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潭：周揚與《〈紅樓夢〉研究》批判

06-11

　　在我舊藏名人信札中，有一通周揚致李希凡便函。

　　便函寫在豎行方格稿紙上。主要內容是談李希凡批判《〈紅樓夢〉研究》文章及工作問題。便函稱：「鄧拓同志告我，他已商得人大領導方面同意，調你到報社文藝組工作。這樣，你可以繼續和藍翎同志一道從事文藝理論研究的工作。」便函還指出：「你們這次對俞平伯的批判，做了一件對整個文藝運動極有益的工作。我特別從你們的文章中感覺到了一樣最可寶貴的對『舊權威』挑戰的精神和理論的勇氣，而這恰是今天我們許多較老的理論批評工作者所缺乏的。」便函最後說：「你們走了很好的第一步，望繼續努力，不要有一點驕傲情緒，因為學問和鬥爭都是無止境的。」落款時間是1954年10月26日。

　　1954年，在中國當代思想文化史上，爆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政治思想批判運動。這場運動就是由「兩個小人物」李希凡和藍翎引起的。

　　李希凡和藍翎是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生。1953年畢業後，李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進修，藍分到北師大工農速成中學任教。1954年李、藍合作撰寫了一篇與俞平伯商榷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在母校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第九期發表。此文被江青看到並推薦給毛澤東。毛看後非常欣賞文章作者這種「小人物」敢於向「大人物」挑戰的精神，以及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研究方法。他讓江青轉告《人民日報》轉載。江青到人民日報社向總編鄧拓口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鄧立即照辦，排出清樣，並親自約作者談話。根據當時管理體制，《人民日報》文藝宣傳由報社和中宣部文藝處雙重領導，並以中宣部文藝處為主。李、藍文章轉載事報到中宣部，當時主持中宣部常務工作的胡喬木認為，《紅樓夢》研究純屬學術問題，根據蘇聯的做法，《真理報》對於此類問題歷來是只作結論，不允許展開討論。加之當時正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版面比較緊張，這篇文章不必在《人民日報》刊登。中宣部分管文藝的副部長周揚同意胡的意見，商定將此文送全國文聯機關報《文藝報》轉載。《文藝報》主編馮雪峰立即照辦，起草按語送中宣部審閱，並在當月出版的《文藝報》上轉載。豈料毛澤東看了《文藝報》按語並了解有關情況後，大為不悅。在這篇不到300字的按語旁寫下五處批語。後來，又奮筆寫下那封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並將李、藍文章一併附上，給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領導以及文藝界的有關負責人傳閱，表示要以「兩個小人物」批評俞平伯的文章為由，開展一場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運動。

　　毛澤東為何支持並發動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以胡適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為標誌，形成了與過去「舊紅學」不同的「新紅學派」，對舊紅學「評點派」「索隱派」發起了批判，曾得到魯迅的讚賞。俞平伯在胡適影響下，1922年著《紅樓夢辨》一書，繼承和發揮了胡適的研究路子和方法。胡適是新紅學考證派的奠基人，俞平伯則是新紅學派的著名學者。解放後，俞平伯根據30年前舊作加以修訂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及新寫的《紅樓夢簡論》等文章，影響更為廣泛，奠定了其在國內「紅學」的權威地位。與此同時，隨著新中國建立，學習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開展，一些人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學」，對俞平伯與胡適一脈相承的實用主義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開始懷疑並開展批評。而毛澤東在全國建立新政權後，正在考慮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改造舊的意識形態這一重大戰略問題。而通過《〈紅樓夢〉研究》批判具體問題入手，開展一場文化思想運動，以清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胡適派唯心論在中國的巨大影響，正符合他的戰略部署。

　　對毛澤東信作出迅速反應的是周揚領導下的中國作家協會。1954年10月24日，作協以古典文學部的名義籌備召開了「《紅樓夢》研究問題座談會」。到會的有文學界代表性人物60多人。周揚以文藝界領導人的身份參加會議並作總結髮言。他在講話中完全按照毛澤東信的指示精神，表明自己的態度。他強調指出：「我們平時口頭上常常講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不批判不鬥爭，實際上就是對資產階級思想投降，這哪裡還有什麼馬克思主義氣味呢？現在兩位青年作者做了我們文藝界許多人所沒有作的工作，他們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對於文藝界的這種新生力量，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最熱情的歡迎嗎？」會議結束不久，《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文匯報》等京滬三大報紙對這次會議進行報道，正式拉開了公開批判俞平伯及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序幕。周揚給李希凡的便函，就是在這次會後第二天發出的。

　　為了更好地組織力量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毛澤東在12月2日晚召見周揚等人座談。周揚根據毛澤東指示精神，對原來討論胡適問題的計劃草案做了根本修改，並在中國科學院院部與作家協會主席團的聯席擴大會上討論通過。這個計劃以批判胡適思想為主，內容包括：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批判，胡適的《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批判，考據在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關於《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對所謂新舊「紅學」的評價）。為了領導這次運動，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由郭沫若任主任，周揚與茅盾任副主任，成員包括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尹達等。周揚負責與毛澤東直接聯繫。報告送毛澤東，毛看後非常滿意，批「照此辦理」。中科院院部與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從1954年12月底至1955年3月，相繼組織召開了21次批判胡適思想的會議。全國各地也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了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批判浪潮。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彙編》共8冊，收入文章150篇，計200萬字。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再回頭對這場《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進行回顧和反思。應該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政權後，按照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必須使統治階級的思想變為統治思想。通過對五四運動以後最有影響的胡適派唯心主義學術思想和實用主義考證方法的批判，使人們擺脫了「索隱派」、「考證派」的羈絆，促使文化思想界學習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去分析研究《紅樓夢》和古典文學遺產，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和積極進步作用。但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舊的意識形態，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程。特別像《紅樓夢》這樣偉大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龐大的存在。《紅樓夢》研究中的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更是屬於精神世界的複雜問題。它不但要受政治的影響，也受宗教、哲學、道德等其它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且各種意識之間又各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對此，必須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通過充分的自由、民主、平等討論，逐步求得解決。但是當年那場批判運動，把學術文化問題簡單地等同於政治問題，並採取粗暴的行政手段和群眾鬥爭的方式去解決，從而極大地影響了學術文化的健康發展，使許多人為此受盡磨難。而「文化大革命」這場全民大災難，就是新中國成立後這諸多思想批判運動消極因素髮展和膨脹的惡果。

　　在毛澤東發動的這場《〈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中，周揚作為文藝界的領導，經歷了從消極被動到主動緊跟的過程。

　　毛澤東對周揚有知遇之恩。上世紀30年代，周揚任上海左聯黨團書記時，因「國防文學」口號之爭，受到魯迅公開批評。根據組織決定到延安後，毛澤東對這位小同鄉十分器重，被先後委任為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主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廳長、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等職，領導文化藝術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周揚擔任文化部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是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領導人，並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執行者。黨的八大時，為了周揚進中委，毛澤東親自出面為他作宣傳，說他是「黨內的梅蘭芳」。但是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周揚又不十分滿意。認為他「政治上不開展」。說他不了解階級鬥爭，不了解工人，不了解農民。並以玩笑口吻說要調一個團的解放軍把他押下去。這次批判《〈紅樓夢〉研究》，周揚事先並不知道。直到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出來後，他感到很被動，才調整思想，進而主動參與並領導這場批判運動。在以後思想戰線上幾次大的批判鬥爭中，周揚經歷了類似的同樣過程。因為他在長期鬥爭中經過歷史比較，認為毛澤東比別人英明正確，他對毛澤東的智慧、學識、文采無比崇敬。他深感此生能夠與毛澤東這樣的偉人共襄事成，是歷史對他的厚愛。正因為如此，在20世紀50年代直至「文革」前，那種「左」傾錯誤思潮襲來時，他總是自覺克服與毛的差距，努力緊跟。這也是當時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後來「文革」爆發，他自己也被打入另冊，這才大徹大悟，從一場大夢中醒過來。

　　回顧周揚這樣一個中國現代化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特殊典型，其跌宕起伏、成敗交織、大毀大譽的人生命運，真是可悲也夫，可嘆也夫。

　　但願這樣的歷史悲劇以後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