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憶溈：從語言的裂口看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距離 | 西東合集

「帶紋理的光線」 　　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點之後的兩個小時，我的生命歸屬於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前一小時的思潮與歷史探討（Ideas）和後一小時的熱點與明星訪談（Q）不僅充滿了精神的刺激，還充滿了人文的氣息。剛剛過去的這個星期四也不例外。我準點打開收音機，聽完了全部兩個小時的節目。然後，我寫了一個關於即將出版的新書的郵件。然後，我去沖涼。然後，我坐到了床上。 　　床上擺放著幾本我正在研讀的英文歷史和哲學著作。在從國內回來之後的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裡，我為自己安排了超強的閱讀任務。我想用最快的速度彌補過去兩三年因為忙於自己的寫作和出版而造成的閱讀的損失。臨睡前的一段時間必須充分利用。我每天都要讀到自己已經幾乎睜不開眼睛才將書放下……但是這時候，一陣不可思議的厭倦和一陣不可思議的焦渴同時向我襲來：我突然不想讀床上這些厚重的書了。我突然想讀一本文學書，一本「閑」書。我突然想讀到充滿詩意和生命力的語句。 　　環視四周，我知道我有太多的選擇。但是，我竟沒有選擇！我直接從堆碼在窗邊小矮柜上那三大摞書的中間一摞的最底下抽出了那本Finders Keepers（《誰撿到歸誰》）。我清楚地意識到那就是自己在「此刻」，在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之間的這個夜晚，渴望讀到和必須讀到的書。 　　那是一本隨筆集。那是我購於二〇〇八年冬天的隨筆集。那是我隨後每次回國的時候都帶在身邊的隨筆集……不，不是每次。今年三月，在前往中山大學高等人文學院受聘的前夕，我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沒有將這一直都貼身的隨筆放進行李之中。我好像是不想它再經受遠處的喧囂和騷動？我好像是需要它留守於自己在北美的精神家園？我不知道這究竟是「我」的決定，還是「天」的意願。 　　坐回到床上，翻開了這本已經有大半年沒有翻開過的隨筆集。淡淡的倦意讓我決定選讀自己比較熟悉的篇目。因為我正在細讀Ellmann那本著名的喬伊斯傳記，我迅速翻到了隨筆集第三輯中那篇題為《喬伊斯的詩歌》的短文。像許多小說家一樣，喬伊斯也是詩人出身。他出版的第一本書不是小說，而是一本很小的詩集。而與許多小說家不同，喬伊斯終身都沒有背棄詩歌的創作。在引用了一節他創作於一九三六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五年）的詩歌之後，短文將讀者帶進了一個「寫作之謎」：那位正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分裂語言學原子」的魔術師怎麼會有如此「意外地淺白的表演」（an unexpectedly unsophisticated performance）呢？行文流暢無比的作者突然拋出了一個如此拗口的片語，讓「寫作之謎」顯得極為費解。 　　像平常一樣，我用鉛筆在短文的標題邊記下了再一次讀完它的日期。然後我翻到隨筆集中的第一篇，開始讀作者關於自己在北愛爾蘭德比郡附近鄉村度過的童年生活的回憶。以村莊的名稱為題目的文章分為三節，第一節寫生活的細節，第二節寫閱讀的經歷，對於未來的詩人來說，這兩節如同是正題和反題，它們最後在關於詩歌啟蒙的第三節中實現了對立的統一。 　　從作者筆下自然流淌出來的那些美妙的詞句，不僅讓讀者能夠「看」到往日的田園，還能夠「聽」到遠處的村景。舉一個很小的例子：有一天躲在夜色籠罩著的農田裡，還處在學齡前的作者激動地哭了起來。他被自然的美驚呆了。他被自己的美感驚呆了……他看到散布在夜空中的「帶紋理的光線」（veined light）。我們凡人的目光只能看到石頭或者木頭上的紋理，只有天才的詩人才能夠讓我們看到了「帶紋理的光線」。 　　這篇文章的標題邊沒有能夠留下與上一篇相同的日期標記，因為還沒有讀完第一節我就已經感到了很濃的睡意。我將書擺放在枕頭邊。躺下之後，我的鼻尖正好頂到了書的一角。我很快就睡著了……「帶紋理的光線」消失在睡夢的盡頭。 　　八月三十日早上六點，我像平常一樣準時醒來。我照例打開收音機，然後照例準備走進衛生間。突然，我聽到了CBC的播音員在早間新聞中插播的消息。這是與深夜裡的閱讀完全不能押韻的消息：我醒過來了，但是讓我看見了那神奇光線的偉大詩人卻永遠閉上眼睛。 「於是我們迷上了深淵」 　　「詩人之死」往往是詩人最後的詩句。自殺、他殺、殺人之後再自殺等等非正常的死亡方式往往會讓「詩人之死」帶上更為觸目驚心的懸念。希尼的死與他弟弟五十年前粗暴的死不同，這是自然之死，甚至可以說是謙和的死，謙和如詩人本人的生命。這死亡的分量來自詩人生命的分量：希尼是英語語言文學的象徵。他的死不僅要震撼讀者，還將震撼語言和文學。 　　我沒有想到自己在深夜裡有點意外的閱讀會成為一種「守靈」，我沒有想到那神奇光線的後面會緊跟著那更為神奇的黑暗。我有點恐懼。我需要與朋友們來分擔這深淵般的黑暗……「於是我們迷上了深淵」。這是北島《紀念日》中的起始句。 　　我首先想到了與我有過「希尼緣」的詩人凌越。我想讓他成為第一個知道這「詩人之死」的中國詩人。三年前的一次交談中，我問起詩人是否讀到過希尼的隨筆。他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說他很喜歡希尼的作品，可惜國內只翻譯介紹過他很少的幾篇隨筆。後來每次見面和通話，我們都會談到他。他每次都會敦促我做點希尼的翻譯。奇怪的是，電話怎麼也打不通。我從來沒有這麼失敗過。我也從來沒有這麼耐心過……突然，我想起詩人好像是剛剛做上了父親。我想也許是剛剛進入他生活中的新生命讓他錯過了這個會令他傷感的消息。 　　接著，詩人揚子終於接起了我的電話。揚子不僅自己寫詩，他還是有二十多年譯齡的詩歌翻譯者。我知道對詩歌的執著和迷戀會讓他懂得這「詩人之死」的分量。他的反應果然充滿了敬畏。它分擔了我對那深淵般的黑暗的恐懼。 　　接著，我打通了紹培的電話。我知道紹培也寫過詩，也對詩有特別的感覺和感情。我相信他也會對「詩人之死」有特別的反應。幾分鐘之後，他的反應通過他的微博驚動了國內的許多詩歌愛好者。 　　接著，還給《南方都市報》的新偉電話，他正在西西里島上出差，他敦促我寫出有特色的紀念文章。接著，還給更多的詩人朋友打通了電話……這時候，「詩人之死」的消息已經在中國的網路上傳播開了。 　　最後給北島打通了電話。我們之間也有「希尼緣」。二〇一〇年在他香港家裡做客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談起了「詩人之死」。我以希尼在紀念布羅茨基的文章中的一句話為例，肯定對詩人最高的獎賞就是在蓋棺定論的時候，將他與語言聯繫在一起。「詩人之死」會因為詩人對語言的貢獻而有重於泰山的感覺。 　　五年前的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坐在蒙特利爾住處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裡，翻開了前一天剛從圖書館借到的Finders Keepers。在那篇紀念布羅茨基的文章第一自然段的最後，希尼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現自己對不得不「用過去時」來談論剛剛過世的摯友的感受。他說：那感覺就好像是「對語法本身的冒犯」。 　　這冒犯讓我流下了眼淚。這冒犯讓我迷上了希尼。這冒犯讓我決定要去買一本Finders Keepers。 語言的裂口 　　我不止買了一本。我一共買了兩本。 　　那另外的一本現在在卡羅爾（Carole）女士的書架上。卡羅爾是一位退休的數學教師。我認識她已經很多年了。她對文學的興趣讓我們成為了知心的朋友。在二〇〇八到二〇〇九年間，我幾乎每個星期五的上午都會騎車去她家裡，與她一起校對和討論我用英文寫作的小說。 　　二〇〇九年底，我受聘為香港城市大學的訪問學者。出發之前，我對未來五個月的生活充滿了焦慮，因為我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離開過異鄉了，因為我有將近八年的時間沒有在故鄉工作過了，我擔心在故鄉的生活和工作會讓自己產生異化的感覺。我決定用一個可靠的坐標系來固定自己的注意力。在《異域的迷宮》里，我這樣寫道： 　　在去香港之前，我特意也為卡羅爾買了一本希尼的隨筆集Finders Keepers。那是我自己的案頭書，而卡羅爾很快也就將它定義為她一生中讀到的「最好的書」。我們約定，每星期讀完書中的一篇隨筆，然後在「星期五的上午」通過郵件交換閱讀的心得。我想藉助那個愛爾蘭的天才來延續我們一年來的語言探險。 　　「那個愛爾蘭的天才」和延續的語言探險就成了我選定的坐標系。Finders Keepers是一座語言的寶庫，裡面精妙的詞語和精妙的語句比比皆是、俯拾即是。在這樣一座寶庫里，探險者會得到無窮無盡的回報。比如在一篇關於葉芝的文章里，希尼通過葉芝和洛威爾的詩行看到了詩人目光的冷暖：洛威爾的目光是「行人的目光」（the eye of a pedestrian），充滿了溫暖和同情；而葉芝的目光是「騎士的目光」（the eye of an equestrian），透出的是冷酷和孤傲。如果說「pedestrian」和「equestrian」玩的還是比較容易玩的大詞，那麼，看看希尼玩小詞的功夫吧！在他關於童年的回憶里，那些小詞就像是在自然界里出沒的生靈，有血有肉，帶著泥的質樸，帶著風的舒暢。 　　遺憾的是，這又一段「希尼緣」沒有能夠抵擋住母語的誘惑。「天時地利人和」的優越條件讓我迅速走上回歸的道路，回到了漢語的寫作之中。與卡羅爾約定的交流從定期變成了不定期，很快又變成了遙遙無期。 　　在給國內的詩人朋友們打電話的間隙，我也打通了卡羅爾的電話，儘管我知道早上七點鐘不是合適的電話時間。卡羅爾已經起來了。她還沒有等我開口，就告訴我，她剛給我寫了郵件。她幾乎與我同時知道了希尼離去的消息。 　　在讀著希尼紀念布羅茨基文章的時候，我就在想，在他自己死後，人們會如何將他與語言聯繫在一起呢？昨天的一篇紀念文章回答了我的疑問。文章的作者稱詩人的離去將讓語言出現「裂口」。是的，作為語言象徵的偉大詩人之死對語言就像是一場地震……那暴露出深淵的裂口會讓所有的寫作者誠惶誠恐。 與生俱來的烙印 　　布羅茨基比希尼晚一年出生，早十七年去世。在二十世紀後期三位最有影響的英語詩人中，他最早獲得諾貝爾獎：他的獲獎比年長他十歲的沃爾科特早五年，比希尼早八年。 　　這三位最有影響的英語詩人都帶著與生俱來的烙印。這種烙印最後都要變成影響他們生活的基本問題。對布羅茨基來說，這問題是政治問題：他曾經處在冷戰的漩渦中，青年時代就需要在姓「資」還是姓「社」的路線上做義無反顧的選擇；而對沃爾科特來說，這問題是種族問題：他無法假扮成「白」貓，他有再高的天賦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黑」貓天生就要遭受的歧視。當他在七十七歲高齡以泰斗的身份準備接受牛津詩歌教授職位的前夕，仍然會突然遭受性醜聞的困擾，並且與牛津無緣，這與他的膚色肯定不無關係。布羅茨基早就在他的著名隨筆《潮水之聲》中對這種歧視提出了也許是最為褻瀆的抗議：「你們有你們的上帝，我們有我們的沃爾科特。」 　　而希尼的基本問題是宗教問題。他出生於北愛的天主教家庭，也就是屬於被壓迫者一方，而他卻在壓迫者那裡「受寵」。但是，這種扭曲的處境絲毫沒有能夠扭曲他的心理，也絲毫沒有貶損他的語言標準和美學境界。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在三位最有影響的英語詩人中，希尼是口碑最好的一位。他的「好」不是策略，也不是姿態。他的「好」是他的本性和天賦。所以在該出手的時候，他會讓那些稱他為「騎牆派」的人無地自容。比如站在諾貝爾獎的講台上，他就充分顯出了獨立的人格：他首先向被壓迫者（愛爾蘭共和軍）猛擊了一掌，馬上又向壓迫者（英國政府）狠出了一拳，將領獎廳變成了斗獸場。而在牛津詩歌教授的風波中，他公開又堅定地站在了沃爾科特的一邊。 　　在三位最有影響的英語詩人中，希尼最後才得到諾貝爾獎，這好像是天意的安排，因為與他的兩位朋友相比，他的諾貝爾情結無疑最為淡漠。他低調地稱諾貝爾獎是「斯德哥爾摩的差事」（Stockholm business）。他頂多將它看成是虛榮，而不會將它看成是殊榮。要知道他是愛爾蘭人啊。要知道在英語文學的歷史上地位僅次於莎士比亞的作家也是愛爾蘭人啊。要知道那位在希尼不到兩歲時就已經去世的現代派文學巨匠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因為《尤利西斯》的出版而名震文壇了啊。要知道上帝留出了將近十九年的時間，「斯德哥爾摩的差事」也沒有落到那個愛爾蘭人的頭上啊（在Ellmann長達近九百頁的喬伊斯傳記中，「諾貝爾獎」一詞只出現過一次）。要知道他是希尼的偶像啊：當BBC 第四台「荒島」節目主持人問及如果只帶一本書到荒島上去的話，他會帶哪本去的時候，希尼的回答斬釘截鐵：他要帶的就是《尤利西斯》。他給出的兩個理由都與語言有關。從語義上看，那部小說如同魔術師手裡的撲克牌，展現了英語的「精湛」；而從語音上說，那部小說保存了都柏林城區里最真實可信的「聲跡」。 　　希尼對諾貝爾獎的淡漠也許還有另一個理由。在他領獎之後剛剛一個半月的時候，他的朋友布羅茨基就突然離開了人世。從此，他與語言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為了重溫充滿詩意的友情，他需要不斷地「冒犯語法」。在虛無的面前，虛榮會顯得多麼虛弱！ 中國與世界的距離 　　我有許多的問題。 　　中國的很多中學生都參加過「托福」的考試，其中的不少人都能夠考高分甚至滿分。但是，當我問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是否讀過英語詩歌的時候，他們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那麼，他們當然就沒有聽說過希尼的名字了。而在英美國家，希尼是每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生都知道的名字。他們會在初中階段的英語課上讀到他的一些小詩。在我居住的魁北克，那些普通法語學校里的英語語法教學程度可以讓不少中國的小學生都笑掉牙，但是他們的初中生也大都在英語課堂上學習過希尼的詩作。我在想，將來這兩種生源在英美國家的大學課堂上匯合的時候，他們對事物的理解會發生怎樣的衝撞？ 　　我有許多的問題：從來不讀英語的詩歌也能夠懂得英語的美嗎？不懂得英語的美也照樣能夠愉快地與英語相處嗎？ 　　希尼的超級粉絲柯林頓曾經在關於北愛問題的重要演講中引用詩人充滿陽光的詩句，肯定「希望與歷史押韻」。可是，我們那些只想「托福」的中學生會選對希望和歷史的韻腳嗎？ 　　我還有更多的問題。這些的問題讓我想重新測量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距離。 　　我們有過很多測量這種距離的尺度：如正面的奧運會、世博會和GDP以及反面的食品安全、空氣質量和治安狀況等等。現在，「詩人之死」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測量的尺度。這既非正面又非反面的尺度也許更值得我們重視。 　　希尼在中國沒有足夠的影響。他可能是在中國的地位與在世界上的地位最為懸殊的西方作家。這種懸殊也同樣標示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是什麼造成了這種地位的懸殊？是什麼造成了希尼在中國翻譯引介的不力？我想，問題也許就出在希尼對語言的極度講究以及他的寫作中濃重的鄉土氣息。對語言的講究是所有愛爾蘭作家的共同特徵，而希尼更是那個群體中的典範。這種講究要求翻譯者有豐富的學養，而鄉土氣息又要求翻譯者有廣闊天地的生活經驗。這兩種互相排斥的力量被希尼的寫作結合得天衣無縫。可是，有哪一位翻譯者能有如此的天賦？ 　　希尼的文學與我們理解的那種鄉土文學相去甚遠。他鄉而不土。他用語言消除了城鄉的差別。這是他對文學作出的貢獻。鄉土文學和城市文學之分其實是庸俗和淺薄的學術遊戲。寫鄉土的文學應該鄉而不「土」，寫城市的文學應該城而不「市」（不市儈）。不管來源於何方，所有的文學都應該交匯於「人性」的深處。 　　希尼的語言是有根的語言，不僅有自然之根，還有傳統之根。希尼是一位尋根者。他不斷回到英語文學的源頭上去尋找語言之根。這種努力在他的文學活動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這可能進一步加深了他的作品翻譯的難度。二〇〇九年我在麥吉爾大學修過一學期古英語課程。在學期末的時候，我曾經研究過他對古英語史詩Beowulf（《裴歐沃夫》）的翻譯，感覺真是非常震撼。有趣的是，希尼的譯本不僅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是英美世界暢銷的大眾讀物。這又暴露了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距離：想想看，現在有哪一位中國的著名詩人有興趣和能力將一部中國的古詩（比如《離騷》）翻譯成現代漢語的作品？這樣的譯本又有沒有可能在中國達到暢銷的程度？ 　　這些天來，「詩人之死」留下的語言的裂口讓我想到了許多的問題。現在我將這些問題寫下來，就是希望從此不再受它們的困擾。我決定在每天臨睡之前繼續翻開Finders Keepers。我決定依次一篇篇地讀下去，直到讀完所有的篇目。我知道只有專註的閱讀可以迅速縮短我們與世界之間的距離，可以讓世界近在咫尺。 　　每一個句子都是一束「帶紋理的光線」，讓我們順著那變化莫測的指引，走進詩人不朽的世界吧。（註：交稿之後，因不滿自己對「veined light」的翻譯，向近十位中外行家討教，獲益匪淺，卻沒有最終找到能以偏概全的滿意方案，只好苟且保留「先入之主」。這個小小的例子再現了翻譯之難以及翻譯希尼之難。特立此注，以志對語言的敬畏。） 　　希尼的語言是有根的語言，不僅有自然之根，還有傳統之根。希尼是一位尋根者。他不斷回到英語文學的源頭上去尋找語言之根。這種努力在他的文學活動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這可能進一步加深了他的作品翻譯的難度。現在有哪一位中國的著名詩人有興趣和能力將一部中國的古詩（比如《離騷》）翻譯成現代漢語的作品？這樣的譯本又有沒有可能在中國達到暢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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