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重視地圖測繪：從古至今關係國家主權

來源：北京日報

摘要

從古至今，地圖對人們的社會、經濟乃至軍事活動，都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而象徵國家主權的版圖，更是具有崇高和不可褻瀆的地位，自古以來，概莫能外。

從古至今，地圖對人們的社會、經濟乃至軍事活動，都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

而象徵國家主權的版圖，具有崇高和不可褻瀆的地位，自古以來，概莫能外。

從荊軻刺秦故事看地圖神聖

地圖的起源，有人推測比文字的起源要早。從某種意義上說，地圖是最形象的符號，原始地圖可以跟圖畫一樣，把山川、道路、樹木如實地畫進地圖裡，作為打獵和出行的指南。

我國歷史上，曾流傳著許多有關原始社會時期人們製作地圖的傳說，最早可追溯到黃帝時代。據說，黃帝時已經有表示「地形物象」的地圖。

我國民間流傳著《河伯獻圖》的神話故事。據傳說，大禹為治水而踏遍山川、沼澤，有一天忽見黃河水神河伯從黃河中出來，獻出一塊大青石。禹仔細一看，原來是治水用的地圖。後來大禹依據這張圖，因勢利導，治水取得了成功。

夏禹時代，隨著生產的進步和水利的發展，人們的活動範圍不斷擴大。據傳，有人從全國各地搜集金屬澆鑄成九鼎，同時將各地的山林、河流畫成圖，鑄於鼎上。以後流傳的《山海經》，據說就是這九鼎上地圖的文字說明。

在春秋時期，國家的圖籍是神聖的。《論語·鄉黨》篇中記載說，孔子遇見了背負國家圖籍的人，馬上肅立把手扶在車前的橫木上，以示禮貌和尊重。

戰國時成書的《管子》用「地圖」作為篇名，闡明地圖在作戰中的作用。其中提到，凡統率軍隊的人，必須事先審閱並熟悉地圖，對於山勢崎嶇的險要地段，對於容易陷車的河灣、濕地，對於深山峽谷、主要河道；對於平地、高地以及各樣草木的分布情況；對於路程的遠近、城郭的大小以及現有的、已廢的城鎮；對於荒地、耕地等等都要弄清楚。這樣，行軍、攻城的部署便都能得心應手，先後得當。

《史記·荊軻傳》記載的這個著名的故事中，荊軻所帶的地圖是燕國督亢地區的圖，故名「督亢之圖」。由於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之間戰爭頻繁，因此敵對國的地圖顯得更為重要，各國對地圖視為珍寶，設專人保管，藏於密室。燕國使者荊軻之所以能進入戒備森嚴的咸陽秦宮，受到秦王政的接見，是因為荊軻手中持有燕國「督亢之圖」獻給秦王。正當秦王迫不及待要打開地圖時，圖窮匕首現，才有了荊軻刺秦王的一幕。荊軻刺秦王雖然沒有成功，但這個故事卻明確說明，諸侯國是有地圖的，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有象徵國土主權的「版圖」，地圖是非常神聖的。

秦始皇滅六國後，便收六國地圖於咸陽，以便於秦王朝統一施政。劉邦攻入咸陽時，他的將領蕭何首先接管秦始皇在位時在全國收集起來的地圖，藏於石渠閣。這些地圖一直保存到公元一世紀。

西晉製圖學家裴秀（公元224-271年）創立了地圖製圖的理論，把地圖製圖推進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晉武帝（司馬炎）三年（公元267年），裴秀被封為司空（相當於宰相的大官）。裴秀髮現《禹貢》中所記載的山川和地方名稱已經有了很大的變更，他立志對那些錯誤來一次糾正。

裴秀組織了人力，以《禹貢》為依據，對山嶽、湖泊、河道、高原、平原、坡地、沼澤，古代九州的範圍以及當時晉朝的十六州，都一一作了查核，繪製成《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同時在「序」中總結了一套製圖理論。十八篇地圖都散失了，而「序」中總結的所謂「製圖六體」卻在《晉書·裴秀傳》中得到了保存。

所謂製圖六體，就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條繪圖原則。分率，就是繪製時所用的比例尺；准望，就是用互相垂直的線條在圖紙上畫滿符合一定要求的方格，可以簡稱為「計里畫方」；道里，就是測算兩個地物之間的距離；而高下、方邪、迂直，就是把各種複雜的地形，應用數學計算方法折算成平面距離畫到圖上。製圖六體理論提出後，直至明末，一直為我國繪製地圖者所遵循。

唐朝的賈耽（公元730-805年），參照製圖六體理論，繪製了《海內華夷圖》和軍用的《隴右山南圖》，以及從中國到朝鮮、到越南河內、到中亞南亞等地的交通圖。其中《海內華夷圖》製作工程之浩大為當時世界上少有。這幅圖的繪製費時16年，圖幅寬三丈，高三丈三尺，繪圖網格一寸相當於一百里。據推算，圖幅的東西實地距離達三萬里，南北達三萬三千里，再聯繫它的圖名，可想而知它是當時一幅巨大的亞洲地圖。

而元代朱思本（公元1273-1337年）周遊天下，足跡所至，達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九省之多。他從實地考察中積累了豐富的地理知識，又參考了古今地圖和文獻，竭十年之力繪成了一幅長廣七尺的輿地圖。朱思本繼承裴秀、賈耽「計里畫方」法，注重實地資料的考證，並與地圖對照，慎重取捨。

朱思本的地圖曾以摹本和碑刻的形式，流傳了將近二百年後先後失傳。幸虧在1541年，由羅洪先在朱圖基礎上增繪了邊遠地區及朝鮮等，並取名《廣輿圖》。

利瑪竇帶來了世界地圖和西方測繪技術

利瑪竇是第一個把西方的測繪技術和近代地圖傳到中國的西洋人。他1552年生於義大利的馬西勒太，學習過天文、地理、測量、數字。他從神學院畢業後，開始了對東方的傳教生涯，在明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來到中國澳門，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字，隨後進入內地，並最終定居北京。

世界地圖是利瑪竇傳入我國的。他到廣東肇慶後，就根據西方的世界地圖製成一幅比原圖大，且用漢文註譯的世界地圖。後來又重繪過多次，其中以1602年刊行的《坤輿萬國全圖》最為完善。

利瑪竇到達中國後，見到許多中國用傳統方法繪製的地圖。為了把中國地圖介紹到西方，以西方投影法改繪中國地圖是他的第一件工作。為了改繪中國傳統地圖，必須先測出經緯度。因此利瑪竇每到一地，即刻進行經緯度的測量。他一方面用投影法經緯度改繪中國傳統地圖，向西方介紹中國，另一方面利用中國和西方的地圖資料編繪世界地圖。

中國人過去所見的世界圖都是以中國為中心，四周則是大洋，大洋中散落著若干小島，這些小島即是外國。而利瑪竇的世界圖卻繪出整個世界，中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這讓很多中國人感到十分新奇，眼界大開。同時也引起了一些官員的不滿，他們認為世界惟中國獨大，其餘皆小而野蠻，他們看到西洋地圖學家竟置中國於地圖極東之一角，十分生氣。為了迎合這些人的心理，在以後繪製的世界地圖中，利瑪竇把今卡內里群島的零度經線移位於圖的中央，把中國的位置繪在正中，圖上盡量引用中國的舊地名，以增加中國人的信任感。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天圓地方」的觀念始終占統治地位。元朝少數民族科學家扎馬魯丁雖然製作過有經緯度的地球儀，但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隨著利瑪竇的來華，地圖投影法一併傳入中國，中國的學者們才相信大地是球形，懂得畫地圖必須實地測量經緯度，並學會利用日食測量經度的方法。利瑪竇把經緯度製圖法引入中國，使中國地圖學史上發生了一場革命，人們開始摒棄「計里畫方」的傳統繪圖法，改用先進的實測經緯度繪圖法。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吸收了15至16世紀歐洲地理學界發現新大陸的成果，圖中繪出了南、北美洲和非洲南部及大海中一些島嶼國的位置及形狀，並作扼要的說明，開闊了中國人民的地理視野。地圖把地球以赤道為中心，平分為南北兩半球，划出了南北二回歸線與南北二極圖線。相應形成氣候的帶、溫帶與寒帶，對外國地名的翻譯也起了一個譯定作用。

明末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把西方科學的經緯度測繪地圖傳入中國後，引起了清初以康熙為首的統治者的重視，並在康熙年間完成我國第一部實測地圖——《皇輿全覽圖》。

康熙皇帝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對自然科學中的數學、天文、地理等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喜好地學，很重視西方科學技術。

康熙三十七年（1698），法國教士巴多明來華傳教，沿途詳察各省地圖，發現圖上的府、縣、城鎮的位置多與實地不符，並將此事上奏康熙。舊地圖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及傳教士的勸奏，以及康熙帝對新的測繪方法的了解，確立了他繪製全國實測地圖的決心。

在開始大規模進行全國性地圖測繪前，為了慎重起見，康熙首先下令傳教士們先製作首都京師附近的地圖。地圖完成後由康熙親自作了校勘，發現用歐洲測量方法而繪製的圖精確度很高，遠勝於原有舊圖。康熙四十六年（1707）完成繪製京師附近地圖，此後才下命令按西法測繪全國各省的地圖。

全國地圖的測繪正式開始於1708年4月，至1717年1月，除新疆及西藏部分外，各省測量全部完工，由杜德美按實測資料編纂圖集，內含關內十五省及關外蒙古各地，取名為《皇輿全覽圖》，1718年進呈康熙帝。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全國規模天文、大地、地形測量工作的結晶，是中國測繪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自從西晉的裴秀創立製圖六體理論以後，直到清代以前的一千四五百年間，歷代製圖學家都是採用傳統的網格法繪製地圖。《皇輿全覽圖》則採用了以地圓理論為基礎的經緯圖法和梯形投影法，圖中布滿了由地理經線和緯線縱橫交錯構成的經緯網。這是以少數比較可靠的天文觀測資料和大規模的三角測量測得的630個經緯點為依據繪成的。全圖按省分幅，共計41幅。

由於康熙時期西部有戰爭，故只能測至哈密一帶，不能把哈密以西的地區測全。西藏地區雖也作部分的測繪，因是隨軍目測，錯誤也較多，形成了《皇輿全覽圖》西部領土不足的遺憾。

《乾隆內府輿圖》，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始編，約乾隆三十七年左右完成。它是康熙《皇輿全覽圖》的續編與修訂版。由於在西域新疆地區進行了實地測繪，在西藏等地進行了複查和訂正，就中國範圍而言，該圖在內容和精確程度上都比康熙圖進步。該圖僅印一次，藏於內府，秘不示人，雖大臣、學士亦少能見。直到1925年5月，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點收故宮造辦處存物，始發現該圖銅版一百零五方。

《皇輿全覽圖》、《乾隆內府輿圖》「不僅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好、更精確」，這是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所下的結論。

（本文寫作參考宋鴻德等《中國古代測繪史話》、陸心賢等《地學史話》、朱玲玲《地圖史話》、金應春等《中國地圖史話》。）

延伸閱讀

馬王堆漢墓出土我國最早地圖

我國史籍中提到的古代地圖不可勝數，但流傳存世的極少。北宋以前的地圖，幾乎全部失傳。長期以來所能見到的我國古代地圖，最早的只是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兩幅石刻圖，即南宋年間的《華夷圖》和《禹跡圖》，距今不過八百多年。

1973年12月，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珍貴文物。其中兩幅地圖特別引人注目，一幅是地形圖，一幅是駐軍圖，都是在地下沉睡了兩千一百多年的古地圖，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地圖。

其中的地形圖，是一幅邊長96厘米的正方形地圖，圖幅所示的方位是上南下北左東右西，與現在通用的地圖剛好相反。也許這是為了讓坐北朝南的統治者讀圖方便的緣故吧。地圖的主區包括當時長沙國的南部，即今廣西、廣東、湖南區域中的瀟水流域、南嶺、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區。

駐軍圖則用黑、紅、田青三色繪製，所包括的範圍僅是地形圖的東南部分，其比例尺比前圖放大了約一倍。圖中文字標註方向不一，便於四面圍觀。圖上的駐軍營地、防區界線等軍事要素顯示得特別突出，其他要素則處於次要的、陪襯的地位。

鄭和航海圖最遠畫到肯亞

明代《鄭和航海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該圖製作於鄭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後，約成於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五年(1430)間。原圖為自右而左展開的手卷式﹐後改為書本式﹐共二十四頁。其時正值明宣宗朱瞻基醞釀再下西洋之際﹐因將鄭和船隊歷次下西洋航程綜合整理﹐繪製成整幅下西洋全圖。全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至非洲東岸的慢八撒(今肯亞蒙巴薩)。圖中標明了航線所經亞非各國的方位﹐航道遠近﹑深度﹐對何處有礁石或淺灘﹐也都一一註明。

受到當時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該圖仍採用傳統的繪畫方法﹐圖中的地域大小﹑遠近比例﹐都只是相對而言的﹐有些地方的方位甚至有錯。但在當時，《鄭和航海圖》還是達到了較高的科學水平。該圖不僅是研究鄭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圖籍﹐在世界地圖學﹑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