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和俄羅斯關係談（轉）

沙皇俄國從17世紀以來，經過兩個多世紀的大陸殖民擴張，對完全不同的數十個民族進行了野蠻的征服，確立了殘暴的統治並將它們陸續併入自己的版圖。從歷史上看，這些民族與統治它們的大俄羅斯民族之間存在著尖銳的、不可調和的民族矛盾。

十月革命後，這些民族從政治上得到了解放，但是列寧的民族自決的主張並未來得及實行，斯大林領 導時期，由於嚴峻的國內外環境和戰爭條件，列寧的民族政策和自決原則也沒能得到貫徹。階級矛盾的解決並不等於民族矛盾的解決。後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力圖通過實現「新的歷史性人們共同體」來貫徹其大民族沙文主義政策。這些作法不但無助於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問題。相反更激化了民族矛盾。

壓迫越深，反抗越烈。這只是解釋民族矛盾尖銳化的一個方面。此外，對歷史的原因、文化的原 因、國際的原因等諸多方面也不能忽視。烏克蘭民族就是一個既有悠久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又是一個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的高度發達的民族。在蘇聯少數民族中烏克蘭民族問題的性質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又具有其獨特的一面。要想全面地論述烏克蘭民族問題的根源、性質、表現形式，出路等並非一篇文章所能做到。本文僅就烏克蘭民族發展中的幾個主要歷史階段作一番回顧，以探討當今烏克蘭民族問題的歷史淵源。

一、古代羅斯國家與烏克蘭民族的形成

古代羅斯國家是一個把眾多東斯拉夫部落居民聯合到一起的擁有廣大民眾的部落聯盟形式；因以 第聶伯河畔的基輔為都城。故又稱基輔羅斯。10-11世紀中葉是基輔羅斯的鼎盛時期，有過對當時的東西方來說都可謂高度發展的文化和相當發達的經濟貿易以及強大的軍事力量，基輔羅斯有一致的國家政治生活—基輔大公統治下的分散的世襲領地，有一致的宗教信仰——由拜占廷傳來的東方 正教，有一致的精神文明—斯拉夫化了的東方文 化，有建立在混合方言基礎上的共同的語言—古俄語，也有一致抵禦外寇的軍事力量。但是，如果把 這個國家看得過於固定或統一，那就錯了。上述的幾個「一致」尚未來得及鞏固下來。國家內部各領地之間便起了內訌；到12世紀上半期(1132年)基輔羅斯就分崩離析，瓦解成了許多獨立的公國。

這些公國由於種種原因發展不平衡，互相削弱，互相兼并，在抵禦外部游牧部落不斷襲擊騷擾的鬥爭中又強弱不一，到12世紀末期就興起了兩個最為強盛的相互對立的中心，一個是以加里奇為都城的加里西亞一沃淪尼亞公國(西南中心)，另一個是由羅斯托夫—蘇茲達爾公國擴大而成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東北中心)，後又在其基礎上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國，定都莫斯科(14世紀初)。兩個公國曾為爭奪基輔的統治權互不相讓，彼此之間的仇恨有增無已。此後雙方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之間的區別日益加深，最後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民族：俄 羅斯民族和烏克蘭民族。其實，這兩個民族的差別，從12世紀上半期就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那個時期，基輔大公控制下的一些公國紛紛獨立，有的王公 帶領部分居民向東北遷移，他們越過契爾尼哥夫公國，穿過布良斯克森林地帶，繼續往北，定居在伏爾加河上游和奧卡河之間。那裡的土著是芬蘭部落和自北部遷去的東斯拉夫部落，而芬蘭部落的居民在一段時間裡已被那些夫人同化了；自南方遷移過去的這部分夫人定居之後，也逐漸同他們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莫斯科大公國領域內的大俄羅斯民族：高顴骨、淡黃色皮膚、深色頭髮、寬大的鼻子……這些都是芬蘭血統的特徵。有的歷史學家甚至承認「現代大俄羅斯人的血管里流著的血液 有80％是芬蘭人的」。與此相反，烏克蘭人的血液則有不少南部羅斯突厥語部落的成分，他們的身高普遍比大俄羅斯人高1—，深色的眼睛和頭髮。黝黑的皮膚，頭型寬短，額及鼻均不大，而顴骨和兩眼之間的距離則偏大。這是定居在基輔羅斯的東斯拉夫部落居民長期與南部草原游牧部落征戰的結果。這說明，大俄羅斯人與小俄羅斯人，雖源自同一個東斯拉夫共同體，但從人種學的角度來看，很早便有了明顯的區分。

從文化方面來看，東北部的芬蘭部落居民在受到一定程度的武力征服和強制手段之後，接受了斯拉夫人的語言、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不過他們也已有了自己一定的文化、語言和社會生活習慣，因此在同化過程中芬蘭人的文化和語言特徵對大俄羅斯人的文化特點的形成以及語言特點的改變也不無影響。而居住在基輔羅斯土地上的烏克蘭人的祖先，由於其地理位置。由於其發展貿易的需要，由於共同抵禦游牧部落襲擊騷擾的需要，更多地與西邊的鄰居交往，接受了更多西方文化的影響。

教會權力之爭對以後兩個民族的分裂也起著很 重要的作用。蘇茲達爾—弗拉基米爾公國與加里西亞—沃淪尼亞公國相比，從一開始就更為重視宗教意識的建設。根據編年史的記載，它解決了一系列宗教方面人們所最關心的事情。如對聖像的膜拜，對宗教節日的慶祝，對聖徒遺物的敬仰等等都作了規定，這些都構成了它在國內通過宗教對意識形態 進行控制的很重要的方面；同時它又積極干預教會事務。先是企圖組織一個與基輔對立的大主教教廷，後來又企圖控制基輔的教廷，最後終於把基輔 的大主教搬到北方去了。這樣，整個羅斯東正教的勢力和中心就由基輔(經弗拉基米爾)轉到了莫斯科(1326年)；從此莫斯科就緊緊地把握住了教會的行政領導權，並得以更好地利用教會實行對人民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發展了這個國家的專制集權主義。與此相反，加里西亞—沃淪尼亞公國較多地忙於非宗教性的治理國家的事務，因此東正教在其國內的意識形態方面沒有很嚴的控制作用，這是以後在宗教合併問題上它態度比較容忍的原因。它與弗拉基米爾和莫斯科爭奪基輔教廷領導權失敗之後。不得不去與拜占廷協商，要求為「小俄羅斯」 建立一個獨立的加里奇教廷(14世紀前期)。教廷的分裂標誌著大俄羅斯和小俄羅斯在繼承基輔羅斯東正教方面分歧的開始。

蒙古韃靼人的入侵(1237 1240)給兩個中心帶來了不同的遭遇，因而更加深了兩個民族之間 的區別。蘇茲達爾公國的土地於1238年被蒙古人佔領，它的大公很快接受了對蒙古人稱臣納貢的要求，國家得以保全，不但未受到大的損失，且在兩個世紀之內擺脫了蒙古人的控制，使自己的國家更加鞏固，民族更加強盛了起來。

加里西亞—沃淪尼亞公國從基輔城遭蒙古韃靼人圍攻的一天起(1240年)，就竭盡全力保衛這個羅斯國家的獨立；基輔城被毀掉之後，達尼爾大公更加強了軍事設防，建立了包括利沃夫、霍爾姆等一些新的設防城市；其子列夫一世、其孫喬治以及其重孫列夫二世和安德烈等公國的末代王公都始終對韃靼人採取抵抗政策。基輔羅斯高度的文化在此階段遭到了極為慘重的破壞，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都處於 停滯狀態。其人民對蒙古蹂躪的頑強抵抗增強了小俄羅斯民族的團結，訓練了人民的強悍和勇敢；不過，這個公國成了抵擋和牽制蒙古人西進的盾牌，犧牲了自己，保衛了他西方鄰居們的安全：西方的波蘭、西北方的立陶宛和西南方的匈牙利在此期間都 強盛了起來，羅斯的土地雖未落入蒙古人之手，卻於 14--15世紀分別被這些興起的西方鄰居所吞併。

為抵擋蒙古韃靼人的侵略，羅斯與其西鄰各國 ——匈牙利、波蘭、立陶宛以及條頓騎士團等教會組織都建立了友好的關係，加強了聯繫，甚至與西歐國家之間也建立了一些政治、經濟交往，這就使得羅斯文化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最為明顯的是拉丁字母的傳人，最先是外交上使用拉丁語，後來拉丁語成了官方使用的語言，一些王公玉璽上的老烏克蘭文字都改成了拉丁文字。這些在烏克蘭語言文字的形成和發展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綜上所述，基輔羅斯高度發展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在中世紀末期遭到了慘重的破壞。向東北發展的蘇茲達爾公國、莫斯科大公國，毫無疑問，繼承了一部分基輔羅斯的文化，特別是宗教，但是隨著蒙古韃靼人的入侵，它實際斷絕了與中、西部地區的聯繫，原有的文化已受當地土著的文化影響，為適應自己國家、民族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加里西亞—沃淪尼亞在與蒙古人作戰的一個世紀中始終保持著 獨立的國家；基輔遭毀之後，政治、文化中心基本上 由中部的基輔退到了西部的防守的後方，退到了力口裡奇、利沃夫等城市，基輔羅斯時代的語言和文化傳統都得以在原基輔羅斯疆城內的大部分居民中保存了下來。在羅斯土地落入波蘭、立陶宛手中以前，烏克蘭民族(以及白俄羅斯民族)就已形成。對基 輔羅斯的繼承權正是以後數個世紀支持烏克蘭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主要精神因素。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18世紀晚期發展起來了一種大俄羅斯單線民族繼承學說，流行19世紀整個一個世紀，代表者有塔齊雪夫、卡拉姆辛、索洛夫約夫、克留切夫斯基等著名歷史學家。這一學說依據的是「留里克」王朝的延續，是基輔大主教的遷到莫斯科；宣傳的是基輔—蘇茲達爾—弗拉基米爾—莫斯科的單線繼承理論，只承認大俄羅斯民 族是基輔羅斯政治、經濟、文化和古代羅斯民族的後繼人。這種理論是適應沙俄的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的為其對烏克蘭民族實行兼并同化政策服務的。有意思的是自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蘇聯佔據統治地位的蘇聯官方學說與之是多麼的相似。

這一學說先是承認三個東斯拉夫民族對基輔羅斯有同等的繼承權，「大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源於同一個祖先，那就是建立了古羅斯國家—基輔羅斯—的古代羅斯民族」。這一提法貌似公允，其實掩蓋不了它與前一學說的一致，因為在「公允」之後，它強調了三個民族的一致性，模糊了它們之間的差別界線；強調了14—15世紀三個民族形成中俄羅斯民族的重要意義(「從三個民族出現的最初階段，它們之中最為強大的俄羅斯民族 就開始起主要的歷史作用」之類的語句屢見不鮮)和 俄羅斯人在維護基輔羅斯傳統中所不可忽視的重大作用，對基輔羅斯的傳統在烏克蘭民族(和白俄羅斯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卻緘口提。這樣，這種學說力圖樹立大俄羅斯民族在三個東斯拉夫民族中間的絕對重要地位，而割斷基輔羅斯與烏克蘭民族(和白 俄羅斯民族)的歷史聯繫。二次大戰後撰寫這方面 文章的俄羅斯學者為數不少，較為著名的有雷巴科夫、葛列柯夫、齊霍米洛夫、李哈喬夫等等，文章 中仍不乏有大俄羅斯排他偏見的論述。相比之下，作為烏克蘭的一個主要史學研究集體的烏克蘭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在1947年被扣上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帽子，從此基輔更失去了研究烏克蘭歷史，包括基輔羅斯的歷史與文化的正當權利和獨立見解。

烏克蘭的單線民族學說自19世紀40年代發展了約一個世紀。這一學說的先驅是烏克蘭的歷史學家米·格魯雪夫斯基，贊同他的不僅有烏克蘭學者還有一些波蘭學者。他們引證聚居地區、種族人口統計學和社會學的數據、習俗風尚等強調了與上述學說截然不同的另一條繼承線，宣傳小俄羅斯人是生活在基輔羅斯國家中的古代羅斯民族的當然後代。對自基輔羅斯以來烏克蘭歷史、文化、政治傳統、民族習俗等的研究在19—20世紀初主要在奧地利統治下的加里西亞進行，現在在烏克蘭僑民聚居的國家中，如加拿大、美國、波蘭、西德等，仍在蓬勃地開展著。

一場涉及一千年前國家的繼承權的爭論為什麼至今這樣難解難分呢?這並不難理解。因為這場爭論 具有現實的政治意義。為了實現人為的「蘇聯人民共同體」的「理想」，大俄羅斯民族必須吃掉各非俄羅斯民族，首當其衝的是其他兩個兄弟斯拉夫民族。有關基輔羅斯繼承權問題的蘇聯官方理論正是為逐漸同化消滅烏克蘭民族的政治目的製造輿論的。因此，這場爭論是烏克蘭民族被同化與反對同化的鬥爭的反映，應引起關心蘇聯民族問題的人們的重視。

二、17——18世紀的哥薩克國家與烏克蘭民族覺醒

波蘭和立陶宛繼1385年的克列沃聯合之後， 於1569年簽訂了盧布林條約，正式建立了波蘭立陶宛王國(也稱波蘭共和國，因為當時立陶宛勢力已衰，波蘭國王掌握著實際統治權)。這時烏克蘭的土地便統一到了波蘭的統治之下。這倒給烏克蘭的文化復興創造了有利條件，也促成了烏克蘭民族意識的覺醒。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春風從義大利通過波蘭吹進了烏克蘭，促進了烏克蘭的文化改革。16世紀後半期和17世紀前半期在烏克蘭建立了學校、印刷廠、發展了宗教和非宗教的學科的研究，產生了文學作品。當時烏克蘭的文化、藝術、建築、音樂，戲劇都處於俄羅斯望塵莫及的高水平上。1632年建立起來的基輔大學是整個斯拉夫正教 世界的第一所高等學府，而且直到18世紀中葉莫斯科大學建立之前它始終是俄國唯一的一所，為俄國培養和輸送了大批人材。

但是，在政治方面，烏克蘭人民卻完全落入了波蘭地主的統治之下，經歷著沒有祖國的痛苦。烏克蘭的貴族被賦與了與波蘭貴族同等的特權，他們競相效仿波蘭地主的生活方式；所以從盧布林合併之後兩代人期間，烏克蘭的貴族統治階級都波蘭化了。這個波蘭化過程是以從東正教改信天主教為前導的。幾乎所有的烏克蘭貴族家庭都皈依了天主教，繼而加入了波蘭國籍。這些中世紀羅斯王公的 後裔不能為自己的民族提出任何積極的東西，他們成了阻礙烏克蘭前進的力量。

在經濟方面，盧布林合併之後，早就對烏克蘭的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蘭貴族地主們紛紛到烏克蘭的土地上去建立自己的大莊園，因而將波蘭異常殘酷的農奴制度帶進了烏克蘭。波蘭貴族地主階級不僅剝奪了烏克蘭人民自己開墾耕種的土地，而且 連城市也據為已有，致使大批自由民淪為農奴，城市小生產者也瀕於破產。

在宗教方面，16世紀波蘭天主教耶穌會的勢力強大起來，企圖連根拔掉東正教；這時基輔的一些東正教上層人士想用所謂保存東方教會儀式的方法 來緩和一下矛盾。1596年簽訂了布列斯特宗教 合併協議：將烏克蘭的東正教會隸屬羅馬教皇，但可以繼續使用斯拉夫語作禮拜，也可保持原有的禮拜儀式。宗教合併遭到了強烈的反對，烏克蘭的東正教便分裂成了兩派。宗教合併派受到波蘭國王的支持，獲得了不受迫害的優待，而那些反對宗教合併的東正教徒們則受著日益殘酷的迫害。不過，他們不但沒有屈服，相反更活躍起來，到處組織兄弟會，吸引著篤信東正教的平民，甚至一些貴族教徒也參加了起來。宗教合併實際上等於削弱了莫斯科大主教對基輔教區各級教會的控制權，但莫斯科也得到了補償：反宗教合併的烏克蘭人自然就更接近莫斯科了。

波蘭統治者的階級壓迫、民族壓迫和宗教壓迫必然引起烏克蘭人民的反抗，喚起烏克蘭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十六世紀末就發生了多次著名的起義，到了1648年發展成了全烏克蘭規模的民族解放戰爭，哥薩克成了烏克蘭人民的領導力量。

這場戰爭在哥薩克統領鮑格丹·赫麥爾尼茨基的領導之下，在第一年(1648——1649)取得了很大的戰果；如果這場戰爭徹底勝利，烏克蘭人民有可能獲得獨立。但是鬥爭失敗了；這個始終是在別國保護下的哥薩克統領制的烏克蘭國家從誕生(1649年8月)到被乾淨徹底地消滅掉(1775-1785之間)，壽命為130年左右。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烏克蘭的這場民族獨立鬥爭，受到了當時主、客觀的多種條件和因素的限制，它以失敗告終，可以說是必然的。原因如下：烏克蘭的周圍有許多強國，它們與烏克蘭之間沒有什麼天然的國界，它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跨入烏克蘭的土地進行掠奪；烏克蘭本身往往正是這些強國之間戰爭的起因。它們從來不承認也不願承認烏克蘭的自治或獨立。烏克蘭的領導階層沒有明確獨立的政治綱領，在自己獲得—定的特權和土 地之後，便脫離「大人民群眾，向統治者妥協，出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利益；在與外族統治者鬥爭時又依附另一外國力量，且在仰仗外國力量時，表現出極明顯的不穩定性和機會主義，在諸強之間斡旋應付，「有利便稱臣」，結果造成烏克蘭人民的四分五裂，互相殘殺。自然災害和疾病帶來巨大的困難。 稍微回顧一下歷史就不難引出上述的結論。鮑格丹·赫麥爾尼茨基在與波蘭征戰中不斷左顧右盼，企圖從鄰國尋求援助，他幾乎向克里米亞汗國，土耳 其、摩爾達維亞、特蘭西瓦尼亞王國，瑞典和莫斯科國家都表過忠心。他更是千方百計想把莫斯科拖入與波蘭的這場戰爭，而奸狡貪婪的莫斯科政府則另有打算，遲遲按兵不動，坐觀虎鬥，直到波烏打得兩敗俱傷時，莫斯科才提出除非將烏克蘭併入莫斯科否則不予出兵，赫麥爾尼茨基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表示可以向沙俄稱臣。這樣，俄國就以稍高于波蘭的許諾毫不費力地得到了6萬名強悍的哥薩克官兵和166個城市和村鎮。

對合併的談判和協議的條款，赫麥爾尼茨基開始並未給予很大重視，他認為臣服莫斯科只是個權宜之計，他急於要戰勝波蘭。當他以後要求進一步明確自治的許可權時，他發現莫斯科政府已象鉗子一樣緊緊鉗住了烏克蘭，從此不再放手了。莫斯科的統治者也把烏克蘭當時的統領制度和自治形式看作是個過度的現象，他們力圖逐漸縮小烏克蘭的自治，他們有計劃、有步驟地把自己的行政統治強加於烏克蘭國家，控制其經濟，限制其統領的許可權，取消其教會的自主權等等。矛盾激化了，赫麥爾尼茨基曾想和莫斯科決裂，另找瑞典結成聯盟，但沒來得及行動就去世了。1658年他的繼承人，哥薩克統領維果夫斯基與波蘭訂立了加佳奇協定，同意以「羅斯大公國」的名義回歸波蘭的懷抱，條件是允許它全面自治；1649年西岸烏克蘭的統領多羅先珂和土耳其簽訂條約，答應歸屬土耳其，條件也是只要保證烏克蘭自治；甚至1709---1710年瑪澤巴和奧爾利克 與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簽訂條約，願投靠瑞典以達到烏克蘭統一和自治的目的——這些都是烏克蘭力 圖擺脫莫斯科統治尋求自治嘗試。

獨立的願望破滅了，努力都落空了，因為烏克蘭統領制國家的統治階層這幾次機會主義的嘗試首先在其內部製造了分裂，形成了親俄派、親波派，親土派等各種派別。波、俄為了維護在烏克蘭的既得利 益、雙方在瓜分烏克蘭問題上作了妥協：戰爭打到 1667年，俄波在安德魯索沃簽訂了和平條約，以第聶伯河為界瓜分了烏克蘭，俄國讓出了立陶宛，保住了斯摩棱斯克和左岸烏克蘭，右岸的基輔也歸其統治，但為期兩年；沃淪省，波多利亞和基輔省的大部分落到了波蘭手中，直到1793年波蘭被第三次瓜分之後才歸到莫斯科手裡。

自1667年俄波停戰，只一百多年的時間，沙俄就徹底消滅了這個烏克蘭統領制國家。彼得大帝對取消自治就執行得很嚴厲，其後曾有一度緩和，但到葉卡捷琳娜二世時，烏克蘭統領政權就被徹底摧毀；1775年女皇命令廢除扎布羅熱營地，從而最終地消滅了烏克蘭統領制度的特點。經濟方面，沙皇實行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經濟一體化政策，撤銷關稅，以便於把烏克蘭的資源投放到俄羅斯的市場上：18世紀俄國的農奴制擴展到了左岸烏克蘭，80年代 葉卡捷琳娜女皇更鼓勵向烏克蘭移民，以發掘其農業潛力，1783年的併入克里米亞，更為實現草原地帶經濟一體化造成了便利的條件。

文化教育方面；沙俄對烏克蘭積極推行愚民同化政策。彼得一世就很重視扶植收買烏克蘭人的上層，使他們成為世襲的貴族地主階級，更有效地替俄羅斯帝國統治烏克蘭人民；許多有文化有教養的 烏克蘭貴族得以在中央或烏克蘭地方任職，在東正教僧侶團中也往往被授予高級的頭銜。烏克蘭上層分子傳統的知識與文化對俄羅斯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在沙俄的收買政策面 前，他們本人很快就俄羅斯化了。由於俄國的同化 政策實行得比波蘭更為有效，加之宗教信仰上的一致，到18世紀烏克蘭上層的彼得堡化或莫斯科化比之三個世紀之前烏克蘭貴族階級的波蘭化要來得迅速而徹底。

消滅一個民族的語言是摧毀該民族的民族生活，消滅其民族特徵的首要條件。自18世紀初沙皇俄國就開始查禁烏克蘭書籍，印刷廠印刷的書籍中不許出現烏克蘭語；到十九世紀初，授課，學術討論及 各種集會一律取締烏克蘭語和烏克蘭發音，學校中不許開設烏克蘭語言、烏克蘭文學、烏克蘭歷史等課程。有一個例子很說明問題，1877年一個學者寫了一本《小俄羅斯語語法試編》送交書刊檢查部 門審批，批示中有這樣一句話：「不能允許出版一種不該存在的語言的語法!」。這不僅是沙俄官方對語言的看法，而是對這個民族的看法：這個民族不該存在，對這個民族只能同化。這樣做的結果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和歷史傳統的民族被踐踏成愚昧落後，供人奴役的民族了。根據1897年的統計，一百個烏克蘭人中只有13個非文盲，烏克蘭民族戍了全俄文化水平最低的民族之一。

烏克蘭哥薩克統領國家雖以失敗告終，但它的存在卻激起了烏克蘭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決心；這個民族不但未被消滅(它的語言、文化被人民群眾保存了下來)，相反有了更為強烈的民族意識。到19世紀，烏克蘭的知識分子中出現一些政治思想家，成為保存和發揚烏克蘭民族文化的宣傳者。

由此可見，17世紀鮑格丹·赫麥爾尼茨基帶領其國家和人民投靠沙俄絕不象當今蘇聯史學界所說 的那樣，是烏克蘭人民的幸福，是他們唯一的和最好的出路。1954年慶祝佩累雅斯拉夫條約簽定三百周年時，蘇聯硬把這次兼并說成是親緣民族的重新合併，這一歪曲事實的提法引起了一些蘇聯史學家的不滿，更為烏克蘭史學界人士所不能接受。同時蘇聯史學家還用各種高尚的詞語來美化烏克蘭哥薩克統領鮑·赫麥爾尼基，稱他為烏克蘭人民的偉大統帥，傑出的政治家，在宣傳他的軼事時更荒唐地說似乎從兒時起他的血管里就流著熱愛俄國，傾向俄國的血液。

蘇聯史學界的這些提法都與對基輔羅斯繼承性問題的提法一脈相承，並且為同一個目的服務

三、二十世紀初烏克蘭人民爭取獨立的嘗試

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 反動和無能。到了1917年初，俄國國內的總危機已達到極端尖銳的程度，爆發了二月革命。這一革命雖是由工人、農民、士兵完成的，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卻與杜馬代表協商，建立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政府，執掌俄國的政權。從此，在俄國各地就形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進行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大較量。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對烏克蘭的事態發展起著極為重大的作用，因為烏克蘭正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進行決戰的戰場之一。下面著重談兩個階段烏克蘭的形勢。

1、中央拉達時期(1917——i918)

反對沙皇俄國的統治，恢複本民族的文化是幾個世紀以來烏克蘭人民的夙願，因此民族解放的強烈要求隨著沙皇制度的垮台，隨著三月烏克蘭中央拉達在基輔的成立而進發出來了。4月初基輔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參加人數達十萬；成千上萬的農民進了城，加入了有數千名武裝士兵保衛的遊行隊伍。當時中央拉達的主席、由流放地回到基輔的米·格魯雪夫斯基在聖索菲亞教堂廣場上向遊行隊伍發表了演說；他號召說：「烏克蘭人一千年的枷鎖已被打破，你們解放的時刻到了!

中央拉達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它著手成立臨時的政府機構——總秘書處，設立各部，召開各階層和各民族的代表會議，發布宣言，制定法律，恢復文化、教育事業、與英、法、美等國家展開外交活動，向臨時政府提出自治的要求和條件等等。到8月份它已爭得了臨時政府正式承認部分烏克蘭(五個省)為獨立的政治體制、承認中央拉達是烏克蘭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拉達當時不論在國際上抑或在大部分烏克蘭人民心目中都享有較高的威望。

二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逐漸由地下轉為公開，它在烏克蘭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以哈爾科夫為中心的頓涅茨—克里沃洛戈礦區和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布爾什維克揭露了各地蘇維埃中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從而不斷鞏固和加強著自己的力量；但是，在當時的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和工兵代表蘇維 埃的力量與中央拉達相比，還是要薄弱得多。十月革 命以前，烏克蘭黨組織中的成員對待烏克蘭民族解 放鬥爭有三種不同的態度，其中以弗·扎頓斯基、維· 沙赫萊等為首的烏克蘭布爾什維克人承認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甚至號召布爾什維克來支持這一運動，領導這一運動。在當時來講，各非俄羅斯民族的獨立鬥爭只能削弱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勢力，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十分有利的。當時將烏克蘭的民族獨立鬥爭納入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使之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並非不能，所以列寧曾針對烏克蘭拉達不敢與臨時政府完全決裂而力求與俄國資產階級達協議議一點多次撰文，指責烏克蘭拉達對臨時政府的妥協態度，同時更揭露臨時政府的大民族沙文主義政策。斯大林在4月份舉行的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中也針對芬蘭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所提出的獨立、至少是自治的要求闡述了各民族的自決權乃至分離權。

顯然，二月革命成功之後，許多條件和因素都有利於烏克蘭的獨立。但是，烏克蘭拉達仇視蘇維 埃政權，懼怕蘇維埃政權，為保住其對烏克蘭人民的統治地位和權利，它必須依賴俄國資產階級政府，因此它與臨時政府的鬥爭沒有超出要求自治的範圍。烏克蘭拉達來能帶領烏克蘭人民實現其獨立的夙願是由其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敵視態度所決定的。

十月革命的勝利改變了烏克蘭的政治形勢。烏克蘭拉達公開宣布不承認蘇維埃政權，反對在烏克蘭建立蘇維埃政權，強佔了基輔，於發布了第三號宣言，搶先宣布成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又於翌年發表的第四號宣言中宣布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是烏克蘭人民獨立自主的國家。同時它支持卡列金白匪，向協約國尋求經濟援助，以圖維持烏克蘭的獨立，這樣，中央拉達在這場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就把自己擺到了與無產階級敵對的立場上，成了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堡壘，它脫離了廣大的烏克蘭人民，將烏克蘭的民族獨立鬥爭引上了歧路。

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於12月也宣布成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稱人民書記處)，翌年一月佔領基輔之後，定都基輔，與資產階級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相抗衡。與此同時，蘇維埃的武裝力量開始對烏克蘭的反革命勢力進行討伐，烏克蘭拉達逃往沃淪的日托米爾，軍隊幾乎被消滅一光。這時烏克蘭拉達決意完全投靠帝國主義，它派代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與德國代表團單獨簽訂了和約，大大地助長了德國人的氣勢。 3月份德奧聯軍開進了烏克蘭，打進基輔，開始干預烏克蘭的內政，限制它的自治。這是毫不為怪的，因為德國人需要的不是烏克蘭的獨立或自治，而是烏克蘭的糧食和礦產，需要的是對烏克蘭，以至對俄國的佔領。烏克蘭拉達依靠外國帝國主義以保存自己的幻想破滅了，它引狼入室，使德國人得以組織四月的軍事改變，宣布斯柯羅帕茨基為烏克蘭統領，建立了烏克蘭統領國的傀儡政府，取代了烏克蘭拉達的彼特留拉政權，同時在烏克蘭中部維持著一個資產階級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2、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時期(1918一1921)

我們也絲毫不能忽略當時西烏克蘭的局勢。在東加里西亞和布格維納的烏克蘭人處在奧匈帝國的統治之下，但他們有較強烈的民族意識，較高水平的民族文化，19—20世紀初許多反對沙俄統治，爭取獨立自治的出版物都在這裡出版，他們始終認為這裡是烏克主人民獨立的基地。所以，隨著奧匈帝國的崩潰，那裡迅即正式成立了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彼特魯雪維奇政權)，並於 1919年1月宣布與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當時德國操縱下的統領制傀儡政府已被推翻，彼得留拉的「執 行內閣」又當了權)聯合。

可是波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恢復了獨立；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一成立，馬上在東加里西亞爆發了波烏戰爭；這是波蘭和烏克蘭幾個世紀以來爭奪領土統治權鬥爭的繼續。這場戰爭打到1919 年7月，西烏克蘭軍隊把東加里西亞的土地輸給了資產階級波蘭，被迫退到了烏克蘭中部。

西方某些學者認為，如果1919年早春，兩個共和國能在軍事上實行真正的聯合，即西烏克蘭的軍 事力量全部投到中部和東部烏克蘭，也就是說全力對抗紅軍，必能改變烏克蘭對蘇俄戰爭中軍事力量的對比；如能打垮布爾什維克，烏克蘭的統一和解放即有可能實現。

這種假設是缺乏歷史根據的，它是建立在以資產階級波蘭容忍烏克蘭獨立為前提的幻想之上的，實際上波蘭對加里西亞的土地寸步不讓，所以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不得不堅守在東加里西亞的故土上抵禦著波蘭的佔領，而這時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中—東部烏克蘭)的武裝力量則正在忙於同不斷強大起來的紅軍，(繼之同鄧尼金白軍)作戰。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超出了烏克蘭的能力。

除了軍事上沒有聯合之外，雙方在各自的戰爭中還由於某些分歧而使得關係更加微妙：西烏克蘭政府視波蘭為其主要敵人，為了制止和擊退波蘭的進攻，它選中了鄧尼金白軍做它的盟友，甚至準備同鄧尼金簽訂協約，要求鄧尼金協助它趕走波蘭侵 略者；而這時烏克蘭彼特留拉政府正仰仗協約國的物資援助在與紅軍<繼之也與鄧尼金)作戰，它寧可與波蘭鑒訂和約也不肯同紅軍或鄧尼金妥協。這樣的分歧，更進一步使雙方的聯合成了一紙空文，最後的結局是烏克蘭人在兩個戰場上的失敗。

波蘭在佔領了西烏克蘭的土地之後，得寸進尺，進一步提出了它對土地的要求，為達到這一目的它必須聯合烏克蘭的彼特留拉勢力與蘇俄紅軍作戰。 為了聯合起來攻擊布爾什維克政權，波烏1920年 4月簽訂了華沙條約。當時許多烏克蘭人已意識到，他們的祖國將被—分為三：加里西亞、沃淪屬波蘭，第聶伯河以東土地仍屬蘇俄，只有第聶伯河右岸—小塊殘存的土地歸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管轄，但也隨時有落入別國的危險。首先是加里西亞的烏克蘭人堅決一致地反對華沙條約，認為條約是對自己祖國的出賣。當時在維也納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流亡政府也持反對意見，連逃亡在維也納的前中央拉達某些著名領導人，如格魯雪夫斯基，維也欽柯等也都表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不過，這些都無補於事，戰爭打了起來，打得很殘酷，六個月後(10月)雙方便同意停戰，並與正式簽訂了里加停戰條約。里加條約很象，1667年的安德魯索沃條約(見前)。烏克蘭並沒有一分為三，而是由蘇波分割；蘇聯消滅了殘存於烏克蘭中部的小小烏克蘭國家，結束了烏克蘭的獨立。區別只在於，這次蘇波戰爭之後，蘇俄的邊界更向西推移了，波蘭只得到了東加里西亞和沃淪；在其餘大部分烏克蘭土地上成立了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於1922年12 月30日以加盟共和國的形狀正式加入蘇聯。

應該看到，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使長期受沙 皇制度奴役統治的蘇聯近一百個大大小小的民族得到了解放，在烏克蘭大部分的土地上也消滅了波蘭、烏克蘭地主、資本家對人民的剝剝和壓迫，從此無產階級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以班傑拉為首的部分西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又曾企圖投靠法西斯德國以脫離蘇聯，不過蘇聯反法西斯全線的勝利扭轉了歐洲的局勢：東歐出現了—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 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蘇聯收回了曾分屬於波蘭、羅馬尼亞的西烏克蘭土地，最後的—塊烏克蘭土地—外喀爾巴阡地區也在蘇捷談判之後於1945 年併入蘇聯。至此，烏克蘭土地全部統一到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中了。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烏克蘭的民族問題是沙皇制度幾個世紀所實行的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奴役、民族滅絕等政策的產物。十月革命的成功為解決民族問題創造了根本的條件，如能認真地貫徹列寧的民族理論，執行列寧的民族政策，蘇聯的民族問題，包括烏克蘭民族問題本是可以逐步得到解決的，但是，斯大林領導時期，在民族政策問題上有過不少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錯誤，勃列日涅 夫時期，又企圖使用懷柔政策和高壓手段來消滅民 族矛盾。這樣作是背棄了列寧的民族自決原則的，因此在象烏克蘭這樣強大的少數民族中，必然會激起愈加強烈的反抗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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