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與王安憶

　　□西籬

　　多雨的四月，程乃珊走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先後讀到程乃珊的《藍屋》、王安憶的《小鮑庄》，從此喜歡上這兩位女作家。其中，程乃珊是最容易令人聯想到張愛玲的。張愛玲是程乃珊母親在聖約翰大學時的同學。對於四代人生存於上海的程乃珊來說，張愛玲的生活，作品中的那些人和事，正是她熟悉的昨天和歷史。張愛玲在小說中隨時隨地描繪的清末民初的老洋房和西式洋房，程乃珊熟悉得很，並且，《色·戒》中的南京西路，差不多是程乃珊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這些都不是奇蹟，奇蹟在於，雖然生活的年代有所不同，她們對上海這座城市了解得透徹、那種地緣情結，卻是一樣的。程乃珊收藏有一千多張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舊上海的老照片。

　　程乃珊的寫作，就是從歷史和情結開始的。因為從小生活在上海、香港兩地，既有對上層工商、金融界生活的豐富閱覽和感受，又經歷過特殊時期的變故和磨鍊，能夠用另外的眼光來審視家族風貌與社會景象，她創作了《藍屋》、《金融家》、《丁香別墅》、《女兒經》、《窮街》等作品。

　　老電影藝術家秦怡稱程乃珊為上海小資情調的開拓者，讚賞有加。「她眷懷洋場氤氳、咀嚼海上風華，不僅對上海灘的名門淑媛、少奶奶、歌女、影后、保姆、女工等風俗畫卷瞭然於胸，更是以一位地道的『上海Lady』標準要求著自己，衣衫不整不上餐桌、頭髮不梳不出門。」每次去香港，她都要去淺水灣大酒店喝下午茶，透過酒店的玻璃窗遙望淺水灣沙灘，醇香咖啡滑過喉嚨，她的幻覺也和張愛玲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和自己作品中的情節融合到了一起。

　　和程乃珊全然不同的，是王安憶的出身背景。誰都知道，王安憶的母親，當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鵑，出生平民，是從新四軍隊伍里成長起來。但和同時代大多數作家不同的是，茹志鵑對嚴峻的現實社會政治生活深感憂慮和悲涼，並在創作過程中竭力對革命的宏大敘事進行迴避，通過剪裁和凈化處理，力求在虛構的理想化的日常人倫情感話語空間釋放內心的焦慮。我堅信，茹志鵑面對文學受制於政治的清醒與思考，對她女兒一定是產生了深刻影響的。

　　去年9月，英國著名女作家A.S.拜厄特在上海，就當代女性寫作與王安憶有過一次令人難忘的對話。拜厄特說：「我不想寫小女人的東西，而是想寫對人的思想有解放意義的小說。」王安憶說：「女作家是一個感情充沛的存在，我覺得要比男性作家的感情充沛很多，也更關注細節，女作家的特質非常合乎文學的性質。我自己覺得很幸運，我是一個女作家。」

　　王安憶表達了一個女作家們都非常熟悉的經驗，那就是從自我出發，自我實現之後對普遍的人的精神關注的渴求。這個渴求同時也是責任。

　　王安憶也常被人們拿來與張愛玲對比，因為她們具有同樣的生活背景，同樣的敏感細膩，同樣深諳滾滾紅塵背後的世道人心。但她們亦是全然不同的。不僅王安憶與張愛玲不同，現在的王安憶和上個世紀的王安憶也不同。她的創作一直很有力量，在推進中有著新的變化。

　　有人認為女性寫作是一個不斷爭取的過程，還有人認為女性寫作就是反抗。無論是爭取還是反抗，這樣的作品我們見得很多，尤其是以身體為源泉的寫作，在商品時代格外容易被消費和傳播。但這種寫作的格局，終究容易促狹。她們以文字為利器，實現了宣洩與批判，卻無法達到王安憶的悲憫和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