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不只是藏那麼簡單

　　「藏」的最終目的是「讀」　　黃燕生：藏書的最終目的應該是讀書、化藏為用。這是古今所有藏書人都應該有的境界。　　宋代有位著名的藏書家尤袤，現存最早的版本目錄——《遂初堂書目》就是他編寫的。據宋人估計，尤袤的藏書有3萬卷以上，其中很多是珍本、善本。但最令人肅然起敬的是他收藏的3000多部書，多數都是由他和他的家人一部一部抄寫的。尤袤所讀過的書沒有一本不是抄寫的，這是一種境界。我想現代藏書人也應該追求這種境界。　　尤袤為什麼不僅要讀而且要抄這麼多書？他有段著名的自白：「吾所抄書若干卷，將匯而目之。飢讀之當肉，寒讀之當裘，孤寂而讀之當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尤袤不僅把讀書、抄書當作生存所需的衣食，還認為抄書一遍，對書中的深義能更透徹地理解，更能久記不忘。　　反觀當今的許多藏書家或者是新加入藏書行列的愛好者，卻鮮有人能夠像尤袤一樣看待藏書，多數只關注在拍賣場上古籍善本能拍出多少錢。這是藏書人和讀書人最不樂意看到的一件事。但只有像尤袤那樣對待藏書，當今很多學者才能夠成為藏書家，很多藏書家也能夠成為學問家。而藏書不僅在拍賣市場會上越來越火，在文化研究上也會越來越有出成果。　　說到藏書，除了要明白如何藏書之外，還要注重公藏與私藏的關係。有學者說，它們的關係是你爭我奪的一種相互博弈關係，我想也可以理解為相互依存的關係。因為現在很多公藏都是建諸於眾多私藏基礎上的，如國家博物館在文獻方面有四大捐贈——董必武藏書、黎錦熙藏書、韓收錢藏書和唐蘭藏書。所以說私藏往往是公藏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再有實力的藏家也不可能像圖書館一樣去網羅殆盡各方面的書刊，而公藏機構如圖書館由於各種原因也有剔舊、流散的，這就有公藏轉為私藏的可能。　　公藏和私藏既然有這樣的依存關係，我們就要在它們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過去，這座橋樑的交通比較閉塞，現在需要雙方多走動、多了解。公藏機構也要關注流散，也要經常到市場上去看看。多年前，教育部把很多檔案委託國家博物館管理，結果有約八千麻袋的資料被當作廢紙給處理了，好在最後經過公私雙方人員的努力，這裡面的大部分珍貴資料都找到了。從這裡我們看到了溝通的力量，但現在的問題是能夠充分溝通的橋樑還太少。　　藏書價值正在回歸　　韋 力：如今，在拍賣場上，古籍善本成為了繼瓷器、書畫之後的又一大熱點，繼而帶動了藏書的火熱。這股藏書熱有兩大因素促成，第一是喜歡藏書的人越來越多，其中雖然不乏投資者，但大部分還是藏書愛好者；第二便是藏書價值的回歸。　　清代乃至清之前，古籍的價值要遠比瓷器、書畫等其他收藏門類高，但現在卻是相反。因為古籍比瓷、玉、書畫更難保存，存世量也極其有限。如今古籍善本的市場價格在逐步提升，這是藏書價值的正常回歸，符合藏書的發展軌跡。　　現在藏書有兩種趨勢：一種是學者式的研究，只關注古籍的內容；另一種是純粹的收藏，注重古籍的本身，如目錄、版本和鑒定等。我認為這兩種趨勢都應該有所改變。　　如果想對古籍內容做一番研究，那麼你不一定非要佔有古籍，比如價值幾千萬元的宋版書，完全可以找個影印本來研究。對於收藏者而言，古籍藏且用之，才是對古籍最好的收藏。如果只藏不用，那麼也就失去了藏書最本質的意義。　　在較長一段時間裡，藏書是與鑒賞是對立的。藏家們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對古籍目錄、版本、鑒定等等這些書本身的特徵上，而玩書則被斥為對書不恭，所以對凝結在古籍中的文化很少涉足。然而，事實上藏書家們也可以玩書，當然這個玩書是指欣賞藏書所具有的紙白墨清、版畫等等藝術形式。總的來說，書是用來讀的，但完全可以用多種方式來讀。　　我認為，藏書將來會是越來越普及的事情，也會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追捧。因為今天人們的素養越來越高，知識的普及也越來越高，而在所有與知識有關的事物中，惟有書與知識的距離最近。所以，隨著人們對知識愈來愈崇拜，藏書人會越來越多，藏書熱潮也會越來越高。　　另外，從中華文化發展的大趨勢來看，文化越發展，就越注重本土性，而最能代表中華文化民族特徵的就是方塊字；華夏文明也是四大文明中惟一沒有斷代的文明，它的傳承正是依靠浩瀚的歷史典籍。從這兩大方面來看，藏書最能讓國人找到民族認同感的。所以說，藏書的未來將會更為世人所矚目。　　給近現代文獻多一點關注　　彭震堯：十多年前，古舊書經營比較慘淡；現在，書刊資料拍賣促進了古舊書業的發展，使中國的古舊書刊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重視。可以說通過拍賣，古舊書業得到了一種新生。但我認為，大家應該多關注在槌起槌落、互相競價、天價頻出的熱鬧場面之後，藏書如何為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　　前不久結束的《藏書報》十周年古籍文獻專場拍賣，128件拍品拍得130餘萬元。在已經到來的秋拍中，也有人預測，古籍善本會更火。但我認為，藏書人和拍賣公司的關注點不應該僅僅局限在拍場上叱吒風雲的古籍善本，也應該多看看文獻資料的價值。　　一本手抄本《鎮江淪陷記》，十多年前在北京拍賣成交價格是10多萬元，去年它再次上拍，拍出了100多萬元，最後被鎮江一家公藏單位買走，因為這是一部記錄日軍進攻鎮江的史料。《鎮江淪陷記》的拍賣曾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這說明我們對古舊書業的關注點已經不再僅僅停留在古籍善本上，而是開始重視近現代文獻資料。　　前兩年，我在台灣發現一本名為《參政員毛澤東在渝之動態》的書。這本書是重慶談判時國民黨上報陳誠的一個公文，裡面詳細記載了中共代表團在重慶每天的活動情況，非常詳細。經過一年多的運作，這部書被重慶紅岩紀念館拍得，他們說這是紀念館收到的最有價值的一件藏品。　　抗戰時，中國的飛行員與日軍作戰犧牲後多安葬在重慶的一座中國空軍烈士墓中。那裡安葬了100多位空軍烈士。今年，空軍烈士墓被重修，但重修時發現哪個墓安葬的是哪位烈士並不清楚，也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但在3年前，香港曾出現過一件拍品，就是重慶空軍烈士墓的圖，那上面準確標註了每座墓位安葬的是哪位烈士，另外還有一些空軍烈士的其他資料。我將此事告知了重慶有關部門，但重慶方面並沒有參加拍賣，結果這件東西流拍，被退回香港。如今重修空軍烈士墓，重慶方面又急需這份資料，還好這件東西目前已經有消息了。　　所以說，藏書人在思考古舊書的未來發展方向時，還要以能為國家搜集到更多珍貴資料和文獻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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