重新認識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多多了解自己的文化，因為這關係中國民族的前途和命運。而中國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必要時應去為自己的民族而獻身，切莫為個人的自私和短見而忽略了這一大使命。第三，認為中國要現代化，我們必須在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民主精神，溝通中西文化，使中國文化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被世界人民所尊重。新亞書院規定了目標，並鼓勵學生去為之奮鬥，提出「生命奮鬥，就愈有價值，無奮鬥的生命，終將會枯萎」。新亞的校訓是「誠明」二字，取自《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由於錢穆及其同仁的辛勤耕耘，他們創辦新亞的理想，經過數年的艱辛，終於結出了碩果，培養了一批高質量的人才，引起了香港各方面的關注，獲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尊敬，並逐步得到國際承認與支持。1953年新亞書院得到美國雅禮董事會的贊助，即每年助款二萬五千美元。此時錢穆坦率相告，即使獲得資助，也不能改變新亞的辦學宗旨，不能把新亞變成一所教會學校，雅禮表示決不干預校政。不久又有美國福特基金會捐款，後來在哈佛燕京社的資助下，興辦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得到雅禮、哈佛燕京社等方面的資助，一時困難得到解決。為了表彰錢穆的貢獻，港督在香港大學1955年畢業生典禮上，授予錢穆名譽博士學位。不到一年，錢穆與新亞畢業的學生胡美琦女士結婚。1960年，錢穆出國講學，先後在美國的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講課和講演。在耶魯大學講課結束時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以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從英國經法國、義大利，最後回到香港。在出國講學期間，錢穆向西方廣泛地介紹了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了解中國，增進相互間的友好往來起了積極作用。在香港期間，錢穆還不斷完善、修補以前在大陸已經出版的著作，同時也撰寫新著。如《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莊子纂箋》等。《中國思想史》是一本簡明扼要的中國學術思想書籍，每一時期各提及主要的幾個思想家，提出他們幾個主要的思想理論，其餘都略而不論。作者以中國治學方法撰寫此書，從古至今，脈絡貫通，與其他有關這方面書相比更有中國味。讀《中國思想史》應與《宋明理學概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學概論》、《國史大綱》先後配合看，才能窺出錢穆對於中國思想史淵源演變發展的看法。《宋明理學概述》是錢穆研究理學的力作。要研究宋明理學家的思想，全祖望的《宋元學案》，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為兩大必備專書。兩學案均一一剖析各家學說的依據與要旨，但也都屬於大部頭的書籍，敘述又均限於一定形式，非有至大耐性，否則不易終卷。錢穆浸淫宋明理學前後達幾十年，而成此書，雖多取材於上兩部學案，但其取捨剪裁別具用心，排比詳略，自成系統，最主要在無門戶派別之見，於理學家的主張，力求客觀敘述，還其本來面目，以使其各顯特殊精彩，而不作興門戶黨伐，一反前人治理學的風氣與窠臼。《莊子纂箋》是錢穆研究庄學的佳作。他搜集材料，總共廣集古今庄注一百五十二家，去蕪存精，鉤勒箋注，使人讀《莊子》一索得解。箋注實非易事，有時甚至難於著作。考據、義理、辭章三方面都完備的箋注很難看到，而錢穆這本《莊子纂箋》概括上述三方面內容，的確是很難得的一本書。他追慕朱熹注四書的規範，指出清學對於《莊子》一書貢獻很小，遠不如魏晉宋明時期。如今，錢穆既精於辭章，又擅於考據，通於義理，三者兼顧，精粗並獲，已在清儒之上。他還出版了《庄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兩部著作。其中1954年寫的《孔子與春秋》最為卓識。此文將孔子與漢儒經學在兩漢歷史上地位與影響，以及漢以來的政治學術演變都闡述得明明白白，可謂傑作。1960年，錢穆等人為在香港弘揚中國文化，希望設立有別於香港大學英語教學的大學。錢穆提議，在香港這個特殊的地區，使用「中文」作為新大學名稱為好，並終將名稱定案。1967年，錢穆辭去新亞書院職務後，離開香港，定居台灣，開始他晚年的生活。在台期間，錢穆以著書讀書為主，以執教為副業。他努力編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共八冊。從1967年至1970年間，他先後幾次應邀去香港作講演。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從中國歷史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實際上是他數十年學術的總結。1981年，借著侄子錢偉長與長女、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易到香港作學術演講的機會，在新亞書院校長金耀基的安排下，年過八十的錢穆赴港探親。對於在大陸經歷過艱苦日子的子女，他勉勵道：「吃些苦沒什麼，只希望能做好一個中國人，用功讀書做學問。」1983年，北京大學教授朱光潛應邀到香港，參與中文大學「錢賓四先生文化學術講座」。錢穆為一會老友，不顧年邁，再次赴港，場面甚為感人。錢穆終生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但他不是醉心古董的書齋學者，而是具有強烈的現實感的歷史學家。他是為了解決中國今天的問題而去了解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的。民族虛無主義者把中國傳統說得漆黑一團，一無是處，要革新，只有盡變其「常」，走全盤西化之路。錢先生與此針鋒相對，對祖國傳統文化充滿了「溫情與敬意」，愛護傳統，尊重傳統。與西方文化比較起來，他強調中國文化在宇宙觀、人生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及文化精神、歷史走向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古與今、因與革的關係方面，他強調中國文化傳統的自身發展具有因革損益的變異性，經歷過去「遞傳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的積累與變異，才可能在今天「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因此，現代化是自身傳統的現代化，是具有中國傳統自身特色的現代化，「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參見《國史大綱·引論》）。錢穆曾說：「我到台灣來發現了兩人。一是鄭成功，一是吳鳳。有此兩人，我們來到台灣也不寂寞。我去美國，又知道一人。在他們南北戰爭時，有一位將軍退休了，家住紐約。這位將軍脾氣不大好，一生獨居，所用傭僕，一不開心，就罵就打，工人來一個跑一個。有一中國山東人，名叫丁龍，來到將軍家。這位將軍照樣打罵，丁龍生氣也跑了。隔不幾時，那將軍家裡起火，房子燒了一部分，丁龍又來了。那將軍詫異說：「你怎麼又來了？」丁龍說：「聽說你房子被火燒了，正要人幫忙。我們中國人相傳講孔子忠恕之道，我想我應該來。」這位將軍更驚異，說：「孔子是中國幾千年前大聖人，我不知道你還能讀中國古書，懂中國聖人之道。」丁龍說「我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父親講給我聽的。」那位將軍就說：「你雖不讀書，你父親卻是一學者。」丁龍說：「不是，我父親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祖父講給他聽的，連我祖父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曾祖父講給他聽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總之我家都是不讀書的種田漢出身。」那將軍甚感驚異，留了丁龍，從此主僕變成了朋友，那位將軍卻受了感化。等到丁龍要病死了，向那主人說：「我在你家一輩子。吃是你的，住是你的，還給我薪水。我也沒有家，沒有親戚朋友，這些錢都留下。現在我死了，把這些錢送還你，本來也是你的錢。」這位將軍更驚異了，想「怎麼中國社會會出這樣的人？」於是他就把丁龍這一小筆留下的薪金，又捐上自己一大筆，一起送給哥倫比亞大學，要在那裡特別設立一講座，專研究中國文化。這講座就叫「丁龍講座」。在全美國大學第一個設立專講中國文化的講座，就是哥倫比亞。現在美國到處研究中國文化，我想主要還該研究如何在中國社會能出像丁龍這樣的人，其實這故事並不簡單，非深入中國文化內里去，不易有解答。……這種故事太多了，不勝講。諸位若把這標準來看中國二十四史，除了政治家、軍事家、財政家、藝術家、學問家、宗教家等等，歷史上還有很多人物，只是赤裸裸的一個人，沒有什麼附帶的，也不要外在條件，只靠自己堂堂地做一人。現在我們大家要外在條件，覺得我們百不如人。若從歷史上講，時代不夠外在條件，人物不夠外在條件的也多得很。但孔子也是沒有外在條件，碰到魯哀公，衛靈公，碰來碰去總是不得意，然而孔子成為一大聖人。把我們今天的社會，和孔、孟時代相比，或許還好一點。比南宋亡國蒙古人跑進來，明朝亡國滿洲人跑進來，那更要好得多。比吳鳳從福建來台灣，比丁龍從山東去美國，我們也要好得多。我們且莫太講究外在條件，應該注意到我們內在條件。這樣始叫我們每個人都可做一個歷史的主人翁。每一人也有每一人的一段歷史，縱說是一段小歷史，如吳鳳，如丁龍，把這些小歷史合攏來，便成為一部中華民族的大歷史」（《國史新論》）。錢穆晚年由於眼睛患病，不能看書，但仍不忘弘揚中國文化，他謝絕拜訪，閉門在家，撰寫最後一部巨著《晚學盲言》（1967年由台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稿子寫成以後，請夫人讀給他聽，並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克服種種困難，終於在他九十二歲生日後的一百天寫完此書。此書共分九十篇，包括三大部分：一為宇宙天地自然部分，二為政治社會人文部分，三為德性行為修養部分。雖然書中每一篇各有其獨立性，但宗旨是一個，就是討論中西雙方文化的異同。通過比較中西異同，比較全面地再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與獨到之處，反映了他對中國文化前途充滿自信的喜悅心情。上世紀80年代，錢穆的孫女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她向祖父請教讀書方法。錢穆回信說：「《論語》外，須誦《孟子》、《大學》、《中庸》與《朱子章句集注》。《莊子》外，須誦《老子》。四書與老莊外，該讀《史記》，須全讀，不宜選讀，遇不易解處，約略讀過，遇能解又愛讀處，則仍須反覆多讀，仍盼能背誦……」要求孫女能背誦，作為祖父的他當然更能背誦，這也是那一代人的讀書功夫。錢穆在台北雙溪「素書樓」居住了20多年（此樓為蔣介石親令撥地，依夫人胡美琦女士所作圖樣建造。為紀念母親，錢穆命名此樓為「素書樓」）。1986年錢穆生辰那天，他在素書樓里為弟子們上了「最後一課」，並留下了最後的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從此，他便告別了杏壇。當年大師向圍坐在自己身邊的弟子作最後贈言的感人一幕，如今已經成為黑白影像，永遠定格在客廳的牆上。同年，錢穆應台灣《聯合月刊》雜誌之請，發表對國運和世局之意見，主張統一，並首次為大陸《人民日報》摘載。1990年6月1日，95歲高齡的錢穆不滿時任「立法委員」的陳水扁指控他霸佔公產，毅然搬離素書樓，住進了台北市杭州南路。現如今，陳水扁夫婦因貪污罪而進了監獄，真可說是老天有眼。1984年夏天，錢穆在大陸的子女前往香港為90歲的他舉行壽慶活動。這一次在新亞校園，錢穆與夫人得以與二子、二女、一孫兒、一孫女，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他還夢想著與大陸的親人再次相見，也很想回大陸一看，到無錫老家祭奠祖先、父母，憑弔師友的亡靈，追尋童年、少年時讀書的生活，以及在鄉間教書的往事。遺憾的是他的這一願望未能實現。錢穆，這位為弘揚中國文化奮鬥終身的國學大師，於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沒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國，也沒有到佛教中所希望的涅槃的彼岸世界，而是魂歸於「墳墓所在，父母之國」——祖國母親溫暖的沃土中。1990年9月26日，錢穆遺作——《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刊載於台灣《聯合報》。這表明，儘管令人敬佩的國學泰斗已經隕落，但他的浩然精神是不會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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