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收藏界黑洞：造假者用人尿泡瓷器做舊

(2010-02-05 22: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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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界里貓膩多　　亂世買黃金，盛世興收藏。這幾年除了樓市、股市，文物收藏市場也是火爆異常，很多人不僅出於愛好，而且把它當成了一種投資保值的手段。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眾對古玩、字畫等藏品越來越感興趣，使得古玩文物交易成為繼股票和房地產之後，最「火」的投資方式之一。與此同時，古玩行當的詭譎與欺騙也愈演愈烈。誰為藏家鑒寶？市場上到底有多少黑洞？據央視報道，在中國鈞瓷之鄉禹州神垕鎮，隨便走進一家農家院，院子里的空地上、牆角下，各個朝代的瓷器是應有盡有，這些在古玩市場里身價成千上萬的鈞窯「文物」，在這裡彷彿成了一堆無用的垃圾，每件瓷器上都布滿了泥土，瓷枕的脫釉都非常逼真。　　人尿泡出「舊瓷器」　　對於河南省禹州市此類瓷器，河南收藏協會陶瓷委員會常務副會長陳景順稱，屬於高仿的，不少是有意打爛，打爛以後又修補，給人誤導。現在很多市場上出現的都是發烏髮黃、做偽做舊的東西。　　負責瓷器鑒定的四川成都名家趙德均介紹：「目前『舊瓷器』在古玩市場上很暢銷，但也是假貨最多的，因為瓷器造假最容易，一些造假手法讓人真假難辨。一般瓷器造假分兩步完成：第一步是按照古代的樣子將瓷器做出來；第二步是將它做舊，以表現它的『古』。」趙德均講述了一個造假的趣聞：造假者先買回一些新的瓷器，用人尿加消毒液，將瓷器泡進去，泡過半年後，洗掉本身的顏色，然後再在這些去釉的瓷器上讓畫家在上面畫出古色古香的圖案，噴出仿古的釉色。　　不過這些都是瓷器造假的雕蟲小技，與以新充舊相比，「補貨」是最難鑒定的。造假者到四川各地古窯場或墳墓遺址搜羅大量的「垃圾」殘片，然後，用殘片拼湊成一件完整的贗品。這種方法製造的瓷器，即使鑒定專家採用先進的多點取樣的辦法，得到的分析結果也一樣是「真品」。在市面上，這種拼湊的贗品，一旦成功通過專家鑒定這一關，原本僅值1萬多元的東西，一下子就超過了20萬元。　　騙子屢屢得逞　　中空的裝飾品灌進沙土充分量，外面沾上點泥沙，就拿去充當工地施工挖出的「古董」賣。不久前，河北省石家莊市新華分局刑警一中隊成功破獲一起偽造古董改銷一條龍詐騙團伙，抓獲團伙成員9名，據悉，該團伙曾在北京、銀川、包頭、唐山、秦皇島等地交叉結夥作案數起。　　據辦案民警劉警官介紹，「銷售」時，賣「古董」得穿「工作服」。該團伙主要銷售「古董」的地方是早市或者集市。在賣「古董」時，所有人都要穿上「工作服」——建築工人的衣服，戴上黃色安全帽。他們假稱所賣物品是從工地剛剛挖出來的「寶貝」。這些人基本上一起外出，在火車站分手後奔赴不同的集市，賣完後自行返回旅館。　　砍價格，要多高價看買主情況定。劉警官在秘密偵查時發現，「古董」賣出的價錢不一樣，成品的十二屬相最低七八十元就能賣出，高的可達幾百元。據團伙成員交代，他們價錢是看買主來定的，看著買主不懂裝懂，而且很有錢的樣子的時候就會高價討要，如果看著沒錢的樣子就賤價賣出。有必要時，可以讓自己人來當托，說這件古董有多麼多麼的好，進價10元錢的東西就可以賣到幾百元。他們在汽車站等地出售「古董」，短短3天時間就加工出售「古董」13件。　　這些偽造古董之所以能夠順利出售，主要原因還是經濟利益的推動。人們手上有了閑錢，開始抱著投資的心理買古玩。而文物藝術品升值的潛力非常大，拍賣市場基本上是一年升值30%至50%，有些文物過兩年再拍，升值一倍，這大大刺激了有錢人將資金投向這個領域。　　著名鑒賞家王立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是我國歷史上第三次古玩仿製高潮，前兩次高潮一個在宋代，一個在民國。當代文物仿製登峰造極，整個市場光怪陸離，聳人聽聞的事時時在發生。」古玩市場並非一般市民所能涉足，所需要的專業知識非常強，能淘到寶貝的也是極個別人。　　古董造假很正常嗎　　為啥別的東西造假有人管，但是古董造假卻很正常，自己走眼就算自己倒霉呢？或許這就是古玩的魅力所在。古玩，顧名思義玩兒的就是歷史的文化積澱，玩兒的就是時間的積累。從古人開始欣賞古玩的時候贗品也隨之走向了市場，仿古自古以來就算是一種生產力。舉個例子，康熙時期做了很多仿製宋代五大名窯的瓷器，在當時來說就是假的，就是贗品，可是到了民國的時候康熙時期仿製的假貨也十分難得，十分稀少。同樣的例子，民國時期仿製清三代或明代的瓷器，現在也是很難得，價格往往比同一時代的物品還要高。中國藝術品的造假史源遠流長，自漢代始，後朝仿前朝就非常流行。造假大體分兩種情況：一是崇尚古人古物而仿之，二是受利益驅動而仿之，現在絕大部分造假屬於第二種。其實對於藝術品的造假也不能一概否定，就拿書畫來說，當年張大千仿石濤的山水畫作，騙過了很多大收藏家的眼睛；齊白石晚年作品上的工筆草蟲幾乎都是學生畫的；明代大畫家仇英仿的《清明上河圖》在拍賣會上爭到幾十萬；故宮目前收藏的古代書畫中，相當一部分是後朝仿製的。另外，真假由誰說了算？對一件東西專家說法不一，是經常的事。還有所謂的科學檢測手段，目前也已被造假者所攻破。因此打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大概就是目前打假沒人管的主要原因吧。怎麼辦呢？一是提高自己的眼力，少交學費；二是遇到把假貨當真貨賣，騙錢數額較大的，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　　缺乏嚴格的行業標準　　在北京朝陽區CBD工作的付玉強，大學歷史專業畢業，對收藏品一直情有獨鍾，有了點積蓄後，2009年，在北京潘家園市場，他花費了3萬元淘到了一幅董壽平的國畫《蘭石圖》。然而第二天經行家鑒定後，確定為贗品，當時他就直奔潘家園市場管理中心討要說法，卻沒有結果。北京市消費者協會的一位人士對此表示：「古玩雖是特殊商品，但消費者遇到欺詐，只能自認倒霉。法律上，我們難以找到與之相對應的具體條文。」缺乏嚴格的行業標準，缺乏有效的市場監管和調控，從生產到流通，一大批複仿的贗品就這樣源源不斷地流進市場。一旦某項工藝品產業淪落如此，那麼其信譽度和價格就會迅速降低，不但仿古產品，連正常的工藝品生產也會受到影響，久而久之，最終成為「地攤貨」。　　上個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曾作為國禮贈送給50多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唐三彩，其生產廠家在洛陽一哄而上，最泛濫的時候，達到3000多家，其中絕大部分是個體作坊。他們或仿古做舊，或以次充好，市場銷售更是無序，在街頭巷尾隨意擺放，公開壓價，國寶級的文化精品就這樣淪落為便宜的「地攤貨」，無人理睬。　　因此很多文物專家和仿古工藝品作者認為，國家有必要出台管理措施，規範仿古工藝品的製作，仿製產品要有明顯標識，才能讓仿古工藝和文物市場都良性發展。　收藏中不能忽視的經濟槓桿　　在2009年12月8日的王世襄先生追思會上，文物收藏專家馬未都對本刊記者說：「清晨的北京有兩個地方總是人頭攢動。一個是天安門，人們在等著看升國旗；另一個就是潘家園藏品交易市場了。」近幾年，收藏行業在北京乃至全國都持續升溫。有人是愛好，有人是看中收藏背後的經濟利益，有人則是用來洗錢。　　該出手時就出手　　對於收藏的大部分古董來說，「那些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即不是勞動產品的東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勞動再生產的東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藝術品等)的價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況來決定。」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一句關於經濟學問題的論斷。　　自文物、藝術品進入市場以來，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收藏也從一種單純的愛好行為轉變為一種愛好與投資兼有的行為，任何一個收藏者最終都會與自己的藏品分開，這是一個亘古不變的事實。改革開放之前所有的收藏品都藏匿得非常嚴實，30年過去了，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一些藏品便開始悄悄地出現在一些重大拍賣行中，或者在一些行家中私下流轉開去。　　藏品的收藏也是有其階段性的。當藏家的藏品價值不斷被證明升值的時候，總是有些藏家耐不住性子，這也就距離出手不遠了。但是對於大玩家而言，如果藏品出不了手，則說明你的收藏失敗了。對於一個現代收藏者來說，引入經濟學的投資思考是必要的。怎樣以有限的金錢擁有藏品，並且在有限的時間裡獲得最大的經濟收益，這是藏家普遍關注的。　　普通經濟理論不完全適用　　對於藏家而言，普通的經濟理論到底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呢？經濟學所闡述的基本理論是：價值決定價格，供求影響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那麼收藏行業是否也適用一般的經濟學理論呢？　　一般而言，有資金投入實力和願望的人或團體的投資行為被界定為兩部分：穩定性投資和風險性投資。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不同，兩種投資的轉換也在同時進行。特別是在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大多數的經濟體都受到了衝擊，而收藏行業的歷史特性使其一直被認為是一種穩定性投資。在實體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中，人們減持金融實體投資而增加藝術品收藏投資，似乎是大勢所趨，似乎也是明智之舉。藝術品拍賣行情看好倒也順理成章。但是要考慮的是，對藝術品的評價和投資是否可以完全適用供求影響價格的理論？　　業界通常對藏品的評價是：以消費(即觀賞)為主、保值為輔。藏品不是人們生存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人們對吃穿住行的消費是基本固定的，不會有劇烈的變化。而收藏品的消費量卻明顯受到收入增減的影響，是彈性很大的消費品。　　當收藏者手頭較為寬綽時就會多買些藏品，而當手頭緊張時則會少買或不買。以此來看，金融危機由於削弱了原有藏家的實力，只會大大限制他們的購藏慾望，而不可能去鼓勵他們增購藝術品。　　因此，藝術品市場與金融市場是一種一損俱損的關係，而不是此消彼長的替代關係。據此也許可以預言：金融危機背景下拍賣市場就總體而言，只會降溫，而不會火爆。所以對藏品的投資是不能夠完全按普通經濟學來考慮的。　　藏品未來價值最重要　　圓明園中流失國外的獸首，1985年在美國只值1500美元，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文物保護的大眾概念。1989年，馬首在倫敦蘇富比拍賣會上以18.1萬英鎊成交；2000年，虎首、猴首與牛首被中國保利集團分別以1544.475萬、818.5萬與774.5萬港元拍得；2007年，還是同一尊馬首，價格卻暴漲，最終何鴻燊以6910萬港元購得。2009年升到了3419萬歐元，因為這時的中國已經很注重自己的文物保護了。從幾千塊錢飆升到現在的幾千萬就是一個最實際的文物價值受重視的例子。　　可見，藏品的存世量越少，價值就越高；存世量越多，價值就越低。這個原則可以作為選擇藏品的參考，但不是唯一。那些發行量很大的紀念郵票、紀念錢幣、紀念章，還有非限量發行的招貼畫等供求量彈性很大的藏品價值也是很高的。收藏的意義被界定為3點：首先，該藏品是否含有人們所欲知的信息。如果是，那就可能產生較大的需求，它就擁有收藏價值。其次，藏品所擁有的潛在價值是否被人們強烈關注，是否具有非凡意義。最後，一旦藏品的特殊意義被發掘，是否市場的供應量也能迅速增加。只有藏品擁有人們欲知的信息，這種信息又極為重要，而且市場又無法充足供應才有收藏價值，也會有巨大的升值空間。　　文物收藏的價值是多範疇的，它不僅包含了經濟價值，還有社會價值。但是為了讓大眾更加明晰文物的價值概念，通常換算為完全的經濟價值來表述，這樣會有一個更為直觀的價值概念。文物鑒定專家說，一幅宋代的名畫價值數千萬元並不是說它就肯定能賣幾千萬，是說它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總和是價值千萬，如果真是出售也許幾百萬都沒人買。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有行無市。　　河南視台的品牌鑒寶欄目《華豫之門》，在收藏專家對藏品鑒定真偽的同時還增加了市場觀察團。專家給的是整體藝術價值的估計，市場觀察團則結合市場交易信息給予市場售價的參考，這就是一個成功的模式。　　通常說的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對現在的投資收藏行為不僅僅要看藏品的行情，還要看它的「市情」如何。知「市情」、懂訣竅，獲得豐富的經濟收益才會成為可能。市場流通才能收益　　一件藏品，只有流通才具有價值。深埋地下的文物是沒有價值的。想讓藏品增值，就要讓它流通，而作為收藏者只能賺取一個升值環節的利潤。我們常聽說有人把藏品出手後又花更高價錢買回來，再以更高的價格賣掉。收藏經濟學認為，只有經過足夠數量的流通次數，藏品的價格才能實現大的增值。這就是古玩界乃至收藏界常說的「高來高走，低來低走」。　　據榮寶拍賣行的陸紅梅介紹：榮寶第66期拍賣會如期於2009年12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亞洲大酒店開槌，17日至18日預展兩天。作為2009年年度最後一場拍賣會，榮寶推出了5個專場約1400多件作品來滿足藏家們的需要。繼秋拍推出的名家小品專場獲得良好反響後，這次拍賣也設立了名家小品專場，以及古董珍玩、中國書畫專場。　　一件藏品，包括找尋的辛苦、周轉的利潤、一次次的增值，還有由於判斷失誤帶來的損失，最終都由後來的收藏投資者埋單。這樣看來似乎冤大頭總在後面，其實也不然，藏家只是在別人苦苦尋找、對比、參照、淘汰、選擇、流通、交換等等的基礎上，摘取其中最公認的碩美果實而已。這一點上，最後藏家又是最大的贏家。而且歷史是延續的，每個藏家也只擁有藏品的一個時期，擁有者總在未來。　　藏品的價值也永遠只有未來才能判定。　　　「二爺」的藏品交易經　　「如果要把我寫進稿子，希望你能用我的外號——彩陶三，因為在家裡我排行老三，又是靠著7件彩陶才在北京扎的根。」在這次採訪之初，彩陶三這樣告訴《記者觀察》記者。　　彩陶三、萬曆趙、青花王等這些明顯帶有紀年和器型的外號，聽上去才能夠符合潘家園的身份，也就是這些外號，造就了很多至今仍讓圈內人津津樂道的財富神話。作為二道販子的他們，曾經是農民，而現在有一個統一的名字——「二爺」。　　「鬼市」里的第一桶金　　9年前的隆冬，當彩陶三拎著17件從甘肅老家收購的彩陶和青灰陶罐來到北京時，壓根沒有想到在北京一干就是10年，更沒有想到會成為圈內排得上號的人物。和幾乎所有的「二爺」一樣，在老家靠鋤頭和鐮刀生活的他，沒幾年就走上了倒賣藏品的路。「北京人肯出錢，只要能把手裡的貨出了就行。」這是他最初來北京的想法。　　2000年的潘家園，和現在比，自然冷清了很多，但出名就出名在它的「鬼市」上，那時候的「鬼市」交易量甚至要大過白天的市場交易量。著名收藏家馬未都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在北京，凌晨三四點的時候，只有兩個地方人頭攢動，一個是天安門，一個是潘家園。」　　彩陶三剛來的時候，就在潘家園附近租了一間舊屋，天天趕「鬼市」。「那時候很辛苦，尤其是冬天，很冷，還不敢穿太多，萬一市場糾察隊或者工商局來人，跑起來也利落。」就這樣，他在「鬼市」賺取了來北京的第一桶金。半年後，有了10萬元錢的他作出了一個決定：留在潘家園，留在北京。從此，他踏上了無數「二爺」走過的路：先靠手裡的真貨積累人脈，構架關係網，手裡的存貨賣完後，再到民間收購或者直接通過別人介紹購進大量的贗品，真的假的摻著賣。「別以為來買古董的都是眼力好的，其中的『棒槌』多著呢！」　　「棒槌」最好騙　　「棒槌」，又叫「燒包」「肉雞」，是「二爺」們對那些鑒定水平明顯是個半吊子但卻自信滿滿想來「撿漏」的藏家的統稱。　　「這樣的人最好騙，是我們最喜歡的顧客。」通過彩陶三的面授，記者對於「二爺」們的宰客方式有了初步的認識。很簡單，無非就兩招，一招是「借刀宰人」，另一招是「故弄玄虛」。「借刀宰人」就是用「托」來套買家。最初的「托」來自於周圍的那些攤販或者小夥計，但是後來行不通了，因為一回生二回熟，總是露熟臉也不行，容易穿幫。有了這樣的顧慮之後，一個行業便應運而生了，那就是職業的「托」。彩陶三戲稱他們為「文物蚯蚓」，專門用來釣「棒槌」這種「魚」。這些人也多來自農村，多是「二爺」們的鄉里鄉親。他們的任務就是每天在市場轉悠，當某個攤主需要他們來「釣魚」的時候，他們就湊上來，用諸如「逛遍了市場，總算看見好東西了」之類的話語來引誘買家，交易完成過後再來攤主這分成。　　另一招「故弄玄虛」就得看「二爺」的表演功力了。「兄弟，沒看新聞啊，我這貨是他們從地下起出來的。這不，現在人進去了，托我把東西賣了，打點關係。」在說這些話的空兒，同時做出左顧右盼，怕別人聽見的動作。「一般這兩招出來，『棒槌』十有八九就買了，雖然價錢大，但他心裡肯定很滿意。」　　說到最不喜歡的顧客時，彩陶三並沒有將矛頭指向國內的專業藏家，而是指向了外國人。作為北京城數一數二的古玩交易市場，潘家園在吸引著國內藏家的同時，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國人來此淘金。但外國人比較精明，很難讓他們出手，甚至就算確定是真品，他們也會衡量再三。並且由於語言不通，他們會時常在價格方面跟攤主們產生分歧，你伸出來三個指頭，他們不往三萬、三千上考慮，而是在說三百，甚至是三十。他們的這種近乎耍賴的行為，常常讓「二爺」們惱火不已，甚至不想做外國人的生意。對此，彩陶三總結出了一條古玩生意和紀念品生意的大不同來，「紀念品哪個老外都想買，確實也就買了；古玩老外也想買，可他就是不買。」　　來自仿品的屠殺　　如果現在問任何一個藏家，出去淘寶最怕什麼，他們十有八九會說怕買到贗品，而彩陶三的說法也確實印證了這種擔心。長久以來，潘家園充斥著大量的贗品和高仿品，甚至贗品的數量高達百分之七八十，而國內其他的古玩交易市場與潘家園如出一轍，就連貨物的源頭都幾乎一樣。有一位藏家說過這樣的話：「仿品就像是一挺機關槍，沒突突幾下就把真品全都屠殺了。」長期以來，古玩交易有一條不成文的行規，而且經過了這麼多年，都一直被交易的雙方所遵守，那就是賣出去的貨物就像是潑出去的水，無論真假都沒有退回的道理。所謂的「三包」「售後」，在這裡絕對行不通，這很有點賭博的味道。「富貴在天，買定離手」。正是出於這一點，像彩陶三這樣的「二爺」們才會有恃無恐地將贗品往外賣。「只要賣出去了，就不怕他找回來。」「什麼都可以壞，但規矩不能壞！」　　另外，這些年的科技進步也為仿造古物大開方便之門。資深記者吳樹，曾經在他的《誰在收藏中國》一書中提到了瓷器釉面老化的新方法，很簡單，只要在機場過一下X光，一秒鐘就能使釉面老化兩百年。用高科技仿製的東西，不管你是「宮內的」還是「宮外的」專家，一概鑒定不出來。「就連我這賣仿品的，有時候新東西一出來，都不知道真假！」彩陶三坦言。而那些沒有什麼專業知識，就憑藉著書本上的幾張照片甚至是素描來辨別文物真偽的「半吊子」，就更不用說了。　　千萬元之後的歸隱　　近年來，隨著「收藏熱」的持續升溫，文物市場交易量也在飛速提高。以北京潘家園為例，年交易量是以數千萬計的，在2009年8月底，還創下日交易量20萬元的記錄。而這些數據，就是由數千個像彩陶三的「二爺」和無數個「棒槌」締造的。而這些，還將一直延續下去。「幹這一行，心裡說沒鬼，那是騙人的，且不說那些東西都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就是賣贗品心裡也是不舒服的。今年幹完，我就回老家，開個工藝品店，就純粹地賣工藝品，到時，我這『二爺』也就該退休了！」彩陶三告訴記者。　　王世襄帶動了一個產業　　秋鬥蟋蟀、冬懷鳴蟲、架鷹捉兔、挈狗捉獾……王世襄老人皆樂之不疲；傾心葫蘆、收藏傢具、刻竹漆器、著書立說，他樣樣出色。而且以「玩」為生的他，居然玩不喪志，竟然把「大俗」玩成了「大雅」，甚至玩出了好幾門「世紀絕學」。不久前，王世襄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中國文化界又少了一位大師。根據王老生前願望，過世後不舉行追悼會，不設靈堂。　　94歲不減愛國熱情　　2009年12月8日，王世襄先生追思會在中國文物遺產研究院9樓會議室舉行。單霽翔、羅哲文、傅熹年、耿寶昌、謝辰生等文博專家以及王世襄之子王敦煌，出席追思會。國務院參事室黨組書記、主任陳進玉首先轉達了溫家寶、李克強等領導的沉痛哀悼和對家屬的慰問。他說，在荷蘭「克勞斯親王獎最高榮譽獎」頒獎儀式上，近90高齡的王老仍能用流利的英語宣讀答謝詞，「王老先生精通中國古典文學、書畫、雕塑、金石、建築等，並能獨闢蹊徑，深入研究鮮有人涉足的傢具、髹漆、竹刻、鴿文化等，在這些領域作出了具有開拓性的貢獻」。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記憶猶新。2008年6月上旬，我登門拜訪王老。王老當時已94歲，但他頭腦清楚，談笑詼諧、幽默。他見到我們的第一句話就是，『失事的直升機殘骸找到了』。他指的是在汶川大地震中執行搜救任務而失事的那架直升機。我聽後不禁愣了一下。王老一生對祖國和人民的愛，由此可見一斑。」在陳進玉眼裡，王世襄是一個始終熱愛祖國和人民的人。　　70年前，日本在佔領中國領土的同時對中國進行了有計劃、長時間、大規模的文化侵略。日軍所到之處，上至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下至私人藏室，均無一例外遭到野蠻洗劫與破壞。抗戰一結束，王世襄即參與了防止文物外流和搶救流失文物回國的工作，可謂勞苦功高。　　1945年10月，由馬衡、梁思成推薦，王世襄擔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時年31歲。當時他的工作主要涉及：沒收德國人楊寧史青銅器；收購收藏家郭葆昌瓷器；追回美軍少尉非法接受的日本人瓷器；收購長春存素堂宋至清代絲綉；接收溥儀留在天津張園的故宮文物；收回海關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等。　　這些珍貴文物如不是當時及時收回，恐早已流失海外了。　　一生保護文物　　追思會現場，國家文物局古建專家組組長羅哲文，帶來了早年出版的《中國營造學社會刊》。該會刊在1930年至1945年間印行，是一份全面研究我國古代建築的重要刊物。在這本會刊中，收錄了王世襄1933年測繪、考證四川南溪李庄宋墓的文章——《四川南溪李庄宋墓》。　　羅哲文回憶起當年與王世襄在南溪李庄宋墓考察的歲月，即興賦詩一首：「難忘六十六年前，古迹班門習調研。雜草叢中探古墓，旋螺殿里測曲折。陪都共赴護國寶，學社辛勤復會刊。老友魂兮巴蜀望，巴山蜀水笑開顏。」談及解放前王世襄老人的舊事，羅哲文在追思會上三度發言。　　對於王世襄一生對文物的保護，羅哲文更是十分敬佩。此事可以追溯到1944年年底，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由當時主持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先生負責，主要工作是編製《戰區文物保存目錄》，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明位置，防止文物和古建築毀於戰火。因為參與作戰的還有美軍，這份目錄的翻譯、校訂即交由王世襄完成，當時他是中國營造學社的助理研究員。抗戰結束後，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使命結束，遂改為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主要工作是清理、接受、搜集戰爭中散失的文物，並編製《戰時文物損失目錄》和《文物損失數量估價表》。　　滑過北京上空的哨音　　2003年秋天，與王老相依為命幾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留下他孤獨地面對窗外枯葉飄落。從那時起，王老把更多的時間留給了鴿子。　　王世襄說：「觀賞鴿能把我最美好的想像和失去的記憶帶到遙遠的地方去。」觀賞鴿因此成為王老難以逝去的記憶。　　王老說：「一說到鴿子，現在的人自然會想到信鴿和『和平鴿』。其實，二者都是進口物種，遠不如中國獨有的傳統觀賞鴿，可以圍在場地四周盤旋，還帶著悅耳的鴿哨。」　　他在所著的《北京鴿哨》中曾經深情地寫道：「在北京，不論風和日麗的春天，陰雨初霽的盛夏，碧空如洗的清秋，天寒欲雪的冬日，都可以聽到從空中傳來央央琅琅之音。它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們從夢中喚醒，不知多少次把人們的目光引向遙空，又不知多少次給大人和兒童帶來了喜悅……」　　老年的王老很少出門，他很想通過觀賞鴿的放飛帶去他對大自然持久的愛。當觀賞鴿重新盤旋在北京城的上空時，王老的「玩」又上了一個層次。　　王老曾說，老北京的鴿子分兩類：樓鴿和觀賞鴿。樓鴿即灰色野鴿，因為住在城門樓上而得名。信鴿難得一見，被稱為「洋樓」即「外國的樓鴿」。至於觀賞鴿，花色、品種繁多。同一品種，其頭、嘴、眼睛、眼皮、顏色、羽毛閃光等等又有許多講究，好壞、貴賤大不相同，它是中國的傳統物種，是完完全全中國的鴿子文化。　　帶動明清傢具消費時尚　　王老喜歡玩的東西極多，但玩得最上心、最過癮的是古典傢具。　　上個世紀80年代中葉，王老的《髹飾錄解說》《明式傢具珍賞》《明式傢具研究英文本》等相繼發表，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轟動，致使中國明清傢具炙手可熱，價格瞬間上升，狂飆般地成了中國收藏界的新寵兒。山西、陝西等地明清傢具潮水一般地被運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拉完明清傢具再拉民國時期的傢具，拉光了檀木傢具，拉烏木、梨木……　　因此有人說，王世襄關於明清傢具的幾本專著，帶動了整個中國古典傢具的收藏和製作產業。　　當時，競相仿效的明清傢具在中國各大城市頻頻出現，古典傢具的產業化鏈條已經成型，新的行業隊伍不斷強大，許多明清傢具的仿製品大批量地銷往國外。現在，如果你走進北京高碑店明清傢具店裡，店主的書桌上一定會找到王世襄的著作。　　1993年，王世襄《說葫蘆》中英雙語版出版後，北京、天津等地紛紛出現了葫蘆一條街。他的《蟋蟀譜集成》《中國古代漆器》中文版和英文版、《中國古代音樂書目》等書的出版也都帶來不同程度的反響。　　「中國太需要像王世襄一樣的文物鑒賞家了，他和徐邦達以及故去的謝稚柳、啟功，真不愧為中國四大文物鑒賞家。」中國文物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這樣說。　　相關鏈接：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出生，北京人，九三學社社員。1941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1943年冬，赴川西李庄任中國營造學社助理研究員，學習中國古代建築學。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駐平津區辦事處助理代表，清理追還抗戰時期被敵偽劫奪之文物，累計追還、徵購數批文物計2000餘件。1946年底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第四組專員，負責調查交涉歸還文物事宜，追還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6箱，並由日本橫濱押運到上海。後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及編纂。歷任國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後改為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古文獻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和研究員。　　王世襄學識淵博，對文物研究與鑒定有精深的造詣。尤其是對明式傢具的研究，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曾多次應邀赴美、英等國及港台地區作關於傢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與工藝美術的報告、訪談等。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音樂書目》《廣陵散》(說明部分)、《畫學彙編》《清代匠作則例彙編·佛作·門神作》《竹刻藝術》《竹刻鑒賞》《髹飾錄解說》《明式傢具珍賞》(並有英、法、德文本)、《中國古代漆器》(並有英文本)、《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器》(與朱家溍合編)、《中國美術全集·漆器》《明式傢具研究》(並有英文本)、《北京鴿哨》《竹刻》《蟋蟀譜集成》《說葫蘆》(中英雙文本)、《美國中國古典傢具博物館精品選》(中英雙文本、英文本，與CurtisEvarts合編)、《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明代鴿經清宮鴿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