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中西方在分道揚鑣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那一年，中西方在分道揚鑣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2009-6-13信水清流http://chrisysz.blog.163.com

作者：《五人墓碑記》說崇禎是聖人，聖人十幾年後就自己弔死在北京的煤山上了，這個世界上，沒有聖人，沒有明君，唯一值得信賴和依靠的，還是制度建設。

如果我們想看看中西方在什麼時候還比較接近，不妨回到300多年前。

17世紀初，中國和英國的人均GDP還非常接近，英國估計是700美元，中國是450美元，那時候的中國已經是人口超級大國，有超過1.6億人口，而整個西歐才7000萬人口，英國只有600萬人，當時的蘇格蘭還是獨立的，100年後的蘇格蘭還被亞當·斯密稱為地域遼闊人口稀少的國家（中國人是不是覺得他們很可笑啊？），17世紀初的蘇格蘭人口是70萬，英格蘭和威爾士加起來450萬人口，愛爾蘭有100萬人口。

所以即使當時英國的人均GDP比中國高，但是在國家財富上遠遠不能和中國相比，直到100多年後，亞當·斯密還在《國富論》中說：「在中國，修建公路及維護通航水道這兩大任務是由行政當局擔當的，朝廷頒給各省疆吏的訓示，總是不斷勉勵他們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這一訓示的勤勉與懶惰狀況如何，就是朝廷決定其升遷的一大標準，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比歐洲的著名水道還要好。」當時中國在基礎建設方面遠勝西歐。

100多年後，英國的人均GDP已經是中國的一倍多，但是因為人口規模，英國的國家財富和中國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亞當·斯密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但斯密接著又指出:「然而,許久以來,它(指中國)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即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他還說:「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於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於贍養家屬的記述,則眾口一詞。」他特別指出:「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

如果亞當·斯密足夠長壽的話，他會發現，中國還有一兩億人和他生活的年代比起來，變化也還不是很大，雖然現代科技已經天翻地覆，亞當·斯密斷言「若易以其他法律(Laws)和制度(Institutions),那麼該國(指中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即財富增長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當時亞當·斯密已經發現中國已經持續落後，並且會遠遠落後於英國。

中西方為什麼會這樣的分道揚鑣，越走越遠，其實就在1645年決定了。

1599年，克倫威爾出生在英國亨廷頓一個中等貴族家庭，青年時期就學於劍橋一個清教學院，受到清教思想的薰陶。30年代遷居劍橋郡，曾幫助當地農民反對貴族地主排干沼澤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因而在東部各郡中頗孚眾望。我不知道當時英國算不算民主國家，1628年克倫威爾被選進議會，但是第二年國王查理一世就決定解散議會，獨自一人統治國家，看起來那個議會也是每年舉舉手、喝喝酒的角色，不過英國國王不懂得保證議會政治正確，讓議員只是由忠於自己的人組成，而是讓民眾選舉，不聽話就解散。1640年，因為要對蘇格蘭作戰需要資金，英國國王不得不召集了一個新議會（後面大家看看崇禎用的辦法）。克倫威爾作為劍橋郡的代表又被選入「短期議會」和「長期議會」（弱弱的問這和人大、人大常委會相似嗎？），新議會強烈要求國王不再實行專制統治。但是查理一世不甘屈從議會，於是1642年在忠實於國王和忠實於議會的軍隊之間爆發了一場戰爭。

克倫威爾回到家鄉從劍橋郡的自耕農和手工業者中間選擇士兵，要求他們具有革命熱情，英勇無畏，並能自覺遵守紀律。他的隊伍起初只有６０人，但英勇善戰，以少勝多，越戰越強，人數也越來越多，人稱「鐵騎軍。」克倫威爾當上了議會軍的司令。１６４４年７月，在英格蘭的北部的馬斯頓草原上，查理一世的統帥魯伯特和紐斯卡爾率領１萬步兵和７０００騎兵被克倫威爾打敗，但是隨後議會軍隊也受到重挫。

讓中國人更想像不到的一幕出現了，國王和議會的軍隊在作戰，但是議會還在運作，克倫威爾在議會開會時，向保守派嚴正指出：「如果不改組軍隊，如果不更加有力地進行戰鬥，人民就不會再忍耐下去了。」1645年１月，議會通過《新軍法案》，授權克倫威爾建立一支２.１萬人的軍隊，有三分之一士兵來自「鐵騎軍。」1645年６月14日清晨，英格蘭中部的納斯比村被濃濃的大霧籠罩著，議會軍和王家軍在這裡展開血戰。查理一世想利用大霧作掩護偷襲議會軍，當王家軍吶喊著沖入敵方陣地時，卻發現議會軍帳篷里空無一人，查理一世知道上當但為時已晚。克倫威爾早料到王家軍要偷襲，已經做好了埋伏，親自率領一支人馬繞到王家軍後方。兩邊同時發起衝鋒，夾擊王家軍。查理一世首尾不能相顧，大驚失色，急忙化裝成一個僕人逃到蘇格蘭。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

從1653年到1658年，克倫威爾使用護國主的頭銜統治著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在這五年期間，他在不列顛建成了大體完好的政體和井然有序的行政機構。改善了粗暴的法律，扶持文化教育。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允許猶太人再到英格蘭定居，在那裡實行他們自己的宗教（他們在三個多世紀以前被國王愛德華一世驅逐出境）。雖然大家公認他在口頭上贊成議會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反對獨斷專行的統治，但是在事實上卻建立了一種軍事獨裁統治。卻也承認他對民主政體的獻身精神是十分真誠的，甚至認為克倫威爾在當時實行獨裁統治是不得已而為之，後人評述說他從不偏激，從未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獨裁統治。他的統治通常是溫厚寬容的。在十七世紀，歐洲大部地區都正在朝著更強大的君主專制主義的方向發展；民主政體在英國的勝利是逆總的歷史趨勢而出現的事件，在隨後的年月里，英國民主政體的榜樣對法國啟蒙運動、法國革命和最終在西歐建立民主政體都是一個重要因素。還有顯而易見的是，民主勢力在英國的勝利對於在美國以及英國先前的殖民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建立民主政體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英國在世界上只是個彈丸之地，但是民主政體卻從英國湧向世界的其他某些範圍不小的地區。

明代自中葉開始，就一直受困於財政危機。自萬曆四十六年始，「遼東兵事興??先後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為定額」。加派並沒有緩解明朝的財政危機，卻使危機進一步加深。到崇禎帝繼位時，據戶部尚書畢自嚴報告當年的財政收入，「浮於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財政成為崇禎帝除了遼事以外必須著手解決的另一個棘手問題。為彌補虧空，崇禎帝在萬曆年間每畝加九厘的基礎上，再增三厘，「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這是崇禎帝解決財政危機的第一項措施。與萬曆年間三次加派總合，共約六百八十餘萬兩，是為遼餉。由於農民戰爭爆發，軍費開支再增。崇禎帝對此一籌莫展，只好拆東牆補西牆。崇禎元年時各邊欠餉就已達五百二十餘萬兩，如「寧夏欠十之四，甘肅欠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而到了崇禎十年，他仍靠拖欠其它邊鎮補遼東及鎮壓農民軍的軍費。但邊鎮欠餉又導致了更嚴重的問題，邊兵大量嘩變並投身於農民軍，農民戰爭之火反而越燒越旺。至崇禎十一年形勢急轉直下，朝廷財政再難維持，於是楊嗣昌提出新的對策:「增餉二百八十萬兩，措餉之法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溢地者，民間土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事例者，富民輸資為監生??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崇禎帝對此頗有猶豫，但「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餉無以飽兵」，只好「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批准實行,是為剿餉。崇禎十一年三月間,後金軍隊再次入塞,京師戒嚴。為了對付後金,「廷臣多請練邊兵,嗣昌因建議，益兵七十三萬有奇」,這樣「剿餉之外,復增練餉」。崇禎帝雖猶豫再三,還是贊同楊嗣昌、薛國觀的意見,再次批准實行。這樣三餉加派總共達七百三十萬兩。除「三餉」加派之外，崇禎帝還採取過其他一些措施來緩和財政危機，如要求富室勛戚捐助開源，卻遭到了頑強抵制。他不惜拿他岳父李國瑞開刀，撤了他的爵位，可最終仍為這些人聯合起來的力量所打敗。既然開源無門，只好從節流入手。主要的辦法是裁減驛站，廢除官僚仕紳的免稅權，以及節儉宮廷開支。但免稅權一事卻引起了御史吳允中的批評:「青衿優免，一歲不過數十金，然培養士氣，賴此一錢，今並去之，將何以勸士」。而裁減驛站及宮廷節儉所得，對於龐大的軍費開支，無異於杯水車薪。更何況裁減驛站導致的失業還更增加了社會動蕩，李自成就是失業的驛卒。

1606年，李自成出生在陝西米脂（比克倫威爾小7歲），崇禎元年（1628年）全國三分之一的驛站被裁撤，那一年克倫威爾進議會但是第二年也被掃地回家，不過克倫威爾還可以在家鄉管理莊園，當李自成繳不起舉人艾詔的高利貸被縣令晏子賓「械而游於市，將置至死」的時候，克倫威爾「幫助當地農民反對貴族地主排干沼澤侵害農民利益」，1640年，當英國國王查理一世因為軍費重新召開議會的時候，李自成趁明軍主力在四川追剿張獻忠之際入河南，收留饑民，隊伍發展到數萬，提出「均田免賦」口號，即民歌之「迎闖王，不納糧」。1641年1月李自成攻克洛陽，殺萬曆皇帝的兒子福王朱常洵，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1642年，克倫威爾為首的議會軍隊和國王軍隊開戰的時候，李自成圍開封數月，後來黃河決堤，開封被攻破，後來的明清史家都說是李自成的「叛軍」決開黃河大壩，但是史料卻顯示明朝守軍嫌疑更大。

為解決後勤保障不足的問題，李自成頒布了《掠金令》籌餉，規定助餉額數為「九卿五萬，中丞三萬，監司萬兩，州縣長吏半之。」追餉常常佐以刑罰。在大順軍佔領區，都設官治事，首為追餉，許多刑名刑具是聞所未聞的，都被大順軍用上了。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進北京後，為繼續推行他的「助餉」政策，在中央設立「比餉鎮撫司」。規定助餉額為「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闖王命部下製作了五千具夾棍，這種刑具「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夾棍之下餉資非常可觀。如嘉定伯周奎，追贓七十萬，籍其家時又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雜器匹緞車載；大學士陳演，追贓四萬，後又抄出銀數萬、黃金三百六十兩。「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逼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哭號哀鳴之聲響徹街坊。向勛戚官紳追餉的同時，對富商居民也極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餘。對不能輸足追贓銀的官紳，則押至前門官店票號，立據借錢，稱為「貸贓」，即使與店主素不相識，也不敢不借。看到這裡，估計大家就明白中國的官員為什麼把小孩都送到國外去的道理了。　　打天下時的軍隊紀律嚴明，規定如果有淫掠民間者，立行凌遲。於是居民臉貼「順民」二字，簟食壺漿焚香夾道迎接闖王人馬進城；商賈營業，街市如常。可是打下天下，大順兵沿街肆意索要騾馬，一進北京城大順軍高級將領分居勛戚豪宅，連中下級軍官也分據各中下級官邸或富民巨室，占其妻妾。令京城造捧門冊，派養進城的四十多萬起義兵，自此這四十餘萬士卒散居民宅，不受軍營約束，在居民中為非作歹。

沒有制度的建設，改朝換代實在沒什麼意思，昨天的「義軍」立刻變臉，李自成的起義軍在北京掠銀近七千萬兩，實際所掠則要高於此數。史家評述這件事說：「幽囚士大夫，用夾棍逼取金錢，此古今未經見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慘」；「古來亡國之俘，誅竄者有之，至於刑拷迫資，予未之聞也」。從這句話中不難看出李自成的大順政權是多麼的殘酷。失敗臨走的時候更是瘋狂作惡。1644年4月26日李自成敗退北京城，「縱其下大肆淫掠，無一家得免者」。

明末的時候，朝野也出現了一點民間團體，比如復社和東林黨人。復社成員幾乎遍及國內，有三千多人，愛國文人陳子龍、夏允彝、侯岐曾、楊廷樞、顧炎武、歸庄、陸世儀、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內中堅，復社興起時，周延儒為首輔，他是張溥考取進士的宗師，復社中有許多人都出自他的門下，其實在周延儒的內心對東林黨與復社均無好感，甚至還有些仇恨。周延儒利用復社重新當上了首輔，張溥興奮異常，與復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國事現狀的許多主張，到處議論朝政，把自己的建議寫成二冊，呈給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圍中，覺得大有作為的時機來臨了。當時朝政有所更新，但書生意氣哪敵得了政客綿里藏針的狠毒。他離奇的腹痛不已，一命歸西，一般認為周延儒的復出，張溥、吳昌時兩人同是劃策建功的人，周延儒慫恿吳昌時毒死張溥。東林黨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修復宋代講學的東林書院，和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在此講學，講學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認為自己肩負天下興亡的重任，形成廣泛影響。留下「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千古名句。東林黨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時政等意見，得到社會廣泛支持，但他們對事不對人的仗義執言，直抒胸臆，不考慮官場的複雜性，也使自己同當時的齊黨、楚黨、浙黨以及宦官及其依附宦官的勢力產生嚴重的裂痕。

光宗朱常洛在位僅一個月突然駕崩，東林黨官員楊漣和劉一燝等人不顧太監的亂棍齊下，強行入宮，將年僅16歲的朱由校於驚恐中連拖帶拉擁入文華殿，山呼「萬歲」，擁立成功。當時的首輔劉一燝、葉向高，吏部尚書趙南星、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熊廷弼，都是東林黨人或東林的支持者，可以說明朝的軍事、政治、文化、監察和人事大權全都被東林黨掌握，他們從在野的清流成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可是，擁有這樣強勢的政治力量，又一直高舉振興的大旗，除了革除一些萬曆皇帝時的苛捐雜稅，為張居正和方孝孺等人平反之外，拿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國方案。握有大權的東林黨人不僅喪失了對魏忠賢閹黨的警惕，也在形勢急迫時沒有狠下決心除掉魏忠賢。皇上整日孩童般掏鳥窩踢球賽馬，如痴如醉地在木工房揮汗如雨魯班一樣雕樓畫棟，荒唐可笑地為魏朝、魏忠賢和客氏之間三角戀愛之爭進行斷案，十足一個沒心沒肺的昏君。得到楊漣羅列魏忠賢24條大罪要彈劾自己的消息後，魏忠賢連夜趕到朱由校面前替自己辯解，儘管滿朝文武群情激奮，形勢有利於東林黨，如果派禁衛軍拿住魏忠賢當場正法，一切後來的閹禍皆可避免，卻被魏忠賢操縱皇帝化險為夷。東林黨終於可悲地倒在魏忠賢隨後布下的圍剿大網裡，閹黨瘋狂反撲，編造《東林點將錄》，將《水滸傳》中農民起義軍將領的綽號加在東林黨人頭上，大興冤獄，捕殺了楊漣、左光斗、黃遵素等一大批東林黨人。明熹宗聽信魏忠賢的讒言，下令拆毀天下所有的書院，停止講學，以壓制輿論。閹黨的勢力猖獗一時，朝政更加腐敗。

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相繼被殺之後,魏忠賢又欲殺東林黨內的六小君子(周順昌並非六小君子),在逮捕幾人的過程中,周順昌由於不畏懼錦衣衛的勢力,對路過的東林黨人倍加禮遇,天啟六年（1626），魏忠賢又派爪牙到蘇州逮捕周順昌，蘇州市民群情激憤，奮起反抗，發生暴動。但是不但沒能救下周順昌（他遭殺害後與六小君子並稱七君子），事後，閹黨人士大範圍搜捕暴動市民，商人顏佩韋等五人為了保護群眾，挺身投案，英勇就義。第二年（公元1627年），木匠明熹宗死後，崇禎皇帝即位，罷黜魏忠賢，魏畏罪自縊，閹黨失敗，周順昌得以昭雪。為了紀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蘇州人把他們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稱為「五人之墓」。張溥於崇禎元年（1628）寫下這篇《五人墓碑記》。碑記，又稱碑誌，記述死者生前的事迹，評價、歌頌其功德，刻在墓碑上。「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其實在那個時候，中西方的思想差異也還不怎麼大，霍布斯（1588－1679年），據說他母親聽聞西班牙無敵艦隊來犯，驚而早產，英國人說「霍布斯與恐懼是雙胞胎」，霍布斯破除了「君權神授」的觀念，但是描繪了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自然狀態」，所以他支持國王控制社會，幾乎同時代的明朝思想家顧炎武(1613—1682)，主張「經世致用」，「明道救世」。 把封建社會中「亡國」與「亡天下」作了區別，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這裡所說的「亡國」指的是改朝換代，是一個封建統治集團代替另一個封建統治集團的問題；而「亡天下」，則是指民族、文化的淪亡，是關係到整個民族命運的大問題。他認為，「保國」與「保天下」不同，「保國」即保衛舊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一般人不必關心；「保天下」即保衛本民族及其文化，則是每個人應有的責任，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日知錄·正始》)的著名論點。王陽明要人們破「心中賊」，用道德規範來抵禦世俗的敗壞，要求統治者體恤民情和施仁政，比康德說「人應該克制低級欲求通過遵守道德追求至善而成為完滿的存在者」好要早100多年。當然約翰·洛克（1632－1704年）提出社會契約論在中國還是無人能及。

現在再去看中西方當時的差異，中國皇權過重是主要根源，中國自秦以後，再也不是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特徵是貴族可以和國王抗衡，而在中國，早就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隋朝開始用科舉制選拔官員，讓民間優秀子弟有上升途徑，雖然得到了優秀的人才，不斷有傑出的文官出現，可是卻改不了改朝換代的輪迴。廢封建置郡縣之後的官僚制度，最大的害處並不是消滅了貴族，而是消滅了一種傳統的、可以對皇權構成壓力的多元力量。它取消了在「皇帝」或者「國家」之外的獨立的財產權。這是釜底抽薪，其他方面的任何獨立就都成為無源之水。在一個金字塔結構當中打擊了中層，也就等於打擊了整個下層，使一個社會漸進的民主化失去可能。

儘管相比之下，中國歷史上從「私臣」到「公僕」的轉化未免令人沮喪，但即使在一個所謂皇權專制主義的傳統中，藉助於儒家的倫理力量，和一個龐大的、足以「令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也要一籌莫展的」（韋伯語）官僚集團，中國歷史上的政府和皇室，一度在事實上實現了適當的分離。尼採的名言，「幾乎所有的政黨都懂得，為了自我生存，就不應使反對黨失去所有的力量。」這句話並非一種警告，而是對於事實的描述。我們可以反過來理解，一個體制如果可以長期較穩定的生存，那麼這一體制中必然存在反對的力量。列文森就認為儒家與君主制之間存在著基本的對立關係。而且在近代，正是這種對立關係和張力的消失，而不是簡單的暴力革命，才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徹底失敗。

漢代的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就分開了，一個政府的財政部長，叫做大司農，一個皇帝私人的財政部長，叫做少府。從此以後直到清朝，這一財政上的分別都是涇渭分明的，皇帝厚著臉皮動用政府財政的事，當然也時常發生。因為在君尊臣卑之下，皇帝的權威只有習慣上和事實權衡上的制約，並無法理與邏輯上的禁區。但是名分定了，總歸是一件好事。按照錢穆的觀點，漢代到唐代，中國政體中的皇權都在事實上受到政府的有效鉗制。政府職位從「私臣」到「公僕」的轉化已經體現出針對皇權的某種離心力。尤其是在唐朝，中書省和門下省組成的「政事堂」成為事實上的最高國務機構。中書負責擬旨，由皇帝拍板，再交門下省審議，同意則「副署」，反對則可以「塗歸」，亦稱「封駁」。雖然並無成文之法，皇帝的「聖旨」必須要由宰相簽字才生效這種習慣，卻長期以來形成一條不成文的「自由大憲章」。直到普遍認為相權低落的宋朝，開國時太祖欲派趙普為相，因為當時宰相全部空缺，找不到人「副署」，無法頒布赦令。朝臣依據以往的先例提出各種權宜之計，最後決定由開封府尹趙匡義副署，才敢把聖旨發出去。

又到了南宋快亡國時，寧宗皇帝常常不顧體統，隨時頒布手令，稱為御札。在這種窮途末路的時候竟然都還引起了群臣的激憤，說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道統更迭之際的人事任免，皇帝尚且不能乾綱獨斷，政府與皇權的分離不能不說是較為明顯的。所以余英時認為，中國的專制主義，如果不是從明清開始算起那也是在明清達到頂峰，60年前還迴光返照了一下。

唐宋時期，皇帝的詔書不經宰相的副署即不能生效，而明朝的內閣並沒有這種權力，因此皇帝本身的素質會嚴重影響整個國家的命運。朱元璋「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高度集權的中央和高度集權的皇帝出現了。

《四書》均是先秦的典籍，其中的《孟子》中包含有人本主義的思想光輝。孟子地位僅次於孔子號稱「亞聖」，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崇。孟子宣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些話句句直刺朱元璋的心裡，他其實就是孟子所說的「殘賊之人」，而孟子宣稱民眾有權力起來推翻誅殺這種獨夫民賊。這些思想最為朱元璋所痛恨，因此他剛即位就想將孟子配享孔子的地位撤消，雖然由於臣下反對未遂，但他無法容忍這樣的言語存在，因此命劉三吾刪改《孟子》，將這些反動言論統統刪除，新編一本潔本的《孟子節文》。他甚至兇惡地告訴劉三吾，如果孟子這個老傢伙活在現在，自己一定要殺了他。這樣一位宣稱要殺儒學宗師、刪改儒學經典的獨夫只是儒學經典的利用者，他一心追求的只是君權至上，臣民皆是◎◎，不僅在行為上是，在精神上也必須是◎◎。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訓不再藉助宦官統治，而是完全由皇帝本人親自執行。但把內閣（大學士）成了擺設，成立軍機處。明朝的內閣大學士，還可以勉強稱為國家大臣，以張居正來舉例，大臣給皇帝上奏章，還要給內閣報一份，一式兩份，到了清代則不然，只有給皇帝的一份，而軍機大臣則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書，軍機處只是皇帝的秘書機構，經手就完了。軍機處在編製上只是一個臨時機構，類似今天的某某領導小組、某某辦公室，而非一個正式機構，其成員無品級，組成完全由皇帝任意安排。 　

明朝有一種邸報，既不同於今天的商業報紙，也不同於今天的黨報黨刊，因為它沒有專門的辦報機構，發行周期也不太固定，另外它主要不靠印刷，而靠抄寫。明朝邸報的出版和發行過程是這樣的：各級官員向朝廷遞送奏章，朝廷批複之後，轉給六科（明清兩代設置的中央機構，負責分發公文和監督六部），六科把每一份奏章都抄下副本，去粗取精，彙編在一起，每隔四、五天出一期簡報，下發給京官和地方大員，並允許下層幹部和普通群眾傳抄。看消息來源和出版周期，明朝邸報很像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參考》，只是在保密程度上要比《內部參考》差很多，似乎更接近《內參選編》。《內參選編》主要刊登時政新聞，明朝邸報的內容則五花八門，既有官員任免等時政新聞，也有邊疆戰亂等軍事新聞，還有自然災害、大案要案、民風民俗、奇聞軼事等社會新聞，所以我們只能把它看成是報紙。一心反腐的崇禎卻對邸報不支持，頒下嚴旨：「各衙門章奏，未經御覽批紅，不許報房抄發。」

政權更迭的制度不完善，制度設計在保證國家穩定方面先天不足。世襲制讓人們「寧願冒著嬰兒、白痴和惡棍來當首領，也不願意麵對選舉優秀首領的糾紛」。

《五人墓碑記》把崇禎當聖人，聖人十幾年後就自己弔死在北京的煤山上了，這個世界上，沒有聖人，沒有明君，唯一值得信賴和依靠的，還是制度建設。

200年後，東西方兩大帝國遭遇，東方的大國一敗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