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信仰中國？——當代中國信仰的社會學分析

——2010年在華東政法大學的專題演講/ 基督日報記者2011年04月21日10時03分 Posted. 改變字體大小作者：李向平近些年來有關宗教和法律的研討會，已經開了五屆。宗教信仰和法律、法律文化和中國人的法制建設，它們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很容易將法律、道德和宗教作為現代社會正常運轉的三大工具。然而，法律和宗教究竟怎樣互補呢？，法律如何能夠成為中國人的信仰之一呢？曾經是某縣城的公安局長，在崗三十年，退休後他對宗教很有感慨。他說：就犯罪率而言，那些基督教徒與不信仰宗教人相比，前者犯罪率明顯要低很多。這就是把宗教和法律的現象放在一起考量了。今天是在華東政法大學，分享當代中國社會的信仰問題，以最後討論信仰和法律究竟有沒有關係。這不僅僅是一個法學界關心的問題，也是普遍中國人都會關心的問題。我們將以三個案例作為我們今天討論的開始。第一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有一位署名為潘曉的作者給當時的《中國青年》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人活著是為了什麼？」，其主要內容是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這篇文章，反映了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到80年初，那個時期的人對人生意義的反思。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中國社會就出現了一個揮之不去、直到今日繼續有用的術語，這就是「信仰危機」。第二個事例：九十年代的一個故事，講的是一位男青年從上海到日本，最後又回到上海的生活經歷，以及他很有意思的戀愛經歷。去過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具有很強的法制觀念。這位青年在日本生活時，找了一位日本籍的女朋友。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男孩子帶著女友橫穿馬路，大闖「紅燈」。女孩子認為，這男孩子沒有法制觀念，靠不住，日後無法生活在一起。結果倆人分手了。男孩子在日本生活了2年，漸漸融入了日本社會，具有了明顯的法制觀念。兩年後，他回到了上海，找了一位中國籍的女朋友。一次過馬路的時候，女孩見周圍無車，於是乎很自然地闖了紅燈過馬路。但是，這個男子還在原地等著綠燈的出現，沒過馬路。結果，女孩子嫌男孩子太守規矩，不會變通。他們倆也分手了。第三個事例：進入21世紀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不再是「活著的意義問題」，也不是「闖不闖紅燈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應該信仰什麼的問題。」不知道在座的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中國人應該信仰什麼？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主要問題。一．中國人能夠信仰什麼中國人最相信什麼？能夠相信誰？當代中國有五大官方認可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除此以外還有民間信仰（民間宗教）。我們可以簡單的概括為「五加一」。中國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呢？官方說有一億，學者說有三億，國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有12億的人不信仰宗教，佔世界總人口非宗教信仰的比率最高。當代中國人究竟信什麼？這是近年來遇到的問題。趙啟正先生近年來忙於做一件事情，跟很多國家的領導人接觸，向世界說明中國。趙先生認為：中國強大了，中國一定是一個文化信仰的國家。他曾經和一位天主教神父交談，編撰成很厚的錄音冊子。國外很多人擔心，中國強大了，憑什麼相「信」你呢？經濟沒有發展，這個問題不會產生，現在經濟發展了，這個問題就開始暴露出來了。他認為，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或者說沒有普遍的宗教信仰，但是有自己的文化和良心。然而，這個論點能夠成立嗎？這個文化良心怎麼理解？它可以有良心，是否與宗教信仰沒有直接的關係呢？在座的是否有宗教信仰，或者有沒有宗教徒身份的信仰，或者說是有沒有文化信仰呢？我想，很多同學有文化良心信仰和政治信仰。這就是說，如果要討論信仰問題，那麼，就會有一個當代中國人究竟信什麼的問題。在中國人的信仰重建或信仰復興的背景下，這樣的問題應該如何看待呢？所以，這不僅僅是一個興趣的問題，而是我們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比如說在大約 13-14億的中國人中，八千萬的中國共產黨員，一億三千萬的共青團員，三億左右的中國人分別信仰的不同的宗教。還有七、八億的中國人在信仰什麼？聯合國曾經有一個統計數據顯示，全世界有十二億左右的人沒有宗教信仰。這十二億人全在中國。但是這樣的數據分析也不太準確。比如說，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沒有宗教徒身份但是不等於沒有信仰。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有他們的政治信仰。另外，有些同學在考大學之前，曾經有過去廟裡燒香拜佛的宗教經歷等。我曾經在一個大學做演講，下面的同學說當年他們考大學的時候，各個高三班主任為代表，集體去靈隱寺燒香。為什麼要求靈隱寺燒香呢？他們說去那裡最靈驗。像這樣的現象是不是信仰。為此，我們從這樣的現象開始討論，然後分析中國人的信仰特點，最後探究中國人的信仰重建面臨的主要問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當代中國毛澤東信仰。08年曾經有一個抽樣調查顯示：中國人家庭中有12%的家庭供奉祖宗牌位，11.5%的家庭供奉毛澤東，9.9%的人供奉佛教神靈，另外供奉其他神的也有很多。我們這裡重點討論對毛主席的信仰，從這個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國人對毛澤東的信仰，實際上是聖人信仰和偉人紀念混合在一起的。佛教是一個傳統的宗教，土地爺和財神爺是民間信仰。同時，土地神又與道教關係密切。中國現在改革開放了，大家都想發財。想發財，就使信財神的人很多。我前幾天在杭州講學，去餐館吃飯，餐館裡都供奉了財神。很多人為了對財神表示敬意才去吃飯。魯迅先生講中國人有信仰，但是缺乏堅信，而是迷信。如果一個東西和自己的生命和生存發生關係了，才會去相信它。那麼，在相信它時，一定與他們自身的生命和生命中的需要有直接的聯繫。但這種信仰和需要沒有什麼聯繫的時候，他們就不太相信了。這種情況，可以稱為迷信，缺乏堅信。結合剛才的現象和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進行綜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的信仰不一定和宗教相關，信仰對象可以是天命，也可能是一個偉人，也可能是一個人歷史人物變成的神，非常多元化。中國人信什麼？宗教徒很容易分辨，但如果不是宗教徒，信仰則很難講得清楚。我們可以把一些信仰分類，比如說有政治信仰、國家信仰、民族信仰、社會信仰、道德信仰、文化信仰、民間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信仰政治。比如黨員、團員，意味著一旦加入，它就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你就必須服從這個政治團體的最高和最低綱領，為之奮鬥。國家信仰就是對國家的信仰，國家信仰就與法律有緊密的聯繫。具有中國國籍的公民對國家、人民、土地以及法律上的認同。民族信仰，指56個民族的文化信仰、宗教信仰。社會信仰和道德信仰的範圍就更大了，有些人說中國人的信仰很理性，不會發生類似於十字軍東征這樣單純為信仰的宗教戰爭，所以中國人很和諧、平和很容易相處。這樣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雖然中國的宗教衝突，往往會在宗教界人士與官僚們的交往中被消解了，但是，信仰的衝突則難以排出。中國歷史上，從陳勝、吳廣起義到義和團運動，它們的背後都有宗教因素在發揮作用，都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信仰衝突。陳勝、吳廣起義，採用篝火狐鳴的信仰形式來吸收追隨者。這種行為是否就是一種宗教信仰的實踐形式呢？它不是宗教，但它中間夾雜了宗教信仰的成分。古代的朝廷天子，是天命的代言人，要想推翻他的統治，自己本身要和他一樣神聖，這樣才能推翻其統治。中國人的社會信仰、文化信仰、道德信仰都很寬泛，導致很多學者認為中國人不需要嚴格的宗教信仰。他們認為我們信仰文化、道德就行了，與此同時，問題也產生了。如果一個道德信仰，沒有一個神聖的對象，道德信仰的根源從何而來？比如，過去人們參加學雷鋒活動，從中人們能夠獲得一個先進稱號。這樣的道德信仰，好像與一個具體的現實的功利因果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樣的信仰是很不穩定的。前不久，我看了一期《一周立波秀》，關於學雷鋒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時期，老年人所佔的人口比重低，要學雷鋒就要出去找老人。結果一群小孩子看見一個老奶奶後，馬上扶她過馬路。老奶奶過去之後，另外一批學雷鋒的人，又把老奶奶扶過來。結果，老奶奶成了過馬路「專業戶」。隨著時代的推移，現在的老年人很多到了敬老院去養老。結果一批又一批的學雷鋒的人，輪番給老奶奶和老爺爺理髮和洗澡。本來長發披肩的老奶奶，最後變成了小平頭，老爺爺乾脆一天不穿衣服，就讓他們洗澡。從這個有點誇張的例子，我們似乎可以明白，道德信仰如果沒有一個神聖的根源，那是很容易出問題的。宗教信仰會具有一個令人敬畏的神聖根源。人們敬畏什麼，就去信仰什麼，依據這個敬畏，塑造我們的行為規範。如果說，中國信仰是一個複合的結構，很難理清政治、國家信仰與民間、宗教信仰的來源與邊界問題，那麼，人們信仰什麼，如何信仰，就會成為如今使人困惑的大問題了。再者，我們作為炎黃子孫，常常引以為自豪的炎黃信仰，其中就包含一些被忽略的信仰社會學問題。中國人每年祭祀炎黃，應該算是什麼信仰呢？漢族同胞可以說是人文之祖宗信仰，其他的少數民族難道也稱之為祖宗信仰嗎？近年來我經常到西北去做些調研，發現那裡的其他民族朋友，不願意被認為他們是炎黃祖孫。他們會說：你別給我們說炎黃子孫，我們是少數民族，不是炎黃祖孫。所以，炎黃子孫是有一定的適應範圍的，不是所有的民族都適應。炎黃信仰就只是一個文化信仰，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血緣祖先。陝西黃帝陵標示的就是人文初祖，而並非血緣祖先。既然是文化的祖先，就不應該局限在漢民族，而我們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都應該有這樣的炎黃文化信仰。但依據中國人的傳統，早已把炎黃信仰作為子孫對祖先的祭祀與信仰。這就是民族信仰和文化信仰、祖先信仰認同上的差異。然而我們卻把它們糅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整合的信仰結構。因此，中國人的信仰結構，很難說是純宗教的，與宗教有關的，或者與道德的關係更密切，或者是與民族的關係更加密切一點。對此，我們是很難理清的。回到現實社會中，我們看看前面提到的，一個高三班主任率學生去靈隱寺集體祈福的行為，如何理解這種拜佛的風氣。去年，我也曾看見高考前在東北某地方的一個寺廟裡，專門為參加高考的考生舉行祈福儀式。這種祈福儀式，有什麼作用呢？對於心理安撫有一定的作用。菩薩或者佛祖雖然不一定都能保佑我們考上名牌大學，但這樣的儀式，可以消除一部分精神的緊張和顧慮。「自己的佛自己拜，自己的心愿自己了」，這是一種傳統的信仰方式。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信佛的時候要許願，許願後不能講給別人聽，正所謂天機不可泄露，在座的同學有這個經歷嗎？在寺廟裡燒香前，要去買香，買香則必須自己買，不能請別人代買。燒香的時候要許願，許願靈驗以後要還願。人佛之間的象徵交換關係，不同的人之間是有不同的交換結構的，所以，官員有官員的信仰，學者有學者的信仰，有血緣關係的家族有家族信仰，民間鄉土社會有鄉土社會信仰。至於宗教，則是一個體系化的信仰；而沒有進入宗教體系的那些信仰，就是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了。民間信仰是最難講，卻最有意思。去年閱讀了一篇宗教人類學的博士論文，主要內容講述東北一個山莊里的故事。文革期間，該村落搗毀了村民們崇祭的兩塊石頭——一青龍、一白虎。但是，村民們遠遠沒有想到，這兩塊石頭被摧毀後，村裡出現了青壯年不斷猝死的現象。村裡人開始懷疑，是不是沒有石頭的保佑了，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後來改革開放以後，經過多方協商，村民們最終又在山的背後，立起來了兩塊石頭——象徵青龍和白虎。村民的生命意識才得以穩定下來。我們經常講民間宗教是迷信，但是老百姓卻不這樣認為。民間信仰在鄉村秩序方面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特別是精神上的安撫。「迷信」這個詞，不是一個宗教學的概念，而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也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概念。它經日語譯成中文，才引進到中國的。家族信仰，比較容易理解。近代以來，中國人開始和西方文化接觸。西方人來到中國，覺得中國人沒有宗教沒有信仰，看見中國人拜祖宗等現象，認為中國人沒有教會。他們認為中國人的家族，就是中國人的宗教組織。中國家族裡的家長，就是他們的神父或者牧師。舉行宗教活動，整個家族都是一個單位。這個家族的人在祭祀某個神的時候，整個家族構成了一個祭祀圈。這樣就造成了一個結果，家族的信仰是以族群為基礎的。上面講的炎黃崇拜，就是在家族信仰的基礎上隨著血緣關係的擴大形成，同時將某一位聖人或偉人神聖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中國人的信仰是幾個方面的整合 ——權力、統治（治理）、哲學、倫理等這些要素構成一個信仰結構。這樣的信仰結構不能說明中國人信仰缺乏和普遍，而是一個有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構成的信仰混合體。上述這些信仰，多種多樣，很是豐富，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稱為信仰的類別或信仰類型。官方的信仰講天命，學者的信仰在於學術研究上。古往今來，學而優則仕，當代社會是「仕而優則學」。這些做官的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至於儒道互補或佛道互補，以為學者的信仰，所以學者的信仰也很複雜，上可以知天命，下可以保全自己。正所謂：苟求性命於亂世或官場之外。這都是學者信仰的特點。這是因為這個緣故，中國的知識分子很有些宗教家的特點，也有哲學家兼具政治家、乃至宗教家的特點。當然，不同的信仰類型，有不同的偏重。統治者側重政治化信仰，學者側重哲人式或倫理式的信仰，下層民眾側重靈驗式信仰。《人民日報》曾有一篇報道，說是在黃河岸邊，某縣長和村民在黃河岸邊舉行了一場祈雨的宗教儀式。這是官方的信仰方式與庶民百姓的信仰方式的整合。中國人在信仰的時候，官民有時相同，更多的時候則是彼此分割的，難免有各種各樣的要求。發財、平安、學業、婚姻等，都會伴隨一定的身份、地位而有所分割，通過信仰儀式而表現出來。建國60多年來，中國人的信仰變遷非常複雜。最近中央電視台一套節目播放過一個電視連續劇《老大的幸福》，劇中有句經典台詞，「捨得、捨得，舍也是福，得也是福。」劇終有一首歌「幸福不是毛毛雨」，說幸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在當代的中國，是不是有了車子、房子就很幸福呢？且不說沒有錢，即便是中國人有錢了以後，特別是那些暴發戶，別人對你作何評價呢？有錢了以後，別人對你的舉動是否認可呢？這些都是問題。正如英國人常常看不慣美國人那樣，英國人認為，美國人就是幾百年前從英國跑出去的「農民工」嘛！一個國家富強了，應該更加註重文化背後的信仰問題。所以，討論中國人的信仰問題，應該放在歷史的文明體系中，在歷史的演變中，梳理中國信仰結構的構成，哪些因素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因素會主宰中國信仰的變遷。在此，我歸納了一下建國以來的各個時期中國信仰的時代特徵。五十年代：「有信仰無宗教」。已故的趙朴初先生在他的文集里，曾經將毛澤東作為佛菩薩來看待的。與此同時，憲法也指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但這個時候講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的團結合作，宗教信仰是個人的事情。在那樣一個年代，絕對不會出現80年代潘曉文章中指出的那種信仰現象：「人活著有沒有意義」？國家的興盛與信仰的穩定具有同步關係。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崇拜無信仰」。個人崇拜成為全民信仰，舉國信仰以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為中心。當時有一個紅衛兵被毛主席握手，回去以後三個月，那隻手都沒有洗過。當地領導、百姓，爭著要與這位紅衛兵握手，以分享偉大領袖的大手及其溫暖。另外，現在重慶沙坪壩公園裡面，還有一個全國僅存的紅衛兵墓地，那裡埋葬了近五百名紅衛兵的遺體。這些紅衛兵電視都是為了這一個人崇拜，捍衛出自各自的立場和利益，雙方發生武鬥，流血犧牲，相當悲壯。我專門去憑弔過，身在墓地，人陷無語，很久沒有回過神來。該墓地，現在被列為重慶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八十年代：信仰危機出現，信仰成為問題。改革開放了，中國人從信仰一個人的年代中走了出來，人們開始有了信仰的選擇與自由。但其信仰的方式、內容和構成與我們現在說的信仰有些不同。一方面，是人生意義的重新思考，一方面是針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等論斷，北京和上海之間對待這個問題所形成的討論與分歧。上海的學者們認為：宗教對於社會的安定、人心的團結和安慰有積極的作用。北京的學者認為：宗教就是鴉片，曾經麻痹人民。這就是學術界說的「南北鴉片戰爭」。80年代，中國人要搞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學、國防），其中有一個前提，人必須要現代化。人為什麼要現代化呢？那是因為，我們受到傳統孔孟思想的約束，使得中國不能現代化，中國人必須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現代化的難題被歸咎於傳統文化。這就是說，在此類問題中內含了一個信仰的問題，似乎是現代化不完成，信仰問題無法解決。九十年代：宗教和信仰相結合。宗教開始合法化了，中國人可以選擇宗教信仰，也可以在信仰之外選擇不信仰。我什麼也不需要，一切都靠自己，我只信仰我自己。面對各種宗教及其信仰，你不選擇，也是你的選擇。你不信仰，也等於你選擇了不信仰，這也是你的一種信仰。社會的改革與發展，特別是經濟的發展，為信仰重構留出了更大的空間。2000年以後：有信仰，不認同。宗教和信仰的關係就變得十分的複雜。國家祭祀炎黃、孔子，把這類信仰活動提升為國家級祭祀，利用國家資源重構傳統信仰，表達了我們的傳統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與伊斯蘭教，其社會影響在不斷增強，宗教信仰成為信仰合法性的一個基本表達途徑。同時，形形色色的民間信仰也得以復興，象徵了基層社會的活力呈現。我剛來貴校的時候，在貴校的校園裡面看見一尊孔子像。不知這是不是香港孔教會的朋友贈送的。香港孔教會的這位領袖，極力要將儒教做成國教，希望中國人都成為國教的忠實信仰者。他曾經給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及中央統戰部上書，建議將儒教做成當代中國的國教。另外，他在香港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孔子的生辰，建議定為香港社會的公假日。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原為所謂自由社會，基督教聖誕節在那裡就是公開的節日。香港回歸大陸後，每年農曆的四月初八—— 「佛誕日」，也變成了公假。這位領袖說，中國人應該信儒教，所以準備申請一個「孔誕日」，後也變成香港的公共節日。當然，另外也有一些信仰毛澤東的人，要申請「毛誕日」。至於後來的結果怎樣，還不得而知。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出現代中國信仰的多元性特點。這種多元的信仰，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會不會產生一些問題呢？信仰的社會本質在哪裡？一個總體的感覺是，我們的信仰總是在別處。因為你有「聖誕」、「佛誕」，所以我們就可以有「孔誕」、甚至是「毛誕」。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的信仰，我們真正神聖的關懷是什麼？利益在此處，信仰在別處？有信仰歸信仰，認同卻是沒有的。對於求神而不敬神的人來說，誤以為求神拜佛，就會擁有了信仰。所以就出現了八十年代追求的是「名」，九十年代追求的是「錢」，2000年以後追求的是「權」；80年代燒文化，90年代燒錢，2000年以後燒自己。這問題相當的複雜，值得要深入剖析。當我們走進宗教場所以後，把我們的善款作為公德投入功德箱後，你想的是什麼呢？中國強大起來的同時，如何面中國人應該信仰什麼的問題？如何面對信仰在別處的問題。這些問題該如何面對呢？我的宗教社會學研究，不同於研究單一宗教，更加側重於宗教以及宗教之間的交往與中國人的信仰間關係。在一個儒教和基督教的學術研討會，研究儒教的學者認為，中國強大了，信仰儒教才是最正當的信仰；同樣，研究基督教的學者認為中國強大了，信仰基督教才能解決中國社會諸種問題。如果信佛教、基督教、儒教的信徒坐在一起，各教都認為、都主張自己信仰、自己研究的宗教才是對中國人最好的，其結果會怎樣呢？很自然，討論或爭論、宗教信仰間的競爭應該是最好的認同過程。中國強大了必須信儒教，這是一種觀點。信仰儒教本身，也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如果把儒教立為國教，香港孔教會的那位領袖，就可能成為「教主」？一次在山東大學開儒教研討會，依據會議的規定。每一位發言者限定十五分鐘，而他偏要講二十分鐘。他說日本和韓國不信仰基督教，所以發展的很快。很遺憾的是，他舉得例子缺乏說服力。而美國大多數人信仰基督教，發展的就比較好。特別是少有人的發言只有十五分鐘，而這位「領袖」，憑什麼就講20分鐘？現代社會應該是民主平等的社會，不能因為你是孔教會領袖就有特權。這裡其實產生了一個問題。還有一位儒教的提倡者，也曾經認為，孔子很偉大的，像毛澤東一樣，說的話都是金科玉律，一句是可以頂一萬句的；要是民主選舉，孔子的一張選票，自然就要對於一般人的一萬張選票。他還說，像孔子這樣的人，假如生活在當代，他是可以實現專制的。我們相信他不會幹壞事。另有一位學者，認為在中國要提倡儒教，需要「馬克思+孔子+秦始皇」治國模式。雖然這很可能是那位學者的一廂情願，但不排除有些官員、儒教信仰者和部分學者暗度陳倉、脈脈含情。然而，中國不需要國教，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指導。至於有學者認為，等到有像漢武帝那樣的明君面世的時候，儒教無疑將被定為國教。在孔子故鄉曲阜，有一家孔子後代開的小吃館。飯館裡面供奉的是財神，我當時就問飯館的老闆，你們供奉財神，孔老夫子可是有意見的哦！有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你們怎麼能夠違背夫子的教導呢？！飯館的老闆回答我說，孔子起初也和我們一樣，都是流浪漢，後來給官方極力地提倡，才影響這麼大。孔子只是保佑做官和讀書人，我們這些人他老人家也無法保佑。所以，我們信財神也是有道理的。這位飯館老闆，感情與信仰都很樸素啊。實際上，還有一些人在孔廟前看相算命，這也是孔子曾經反對的行為。而應該是真正的孔子信仰者，山東曲阜宋家村 ——真正的孔子出生地的人，他們卻僅僅將孔子作為血緣之祖先來看待。不像曲阜「三孔祭祀」那樣的隆重和莊嚴。所以官方、學者以及民間對孔子的評價是有差別的。關於佛教，這裡也有一些代表性的觀點。比如說：哪有佛教，哪裡就有大中華。但是我這裡只講一個現象，單獨的個人去拜佛代表的是本人，可是一個地方官員去拜佛那就不是代表的自己。一年的大年三十，曾經去上海的寺廟看到了一些現象。黨員是不能有宗教信仰的，但是某位領導去拜佛的時候，他祈禱人民安康、社會和諧等內容，這就不是單純的個人信仰的問題。所以同樣是信佛，內涵和意義是不同的。網路上有一個叫做「烏有之鄉」的網站，特別提倡毛澤東信仰。針對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他們覺得文化大革命的時代比現在要好。一個中國人不去信仰毛澤東，他還是一個中國人嗎？這個網站上，處處強調中國人的信仰，應當是一個中國人才能夠具有的信仰。這就是說，不能去信仰其他的東西。這就是毛澤東信仰和民族、民間信仰的結合。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業學大寨，大寨是聖地，是時代信仰的一大符號，革命精神的故鄉。但在1980年以後，大寨地位發生了變化，而大寨人的信仰也發生了變遷。前不久，大寨人在虎頭山上建了一座廟，此事引起極大的反響。輿論認為，大寨不應該建廟，因為它是毛澤東時期思想的旗子。它的精神、信仰應該是毛澤東思想，而不應該信佛、信神。我去訪問大寨人的時候，他們認為，在大寨人們的心目中，毛澤東就是他們的「財神爺」。這就把佛、財神與毛澤東信仰結合起來。從這個案例，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代中國社會，已經從單純的政治信仰中，走出了一個多元信仰的選擇空間。在上述這些信仰現象之外，當代中國人還有對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仰。過去，我們講「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後來「多一個基督徒，多一個好公民」。現在基督教面臨的問題是：中國人應該信仰中國人的宗教，那麼，中國人是否應該信仰基督教呢？如果在一個多元化和全球化的世界裡面，我們強調中國人的信仰方式，總是以這個民族的認同為依據，究竟利多還是弊多呢？拭目以待了。當代中國的信仰問題已經呈現多元化的傾向。信仰多元化並不用擔心，擔心的是，不同的信仰在面對同一個公共問題的時候，能否彼此交流，甚至於能否彼此尊重與認同。有信仰是很神聖的，但一種信仰和另一種信仰之間，能否達成共識與彼此的認同，才是更加重要的。中國信仰是一個信仰複合體，中間夾雜家族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私人的、公共的等等。我們講到信仰的時候，首先要把這些不同的信仰分類出來，從信仰複合體中剝離出來。這樣一來我們在信仰的問題上就可以少點盲目多點理性，多一點冷靜少一點激情。80、90後一代的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特深，民族文化傾向很重，本身不是壞事，但是我們在與全球交往中就會產生一些問題。比如說，過分強調了中國人與中國信仰的關係，過分強調了「你是中國人，就必須信什麼」的民族意識，很有可能就會出現宗教民族主義或信仰民族主義。在座的都是政法學院的師生，具有很強的法律意識，怎樣才能將信仰和法律結合起來，信仰怎樣和公民社會結合起來。信仰能否有利於公民身份的認同。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中國信仰的歷史特徵是，國家權力在強大的時候，精神文明建設是很好的，但是一旦國家實力衰落，精神文明建設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除了少部分的精英能保持自己的道德水準外，大部分的人可能會與國家對著干。要麼就是退居山林，求得個人的保全。像這種情況，也不完全是道德信仰的問題。當代中國社會，應該是法律、道德、宗教三者之間良性的互補。在中國文明中宗教的地位功能不是很突出的情況下，與其去單純依靠一個信仰，不如去依靠一個信仰，以建構一個良性互動的社會秩序。我希望法律界能夠將法律、道德、信仰問題結合起來。問題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之中，信仰的多元化如何能夠達成社會的共識呢？公共的理性和公共的信仰是否存在著內在的可能性。比如說公民的信仰和各個宗教的信仰。個人的信仰感性的層面要多於團體的感性層面。共同體的信仰本身應該是理性多於感性。至於宗教和權力的關係之間，我們可以理解為政教關係。政教關係在不同的文明和國家中是不同的表現，或者是相互合作、衝突，或者是制度分割，在一個法制的空間里合作。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些問題處理的不好，會影響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問題。在這裡，我想提一個概念：核心信仰和社會一般信仰。我們可以把國家信仰和政治信仰做成核心信仰；把宗教和民間信仰做成社會一般信仰。實際上，民主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也可以歸結為超自然的信仰和超社會的兩大信仰類型。這兩種不同的信仰觀，會導致兩種不同的信仰方式——兩種烏托邦和兩種信仰表達方法。如果能把這兩種信仰解決了，權力就可以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同時理順核心信仰和社會一般信仰之間的關係。蒙允轉自李向平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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