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肅：漢代儒學的終結者

古希臘神話中，有個頗為凄婉的故事。　　俄耳甫斯為了救被毒蛇咬死的妻子歐律狄克而來到冥國，他美妙的歌聲終於打動了冥王，於是被允 許帶妻子回到人間，但同時得到警告：路上，不要回頭。結果，在即將爬出地獄那刻，興奮的他不自覺回望了妻子一眼，歐律狄克片刻間墜入萬劫不復的地獄。他自 己也因此鬱鬱寡歡，最終身首異處，在自唱的輓歌里緩緩沉於大海。　　發乎真願，出於赤誠，本為挽狂瀾於既倒，結果卻倒行逆施，事與願違，這樣讓人扼腕的例子，在兩漢末年就分別發生在兩個王姓之人身上。　　一個是政壇上的王莽。　 　面對漢成、哀帝之際百姓生活凋敝，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的岌岌可危局面，王莽高舉儒家王道理想的大旗，以《周禮》為理論依據，以「先王之制」為模板，全面 改造社會，以期一掃西漢末年的種種積弊沉痾，希冀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實現儒家嚮往的「均」、「和」、「安」理想社會。但他最終因食古不化、膠柱鼓瑟，使 得天下潰爛至極，混亂至極，潦草地結束了一個鬧騰的時代，同時也將自己送上絕路。　　另一個是學界的王肅。

　　針對鄭學 興而百學消的局面，以及古今雜糅家法的鄭玄之學不可避免地帶來的義理相悖，讖緯怪異附會經說，給純正的儒家學術帶來的一些舛誤與漏洞，王肅以貫通今古文經 學之能，追溯原典，起而校枉，意欲重振儒家雄風。但他卻劍走偏鋒，不惜用偽造經典的方式攻擊鄭玄，假借孔子之名兜售自己的學說，結果使自己成為兩漢經學的 執幡送終人。　　開山者的身量固然高大，斷送者的背影同樣不可小覷。打量他，有著更為宏闊的文化史意義。　　宋代詩人衛宗武在《偶成》中寫道：「平生夢不遇邯鄲，學道求仙興已闌。旋改詩編入新刻，重尋琴譜發清彈。不慚晚境為寒峻，翻笑當年慕勢官。志業無成年及耄，那知身反誤儒冠。」　　於王肅，確實「旋改詩編入新刻，重尋琴譜發清彈」，但他的晚景卻並不寒峻，而且無論在學問還是仕途上，其志業也愈老愈成，但「身反誤儒冠」是成立的。這種「誤」有著濃郁的歪打正著、無心插柳的意味。　　也正是因為他篡著經典，援道入儒，開啟了儒學向道學靠攏之路，成為後來正始年間的玄學興盛的重要過渡，為漢學向魏晉學術風氣轉變的首位先導。　　東漢末年，由於宦官與外戚交替專權，相互霸政，彼此屠殺，加之桓靈之際的黨錮之禍，終於引發了黃巾大起義，漢家王室由此一步步走向窮途末路。　　與此同時，四海豪強並起，八方諸侯擁兵自重，各霸一方，相互殘殺，彼此吞併，競相覬覦王權。從公元一九〇年董卓廢漢少帝，立漢獻帝，經過三十多年弱肉強食的血腥廝殺，天下最後形成以曹魏、劉蜀、孫吳軍事勢力對峙抗衡的三國鼎立局面。　　王肅就置身在這個嘈雜紛擾、陰霾遍布、罡風烈烈的大動亂時代。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郯城人。公元一九五年，漢獻帝興平二年，因父親王朗時任會稽太守而生於會稽。　　此時的天下，更像雨季來臨的亞馬遜熱帶雨林，各種兇猛動物蠢蠢欲動，蛇蟒伺機，鱷魚潛行，兵燹四起，亂作一團。　　但相對於苦命的漢獻帝，這個躺在會稽太守府內院里的嬰兒已是幸運至極。就在這年，十五歲的漢獻帝被李傕燒宮殿，掠宮人，開始了他終其一生被人挾持、任人牽頸亡命奔波的傀儡帝王之路。　 　大廈將傾，作為末代帝王，像承平年代裡的皇帝那樣養尊處優、一呼百應，已然完全不可能，現實賦予他的，只有丟棄尊嚴，放下身段，在無情的時代潮流裹挾中 隨波逐流，載浮載沉。如果他感情豐富一些，頂多再蘸淚寫些李煜「往事知多少」的凄楚小詞，或像崇禎女兒發些「奈何生於帝王家」的慨嘆，剩下的，只有被時代 推推搡搡，在歷史中踉踉蹌蹌。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偏安一隅的會稽，很快也被席捲入這場殺聲盈野的軍閥混戰之中。　　公元一九六年，袁術攻打劉備奪徐州，曹操詣洛陽挾漢獻帝遷許，孫策則在是年攻取會稽。　　通經博文且明於世道的太守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結果，被孫策大破，逃到東冶後被俘獲。　　《三國志·魏志·王肅傳》引《魏略序》說：「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　　一句「儒道尤甚」，道出了士林的諸般尷尬。　　相對此前表現在東漢清流黨人身上的諸多持正不屈、慷慨就死、為國赴難的磊落節操，此時在士人身上已然不見。長期的王權旁落，朝廷昏庸，邪佞當道，輿論鉗制，文人遭錮，都使得漢王朝在士人心中漸漸失去威信。　　大多數士人在經歷了長久的猶豫彷徨與痛苦思索之後，漸漸淡漠了家國概念，放棄了原本堅守的儒家以身成仁原則，走向了順應時勢、明哲保身的價值之路。其間，他們艱澀的心路歷程，也許只有老舍《茶館》里常四爺那句著名的台詞可以闡發：「我愛大清國，可大清國愛我嗎？！」　 　這便是王朗被捕後，沒有為漢王朝守節盡忠，而是選擇屈身事敵，立即投降的原因。《三國志·魏志·王朗傳》引《獻帝春秋》記錄下王朗投降後的哀聲告饒： 「朗惶恐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慚懼。朗愚淺駑怯，畏危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吏。身輕罪重，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 吒聽聲，東西惟命。」　　也許因為這段發自肺腑的話讓孫策惻隱之心頓起，也許是因為王朗在士林中久負盛名，小霸王不願沾染害賢的惡名，於是「詰讓而不害」。　　自然，含著奶嘴無憂無慮的王肅，於是可以繼續生存下去，跟隨父親在亂世里選擇政治大樹，納涼祈福。　　公元一九八年，建安三年，招攬賢俊的曹操徵召王朗，拜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過了三年流移窮困、朝不謀夕日子的王家父子，終於投入了一個結實的政治懷抱中。　　王朗的變節投機所起的示範作用是強大的。比如同時期的豫章太守華歆，在孫策攻打豫章之時，他首先的反應也是效忠漢室，選擇奮力反抗，但功曹劉壹勸他：「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眾盛強，猶見原恕，明府何慮？」華歆聽罷，立即投誠。　　那麼，成長於顛沛流離末世，深受乃父影響的王肅，在成年之後慨然不顧王道，拋棄儒家情懷，投機於司馬氏政治集團，就找到了孕育的溫床。　　可以說，王朗自投入曹魏集團之始，便仕途亨通，一路扶搖直上。　　先是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初建時，又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到公元二二〇年正月，曹操死後曹丕即王位，他再次遷升為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同年十月，曹丕稱帝踐祚後，又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有這樣的父親做依靠，在四海盪覆、萬國殄瘁的東漢末年，王肅自然有著絕大多數少年難以想像的幸福生活。這給他少年時期靜坐書房，博讀群經，提供了一個絕對安穩舒適的環境。　　更何況其父王朗，本身就是一位「以通經，拜郎中」的飽學名儒，而且直接師從著名大儒楊賜。楊賜，不是別人，其爺爺楊震，父親楊秉，皆為一時大儒。楊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　　幼承家學的王肅，在父親的影響下，深刻掌握了屬於今文經學的楊氏家學。同時，他自己又「善賈、馬之學」，崇拜古文經學家賈逵、馬融的學說，這又使他深得古文經學的營養，在學養上今古兼收，二學並采。　　十八歲時，王肅又向宋忠學習揚雄的《太玄》。　　宋忠，東漢末年大儒，曾受命與綦毋闓（字廣明）共同編撰《五經章句》，為漢末魏晉時期律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後來因替劉琮向曹操上降表，路過新野時死於關羽手中。　　揚雄仿《周易》而作的《太玄》，結構上與《周易》有著本質的區別。　　《太玄》和《周易》雖然都認為天道神秘崇高，但《太玄》認為天道並非不可認識與把握。　　劉歆曾對揚雄說，《太玄》太深奧，百年後可能要被人蓋醬菜缸了。王肅的出現，不僅反擊了劉歆的揶揄，更印證了張衡之判，「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關於王肅學《太玄》的經歷，《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還有另一說法：「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 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到底是跟老師宋忠而學，還是跟父親王朗而學，這個可以暫且不論，有一點確鑿無疑，那就是接觸到《太玄》的王肅，立刻為其精深思想所吸引，不僅認真研讀《太玄》原著，而且，「更為之解」，對書中的鴻蒙難解之處重新給以自己的闡釋。　　對《太玄》的深研與傾心，決定了王肅一生的學術走向。　　當年，張衡因迷醉於《太玄》而援道融儒，他所取的是揚雄學說之中的老子樸素主義自然觀，因而最終使他反對迷信神怪，堅持自然科學立場來抨擊讖緯，成為一個卓越的自然科學家。　　王肅也因欽服於《太玄》，同樣援道釋儒，但他所取的卻是揚雄學說之中的道家無為而治思想，因而最終使他走向以老莊理論偽托為孔子所說，成為一個謬托聖言、造假販私的儒家標新立異者。　　同樣一塊麵包，被不同的胃消化後，會產生不同的吞食效果。　　與此前鄭玄畢生不仕，將人生的全部歲月悉數交付給學習與探研，在披經讀史、覽子觀集中沉澱並豐富自己不同，王肅因父親的緣故，很早就步入了權力階層。　　公元二二〇年，曹丕逼迫漢獻帝禪位。新朝之中，王朗貴為御史大夫。翌年，踩著父親肩膀的二十六歲的王肅，便進入曹魏政權集團，擔任散騎黃門侍郎。　　在《三國志》中，王朗、華歆、鍾繇三人被列於一傳之中，這不僅僅因為三人同樣才華炳煥，俱負雅望，更重要的是在袞袞諸公環立的魏闕，他們三位最為曹丕器重。　　魏文帝曾評價三人：「乃一代之偉人，後世殆難繼矣。」　　有意思的是，鍾繇之子鍾毓，華歆之子華表，與王朗之子王肅一樣，均當過散騎黃門侍郎一職，由此可見散騎黃門侍郎絕不可小覷。《三國志·崔林傳》引《魏名臣奏》就說：「今便已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旨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　　先擔任散騎黃門侍郎，然後就可出據州郡得到大用，這個政治跳板自然非其表面的五品職銜可以框定。　　事實的確如此。公元二二六年曹丕死後，魏明帝曹叡嗣位，王肅迎來了自己仕途上的春天。　　一路春風駘蕩，一路山花爛漫。公元二二九年，王肅一躍而為散騎常侍，兼任秘書監，崇文觀祭酒。　　但在這貌似鶯歌燕舞、拂綠穿花的春光之行中，卻處處暗藏著陰險，布滿了玄機，一步不慎，就有可能跌入萬丈深淵。　　因為，從曹爽、司馬懿二人同時成為曹芳的顧命大臣開始，一場以曹爽為代表的曹魏集團與司馬家族之間的角逐已經暗自拉開。或者可以說，此時，老謀深算的司馬氏父子已經做好了鳩佔鵲巢的種種準備，包括他裝瘋賣傻，包括他隱忍病退。　　王肅不會不清楚其間潛伏的種種險惡。但他沒有退縮，而是在認真權衡局勢之後，頗有遠見地自我選擇站隊——不顧曹氏家族對王家夫子的知遇之恩，勇敢投身到潛力股司馬集團之中。　　身處「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的大環境，又深受乃父政治投機影響的王肅，在公元二三一年，將女兒王元姬嫁給了司馬昭。　　這種政治聯姻，如同系著兩隻螞蚱的一根線繩，使得王肅必須心系司馬集團，否則就可能帶來殺身乃至滅門之禍。　　事實上，從曹芳公元二三九年即位後，王肅已經作為司馬集團中的重要一員，受到曹魏集團的清算。　 　公元二四〇年，曹爽先發制人，於朝廷之中排擠司馬氏。伴隨著司馬懿去官，王肅則被外放為廣平太守，之後被征還，為議郎。此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 晏、鄧颺等人。王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范論及時政，王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曹爽聞之，為此當面斥責何晏等說：「當共慎之！公卿 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可見，王肅雖然此時處於曹氏集團對立面，但依然被曹爽重視之程度。　　當然，從中也更可見曹爽的無謀、少識與糊塗程度。面對這樣一位豬一樣的對手，司馬懿東山再起，趁曹爽出城，發動政變，一舉剿滅對方，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歷史是這樣走的。　　公元二四九年，司馬懿掌權。史書中沒有王肅在高平陵政變中的記述，但他一定做出了自己應盡的貢獻，所以，王肅很快被司馬懿擢升為太常，次年榮升光祿勛。　　公元二五四年，司馬師廢曹芳，改立傀儡曹髦為帝。在這個重大政治事件中，王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可見其在司馬集團中所佔位置之重。　　公元二五五年，司馬師死，司馬昭繼任為大將軍，他將以最後勝家的姿態來接管曹家江山，並收拾三足鼎立的天下，歸於一晉。　　此時，作為天下一哥的老丈人，王肅心中應該一定感慨萬千。　　如果說王朗委身事吳，大節有虧，但他在最初還有「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的起而迎敵、報效漢室的姿態，最後是在孫策強大武力的鎮壓下，為求全而失節。　　王肅就不同了，從曹操到曹丕、曹叡，曹氏政權始終對王家父子厚愛有加，尤其是曹叡，對王肅格外重用。明帝太和年間，他更是擔任散騎常侍，參與內廷機要，併兼領秘書監、崇文觀祭酒，為曹魏政權之中負責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人物。　　但後來，王肅卻果斷站立於推翻曹魏政權的司馬陣營中，並為之推波助瀾，搖旗吶喊。從這點看，王肅的人品實在比乃父更等而下之。　 　投身於司馬集團之名士多為喪失道義、見利忘義之輩，向來被人詬病。房玄齡著《晉書》時，就痛斥賈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荀愷則 是「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勖、賈充之間」。王夫之在《讀通鑒論》里，對投身司馬集團的士人挨個點名，逐一批評，對之不屑之極：「賈充、任愷、馮勖、 荀忱、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　　很奇怪，怒氣沖沖的他們，都沒直接罵王肅。　 　陳壽評價王肅：「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大名士劉寔說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 此三反也。」也均沒有對王肅的人品給予鞭撻。也許，是王肅死於公元二五六年，而此時的司馬師還沒有篡魏，他雖為晉黨，未為晉臣的緣由吧。　　但我想，更深層的原因或許在於王肅當時在知識界的巨大貢獻與崇高聲望。　 　多年烽火蔽日，戰亂頻仍，造成了經學式微，典籍散落，學術大範圍荒蕪。《三國志·魏志·明帝紀》中魏明帝就說：「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 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統治者從自己的立場上已經為儒學失繼表示了深切的擔憂，以為往聖繼絕學、替萬世開太平為己任的儒家經師們，其焦灼 不安心態更可想見。　　王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站了出來。　　可能與自己主管意識形態的本體角色有關，他認為要治理國家，就不能離開儒學經典作為支撐力量。所以，面對日漸衰微的經學，他一方面兼容眾家，一方面力排成說，先後為《尚書》、《詩經》、《論語》、三《禮》、《左傳》等經典作注。　 　《三國志·魏書·王肅傳》說：「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 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征為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 以譏其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　　而從《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所輯的他的十五種二十一卷著作來看，王肅可謂著述浩繁，是繼鄭玄之後又一位遍注群經的大家。　　最重要的是，王肅所注眾經全部被列入官學。學界淺薄者流向來以為，這是由於王肅沾了女婿的光，是位高權重、不可一世的司馬昭作用使然。　　其實，恰恰相反，是王肅的學說迎合併滿足了司馬集團的現實政治鬥爭需要。這就像馮友蘭的哲學史自延安時期就獨霸大陸學界天空，讓跑到台灣的傅斯年等學人對之大搖其頭。　　學術明星有時和娛樂明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誰最為耀眼，誰最快躥紅，靠的不是閃光燈下的本人實力，而是他背後的擁躉究竟是誰。　　王肅學說的全部使命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反駁鄭玄。　　他在《孔子家語序》中說：「鄭玄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 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真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不得開而辟之哉？若無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胡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　　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為疏通壅塞，清理枳棘，所以我來了。　　鄭玄打破今古文經界限，遍注群經的同時，因兼取眾本，確實存在錯亂今文經典家法與師法，而且時有抵牾之處，存在曲解聖意之嫌。王肅捋袖而出，重塑經典的方法，仍是前輩儒之大者們常用的手法，即搬出原典，從源頭上釐清前輩所說之誤。　　但問題是，王肅過於熱衷反駁鄭玄，甚至到了為反駁而反駁的地步。　 　比如《禮記·檀弓上》中說：「孔子少孤，不知其（孔子之父）墓。」鄭玄對此註解為：「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恥焉，不告。」 這本是句無關痛癢的平常陳述之句，王肅卻硬是說「無此事，註記者謬」。他認為：「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生不求養，死不奉祭，斯不然矣。」這就將一件簡 單的生活瑣事上升到了道德層面進行討論。　還比如《禮記·祭義》中有「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 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鄭玄註解為：「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王肅對此氣憤地指 責說：「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這就有點泛道德化的上綱上線味道了。　　鄭玄之學匯今古文經於一體，雜取各家之長，時常會用今文觀點解釋古文，或以古文觀點註解今文，不免使得本就彼此存在觀點差異的今古文經典，在其注下，前後多有矛盾，時時存在抵牾。　　王肅反駁鄭玄，正該拿起當年鄭玄反駁何休所用的利器，如何休所說的「入吾室，操吾戈，以伐吾」，以今文觀點攻鄭氏今文註解之誤，以古文觀點擊鄭氏古文闡釋之偏，使得絲線分離，各歸其正才對。　 　但王肅卻走錯了路子，正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說：「肅嘗習今文，而又治賈、馬古文學。故其駁鄭，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不知 漢學重在顓門，鄭君雜糅今古，近人議其敗壞家法，肅欲攻鄭，正宜分別家法，各還其舊，而辨鄭之非，則漢學復明，鄭學自廢矣。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效鄭君而 尤甚焉。」　　這很尷尬，王肅反駁鄭玄，卻使得鄭玄之學更為大倡。　　那麼，聖人之門，只能更加「方壅不通」，孔氏之路，也只有更為「枳棘充焉」。　　但不能據此完全否定王肅的學術價值。清代的馬國翰在所輯《論語王氏義說》序文中公允地說：「肅好攻駁康成，往往強詞求勝，前儒多非之。然其說如管仲不死糾難，以為君臣之義，未正成實有特識。乃知古人拔幟自樹一壘以與往哲決敵者，夫豈漫無挾持哉？」　　一個學者的腳步能走多遠，不光與天分、才幹、學養有關，學術路數有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皮錫瑞在其《聖證論補評·自序》中說，王肅攻擊鄭玄，「必假聖訓乃足以奪其席」。抬出孔子，請出子思，甚至搬來孟子、荀子為自己助陣，這當然沒什麼不好。問題是，王肅為此不惜使出偽造儒家經典的方式，借孔子之口說自己之話，拉大旗作虎皮，這就比較可笑了。　　這很像余秋雨在《十萬進士》中所講的那個笑話：　　一個胸無點墨的考生，在答卷時為顯得自己懂得典故多，學問深，將自己前來考試路上，看到的一個村口有兩棵槐樹，中間有口井，生生杜撰出「自兩槐夾井以來」這麼一句，閱卷的考官，看到此處，也陡然一驚，以為是自己不知道的典故，便給予好評，將之取為解元。　　王肅沒有這麼幸運。因為現實總比民間傳說靠譜。　　可以理解王肅這麼做的良苦用心。　　東漢末年，三國紛爭，群雄逐鹿，隨著漢中央政權的名存實亡，曾經佔據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學也漸漸淡出，不再讓人對之信奉。　 　公元二二〇年曹丕上台後推行的九品官人之法，又徹底堵上了讀書人憑藉經學入仕的道路。加之兵燹四起，禍害接連，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嚴酷的生存環境使得 士人於絕望之中開始厭世，道家思潮順勢而入，很快風靡，大有取代儒學之勢。楊樹達在《漢代老學者考》中統計，當時研究《老子》見諸史集的有名有姓之人就多 達五六十家。　　儒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機。　　正是基於這種危機感，王肅意欲重振儒家昔日雄風。　　他清楚知道，無視現實，無視道家學說的興起，只在儒學框架之中尋求儒學的擺脫困境之路，已不可能。只能順應形勢，援道入儒，改造儒學。　　荀子、揚雄、王充都曾這樣做過，而且均起到了振衰起弊的效果。王肅也想這樣。　　但前者宗師們，是將老子的有益於儒學的樸素主義自然觀請入儒家思想體系之中，豐富並完善儒學。如揚雄就說過，「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法言·問道》）。王肅所取的恰恰相反，是老子與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相悖的無為觀。　　油水不融。　　如果硬要將油化入水中，那麼只能加入乳化劑。王肅所用的乳化手段是——篡改經典。　　於是，他煞費苦心地編纂了《孔子家語》、《孔叢子》，用紀實的筆法，讓躺倒的孔子、子思們重新站起來，說王肅想說的話。　　為了將道家思想名正言順地拉入儒家學說體系，他先要將老子立為孔子之師，藉此為儒道合流尋找依據，進而用道家無為學說來改造儒家的天道觀。　　孔子曾訪問過老子，兩位文化巨人有過跨世紀的會晤，史書中有此一筆。　　王肅將之大力渲染。在《孔子家語·觀周》中，他頗為形象生動地編造了孔子受教於老子前前後後的具體場面，而且還身臨其境，讓孔子講了很多對老子佩服、讚歎的話：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 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 焉。」　　確立了道家為儒家師之後，王肅接下來用道家無為學說來改造儒家的天道觀。　　在《孔子家語·大昏解》中，他讓孔子親口說：「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　　經過孔子之口說出，從而老子的天道便混入儒家的天道，「無為」觀名正言順了起來。　　於是，這種思想便進入了他的治理國家理念之中。　「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孔叢子·抗志》）告訴皇帝如果能去掉利慾之心，名譽之念，那麼就會利心於外。　　在《孔叢子·雜訓》中，他又借子思之口說：「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告訴君王，利慾原屬人的正當需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無為而治的君王應該盡量順應人們的慾望。　　繼之，他用老子的思想來重新解釋孔子的「禮」，而且讓孔子自己說出：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 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從而，老子的天道觀鳩佔鵲巢，成了孔子的道德觀。　　身處儒學被圍困之時，出於對儒家經學沉淪的考慮，王肅以高度的個人文化自覺，希望通過一己之力，挽救頹勢，以道援儒，通過改造儒學，使得儒家學說重居顯要學術地位。　　這無疑是積極的。　 　但他不惜偽造經典，生硬借搬道家學說，更假借聖人之口予以理論上的支撐，卻對儒學帶來了莫大的傷害。道家無為思想的注入，不但無助於儒學的振興，而且對 玄風頓起的東漢末年學界起到了揚帆添力的作用。不僅沒有使儒家經學再現昔日榮光，反而於不自覺間成為兩漢經學的送終人。　　由此，他也走向了自己最初意欲抵達的相反方向，而且越走越遠。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　 　他在無為而治思想下派生的「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 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等論斷，因深深符合了正暗自積攢力量，向曹魏王權虎視眈眈，尋找機會圖謀不軌的司馬集團的現實政治需要，使得王肅所 注群經深受司馬氏歡迎，並被立為官學，在當時意識形態領域有著巨大的影響。　　公元二五六年，魏甘露元年，司馬昭此時已全面操控曹魏軍政大權，高貴鄉公曹髦徒有天子虛名。　 　十六歲的曹髦有著極好的學問，他到太學與諸儒探討經義，當談到《尚書·堯典》時，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 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 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 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　　主張鄭玄之學的曹髦，認為堯是效法天，不應該是王肅所說的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但博士庾峻卻堅持說「肅義為長」。當曹髦又用孔子「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來反駁時，張口結舌的庾峻雖知理屈，但仍然「奉遵師說」。　 　從中不難看出王肅學說的影響力在當時是何等之大。當然，更可以通過對經典的不同解釋，看到帝王與儒生之間在意識形態上存在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就是帝王 仍然在強調「天命」，天命不可違，要大家順天之意；而儒生卻接受了王肅的思想，「順考古道而行之」，要效法前世的樣子。　　這中間隱藏的潛台詞是：前世的漢獻帝將漢家王權禪讓給了曹丕，那麼主張效法前世的王肅，其實已經為司馬家族從曹魏集團手中接受政權，在理論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果然，司馬家族通過三代四個人的不懈努力，於公元二六五年，司馬炎效法當初的曹丕，一番假得不能再假的推讓之後，志得意滿地受禪，改國號為晉。　　王學受到重視，並被立為官學，從本質上說，不是儒學的勝利，而是司馬氏看到恰合己用，可以為自己將來篡位掃清人們觀念障礙的工具。　　在敦煌莫高窟的第九十六窟，至今有一尊高達三十五米的彌勒佛像，慈海永航，法相莊嚴。塑像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歷史故事：　　自唐高宗以後，武則天實際上已掌握朝廷大權，並於公元六八三年臨朝稱制，中宗以後的幾個君主全為傀儡，但她迫切希望自己登上女皇寶座，只是苦於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的阻撓。　 　薛懷義投其所好，及時獻上《大雲經》，經里記載女主統治國家，最後成佛。於是，一部《大雲經》打破了封建正統觀念和世俗男尊女卑思想，為她取得帝位的合 法性製造了必備的輿論。公元六九〇年武則天稱帝，上台後即敕令兩京（長安、洛陽）、各州興建大雲寺，專塑彌勒，並總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講解《大雲經》。　　公元二五六年，王肅病逝。　　死後，他被司馬昭授意下的朝廷追贈榮譽稱號：衛將軍，謚景侯。箇中原因，大概正如武則天塑彌勒一樣是出於賣力之後的賞賜。　　一方面是儒學的捍衛者，另一方面是儒學的掘墓人，他以雙重扮相，在儒學發展史中留下了自己碩大而變形的身影。　　也許，就像他以儒宗自認，卻偏偏生下了個不學無術，只知與石崇鬥富炫奢的兒子王愷一樣，都是一萬個想不到。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