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漢民談《理學與人生》 ：理學的人生追求與生命智慧|朱熹|國學

原標題：朱漢民談《理學與人生》 ：理學的人生追求與生命智慧

憂並快樂著：理學的人生追求與生命智慧

——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談《理學與人生》

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專家、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 酈峰華攝

朱漢民老師講解《理學與人生》現場 酈峰華攝

每一個不願渾噩度日、對人生有過「審視」的人，都無可避免地會遭遇一些類似這樣的問題：人應該追求個體身心的愉悅，還是積極承擔社會的責任?在做好自己事業的同時，人如何安頓自己的心靈?能力越強的人是不是就應該整日眉頭緊鎖、飽含憂患意識?為什麼有的人貧困潦倒卻快樂無憂，而有的人金錢富足卻苦悶壓抑?人的一生究竟應該追尋「憂」還是「樂」?

9月19日上午，在湖南踐行國學公益基金會主辦的第十三期企業家國學踐行研修班上，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專家、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以《理學與人生》為題開壇布講。「對於憂與樂問題的解決，我們當代人可以從中國古代優秀思想中獲得資源，特別是宋明理學。」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說，作為一種成熟度高、體系完整的思想理論形態，宋明理學關於人生境遇、價值追求、人格理想、生命境界等問題的探討，對於當代人都有啟發意義。

何謂理學：多元視野中的理學「形象」

提起理學，很多人都會皺眉頭，程顥、程頤、朱熹、王陽明等這些大師究竟在討論什麼?理學研究的那些「天理」「道心」「無極」等概念究竟和我們有何關係?理學家的著作為何比《論語》《孟子》這類書還難讀?總之，搞不清什麼是理學。

對此，朱漢民教授說，要簡單地理解「什麼是理學」，可以從三個維度出發，即歷史維度、哲學維度和文化維度。

從歷史維度來看，理學是中國儒學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產物，即儒學的第三個形態。

中國古代儒學在歷史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原始儒學、漢唐儒學和宋明儒學。原始儒學從孔子創立開始，曾子、子思、孟子等幾代弟子均屬於原始儒家學派，留下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學代表典籍。原始儒學主要關注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倫理，強調修身、做人、做事。

到了漢唐時期，儒學努力向政治靠近，特別是董仲舒提倡「獨尊儒術」，對儒學進行改造，儒學成為政治儒學，關注意識形態，並維護封建統治，「三綱五常」的概念就在這個時期提出。

到來宋代，儒家思考的問題就與前人不同了。魏晉以來，佛、道二教非常盛行，儒家學說主要是一套倫理政治之學，在如何做人、如何建立一套政治制度方面比較擅長，但是對於人的身心安頓問題卻缺乏充分的思考，從而出現了缺陷。人生是複雜的，人在「憂天下」的同時，也必然會「憂生命」，對於自己的生命境遇、七情六慾都需要安頓，而佛教和道教在這方面卻非常擅長。有鑒於此，宋儒便開始吸取佛道二教的理論精華，開始側重探討人心靈和信仰問題。所以，宋明時代的理學家大都有「出入佛老」最後又回到儒學的經歷。可見，理學是儒釋道三家相互融合的產物。

從哲學維度來看，理學是一種哲學化的儒學。

原始儒學和漢唐儒學，不管是關注倫理道德，還是關注政治綱常，都是在世俗世界當中，其抽象程度和理論化水平並不高，即並未達到完全意義上的哲學高度。哲學談的主要是宇宙和人生最根本的問題。比如對於「仁」，孔子說「仁者，愛人」。而朱熹卻說：「仁者，天地之心。」這就是差別。

以下這個例子更能說明原始儒學和理學在理論化程度方面的區別。

過去父母去世，兒子要守喪三年，孔子的學生宰我說：「守三年喪太辛苦，可不可以不用守那麼久?」孔子回答說：「如果你認為自己內心安穩，就可以不守。」 孔子的意思是，你的父母把你生下來，至少要哺育你三年。現在父母去世，你也應該回報父母三年。這是從社會角色的角度來思考和處理問題。

然而，理學家朱熹並卻並不像孔子那樣認為「因為父母生我養我，所以要為他們守孝三年」，他論證的儒家倫理就是天理，世界就是由天理來主宰的，你如果不服從倫理就是不服從天理，所以朱熹把天理抬高到一個最高的高度，也把儒家倫理強調到天理的高度。

可見，理學復興了先秦儒學的倫理思想，但是將其提升為太極、天理、天地之性、道心等哲學範疇，從而使理學成為一種思辨的、精緻的、龐大的哲學體系。

從文化的維度來看，理學是「儒教文化圈」的思想主體與內核。

自西學傳入中國以後，學術界一直在思考儒學到底是不是宗教。有個說法叫「三教九流」，三教是儒、佛、道，把儒家也成為「教」。現在很多從事文化學研究的學者就把中國稱為「儒教中國」。在儒教文化圈裡，不論是韓國還是日本、新加坡，他們所接觸的儒家文化全是理學化了的儒學。

因此，朱漢民教授說，理學可以界定為宋明時期出現的一種哲學化的、作為東亞儒教思想核心的儒學形態。

學達性天：天理與人性的「糾纏」

康熙曾向嶽麓書院賜匾：學達性天。「學」就是學習，下學一定要上達，一定要升華到「性」、「天」。「性」就是人性，宋明理學認為人有一種根本性的東西，叫人性，人性又稱「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來源於天理。這就是將學習、人性和天理聯繫了起來。

其實「理」這個字主要不是來自儒家經典，而是大量出現在《莊子》和《韓非子》等典籍中。《莊子·天運篇》中云：「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韓非子·解老篇》中云：「凡理者，方圓、短長……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韓非子認為每個具體事物都有它的條理準則。比方說一張桌子為什麼四條腿，為什麼春天花草生長，秋天花草凋落?一切自然現象都有它內在的規律存在。這些都由「理」來決定，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然規律，即物理。

除了物理外，還有事理和情理，即現實生活中人們相互交往的倫理要求、法則與規矩。二程就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宋明理學就把這些物理、事理、情理都統一起來放在「天理」的範疇之下。

在中國古代，但凡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都會探討人性的問題，如孟子認為「人性本善」，荀子認為「人性本惡」。宋明理學家也毫不例外地探討了人性問題。他們認為「人性即天理」。將「天道」與「性」均歸之於「理「。

首先，他們主張「天道」即是「理」。「問：天道如何?(二程)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其次，他們主張「性」即是理。「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濁清，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

另外，理學家還提出了「理一分殊」理論。朱熹說：「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他還以「月映萬川」來比喻「天理」和萬物之理之間的關係。

朱漢民教授認為，理學家關於天理與人性的探討，對於當代人處理道德與私慾的關係，擺正人心的位置、堅守做人的底線都有積極意義。

聖賢氣象：理學家的人格理想

孔子和孟子分別「開出了」兩種人格理想，即「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人格和不畏權貴、頂天立地的錚錚漢子人格。

到了兩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與人格理念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北宋初開始，儒家開始普遍倡導所謂的「聖賢氣象」。

宋儒所追求的「聖賢氣象」的內涵是什麼呢?

首先，在宋儒眼中具「聖賢氣象」的士大夫，必須能夠關懷社會、心憂天下，具有「民胞物與」的博大胸懷，以社會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安泰為己任，積极參加治國平天下的經世濟民的活動。

在原始儒學那裡，堯、舜、文、武、周公等聖人均是那種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能夠完成博施濟眾事業的理想人格，而宋代理學家就明確以這些聖賢為自己效法的榜樣。范仲淹倡導心憂天下，他總是「言政權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擔當精神，正是宋代士大夫所推崇的「聖賢氣象」的核心價值。

另外，宋儒所推崇的「聖賢氣象」除了具有儒家傳統的救時行道的社會道德內涵之外，同時還有追求灑落自得、閑適安樂的個體人格及其精神超越，即「孔顏樂處」。

程顥、程頤兩兄弟，十四、五歲便從學於理學開山周敦頤，周子並沒有向他們傳授什麼深奧的哲理與經典的解讀，而是教他們「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據說，後來程顥「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他顯然是從周敦頤那裡領悟了「孔顏樂處」的深刻涵義。據《論語》記載，孔子曾自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另外，孔子還對弟子顏回讚揚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在宋儒看來，孔子、顏子能夠在「人不堪其憂」的艱苦生活中感到精神上的快樂，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內涵和人生指導意義。這一「聖賢之樂」正應該是他們深思的，也應是他們效法的。

其實，宋儒均是在保持儒家憂患意識、人文關懷的同時，普遍地追求個人的精神灑落、心靈安樂，「孔顏樂處」成為宋儒十分熱衷探討並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標。胡瑗主講太學時對「孔顏樂處」甚為熱衷，曾以《顏子所好何學論》為題試諸生。二程兄弟從學周敦頤以後，就一直重視尋孔顏樂處及所樂何事。張載在進入聖學門檻時，也是從孔顏樂處開始的。據《宋史·道學傳》記載，張載年少時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可見，「名教可樂」問題同樣是張載深入聖學、建構理論的關鍵。

總之，理學的「聖賢氣象」包括兩個方面：既要承擔社會責任又有個人的身心自在，既有憂患意識又不能放棄閑適心態，既堅守道義情懷又具有灑落胸襟。由此可見，在當代社會，人們在追求事業成功、積極為社會做貢獻的同時，還應修身養性、關懷自己心靈的寧靜和精神的愉悅。一個每天憂傷、痛苦、煩惱的人，即使坐擁金山、權傾天下，也不可能成為「聖賢」，不可能活得幸福。

人生境界：理學的生命追求

人不僅力求「活著」，而且力求「體面地活著」，「有意義地活著，」力求「過一種高尚的生活」。這就涉及到人生境界的問題。

孔子明確以道德為標準將芸芸眾生劃分為「小人」和「君子」兩大境界。根據理學的思想傳統，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根據人「覺解」即「道德期待」的不同，將人生境界劃分為四個等級，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意義頗大。

第一個是自然境界。一個人做事，可能只是順著他的本能或其社會的風俗習慣。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樣，做他所做的事，然而並無覺解，或不甚覺解。這樣，他所做的事，對於他就沒有意義，或很少意義。

第二個是功利境界。一個人可能意識到他自己，為自己而做各種事。這並不意味著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後果有利於他人，其動機則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種事，對於他，有功利的意義。

第三個是道德境界。還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會的存在，他是社會的一員。有這種覺解，他就為社會的利益做各種事，或如儒家所說，他做事是為了「正其義，不謀其利」。他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各種事都有道德的意義。陸九淵說：「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就是道德境界。

第四個是天地境界。一個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會整體之上，還有一個更大的整體，即宇宙。他不僅是社會的一員，同時還是宇宙的一員。他是社會組織的公民，同時還是孟子所說的「天民」。有這種覺解，他就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種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義，自覺做他所做的事。這種覺解為他構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正如程顥所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廊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那麼，人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前面的境界就要排除掉嗎?

其實並非如此。理學家認為，人追求更高的境界時，不應該否定、放棄基本的功利追求和道德精神追求，而應努力將功利、道德、天地境界統一起來。正如胡宏所說：「凡天命所有而眾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為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為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為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為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為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為非宏也，聖人不釋怨。」

其實，西方心理學在關於人的需求方面的探討也和中國的境界說有異曲同工之效。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就認為人有五個層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交往的需要、精神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後來，馬斯洛到晚年發現，人的這些需要全部滿足後，一定還有一種要將自己和最根本、最宏大的宇宙終極存在融為一體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是「天人合一」的超越性需要。

從現實情況來看，人們總是生活在不同層次的境界之中，很難要求所有人都達到最高的境界。但是，從人們的主觀願望出發，每一個人在正常的情況下走希望自己能走上更高的人生境界，現實生命更有意義的狀態。這就要求我們不斷學習、修身、覺悟。

「任何人希望進入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化解命運帶來的人生兇險和精神困境，就必須強調精神修鍊。」朱漢民教授還就理學視域中的「命運」問題和「修鍊功夫」給學員們進行了細緻的分析的闡釋。

「當下是大融合的時代，儒家重在濟世，道家重在修身，佛家重在修心，諸家學說各有千秋，融合和佛道儒和現代科學的理學是與時俱進的結果。」朱漢民教授授課結束後，中南大學教授、湖南踐行國學公益基金會會長顏愛民說，此次課程朱漢民教授選擇講授「理學與人生」，一是朱漢民教授是國內研究宋明理學的權威，二是本次國學課程以經世致用為主題，這恰恰是理學的核心。國學不能食古不化，既要「善養浩然之氣」，也須追求「內聖外王」，順應世道人心和社會需要，走出融合發展的創新道路。(宣傳組 余孟孟 曾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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