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守主義的前世今生（終）｜喬治·納什

按：終結篇總算來了～～

從政治上講，川普主義的先例可以追溯到參加1992年大選的羅斯·佩羅以及參加1996年大選的帕特里克·布坎南。從風格上講，2016年初，川普競選團隊引發的騷亂及其粗鄙的修辭讓人回想起1968年的喬治·華萊士。從意識形態上講，川普主義與那種反干預主義、反全球化、限制移民論以及「美國優先」的世界觀高度相似，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形色色的舊保守主義者提出過這類觀點。無怪乎，布坎南對川普當選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十分興奮。

譯註：羅斯·佩羅（Henry Ross Perot，1930～)，美國商人，曾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1992年總統大選，1996年以改革黨總統候選人參加總統大選。喬治·華萊士（George Corley Wallace，1919～1998) ，美國政治家、第45任阿拉巴馬州州長。曾以美國獨立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參加1968年大選。

除了將怒火對準左派精英（里根派民粹主義運動也是這麼做的），川普派民粹主義同時還攻擊右派精英，包括我們前文提及的巴克利—里根領導的保守主義知識運動。具體說來，川普主義刻意與先前的保守主義——即冷戰時代積極主動、國際主義的保守主義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支持自由貿易、供給側經濟意識形態的里根式保守主義——劃清界線。它不僅是對共和黨政治建制派的派性挑戰，而且也是對以巴克利《國家評論》為總部的保守主義建制派的意識形態挑戰。

那麼，這個粗野的猛獸，它的時辰已至？我相信，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在美國史上前所未有並且尚未充分展開的現象：一個意識形態雜亂、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者組成的黨派，同時集合了左翼和右翼的成分。從它的基本價值觀和公共政策關切上看，它更像法國的國民陣線、大不列顛的英國獨立黨、德國的選擇黨以及類似的歐洲抗議運動。上述政黨習慣上被視為右翼，不過其中的有些政黨在經濟政策上，持有國家主義和福利—國家主義的主張——川普主義在某些方面亦是如此。面對持續的經濟停滯、引發混亂的大規模移民模式，以及具有全球策劃能力、致命的恐怖主義狂熱分子，這些政黨紛紛做出回應。在支持脫歐的英國、歐洲大陸以及美國，土著居民正被以上原因攪得心神不寧。

川普主義及其歐洲的類似情況還有其它推動力：人們深信統治精英無能，而且無力讓事態好轉。2015年，唐納德·川普突然在政治舞台上亮相，許多觀察者注意到，他的感召力某種程度上來自他說話屢屢「越界」。而且他越是「越界」，越是受歡迎，在沒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中尤其如此。

期間發生了什麼？在過去的一年裡，川普主義的興起暴露了美國政治中一個潛在的危險的鴻溝：與其說是在傳統的左派和右派之間，不如說在社會經濟階層的上、下層之間。從川普身上，很多底層選民找到了一個表達絕望和憤怒的傳聲筒，他們受夠那些無知、傲慢的上層精英了。

另外，大眾傳播工具在結構和速度上的革命性轉變，也促成了川普主義者的「群眾的反叛」。在過去，民粹主義情緒的高漲通常和傳播技術的革新相一致，傳播技術的革新使得「小人物」更容易辨識和動員。傑克遜民主時代（1828～1860）目睹了廉價城市報的普及，這些小報一方面迎合了，另一方面也塑造了非精英讀者的品味和政治傾向。「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19世紀90年代，更是見證了聳人聽聞的「黃色新聞」（譯註：yellow journalism指不擇手段地誇張、渲染以招攬或影響讀者的新聞）的問世，此一時代的先驅是那個耀眼的報業大亨威廉·魯道夫·赫斯特，一個百萬富翁、民主黨人，在1904年，他還試圖角逐總統一職。在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休伊·朗、柯林神父（號稱「電台神父」）明顯受益於新廣播媒體的流行以及新聞短片——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在影院每周都會看到——的普及。20世紀50年代初，數以百萬計電視機的大規模行銷以及政治訪談類電視節目的興起，增加了約瑟夫·麥卡錫的知名度（儘管這個新媒介最終也毀了他）。

譯註：威廉·魯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 ，美國報紙出版商，建立了美國最大的報系，深刻影響了美國新聞業。著名電影《公民凱恩》（Citizen Kane）即是根據他的生平拍攝。

類似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嘉賓熱線節目、有線新聞廣播網、網路、智能手機以及社交媒體蔚為大觀，這極大地增強了「大眾的力量」，削弱了精英們控制和操縱公共輿論的能力。川普在2015、2016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於他嫻熟地運用這些相對晚近的新媒體——特別是是Facebook和Twitter——15年前，這些東西尚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紙媒時代的三大保守派機關報——《國家評論》、《評論》、《旗幟周刊》曾直言不諱地抵制川普，然而受歡迎的保守派脫口秀主持人和網站則滿腔熱忱地支持川普。

譯註：《國家評論》抵制川普由來已久，在共和黨黨內初選時，它明確為克魯茲站台。昨天小編看它的官網，其中有篇文章「Trump Supporters and 『Never Trump』 Conservatives, Reconcile」似乎有意和川普支持者和解，不過該期刊的基調仍然是和川普保持距離；據小編目力所見，福克斯新聞網在政治立場上明顯支持川普。

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推進，不論是在網路還是其它領域。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是：美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政治和文化重組，「全球主義者」和「跨國進步主義者」正在與那些「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競爭。在過去的一年裡，圍繞著這些斷層線的的爭議已經演變成一場美國右派的意識形態內戰：一場爭奪美國保守主義靈魂的鬥爭。

隨著辯論升級，許多保守派知識分子已經試著適應川普支持者的憤懣。在自由意志主義派社會學家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看來，「川普主義的核心真理是，全體美國勞工階層有充分的理由對統治階級不滿。」一般而言，保守派知識分子傾向於同意這種觀點。

但是，今天保守派面臨的問題，要比同情川普主義者的憤怒來得複雜。假如川普主義僅僅是經濟落後階層在強烈抗議，那麼國會及智庫里的保守派精英，只需敲定出一份有助於舒緩這種焦慮的法案就可以了。如果共和黨在2016年能夠拿下白宮，我們可以設想，為了迎合中產階級以及底層選民，他們將在國會山達成「交易」，加強對國界的控制、減少移民規模、改革稅法等。同時，我們也可以預想，他們也會出台那種刺激經濟增長、緩和川普派勞工階層苦痛的法案。

然而，這種和解還需克服兩大障礙。其一，川普主義及其保守派批評者的爭論不僅僅是圍繞著具體的政策細節，毋寧說是一場全面的觀念衝突，那種實用主義的妥協很難輕易平息分歧。在眾多保守派批評家看來，川普主義者不過是一群貿易保護主義者、本土主義者以及（外交政策上的）新孤立主義者的大雜燴。對川普主義者而言，保守派的國際主義已經是逝去時代的過時之物，供給側的經濟學（其衍生推論包括自由貿易、開放邊界、不受限制的移民）已經成為僵化的教義，在現實層面，它的後果對那些全球化的「輸家」（譯註：在美國主要是指勞工階層）是災難性的。

多年來，自里根時代以降，供給側經濟學在華盛頓的主要倡導者是那位已故的眾議員傑克·肯普。今天肯普的主要政治傳人（事實上擔任過他的演講稿撰寫人）是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目前沒有跡象表明瑞安在調整自己的肯普式價值觀。與之相似的是，《華爾街日報》——供給側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堡壘——的社論版似乎也無意屈服於川普主義者的猛攻。很難預想在原則和政治修辭層面，肯普主義如何與川普主義和解，不論是2016年大選前還是大選後。

譯註：保羅·瑞安是共和黨建制派精英、典型的自由意志主義者。

簡言之，川普主義者的民粹主義悍然挑戰了自1945年以來保守主義陣營的基本信條和基本觀點。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川普主義偏離了有限政府以及擁護自由市場的哲學，而這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古典自由主義者一貫信奉的。儘管禮節性地支持了生命權（the right to life，譯註：在這裡似乎是指胎兒的生命權）和宗教自由，實際上川普主義對傳統主義者和社會保守派所一向關心的宗教、道德和文化議題，並沒有多少興趣。在外交政策上，它嚴厲批評了保守派奠基於冷戰時代的國際主義，同時批判了許多鷹派和新保守主義者所秉持的「強硬的威爾遜主義」以及對普京治下俄國的不信任。川普主義大聲疾呼的，主要是多數保守主義者在國內外所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和「無方向感」。而這一點是否足以團結整個保守主義陣營，尚有待觀察。

川普主義所面臨的第二個，可能是更難以逾越的障礙是：這場運動的領導人的性格、脾性和資歷都受到質疑。那些發起「絕不支持川普」（Never Trump）運動的保守派，他們誓言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投川普，在他們看來，往好里說，川普是一個不學無術之人或狂歡節上的雜耍人；往壞里說，則是一個蠻橫的、初期法西斯黨徒。在川普的支持者看來，那些腐敗、固執的保守主義建制派才是真正的威脅，而且他們猛批建制派。這場意識形態的角斗逐漸演變成人身攻擊，而爭論一旦升級為人身攻擊則很難化解。

一批好鬥的異議者（可以稱之為「另類右派」或「極右派」）也加入到川普陣營，試圖按照民族—民粹主義路線重組共和黨，他們中的許多人公開支持白人民族主義和白人身份政治，並用最有冒犯性的言辭來辱罵保守派對手。許多巴克利—里根派的保守主義者，一向把自己的保守主義運動視為奠基於理念和不朽真理之上的知識大廈，而脫胎於「極右派」的強硬的種族—民族主義，則代表著一種「被壓抑者的回歸」，在這個問題上雙方似乎沒有妥協的餘地。

在這種群情激憤的形勢下，預言大選結果自然是愚蠢之舉。簡單說，自從我研究美國保守主義以來，右派內部的傾軋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似乎短期之內也不會消失。

現在，有人從這種刺耳的聲音里看到了保守派的活力，或許如此吧。但是，今天的保守派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需要聲音也更需要理智，需要原聲摘要（sound bites）也更需要論據，需要憤慨也更需要禮節。在這個充滿不滿的時節，我認為各派別的保守主義者都應後退一步，反躬自問：保守主義者想要什麼？他們應該要什麼？或許，回頭重新思考這些基本問題，有助於保守派知識分子理清思路、找回方向。

保守主義者想要什麼？用最基本的話說，我認為他們想要的東西和1945年以來絕大多數保守主義者想要的東西一樣：他們渴望自由；他們渴望過一種有道德的生活；他們渴望能夠免於來自國內外的威脅。他們渴望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政府能尊重和鼓勵人們的抱負，而不是亂加干涉。自由、美德、安全：這些目標正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傳統主義者和國家安全派的保守主義運動所追求的，就像過去的七十年那樣。換句話說，在我們保守主義者之間，還是存在些許聯合主義（fusionism）的。這正是我們立基的基礎，當然這種聯合尚需時日。

迄今為止，已經有三代保守主義者，致力於捍衛西方文明的知識和精神基礎：文明世界所需的正是自由、人道的生存方式。保守派深知我們人類在剛出生時無異於「粗野的野獸」，因此需要接受教化來認識自由和美德。選舉活動來來往往，但這個繁重的工作卻永無止境。

未來的幾個月（也許是數年）很可能會動蕩不安，「智者被打倒」（the beating down of the wise 譯註：可能是指保守派理智的聲音被壓倒）可能會刺激許多保守主義者退出政治舞台——或許，我們應該回想一下18世紀《加圖》劇中的幾句台詞：

邪惡盛行之時，驕橫之人秉政；

獨善其身，方為榮譽之舉。

譯註：小編不確定譯得是否準確，英語原文為 「When vice prevails, and impious men bear sway, The post of honour is a private station.」據說，這幾句話體現了古羅馬人的德性觀。當國家權力被道德敗壞之人掌握時，有德性的公民務必從政治生活中隱退。出自約瑟夫·艾迪生的《加圖：一個悲劇》（Cato, a Tragedy）。

但是不管事件如何以政治的面向展開，保守派知識分子都必須要堅守他們的遺產，重新投身於文化復興的根本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