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十讲【作者：王海燕】

导言　　唐朝——千古诗话里的绝唱盛极而衰的王朝王朝兴替，就是人类社会从一个春天走向另一个春天，从一个起点迈向另一个起点。唐朝气度恢弘，盛极的时候就像醉眼的杜鹃，透着喧腾和繁荣。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朝时期，文化异常灿烂夺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领域成果辉煌。另外，唐朝社会风气开放，民间生活多姿多彩，都使得唐朝呈现出高度的文明气象。　　唐朝的强盛不仅在于其在经济和军备上的强盛，也在于其开放性和对文化的包容上。在这方面，我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上，是没有一个朝代能和唐朝相比的。正是唐的开放性和对文化的包容，造就了盛唐气象，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　　历史运动本身潜藏着某种轮回往复，每一轮都因盛极而衰退，因灿烂而显得短暂。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只持续了二十几年便匆匆收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易势、治乱更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使大唐王朝从如日中天的巅峰上一下跌入谷底，从此犹如残阳晚照，江河日下。这一事件直接改变了整个大唐王朝历史命运。　　可以说，唐朝的衰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唐初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趋于弱化，地方拥有权力的范围和程度不断地增强，终于形成了唐后期藩镇林立、叛乱频仍的局面。　　藩镇几乎可以说是代表着唐朝特色的一种历史现象，它就像是唐朝的一颗毒瘤，像是唐末的一个梦魇。藩镇本是唐玄宗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解决当时社会危机和边疆危机所使用的有效“武器”。但他没有想到，藩镇割据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他打造的这个“武器”最终成为颠覆大唐王朝的一个重要因素。　　开国与守国的逻辑开国难，守护一个国家，使它不断发展壮大并且保持繁荣昌盛则更难。在历史对局的博弈中，进退是谋略，攻守是战局。场场惊心动魄又发人深省。在历史的博弈与纷争夺斗中，李渊成了最后的赢家。对于总掌一方军政大权的李渊而言，这似乎只是策划一场战争，并不是什么难事。　　唐朝建立之初，身处弱势地位的秦王李世民通过政变的方式除掉了太子李建成，软禁了皇帝李渊，成功地登上了皇位。虽然他取得皇权的方式引起了不少争议，但即位后的李世民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任贤任能﹑从谏如流﹑恭俭节用﹑宽厚爱民，终于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唐王朝走向强盛的顶峰奠定了基础。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守国者，是一位初创盛世的圣君。　　作为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武则天统治之初采取过一些极端的措施，引起了一些混乱。但是历史表明，她的许多“铁血政策”是成功的，唐朝社会在她的统治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玄宗可谓是独步古今的一位君主。他的一生充满离奇色彩，伟大与渺小融于一体，雄健与软弱集于一身，光荣与耻辱凝于一个。他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盛世，创造出举世无双的“开元之治”。然而清明与昏暗共存，开化与愚昧齐观。众多社会问题也从他这里开始爆发，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将盛世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唐朝也从此一蹶不振。　　唐肃宗时期，叛乱终于被平定下去，政权逐步趋于稳固。肃宗为了犒赏有功将士，便把河北之地分别交给各将帅治理，从此又种下新的祸根。愈演愈烈的藩镇割据，终于使唐朝统治分崩离析，将大唐王朝变成无法重现的历史。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纵然出现了唐太宗﹑唐玄宗这样的贤明君主，唐朝终于没有摆脱“开国难，守国更难”的逻辑命运。一场喧嚣之后，一切盛衰荣辱也都烟消云散。社会就是以螺旋上升的模式发展进步的，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往复更替，人类才有可能不断地积累经验，获得无穷的智慧。　　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王朝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唐诗记录了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放时期的社会生活。　　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　　鲁迅先生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唐诗以它恒久的魅力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夺目的瑰宝。　　唐代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除中外驰名的大师外，在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诗人，有数十位之多。唐诗一直深得人们的喜爱。唐诗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去反复吟诵。　　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多元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儒、释、道在这时都得到了空前的交流与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突破了儒家传统积淀的束缚，变得空前的自由。　　纳百川之水，成涛涛之海。正是因为唐代融合了当时的文化精髓，才创造出辉煌的文化。唐朝人虚怀若谷的气魄，反映了唐代对于自身文化的强烈自信，以及汉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成熟，稳定和强大的内在力量。　　余秋雨在参观莫高窟时有此感慨：“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又喷得一点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依能指挥若定。”　　唐朝对后世影响最深，意义最重要的就在于其广博精深的文化精神。岁月的年轮已煙没了历史的痕迹，抹不掉的是已筑就的辉煌。随着时代的变迁，唐王朝所独具的魅力却日渐凸现出来，成为炎黄子孙挥之不去的骄傲和梦中的天堂。第一讲 逐鹿：唐朝开国的历史博弈　　历史对局的博弈中，进退是谋略，攻守是战局。场场惊心动魄又发人深省。在历史的博弈与纷争夺斗的角逐中，李渊成为了最后的赢家。而由此兴建的唐朝则发展成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王朝，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隋唐的名分资源之争如果人们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处于不对等的地位，那么对这种信息资源的占有便不同，从而形成一种地位的区别。反过来，如果人们处于不同的地位，那么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信息资源的掌握和控制的程度。然而当对信息的掌握已经能够达到垄断的状态时，就会出现对信息的解释权的争夺。　　谣言孕育的土壤什么样的时代最容易产生谣言和政治预言？黑暗的时代。那么，为什么黑暗的时代最容易孕育出谣言和政治预言？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各种政治预测，或者是一种模糊的想法，或者是明确的意向，这种政治预言，往往十分具有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状不满，想要摆脱黑暗统治下的悲惨生活，因而有时会通过口耳相传，把一些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传”成了谣言。　　谣言往往诞生在黑暗时代，诞生在人民急于把谣言和口号变为现实的年代。就在号称“三十余年，风行万里”的隋朝，那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在位时期，产生了很多的谣言与政治预言，这一切，都是隋炀帝的政治措施带来的。　　隋炀帝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浩大工程，让百姓不堪重负，百姓们因为服徭役，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耕种自家的田地。因为工期紧张，劳动繁重，很多民夫都死在施工之中，隋朝大地一时出现了无数的孤儿寡妇。　　杨广认为西京长安有些旧了，住起来不够气派，于是派尚书左仆射、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数百万人参加劳役。又征集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花草禽兽，充实御苑。此时隋朝经文帝统治二十多年，国家富庶，有此经济基础，杨广决心要将东京的宫室苑囿，修建得比长安更富丽壮观。不出三月，一座新兴城市、繁华帝都在洛水之滨拔地而起。杨广强行命令迁徙洛州及周围诸州商贾居民数万户充实东都，自己则带领萧后与众嫔妃，迁居显仁宫。　　早在营建东都的同时，杨广就决定，要修一条沟通南北的水路，可以由水路从东都直达扬州江都。于是，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仪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夫，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改造在春秋年间吴王夫差时所沟通江淮的邗沟。这样，一条连接东都和江都，贯通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河流的通济渠修成了。加上文帝时代即已修成的沟通东西两京、连接渭水和黄河的永通渠，从西京长安至扬州江都的水路俱已沟通。大业四年（６０８年），杨广又征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全长两千余里，沟通黄河以北诸水系，向北直达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６１０年），杨广又命人开凿江南河，北起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利用六朝以来开凿的旧运渠，加以疏导拓宽，沟通长江与钱塘江。　　大业三年（６０７年），杨广征发黄河以北十余郡民工开太行山路，修通洛阳直达太原郡晋阳城的驰道，又修筑一条自陕西榆林到蓟州（今北京附近）的御道，长四千里，宽一百步。又征发男丁上百万修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境内），要求二十天完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隋炀帝依然不知道体恤民情，反而到处游历，显示自己作为皇帝的排场和权威。他还四处炫耀武力，让边疆各族向自己臣服。但是，在攻打高丽的时候，由于军事计划受挫，隋炀帝一再加码，把隋王朝推到了悬崖边上。　　隋文帝建国之时，曾经封高丽王为辽东公，高丽国王上表谢恩，并恳请封自己为王。隋文帝就册封他为王。高丽王在封王的第二年就率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之下派兵攻打高丽，大军打到辽河沿线，高丽国王觉得自己不是隋朝的对手，马上派使者前去谢罪，还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高丽王名元）。因为有过隋文帝时期的胜利，所以隋炀帝觉得他即位之后，高丽自然也应该服服帖帖。于是，他派使者要求高丽国王到隋朝都城觐见。高丽国王十分恐惧，不知道这位新皇帝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便没有前来，让隋炀帝十分恼怒。　　这个时候，隋炀帝身边的大臣裴矩发表意见，说高丽在商朝的时候就是中国领土，现在居然不臣服，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隋炀帝对裴矩的话十分赞同，于是下诏书要征讨高丽，命令民夫在东莱海边造船，民夫们日夜在水中造船，腰部以下都生满了蛆虫，死掉了三分之一。同时，隋炀帝还征发壮年男子入伍，并且要求各地供应军粮、铠甲、兵器，百姓难以承担这种苛政，人们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这种情况下，人民盼望着隋炀帝的昏暗统治早日结束，再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富足、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之中。于是，政治预言出现了，人们对隋朝灭亡的猜测也出现了，人心惶惶，纷纷说着这件事情。　　在攻打高丽的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因为劳动力不够，无法保证耕种，同时再加上官府的威逼，人民的生活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于是，第一批揭竿而起的人开始打出明确的政治口号，邹平人王薄、清河人窦建德等发动了起义，从此以后，一时间起义在各地爆发，无法胜数。　　王薄还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作为一个政治歌谣，来号召百姓起义。这首歌十分直白，全是民间俚语，十分具有鼓动性：“长白山前知事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白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歌一问世，马上受到那些不愿意接受征召的百姓的拥护，他们纷纷加入起义军队，并且制造出更多的政治歌谣、谣言和预言，来打击隋朝的统治，讲出自己的政治愿望和要求。　　舆论增值从历史上来看，即便是再玄妙、再离奇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十分简单而且十分容易理解的动因。同样，即便是再巧妙、再古怪的政治预言，背后都有一个十分简单的目的。　　那些有利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舆论，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比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装狐狸叫声，王莽伪造天命之类的东西。但是，有些信息则是民间产生的，当时只是民众们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可是，只要有人对这种信息进行整理和“有意”的解读，那么这些原来处于中性的信息，就会变为有利于某一方的舆论。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舆论的增值，就是从原本不具有特定意义的信息中生发出具有政治作用的内容。　　隋朝末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谶语广为流传，而当时十分有势力的李密、李渊、李轨等人都先后用这个谶语来号召民众追随自己。到底这条谶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为什么“李氏”在人们心中可以作为取代杨氏的人物？其合理的根据何在？　　这条政治预言的出现，据说是和隋炀帝所做的一个梦有关。隋炀帝杨广营建几大工程之后，志得意满，正一心醉享太平。忽然，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洪水滔天，淹没都城长安，冲毁殿宇屋舍，只有城头的三棵李树傲然挺立，安然无恙，而且这三棵李树还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杨广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他急召术士解梦。一个叫做安伽陀的术士听他把梦中情景讲述之后，先求杨广恕罪，然后才神秘兮兮地说：“洪水淹没京师，是不吉之象，预兆皇室即将有难。城头三棵李树硕果累累，挺立不倒，预示将有李姓之人取代杨氏而占据天下。陛下是否听说过，最近市井流传着歌谣，‘杨花飞尽李花飞’，又有一首童谣说，‘李子结实并天下，杨主虚花无根基’，这都是李氏将兴的谶语，不可不防。”　　这个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其实，隋炀帝做梦的事情，很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术士安伽陀。他引用了两首当时的政治预言歌谣，并且认为这就是李氏将要取代杨氏的象征。而“杨花飞尽李花飞”，本身既可以当做是景色的描写，又可以当做是对掌权者的预言。所谓“李子结实并天下，杨主虚花无根基”则是比较明确的政治预言，但有趣的是，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政治预言中，并没有“李子结实并天下”这一首。　　那么，安伽陀的这番分析，又是有什么目的呢？　　安伽陀在讲述了李氏对隋朝的潜在威胁之后，又建议隋炀帝杀掉所有姓李的人。但是隋炀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隋炀帝虽然任意妄为，但是他也知道李氏是全国的大姓，根本杀不过来，而且李氏家族人才辈出，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如果要铲除他们，他们必将奋起抗争。　　安伽陀的真实目的，在大臣宇文述向隋炀帝的建议出台之后，变得十分明显。宇文述说：“安伽陀所说的话确实是有根据的。为臣和李浑是夙亲，知道他这个人情趣和普通人大为不同，经常整天和李敏、善衡等人在密室中商量事情，甚至彻夜不眠。李浑是国家的重臣，地位显赫，家世兴旺，而且他手中还控制着禁军。一旦他有了二心，很可能发动政变推翻您的统治，我觉得安伽陀所说的歌谣里面提到的李氏，就是李浑。他为什么要深夜和别人在家中密谋呢？这是不正常的，希望陛下明察。”　　正所谓“图穷匕首见”，任何以神秘形式为依托的政治活动，最后的目的都是十分直接的。原来，安伽陀不过是和宇文述合演了一出双簧，先是安伽陀危言耸听，然后是宇文述出面把这个李氏的身份点破，接着就建议隋炀帝除掉李浑。　　李浑是李氏家族最为著名的大臣李穆的第十个儿子，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而且还被提升为右骁卫大将军，地位确实很高。宇文述十分忌妒他，就借助术士安伽陀的“预言”，将李浑置于死地。更为有趣的是，自东晋以来，就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谶语：“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　　“木子弓口”暗含“李弘”二字，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强烈的号召力，自东晋以来，假托李弘名义的起事连绵不绝。这本来是民间宗教的一种传言，但是隋炀帝听了安伽陀和宇文述的话，越发疑心，就联想到，李浑有一侄儿李敏，小名“洪儿”。“洪”字与“弘”同音，隋炀帝就隐约觉得，可能李浑的侄子李敏，就是那个能够成为宗教预言里面所说的“李弘”的天子。于是，隋炀帝动了杀机，将李浑、李敏及其亲族三十二人全部杀害。　　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宇文述，都没有想到，隋炀帝对民间传言的恐惧和打击，令“李氏将有天下”这个传言有点走向“真实”的味道了。　　因为有隋炀帝的杀人行为推波助澜，加上隋炀帝的暴虐统治，人们从模糊的希望宗教人物“李弘”转世来拯救自己，转而相信真的有一个姓李的人能够成为消灭暴君的英雄了。　　李密、李渊、李轨就成为因此而受益的人。　　李密虽然也是李氏子弟，但是他家族人丁稀少，虽然他也曾做过隋朝官员，但是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后来，因为隋炀帝变本加厉地猜疑姓李的人，所以李密就外出逃亡，说服那些起义者和地方豪强听从自己的计策，推翻隋炀帝。一开始，那些人都不把李密的话放在心上，后来，他们渐渐觉得李密就是那个谶语里面所说的将要实现“杨氏将灭，李氏将兴”预言的人。于是，李密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　　有一个叫李玄英的人趁机锦上添花，说他听过一首歌谣，内容是：“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他还解释说，“桃李子”实说逃亡的李氏之子；“皇”与“后”就是指君主；“宛转花园里”是说隋炀帝将在扬州回不了京城；“莫浪语，谁道许”就是秘而不宣，那就是指李密。　　李玄英这番话，把李密推上了神秘的顶峰，让人们觉得李密就是隋朝的克星。李玄英的表现，就像隋炀帝面前的术士安伽陀一样，是一个靠对玄怪预言进行解释而带有强烈针对性的人。李密后来成为瓦岗军的领袖，不能说不与此谶语大有干系。不过当时不但李密一个人想独占这条信息，李渊也是十分急于对信息进行解释的。　　李渊经常私下和人说，自己的姓名出现在图谶上，说明自己将要取代隋朝。当时他的长子李建成在河东，身边只有次子李世民。李渊对李世民说：“隋朝气数已尽，我李家就是顺应天意将要称帝的人。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当时李渊也听过一首——也许是李渊授意手下传播的——《桃李子歌》里面说：“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这里面，“李”就是李渊的姓氏，“桃”当做陶，是“陶唐”的意思，那是上古的帝王，恰恰李渊在隋朝被封为“唐公”。当时，山西一带的人民都在唱这首歌，李渊十分满意，经常对李世民说，我们要一举成功，来应验谶语。从此以后，李渊开始招兵买马，准备起事。　　如果说，李渊和李密是前两个利用谶语来抬高自己，而且还做得比较巧妙的人，那么李轨借图谶突出自己，就是东施效颦了。　　李轨在隋末时候担任武威鹰扬府司马，这是一个地方上的军事官员。李轨家境殷实，喜欢武学，经常结交一些江湖朋友。在隋炀帝统治最脆弱的时候，西部的薛举在金城起兵，李轨和同乡曹珍、关谨、梁硕、李贝斌、安修仁等商议说：“现在我们不如齐心协力去抗击薛举，保有河西之地，静观时局变化。”然而，在他们推举一名领导者的时候，大家都互相谦让，最后还是曹珍提议，说图谶上有“李氏当王”的预言，现在我们这群人里面有李轨，这就是天命，说明李轨注定要做我们的领导者。于是，李轨爽快地接受了推举，成了一支叛乱队伍的领袖。如果说李密和李渊确实是在让自己成为合乎谶语上预言的人物，那么李轨则是仓促上马，他只是提到自己的姓氏，而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符合图谶这一重要问题解释清楚，显得站不住脚。　　到了李渊借助道教的图谶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时，对传说和谶语资源的争夺才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道教在初创时期，充分吸取和运用了东汉的谶纬神学，将其演化为道教图谶，其功能之一就是作宗教式的政治预言，预告王朝更替、人物兴衰和符命所在。六朝政权更迭频率高、政治动荡加剧，更使道教符谶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　　在中古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诸多道教图谶中有一个最能引起观众注目的，即东晋以来流传于世的“老君当治，李弘应出”。李弘是道教中的人物，据说是太上老君转世治理天下时的化名。从３２２年到４１６年，前后不到百年，东起山东，西至四川、陕西，南到安徽等地，均有人以李弘名义领导农民起义。这条道教图谶的地域之广泛性、时间之持久性都非其他图谶可比。　　隋文帝建国之后，对图谶严加禁止。但图谶并不是统治者想要禁止就能灭绝的，它有其产生的土壤，那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黑暗统治。隋炀帝时期，社会上的造谶者仍然不断。到隋末，各种符谶蜂起，而有关李弘的谶语仍颇有市场。隋炀帝大业十年（６１４年）二月，扶风人唐弼举兵造反，聚集了十万人马，号称李弘为天子，唐弼自己则称唐王。　　但当时更为流行的是李弘之谶的变种，即“李氏当为天子”、“老子将度世”等一类不确指的符谶以及通俗化的谣谶。由于隋末天下大乱，出现改朝换代的迹象，政治预言家们便粉墨登场，李姓当王之谶随之不断涌现。这些谶语搞得隋炀帝疑神疑鬼，所以才会有杀害李浑一家三十二人的举动。　　社会上都已经知道隋炀帝害怕姓李的人，于是姓李的人如果参加起义，必将大受欢迎。起义的群雄中，姓李者也经常以“名应图谶”为借口，想要称王称霸。　　每个人对于图谶、歌谣等资源的解释不同，都要经过各自的改造，以符合自身口味的需要，起到鼓动人心的效应。　　资源制造与舆论传播如果有人问：隋末社会上如此多彩的关于李氏当兴的谶语及歌谣来自哪里？答曰：其源盖出于道教，出自道士们的杰作。　　道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制作了大量李弘的图谶，到隋末改朝换代的征兆再现，好为政治预言的道士们又纷纷依据新的形势搞新的创作。这些作品形式诡秘，内容是对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乃李弘图谶的进一步发展。　　楼观道士岐晖的预测代表了一部分道教中人的意见。大业七年（６１１年），隋炀帝亲驾征辽，岐晖对弟子说：“天道将发生改变，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是几年之间的事情了。”有弟子问他将来会怎样？他回答说，太上老君的子孙将治理天下，此后道教将兴盛起来。几年之后，隋朝果然纷乱并起，天下被李渊所夺得。　　分析建立于现实政治基础之上，且表达了道教的政治愿望：老君子孙治世，弘扬道教。此时道教的预告还不具体，随着政治格局的明朗化，道士们的预言明确有所指。茅山道士王远知向李渊密告符命，说李渊是正在沉潜的真龙天子，自己受到天命的感召前来报信。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６１７年），也就是李渊起兵的那一年，据说太上老君在终南山出现，而且还告诉在此修行的李淳风“唐公受命”的预言。李淳风出自世代信仰道教的家庭，所谓太上老君的话云云，只不过是李淳风自编自演的一出神话剧。　　这时，当年曾经作出预言的道士岐晖也测定了谁是真命之主。在唐高祖李渊刚刚起兵的时候，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也起兵响应，当时岐晖就向平阳公主提供粮草作为资助，当李渊来到时，岐晖故意宣称李渊就是将要平定四方的真命天子。　　唐高祖李渊即位之前，大臣裴寂等依照当年汉光武帝获得著名的图谶“赤伏符”的旧例，上奏说，太原有一个慧化尼唱了一首歌谣，内容是“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还说“西北天火照龙山，童子赤光连北斗，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拍手唱堂堂，驱羊向南走。”这类歌谣、诗谶正和《桃李子歌》相差无几，运用隐喻暗示、拆字和谐音的手法，宣告李渊是上天指定的统治者。在这些歌谣里面，李渊的名字被拆作“童子木底百丈水”，至于“白雀”、“白幡”，则是因为李渊起兵的时候，服色、旗帜的颜色都以白色为标记。　　这首诗谶，在李渊手下大臣的督促下问世，完全适合建立李唐政权的需要，证明李渊的龙袍加身乃是天意使然。这些歌谣的制造者，大概是李渊集团中出身道士的人，这是他们的本行。这类谣谶本已遍于天下，但口头传播，未免各说不一，现在按现实政治需要改定成文字后，再流布出去，更使人人皆知，还以为这真是上天的预兆。这就是唐高祖从道教符谶处窃取的丰厚政治收益。不仅李渊集团，隋末诸多豪雄也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道士制谶和已然流传的道教图谶。　　那么道士们何以要如此竭尽全力制作图谶呢？佛教深深知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吾教盛衰常与帝道相望”。道教同样坚信这些道理。试看许多道教谶语谶谣都附加着使“吾教大兴”的条件，即可明白这是道教和未来国主的政治交易。为了达到“法事立”、“吾教盛”之目的，道士纷纷寻找新的国主，制谶作符，改换门庭。不仅如此，道士们还侧身隋末群豪逐鹿中原的问鼎之争，为自己所认定的新主人效力。　　其实，不只是李渊受到道教的图谶支持，王世充、李密等其他豪强军中也都有道士参与其政治军事斗争，有的作谶，有的作战略上的谋划，有的干脆脱下道袍换上官服，有的则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目的都是要新桃换旧符，求取道教的生存与发展。　　道教积极议政参政，隋末各大政治集团，也都尽力延用争取道教力量，特别是利用道教善于制谶作符的特色为本集团作政治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各政治集团用封官、许诺弘教等方式拉拢上层道士为自己服务。这之中，李渊集团可说是做得最高明的。　　其对道教图谶更是十分自觉地以之作政治宣传，而且在利用道教符谶上，唐高祖比李密技高一筹。李渊善于运用道家权术，示之以柔弱，在条件不成熟时表面上小心避开图谶，而李密则刚愎自用，过早运用符谶，结果树大招风。由于李密过于张扬，隋炀帝认为符谶应在李密身上，故把注意力集中在李密身上，而不及西顾李渊，这就使李渊保存了实力，得以从容布阵，剪除群雄。　　李密谋杀翟让而独占瓦岗基业，十分自满，还曾经写信给唐高祖李渊，信中说自己“以天下为己任”。李渊对此的态度是，进行虚伪的奉承和赞美，让李密更加自满，而李渊则不动声色地扩大地盘、增强实力。李渊在运用道教图谶上的老谋深算，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道教图谶在李渊建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功用，道士们多次受到唐高祖的封赏，道教也得到李渊的大力尊崇，把道教排在儒家和佛教之前，成为三教之首席。唐高祖的种种崇道举动，实因道教为其预告符命也。　　综观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可得如下结论：第一，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图谶、谣谶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里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道教图谶以宗教为形式，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用一种神秘方式传出信息，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效应，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更具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权威性，颇能打动人心，招徕人才，既能出现“英雄相附”的场面，又能震慑政治对手，起到心理战的作用。这就是道教图谶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动摇了敌人军心，诱导了人心归向。　　道教图谶之所以能起如此大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和中国古人群体潜意识中的“天命”有关，是所谓“百姓顺昊天之命”，这就是普通人的政治心理定势。李渊所谓：“近世时运迁革……历数有归，实唯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　　用现代政治宣传心理学的眼光看，道教图谶用社会的暗示使人们的“天命”心理定势具体到某人身上，让人们相信此人是天命的代表者，产生众望所归的效果。而得人心者得天下，道教图谶成为得人心的舆论工具，起到了令群雄纷纷“归唐”的舆论导向作用。在这一点上，李渊可以说运用之妙，炉火纯青。　　第二，图谶又是所谓应谶者的兴奋剂、镇定剂和强心剂。比如李密始终认定自己是符谶所在，所以他不甘心屈居人下。他后来投降唐朝之后又发动叛乱，除了其他因素外，图谶对其认识心理有重大影响。李渊也是如此，他多次在诏文中称“朕受天明命”、“受命”，宣称唐军是“天军”，大有一种顺应天命、替天行道的气势。特别是当有人把他是天命体现者的信息反馈回来时，更加固了其自信心。　　第三，李渊对图谶的利用是双向逆反的，即只准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因为“膺录受图”，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只可私有，故李渊一上台便于武德元年（６１８年）六月颁布诏书，禁止私人散布谣言、图谶，只能由国家进行解释，由国家进行管理。李渊从图谶中获得了支持，也知道图谶对政治的重要性，所以开始严加控制，以防其他人也利用图谶来发动叛乱、篡夺江山。　　图在下，吞八荒——深不可测的开国君主《教父》中冷酷无情的考利昂老头子说过，“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简洁而耐人寻味。人生的岔路口，每个人都最终要选择一条走下去的路，殊途异路，终点就是他唯一的命运！殊途怎样选择？保尔·柯察金的回答也许只适用于他的时代，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早已永恒。弱者的命运由别人把握，强者的命运由自己把握。　　史书里的尴尬言及唐高祖李渊，如果没看过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没有在古史的字里行间追根溯源，总会让人联想起被时下热播的电影电视剧歪曲至极的一个窝囊老头形象。　　即使在官修的正史中抑或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中，高祖也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平庸君主：他轻信宫中妇人之言和朝廷中的闲言碎语，而赏罚不甚分明；他耽于打猎游乐，而在政治事物上不大尽心；他优柔寡断，在立太子这样有关国本的事情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主意……总之，他缺乏担当大事的气魄，他似乎并不符合一个开国的英明君主的模式，所谓的“因人成事”似乎就是专门指的像他这样的人——他完全是因为他第二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太宗世民才成为皇帝的。甚至于在起兵兴唐这件事情上，也似乎是被逼迫而行的，而非是他自己的本意。　　翻开《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我们几乎看不到高祖在太原起兵以及后来统一全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旧唐书》中只是忽略了高祖在起兵这件事情上的贡献；而《新唐书》中却将推动起兵的大功统统记在了李世民的名下，按照《新唐书·高祖本纪》和《新唐书·太宗本纪》的说法，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高祖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后，次子世民便开始与刘文静密谋推翻隋的统治。而且明确地说“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看起来，高祖在这件事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进一步，《新唐书》中又说：“世民阴与（裴）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以此来逼迫高祖下决心。这更凸现了高祖为人的优柔寡断和世民的果断、智谋。　　然而，在和高祖同时代的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却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记述。　　温大雅是太原府人，也是唐朝建立过程的目击者。其人好学而有才识，实际上，从《旧唐书·温大雅传》及附列的其兄弟子侄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其整个家族都是博学之士。当时写国史的史臣评论说：“诸温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在《旧唐书》其本传的赞中亦云：“温、陈才位，文蔚典礼。”对其评价都是相当高的，也可见其记述的可信性。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温大雅翔实地记述了唐朝建立的过程，他指出：是高祖策划了太原起兵，而且正是由于他的英明指挥而使唐军在夺取隋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大唐创业起居注》中，高祖被描绘为一个善于决断的领袖，一个足智多谋的战略家，而世民却在整个过程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载：“炀帝后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从高祖的这些话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雄心了。《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又载曰：“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其夺取天下的志向，也让人一览无余了。据此看来，灭隋建唐，是高祖早已确立的志向，而并非是迫于世民的计谋的不得已的举措。这在情理上来看也是很自然的，李渊那个时代的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较小的，他们远不像后世的臣子那样忠诚于一家一姓的朝廷。再说，无论李家最初的渊源如何，是否像他们自己讲的那样他们出自于汉代的名门，是否如同陈寅恪先生考证的那样同西凉王室毫无关系，但是，李渊出身于王公贵胄之家是毫无疑问的。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以他的出身而论，他怀有夺得天下的念头自是很平常的。　　按照《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在决定起兵太原及后来一系列征战的过程中，高祖都表现了他卓越的指挥能力和决断的性格以及足智多谋的本色。　　当时，李渊身为太原留守，总掌一方军政大权，利用这个便利之处，他事先秘密部署将领，随时准备起兵，但又感兵力不足，便以农民军将领刘武周占据汾阳离宫为契机，公开集结兵马，又派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四处招募兵马，十几天的时间便扩充了近万人。　　其中还有一段这样的插曲，李渊的两位副手太原郡丞王威和武牙郎将高君雅看出李渊集结、扩招兵马是有异图，便想找机会除去李渊。　　公元617年五月，晋阳乡长齐世龙向李渊告密：“威，君雅欲因晋祠祈雨，为不利。”李渊知道没法再拖延下去，便让李世民在晋阳宫外埋伏兵马，派人请王威、高君雅议事，然后捏造二人勾引突厥入寇的罪名将二人擒获，随即李世民派兵控制了晋阳城，大唐义旗就此树起。　　种种迹象足以见李渊是一个胆略超群、富有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仅善于把握时机开创了一代帝业，而且目光远大，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奠定了大唐的基业。作为辉煌灿烂的唐王朝的奠基人，李渊不仅具备我国历史上所有创业者的杰出政治才干和胆识，而且还拥有很多政治家不曾具备的品格。李渊出生贵胄之家，这既不同于出身泗水亭长的西汉高祖刘邦，也有别于放牛娃出身且做过小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更与以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的建国者有异。可以说，高祖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波折，与大唐的兴衰隆替一样，充满了无限魅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唐朝的奠基人，高祖李渊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却一直被他的儿子、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耀眼功绩所掩盖。李世民的政绩是非常突出，但李渊的奠基作用也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事实上，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在建立和初创唐朝的过程中，李渊不但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还有宏大的政治谋略，正是他全面的治国安邦，才使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有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政权建设方面，唐高祖李渊也为唐太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和纳谏方面李渊还给儿子做出了榜样，不过，这方面历史上讲得最多的还是唐太宗。　　在总结隋朝用人方面，唐高祖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成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　　唐高祖还有著名的《罢贡异物诏》，禁止进献珍奇之物。他说这样会玩物丧志，隋末的皇帝因为奢侈浪费，喜好奇珍异宝，致使臣下纷纷进献，结果闹得民怨沸腾，国亡身死。　　唐高祖在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都给唐太宗开创了新局面，贞观之治的取得不应该忽视李渊的重要作用。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　　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每部又分四司作为办事机关。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礼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察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现在的“邻里”一词便与此有关。　　唐朝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满十六岁男子）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六十岁以上）、笃疾、废疾的人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至五顷。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作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即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　　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就是地方向国家推荐、“进贡”人才。　　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举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　　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有的白了头发还在考。到了宋朝，特设了“恩科”，专门录取一些这种矢志不渝的老考生。　　唐朝和宋朝不一样，唐朝科举录取后不立即“释褐”（即脱掉百姓的粗布衣服换丝质官服做官任职），所以，有“白衣卿士”之说，即前途无量的刚中举的读书人。　　在隋朝末年，隋炀帝随意破坏法制，致使用法混乱。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和刘邦一样，和百姓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称帝建立唐朝之后又废除了隋炀帝徒有虚名的《大业律》，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开始时制定的是《五十三条新格》（格是皇帝诏书敕令的筛选汇编，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后来则是在《五十三条新格》的基础上制定的较完备的《武德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唐高宗时制定）修订所依赖的基础。　　府兵制，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到唐朝沿用。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　　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　　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可以免掉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败仗经常出现。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在唐朝，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基本定型，后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学习中国文化主要是学习唐朝的文化，包括学校的教育内容。　　在唐朝，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是相州邺（今河北临漳西）人，在李渊做隋朝地方太守时便和李渊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在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因为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他退位让给了李世民。但李世民也赞同傅奕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的观点，虽没有灭佛，但毕竟没有迷信佛教。《西游记》中说唐太宗李世民极其重视佛教不太准确，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唐高祖的文化贡献还有下诏编撰《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书，引用的古籍共有1431种，所引的古籍保存至今的不足十分之一。所以，等于为现在的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古籍。　　还有修史方面，在李渊时已经下诏开始，为后来的史书修成创造了条件，也打下了基础。　　总之，唐高祖李渊的工作是全方位的，严格来说，是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唐太宗是完成了贞观之治。这正如统一全国的战争是李渊全面统领部署的，但真正统一则是到唐太宗的时候才最终实现。　　政坛赌局里的赢家与附手历史的公正与否是无法改变的，但有一点不会错：劳苦功高却须格外谨慎，不恃功骄，不贪权贵，不积私怨。一颗平常的心，可保一生平安。“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赢家策略里的进退攻守李渊于公元617年五月斩王威、高君雅，誓师起兵。不要说他想不到，恐怕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李世民也不会想到：隋朝失掉的这头鹿竟然如此容易得到。　　起事之初，他卑词厚礼与突厥和亲，表面上的意思是要借兵买马——此时他确实马匹严重缺乏，深层含义却是怕突厥在他后面抄袭他的老窝，许诺给突厥始毕可汗的是他最喜爱的子女玉帛，始毕可汗对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自然乐得笑纳。　　李渊巩固了后方，便留下最小的儿子李元吉任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然后率精锐三万人从晋阳出发，向附近郡县发布告，说明自己不是要造反夺权，而是要到长安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代王杨侑却不领情，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驻守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骁果（隋炀帝后期招募的禁卫军之一）数万驻扎河东，以逸待劳，扼守险要，准备迎击李渊。　　李渊率军一路攻城略地，连战皆捷，到了距霍邑五十多里的贾胡堡，却发现寸步难行，此时又下起雨，形势对李渊极为不利。　　两军相持近两月，宋老生、屈突通只是坚壁不战，扼守险要，要等李渊军粮耗尽，不得已退兵时乘胜追击，倒是很高明的军事策略。　　其时雨已停，李渊急于速战，李世民便用一个简单的辱骂法激怒宋老生出城迎战。世子李建成正面作战，李世民却绕到宋老生后面出击，宋老生全军溃散，自己也被唐将刘弘基斩首，唐军顺利攻克霍邑，而仅在五十里外，与宋老生成掎角之势的屈突通却坐视不救，只是守着坚固的城池自保。此时沿途有许多小股义军投入李渊麾下，“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李渊的唐军不断扩大，到了长安城下时，已有二十多万的兵马。　　公元617年11月，李渊率军攻克长安，并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这种官样文章人人皆知，李渊自己称帝只是时间问题了。李渊自己下诏，进封自己为唐王，官职是“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公、大丞相”，前面三项还沿用北魏以来的官名，总之是一切权力归自己。　　攻占隋朝首都长安，和一般的攻城略地绝不可同日而语，在政治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时距李渊起兵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夺取政权的神速令人瞠目，可以说李渊此时已经捉住了隋朝失掉的鹿，下一步就是要杀掉那些虎视眈眈、觊觎这头鹿的抢夺者。　　公元618年3月，坐困江都城只管淫乐等死的隋炀帝，被他平日宠爱的大臣宇文化及和侍卫首领司马德戡所杀，大隋的命运就此终结。　　开创大隋王朝的隋文帝杨坚不仅不是秦始皇那样残暴不仁的人，相反还是一个爱民敬业的好皇帝，他一手终结了自西晋八王之乱后延续三百多年的南北大分裂局面，重新使华夏一统，历史功绩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亲手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也都很完善，一直到李世民做皇帝后，还是基本沿用隋朝的各项制度，只是在小的地方作些修订。所以隋朝本应是和唐宋明清一样的长命王朝，可惜却因一个荒淫无道的儿子。如同李渊有李世民一样，但炀帝杨广不仅是天才，还邪恶绝顶，历史上坏的皇帝很多，明朝皇帝十有八九都是混蛋恶棍，只是缺乏才能，所以大明朝能苟延残喘了二百七十七年，杨广太有才能，所以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不仅为自己掘好了墓，连带强大的大隋王朝也成了他的殉葬品，这倒似乎能从中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皇上是天才未必是福，好的如太宗李世民，则国家兴旺发达；坏的如隋炀帝，国家就会快速灭亡，真应了那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论是“勃兴”还是“忽亡”，确实只有天才皇帝们才能办到，那些平庸帝王们只有愧叹“不逮远甚”了。　　炀帝一死，李渊知道称帝时机已到，便自立为帝，名义上当然是他扶植的隋恭帝禅位让贤给他。李渊称帝后，建国号为唐，年号为武德，大唐王朝就此开创。　　其时宇文化及拥有炀帝在江都留下的全部军事力量，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可惜士心不附，上下离散，实力便大打折扣，宇文化及不甘心如炀帝一样坐困江都，更重要的是将士们都是北方人，思乡情重。宇文化及便悉众返回，准备攻打东都洛阳，却被蓄势以待的李密一举击溃。　　随后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王世充和李密两大军事集团展开激烈决战，一直占据上风的李密却遭致惨败，手下将领也分别投向李渊和王世充两面。这位夺标头号种子选手却率先出局。　　李密自以为自己一方长期围困东都洛阳，吸引了隋朝的绝大多数兵力，又断绝了隋军向首都长安的退路，才使得李渊父子乘虚而入，顺利占据长安，缔造帝业，自己也算得上李唐王朝的功臣了，所以决定向李渊投降，并附带所属山东一百多座城池。　　李密的投诚令李渊大喜过望，任命他为光禄卿、上柱国、邢国公，并经常称他为弟弟。李密却以为自己功劳当如西汉的韩信、东汉的窦融，即便不封异姓王，也应当位在功臣之首，做个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或者宰相。大失所望之下，便又和部将王伯当叛逃出去，联络旧部，准备东山再起，被唐将盛尽师击败后斩首。　　李密军事集团被消灭后，李唐王朝直接面对的便是一直盘踞洛阳的王世充了。　　王世充一战击溃李密后，也兼并了不少李密的人马和土地，力量陡然间膨胀起来。他先是奉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此时便一脚把皇泰主踢开，和李渊一样在洛阳上演了一幕禅位让贤的闹剧，国号为郑。　　占据河北的窦建德见群雄纷纷称帝，也不甘寂寞，不过他倒是很谦虚，只是自立为长乐王，建国号为夏，但出入却“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便有些不伦不类了。　　其时割据一方，建号称帝的人很多，如萧诜、刘武周、梁师都、薛举、李轨等，但都不具备逐鹿天下的实力。不过是趁世事混乱，割据一方，称帝自娱耳。真正有实力和李唐争夺天下的只有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了。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六月，秦王李世民率主力进攻王世充军事集团，王世充收缩兵力，死守洛阳四城。李世民率兵昼夜急攻，半个多月也未能攻克，唐军损失惨重。李世民的部将劝他放弃攻城，李渊听说后也下诏令李世民班师回长安，李世民却认为大敌当前，困难虽多，也不是不可战胜，而攻克洛阳，消灭王世充是件一劳永逸的事，便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坚定了军心，并改强攻为长期围困，要困死王世充。　　王世充虽然守住洛阳，粮食储备并不多，将士居民人数又多，不久便粮食耗尽，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屡次出战又遭败绩，陷入战既不得，守亦难久的绝境，无奈之下只得向宿敌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仁慈爱士，宽厚待民，极得臣民爱戴。他素来鄙视贪婪、奸诈且又残暴不仁的王世充。不过他也认识到：群雄虽多，有实力的只有长安李渊、洛阳王世充和自己三人而已，恰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王世充被李世民消灭，力量的平衡便会被打破，况且李世民吞并了王世充的郑国后，实力会大增，下一步自然就是要吞并自己了。　　他虽然没受过正统教育，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懂的，不管这“唇”和“齿”是朋友还是宿敌，总归是相互依存的，便率领自己的全部精锐部队赶来救王世充。　　窦建德倾力来援，令唐军上下大感惊恐，王世充所率领的都是长江、淮河间的精锐战士，实力并不弱，只是缺粮，又处于不利的境地，才处处受限，窦建德所率的更是河北百战之兵，又刚刚大破孟海公，士气高昂，更是不容小觑。两股劲敌合兵一处，唐军便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所以有不少部将建议向后退军，放弃洛阳，静观其变。李世民却认为王世充受困日久，屡遭败绩，已无能为力，洛阳城指日可下，窦建德的夏军将骄卒惰，不难击破。便中分麾下之军，令名将屈突通辅佐齐王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率精锐三千五百人抢先占据虎牢关，扼住夏军的进路。　　这是李唐王朝建立以来最关键的一战，胜则江山一统，一劳永逸，败则一切渺然，至多不过和王世充、窦建德鼎足而三，统一天下怕是要遥遥无期了。关键时刻李世民显露出天才军事家的超凡谋略，以少击多，以弱击强，虎牢关外一战全歼夏军，窦建德落马被擒，送到长安后被处死，王世充见外援已绝，心胆俱丧，出城投降。李渊也痛恨王世充的为人，原要处死他，只因李世民亲口许诺保他不死，王世充才得以活命。　　窦建德和王世充无论是做人还是作为一个首领，都是善与恶的两个极端，窦建德不得善终，残暴贪诈的王世充却得以保全首领，这件事令后世许多人感到天道不公，其实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成王败寇”才是最大的“天道”，道德有无实在是无足轻重。　　李唐王朝随后又用几年时间，陆续削平割据一方的群雄，使隋末混乱割裂的疆域重新统一在一起，然而新造的大唐却又陷入一场血腥的储位之争中。　　功臣“怪圈”　　有言道：“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刘文静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历史上智深功高的人受到君王猜忌终而被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的公正与否是无法改变的，有一点不会错：劳苦功高却须格外谨慎，不恃功骄，不贪权贵，不积私怨。一颗平常的心，可保一生平安。“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夺天下，面对强大的外敌，领导者尤其需要集体的献身精神。所以，领导者对部属的过错必定宽容或无暇追究。守天下，领导集团需要团结，但矛盾无处不在且往往出在内部。此所谓：“共患难易，共享福难。”　　李渊称帝后的第二年，吏部尚书刘文静获罪被杀。 刘文静在临刑的时候，喟然哀叹说：“高鸟尽，良弓藏。这个话不假啊！”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李渊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开国元勋。 尤其是刘文静能够独当一面，功不可没。在李渊起义之初，他出使突厥，深谋巧言，不但消除了突厥背击的后顾之忧，而且征得了突厥军事上的支持。不久，刘文静还率兵在潼关出奇制胜，击溃隋军，一举降服了隋骁将屈突通。　　刘文静自感才略功勋在裴寂之上，但裴寂晋升为仆射（宰相），官位和待遇比刘文静高。刘文静对此心里感到极不平衡。 每当在朝中讨论政事的时候，裴寂的意见，常常遭到刘文静的反对甚至诋毁。他们二人的矛盾非常明显。 有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喝酒，借着酒劲大发牢骚，还拔刀砍屋里的一根木柱子说：“以后我一定杀了裴寂！ ”凑巧，不几天，文静的弟弟刘文起家中闹怪事，刘文起晚上召集一帮巫士到家中披头散发地舞刀镇妖。刘文静有个失宠的妾，看到这些异常情况怀疑是谋反朝廷。她为发泄常日心中的怨恨，使哥哥上告刘文静谋反。　　李渊派裴寂、萧禹审理这个案子。审案的时候，刘文静说：“起兵之初，我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差不多。现在裴寂为仆射，有豪华的住宅，而我的待遇和赏赐与普通人一个样。我随皇帝东征西讨，家里的老母亲都顾不上，心里确实感到怨愤。这也许是我喝醉了酒，不能自控而发牢骚，现在我无法为自己开脱。”高祖知道这一情况就对群臣说：“从刘文静的话可见，显然是反对朝廷。”李纲、萧禹都极力证明刘文静不是谋反。秦王李世民对高祖说：“当初在晋阳起兵，是刘文静最先提出的反隋谋略，裴寂在其后；占领京城之后，他们的地位和待遇悬殊，文静难免有不满情绪；他只不过是不满，而不是谋反。”世民极力营救文静。但裴寂想借机消除政敌，维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考虑朝政的安全，就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略确实高人一筹，但他为人粗疏狡险，怨恨而不考虑后果；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留下他必定是留下后患。”李渊素来亲近和信任裴寂，想来想去，认为裴寂说得很有道理。于是，高祖下令杀了刘文静。　　李渊手下勇将窦轨的结局也是一例。值隋朝末年，炀帝杨广统治残暴，民不聊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窦轨趁机招募千余人，于九月前往长春宫（今山西永济境）归附李渊，李渊见窦轨前来归附，非常高兴，“降席握手，语及平生”（《旧唐书·窦轨列传》），遂赐良马十匹，并令其率兵攻城略地。窦轨先攻克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渭河入黄河口处），得兵5000人。十一月，又随李渊攻取长安。因功封赞皇县公，拜大丞相谘议参军。　　义宁二年（618年）四月，稽胡（匈奴别种）兵5万（一说5万余人）侵扰宜君（今陕西宜君西南玉华），李渊命窦轨率军反击。窦轨行至黄钦山（今陕西铜川西北），与稽胡兵相遇，稽胡兵登高放火，窦轨军稍退。窦轨大怒，立斩畏缩部将14人，提拔队中小校代替，并亲率数百骑于阵后督战，随即下令：“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旧唐书·窦轨传》）及战鼓擂响，唐军将士争先恐后地冲入敌阵，大败稽胡兵，斩首千余级（一说千级），虏男女两万人。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窦轨授太子詹事。时赤排羌作乱，并与薛举叛将钟俱仇联合，攻打汉中（今陕西南郑县）。唐廷拜窦轨为秦州（治上邽，今甘肃天水）总管，前去平叛。窦轨指挥唐军连战连捷，余党悉降。窦轨因功进封酂国公。十一月，窦轨又随秦王李世民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境）打败薛仁杲。　　武德三年（620年），窦轨迁益州（今四川成都）道行台左仆射，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相机从事，不必请示。不久便奉命率所部兵马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平灭王世充和夏王窦建德，窦轨与萧禹奉命封守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士，自己一无所取。七月，窦轨率军返回益州。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吐谷浑军进犯岷州（今甘肃岷县），击败总管李长卿部，唐高祖诏令窦轨和渭州刺史且洛生率军救援，吐谷浑闻讯撤军。　　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始州（今四川剑阁）僚人发动叛乱，窦轨奉命率军讨伐。二十八日，洋（今属陕西）、集（今四川南江）二州僚人又反叛，攻陷隆州（今属四川）晋城县。四月二十一日，唐通事舍人李凤起讨平万州（在今四川达县西北）僚人叛乱。五月十八日，窦轨在方山（今陕西汉阴西北）击败叛僚，俘两万余人，平息了这场叛乱。　　同年五月初五，羌与吐谷浑合兵侵扰松州（今四川松潘），窦轨奉命与扶州（今四川南坪东北）刺史蒋善合率军分两路进行反击。当时敌军兵锋甚锐。蒋善合率军先至，破其军。窦轨率军至临洮，进击左封，破其部众。　　窦轨显贵后，性情更加严酷，但自身也非常勤奋努力，临阵对敌时，常常十多天身不解甲。其部众无论贵贱少长，作战时如有畏敌者立即斩首。吏士有小的过失也多被鞭挞，以至“流血满庭，见者莫不重足股栗。”《旧唐书·窦轨传》蜀地的盗贼也因此悉平。窦轨最初入川时，以他的外甥为心腹。一天深夜，窦轨要外出，召唤他外甥许久也没到，窦轨一怒之下将其斩首。窦轨还警告家仆不得出外，一次窦轨派一家仆去官厨取浆，既而悔之，事后窦轨对家仆说：“我诚使汝，要当斩汝头以明法耳！”《旧唐书·窦轨传》然后派部将将其斩首，临刑前，家仆喊冤不已。负责监刑的官员一时犹豫不决，窦轨见状大怒，将监刑官一起斩首。行台郎中赵弘安为当时名士，窦轨动不动就对他进行鞭打，一年下来，共打了数百下。　　后窦轨应征入朝，唐高祖赐御榻让窦轨坐，结果窦轨因容表不整，加上又坐着和唐高祖说话，唐高祖因此大怒，对他说：“公之入蜀，车骑、骠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尽，我陇中车骑，未足给公。”《旧唐书·窦轨传》随即将其下诏入狱。　　父与子的权力角逐唯权力为重的政治场中，政治压倒伦理，无孝可言。权力角逐里孝成为用来约束他人的工具，轮到约束自己时便毋庸置疑地像破罐一样踢走，孝的丧失引起一场父子风波。　　从封建宗法制度而言，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既是毫无异议，也是不可动摇的。从李渊做唐国公时，他便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世子，李渊后来为唐王乃至称帝，每一步也都是以建成为世子和太子，无论是李渊本人还是其他勋臣武将，对建成的太子地位都没有过任何别的想法。然而在天下已定时，建成的太子地位却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这挑战恰恰来自他同母的弟弟秦王李世民，原因也很简单：秦王功劳太大，甚至可以说这天下本就是秦王带兵打下来的，除了把太子位——就是将来的帝位传给他，否则无法酬赏他的功劳，当然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杀了他，如同刘邦对待韩信那样。　　当然储位之争最早的缘起可推溯到李渊晋阳起兵之初，《资治通鉴》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固辞。”李渊此时不过是赌徒心理，而且入的是生死赌局，有什么都要押上去，为了激励李世民，就把虚无缥缥中的太子宝座也当赌注押上赌桌，以李世民之睿智，自然不会把这种未经深思熟虑，更没有任何分量的话放在心里。　　李渊攻入长安做了唐王——实际执掌了政权后，倒也想践履前言，在一些武臣——大多隶属于李世民——的建议下，提出要立李世民为唐王世子，李世民此时倒是兄弟情深，不忍心夺占早已属于兄长的位子，“拜且固辞”，态度既诚恳又坚决，本就犹豫不决的李渊顺坡下驴，正式立李建成为唐王世子。后来李渊称帝时再无波澜，建成顺利成为太子，从这一点来看，李渊对自己的长子还是钟爱的，并非如《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那样：“太子建成，喜酒色游畋（打猎）；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　　汉高祖刘邦曾经有句最经典的话：“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就是说决不能把万里江山偌大的家产交到自己不爱的儿子手上，这可以说是所有帝王共通的心态，假如李渊真的如史料所载那样宠爱世民，世民又拥有军功，李渊会毫不犹豫地废建成而立世民，根本不会考虑世民的谦让。　　平心而论，李建成还是一位厚道豁达的人，从性格上而言，比李世民更像他的父亲李渊，至于说“喜酒色游畋”，乃是皇室和贵族成员的共同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的时尚，算不上什么缺点。李渊对“酒色游畋”同样喜欢得不得了，他晚年“多内宠（妃嫔），小王且二十人”，几年时间里生了近二十个儿子（实际是十七个，且：近也），这已不是一般的喜“色”了。　　不管李建成怎样厚道，随着李世民功名日盛，势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有了一次险遭废黜的经历，李建成不可能不对李世民充满敌意，并且要想方设法来保全自己，但是他的招数也极有限，一是私自招募了几千人扩充东宫的军队，并且向幽州的罗艺借了三百人马做自己的禁军，二是与三弟李元吉联盟，允诺他自己登基后立元吉为皇太弟，两人联合起来与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的势力相比依然相形见绌，明的斗不过，自然只好暗里下手，这也不能怪建成和元吉卑鄙，实在是因为李世民的势力过于强大了。　　齐王李元吉倒是既有野心，又有心计的角色，他看清无论从宗法制度还是从个人实力而言，太子的地位都和自己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但他偏偏比他两位哥哥都更热衷于抢占此位，于是他自以为聪明地想出一条妙策：先帮建成除掉世民，然后再扳倒这位容易对付的太子哥哥，他觊觎的不是“皇太弟”，而是要跨过两位哥哥的尸体直登九五之尊，假如他真的成功了，倒又多了一例“厚黑学”的典范。　　这期间秦王李世民和李渊的父子关系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李世民攻入洛阳后，李渊派身边几位贵妃到洛阳皇宫中为自己挑选美女，这几位贵妃私下里向秦王索取皇宫的宝物，并为自己的亲属求取官职。李世民对几位贵人的请求全然不买账，一口拒绝。这几位贵人恼羞成怒，回去后向李渊大吹枕头风，李渊口虽不言，心里对李世民的好感已大打折扣。随后发生的一件事直接导致父子两人的冲突。　　秦王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赏给他数十顷良田。而张婕妤的父亲通过女儿求皇上把这块地赏给自己，李渊不仅同意，而且亲手写下敕令，李神通却认为秦王给自己的赏赐敕令在先，拒绝按李渊的圣旨把地让给张婕妤的父亲，张婕妤向李渊哭诉，说秦王把皇上赏的田夺去赏给李神通了，耳朵里早已灌满枕头风的李渊一直隐忍着对儿子的不满，在这件事上却是忍不住了，他怒斥李世民：“难道我的手敕没有你的秦王敕令管用吗？”过了几天他又对自己的宠臣裴寂说：“我这个儿子常年在外带兵，被书生教坏了，不是我以前的儿子了。”从此父子之间的关系转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疑益甚。”假如不是四方战乱未息，又有强大的突厥时刻威胁着新生大唐的生存，李渊和李世民的父子关系怕是要降至谷底了。　　这件事也说明秦王李世民的势力不仅对太子建成的地位构成足够的威胁，对李渊的皇权也同样是不小的麻烦。自此以后，李渊就再没动过更换太子的念头。　　李建成和李元吉明里斗不过李世民，暗里却对他多次实施暗算，都被李世民巧妙地避过了，但兄弟间的争斗愈演愈烈，一场大火并显然是无法避免了。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突厥数万骑兵攻入关塞，围困乌城，平寇御外本来一直非李世民莫属，这一次太子李建成却出人意料地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统帅大军北征，李渊也同意了，命令李元吉率右武卫大将军罗艺、天纪将军张瑾等解救乌城之围，李元吉借机提出：要李世民天策上将府的名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与自己同行，还要求把秦王麾下的精锐之士都划归自己统领。这是至为恶毒的釜底抽薪之策，用意自然就是要挖空李世民的实力，李渊也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太子府的率更丞王眰又向李世民告密：太子对齐王说，“你得到了秦王的精兵猛将，统领数万军队。我和秦王在昆明湖为你饯行，暗伏壮士，杀掉秦王，对皇上说他暴病身亡，皇上也不会不相信。我再请人在皇上面前进言，把国家政务交给我，你把尉迟敬德这些大将都活埋了，就没人敢不服了。”　　李世民知道大祸已迫在眉睫，却依然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秦王府僚长孙无忌等人都纷纷劝秦王先发制人。尉迟敬德更是向李世民摊牌：或者率他们起兵，或者放他们这些武将远远逃命，决不能束手就戮于李元吉之手，而长孙无忌代表的府官幕僚也表示，如果秦王不能下定决心，他们也要随尉迟敬德一起逃命。　　在祸患和部下的双重逼迫下，李世民最后决定：发动兵变。其实以他的睿智，比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必然的一步，除非他甘愿不明不白地死在建成和元吉手中，但是同室操戈、弑兄杀弟毕竟是人所不齿的禽兽行为，他要顾虑的不只是身后的千载骂名，更怕在部下和天下人面前丧失道德和威望，所以他的犹豫不决也有一半是在装样子，好像他是受部下逼迫不过，才不得已采取行动。　　李世民夜里精选府中将士，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率兵埋伏在玄武门（宫城北门）外。李建成和李元吉清晨上早朝，到了临湖殿发觉事态有变，二人便掉头准备回去。李世民从后追上，呼喊二人，李元吉张弓射李世民，惊惶失措之下却拉不开弓，李世民此时再不犹豫，亲手射杀了太子建成，尉迟敬德率七十名骑兵从后面赶上来，将李元吉射落马下，李元吉带伤准备逃往武德殿向父亲求助，被追上的尉迟敬德射杀。　　太子府卫兵首领冯立闻听兵变，率东宫、齐王府精兵两千驰至玄武门，与秦王府的兵马发生激战。宫中宿卫的禁军不知该帮哪一方，索性保持中立，坐山观虎斗。　　冯立所率的东宫、齐府精兵无法攻入宫门，便准备转头去攻打空虚的秦王府，李世民和部下将士都颇感恐惧，尉迟敬德适时挑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见主人已死，再战无益，便四下里做鸟兽散去。　　初战告捷的李世民派尉迟敬德率兵入内保护皇上，其实是要把皇权从父亲手中夺过来，这才是这场兵变的终极目的，此时的他已容不得再让别人对自己发号施令了，哪怕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否则他擅自杀害太子、齐王，就该去向父皇叩头谢罪，即便皇上需要保护，也该是他亲自入内保护，而不是派凶神恶煞似的尉迟敬德，这摆明了是在向李渊实施“兵谏”。　　尉迟敬德披甲持矛，率兵直奔李渊所在的海池。李渊正和裴寂等近臣在海池中泛舟游玩，闻听兵变，心中已明白了大概，见到尉迟敬德闯入，更是明白胜者为谁了，惊慌得不知所措。　　尉迟敬德直言不讳：“太子、齐王图谋作乱，秦王已起兵杀掉二人，派臣入内保护皇上。”　　丧子心痛的李渊乱了心智，竟没明白尉迟敬德的真正来意，倒是斐寂等人颇为乖巧，知道只消慢上一时半刻，皇上和自己等人也不免要身首异处了，忙劝李渊正式立秦王为太子，并实际上掌握政权。李渊为保性命，只能马上应允。　　此时宫中禁军和攻入宫中的秦王的人马已经交战，又有一些东宫和齐王府的卫兵陆续赶来，专攻李世民。宫内宫外一片混战，而李世民并不占上风。但他手中已有了最大法宝，尉迟敬德带着李渊亲手写下的敕书，当众宣读，禁军和东宫、齐王府的卫兵只好弃械，大唐政权便在一个早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就是最有名的“玄武门”兵变。　　对于在这场兵变中并不太光彩的李世民，以后历代的史学家无不加以粉饰和美化，并为此捏造了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罪名，这也是古人所谓“为贤者讳”的优良传统，而在今天看来，却既无益又无谓，双方难分是非，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得不除掉对方，天下本就是要“逆取顺守”的，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道德伦理就没有任何位置。　　不过唐朝的宫廷政变较之以后的宋、明、清各长命王朝最多，李世民也算是做了个不太好的榜样。甚至到了明朝，永乐帝朱棣篡侄儿的皇位，永乐的儿子朱高煦要抢侄儿的江山，也都是以李世民为楷模，只不过父子两人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而已，李世民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　　玄武门兵变后的第二天，李渊正式诏告全国，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正式向全国臣民宣布了政权的转移。　　这一年八月，李渊再下诏书，传位于太子李世民，自己为太上皇，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正式即皇帝位。第二讲 唐太宗：开创盛世的圣君　　元朝的戈直说：“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李世民治理下的大唐王朝，如日中天般照耀着整个世界。　　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交接唐朝建立之初，身处弱势地位的秦王李世民，利用自己掌握的武装，通过政变的方式除掉了太子李建成，软禁了皇帝李渊，成功地对皇位交接的规则进行了改变，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和规则制定者。　　被美化的权力争夺唐太宗的即位是通过兵变得到的，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事后虽然采取了不少的补救措施，但亲兄弟之间这样的结局总让人有些心存芥蒂，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就是有这种过多的血腥味儿，无毒不丈夫，用这句话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争夺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历史上，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即位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谓是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唐王朝走向强盛的顶峰奠定了基础；对外，他解决了从北朝以来长期威胁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势力，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夷夏之分，对各民族一视同仁，有利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后代子孙及历史学家抱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态度，将玄武门事变演绎成太子为了保住自己继承人的地位，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陷害李世民，被逼上绝路的李世民没有办法，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才出现了玄武门事变。历史的真相真是如此吗？如果按照现代博弈论来分析，可能在这场皇权的争夺战中，采取阴谋手段，改变游戏规则的可能更多的是李世民。　　李建成并非像小说中描绘的那样平庸无能，如果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位置换一换，李建成并不一定干得比李世民差，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从两次行动就可以看出。李渊太原起兵后，兵分两路，由建成和世民各率一路，直指关中，目的是一举夺取隋朝的心脏地带，震慑群雄，李建成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完成任务。另一件事是在击败窦建德后，李渊不该将其在长安斩首，窦的部将刘黑闼两次起兵反唐，第一次被李世民镇压下去，但由于残酷迫害，刘黑闼不久又卷土重来，打得唐军不敢开关迎敌。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主动领兵，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安抚为辅，使河北的叛乱彻底平息。这些事实表明，李建成不仅具有较高的军事才干，还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上，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他是大唐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由于名正言顺，在中央和地方得到的支持都较李世民多。在人才方面，李建成拥有魏徵、王珪等人；作为太子，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也不比秦王少。但为什么李建成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却以失败而告终呢？　　如果按照规则进行博弈，李建成的势力，再加上齐王李元吉的支持，秦王李世民继承皇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我们知道，决定博弈结果最终还是靠综合实力，而事实上，太子府加上齐王府的实力比秦王府要雄厚得多。但史料记载的大部分是李建成兄弟如何谋害李世民的事情。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机刺杀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觉得不好当着父亲的面做此事，所以制止了李元吉。　　武德九年（６２６年），有一天，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里下了鸩毒，李世民心痛剧烈，吐了几升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　　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相反更加紧了行动。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虽然收买秦王府将领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就在李氏兄弟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李渊也同意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以免后患。　　历史上记载的这些事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这是令人怀疑的，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正史都是皇帝身边的史官写的，在取得胜利之后，将光环套在自己头上，将对手抹黑，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这些事情都是不大可信的。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建成的实力自始至终都比李世民要强。在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杀了建成和元吉两人，东宫闻此凶讯，卫队首领带领东宫卫队联合齐王府亲兵就来攻打玄武门，李世民的部下根本抵挡不住，最后靠抛出建成兄弟的头颅，要尉迟敬德逼迫李渊宣布太子谋反才渡过这一难关。　　因此，如果建成兄弟真的对李世民采取谋杀的手段，李世民有九条命也早就没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在谋杀与不杀之间进行博弈：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采取谋杀的手段来争夺帝位，建成的实力强，肯定成功的概率比李世民要大；如果建成采用谋杀，而李世民不采取谋杀，建成的胜算几乎是百分之百；建成不采取谋杀而李世民采取谋杀手段，世民成功的机会自然就会增加；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不采取谋杀手段，建成的胜算则明显大于世民。所以对李世民来说，采用谋杀是他唯一成功的手段。李建成正因为胜券在握，所以他根本没想到用同室操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至于建成贿赂李世民的部下，将李世民的谋臣武将调离秦王府，都是采用釜底抽薪的策略，希望李世民知难而退，主动放弃与他争夺帝位的想法。李建成在这场博弈中的失败，败就败在他既想获得帝位，又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手足相残的骂名，沽名钓誉的虚荣心，不仅使他失去了帝位，还丧失了性命。　　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建成博弈中的底线是在不用流血的基础上，双方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争斗；而李世民各方面的实力不如建成，因此，他的底线就是只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从玄武门事变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它是李世民一手策划的。　　武德九年（６２６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同时部署了行动计划。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没想到会出意外。　　六月六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李建成没有收买成李世民的将领，李世民却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便是被收买的李建成的属将。正因为李建成认为有自己的人在，才敢于上朝去，结果走进了死路。　　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便想回头。但此时李世民骑马赶来，双方发生了激战，李元吉射了三箭没有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却一箭将李建成射死，尉迟敬德领骑兵将李元吉射死。然后，李世民派尉迟敬德披甲戴盔，手持兵刃向李渊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　　六月六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在这场博弈中的关键人物李渊的态度是暧昧的，可以说，他的犹豫不决直接导致了兄弟的火并。武德七年（６２４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如果李渊能果断地把帝位继承人彻底定下来，建成、世民兄弟的博弈就会由于父亲的偏向和决定而结束。正是由于李渊的摇摆不定，使李世民对这种暗箱操作感到绝望，才采取打破暗箱操作，改变游戏规则，为自己争取最后一线机会的做法。他成功了，所以阴谋诡计都落到对手头上，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采取“正当防卫”，由于兄弟都死光了，所以不得不挑起皇帝这副重担了。　　危机背后的真相李世民，一代人杰，有着卓越的才识与赫赫的功绩。他十八岁助父起兵，先后平定了薛举、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强大的敌对势力，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而在即位后，又锐意改革、轻徭薄赋、重视发展文化，使得国力强盛，社会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只是在晚年做了几件糊涂事。这都是大家所明了的。　　但是，和秦王集团对垒的太子、齐王集团又如何呢？太子李建成本人又是否是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平庸之辈呢？　　在李渊起兵之初，建成以左领军大都督的头衔指挥部队，在夺取长安的过程中，功绩不小。义宁二年，以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之衔，率兵十万进攻洛阳。武德二年，讨伐司竹群盗祝山海，平之。武德四年（６２１年），有稽胡数万叛乱为边害，建成以计杀其壮男六千有余，敌首领逃走。武德六年（６２３年），他和李元吉一起进攻刘黑闼，以王珪、魏徵之策擒之。当然，建成作为世子、太子，要以此身份驻守朝廷，这是全局的需要，也是皇帝李渊的安排，并非建成懦弱或懒惰。世民在前线征伐，建成在后面巩固根据地，并支援前线，也有萧何之功。所以说建成无功而为太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而关于建成的人品，书上又有多处描述。《资治通鉴》引《新唐书》言其“性颇敦厚”，《通鉴纪事本末》道其“性宽厚”、“得众心”，结纳了不少贤能人士，例如魏徵、王珪便都甘心为他效命，魏徵还一直劝建成杀掉世民。而前面提到的在他死后还带兵前去攻击李世民的薛万彻等人，李世民虽然饶恕了他们，可他们也没有再做官。在征伐刘黑闼过程中，李建成也在河北地区结交了几个实力派人物（这便是李世民上台后，河北地区总是不好管理的原因）。这都说明李建成还是能招贤的。　　至于头脑，建成作为太子，很明白自己所受到的威胁。他先团结元吉，又与坐镇幽州的庐陵王李瑗联手。在高祖身边的重臣，也大多为太子说话。建成又与后宫交好，还团结那些皇亲国戚，宫内宫外大多是太子系。说明他足够睿智。　　而且他一直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由于古时典训“立子以长不以功”，所以即使是那些正直的大臣也没几个会对太子这个人选说三道四的。　　由此看来，李建成不仅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还有君临天下的能力。正是因为这一点，李世民才处心积虑地积蓄力量，寻找机会，最终除掉这个正统皇位继承人，而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史料，都是在《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国史》中的，都是由李世民的亲信们所记载的，而对于建成一派，看不到只言片语评论玄武门之事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此处是否客观公正。　　怀疑自然是要拿出反驳的证据的。　　李渊欲立世民为太子一事。新旧《唐书》皆言：“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立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　　这种说法是很动听，可惜查看分析便知并非事实。关于起事，先是刘文静与李世民一番话，后又是刘文静推荐裴寂给高祖，由其劝高祖谋反的。何况当时“建成携家属寄于河东”，当然不可能对最初的策划有什么帮助了。起事后，李渊又秘密召唤建成来到太原，在看到建成后，“大喜”。随后就攻下长安，然后就立世子，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请立世民为世子呢？袁绍与刘表的故事，现在人尚且以之为笑谈，当时的人都不知道吗？而且若有大臣上表请立世民，史书却为何丝毫无记载？如此不合规则。即使是后来建成数次做了错事，李渊也才不过想把世民派去洛阳，实行分治，又如何会总想着立世民为太子呢？所以说这个说法有很大漏洞。　　再说城南射猎的劣马一事。这里便要仔细说说李世民爱马的癖好了。李世民生长在边地，自幼便勤练骑射，从晋阳起兵开始，数年征战，强弓骏马都伴随着他。李世民在数十次战斗中，无不身先士卒，深入敌阵，奋勇厮杀。但是由于武艺高强，又机智敏捷，更因为有超凡的运气，他从来没被敌人的刀箭所伤。这也说明了他的坐骑是特别灵活的。懂得骑术的人都知道，骑术不仅要有好马，更要骑手本人与坐骑精密的合作。这便说明了李世民是如何善于驭马了——与薛仁杲大战之时，他以宝马“白蹄乌”数百里追袭；与宋金刚大战时，他骑“特勒骠”直插敌后，使敌军阵脚大乱，溃散而去；与王世充对阵时，他坐“飒露紫”，仅率十余骑突袭敌阵；与窦建德鏖战虎牢，他乘“青骓”冲入敌营。另有“什伐赤”、“拳毛”也都为他冲锋陷阵立了大功，他死前留下遗诏命人雕刻上述六匹骏马于陵墓前，称“昭陵六骏”。　　在他晚年，一匹心爱的宝马黄骢骠病死，他还悲伤地命乐工作《黄骢叠曲》来表示哀悼。太宗有《咏饮马》诗曰：“骏骨音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饶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可见对马的观察与喜爱之深切。关于他娴熟的骑射功夫，也有《出猎》诗，“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如此看来，李世民对马的研究绝对够深刻，按道理一眼便能看出其兄所献马的优劣，为何却在马三次蹶后才明白呢？何况那马第一次蹶的时候，他便是跳到数步之外了。难道建成那么幼稚？这么多年战争后还不知道自己的弟弟是个优秀骑手？就算他们没一起作战，他没见识到，他手下人都是干什么吃的？连这点资料都没收集到吗？可见世民是想用这个事情来诋毁其兄。　　再说饮酒一事，在双方争斗那么严重的时候，他还敢喝他哥哥的酒吗？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会那么傻？而建成与其兄弟之争朝野皆知，建成又怎么会如此张扬地鸩杀他？而且几天后这“吐血数升”的李世民便拉动强弓射杀这想害他的大哥，身体恢复也真够快的了吧。　　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还有几处，虽经史家修饰，却还是有编造的痕迹。　　再看李世民，在此前，在建成已经做了太子后，他几次暴露出觊觎皇位的心思来。　　《旧唐书·隐逸传》曰：道士王远知，琅邪人也……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后便要“加重位”，对方还是归隐山林，贞观九年太宗降诏曰：“朕昔在籓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这年王远知一百二十六岁，自言将在夜晚升仙，第二日晚上“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寝”，便死去了——太宗自己都说了“无忘寤寐”，而且多年后一登基便有奖励，大家还相信他从不想着皇位，而是紧急时刻不得已而为之的吗？再看世民的天策府，时称“小朝廷”也，一面稳定冲锋的骁勇武将，另一面招募文学贤才，其用心不言皆知。封德彝便对李渊说，“秦王恃他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设立这天策府，既说明他早有为皇之心，又说明他早有为皇之备。　　都说建成如何收买后宫妃嫔，而世民也为了博取父亲的好感，派妻子长孙氏入宫“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可见在他初期征战没有给后宫好处而屡遭谴责后，也明白过来，想弥补这个过失了，所以世民说“建成淫乱后宫”，可建成当初只是想杀世民就差点被废，如何敢在这个时候与后宫生是非，就算真的与某几个妃嫔有染，又怎会泄露而不自知？　　世民还出重金收买了建成手下王眰等人，如果世民一直安于做秦王，又如何会费尽心思来做这些工作？　　再就这事变本身看一看，玄武门，乃入宫必经之地，李渊自然要用最信任的武将来把守，而这个将军常何，却被李世民所收买，这说明李世民此前早已经做了作掉建成的准备了。再看文德皇后，《唐书》皆曰，“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文德皇后在贞观十年病死前还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当时房玄龄被遣归乡里）文德皇后所言之“奇谋秘计”，显然是包括这最重要的玄武门之事，而且还包括那时候一直进行的与太子党争斗的密谋，也说明了他们早已准备谋划此事，只是日期未定罢了。　　所以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一次刺杀活动。司马光和范祖禹认为世民杀兄“贻讥千古”、“无君父也”。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是众所归心的明君，在历史上的贡献都是公认的，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单就“玄武门之变”来看，这也不过是一场兄弟残杀、争夺皇位的普通争斗，而绝不是李世民就站在了光明的位置。　　窥皇权兄弟斗心机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之间相残，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且都使用了阴谋诡计。他们一个是太子，一个是亲王，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居然各施诡计，甚至不惜背上残杀手足的罪名。不过，在唐太宗掌权之后，通过控制史官，篡改了国史，把自己放在正义的地位，反而说李建成是谋反作乱。　　为什么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要为了皇位进行争夺，而且胜利者非要把自己说成先皇选定的继承人呢？要知道，当时没有民主的选举制度，只能使用“嫡长子继承制度”来确定国家的皇位继承人。　　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至于周公所定嫡长制的具体内容，《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下有这样的概括：“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最重要的是，周代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者，立子以贵不以长，乃传子法之精髓。”就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精神而言，它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为什么到周公时会产生嫡长子继承制，并且被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弟相继为主，在实际操作上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嫡长制的出现，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从深层次上看，嫡长制的出现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本身的发展水平，一是国家政治组织的发展完善程度。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私有制和家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了使家族的财产权能够在后代子孙中平稳地继承，特别是为了确定家族领先的继承资格以确保家族血缘共同体的延续，势必要形成一种维系和调节家族内部成员相互关系的规则体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宗法。其中，父家长地位的继承问题又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各种资料说明，家长不仅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更重要的是拥有祭祀权，担负着奉祀祖先、传承家族的功能，并不单单涉及财产继承问题。　　家长是关系到家族传承的根本所系。因此，作为家族共同体的首领，家长的地位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出于平稳延续家族的需要，必然要求采取严密的继承之法，使诸子中唯有一个人拥有继承资格，而将其他诸子排除在外。中国的嫡长制的功能在于：使具有政治特质的家族共同体领袖的继承权严格地限制于一人。由商代以兄弟相继为主的、不太规范的继承制度过渡到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正是体现了这一客观要求。　　再次，由于中国的宗统与君统是密切结合的，故从另一角度上看，嫡长制的出现也意味着国家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完善。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总的趋势是国家内部的次级结构和组织分化得日益细密，各级机构和官职的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政权组织的活动也日趋规范和制度化，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嫡长制一经确立之后，就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基本或理想的形式，为后来的专制王朝所继承。秦汉以后，除了秦王朝因短命而亡未及确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之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其奉为“万世正法”。在正常情况下，嫡子是取得皇位继承人最过硬的条件。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早逝，于是选立太子的儿子（嫡长孙）为法定继承人，理由就是“皇孙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后来明成祖舍去功勋卓著的次子朱高照，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也是基于“长嫡承统，万世正法”的认识。然而，就具体实行情况看，由于条件不具备或人为的因素，嫡长制在实际操作上不得不大打折扣。首先，由于无法控制的生理方面的原因，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不生儿子，或者虽有嫡子，但因医疗保健水平的落后而患病早夭，使得“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故秦汉两朝二十八个皇帝中，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明代十六个皇帝中也仅五人嫡出。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立长”的原则，在其他庶出的皇子中按照年龄顺序选择继承人。　　其次，君主也常常出于个人的好恶而干扰破坏嫡长制的实行。从根本上说，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存在的，统治者一旦觉得某种制度妨碍其利益时，就会千方百计规避和破坏这种制度。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位继承人问题本来就是事关“国本”的重大问题，这决定了作为掌握最高统治权力的君主必然要想方设法施加自己的影响力，而不会绝对拘泥于既定的制度。　　另外，专制制度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的政治，这决定了它的任何具体制度都具有弹性或伸缩性，至多都只能是一种礼法或习惯法，而缺乏现代法律制度的刚性。从这一意义上说，专制君主往往既是制度的创制者或推行者，同时又是制度的规避者与破坏者。具体来说，君主对太子好恶往往是影响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如汉武帝晚年喜爱少子刘弗陵，常常对人夸他“类我”，后来果然将其立为太子。后世君主也常常以此为理由废嫡立爱子。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数。因此，嫡长制下的继承人资格最终是根据生母的身份贵贱确定的，一旦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因失宠而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的地位。而在皇帝多内宠的情况下，受宠对象往往随时而变，必然使嫡长制不断遭到破坏。如汉武帝时卫后宠衰，太子刘据于是不保；光武帝刘秀由郭氏而移宠阴丽华，太子刘强只有惶恐让位与之子（明帝刘庄），都是著名的事例。　　最后，各种权贵势力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如东汉时期一些外戚后妃为了把持朝政，乃至故意“贪立幼主以久其政”；唐代中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甚至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对皇帝废立生杀，当然也就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出现嫡长制的某些变通或变态的情况：其一是兄弟相及。如唐敬宗无子传位于其弟文宗，文宗无嗣传位于另一皇弟武宗，宋哲宗无嗣传位于徽宗。其二是选择宗室子弟入继。通常是在皇帝无嗣的情况下，从皇室近亲子弟中过继一人，以填补皇位继承人的真空。如西汉宣帝、哀帝，东汉的安、质、桓、灵诸帝，宋代的英宗、孝宗、理宗，明代世宗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应当说，仅就皇位嫡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继承制度下，无论是“立嫡”还是“立长”，都公开放弃了才德方面的要求。可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承方式，势必在嫡长制的“产出”与君主专制政体的需求之间造成严重的脱节：一方面，君主专制制度毕竟是一种人治形式，在制度的设计上，君主被赋予了至高无上、不受法律限制的绝对权力，被摆在“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的位置，这要求君主必须是至圣至明、至善至美的全能人物；然而嫡长制恰恰是立嫡、立长而“不以贤”，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嫡长制实行中的一些变通和变态方式，有的原本就是君主个人好恶或者权贵势力争权夺利的产物，当然也不可能解决君主权力与能力不平衡问题。　　既然嫡长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弊端，且又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问题，为什么又能够为历代封建专制王朝所继承，并被奉为“正法”、奉为皇位继承制度的基本形式？这首先是因为，秦汉以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在先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先秦君主制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和更高阶段。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和频繁的、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但它们所导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属于华夏各民族内部的同质文化的交流，并未遭到异质文化的大规模冲击与挑战，因而不会打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过程，使得传统的东西更容易继承和保存。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虽然也在“礼崩乐坏”的历史动荡中遭到很大冲击，但其观念和基本原则却以新的形式保存下来。　　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讲求君尊臣卑的体制，宗法制所体现的嫡长尊卑等级观念，恰恰适应了日趋强化的君主集权运动的客观需要；君主专制制度肯定国家最高权力由一人私有独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私”的性质，它似乎比任何政治制度都强调对政治权力、政治职位的排他性与独占性，而作为西周宗法制度集中体现的嫡长制，则为满足这类需要提供了现成的法宝。嫡长制之所以被历代专制王朝奉为正法，还因为它比较能够减少争夺皇位的冲突，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最为有利。　　在皇帝多妻多子的情况下，除嫡长制之外，选择继承人的可能方式理论上还有“选贤”与兄弟相继。但贤与不贤本身就是一个主观评价的问题，标准不容易把握，实际上等于无标准。而在私有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采用兄弟相继的方式也缺乏硬性的约束力。因为“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之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兄终弟及的原则事实上无法抵挡住权力私有欲、独占欲的冲击。只有根据“嫡、长”这些先赋的或“天定”的条件，把皇位继承资格最大限度地限制在一个人身上，才能确立起比较明确的、可操作性的标准，才可能杜绝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较好地避免诸子争位、骨肉相残的局面。　　本来，在儒家的理想中，一直把“传贤”奉为圭臬。然而嫡长制恰恰就是一种家天下的“传子”制，它显然不符合儒家“传贤”的理想。但在事实上，嫡长制却又是得到了儒家肯定的。　　从儒家所预设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来看，嫡长制虽是“家天下”的传子之法，却是通往“官天下”的现实起点。如儒家公羊“三世说”就认为，在孔子的意识中，人类社会将依次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由乱世到升平世（小康世），再到太平世（大同世），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周政不行，周礼崩坏，各立嗣者也有之。王位继承方式的混乱加剧了臣弑君、子弑父、父杀子的政治动荡，使父子、君臣等“亲亲”、“尊尊”关系受到严重破坏。　　因此，孔子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周礼，重建起码的社会政治秩序，其中就包括恢复周代的王位嫡长子继承制，减少由立嗣所引起的纷争，而非空想地、不切实际地急于实现大同社会的“立贤”之制。所以，在坚持公羊学派立场的学者看来，嫡长制虽然不甚理想，不甚美善，但这在“小康之世人性尚欠完满的情况下则是不得已的事，因而也是必要的制度”。　　孔子也曾说过，夏商周三代是“大人世及以为礼”。按照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解释，这句话就是在谈“家天下之意”：大人即指天子诸侯，世及即子孙世袭相承也。传子曰世，传弟曰及。就此而言，则是说政权在私，三代只能为小康之局。　　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由低到高、由小康到大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只不过他将大同理想社会置于三代以前的历史开端而已。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嫡长制的世袭制虽属小康之制，但具有“息争”、“笃亲”之功，是由乱返治的起点。先圣周公已经通过这类制度建立过统治秩序，为后圣孔子树立了榜样。所以，在“从周”与“复礼”的大前提下，儒家肯定嫡长制恰恰反映出其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寄托。　　总之，就儒家的立场上看，嫡长制符合家族本位的伦理要求，也具有“成仁”的道义基础，是孔子“王心”、“王义”和政治理想所托。从而，作为一种政治继承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传统，嫡长制在历史中获得了“百王不易之制”和“万世正法”的地位，具有了神圣的合法性。这样一来，本来只是基于利弊权衡、适应统治者私利最大化需求、最大限度实现权力独占的嫡长制，便在儒家政治文化的“磁化”作用下，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般地获得了文化上的意义。　　不难看出，嫡长制确实为专制政体的皇位继承提供了起码的、基本的规则与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位继承方面的政治动荡，发挥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同时，它也是在充分权衡各种继承制度利弊优劣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种不失明智冷静的选择，表现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较高理性成分。　　嫡长子继承制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具体运行方式更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嫡长制本身还是它的各种变态形式，在专制政治这一大前提下，都只能流于一种非智能的选择方式，都必然导致君主在权力和实际能力之间发生严重的脱节和矛盾。因为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出全智全能、三头六臂式的人物来胜任君主所拥有的无限权力。　　人类的无数经验业已证明，面对无限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政治世界，任何君主个人都注定不能胜任，都注定是“无能”的，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设计“才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更何况在嫡长制为主干的皇位继承制度下，经常会把幼儿、白痴、昏庸者乃至性格变态者推上皇位，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君主、伟人政治更是相距甚远。　　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势必需要某种机制，以便对君主制度的这种内在矛盾和缺陷加以适当调节和弥补，如利用儒家伦理规范对君主加以熏陶约束，同时借助组织和制度的力量，即利用官僚制度的理性和智能因素弥补君主才智上的不足。　　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君主制度的一个奇特现象：在制度的规定层面上，君主被赋予无限的权力，并且随着中国历史的延续，这种“制度化”的权力似有不断加强之势；而在制度的运行层面上，则往往由于君主事实上的“无能”而使君主的专制权力流于“象征化”的状态。从中，正可以看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复杂性和内部矛盾运动的轨迹。同时，也正是这种矛盾运动，使专制君权有可能突破“家天下”的、“私”的格局，在客观上成为一种代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公共权力”。　　治国剧组里的君与臣儒家“爱人”，道家“做人”法家“治人”。从古至今，人作为天地运行的主体，不断地缔造着属于自身的历史。你、我、他的错综关系中演绎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艺术。　　爱臣如子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情绪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从他与臣子的关系，以及他的以仁爱之心对待夷族的作为中看出。李世民承认自己对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爱。魏徵感慨他们有李世民做君王是三生有幸。但从魏徵的这一判断中又可以读出饱含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王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个李世民，其在位也仅仅二十三年。　　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间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人们发现，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相比，有着惊人的类似:两人都是次子，都有战功在身，都聪明绝顶，名震中外，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皇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了军事霸权，赢得各族人民拥戴，被尊为天可汗或者圣人可汗。最后，这二人一个身败名裂，另一个却被后代奉为千古明君，虽然下场相反，但他们的事业却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连续性。　　斯特·托罗维奇有一本书，叫《国王的两个身体：关于医学与政治神学的研究》，对类似上述问题有着深层的探讨。处托罗维奇认为，身为天下至尊的国王其实有两种身体，其一是自然身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一身体是由一系列自然成分所组成，处于这种身体状态之中时他和别人一样也有激情，也面临着死亡；另外一种是政治身体，处于这种状态时所有成员均臣服他，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构成了身体，他为头，其他臣民为躯干。和自然身体不同，政治身体不受激情支配，也不恐惧死亡。这种关于帝王的政治身体之说，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便曾在其《政治学》的第一卷里写道，当一个身体由众多部分所组成时，身体便成为统治者，余者成为被统治者。所以当一共同体人想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王国或者一种政治身体时，他们总是必须推举出一个人来统领这个身体。这个人通常是帝王。　　奥古斯丁在其《论神圣的公民权》第十九卷第二十二章中说，所谓国民就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由众多人所构成的一个身体，但如果没有头，那么这种国民便不能被称之为身体；在自然身体中，被斩首之后的身体只能称做躯干，同样，在政治身体（国家）的观念里，缺乏头（首脑）的共同体不能称为身体。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家继续利用身体的形象来探讨国家首脑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利奥·施特劳斯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序言中甚至认为不论从前还是现代都是这样的。　　运用这种学说观照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便可以发现其中的吊诡般的连续性和隐密的断裂处。像隋炀帝和唐太宗这样的封建帝王也拥有两个身体，一个是由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约束的政治身体，一个是受激情支配的自然身体。政治身体也就是皇帝宝座。在儒家看来，帝王这个政治身体更多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力，权力是依附于责任之下的。治理天下的责任，是帝王无上权力的前提。如果一个帝王不能履行治理天下的责任，就要离开皇帝宝座，这就是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分离。如果非暴力手段并不能使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分离，孟子甚至认为可以弑君，通过自然身体的毁灭，迫使二者分离。自然身体的死亡不能导致政治身体死亡，政治身体会从已死的自然身体中分离出来，又转移到另外一个自然身体之上，这就是帝位的继承。　　儒家的“国家”和“天下”是基于道德的政治共同体。这个道德共同体是以帝王（在他们看来帝王须是德行最高的圣人，就是圣人王，曾经有许多朝代，干脆以圣人一词代称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天下观念则必有“华夷之辨”，因为要区分我们，则必然同时区分出“他们”。　　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不外把家、国、天下当做身体的放大，这个身体应该是圣人王的身体，圣人王通过“内圣外王”从自己的身体中体验出一套关于人的行为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使用国家暴力强制施加于其他人。　　封建社会没有法律约束帝王，帝王高于法律，只有传统、先例和道德构成巨大的约束。我一直认为，传统和惯例是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其实是一致的，例如周公和孔夫子都是从历史中寻找道德的根源。　　儒家认为，政治身体必须是理性的，免于激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担心帝王会做错事，会用无上的权力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合二为一，而自然身体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无法克制住激情，所以只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来禁锢帝王的自然身体是极度危险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没有成文法的仁政更为可取，因为前者还有避害趋利的空间，而后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体统治下，可以说根本无从确定何处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们的道德也是极为不确定的，英明帝王的理性会多一点，还在襁褓中的帝王只会给予民众屎和尿。　　帝王与一般人不同，没有隐私，但却有无上特权。帝王体制之下，臣民的财产随时都可能被剥夺和被抢劫，臣民没有人身权利，即使他们的妻子，如果帝王看中，也必须服从他的欲望，甚至人世间最宝贵的生命也捏在帝王手上，他可以随意处死你。　　在魏徵等贤臣的帮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时代长治久安之策，在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这一行政三分的制度框架下，“偃武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于是就有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它堪称儒家道德学说指导政治实践的典范。但是，这一盛世是短暂的，随着李世民的离去而人亡政息，犹如一道流星匆匆划过几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法能够约束帝王的行动，道德操守终归是不可靠的。　　虚怀若谷，敬德保民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孔孟开创的儒家文化。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以德化民，强调要施仁政、行德治。但真要做到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　　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为政者必须首先有“德”，有了“德”才可能以“德”施政；否则，把“德”挂在口头上，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哪有什么“德政”可言？因而，提倡“德治”的儒家最讲究修身养性，认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政治伦理，在顺序上是依次递进的。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养成了良好的德行，才能有益于社会；否则，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再能干，而德行有亏，也是会受人非议、招来白眼的。譬如，在重视乡里评论的汉末社会，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被贬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是一个例证。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提出的这一套政治伦理不仅对君王而且对士大夫们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德才兼备的政治家。他是治世的明君。他之所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主要是由于他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徵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徵，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徵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徵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　　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做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未曾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庸。　　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徵，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徵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徵。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徵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徵说起来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贞观之治是中国治世的象征，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既有唐太宗的英明领导，又有赖全国人民的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但也与贞观群臣全力的辅助分不开的，贞观时期是中国人才聚集的一个高峰，史称名将名相辈出，文学上叫谋臣如雨、猛将如云，都形容当时人才之盛，事实上当时的确发掘并有效利用了许多人才，就唐太宗列于凌烟阁的特殊功臣（第一等）就达二十四人之多。　　政治舞台上，谁是魔术师一个国家的存在，在政治修明，不在山川险要，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唯妙唯肖的人格秀文字表达是一个人思想的火花，打开一个视角，等于走进了万千世界。从唐太宗的诗作中可以体会到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人格魅力。唐太宗也正是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将众多贤能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繁盛，为中国的历史长卷画上了绚丽的一笔。　　唐太宗对大臣们曾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这段话简要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的思想。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的“治国”大义。唐太宗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做“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他的一句名言“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就是君主的安危受人民力量制约思想的流露。正因为唐太宗思想中有了这种认识，所以他实行休养生息的抚民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勤政爱民”也成为后世对唐太宗的评价。　　他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继位后励精图治，提出了很多“爱民”、“子民”和以“仁义”抚民的政策，并且确有许多节俭自身，施惠于民的德政善举，大得民心。从贞观元年开始的3年时间里，关中关东各地持续发生水、旱、虫灾。而关中灾情最重，百姓无以为生，卖儿卖女来养活自己。他当即采取措施，一方面开仓赈灾，一方面让灾民到非灾区就食……贞观元年，关中地区大雨连绵闹饥荒，第二年物极必反，没有水灾，却换来旱灾，兼蝗虫肆虐，大闹饥荒，很多民众穷到卖孩子，换取食物的地步。唐太宗下令拿出皇宫府库的财宝，赎回被卖的子女。并且大赦天下，发布诏令说：“只要五谷丰收，天下安定，即使灾害移到朕身上，也心甘情愿。”　　说也奇怪，不久旱区居然天赐甘霖，旱象解除。　　两个月不到，长安地区又出现蝗虫，文武百官忧心忡忡，担心农作物歉收。唐太宗正巧在皇家苑囿看见了蝗虫，随手抓起几只蝗虫，祝祷说：“百姓视谷子如命，你们却吃掉它们，宁可让你吃了我的肠肺，也不要你们去吃百姓的谷子。”说完就要把蝗虫往嘴里送。左右官员急得拦阻，说：“不要吃，吃脏东西容易生病啊！”唐太宗语重心长地表示：“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还怕生病？”于是生吞蝗虫。　　不知是纯属巧合还是天人感应，这一年蝗虫并未成灾。　　先且不问蝗虫为什么收敛，久旱为何逢甘雨。看看唐太宗的肢体语言，透露出什么？除了责备蝗虫，不该为害农作物，致使生灵涂炭之外，他同时宣示和宗教家一般殉道的决心，——宁可让蝗虫吃他的内脏，也不希望蝗虫吃百姓的谷子；宁可厄运上身，也不要百姓受苦受难。　　对蝗虫说的这段话，另一方面也是对上天的祈祷文。因此唐太宗的传达对象，一是蝗虫，一是上天，还有呢，就是老百姓以及后人。　　也就是说，与其说唐太宗是对天祈祷，不如说是藉此传达他爱民如子，为了国泰民安，宁可舍身的伟大情操。口说无凭，必也伴随着吞食蝗虫这种恶心的动作，才能信服于人。这是政治人物擅长的“做秀”。唐太宗时没有电视机，但有史官记录，传诸后代，流芳百世，而消息经京师散播出去，百姓感动，全民爱戴。小小一个举动，寓意大焉。　　体恤民心这一点在唐太宗的诗歌中也有所流露。康熙在他的《讲筵绪论》中指出：“诗以吟咏性灵，如唐太宗诸篇，未尝不以天下黎民为念者。”现举几首太宗的诗略作分析：“洪涛经野变，翠岛屡成桑。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王。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春日望海》）。　　在观海时他也未忘节欲治国。“寄言博通者，知予物外志”（《初晴落景》），写自己咏物之意不在单纯讴歌事物本身，而在于考虑治国大业。“已获千箱庆，何以续熏风”（《秋暮言志》），写自己已享用千廪俸禄，自应有所作为，以解除庶民之困苦。唐太宗咏物诗的比重很大，但这些咏物诗也非单纯吟咏事物，更多的是借咏物来表达自己作为帝王的心志。“萧条起关塞，扬苨下蓬瀛。拂林花乱彩，响谷鸟分声，披云罗影散，泛水织文生。劳歌大风曲，威加四海清”（《咏风》），唐太宗由风天的景象联想到汉高祖的《大风歌》，想到自己应励精图治，勤政为民。“对此新登岁，披襟弄五弦”（《咏雨》），流露唐太宗关心民瘼，庆幸丰登之意。另外，在他的《喜雪》诗中当他看到万物被冰雪覆盖、遮蔽的景象时，感慨到“怀珍愧隐德”，联想到世间也会有怀才不遇之人，于是深感惭愧。　　在封建帝王的生活中射猎恐怕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唐太宗也有两首表现该题材的诗作，然而他所表现的却并不都是游猎带来的乐趣。《冬猎》的结句中写到“禽荒非所乐，抚辔而招忧”即是说明在打猎时，还忧虑国家政事。另一首《出猎》中更是明确写道“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打猎的目的是为了为民除害，并非娱乐。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作为君王的唐太宗也有享乐、奢侈的一面，更不想说他没有吟风弄月、赏心娱情的思想，而是认为分析一个人物应该与他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和该人物的身份、地位结合起来看。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在他消遣娱乐之时仍不忘国事，不忘百姓，仅从这一点来看，唐太宗的人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恩威并举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唐太宗虽曾多次派兵反击突厥、吐谷浑等的侵扰，并进而征服了突厥、吐谷浑等，但他主要还是采取以怀柔为主的羁縻政策。　　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于依附的各族，他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注意保存其部落体制，尊重其习俗。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任命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以统辖本族。不但基本上不征税，而且还经常给各族贵族以大量赏赐。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很信任，不少人被授以高级官职、册封爵位。还帮助他们的部属，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他通过“和亲”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又开通通往西域的大碛道和通往北方边疆地区的参天可汗道，以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为唐朝树立了声威。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唐高祖起兵时，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一度对颉利可汗称臣。及统一全国后，突厥不断侵扰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重兵进逼长安。太宗亲自领兵隔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无辞以对。在唐军的严加备御下，颉利不敢轻进，结果双方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正当唐太宗积极准备反击突厥的时候，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大破颉利于定襄（今内蒙清水河）。颉利北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颉利打得大败。李靖乘胜追击，李勣又伏兵碛口，堵住颉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颉利可汗穷蹙被俘，东突厥灭亡。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各族都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军在这次反击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唐初，吐谷浑虽一度与唐通好，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贞观九年（635年），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难，穿越上千里的无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领的一支军队一直到达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伏允在逃窜中为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降唐。唐军凯旋，从而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次年八月，唐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贞观十八年（644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次年冬，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军事力量对付敌对势力外，也用和亲政策保持边疆的安定，而以唐与吐蕃和亲影响最为深远。松赞干布是吐蕃杰出的君主。他仰慕汉族文化，于贞观八年遣使入贡，后来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贞观十五年，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艺品，带去了内地的菜种、蚕种以及各种药物和典籍，也带去了大批工匠和乐队。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感到异常高兴。为了照顾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还改服汉人的“纨绮”。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东北边疆，长期占据辽东一带的高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决定进攻高丽，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趋辽东。第二年，李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兵临鸭绿江。唐太宗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破辽东城，进军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延寿、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太宗只好下令班师。　　正当唐军征辽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河套。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将其消灭，原来附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次年，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势力已达到漠北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唐平东突厥后，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吐谷浑平定以后，仍以慕容氏为可汗。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可汗。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表示同样的关怀。隋末以来，边民多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对汉民“没落外番投化，给复十年。”“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对各族将领都视为一体，不分畛域。当时有不少战功卓著的少数民族将领，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尤为有名。至于被任为将军而在地方任职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突厥与吐谷浑各请互市，他们从内地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内地“资于戎狄，杂畜被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乏耕牛”的困难。内地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吐蕃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跃。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蔬菜种子等物品，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吐蕃。在唐朝规模庞大的国学中，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吐蕃、渤海等族酋长的子弟。在吐鲁番等地还曾发现《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这都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进入内地，带来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法和海马葡萄纹的铜镜，也传入内地，并被普遍采用。在“四海宁一”的条件下，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文皇帝与《贞观政要》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李世民敢于将儒学投入到政治生活实践当中，成功地以武夫的身份获得“文皇帝”的美称，因此赢得了儒学士人的尊敬，赢得了封建社会的所谓“人心”。　　君道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贞观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反过来，帝王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加之唐初魏徵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他们君臣关系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古时君王接受批评或规劝，称之为纳谏，臣民规劝或批评君王，叫做进谏。唐太宗曾问大臣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成这个观点。唐太宗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因为敢于当面指出唐太宗的不足并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而深得唐太宗的信任。裴矩原是隋炀帝非常喜欢的大臣，很有些才干和见识，隋炀帝是不喜欢人规谏的，谏臣多遭杀身之祸。裴矩聪慧，处处奉承隋炀帝，很为隋炀帝出了一些祸国殃民的坏主意，如夸富西域，远征高丽等，因此裴矩被称为隋朝的佞臣。可是，入唐以后，裴矩却常常在朝堂上据理谏诤，故而又被看成贞观诤臣。裴矩历经隋唐两代，判若两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显然，裴矩还是裴矩，只是唐太宗与隋炀帝的作风不一样罢了。　　唐太宗为网罗人才，非常重视科举制度。古书上记有一段故事：唐太宗在端门上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所以他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徵、李靖、戴胄、王珪等，都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道，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　　唐太宗说过,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继续推行均田制,即按人分给一定数量的口分田和永业田,又实行新的租赋徭役制度租庸调法。朝廷注重搞好农业生产,时时注意不违农时。有一年,河东万泉县喜降春雨,县狱中囚有十几名犯人,也临时宽以假日,令其回家及时播种。太宗还亲自身体力行，提倡公卿俭约，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武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己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激情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总体上来说，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统治者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　　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屈己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纳谏。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展呢？　　作为历史参考书的《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是唐玄宗时的史臣吴兢编撰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一部《贞观政要》，既是唐太宗治国安邦之术的观点政策的汇集，更是唐太宗以史为鉴从政的历史经验总结。《贞观政要》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内容均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述的。不论是政治改革，任贤纳谏，还是经济建设，劝课农桑；或是制定法律，奖掖文士；或“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或对外国艺术和宗教的交流，唐太宗都特别重视对前代主要是隋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他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书中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唐太宗之所以取得“贞观之治”的政绩，主要得益于“史”与“人”这两面“镜子”，特别得益于史。唐太宗把魏徵比作是一面“人镜”，魏徵死后，唐太宗亲自到灵堂放声大哭了很久，并亲笔撰写碑文，认为自己损失了一面镜子。而魏徵则是一位历史学家兼政治家，他远见卓识，总揽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史的编撰，并亲自主编《隋书》，前后达16年之久。唐太宗之所以采纳魏徵提出的200多条“谏议”，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魏徵所提的“谏议”，言之有据，据之源史，决不是夸夸其谈的“新观点”。从贞观十一年，魏徵给太宗的《十思疏》和太宗的答诏中，我们可窥见魏徵的才能以及与唐太宗君臣相互勉励的情景。　　《十思疏》全文（白话）如下：臣听说冀求树木长大的办法是必须先固植它的根本，希望水流长远的措施是必先浚溶它的泉源，殷盼国家安定的途径是必须先累积德义。泉源不深而希望水流长远，根本不固而冀求树木长大，德泽不厚而殷盼国家治理，臣虽然是下愚的人，也知道绝不可能做到，何况明智的圣人呢！　　人的君主手握国家重权，统治着广大的天地，将极天般高峻的帝位，永保社稷无疆的福祉，不时时居安思危，持勤俭戒骄奢；德行不够丰厚，情操控制不了欲望，这也是丧害根本以冀求树木芪盛，堵塞泉源而希望水流长远的方式啊！　　向来众多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无不因为殷忧而道为之彰明，功成而德为之衰退，有善始的帝王实多，能善终的帝王却少，岂不是进取容易而守成艰难吗？从前进取而有余，如今守成而不足，这是什么道理呢？臣的意思是，人君在殷忧的时期，必定竭诚以待下；等到得志以后，则变得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可以成为一体，傲物则骨肉变成路人，虽然用严刑来督责，用威怒来恐吓，终究只是心存苟免而不怀仁德，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怨愤不在于大或小，可怕的是怨愤者是人；人民如同水一般，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理应留意戒慎！用腐朽的绳索驾驭飞奔的马车，其危险性可以忽视吗？　　统治人民的君主，如果真能做到：产生欲望则思知足以自我警惕；想有所兴作则思知止以安定人民；想到位高势危则思谦虚而自我修养；害怕满溢则思江海所以下于百川；乐于游猎则思包围三面以免杀绝；忧虑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忧虑蒙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意念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泽所加则思无因个人的喜欢以谬赏；惩罚所及则思无因个人的愤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那九德，选拨贤能而任用，选择至善而顺从，则智者尽能发挥他们的计谋，勇者尽能发挥他们的力量，仁者传播他们的恩惠，信者贡献他们的忠诚，文武争着效力，君臣因而无事，可以尽情享受豫游之乐，可以修养松乔般的长寿。歌舞升平可无为而治，不多言语使百姓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部下处理公务，致使劳役聪明的耳目，亏损于无为的大道呢！　　魏徵此疏，作于“贞观之治”的巅盛时期，当时天下大治，歌舞升平，一派繁荣。而魏徵却提出居安思危，强调秉持忧患意识。今天看来，各个朝代的兴衰史，无不印证了魏徵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魏徵在贞观十三年，又上一篇《十渐不克终疏》，言辞切峻，直列太宗十个方面的“渐不克终”，可谓犯颜直谏的典范，堪称廷谏第一人。其行为和胆略，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话题。　　在敬佩魏徵的同时，我们更加欣赏李世民——一个善于纳谏，立志上比尧舜的“天可汗”。在历史的长河中，铁骨铮铮、犯颜直谏的谏臣可谓多矣，不少人满腔热血，因触了逆鳞，为国为民写下了一首首悲烈的挽歌。如商朝时的比干、春秋时的伍子胥、战国时的屈原、隋朝时的高熲、明朝时的解缙等等，哪一个不具有超前见识？哪一个不是思辨过人？可他们仅仅因为廷谏的对象胸襟窄小，结果给后人留下的是无奈的叹惜。　　李世民身经百战，本是个英武之气十分沛盛的帝王，可在谏臣面前，他克制自已，努力效法圣君。我们不妨看看太宗读了《十思疏》后，亲手写的一份答诏：“知道频频抗表上疏，诚极忠款，言穷切至，使朕披读忘倦，每达夜半。若非公体国情深，开导义重，岂能以良图见示，匡扶朕的不及！……公的批评，朕闻过了！朕要将它放在几案上经常阅读，希望晚年能得善终，不让尧、舜的良政专美于往日，不让刘备、孔明的交情高出于当今。等待公再报朕以嘉谋，无妨有所冒犯而不必隐讳！朕将要虚襟静志，敬伶德音。”由此可见，唐太宗与魏徵之间，始终默契地秉持着忧患意识，相互间肝胆相照，共同打造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贞观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当时的世界而言，它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举世瞩目。究其原因，是与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分不开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唐太宗在位时的所有重大决策，每必与大臣们对照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以防止决策上的失误。因而，他在位的23年政绩，历来被史家赞誉为“贞观之治”。唐太宗总结自己领导成功的经验时，把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几乎每天必照不已。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唐太宗的话内含历史的真理，因而成了千古名言。后人只是将唐太宗话中的“古”字改为“史”字而已，内涵都一样。第三讲 开元盛世：古代中国的巅峰　　玄宗可谓独步古今的君主，一生充满离奇色彩，伟大与渺小融于一体，雄健与软弱集于一身，光荣与耻辱凝于一人。他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盛世，创造出举世无双的“开元之治”。然而众多社会问题酿成安史之乱，将治世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谥号明皇国家的强盛，不是君主一个人的作为，因为他不是万能的；然而，假如没有英明君主的领导，国家的兴盛却只能是梦幻。这看上去有些悖论，但却是千古不变的规律。且看玄宗，他史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这不是后人凭空赐予他的赞誉，而在于他用大笔画出了开元盛世。　　圆滑中庸一块石头，当它刚被放在河上游时，有棱有角，毫无规则。河水不断地冲击着它，推到中游，急流冲下的石块相互碰撞，并被水侵蚀，不断地磨擦，它逐渐变小变圆。当它被冲到下游时，棱角已都被磨去，变得圆溜溜了。　　人性又何尝不是这样？刚开始棱角分明，却总要受到社会的挤压，冲击，一次次地挫折碰壁磨炼，使得人性最终圆滑起来。　　圆滑，恐怕是人性中的最高境界——就我个人观点认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圆滑，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能够灵活地在社会中穿梭，熟练地驰聘于社会，那样才是真正的“人中之杰”。　　玄宗是个奇才，奇就奇在不管在什么局面场合中，都能扮演相应而又出色的角色。他所扮的角色，不是矫揉造作，而是发乎内在秉性的自然进入，圆滑和不失中庸。　　现实需要什么角色，他就进入什么角色。　　他有种与生俱来的政治素质，敢于在铁和血、生和死中进行角逐。他对传统政治有着出神入化的理解，把舆论视为玩物，凭需要而定取舍。对韦氏、太平公主染指最高权力，斥之以“牝鸡司晨”。在奶奶武则天死后，中宗懦弱无能，结果朝政大权落到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原来发动政变恢复唐朝的功臣、宰相张柬之也被他们贬官驱逐，太子李崇俊被杀。　　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的违法卖官鬻爵也不加制止，大加纵容。在公元710年，中宗终于死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被她们合谋毒杀。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没有等韦皇后动手，一直静观时变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便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把韦皇后一派全部消灭。然后，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但父亲李旦也和中宗一样是个软弱的皇帝，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而太平公主则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所以她掌握了朝政大权。　　随着自己势力的强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胀起来，想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太平公主的主要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开始她没把他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到公元712年，睿宗厌烦了做皇帝的生活，把帝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但是仍然掌握了朝政大权：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军政大事的决定权。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在公元713年的七月三日，唐玄宗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　　玄宗以皇室旁支成员身份走上皇位，把名分观念完全一脚踢到了一旁。他认为成功是唯一的目标，在这过程中，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亲情，可以做出违反常规的事。政治经营必须冒险，大成功须大冒险，他政变屡屡成功的关键，即在于不避风险，勇于承担风险。在这大无畏的精神下，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做到坚忍不拔，忍辱负重，大智若愚。冒险与谨慎的结合，使他达到了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境界，取得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　　玄宗的皇袍加身，不能全说成是机遇的眷顾。如果说机遇特别眷顾他，则他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机遇。　　他积累了丰富的江湖经验，加上通达的性格，能和各种人交往，高度自尊和礼贤下士的灵活结合，使他在王公贵族、达官显宦、山野逸士、卑官小吏、地方豪强、家奴阉人中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和追随者，或以义相合，或以利相诱，建立了一个无论以何种形式活动都具实力的政治集团，从而赢得了节节胜利，成为天下的主宰。　　理性和人性的较量玄宗生当酉年，肖鸡。　　有人说，公鸡由于它作为雄性几乎无限的性能力，在古代成了男性力量和活力的象征。　　玄宗有力量，有活力，是不可多得的男性象征。从搏杀到治国，从战争到和平，从国内到国外，他都体现了公鸡式的精神。　　他称得上是伟男子。伟男子都很复杂，而这个伟男子尤其复杂，复杂得无与伦比，复杂得成千古绝唱。他的复杂，一则出于多元的性格矛盾，一则出于在不断地变。什么时候什么因素抬了头，他就成了什么人。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他善用宰相，量才任官，犹如伯乐识千里马般提拔贤人；唐玄宗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又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作准备，接受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庸兵。除了对兵制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最终恢复北、西疆域。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但是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政治更加黑暗。　　如若不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史事，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古怪复杂的人。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内外矛盾，前后矛盾，在矛盾中成一代伟业，又在矛盾中沉沦下去。　　理性足，理智强，他懂得事情可想、可说、可做的界限，能及时纠正不妥的行为。上台后反对奢靡，提倡俭朴；中止江南采鸟扰民；拒献中外器玩等等，都表现出极强的明智态度。他也有浓郁的人性，当人性焕发时甚至有些调皮。他会玩，斗鸡、打球、弈棋、畋猎，无一不精。太常卿姜晦主持的杂技队，有一演员以头顶长杆舞蹈闻名，从未失手，玄宗令人用铁鞭暗击其杆，对左右说：“其杆马上就要折断。”当他的话应验后，拍掌大笑。　　理性和人性不时地搏斗。在前期，他是理性战胜人性，造成了超然物外的光辉政治形象。到后期，人性压抑了理性，纵欲、享乐、奢侈，弃政，移情声色，堕落得一塌糊涂。　　实际感受造成了这种变化。未发迹前，他感受到整个社会及每个人都受到权力的制约，没有权力只能充当配角，甚至连配角都不是；有了权力，不仅可以支配他人，而且还能获得尊荣，满足人的最大欲望——荣誉感。临政多年后，无休无止的繁琐政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产生了厌倦，尤其是巨大功业建立后，他在自我陶醉、国人颂扬中逐渐领悟到一种宗教式的空虚：一切荣耀都会过去，再伟大的功业和宇宙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厌倦加空虚，于是有些看穿，从而把政治热情变成了声色兴趣。　　他着了迷、发了狂地追求权力，追求成功，想方设法加强皇权，从名到实体现“朕即国家”的法则。在这过程中，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时时把握着政治航向，唯恐给人什么可趁之机。当大权成为掌中物后，他却把权力委托给李林甫，躲进深宫去及时行乐了。　　两种素质并存，因价值取向的变化，前后期各取一端。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有着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能统筹全局，举贤任能，虚心纳谏，改革时弊。作为飘逸的才子，他有着浪漫主义的情调，好幻想，有些迂阔，易感情用事，沉浸在声色之中，把国家命运攸关的大事弃于一边。两种素质造成冲突，冲突得使他既获得了太宗式业绩之荣，又险些蒙受了李煜式亡国之耻。矛盾，既可调和又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玄宗由明君变为昏君，从成功转入失败，把喜剧演成悲剧。　　梨园·丑角·唐玄宗戏剧界被称为“梨园”，“丑角”在梨园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鼓师”是乐队的总指挥，“鞭鼓”是鼓师用来指挥乐队的主要乐器。然而，提及这些角色的首创者，却要从唐朝说起。　　唐玄宗李隆基幼年即喜爱歌舞。6岁时，他的祖母武则天在宫院里大宴群臣，他即席表演了歌舞节目《长命女》，精湛的表演，博得在座的皇亲国戚及群臣们的赞赏。李隆基继位后，选定了宫中的一片梨园作为排练歌舞的场所，这就是“梨园”的来历。　　唐玄宗在“梨园”戏班，非常喜欢扮演“丑角”，剧中凡有“丑角”可演，无论角色大小，唐玄宗总是很认真地登台上场。因他是一国之君，登台演出且扮演丑角，有失帝王的君威，于是在演出时，特意在脸部挂上一小片儿白玉以遮面。后来的丑角艺人在演戏时，就效法唐玄宗，在脸上勾画一个类似白玉片的白粉块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戏曲舞台上的丑角脸谱。因为唐玄宗爱演丑角，旧戏班里的人们对扮演丑角的艺人特别推崇。据梨园名宿和老前辈传说：“过去戏班里的演员，无论你唱得再好，演技再高，在班子里的地位也是老二，唯有唱丑角的演员才算老大，因为尊“丑”就是尊皇帝。”　　唐玄宗还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及理论家。他首创了用鼓（就是现在的鞭鼓）来指挥其他乐器。每逢梨园戏班排练剧目，唐明皇还要亲掌鼓板。从前戏班子在演出时鼓师在的地方叫做“九龙口”，即来源于此。　　旧戏班里装有黄蟒、官衣、道袍、王帽、凤冠、九龙冠、圣旨、笏板、尚方宝剑等道具的箱子，是不能随便坐的，唯有丑行演员敢坐。丑角演员在后台可以随意坐立，但其他演职人员就要按章行事。在演戏前，只有丑角演员勾画脸谱后，其他演员才能化装。在赶庙会唱戏时，戏班子先要敬“神”，大家都要磕头跪拜，但是唱“丑”的演员，无论年龄大小，男女老少，资历高低，都可以不鞠躬、不作揖、不磕头。这些规矩，皆因唐玄宗的缘故。　　历史的戏曲艺人都把唐玄宗尊为祖师，演丑行的艺人更把唐玄宗尊为始祖。从前，有许多戏楼、戏台、剧场及演戏场所的后台都供有唐玄宗的泥塑或木雕金像，还有一些唱丑的演员家里也供有唐玄宗的牌位与塑像。旧时，演员们在演出之前，下场之后，包括鼓师和乐队的所有伴奏员及在后台的舞美服务人员，都要对着祖师爷唐玄宗的塑像行礼、作揖，丑角演员还要单独磕头跪拜，来感谢始祖给他带来的身份与地位。　　盛世文学，盛世艺术，渲染出盛世的风采。玄宗在这风采中吸取百家之长创造出梨园文化。梨园文化负载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沁润着每一个中华子民的情感和生存方式，在中国，在世界，在有华人的地方，都有梨园文化，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梨园文化的血脉，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生动体现。　　今日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挑战。在以经济为主调的社会体系面前，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人格规范的变化，特别是引起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体系的变化，这一切都显示出对传统文化的极大冲击，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成的中国戏曲、美术、音乐、曲艺等艺术形式，面临着极大的冲击和考验。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顺应全球文化的热潮，在积极维护传统文化的同时，利用全球化来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对话，使中国文化与国际文化接轨，使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从而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同时还要借历史遗迹，以静态文物为依托，复原再现当时的历史文化场景，继而挖掘研究唐文化乃至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并借此发起一场社会性的历史文化保护活动。　　民为贵，君为轻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个国家不只属于君主一人，离开了人民，君主也是草芥。太宗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玄宗体会箴言，恢弘大度，选贤与能，辉煌治世，以有道明君之称载入史册。　　身经屯难，体恤民心人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得到的太多了，同时，失去的也更多了。人也因此遗忘了心灵底片里的爱，它好像一片枯黄的落叶被风吹得离开了枝条，最后沉睡在那块厚厚的泥土里。矛盾为原本厚厚的泥土添砖加瓦，最终成为了人与人之间那堵坚固的石墙。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水源，更隔绝了人与人交流的唯一通道。但不知哪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一块又一块的石墙冲破，搭上了一座座美丽彩虹的桥。　　君自古以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每天都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老百姓也望而生畏。因此两者之间出现了一堵厚厚的石墙，隔绝了友好，隔绝了温馨。难道这样的关系是一条不变的公式吗？不，不是的。唐玄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他从小在危难中长大，深知为君不易，也更能体贴百姓疾苦。他以仁义治国，礼贤下士，不滥用刑罚，赏罚分明。登上皇位后，他接受并采纳了宰相姚崇所提出的十项建议。第一，废除严刑峻法；第二，不要穷兵黩武；第三，执法公平；第四，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第五，废除苛捐杂税；第六，皇亲国戚不得充任高官显职；第七，皇上对臣下要以礼相待；第八，皇上要虚心求谏；第九，严禁滥建佛寺道观；第十，鉴戒过去国戚干政之教训。　　例如，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因为抢夺百姓的财物，吞占民田，怨声载道，于是被御史告到朝廷。王仙童有恃无恐，企图通过李业，请玄宗赦免。玄宗派姚崇处理。姚崇秉公执法对玄宗说：“王仙童犯法，证据确凿，的确无恶不作，巧取豪夺，私占民财，御史所说的全是事实，不应该赦免。”玄宗随即便依法惩办了王仙童，打击了那些无法无天的豪强贵族，使得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退到上古，梁襄王曾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梁惠王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襄王问：“孰能与之？”孟子回答：“天下莫不与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君王不嗜杀戮，那么，天下没有不愿意把政权交给这个君王的人。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又说：“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是说尧把舜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天又把舜公开介绍给百姓，百姓接受了。于是舜就做了天子。虽然在孟子看来，归根到底天有决定权，但是天还是把事情告诉百姓，百姓同意，舜才做了天子。透过孟子说法的唯心论雾障，可以看到，一个政权的建立是要通过百姓认可的。从唐太宗到唐玄宗，贤明的君主们，深深地体会到孟子的微言大义。并且身体力行，视民如子。　　一次，唐玄宗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在洛水之滨为他们饯行，杯盏交错的告别，歌女舞妓的表演，把场面推向了高潮，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下《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　　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　　讲学试通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　　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　　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这确实是一篇刺史的座右铭，一篇施政纲要，它具体又实在，道出了玄宗对刺史的要求，他还严禁外戚宦官干预朝政。提倡大臣对朝政提出批评建议，善于纳谏。他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取消了租税以外的一切额外征收。充分体现了一个“超级家长”的情感。正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玄宗初年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政治的清明，导致经济与文化的飞速发展，以至天下富庶，在开元年间出现了空前的盛世景观。当时有这样一首诗描绘开元盛世的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政绩，民意，孰轻孰重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由于老百姓的物质条件很差，只要父母官们“清、慎、勤”，对老百姓的生活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骚扰，产生太剧烈的动荡，因而它确实是一条比较稳健的“牧民之道”。“今人不见昔时月”，想想古人“清、慎、勤”的官箴，拿它来照照今人，也许不无益处。　　古人就曾提出：“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许多地方官员甚至把“清慎勤”三字匾额高高地悬挂在官衙大堂之上。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要那些父母官们时时提醒自己、警戒自己、检视自己、照照自己。由此可见，古人为官，对“清、慎、勤”三字确是非常看重的。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晏婴就提出：“廉者，政之本也。”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旧时民间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宋代名相包拯包青天则说过：“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些话语，虽然只是片言只语，没有形成庞大、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传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为官要廉而不贪，洁己爱民，作老百姓的道德表率，才能正本清源，使政治上轨道，使国家日臻强大，使百姓安居乐业。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那少有的几个盛世中，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高擎廉政的旗帜，如汉文帝、唐太宗、唐玄宗，清世祖等就是典型。　　他们不但对臣僚提出廉政的要求，自己也是廉政的表率，因而对当时清廉政风、淳朴世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汉文帝弃修百金之露台，影响何止于当时；又如唐太宗与魏徵君臣认识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一生都保持“衣无锦绣”的俭朴之风，其影响也及于后世。即便是那些性喜豪奢的帝王，为政权的稳定考虑，惩起贪来也决不手软，倡起廉来也一样卖劲。因为廉政最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人民对那些两袖清风、克己奉公的“青天大老爷”也总是特别拥戴。　　在玄宗时代就曾涌现出这样一批“青天大老爷”，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聚沙成塔，“开元之治”才得以实现。　　敢于顶撞太平公主的陆象先，一直被玄宗看好，遂封为川蜀行政长官，陆象先不负众望，一贯以恬静寡欲的风格，实施仁政为主的宽简之政。属下曾建议，只有重刑，才能建立威信，否则民会骄慢不畏惧，他正言以答：“为政在于治理，何必一定要用刑法树威。”他认为，人本性善，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样久之，可以感化百姓，使民顺之，并且通情达理。　　他在任蒲州刺史时。处理政事提倡仁恕，反对严刑峻法。有一次，有个小官吏犯了罪，陆象先只是责备了他几句就算了。小官吏的上司说：“像这样的罪犯应该判杖刑。”陆象先说：“人情是相差不多的，我的话难道他不了解吗？如果要用杖刑，应该从你开始。”　　陆象先经常对人说：“天下本来没有那么多的事，只是庸人自找烦恼，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处理问题只要能弄清是非，正本清源，事情自然就简单了。　　就这看来，其实一个好官他的政绩和民意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官者，必须有德，这是国家，社会，公民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百行以德为首”，“一德立百善从之。”官德就是为政以德。官员“为民做主”在历史上曾是百姓评价好官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就有句关于好官的名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造福一方最佳的佐证以及对于这个官员至高无上的礼遇那就是万民伞以及脱靴之礼了。　　威严中透着仁慈，果断中带着周密，礼数中藏着傲骨，洛阳行政长官李杰又是个有个性，有魅力的“青天大老爷”。　　他的工作效率很少有人能和他比肩，只要有公务，就没有休息，行路吃饭，也成为一种工作方式。在他的衙门中，休想找到滞留未决的事务。　　同僚钦佩，胥吏佩服，上下同心。　　一寡妇状告儿子忤逆不孝。李杰升堂审案，他看出原告神色似乎有些不对劲，以法律后果问道：“你儿如此不孝，按法当死，你不后悔吗？”原告请按法严办。李杰答应依法处置，让他回去准备棺木收殓儿子。寡妇出堂后，途与一道士密语。李杰发觉后，重新升堂，审出寡妇与道士勾搭通奸，而欲害儿灭口。最后，儿子宣判无罪释放，道士被处死钉进了那口棺材。　　明镜高悬，李大人的故事越传越神。　　从这些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为政以德的“德”和以德化民的“德”，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很有几成“干货”的。　　这“干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二为“慎”，三曰“勤”。在我国古代社会，为官行政，只有做到了清、慎、勤，才能算是施德政、行德治，拿了“俸钱”而心中泰然。　　“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渔阳鼙鼓动地来宫廷柔舞欢笑的曲终处，渔阳鼙鼓动地来，还沉浸在祥和之中的无忧子民，被激越急躁的蹄鼓声，震得目瞠口结，措手不及。是谁糊涂？是谁清醒？此时是治世？还是乱世？只有历史能回答。　　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无限的链条,甲现象引起乙现象,乙现象又引起丙现象,丙现象又引起丁现象,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结果,而这个原因又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这个结果又是后一个结果的原因，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　　罗素在其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序言里抱怨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我说帝王君主们既是果，也是因。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大唐，在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唐初的38万余户，发展到891万余户。此时的唐经济实力已达到了顶峰。帝国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国境东至日本海、西至咸海、南抵越南、北越贝加尔湖，幅员纵横皆过万里。　　由于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于是唐在内地实行州县制，边疆地区则实行在都督府和都护府统领下的羁縻府州制。羁縻府州制是为了安置归顺的游牧部落而设，开元末年，羁縻府州数量已达到内地府州的两倍半多。羁縻府州制不改变归顺部落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由唐廷册封各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并准许世袭，各部落不需呈报人口，进贡土特产代替赋税，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权相当大，但这些部落对唐朝都必须承担军事征发的义务，每有战事，酋长们都要率领本部兵马，换上唐军旗号出征，由于这些归顺的部族多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样对于周边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制度和罗马帝国利用高卢人、色雷斯人等蛮族作为雇庸军颇有相似之处。其实这种形式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在670年、678年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两败于吐蕃后，诸蕃部落开始叛乱不断：后突厥复兴、吐蕃逐渐壮大、奚和契丹叛乱，边警不断。这些叛乱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无需开支的骑兵部队，一方面又必须不停征发兵力来应付不断的战事。兵源不足和财政困难成为了唐廷的两大难题，其中兵源的不足最终导致府兵制的废止，中央的军事力量也由此大大削弱了，到742年时中央和内地兵力仅有8万余人。　　同时，唐廷不得不实行新的防御政策，在敌可能入侵的要冲地区设置重兵，任命大将就近指挥。其实在唐初期，为应付大规模边境战争，已经开始设置临时战区，其统帅即所谓某某道行军大总管。这种临时战区制度到李治统治后期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已经趋于固定，后来行军道又演变成了边防军区，行军大总管演变成了节度使。　　下面我们看一组数据。　　开元后期，边疆地区已经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包括：平卢道节度使，治所营州（辽宁朝阳），镇抚室韦、靺鞨，防御契丹，统兵约3.75万，战马5500；范阳道节度使，治所幽州（北京西南），控制奚、契丹，统兵约9.1万，战马6500；朔方道节度使，统兵6.47万，战马1.43万；河东道节度使，治所太原府，统兵5.5万，战马1.4万，与朔方道节度使共同防御漠北的突厥等族；陇右道节度使，治所鄯州（青海乐都），防御吐蕃，统兵7.5万，战马1.6万；河西道节度使，治所凉州（甘肃武威），阻断吐蕃和突厥，统兵7.3万，战马1.94万；安西道节度使，治所龟兹（新疆库车），镇抚西域诸国，统兵2.4万，战马2700；北庭道节度使，治所庭州（新疆吉木萨尔），防御突骑施等部落，统兵2万，战马5000；剑南道节度使，治所益州（四川成都），防御吐蕃，镇抚蛮、獠，统兵3.09万，战马2000；岭南道五府经略使，治所广州，镇抚南方，统兵1.54万。　　兵权过于分散的迹象，并没有让玄宗皇帝警觉，反而由于征服四夷的野心，更变本加厉地放纵任用节度使，加长节度使的任期，多年不予调换，如安禄山就担任了14年平卢道节度使；节度使常一人兼统多镇，兵权开始集中，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统兵26.7万余人，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18.3万余人；重用蕃将，747年时，诸道节度使中，有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四个蕃将，此前唐廷对于蕃将虽然百般笼络，但极少让他们担任一方面大员；节度使权威变大，除了独掌兵权外，还握有地方财政和民政大权，更加助长了对中央的离心力。　　其实，高力士曾经向李隆基表示了自己对边将拥兵过重的忧虑，李隆基没有太在意，而实际上此时哥舒翰和安禄山两人就已经一共拥兵33.15万人，战马5.6万，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和70%，而且离都城长安都很近。　　大唐盛世就像一个大火药桶，问题只是谁去引爆它。　　范阳起兵导火线终究是有人去引爆的，只是玄宗没有料到，那个人竟是他的干儿子。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正式亮出旗帜，乘着铁甲战车，率领15万步骑精锐大举进军，烟尘千里，鼓声震地。以诛杨国忠为名挺进京城，在范阳起兵。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作乱；朱棣说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个，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美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诣行在”。　　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遣，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地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有理由的，但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的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　　难逃的宿命宿命，如果存在的话，那一定是本原和唯一的秩序，因为既然万物的轨迹都是既定，其它的秩序便可有可无甚至不称为秩序了。宿命与时间是很有趣的话题，首先是“现在”之前的所有宿命都是历史，是被熟知的宿命，而在之后才是更加具有宿命意义的宿命。　　安史之乱后，玄宗皇帝带着儿孙和杨氏兄妹等人，凄凄惨惨地到了马嵬坡，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中国古典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香消玉殒。　　玄宗清楚，国事剧变，已经演变出新的政治格局，他将难以逆转地退出历史舞台，民心所向，新的政治权威，已非太子莫属。此时此景，需要有一个明智的态度，既可以免除群龙无首的局面，也可以作个顺水人情，另外，还可以试探一下太子的政治意向。于是他向太子发出了传位诏书。　　太子不接受。无论他心里怎么想，形式上却怎么也不能贸然接受，否则将显得野心勃勃，其实暗里，早已对皇位觊觎已久。便在表面上回绝了。　　玄宗别无选择，最后决心入蜀。车驾起动，却被当地父老拦住，请求留下，担负起领导军民抗叛的重任。可是，如果不去蜀地，他又去哪里呢？自己年事已高，也已失掉军心，民心，哀莫大于心死，不能不走。　　玄宗走了，太子留下，这一留，留出了皇位的更迭。天也！　　夕阳即将消失的瞬间，一切被湮没。无声无息也许是最美的状态。　　黑色的风。灰色的海。黑暗笼罩。一种叫宿命的东西降临。　　玄宗众叛亲离，途中遇雨，雨淋着檐下的铃儿，或许还有杜鹃“不如归去”凄凉的啼声，令人闻之恻然。于是玄宗想起了贵妃，想起了以前的快乐生活，又想到眼下的凄凉，悲从中来，做成一曲雨霖铃。后来著名的词牌《雨霖铃》即由此而来，还有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说的便是这件事。当时他还仔细地听铃声，竟然听出来铃儿唱的歌词是：三郎郎当。一笑。　　不过却是很恰当的，如果玄宗后期能够像前期一样励精图治，就不会听到铃儿的讽喻了。但是，人都是有局限的，玄宗也不例外。柏杨先生说李隆基是个“人渣”，原因是安史之乱使唐朝一下子从天跌到了地，而且人口锐减。虽然不同意这么刻薄地评价玄宗，但他后期的昏聩确实是一件至少令我们表示遗憾的事。如果说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而盛极必衰的话，那么按正常规律也应该是逐渐下滑，比如汉朝在汉武时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折期。而李隆基开元与天宝的函数却是不可导的，可以算是阶跃函数了。数学上的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实例，这既是数学的幸事，也是唐朝的不幸。而这个不幸，不能不说与玄宗个人因素有关。唐朝总是会衰落下去，总要有一个皇帝来承受导致衰败的指责，不巧让玄宗赶上了，但他个人为此作出的“努力”却是功不可没，李林甫、杨国忠不管真心假心，都曾提过安禄山要造反，但玄宗就是不听，看来真的是“天意”。第四讲 藩镇：唐朝历史的断面　　放眼唐朝，不能不捕捉这样一个断面——藩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朝特色的历史现象。然而这个现象的褒贬之论，怎样评述呢？是毒瘤还是抵御外敌的堡垒？要辩证地看，更要客观地解读，功过是非都清晰地刻印在历史的碑石上。　　“武器”的开发和“武器”的异化世界上的事物都无法摆脱自身的两面性，藩镇割据也不例外。藩镇是唐玄宗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解决当时社会危机和边疆危机所使用的有效“武器”，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武器”发展到最后却成为颠覆皇权的因素。　　应景而生唐开元天宝年间，迫于当时的边疆形势，设立了缘边节度使。　　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的扩张进攻。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唐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十六都督府、七十二州、一百一十县。最后，在显庆五年讨伐百济，总章二年平高丽，达到了颠峰状态。在这段时间，征讨是由行军总管和大总管统领部队临时出征，事毕则解。所以杜佑说“……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参见《通典·兵典·总序》），和后来的缘边重兵的节度使大不相同。　　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边疆形势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唐廷的目的变成了守住开拓的疆土。从七世纪后期，唐廷对吐蕃连续两次惨败，甚至在仪凤三年时大将刘审礼葬身青海，损失怪重。从此时开始才“少发兵募，且以备边”，“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到了武后时期，狄仁傑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要者，莫若令边城谨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武威”。定远以及东中西受降城都是在此时设防的。在东北方面，由于奚和契丹在679年受到突厥的煽动诱惑，侵袭州县，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和大同军镇之。特别是自奚和契丹号曰两蕃之后，唐廷多次调发大军与战，却是每战皆北，于是更加紧地方边区的军镇建设。范阳的清来军、威武军以及平卢军都是此时陆续设置的。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唐朝内部宫廷政变此起彼伏，所以对外部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此外，就是都督府州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长足发展，使其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到了玄宗年代正式设立缘边节度使，正是这一形势的延伸。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经被八个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数十万镇兵。而且由于四面受敌，唐朝开始收缩战线，对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和奚晋封为王并施行和亲政策，以腾出兵力对付西面北面的吐蕃和突厥。　　而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到安禄山反叛，便成为唐朝最难堪的时期，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北有突骑驰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虽然在唐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秋，曾企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再度“和亲”，但契丹、奚竟杀公主而叛，唐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屯集巨额军资，故范阳军能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其余边疆形势也不乐观，因此自开元以来，戌边军镇日多，这些军镇设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行军留镇，一种是派兵镇守。天宝元年时期，缘边军镇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同时，由于募兵制的抬头，军队素质也随之变化，军队对将领有了更多的依附性。唐初以防丁、行人为主，军城镇戍为辅的防御体系，就是这么逐渐演变，逐渐形成了节度使制度。　　这时的节度使，均用忠厚名臣，并且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高者则往往入朝为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郭元振等等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央对边镇的控制，防止边将拥兵过重，尾大不掉。到了唐玄宗，边镇节度使改为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逐渐扩大，竟可以与中央相抗衡。　　节度使在初期所统领的军队主要还是府兵和兵算等征点制军队，只是当边疆逐渐增设久镇长驻之兵时，它所统领的军队素质才为之一变。但就其权限来说，仍基本上未超过唐初的都督：“都督掌管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只是节度使作为诸军统帅，所领兵更为众多些罢了，人们往往把节度使兼支度营田使看成是“有其财赋”的证据，实则不然。支度使是管军资粮购的事务官，“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由节度使兼任时，一般由副使、判官主其事。屯田或营田是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供应问题，“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绝则没屯田，以益军储”。这种办法自汉代已然，不足以说明节度使独立的财政权力，至多只是表明节度使仅仅有权调配本镇的军费开支而已，而军资的支付则必须以中央度支所定“长行旨”为准。这里就出现了采访使这一概念。　　采访使全称采访处置使，始置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身是唐初不时派遣的巡察等使。贞观十五年，分天下为十道，朝廷巡抚使、存抚使的派遣络绎不绝，由于位轻职微，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于是在景云二年（711年），朝廷设置二十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相当于省长的地位，但由于考虑到权柄太重，容易造成太阿倒持的状况，所以这一实行办法还是搁浅了。但是由于领土内人口的急剧增加，所以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关于设立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张九龄奏请设立了十五道采访使，朝廷要求采访使“准刺史例入奏”。到开元末年，采访使的权限已经是“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了。　　初期的采访使是没有军队的，政权与军权没有合二为一，一样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天宝年间采访使和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常常是一个地区又有节度使又有采访使。但是随着边疆战争剧烈化，多元化指挥难以胜任，于是终于出现了采访使与节度使逐渐归一的状况。　　天宝九年，安禄山在已经是平卢节度使加范阳节度使的情况下，兼领河北采访使，终于可以做到一方军政财务自己一把通抓。在安史之乱时期，由于玄宗下令给予各道节度使自调兵食、总管内征发，任免管内官吏等权力，采访使的权限已经被节度使架空。所以在乾元元年（758年）下诏，罢省采访使，改为观察处置使。此后，这个职务例由节度等使兼任，藩镇的军权和行政督察权彻底合而为一。并且边镇节度使改为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逐渐扩大，竟可以与中央相抗衡，最终形成尾大不掉。　　正如后人所说，藩镇既是唐代社会的恩人，又是唐朝皇帝的敌人。藩镇本是唐廷抵御外敌的重装盔甲，没想到却成为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地方藩镇与中央唐廷唐初期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趋于弱化，地方拥有权力的范围和程度不断增强，形成了唐后期藩镇林立，叛乱频仍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代地方分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政区“道”或曰藩镇（方镇）的形成，二是地方权力的扩大。　　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本来是州县两级制或郡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以前为州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为郡县两级制），但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凌驾于州郡之上的藩镇，当时的藩镇往往被称为“道”，因此道成为最高一级地方政区实体，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于是由前期的州县两级制变成了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　　唐代前期的地方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在人事权方面，不仅州县主要官员由朝廷任免，其他僚佐的任命也一概权在中央，西汉以来通行于魏晋南北朝的僚佐辟署制，在隋文帝时期早已废除，“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有辟署之事”（《文献通考》卷39《选举·辟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唐前期。在财政权方面，由于唐朝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当时财税制度主体的租庸调制，无论是税种、税率，还是征税时间、输纳方式等等，全由中央制定，“国家税收由中央统收统支，地方政府只有依法征税、纳税和输税的义务，没有制税的权力和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李治安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第40页）。在军事权方面，除了纳入地方政区序列的都督府、都护府具有一定权力外，地方在平时既无统兵权，也无调兵权，根本就没有置兵权。　　到了唐后期，地方权力与前期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在人事权方面，且不说割据型藩镇“文武将吏，擅自署置”，即使非割据型的一般藩镇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空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在西幸途中曾下令“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218），“任自简择”官属和郡县官虽是战争期间赋予地方节度使的临时权力，但实质上这种权力在战后仍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藩镇节帅不但可以辟署幕僚，也可以通过差遣的形式任命管下州县的官吏，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就称泽潞镇“缘地贫俸薄，无人情愿，多是假摄”。潞磁等四州的县令和录事参军“多是假摄”就是差遣，而且“以前并是积久之弊”，说明相沿已久。唐后期藩镇人事权的扩张于此可见一斑。　　在财政权方面，唐前期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也被打破，地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赋税分割权。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779年）为基准，确定各州府征税总数以及送使、留州的数量。至元和年间，唐宪宗“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新唐书·食货志二》），标志着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割两税和中央对两税收支实行定额管理的新体制的全面建立。　　至于军事权方面，唐后期的藩镇，无论是拥兵一方军政自专的割据型藩镇，还是以向朝廷提供财源为主的财源型藩镇，或者是以防止边地少数民族骚扰为主要任务的御边型藩镇，以及以牵制对付割据藩镇为目标的防遏型藩镇，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学者统计，唐后期全国军队近百万，藩镇军约占其中的80％，是当时武装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藩镇的军事权构成了唐后期地方权力最鲜明的特色。　　当然，唐后期地方权力的扩大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即便如此，从以上所述也足以看出在中央集权衰弱的同时，地方拥有越来越广泛的权力，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这样说，地方分权化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运动的基本趋势。　　汉唐两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不同路径，对我们思考地方权力在两朝盛世形成、持续中所起的作用极富启发意义。我们知道，西汉盛世的顶峰是汉武帝时期，但被后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盛世局面，就主要出现在作为西汉盛世组成部分的“文景之治”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的初期，而此一阶段恰值汉代地方权力最为活跃和比较活跃的时期。我们还知道，唐王朝盛世的顶峰是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导致由盛转衰，但唐王朝经济活跃、文化昌明、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仰慕之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百年之久（直到黄巢起义以后才彻底衰弱），而此一阶段正是地方权力扩大而尚未失控的时期。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汉初地方分权曾经导致地方割据势力扩大、引发吴楚七国之乱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经济活跃带动整体经济繁荣，推动汉武帝鼎盛局面出现等积极作用的一面；既要看到唐后期地方分权化趋势最终造成了藩镇林立、叛乱频仍、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权力扩大曾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支撑中央权力、延续盛唐文明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你方唱罢我登场安史之乱后，藩镇间攻伐不休，利益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谁都想独领风骚。各股藩镇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用尽了浑身解数。肃宗基本收复河山后，又把河北之地分别交给将帅治理，从此又埋下新的祸根。　　军势中的变脸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各镇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维护，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唯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唯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唯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泾原叛军立朱滔的兄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兴元元年（784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略。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元和十二年（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　　“兵权”与“政权”的关系古代史家评论唐代的藩镇之祸道：安禄山、史思明扰乱天下，至肃宗时基本收复河山，政权趋于稳固。为了犒赏有功战将，便把河北之地分别交给各将帅治理，谁知从此种下祸根。各藩镇擅自任命官吏，目中全无王法；公然征收赋税，拒绝上交中央；仿效战国时代，相互时战时和；最高统帅位置，私下传授子孙；压迫大众，鱼肉乡民，暴行犹如禽兽；此匪方走，那寇又来，百姓永无宁日。从此以后，直至亡国，再也不是皇家之地。（原文见《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这一番话，大体上勾勒出了导致唐政权衰落和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藩镇”的祸害：脱离中央控制，擅自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盘剥百姓，战争不断。如此状况，怎能不亡？不过，在此并未指出藩镇割据祸患的真正来源。实际上，藩镇之设并非始于安史之乱以后，而是正当玄宗的“太平盛世”之时，已经建立了这一后患无穷的制度，只不过当时这种制度的负面影响并未显现出来而已。　　“藩”，意指“保卫”，“镇”，意指“军镇”，故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藩镇，初衷是旨在用这一军事制度保卫国家的安全。隋唐时期，北方境外的游牧政权突厥，始终对中原王朝的安全形成或多或少的威胁，历任君主都想方设法消解这一不稳定因素。唐太宗在位之初就击灭了东突厥，此后“恩威并施”，故与突厥相安无事；但自高宗后期开始，突厥复振，遂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冲突不断；后来，西面又受到日渐强盛的吐蕃的侵扰；接着，东北境外的契丹、奚也大举进犯。有鉴于此，中原王朝不得不大量扩充边防军镇，并赋予其长官越来越大的权力，以更好地抵御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　　按唐朝的官制，地方上州郡的文职长官称“刺史”，军事首领称“都督”。高宗永徽年间之后，有的都督另有“使持节”的权位，遂称“节度使”，不过不算正式官衔；至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方始正式置“节度使”官职，但其权力还只限于统带军队。至玄宗的开元年间，便以数州为一“镇”，在北方设置了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镇，其首领为节度使，各州的刺史便成为他的下属。节度使的权力范围大为扩展：不但拥有数州的土地、民众，得以支配他们交纳的赋税，同时有权管辖境内的各级官员，得以决定他们的升迁和贬黜，并且拥有强大的军队，得以随时动用武力。到玄宗的天宝年间（742—755年），在边境地区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藩镇数量陡然增多。　　尤其留下后患的是，有的人竟然身兼好几个军镇的节度使，以至权力急剧膨胀，例如，安禄山便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其治所分别在今北京、辽宁朝阳和山西太原，总兵力将近二十万，东北和北方边境的军、政、财权都集中到了他一人手里。肃宗继位以后，由于全国战事频仍的缘故，除了边陲之外，内地也多设立“节度使”一职，由重要州郡的刺史担任。于是，内地同样藩镇相连，大镇拥有州郡十多个，小镇也有三、四个。尽管大多数藩镇仍然听命于中央，但是地方长官的权限极度地扩大和集中，毕竟增加了对中央的离心力。况且，还有好几个藩镇倚仗着自己的实力，飞扬跋扈，桀骜不驯，乃至举兵叛乱，割据称霸。盛世时期为了巩固国防的“节度使”官制，就这样演变成了后来的“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是如何削弱乃至断送唐朝政权的呢？首先，它在经济方面减少甚至完全剥夺了朝廷本来应该从地方上获得的税收。例如，魏博镇的节度使田承嗣，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对境内百姓征收的赋税要比以前重得多。他仔细核查户口，强令年老、体弱的人留在家里种田，青壮男子则参军服役，数年之间，便组成多达十万的军队。他所征收的赋税并不上交中央，而郡县的各级官吏也都私自任命，并不上报朝廷。因此虽属“藩臣”，却完全不尽臣下的义务。（原文见《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成德镇的节度使李宝臣“征收七州的赋税，供自己使用，因此军需物资极为充裕。他和薛嵩、田承嗣等节度使结成姻亲，互为表里，不接受朝廷的诏令，不向中央交纳赋税，私自任命官吏，妄图将土地、政权传给子孙”。（原文见《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卢龙镇的李怀仙“统率数万精兵；擅自委任文武官员；所征贡赋不纳国库，留作自用”。（原文见《旧唐书》卷143《李怀仙传》）汴州的节度使李灵曜“使用强制手段，将汴州境内以及经过汴州的一切财赋，都截留下来，不交中央”。（原文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宣武节度使韩弘“在二十多年内，境内所征的赋税从不纳入国库，全部留作自用。私藏的钱币多达百万贯、粮食三百万斛、军马七千匹、兵器不计其数。专门制定严峻刑法，用以聚敛民间财物”。（《旧唐书》卷156《韩弘传》）如此等等截留军镇境内赋税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使得中央政权的财政日益恶化。然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一旦朝廷要求各节度使派遣援军，征讨某些叛乱者的时候，那么凡在藩镇境外的军事费用，却都要中央支付。例如，唐穆宗时，朝廷要求诸藩镇共同讨伐王廷凑，召得十五万人马。但是这些军队一出自己的辖境，就向中央索要军需。朝廷不得不专门设置“南北供军院”，运输粮草以及犒赏诸军的财物。但是，这些军需和赏赐财物，不是遭到敌军的中途劫掠，就是被诸镇的后方军士哄抢殆尽，而在前线搏杀的人却很难得到所需军饷。于是，本已非常空虚的国库更见枯竭，唐政权的国力更见削弱，但“叛军”却未必真正地被“剿灭”。　　所以藩镇割据对于唐政权的第二个重大打击，是使得中央政府成为军事上的“侏儒”——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军队。藩镇的军队只听命于他们认可的节度使，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委任。不少节度使都私相传授，甚至，一旦得不到军队特别是亲兵“牙（衙）军”的支持，节度使自己都会被迫下台，乃至遭到杀身之祸。　　《旧唐书·懿宗纪》描述藩镇节度使与其近卫亲兵的关系道：王智兴出镇徐州时，招募凶悍之士二千人，组成分别称为“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等的武装队伍，轮番宿卫。在此以后，由于节度使的姑息娇纵，这些亲兵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田牟出镇徐州时期，经常与亲兵闲谈厮混，开怀狂饮，高歌欢舞，嬉戏打闹。花费巨大，日以万计。尽管如此，“牙军”将士并不总是领情，只要稍不如意，就鼓动闹事，甚至侮辱和驱逐主帅。寿州刺史温璋升任节度使，不为骄兵所接受，所以他虽然尽量抚慰，迁就军士，却始终未能获得他们的认同，即使赏赐的酒食，也被一概拒绝饮用。故而未满一月，就不得不怏怏离职。　　《旧唐书·罗弘信传》（卷181）描述藩镇魏博（其辖境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的一部分）的“牙军”情况道：魏博镇的“牙军”始自至德年间（756—757年），当时田承嗣占据相、魏、澶、博、卫、贝六州，召募军中勇武剽悍的子弟作为统帅的近卫亲兵，故称“牙（衙）军”。牙军的地位优越，报酬丰厚，时日一久，便骄横异常。其后形成惯例，往往子承父业，亲朋结党，更是气焰嚣张。凶暴的牙军，经常无视法令，巧取豪夺，地方官员对此毫无办法。尤其可怕的是，只要他们认为主帅不合其意，就用暴力反叛，另推新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同儿戏一般。比如，牙军曾经先后拥立过史宪成、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等人，但是一旦对于奖励等事务不满，就不仅废黜其位，并且可能诛杀满门。所以，每个节度使若欲较为顺利地指挥大批军队，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博得其核心武装“牙军”的欢心。　　这种“弱干强枝”、“尾大不掉”的局面，使得中央朝廷既无法有效地委任所需要的藩镇节度使，更难以控制藩镇的各种事务，由形形色色矛盾导致的大小战争也就频繁发生了。所谓的“四镇之乱”颇具典型意义。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唯岳秘不发丧，伪托李宝臣的口吻，上表朝廷，要求由李唯岳承袭节度使。但是德宗执意不允。其实，李宝臣在世之时，就与平卢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结盟，相约日后要互相支援，让各自的子孙接任节度使之职。所以，在此之前已经因“盟友”支持而承袭伯父田承嗣之职的魏博节度使田悦，便竭力为李唯岳向朝廷说项，却依然被德宗拒绝。于是，田悦、李正己与梁崇义便共同支持李唯岳发动武装叛乱。　　同年七月，李正己去世，其子李纳也如李唯岳一样，秘不发丧。八月，奏请朝廷承袭父位，亦遭中央的拒绝，由此更生反叛之心。同时，梁崇义被协助朝廷的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击败，遂与妻子投井自尽。翌年闰正月，李唯岳属下的兵马使王武俊叛变，将李唯岳缢杀，传首京师。梁、李二人虽死，但是三个月后，为朝廷讨伐李唯岳的卢龙军节度使朱滔自己也起兵反叛，同时与不满朝廷“奖掖”的王武俊结成同盟。他们又和田悦、李纳联合，推朱滔为盟主，共同抗拒中央。于是，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在十一月末筑坛于军中，祷告上天，同日称“王”。所居处所称“殿”，妻子称“妃”，长子称“世子”，并设各种官职，模仿中央朝廷，俨然成为几个地方小国。十二月，李希烈也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朱滔等人为了扩张对抗朝廷的势力，便劝他称“帝”。（事见《资治通鉴》卷227《唐纪四十三》）一时之间，硝烟弥漫，诸“王”并起，中央政权的衰落可想而知。　　这些动乱和战争，不过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唐政权彻底崩溃以前的一百数十年中，这类战事不可胜数，有的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甚至逼迫皇帝狼狈逃亡。例如，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十二月，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反，他威胁朝廷派去的使者道：“这儿距长安不过一百八十里，我夜里睡觉时都不敢伸臂舒腿，怕的是一不小心踏破了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恐怕也只有我周智光能够做到！”此话吓得使者两腿直打哆嗦。（事见《资治通鉴》卷224《唐纪四十》）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支援遭到李希烈围攻的襄城（在今河南），途经长安，军士由于赏赐菲薄而哗变，攻进皇宫。德宗只能仓皇逃往奉天。叛军遂拥立被软禁的前泾原节度使朱泚为首领，朱泚便称帝、改元，于翌年正月改国号为“汉”。德宗在外流亡了整整九个月，才于兴元元年（784年）七月返回长安。给予李唐皇室沉重打击的这次“泾卒之变”，也是源于藩镇割据。　　唐朝后期的战乱以及唐末国土的分裂与政权的崩溃，和“藩镇割据”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史家对此现象的一段概括，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央与地方以及军队的关系如果超出“适度”的范围，则其后果很可能是整个政权的削弱乃至灭亡。唐朝末年，天下到处是节度使控制的藩镇。这些藩镇，不是士卒杀死主帅，就是盗贼驱逐守令。朝廷没有能力讨伐，只得勉强承认。总的说来，他们都想互相吞并，扩张地盘，以图子孙承袭，世代相传。　　江淮以南诸镇，由于并非战略要地，而且当时中原地区正在自相角逐，无暇远征，因此得以父子相袭。而北方诸镇，则往往突然崛起，迅速败亡，多是被宣武、河东所吞并。只有凤翔藩镇，初立之时，据地最多，因此能够独立于汴、晋之间，传授二世。灵夏藩镇，僻处一隅，待到宋朝兴起，仍不能统一此地，乃至传袭三百多年……天下分裂，根源久远。早在太宗之时，就在边境地区设置节度使。玄宗天宝年间，在西、北边区设立十个节度使，旨在用其驻军防守边疆，不过还没有世袭的节度使。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已经世袭，但东南诸镇仍未世袭。唐末黄巢之乱以后，则东南以至全国都成世袭的藩镇了。唐亡之后的“五代十国”，实际上即是诸藩镇后裔的联合体。（原文见《文献通考》卷276《封建考十七》）显然，一旦驻军首领的权力过度膨胀，凌驾于地方文官之上，甚至权力可以世袭之后，便会严重威胁到整个政权的稳定。中央政权如果不能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军队首领之权力过于膨胀的危害性，不能较早地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则必然会对政权带来无法弥补的削弱。唐代的君主在“盛世”时就伏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则后代的统治者不能不以此为戒。　　军事策略中的得失没有藩镇，就没有多元的历史空间，而有了藩镇唐朝皇帝的卧榻就再难高枕无忧了。怎样平乱？使得无数英雄绞尽脑汁。　　变通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的朝代。在唐朝前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频繁，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是，由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所发动的安史之乱，令偌大的唐王朝摇摇欲坠。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各地的节度使也大多对中央怀有异心，并暗地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第二个安禄山。唐代的皇帝和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们对此十分担忧，但是当时国家受安史之乱的打击太大，生产凋敝，人口减少，军队疲乏，人才凋零，这些条件又不允许他们扫平藩镇，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同时，唐朝在西部的劲敌吐蕃也趁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实力被削弱的机会，纠集了南诏等西部土著反抗唐朝，想称霸西部，进而吞并唐朝。唐朝在西部的疆域急剧缩小，而且时时受到吐蕃的军事威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从唐肃宗开始，几代皇帝都试图重建中央的权威，他们对大一统国家的统治方式进行了变通，逐渐取得了成效。　　唐代在安史之乱后，为了处理地方问题和边疆的隐患，就对大一统的统治政策作出了调整。　　安史之乱后，虽然唐朝的中央军队基本上消灭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但安史叛军的根据地——河北藩镇（今天的河北、山西一带）的实力仍然存在，并不可忽视。同时，在安史之乱中，吐蕃趁火打劫，入侵唐王朝的领土，两个政权之间的矛盾也激化起来。一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一面是边疆问题的严重，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唐王朝的统治者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要使王朝的统治继续，就势必要稳妥地处理这两个棘手的问题。否则，一旦其中一个问题没有合理地处理，就有王朝倾覆的危险。　　唐肃宗及其大臣们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向安史叛军的剩余势力妥协。正是因为唐王朝的妥协，才真正结束了安史之乱，并因为唐王朝承认河北藩镇的相对独立性，这一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才稍稍缓和下来。　　这种中央对地方作出让步并且承认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的做法，无论是在儒家的治国理论中，还是在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实践中，都未曾出现过的。所以，唐朝政府作出这个让步，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唐朝政府的这个让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河北藩镇因为获得了合法地位，便很少滋事了，局势也日渐好转。在国内局面走向稳定之后，唐王朝并没有苟安于旧地，而是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手段来发展自己，并削弱在边疆问题上严重威胁其统治的吐蕃。　　在经济上，唐政府采纳了刘晏的建议，进行改革，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增加了国家收入，使唐王朝境内因地主兼并土地以及国家加重剥削而激化的阶级矛盾相应地缓和一些，国家的稳定向更深层次发展，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来加强国防。　　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军在西南边疆打败了吐蕃和南诏的联合进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吐蕃放弃了从陇右向东部遏制关中的企图，把进攻的矛头转向西域，进攻唐朝管辖的安西、北庭。但是，吐蕃的出兵西域，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而且使关中的局面开始缓和，并导致了吐蕃与回纥的冲突。　　当时回纥是在中亚和西域地区举足轻重的势力，吐蕃的进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回纥极力反对吐蕃入侵西域。而且，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王朝与回纥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谅解，二者的关系比吐蕃与回纥的关系要融洽得多，并且唐王朝对回纥在西部的控制也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吐蕃的入侵打破了这个已有的格局，破坏了唐王朝西部的势力平衡。回纥与吐蕃冲突的结果是：吐蕃的力量有所削弱。由于吐蕃统治者征发南诏人从军，更引起南诏对吐蕃统治者的极大怨愤。唐廷利用吐蕃和南诏之间的矛盾，采用釜底抽薪之计，通使南诏，使唐和南诏恢复了友好关系，这就间接削弱了吐蕃的实力。　　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主动与地方藩镇交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又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孤立吐蕃，并利用其他势力打击吐蕃，以免除边患。这是唐朝变通了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规则的有利结果，给唐朝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形势。此后，唐朝就开始着手对地方藩镇的整治了。　　如果说唐朝政府在对河北藩镇作出的让步属于将国家力量化为绕指柔的亲和力，那么，从唐代宗的儿子唐德宗开始的对藩镇的战争，则是显露出了国家力量那种百炼钢的强硬。　　唐德宗时期，已经开始对藩镇力量进行抑制。同时，也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成德军的李唯岳、淄青的李正李纳父子、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进行讨伐，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没有彻底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于是唐德宗就开始尝试先用非军事手段削弱藩镇，比如，将一支军队划分给多个节度使统领，削弱其相对势力；对首鼠两端的藩镇恩威并施，加以笼络。到了唐宪宗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藩镇势力的战争。割据西川的节度使刘辟和不服从中央命令的镇海军节度使李舟鸟先后被平定，唐宪宗又对河北藩镇进行了征讨，终于使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中央势衰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唐代的中央权威再次树立，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规模再次出现在有中兴气象的大唐。　　唐代统治者变通统治规则，采用先让步再分化最后全面出击的策略，对地方的强藩势力进行抑制，没有拘泥于此前理论和经验上对大一统国家统治方法的成见，在特殊情况下，灵活制定规则，既缓解了外患，又消除了内忧。唐代统治者以重建王朝权威的目的将国家力量“百炼钢化做绕指柔”的一时妥协之举，可称为变通规则的千古妙方。　　打草惊蛇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知悉唐德宗不是个好对付的人，就上表要求献钱三十万缗，以此观察德宗的为人。“（德宗）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犹豫之间，大臣崔佑甫出主意：“皇上派使臣慰劳淄青将士，顺便把李正己上献的钱物赐与将士，如此顺水推舟做人情，一则使淄青将士感戴皇帝恩德，二则让诸藩镇知道朝廷不贪货财。”　　唐德宗大悦，依计行之。“（李）正己大惭服。”　　郭子仪晚年年老多病，德宗就以朔方军大将李怀光代替郭子仪掌军政，并加其为校检刑部尚书，为宁、庆、晋、锋、慈等州节度使。　　李怀光原姓茹，是渤海靺鞨人，其父茹常在朔方军中因功多为朝廷赐姓李，名“李嘉庆”。李怀光自少生长军中，也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名，史书称其“勇鸷敢诛杀，虽亲属犯法，无所回贷”。一旦大权在握，李怀光马上就把从前和他同位而现在又怏怏不服的宿将史抗等五人一并诛杀，初露控霸一方的威权。唐廷对此也假装不知道，奈何不得。　　德宗继位之后，在蜀地淫侈专制十多年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崔宁入朝后，又耍小聪明，暗使属下蛮将寇侵州县，德宗本来已下诏派他归镇，大臣杨炎苦谏，德宗就把崔宁留在京城，命朱泚的范阳军前往其驻地，好歹总算拔了一颗钉子。　　刚继大位的唐德宗很想干出些大事，重整破烂的唐朝河山。建中元年（780年）三月，派十一个黜陟使（此官设立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类似巡察钦差）分巡天下。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识时务”（史官以此四字评价，可见这位洪大使确实是个坏大事的书呆子），他见魏博节度使田悦属下兵士有七万之多，就下令“裁军”，裁掉四万兵，让这些人回家务农。但这一举措却犯了打草惊蛇的大忌。　　本来，田悦“事朝廷颇恭顺”，很有顺臣守法的样子，现在看到朝廷要窝心给自己一脚，裁撤士兵，激起他心中嫌怨。但田悦和他叔父田承嗣一样，属老奸巨滑之流，他假装顺服朝命，裁四万官兵。然后，他又把这些已经脱掉军服的将士召集于一处，激怒他们说：“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士兵大哭。田悦于是“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重新让兵士归营。于是军士“皆德（田）悦而怨朝廷。”　　宰相杨炎想收复原州和秦州，就派李怀光和朱泚等人前往泾州集结。泾州诸将知道李怀光军法严峻，又刚刚擅杀朔方五将，就推刘文喜为首，拒不接受李怀光来统军。　　唐廷就以朱泚为泾原节度使。刘文喜不受诏，于建中元年五月据泾州反叛，并把儿子送去吐蕃做人质以求援兵，唐廷马上下诏李怀光、朱泚去平讨。唐德宗非常坚决，对刘文喜索求旌节的要求一口回绝，也不听信朝中诸臣请求赦免刘文喜的意见。同时，他对泾州城内兵士仍旧像对待唐兵一样，赐以春服，吐蕃当时又和唐朝刚刚缓和关系，也不发兵相救，不久，“城中势穷”，诸将共杀刘文喜，传首阙下。如此，算是德宗给诸藩镇又“上了一课”。　　以敌克敌未成反失己连环计，指多计并用，计计相连，环环相扣，一计累敌，一计攻敌，任何强敌，攻无不破。此计正文的意思是如果敌方力量强大，就不要硬拼，要用计使其自相钳制，借以削弱敌方的战斗力。但是连环计比较难运用，它要求运用者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判断力，如能巧妙地运用，就如有天神相助，反之，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　　李宝臣自被田承嗣大骗一把后，一直怏怏不乐，率兵回镇，自守门户。　　“宝臣晚年犹猜忌”，觉得儿子李唯岳暗弱，恐属下不服，就诛杀辛忠义等二十多名大将，尽收其财，由此军心不附。李宝臣晚年还笃信神道，大饮妖人“特制”的“仙液”，结果中毒而死，年六十四，也是“坏人有善终”，花甲已过，诸福尽享，又免于横死，也算结局不坏。　　李宝臣死，军中推李唯岳为留后，求袭父位。唐德宗不答应，命李唯岳护其父丧入京进行“国葬”，下诏任命张孝忠为节度使。　　当初田承嗣死，李宝臣上表力请田悦代之，谋求子孙世袭；如今李宝臣死，田悦投桃报李，就上表力求朝廷下旨让李唯岳世袭，德宗又不答应。于是，李唯岳就和田悦、李正己等人暗中联合，阴谋抗拒王命。　　众藩将欲起未起之际，偏偏兵势最弱、对朝廷礼数最恭的山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先被逼反。唐德宗性急，召梁崇义入朝。鉴于唐代宗时有大将入朝见诛，梁崇义一直推托不去。为示以恩信，唐廷加梁崇义同平章事，赐以铁券。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觊觎山东道土地，一直上表要替朝廷讨伐梁崇义。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七月，朝廷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督诸道兵讨伐梁崇义。荆南牙门将吴少诚献策，李希烈就以他为先锋，督兵进讨。九月，梁崇义连战连败，困守襄阳。大势已去，守门军士开门争出投降。见大势不妙，梁崇义与老婆投井而死，被唐兵吊出尸体后割下脑袋，传首京师。至此，统治山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长达十九年的梁崇义终归灭亡。　　同时，由唐将马燧、李抱真等人率领的昭义军、河东军又在临洺大败田悦军，斩首过万，围攻邢州唐军的田悦军见势不妙也解围而逃。当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纳奏表请袭位，唐德宗又不许。田悦派人暗中哀求李纳和李唯岳，心怀怒气的二李就派兵援助田悦，在相州邺县一带与唐军相持。建中二年十二月，唐朝李怀光的朔方军大破魏博、淄青藩镇兵于徐州彭城，江淮漕运恢复通行。　　当初，李希烈上表请讨伐梁崇义之时，唐德宗每每上朝会见群臣，都以李希烈为忠义榜样。巡视淮西的黜陟使李承劝谏：“李希烈以朝廷名义讨伐攻战肯定得胜，但恐怕其有功之后，骄蹇不臣，更烦朝廷用兵！”德宗大不以为然。李希烈攻败梁崇义后，果然据其地为己有，并大掠府县，积所掠宝货于襄州。“上乃思（李）承言”。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二月，刚刚被朝廷封为魏博招讨使的马燧与河阳节度使李凡、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一起在漳水边上与魏博军相持。　　田悦派王光进筑半月形城守长桥，官军为叛军所阻，不能过河。马燧见状，忽生一计。他派军士用大铁链把数百辆军车相连，车内塞满土囊，堵塞住长桥下流，诸军于水浅处涉渡。由于唐军粮少，田悦属军皆坚守不战。马燧命军士持十日的干粮，进屯沧口，与田悦军队在漳水之东的洹水夹岸对峙。　　李抱真、李凡皆不解，问：“粮少而深入，这样做不危险吗？”马燧解释说：“粮少则利速战，现在魏博、淄青、成德三镇军不与我们战，是想疲累我军。假使我分军击其左右，田悦肯定派兵相救，那时我腹背受敌，肯定失利。因此，我一直进军逼田悦战，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如果他出战，我肯定为诸君破敌！”于是，马燧命人在洹水上搭建三座浮桥，每天都过桥挑战，田悦仍旧缩头不出。马燧下令军队夜半饱食，偷偷顺洹水直趋魏州，下令道：“贼军来，就马上停军成阵。”同时，仍留下百余人马在原来的营中击鼓鸣角。诸军尽发后，这一百多人就抱柴火在一旁潜伏隐蔽起来。　　诸军前进十多里地，田悦知道消息，忙率淄青、成德步骑四万多人冲过桥想从后掩袭唐军，并乘风纵火，鼓噪而进。　　马燧按兵不动，不慌不忙，命兵士结阵，并除去阵前方圆百步的杂草以为战场，严阵以待。首当战阵的，是精选的五千多勇猛能战之士。田悦人马至前，气势衰竭，纵火又灭，忽见唐军安静地严阵以待，惶恐不知所为。马燧纵兵大击，田悦兵大败。纠缠乱斗之时，李抱真、李凡部下兵士有一阵子几乎招架不住，但见马燧的河东兵大胜，掉头还斗，合军追击藩镇军队。田悦军士逃至洹水三桥处，早在那里埋伏的唐军一把火把桥烧个干净，贼军掉入水中淹死无数。此阵唐军共斩首两万多，活捉三千多，敌尸枕藉三十多里。　　如果唐军乘胜追击，田悦肯定跑不掉。不料，由于马燧和李抱真两人一直有过节儿，都暗有所思，马燧追至魏州南就停军不追。田悦逃至魏州南城，其大将李长春原本坚守城门等待唐军。天光大亮，唐军仍没出现，无奈之下，李长春不得不打开城门。田悦一进城，就立马杀掉李长春，凭城固守。　　此时，魏州城内兵卒才几千人，战死者亲属又满街号哭，一派惨痛之状。见此情形，田悦又忧又惧。毕竟奸雄出身，他持刀立马，集合城内军民于军府之外广场，流泪哭诉：“我承蒙淄青、成德二位老伯（李正己、李宝臣）保荐，得以世袭田承嗣伯父的家业，现在两位老伯故去，他们的儿子不能承袭，田悦我不敢忘二位伯父大恩，不自量力，上表为他们求袭封，最终拒命朝廷，丧败至此，致使众人死伤，都是我的罪过啊！我田悦老母在堂，自杀不孝，请诸公以此刀斩断我的脑袋，持之出城向马燧仆射投降，自取富贵，不要与我田悦一起取死！”言毕，他自投马下，泪下如雨。　　毕竟同生共死一段时间，田悦此前又以家财供养四万本来应裁掉的军士，河北又自古出“悲歌慷慨之士”，哥们义气加血性，众人感奋，一起上前抱住田悦说：“田尚书您举兵徇义，不是为了您自己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一直受田氏之恩，希望能与您一起拼死一战，如果不胜，赴死而已！”田悦闻言，心中大喜，脸上仍旧悲愤满布，说：“诸君能不以我田悦的丧败而抛弃我，我愿以死相报！”于是他马上搭香台，与诸将割发立誓，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并把魏州城内府库的钱财和城中富人的宝货全集中一起，奖赏士卒，众人大悦，部伍重振，各自凭城坚守。　　十多天后，马燧等诸路唐军才相继至魏州城下。急攻数日，不克。　　此时，藩镇李唯岳的束鹿城也被朱滔、张孝忠等人攻下，唐军进围深州。李唯岳忧恐。其属下参谋邵真劝其密奏朝廷请降，让他先派弟弟李唯简入朝，然后诛违命诸将，再亲自入朝谢罪。　　李唯岳听计，就派弟弟李唯简先入朝。很快，田悦知道李唯岳首鼠两端，大怒，派衙官扈岌前去李唯岳处，责备道：“田悦尚书举兵，正是为您求封节度使，一点没有私利。现在您听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罪归于田尚书，怎能做出如此负义之事！如果您斩杀邵真，田尚书待您如初；如果不然，就此恩断义绝！”李唯岳犹豫之际，他的另一个高级参谋毕华也进言劝他：“田尚书以大义举兵，完全是为了您啊。而且魏博、淄青两镇军兵足抗天下，胜负未知，奈何现在就脚踏两只船呢。”　　“唯岳素怯，不能守前计”，惶急之下，就把邵真抓来，当着扈岌的面斩杀，又发一万多成德镇兵，在束鹿与唐兵相抗。不久，朱滔、张孝忠大败镇军，李唯岳烧营而遁。　　李唯岳本来可以不败，败就败在他的前锋王武俊身上。第五讲 江山美人，千古英雄竞折腰　　汉有飞燕舞轻盈，西子吴越相争艳。昭君出塞琵琶伴，貂蝉轻笑吕布亡。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却为英雄亡。强极一时的唐朝，曾有哪些女子沾染了笔墨，牵得后世读者梦里梦外欲睡难眠？江山与美人，孰轻孰重？　　帝王男子背后的女人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太宗治理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更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无法分开。　　贤德名后讲到大唐王朝，与“盛世”同时浮现在世人脑海中的，恐怕莫过于牡丹。　　牡丹又被称为花中之王，由此推之，贞观一朝，能称得上牡丹之名的女人，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文德皇后长孙氏。　　就牡丹的花王之称而言，王者之气，一定是比较出来的，而且能够与之比较的一定不会是寻常风骨，然而在这样的众香国度里，无刺无香、原本扎根在峭壁苦岩间的牡丹却以一种最淡定的姿态胜出，最终成为国色天香的典范。　　与牡丹的经历相同，长孙氏能够最后登上人间巅峰并流芳百世，也是历经磨难苦砺之后的结果。贞观之世的开创者李世民，绝非寻常帝王男子，他所拥有的是盛世群芳，都皆非凡品。但是长孙氏却以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毫无疑义地成为群芳中的王者。这一切，不但使她成为世人景仰的绝顶人物，更使得贞观后妃早已远去的身影格外引人遐思。　　家庭和睦是一个男人事业雄壮的坚强后盾，长孙皇后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长孙皇后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难怪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又贵为皇后，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一个女人太过贤淑温顺，可能会退化了她的机智，但是长孙皇后是一位既贤淑达理又聪敏机智的女人，并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后”。　　一次，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徵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什么事这样郑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臣妾听说只有明主才会有直臣，魏徵是个典型的直臣，由此可见陛下是个明君，故臣妾要来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徵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　　婚姻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一个成功的人士，妻子的支持很重要。自古常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李世民庆幸的拥有长孙的辅佐，他的江山，没有这个女人，是逊色的，不可预测的。　　恩爱帝后自古以来，没有皇帝不爱美人的，看那辉煌巍峨的中国后宫，有多少绿鬓朱颜的绝色佳丽，献媚邀宠，围着那皇帝一人打转，一旦受宠，甚至成为封建时期女子最高地位的皇后，那么不但锦衣玉食，而且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母仪天下，无限风光。但说起来，命运最凄惨的，也恰恰是这些千娇百媚的美人儿，朱颜辞镜花辞树，是世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要说谁能获得皇帝至始至终的爱，只怕也就是大海里捞针了。作为皇帝的元配，母仪天下的皇后就更少了，但是偏偏大海里就有那么几位帝后，能相敬如宾，恩爱始终，给后宫带来一片和熙安宁，也给中国的宫廷史留下了一段段令人艳羡不已的佳话，虽然是凤毛麟角，也算的是皇家的异数。　　他们是相互欣赏和互相理解体谅的典范。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　　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他妾就不了解了。”太宗悉心接纳，并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　　长孙皇后对自己丈夫的体谅并非一般女子所能及，特别是在古代那个裙带关系盛行的时代，更是着实令人敬佩。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和唐太宗为布衣之交，又在唐朝建立前后和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因此，太宗把他视为知己，打算任他为宰相，执掌朝政。皇后听说后，就对太宗说：“妾既被立为皇后，尊贵已极，我实在不想让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朝的吕后、霍光之家，可为前车之鉴。所以，我请您千万不要把兄长任为宰相”。在长孙皇后的再三阻挡下，唐太宗只给长孙无忌加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虚衔。　　虽然他们一个贵为皇帝，一个贵为皇后，但也是平常男女，他们也是情深意重的痴男怨女，爱情的绝唱一点也不比琼瑶笔下的人物逊色。　　在李世民身患重病，累年不愈，几度危殆时。长孙氏虽然贵为皇后，仍然昼夜不离地侍奉着自己的丈夫。在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的同时，她飘飘的衣带上时刻都系着毒药，当毒药被丈夫发现之后，她平静地解释：“若有不讳，义不独生。”而在长孙皇后弥留之际，她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但是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唐朝已经远去，太宗和皇后都安歇于古老民族的沉寂处，可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爱，却如千年的终生，久久不息……“去唐朝化”的成败得失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们平生所做的事情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搞产权过户，另一个是资产评估。显然，在这些方式之中，风险抵押无疑是一种最为惊险的投资方式。凡是使用这种投资方式的政治家，无疑都是大智大勇之人，武则天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权力纽带——婚姻其实，政治家并不是从小就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是呱呱坠地时就立志怎么样，而是伴随着人生际遇的改变，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最后演绎出自己的政治生涯。武则天也是如此。　　武则天人生中最好的十年，在深宫之中消磨掉了，她因为相貌秀美，被唐太宗选进了宫廷。一般来说，这是那些普通官员的子女鲤鱼跳龙门的好机会，一旦能够成为皇帝的妃子，全家也就跟着鸡犬升天了。但是，进入后宫也有很大的风险性，一旦不能得宠，不但要老死在宫中，更要忍受其他嫔妃的白眼与嘲弄。所以，一般的女子听说自己被选入宫，往往会十分害怕，因为前途未卜，很难说日后会如何发展。　　但是武则天却不同，她得知自己已经被选入宫中的时候，并不悲伤。当时，她的母亲抱着她痛哭，十分不愿意让这个还没有完全成人的小女儿离开自己，但是武则天却丝毫没有难过的情绪，她还对母亲说：“我现在是要去见皇帝，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你不要难过，我一定会衣锦还乡，给你带来富贵的。”　　这个时候，武则天只有十四岁，却有如此的胸襟，十分难得。而且，她还有这样远大的理想，觉得自己肯定能够出人头地，这份自信也令人佩服。　　事实上，武则天并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她的自信，她的胸襟，并不是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而是在逆境中受到锻炼，形成了坚韧隐忍的性格。　　武则天虽然出生在朝廷亲贵之家，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她的母亲杨氏是武士彟的续弦夫人，在武则天很小的时候，武士彟就已经去世，而前妻所生的儿子们对武则天母女几人百般刁难，武则天的母亲十分难过，经常以泪洗面。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而且度过了人格形成最重要的十年，武则天的心理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她急于改变自己的处境，为自己，为母亲，为姐姐寻找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她对人对事形成了一种阴沉的态度，不轻易相信人，不愿意对人敞开心扉，因为怕自己受到伤害。　　当获得入宫机会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改变境遇的机会来临了。她满怀希望地上路，来到皇宫，等待着自己成为唐太宗的宠妃，成为全国最有发言权的女人。　　然而，在唐太宗身边的十二年，对武则天来说，却是一个十分耻辱的回忆，因为唐太宗并不宠爱她，也没有给她很高的地位，只封她做才人，在后宫女性里面，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品级而已。似乎，唐太宗并不喜欢武则天这种类型的女子，虽然武则天被世人公认是一位美女。所以，她不但没能成为太宗的妃子，而且也没有和太宗生下一男半女。　　为什么唐太宗会不喜欢武则天？历史上有很多的推测，有人认为唐太宗一眼就看出武则天阴险狡诈，所以疏远了她，这种说法完全是信口雌黄。事实上，武则天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并没有很多的心机，只是懂得自我保护而已。当时的武则天，是很想做一个受宠的妃子的，可是，大概因为她受到生活的压力，所以总是不大快乐，才让唐太宗失去了兴趣。唐太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但是他的个人感情也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他需要一个能够和他谈心、让他快乐的人来陪伴，而不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极强、总有不开心的事情挂在脸上的小女孩。　　但她毕竟是太宗曾经召幸过的女人，所以，后宫那些尔虞我诈的斗争也免不了牵连上她。在强敌林立的后宫之中，武则天，一个与家庭失去联系的女子，一个在太宗身前不受宠爱的女子，能有多少能量和那些对手们争风吃醋呢？　　如果说武则天一生之中有什么事情改变了她的性格，让她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深宫的女性斗争。如果没有嫔妃们之间的内斗，也许武则天身体里面那种斗狠的潜能就不会被激发出来，她也不会想要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的手心。　　武则天追求权力的关键一步棋，就是正视自己在唐太宗那里的失败，转而培养与太子的感情。她知道，唐太宗尽管对自己不喜欢，但这位老皇帝不可能真的长生不老，总有去世的一天，如果自己获得了太子的宠爱，那么太子即位之后，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就会成真了。　　在唐太宗晚年，因为身体不适，经常生病。太子李治十分孝顺，几乎每天都要亲自送汤药给太宗。有一次太子端药给太宗，恰好武则天在太宗身边服侍，太子李治见她长得美丽动人，不禁动心。武则天知道太子已经被自己吸引，十分高兴，假装害羞转过了脸。　　后来，太子借着给太宗送药的机会，和武则天开始说话，一步一步，终于发展到床笫之欢。事后，武则天假装难过，哭着对太子说：“我虽然只是一个卑贱的女子，但是已经服侍您的父亲那么久了。我想要保持和太子的感情，所以甘愿冒着私通的危险和您发生了关系。假如您日后登基做了皇帝，不知道太子您要怎么对待我呢？”太子李治听武则天这么说，马上解下所佩的玉钩送给武则天，还说，“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一定要册封你为皇后。”　　可以说，因为武则天比太子李治年长几岁，又有成熟女子的魅力，所以让当时年轻而且纯情的太子倾心于武则天。相比较而言，武则天觉得太子比太宗更加容易打动，而且太子是将来的天子，拥有太子的感情，就相当于买了一份长期保险。　　可是，事情没有想象的顺利。太宗驾崩，所有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们要出家做尼姑，生育过的则要打入冷宫，为死去的皇帝守寡，宫中凡受宠幸的女子全到感业寺削发为尼。虽然武则天曾经和李治有过非同寻常的关系，但他们的关系一直是秘密的，所以她也不能避免出家的结局。两年的尼姑生活，使武则天全面地回顾了宫廷生活的富贵与艰险，她想着自己被唐太宗冷落的无奈，想着自己拥有太子的爱情却不能被太子拯救的失落，意识到，只有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才能不被命运左右，不被别人左右。　　武则天为了获得权力。怎肯放弃刚刚即位的唐高宗李治这个台阶，她知道高宗对自己没有忘情，就写下了这首《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高宗看过十分难过，但是他当时已经在老臣们的监督下册立了皇后和妃子，于是只能自己叹息，不敢去见武则天。　　太宗的忌日，李治到感业寺进香，武则天紧紧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她使高宗又回忆起了先前的恋情，并私下令武则天蓄发。最后武则天被李治带回宫中，再次回到自己生活过的唐朝皇宫，并被册封为才人。　　她能够回宫，还有着另一层复杂的背景，当时王皇后正与萧淑妃争宠，决计利用武媚娘的美貌，转移高宗对萧氏的厚宠。遂令武氏暗中蓄发，献给高宗。武则天回宫之初，也只是宫女身份，安排在王皇后身边。永徽三年，武则天生了长子李弘，给自己带来了晋升的希望，也给王皇后增加了一层忧虑。永徽五年，武则天被册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与淑妃。　　这一举动使王皇后大为震惊，当初武则天仅仅是个宫女，今天忽然变成了生有皇子的昭仪，这使王皇后深切地感受到来自武则天的威胁。开始武则天联合王皇后，夺去高宗对萧氏的宠爱。当萧氏失宠后，她认为自己要当六宫之主，必须把王皇后打下去。　　有一天，王皇后闲得无聊，到昭仪宫中逗小公主玩了一会儿，然后离去。武氏在王皇后来时，故意避开，及王皇后离去，将小公主弄死，嫁祸于王皇后。　　武则天这一手法十分毒辣，谁都不会想到，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妃子，她会亲自杀死自己的孩子来嫁祸给皇后，更没有人会相信作为一个母亲，武则天会如此不顾亲情，用自己亲生骨肉的生命来换取皇后的地位。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舆论明显都在支持武则天。这种使用“壮士断臂”的方式为自己谋利的行为，在武则天日后的政治生涯中发生过好几次，而且每次都十分奏效。　　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首先就要知道别人已经做了什么。最有能力的政治家在制订自己的计划之前，都会如此考虑。而武则天恰恰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她想要自己独揽大权，就要学会历史上已有的经验，并且在历史上失败的政治活动中吸取教训。　　在武则天之前，吕后可以说是最为显赫的一个霸占了夫家政权而发号施令的女性。但是，吕后最终没有把她的事业贯彻下去，她为吕家留下的江山很快就被汉朝的功臣们收回去了。武则天也想成为吕后那样的奇女子，但她想比吕后更为成功，所以，她不但要做一个自己君临天下的皇帝，更要为自己选择十分优秀的接班人。　　这个计划，就是武则天“去唐朝化”的精要。唯有把唐朝的因素全部剔除，才能让自己的势力有机会慢慢生长，而自己的势力生长起来，自己就能牢牢地把江山把握在手中。　　此时，仇视他的政敌以长孙无忌为首仍控制着朝廷，随时随地都会颠覆她。因此，她一当上皇后，便着手一一清除她的政敌，为其登上皇位开辟道路。　　此时的长孙无忌集团是武则天首先要清除的对象。显庆四年（659年）春，武则天授意许敬宗编造朋党案，致使长孙无忌自杀。因受其牵连，长孙无忌集团或杀或流或贬，被彻底摧毁。　　与此同时，李义府、许敬宗被擢为宰相，逐渐成为武则天的亲信。　　资源优化组合仅仅打击反对派、扶植亲信，并不能稳固自己的权势，假使自己的丈夫高宗早逝，那么武则天将无法再享有合法的地位，她只能做一个在后宫享清福的皇太后。于是，她使用各种办法，对唐朝的政治资源进行有利于她的优化重组，逐步“去唐朝化”，建立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地位。　　高宗不满武则天的专横牵制，与宰相上官仪密谋废后，却被媚娘发现，逃不过劫难的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庭芝被下狱处死，家属籍没。　　上官仪被杀后，朝廷中再没有敢与武则天作对的。从此，她的政治权力迅速膨胀起来。早在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就因病让武后决百司奏事，几乎取代了皇帝权力。上官仪伏诛后，武则天垂帘协助高宗理政，已形成“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的局面，朝廷内外称帝、后为“二圣”。　　武则天受命辅政，便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实力，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是《姓氏录》的修订。贞观中，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依照官位定族姓的原则，修撰《氏族志》。但是《氏族志》并没有跳出魏晋以来重阀阅的旧例。所列九等二百九十三姓中仍有许多官职很低的旧士族，特别是它把武姓排斥在外，这当然是武则天所不能容忍的。显庆四年（659年），许敬宗、李义府等奏请修订《姓氏录》，列后族武姓为第一等，其余按官品高下分为九等。这就彻底打破了氏族大姓排在首位的框框。　　武则天为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对官僚阶层的影响，不断培植和更新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奠定了她一生成功的基础。周隋以来，随着九品中正制逐渐废除，到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发展起来，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蜂拥进入官场，武则天作为他们的总代表，为他们广开了门路。当唐高宗在世时，武则天便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支有相当势力的亲信队伍，其核心是始于乾封年间的北门学士。北门学士是武则天以修撰为名召入禁中的文人学士。他们不仅进行修撰工作，而且依仗武后的权势，直接参与朝政，分割宰相权力，从而成为控制外廷的重要御用力量。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武则天由皇后到临朝称制，进而逐步造成改唐为周的形势，这些文人学士智囊班子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进号天后，上意见书十二条，即所谓“建言十二事”，包括了劝农桑、薄赋徭、息兵、广言路等十二项内容，这是具有政纲性质的建议书，涉及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都由皇帝诏令实行。　　自显庆五年，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参政以来，通过上述提高武姓本家和在职群臣的社会地位，扩大亲信队伍，提出政治纲领等一系列步骤，逐步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扩大了影响，“去唐朝化”取得了初步功效。　　接下来，武则天就开始把一切可能成为唐朝继承人、与自己作对的人都一一清除，她要让唐朝这个庞大的资产没有管理者，只能由自己来控制。　　武则天亲生的儿子有四个，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显（又名哲）、四子李旦（又名轮）。显庆元年（656年），高宗立李弘为皇太子。李弘性情仁厚，谦虚谨让，深得唐高宗和大臣的信赖，表现出了良好的治国才能和品行。　　高宗身体越来越差，想把皇位传给长子李弘。这使武则天忧心忡忡，眼看着自己将要丧失辅政的权力，进而女皇的理想也将化为泡影。儿子对自己又很不顺从，屡次违背她的旨意。上元二年（675年）四月，武则天终于用药酒毒死了二十四岁的皇太子李弘。　　李弘死后，体弱多病的唐高宗打算把皇位禅让给政治才能过人的皇后武则天，但是在大臣的反对下没有实行，不过高宗的提议对武则天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李弘死后一个月，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聪明好学，屡次受命监国。李贤处理政务颇能干。唐高宗安排的宰相班子基本上是太子李贤的人，反武则天的力量有一定的优势，武则天又一次面临失去权力的危机。武则天立即指使人罗织罪状，告发太子好声色，怀逆谋，兴师动众搜查东宫。永隆元年（680年）八月，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不久被迁往巴州。四年后，武则天派人去巴州杀死了李贤。李贤一案牵连了很多人。李贤的一批党羽被杀、被流放，唐宗室子孙也有许多受牵连。　　永隆元年八月，李贤被废翌日，三子李显继为皇太子。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唐高宗驾崩，李显即位，高宗遗诏中说军国大事应由太后武则天处理。这又为武则天上台铺下坦途。武则天能够容忍李显继帝位，是由于李显不及他两个哥哥聪敏，容易控制。而且此时她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外廷尚未完全控制住。　　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借故将即位不到两个月的唐中宗废为庐陵王，幽禁于深宫。又立四子李旦继皇位，是为唐睿宗。武则天虽让李旦继承皇位，但不准他参与政事处理，自己临朝专政，圣衷独断，由此开始了改朝换代的准备。　　政权易容武则天这个“去唐朝化”计划的目的，就是完成改朝换代，并且把自己开创的朝代传下去。但是她如何实现平稳过渡，把自己以前投入的资本全部收回，并且把国家这个固定资产划归自己的名下呢？　　武则天是用驯兽的方法完成这一计划的。在她做唐太宗身边宫女的时候，西域贡来神骏狮子骢。此马性情暴烈，唐太宗和李治等群臣在御花园观马。太宗问：“如此神骏，诸卿谁能驾驭？”众人面面相觑，无人敢应。这时，武媚娘——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突然说：“臣妾可以驾驭。”太宗为武媚娘的胆略和气魄所惊慕。笑道：“就凭你这样娇嫩，行吗？”武媚娘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陛下给臣妾三样东西，管叫神骏服服帖帖。”太宗问：“哪三样器物？”武媚娘说：“一条铁鞭，一把铁锤，一把匕首。可先以鞭挞，不服施以铁锤。再若不服，就用匕首切断其喉。”　　事实证明，这个驯兽的方法很有效，使她成功地完成了国家的产权过户。　　李唐宗室计划起兵，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及其子博州刺史李冲，在匆匆起兵后很快被镇压下去。而武则天则在主观上夸大了反对派的势力，鼓励告密、任用酷吏，任威刑以禁异议，大肆屠杀李唐宗室和内外大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称帝的道路得以扫清。　　人才是安邦治国之本。招贤纳士，选才任能，在武则天称帝以后得到了广泛实施。她选才的方法是：一、自举。规定官吏和百姓都可以“毛遂自荐”，根据自己的才能要求升官或做某官。二、试官。下令各级官吏举荐人才，亲自接见。先让其试做某官，然后提拔重用或罢免。三、员外官。这是有职无权的官，但同样领取奉禄。四、殿试贡生。亲自考贡生、亲自录取。五、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这种不计门第，不讲地位，不论资排辈的选拔官吏方法，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措施，能广泛地选拔有才能的人到各级衙门任职。　　武则天用人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不避仇怨。上官婉儿祖父上官仪和父亲上官庭芝都被武则天所杀，上官婉儿被黥面罚做宫里的奴婢，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文学才华很好，就把她收在自己的身边，信任重用。批阅奏章，起草诏令都交上官婉儿办理。又如，武则天要宰相狄仁傑推荐一个有将相才能的人，狄推荐张柬之，说：“这人虽然老了，但有宰相的才能。”后武则天又要狄仁傑推荐贤才。狄说：“前次推荐的张柬之，还没见用呀！”武则天说：“已经任命为司马了！”狄说：“我推荐的张柬之可以当宰相，不是当司马的。”不久张柬之被提升当了宰相。武则天当政时期，还搜访了不少有才能而正直的人，诸如郝处俊、杜景俭、徐有功、魏玄同、魏元忠、姚崇、裴行俭、娄师德、王孝杰、唐休景、狄仁傑、王及善、朱敬则等，都是当时有才能的文武大臣。虽然其中有的被武则天杀了，但这些大臣最突出的特点是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为人正派，敢于直谏。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武则天幼年时代在太宗身边耳濡目染过的。唐太宗从谏如流的大度胸怀使得群臣能广开言路，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武则天登基后也效法太宗，让群臣各抒己见，博纳群智。贞观老臣刘仁轨，刚正不阿，上疏以吕后祸国事让武则天逊位，她却并不计较。朱敬则上书要皇上免除严刑峻法，施以仁政，广布恩德，使天下臣民消除恐惧和顾虑，得到武则天褒扬，被任以正谏大夫兼修国史。刘知几进言“赦令不可太滥，不要随便提升官吏，裁汰多余官员，节制恩赏及官员不可调动频繁”等意见，中肯而切时弊，均被采纳。武则天重佛事，喜祥瑞，群臣对此多有劝谏。圣历二年（699年）十月，一树梨花奇异地开放，武则天折一枝梨花问大臣：“这是什么奇瑞？”诸大臣说：“陛下恩及草木，所以秋天的梨树能再次开花。”凤阁侍郎杜景俭却说：“现在已是秋天，草木忽然开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臣担心陛下布教施政有亏典礼。此外臣等身为宰相，本应助陛下大治天下，却导致天理物理不平，这是臣之罪过。”说毕，倒地请罪。杜景俭不谄媚逢迎，敢于直谏，很使武则天感动。脱口而出：“卿真宰相矣！”　　武则天为了履行她“去唐朝化”的计划，让江山掌握在自己手中，重用贤臣，虚心纳谏，从而确保不会受到唐朝旧臣的颠覆。其实，她对臣子们的鼓励也好，宽容也好，重用也好，只是让国家这匹暴烈的“狮子骢”能够在自己身边服服帖帖，不再轻易逃走。　　权力女人的铁血政策武则天为了维护统治，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凭这一点认为武则天是“残暴”的女人。　　事实上，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较多，但并不能说明武则天实行了“酷吏政治”。至于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也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众所周知，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若从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参与朝政算起，到神龙元年（705年）正月退位，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若从嗣圣元年（684年）临朝称制算起，独自控制最高权力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即使从天授元年（690年）改唐为周算起，当皇帝的时间也有十五年。如果我们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划分为辅政、临朝、称帝三个阶段，具体考察一下各个阶段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则天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武则天辅政阶段历时二十三年。这一阶段，唐高宗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只是以皇后的身份参与朝政。但是由于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经常复发，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所以军国大事常由武则天处理。这种情况在宰相上官仪被杀后表现更为突出。史载“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这说明，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武则天“内辅时政”，“忧劳天下”，是很有作为的。她不仅克尽妇职，亲祀先蚕，从驾封禅，重用学士，著书立说，而且上书言事，出谋划策，协助高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当时武则天是主张“以道德化天下”的。她曾建议“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反对酷刑和苛政，希望通过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办法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当时她虽广开仕途，扶植新贵，但并没有使用过一个酷吏。当时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一个著名的酷吏。很显然，武则天在辅政期间并无器重酷吏之事。　　武则天临朝称制时间较短，只有六年，但这六年是武则天政治生涯发生转变的关键性阶段。这一阶段，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武则天在临朝之初是很想大有作为的。也就是说，她要用自己的全部才能治理国家，以报答唐高宗的重托和天下人的拥戴。为此，她决定旗帜尚“金”，同时改变百官服色和称谓，准备通过网罗人才、放宽刑法的办法“大收人望”。但是，对于她的所作所为，“天下颇多流言异议”。　　当皇帝的十五年是武则天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支持武则天的人很多，但在暗地里反对武则天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清除政敌，巩固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在天授年间仍不得不重用一些酷吏。　　所以在武周初年，酷吏仍然较多，大酷吏来俊臣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这种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太长，政局稳定后，武则天即不再器重酷吏。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十月，武则天颁发了《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重新提出了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主张。显然，到这个时候，武则天就已不再重用酷吏了。神功元年（697年）六月来俊臣被杀后，酷吏们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从这时起，到武则天退位，再也没有出现过酷吏。　　武则天之所以在改朝换代前后重用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从大量资料来看，武则天本来是反对滥刑，反对酷吏的。当她的统治受到政敌严重威胁的时候，她要用酷吏诛杀异己，摆脱危机；当她的统治稳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而把酷吏无情地予以抛弃。种种迹象表明，酷吏不过是武则天诛锄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纵观史实，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微妙的。在酷吏问题上，武则天的心理是矛盾的。其实她是反对滥刑，鄙视酷吏的，她要约法省刑，以“道德”化天下。但当她的统治受到反对派的严重威胁时，又不得不纵容酷吏，滥用刑法，打击政敌。所以武则天只是把酷吏当做消灭政敌的工具；而酷吏也只是充当了“鹰犬”的角色。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而且，武则天在重用酷吏的时候也重用过许多“循吏”。如果只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似乎有失偏颇。　　烟雨红颜与历史责难杨玉环，一个美丽的女人，携着她美丽的爱情走进了历史，而她颈上的白绫，竟如此生动地伴随她千百年。千百年来人们质问：玉环，是否是大唐的罪人？难道大唐王朝这个庞然大物，真的因为一个小小女子的美貌而罹祸？　　玉环回眸一笑乱玄宗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即使从文献最少的夏代起计，大抵都有些特出的女人。“特出”，指其本身的姿色美丽以及和政治的关连；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衬，便不会享大名，流传后世。　　举例来说，最古老的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其次，商殷的纣王妻子妲己；周的幽王之妻褒姒。被列为亡国的美女，是祸水！虽然褒姒并未使周亡，但丈夫被杀，王都东迁，人们也就含糊地将之列入亡国祸水类中。　　这是中国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个朝代，便已如此了。往后去，文明进化，政治权力兴替间，总会有一些美丽的女人出现，组织和构成所谓的“历史悲剧”，于是乎，有所谓“女祸”，有所谓“红颜薄命”等等说法。再往下数，历代美女，几乎脱不了悲终。而从青春华茂到悲辛收场，有史以来集其大成而又奇诡多变，故事流传最广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贵妃杨玉环。　　史载杨玉环有三美：姿质丰腴，符合唐代尚肥嫌瘦的风习，为一美；“善歌舞，通音律”，为二美；白白一张女儿脸，“伸手笑雪黑”，为三美。于是初为宫廷舞女的杨玉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公元745年，唐玄宗李隆基册封杨玉环为贵妃。　　美貌不是罪恶，有一位美艳后妃相伴，也确能显示大唐帝国君王的威风，关键是爱美人又爱江山的玄宗皇帝把她摆错了位置！　　杨玉环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她性情忠厚，心地善良，对政治没有兴趣，也没有任何供人指责的劣迹。但李隆基爱她爱得太深了，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堕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温柔陷阱，忘记了自己对家族和国家的责任，对政务日渐荒疏，末了干脆不上朝，把朝政全权委托给奸相李林甫。李林甫乘机结党弄权，把人性较为充分的朝臣排挤出中央，朝政因此从光明走向昏暗。　　李隆基太爱杨玉环了，在占有杨玉环肉体的同时还渴望得到她的芳心。也许是年龄相差太大的缘故，李隆基心底有点自卑，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在杨玉环心中的份量是否超过自己的儿子？他的结论常常是消极的。为了遮掩自己的劣势，他尽力在物质方面“贿赂”杨玉环的心，使她在眼花缭乱灯红酒绿之余感觉到丈夫的伟大。尽管玉环不爱慕虚荣，他仍煞费苦心为她营造一幅纸醉金迷的生活氛氲，上千名织绵刺秀的工匠和几百名雕刻熔造的首饰工日夜不停地为她制作华衣美服和珍宝玩好，不惜巨金从国外购进珍贵的脂粉和香水。　　杨玉环生长在四川的一个盛产荔枝的地方，她从小就爱吃这种水果，但首都长安因气候寒冷，不出产荔枝这种只有热带才能生长的水果。这种水果只有吃新鲜的才有味，过了几天就味同嚼蜡，而热带出产的荔枝运往长安一般得十多天。有一次杨玉环和皇上谈起儿时趣事，不经意地提起吃不到新鲜荔枝的遗撼。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千方百计想讨杨玉环欢心的李隆基发现机会来了，他象对待国家大事一样，命令驿站用运送加急公文的方式从盛产上等荔枝的福建青田运送荔枝到长安供贵妃享用。运送荔枝的动作本身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镜头：驿马以四足离地的速度狂奔，铃声传到一公里外，下一驿站听到铃声后，日夜都在待命的驿卒，立即上马飞驰。当后马追及前马，两马相并时，马足不停，即在马上将荔枝传递，驿马往往因狂奔过度而倒毙路旁。这本是运送紧急军事公文的行动，李隆基却用来运送荔枝供一个女人享用，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杜枚的一首诗“长安城外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描述这个带有辛酸味的趣事的。　　联想起李隆基前期的英雄行为，真是前后判若两人，一代英豪竟堕落成这个样子，都是美丽的女人惹的祸。　　李隆基如果仅仅是在杨玉环身上堆金子还不至于酿成大的灾难，他最不该犯的错误就是给杨玉环的亲族加官晋爵，不但施恩于杨玉环的几个美丽姐妹，让她们拥有巨大权力，还重用她的堂兄杨国忠。这个流氓无赖出身的恶棍，除了吃喝嫖赌搬弄是非打小报告外什么都不会。李隆基是在赌桌上发现他的杰出“才能”的，李隆基成天在女人堆里厮混并没有什么正经娱乐来打发时光，赌博是玩得最多的游戏，因钱来得太容易赌注也很大，于是算赌账成了一件需要动脑筋的差事。杨国忠从小在妓院赌场撕混惯了，对此道颇为精通，经常站在旁边为玩得正有兴头的皇帝和堂妹算赌账。李隆基发现他的赌账算得又快又准，认为他拥有很大的智慧，若不把他的智慧用于治理国家一定是对人才的浪费，于是提拔他做了大官，丝毫也意识不到会算赌账的人一定经常出入赌场。　　嗜赌的人是没有责任心的，把国家交给没有责任心的人治理等于是把婴儿交给老虎扶养，不是把婴儿吃掉就是把婴儿玩丢了。李隆基把权力赐给杨玉环亲族的举动纯属多余，玉环不懂政治，也没有政治热情，让她的亲人当官在她的心目中不见得是很大的恩典，因此也不会有太大的感动。可见李隆基并不了解他深爱的女人，此举并不能赢得她的芳心，相反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国家一旦受难，他心爱的女人也会跟着遭殃。　　公元755年11月9日，安禄山反了！借口是“讨伐专权的杨国忠！”叛军夺开封、取洛阳，直逼长安。跑吧，于是在第二年的6月14日，唐玄宗携贵妃、百官出长安西去！　　公元756年6月16日，对唐玄宗、对杨玉环，都是一个黑色的日子：皇家卫队迁怒于杨家，行至马嵬驿，先砍了杨国忠的人头，又要杀贵妃杨玉环，否则“誓不护驾”！唐玄宗没了一点真龙天子的威严，涕泪哀求：贵妃常居深宫，不闻外事，何罪当诛？皇家卫队不理这一套，就要扔家伙，吵吵嚷嚷。没办法，只好“割恩正法”，一条白绫丝带，要了杨玉环的命，这一年，她才38岁。　　媚颜——女人的杀手锏早在唐朝，人们就把本朝兴亡的大包袱推到杨贵妃身上。而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史的转型期，是以到后来，杨贵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发大了。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开始到现在，上下近五千年间，没有一个女人身负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李隆基的英雄生涯因为碰上了美丽的杨玉环而告一段落。　　提起杨贵妃，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以下几个关键词：君王不早朝、吃荔枝、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的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然应该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但后代的历史爱好者和文学家们则往往是把重点落在马嵬坡事件上。于是，杨贵妃便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人物。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但让一个并非政治性的女人来承担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中国的一种习惯性思维。　　平时，我们泛泛而道杨贵妃，一个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婉转蛾眉马前死。繁茂悲辛的故事，乃至情天长恨，属于儿女情的。但是，扩大了来看这一个故事，所包含的实在很多。唐僖宗朝宰相郑畋有诗如下：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一首诗前面十四个字，写尽了大唐王朝由危亡到复兴的关键所在：“杨妃死”，危亡的厄运解除，“肃宗回马”，即太子李亨离开父皇而领一军奔灵武自立为帝，展开反攻，收复失土，中兴唐皇朝。意思是：杨贵妃虽然遭难但唐王朝终于复兴。　　这一首诗包含的意义很广，对杨贵妃之遭难，寄予同情——一死而中兴国家，死亦得所。在文学上，杨贵妃其人其事则成了中国文学最大最广的创作主题。　　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做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这样一来，杨贵妃自然而然就成了唐朝的形象代言人，风头甚至盖过了他身边的男人唐玄宗。　　杨贵妃并非通过正常途径成为唐玄宗的妃子，而是有一个看似传奇的过程：先做了唐玄宗的儿媳妇，后来又突然被唐玄宗下旨出家做女道士，而后又突然入宫，做了唐玄宗的女人。对此，唐朝人是完全不避讳的，可是当中国的社会道德观念变更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到了清朝，著名的文人、学者朱彝尊就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但唐朝人并不认为这是违反道德律的。关于杨贵妃的第一次婚姻，现存的唐代诏令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册封杨玄璬长女——也就是后来的贵妃杨玉环——为寿王妃。　　关于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之士，竭尽心智要让杨贵妃在正式嫁给唐玄宗之前保持一个处女的身份。这不但无聊，而且无耻，但在宋到清这几个朝代里，此事却关系重大，直接和社会教化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来，在后人眼中，杨贵妃除了政治包袱之外，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如果她入宫之前不是处女，那她为什么不守节，为什么嫁了儿子之后又嫁给父亲？在后人心目中，杨贵妃和唐玄宗之间的关系，是乱伦，就像唐高宗和武则天一样。所以，这个被打上乱伦印记的婚姻，也就自然而然被解释成为导致唐玄宗天宝年间政治荒废、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一个伏笔了。　　至于杨玉环入宫，中间有一个转折，并不是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成贵妃的，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到温泉宫游玩，当时就下旨命寿王妃杨氏为道士，还赐法号太真。　　杨玉环做寿王妻子，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结婚至四年，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何况，唐朝人对此又不是特别的重视，唐朝很多的爱情故事，都是和有夫之妇有关的。　　杨玉环入宫做了女道士，过了四年多，才被册立为贵妃。父、子之间共妻夺妻，以“女道士”作为过渡，说起来，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亲娶的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天宝四年（７４５年）七月，唐玄宗又为杨玉环的前夫、自己的儿子操心婚事，为寿王册立韦氏为王妃。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八月六日，唐玄宗又册立女道士杨太真为贵妃。这也算得上是“双喜临门”了。　　唐玄宗对杨贵妃，有对她美色的爱恋，也有对她才艺的欣赏。杨玉环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善解人意。玄宗极为喜欢，渐渐迷恋，不能自拔。不久，杨玉环专宠后宫，宫中称她为娘子，仪体规制等同皇后。天宝初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何以如此迷人，令玄宗神魂颠倒，“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当然有原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杨玉环如何使玄宗如此迷恋于她呢？是她的天生丽质，肌肤白皙如“凝脂”？是她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迷人媚态？是她的羽服霓裳，能歌善舞？　　要知道，唐玄宗是个风雅之人，熟悉音律，在唐朝诸位皇帝中算是佼佼者。他自幼喜爱音乐，素质高，会作曲，能舞蹈，不少弟子都曾在梨园受过他的训练。而杨玉环身材好，体态美，又擅长旋律快速的西域舞蹈，加之杨玉环是个琵琶名手，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五种乐器开一场演奏会，当时玄宗兴致勃勃，手持羯鼓，杨玉环弹奏琵琶，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于玄宗而言，精于音律的杨玉环当然就显得格外有魅力。　　杨玉环姿容出众，不仅体态丰腴，肌肤细腻，且面似桃花，这对于纵情声色的唐玄宗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然而，最能使唐玄宗如痴如狂地迷恋杨玉环的，应是她有过人的聪颖，善于掌握男人的心理，又善解人意。　　正是这种复杂而又多方面的因素，让唐玄宗对杨贵妃有爱恋，有欣赏，有依恋，有怜惜，这种复杂的感情，才是杨贵妃得以获得专宠的原因。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里面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恰恰说明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令人神魂颠倒的情事。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夫妻，这自然是十分美好的，但可惜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帝王之家，他们之间的感情，成了为人所诟病的一段历史——为了和杨贵妃夜夜笙歌，“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放弃了日常的上朝，不能处理政务，那就直接影响了大唐帝国的行政工作，当人们把罪过推到杨贵妃身上的时候，杨贵妃可能自己都不会想到，爱也可以成为罪名。　　杨贵妃和唐玄宗之间的感情，虽然不像《长恨歌》里面写的那样“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浪漫，但也确实如胶似漆，杨贵妃对唐玄宗没有过多的苛求，只希望唐玄宗永远都宠爱她，否则，以她受宠时的荣耀，向唐玄宗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比如对她的家族、兄弟姐妹进行超出制度规定的封赏，是不难做到的，可是她没有。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们仓皇出逃的过程中，她被赐死时也毫无怨言，这又怎能不使玄宗皇帝日后此恨绵绵无绝期，直至抑郁而死呢！第六讲 政治权谋与官场文化　　单个官员，展现的是他的政治权谋与策略；多个官员，呈现的则不仅是权谋与策略，还是一种文化，是带着政客思想，印着政客足迹的文化。由错综复杂的政治交往而织成的官网，总免不掉那个时代的烙印。　　君主与人镜人生有三面镜子：一面是铜镜，照着它可以把衣服穿整齐；一面是历史，可以让人知道古往今来历代王朝兴亡的种种教训；一面是人，别人的话，就是可以照见自己本来面目的一面镜子，让自己了解自己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　　矿石需要巧匠李世民曾说：“我好比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徵就是我的匠人！”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徵，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徵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徵找来。魏徵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徵的老账，都替魏徵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徵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徵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徵，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唐太宗即位以后，把魏徵提拔为谏议大夫，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唐太宗不记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徵，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徵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信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魏徵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向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附，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魏徵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机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　　以后，魏徵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徵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恨魏徵，反而夸奖魏徵说：“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哩！”公元６４３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徵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由于唐太宗重用人才，能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做“贞观之治”。　　领导身边的谋士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董事会和高管层之间可以有一定的相互制约，但企业的社会职能（以竞争求生存）决定了它的日常决策经常是由少数人控制的。在现代企业制度不那么完备的企业里，其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决策程序与古代帝国相比，有时并无本质差异。一个事业的成功，一定是一群人努力的结果，比如楚汉相争中汉军胜利，贞观之治以及唐玄宗统治期间的前期繁荣。　　如果说唐玄宗是首席执行官，那么姚崇宋憬就是他身边的首席运营官。　　宋璟，字广平，生于公元663年，唐高宗调露年间进士及第，年仅17岁。武后执政，宋璟由风阁余人任御史中丞；睿宗称帝后，封为宰相，后因事被贬；玄宗执政后，在著名政治家姚崇推荐下，由广州都督调京再度封相。开元十年，退居东都洛阳。公元七三七年寿终，享年七十五岁。玄宗追封他为太尉，谥文贞公。　　中唐年间，他曾两次任相，特别是在开元年间任相时，与姚崇同心协力，先后对唐中叶的文武吏治进行了大量的整顿、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治国的措施。革奸佞，任贤臣，整纲纪，为“开元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　　敢于犯颜直谏的宋憬，先后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睿宗、唐玄宗提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和建议。在睿宗时，他针对后宫擅权、任用亲信、大搞裙带关系的恶习，提出了任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主张，并不顾太平公主等人的反对、阻挠，果断地罢去无德无才的官员数千人，因此得罪了太平公主罢相被贬。唐玄宗登位后，看清了姚、宋是真正的吏治之才，便再次封他为相。此后，璟仍提倡“量才任人”的原则。他针对过去奸佞之徒面奏皇帝必屏退左右的坏现象，提出百官奏事，必有谏官、史官在侧的主张。玄宗对宋璟异常重用，并以师礼待之；进则迎，出则送。对宋璟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通常都能采纳。因而在朝政方面逐渐改变了过去唯亲为官、唯戚为吏的恶习，一些内侍、酷吏、贪官之徒，也不易单独御前奏事，密谗好人，使朝廷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　　为相四年，他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相传，他叔父宋元超当了“选人”（侯选官）后，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宋璟得知后，不但不予优先录用，并手书吏部不能因私害公。又据史书记载，唐代规定，每年地方各道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出送礼，拜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并面奏玄宗同意，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以绝侥求之路，遏制收礼受贿之风。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玄宗在姚、宋辅佐下，吏治不紊，纲纪有条，不到六、七年使唐王朝再次出现“天下大理”的中兴局面。但好景不长，唐玄宗后期，由于政治上安于现状，在吏治方面也慢慢受到后宫和宗族、姻戚的影响，加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为辅，由姚、宋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纲纪，很快被他们破坏殆尽。相传，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狼狈逃出咸阳，一位长者向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自倾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唯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这是对玄宗的批评，也是对宋璟的赞扬和怀念。　　后有宋人张齐贤甚至说，假设还是由姚崇、宋璟这样的人继续做大唐帝国的COO，说不定唐玄宗与他的爱妃真的可以白头偕老呢！　　宋璟同姚崇一样，是我国唐代历史上著名政治重臣。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之说。史书上一向姚宋并提，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宋璟为相期间，广州吏民怀其惠政，请为宋璟立碑，璟坚决拒绝，并对玄宗说：臣之治不足纪。广州吏民由于臣当国为宰相，“故为溢辞，徒成谄谀者”，纠正阿谀之风，“请自臣始”，建议玄宗下诏禁止。　　宦海里的阴晴圆缺宦海里的成功与失败并不是永远的一成不变，政治万花筒里的图案，总是花样翻新，孰浮孰沉，都是未知数。姚崇、宋璟因成功而被抛弃，便是例证。　　宰相——浮与沉的时势选择唐朝,一个梦幻的时代,充满了激情与辉煌。那是一个中国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发展的顶峰。那个时代的人，充满了自信,渴望为国效力.建功立业。在这样一个瞩目的唐王朝里，大唐的宰相们——那些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砥柱重臣们，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都学识渊博，经历丰富。或以军功，封侯拜相；或出将八相，建功沙场。他们随着唐王朝的起伏，也悲喜各异。有人才智超群，有人碌碌无为；有人任性刚毅，不与时沉浮，遭遇坎坷；有人沉稳老练，俯仰其间，以得善终。但大多数人都是随着唐王朝国力的衰减，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为保卫李唐的江山，献出了生命。一直到最后一批宰相们，被投进了滚滚黄河中，唐王朝灭亡了，他们也成了一段传奇而已。就让我们走进他们，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唐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左右仆射为当然宰相，再加上一些参与朝政的人，成为了第一批宰相。到唐肃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了宰相唯一的名称了，三省长官不加此号，也不算是宰相了。　　唐突行科举，以诗文歌赋取士，大多数宰相都是科举出身，在成为官员前，先成为了一个文人，然后才是出将入相的宰相。自然，这之中以文闻名的人不会少。有开创一代文风的大宗师，有留下传世之作的大诗人，创造上官体的上官仪，为当时文人称为一代文宗的张悦，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大诗人元稹、李绅，武则天时的著名文人李峤、苏味道，唐诗中留下名字的权德舆，李德裕，郑畋等等一大串。或许是因为唐诗的流传，人们只知道他们是诗人、文学家，却忘记了他们还是治理国家的宰相。　　宰相作为朝廷的中枢，权力的核心，上马管兵，下马管民。一旦朝廷有大事，如征讨藩镇，平息叛乱，常常以宰相领兵。这时作为宰相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他可管兵、管民、管地方，号令统一，统率各部，也便于协调，使取胜的可能也就更大些。如元和十二年的讨平淮西吴元济之战。朝廷派兵进剿，由于各道观望，进展甚微，多次溃败。当时的宰相裴度，主动请缨，封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总揽全局。裴度审时度势，建议皇帝取消了宦官监军，使各将领不受掣肘，紧密协调各方力量，终于一举攻入蔡州，活捉了吴元济，使朝廷局面为之一新，堪称一代中兴之臣。裴度回朝后，皇帝也是大大封赏，爵位为晋国公，官职为弘文馆大学士，官阶为金紫光禄大夫，勋位为上柱国。赐二千户。留下了君臣同心，共支危局的佳话。也成为宰相领兵的典范。到了唐朝中后期，也常常以皇帝信任的宰相出任各重要地方的节度使，大多也能勤勤恳恳，抵制割据。成为拱卫朝廷的重要力量。　　作为宰相，从诗文歌赋中脱颖而出，先为文人，后为官吏，再列位宰相，处理各种复杂朝政。需要时，又要领兵出击，既要运筹帷幄之中，又要决胜千里之外。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与机会的，但相信大多数宰相是具备这种能文能武的素质的。　　宰相成为官员们的梦想，自然是好处多多，风光无限，一旦受到皇帝的宠信，更是气焰嚣张，无法无天。称为权臣的李林甫能在一次科举中，一个也不录取，称野无遗贤，玄宗竟然信了，致使包括杜甫在内的一批英杰们报国无门。杨国忠，不懂军事，安史之乱初期，在形势有所好转时，能令皇帝杀死了著名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又强令哥舒翰出潼关决战，致使潼关失守，形势无法挽回。玄宗逃到了马嵬坡，六军不发，杀了杨国忠。真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　　即便是后世或是当时名声不错的，也都是高阁深楼，奴仆千百。称为中兴之臣的裴度，在东都洛阳午桥建亭台楼阁，华丽非常，名为绿野堂；李德裕在洛阳筑平泉庄，遍植奇花异草，写了一本书，叫《平泉草木志》，虽也有韬光之策在里面，也反映了他们的富有。　　科举考试中，宰相的推荐很重要，士子们争相投谒诗赋，宰相门前，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旦考上，并不是立即封官，还要经过考核，这里就更需要宰相说话了。苏轼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中进士后，因无人推荐，困居长安三年，没有官做。他就给当时宰相赵憬、贾耽连写了三封信，在信中他以自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急切盼望拯救的口吻，恳求他们援引、推荐自己，但都是石沉大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宰相的地位和影响力。　　宰相们政治地位尊崇，经济上富足，随着时代的变迁，授予宰相们的称号也是越来越多，皇帝们也越来越发愁怎么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宰相们更多更新的封赏了。在唐太宗时，称号不过几个，如什么国公、中书令兼六部尚书，顶多建了一个陵烟阁，画了二十四功臣的像，如此而矣。但到了后期，一个宠臣，权臣的名号很长，如唐昭宗时的宠臣孔纬。乾宁二年六月，为太子宾客闲职的孔纬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延资库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实封二百户。这还不算，到后来，又发展到赐铁券。赐予荣誉称号。如赐予当时权倾内外的宰相崔胤扶危匡国治理功臣的光荣称号，给节度使朱温也赐了称号。到后来无赏可赐，直接被朱温把江山给要去了，皇帝再不用发愁了，彻底歇了。　　在唐朝宰相中，有一个现象很突出：一是同姓同乡的宰相多，二是家族中父子、兄弟、祖孙相继为相的多。以裴姓为例，同是河东闻喜人（今山西闻喜）为相的有高祖时的裴寂，高宗时的裴炎，玄宗时的裴耀卿、裴光庭，肃宗时的裴遵庆、裴冕，宪宗时的裴度、裴洎，昭宗时的裴枢、裴贽。此外更有一大批裴姓官员，让人费解，何以一个小小的闻喜县，竟出了这么多宰相。有机会到山西闻喜县走访的人，一定要去看看。　　一个家族出几位宰相的也有很多，最著名的要数玄宗朝的宰相萧蒿，他家是四辈五宰相，简直是宰相专业户了。两个儿子萧华，萧衡，孙子萧恒的两个儿子萧俯，萧仿都是宰相。儿子萧衡还娶了公主，是驸马宰相。玄宗宰相张悦，儿子张延赏，孙子张弘靖，三代都是宰相。当时人称三相张家。张延赏在东都洛阳思顺里建了一座豪宅，比京城里的王公贵戚的房子还要豪华，后世子孙四五辈居住，也不用重新修缮。此外还有韩休、韩滉父子，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卢怀慎孙子卢杞，崔日用孙子崔缇，杜佑孙子杜忭。这或许是因为唐代还没摆脱六朝门阀制度，也反映了朝廷上讲究门第的现实。父祖是宰相，儿孙一则可以荫补为官，二则有人帮衬，自然也是官升得快。　　宰相如此风光，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没当的想当，当上的，要打击同僚，独占君恩，就得使出浑身解数，耍尽各种阴谋诡计。先看看杨国忠是怎样对付李林甫的。他先制造了一个邢縡阴谋作乱案。引出了御史大夫王珙的弟弟，再引出了王珙，又以王珙是李林甫推荐，有来往，最后终于引到了李林甫身上，可真是费了劲了。有时还要宰相亲自出马。德宗皇帝的权臣卢杞，史书说他貌陋色如蓝，人皆鬼视之，嫉妒心极强，谁敢嘲笑他，他必记恨在心。还没当宰相时，去见当时鼎鼎大名的郭子仪，郭子仪怕家人见到他忍不住笑，自己独自见卢杞。家人奇怪，郭子仪说，他日卢杞必为相，如与他结仇，怕子孙都被他杀了。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　　当时朝中有一个宰相张镒，有才干，有威望，卢杞很妒忌，为了除掉张镒，他就使了一个诡计。当时宰相在朝廷值班，房间里不准许闲杂人进入。虽说有此规定，也不见得十分严格遵守。　　殿中侍御使郑詹，与张镒关系好，常到值班室与张镒聊天，如遇卢杞也值班，就常等他睡着以后再去闲谈。这天，卢杞故意装做睡觉，看郑詹又去了，就马上起床，快步走向张镒的房间，郑詹忙躲了起来。卢杞一进门，就大声跟张镒说起了一件朝廷的机密大事，张镒忙摆手，说郑詹在这，卢杞愕然道，我刚才讲的是机密，怎么能让外人知道。由于郑詹既违背了规定，又偷听到了朝廷机密，自然有罪，所以卢杞也没先禀告皇帝，直接把郑詹下了狱，几天以后，就把他给杀了。张镒也受了牵连，谪为外官，卢杞的诡计成功了。他后来又干了很多坏事，如实行两税法的宰相杨炎，就是被他进谗言赐死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卢杞嫉妒他的才华，就派他到叛军中去劝降，以致被叛军杀害。他又搜刮钱财，引起了民怨沸腾，朝廷内外官员齐声要罢免他，德宗皇帝迫于压力，将他贬为外官。但德宗皇帝却对大臣们说，你们都说卢杞奸，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后来又几次想起用卢杞，可见卢杞对于侍奉皇帝是很有办法的，算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虽说宰相如此风光，但在风光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有风吹草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宰相们。在皇帝与藩镇的矛盾、与宦官的矛盾中，宰相夹在当中，常遭不测。前者，有宪宗时的元和刺相案。堂堂宰相，主持征讨淮西的武元衡，竟在上早朝时被人刺杀，身首异处，也算是骇人听闻。后者如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宦官没铲除，四位宰相一朝被诛，也是惨得很。　　在改朝换代，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之际，宰相们更是屡遭打击。武则天改唐为周，为了巩固皇位，任用酷吏，大杀皇族大臣，被灭门者达三百家，宰相被杀不计其数。有名的如刘袆之、岑长倩、张元辅、李德昭都没能幸免，连有名的狄仁傑，也差一点送了命。而随后的中宗复位，韦后之乱，太平公主与李隆基权力之争，都是在宰相的血泊中进行的，死者多多，而存者也是伤痕累累，心惊肉跳。玄宗时的名相张悦、姚崇、宋憬，都是一贬再贬，侥幸活了下来。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仓皇逃窜，致使多名宰相未及跟随，只好藏于民间。前宰相卢携，吞毒而亡。宰相刘鄴、于琮、豆卢掾皆被搜出杀害。唐末朱温为篡夺帝位，大肆屠杀朝臣，在白马驿的屠杀中，唐朝最后的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等人尸体被投进了滚滚黄河。　　大唐最后的精英消失了。大唐王朝訇然倒塌了。二百八十九年的风云变幻，刀光剑影，渐渐离我们远去，多少血雨腥风，人世沧桑，成为了一段一段的故事。只引得后人几声欷歔而矣。　　法官·忠臣·名相综观狄仁傑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傑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傑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狄仁傑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声名大噪，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傑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将其杀死。狄仁傑奏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狄仁傑神色不变，据法说理：“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终于迫使唐高宗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不久，狄仁傑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傑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建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傑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傑毫不留情地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傑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傑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傑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傑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狄仁傑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傑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傑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傑针对当时吴、楚多祠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傑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傑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迅，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傑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统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傑义正词严，张光迅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傑出言不逊。狄仁傑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但是，狄仁傑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傑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傑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傑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傑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傑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长寿元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傑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傑承认“谋反”，狄仁傑出以非常之举，立刻认了罪：“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傑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傑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傑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傑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傑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7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傑被贬为彭泽令。如此，狄仁傑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死里逃生。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任内，狄仁傑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傑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傑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傑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使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做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诵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傑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傑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傑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傑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傑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劝武则天迎立李显，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傑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之。”狄仁傑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之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傑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傑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傑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傑知元帅事，亲自给狄仁傑送行。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傑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傑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傑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傑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钱以助。狄仁傑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免了其役。　　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傑很有知人之智，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傑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傑举荐将相之才，狄仁傑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傑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傑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间，升为宰相。后来，在狄仁傑死后的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傑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傑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狄仁傑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傑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傑有知人之智，有人对狄仁傑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傑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在狄仁傑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傑为“国老”而不直呼名。狄仁傑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傑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傑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裙带”关系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古今中外，官场中都免不了这一现象。雨果在他的作品中曾这样讽刺道：“每个权势者都“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在咱们中国，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民谚。　　历朝历代反腐败，最难拔的钉子是与官员亲近的人。直到今天，反腐倡廉工作还在三令五申强调：要管好领导身边的人。领导身边的人不外乎三类，第一是有裙带关系的血亲、姻亲，像老婆、儿女等；第二类是在领导身边服务的虚拟裙带关系的人，如秘书、司机、随从等；第三类是通过利益与领导发生关联的准裙带关系的人，如同事、朋友等。唐僧师徒西行路上碰到的妖魔鬼怪，在天庭上几乎都能找到上述三类裙带关系户。　　夫人路线只是提供了一种走路的可能，要想把天堑变成通途，银子是最好的铺路石。　　像夫人路线这种由裙带关系衍生出来的人脉网络，在社会上比比皆是。话说得远一点，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与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已经被现代社会抛弃。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裙带”意识，成为人事领域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裙带关系获利，是封建专制体制下一些人屡试不爽的经典方法。南宋的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单看这十个字的评语，就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特点。但是这家伙仗着他的姐姐贾妃受宠于宋理宗赵昀，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居然入相出将，成为一代权臣。南宋的灭亡，这个“不事操行”的东西脱不了干系。　　后妃得到皇帝的宠幸后，特别是当了皇后之时，后妃的亲眷也往往由此而荣升高官显爵，甚至把揽朝政，形成外戚朋党。此事由秦始皇封吕不韦为相，称吕为仲父时就初露端倪。至汉唐，外戚几乎成为威胁皇帝的力量。原来皇帝宠幸后妃，将后妃的亲眷大加封赏，是希望借助联姻使后妃的亲眷们成为朝廷的股肱，以巩固帝王的地位。却没料到那些亲眷借助联姻，借重皇帝的势力，也在扩大自己的权势。而且随着外戚自己的力量不断增加，他们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和皇帝抗衡，要夺皇帝的江山社稷！　　在汉代，外戚封侯形成一种制度。从刘邦的吕后对诸吕氏亲族子弟加封开始，诸吕因此而构成对汉王朝的威胁。　　只是由于吕后的故去，众大臣忠于刘氏，将吕氏亲族中为侯为官者-一杀尽才保住了汉室江山。但是汉室并未因此更改制度，一旦皇后确立，皇后的父兄一定还要封侯，甚至连死去的也要追赠。汉文帝的窦皇后出身贫贱，是从民间选入宫中之女。由于家贫，这位皇后的哥哥和弟弟早年都被卖掉了。由于辗转变卖，最后兄弟俩到山里为人烧炭，生活十分贫困。一次塌方，哥俩差一点被压死。窦皇后被立后，她的弟弟听说窦皇后和自己同姓、同县，就猜想可能是自己的姐姐，于是就上书自陈。皇帝召见了他，他讲幼时和姐姐采桑，曾从树上掉了下来。姐姐离家时，还给他洗了澡，喂过他饭吃等等。这些细节窦皇后都记得很清楚。于是姐弟相认，抱头大哭。　　由此兄弟俩遂一步登天，弟被封章武侯。哥哥虽已死，其子仍被封南皮侯。连其族弟子窦婴后来也被封魏其侯。窦皇后早死的父亲，更追封为安成侯。汉景帝的王皇后被立以后，皇后的父亲被封为共侯，母被封为平原君，皇家为他们大建园邑。皇后的哥哥王信被封为盖侯，其同母异父兄田蚡被封为武安侯，田胜被封为周阳侯。这位王皇后入皇宫以前曾嫁给一个叫金王孙的人，生有一个女儿流落在民间。　　待皇后的儿子汉武帝登基后，这位皇后思念女儿才说出此事。汉武帝竟先派人寻找，后又亲自驾车去长陵小市迎接。侍役入门询问，那一家人十分害怕，女儿也吓得躲了起来。后来说明原委，那女儿才出来拜见武帝。武帝下车，站在那位女儿面前说“大姊何藏之深也。”遂用车载还长乐宫，使其与王皇后母女重会。武帝给这位大姐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并赠府第。赐这位大姐号修成君。　　这正是一人富贵，全家显荣。至汉元帝王皇后立，其外戚辄极汉代之盛，王家一门封十侯五大司马。其弟之子即王莽。外戚王氏势力渐大，野心膨胀，最后竟发展至篡位。　　到了唐代，外戚权势依然很大，唐高宗皇后武则天任用武氏宗族可以说超过吕后。唐中宗韦皇后任用韦氏，也几乎篡唐。安史之乱的爆发，主要罪责应归结于唐玄宗。但没有杨贵妃这根引线，这场叛乱也可能不会出现。　　杨贵妃原是寿王李瑁的王妃，被唐玄宗占去同居了六年后，于公元745年册封为贵妃。当时，杨贵妃身上显现出来的裙带关系不得了，她本人得幸于君主，满门沾光。老爸追赠太尉、齐国公，老妈封凉国夫人，老叔拜光禄寺卿，三个老姐全封为夫人，几位堂兄授鸿胪卿、御史等要职。甚至连在巴蜀地区混得不成人样的杨国忠，这位日后怂恿唐玄宗放弃防御而主动出击致使长安城陷落的宵小之辈，以远房堂兄的身份，一路绿灯，最后竟然成了宰相。这种李家天下杨家党的局面，无疑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主要因素。　　如果没有裙带关系，也可以投其所好，制造出虚拟的或者准裙带关系。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安禄山管杨贵妃叫妈的故事。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安禄山，外表看似憨厚，其实人情练达，精明无比。唐玄宗让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堂兄弟们结拜，而四十五岁的安禄山偏要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做干妈。据说，杨贵妃高兴之余，还专门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她的这个老干儿子包起来玩耍，并为他做了三天三夜的洗儿礼。靠着这层关系，天下十镇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兼任了三个，全国四十九万边防军，他一人就指挥了近二十万，并且还坐上了全国军马总管的位置。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狼子野心，并劝皇帝趁早杀掉他。但因准裙带这种关系，安禄山仍被重用，最后以干儿子身份起身反叛干爹干妈，致使大唐帝国盛极而衰，并导致藩镇割据，危害中国近两百年。　　唐代宗皇后沈氏系唐德宗之母，在安史之乱时，沈氏被扣留，后来与代宗失散。代宗即位，立德宗为太子，下诏访求沈氏而未得。德宗即位对沈氏祖、父及其亲族皆有封赠，一日曾封沈家一百二十七人。这时德宗仍思念母亲，乃降旨令诸沈氏族人到各州县访求。　　有一位故中官高力士之女曾从沈氏，颇能言宫中之事，其年龄又与沈氏相似，沈氏当初喂德宗饭吃，削水果曾伤了左手指，这位高女因为切瓜也伤了手指，当时宫中已没有人能识别沈氏相貌，这位高女就冒充沈氏皇后，被迎入上阳宫。德宗大喜，群臣称贺。可是这位高女的兄弟却知道她并不是皇太后，怕因此招祸，就把实际情况说了出来。没想到德宗不怪罪，反说让高女权且替代之。他说“吾宁受百罔，冀得一真。”　　这一下，天下自称是太后的人就多了。然而真正核实起来，这些太后俱说不出宫中之事，她们全是假太后，没有一个真的。最后德宗也没找到自已的母亲。之所以有这真假国舅案，真假太后案，就是因为人们知道一旦沾上皇亲国戚的边，就会有大富贵。利令智昏，人心趋贪。只想冒名得富，不想伪诈被揭穿之后果，此种人心亦足可悲，可怜。　　可是此事历代不绝。明代孝宗生母纪氏，广西贺田人。纪氏因生孝宗遭万贵妃妒嫉而遇害。孝宗继位，思念母亲，便遣太监蔡用寻求太后家人，找到太后之父，之祖所谓纪贵、纪旺者，孝宗给他们封官，赐宅第、金帛、庄田，并大修太后先茔，还派了守坟户，一时纪贵、纪旺好不得势。然而这却是一桩假冒皇亲案。　　纪氏自幼进官，对亲族记忆不清，生前就没留下可靠的线索，当孝宗派人查访时，太监郭镛以为太监陆恺是纪氏之亲。因陆恺也是广西人被选入宫中者，而陆恺原姓李，而当时用广西地方话说李与纪读音几乎相同。陆恺看郭镛将他误认为纪氏之亲，就将错就错，妄称是纪氏之兄，叫人访其李氏亲族到京中认亲。　　于是，陆恺的姐夫韦父成就到京师来认了亲。他们所居住的乡里遂改名叫迎恩里。此事被贵、旺父子知道，他们说韦家冒姓李氏尊为国戚，我们真姓李，怎么不能认亲，于是就诈称为纪氏的祖父和父亲也到京师认亲。而所遇到的太监蔡用也是个糊涂虫，李贵、李旺一下子就成了纪贵、纪旺。纪贵、纪旺骤然富贵，官高势大，盖过了韦父成，韦父成很恼火，就到京城和李贵父子争辩到底谁是皇亲。　　孝宗知道这事，叫郭镛处理，郭镛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搞错，可是又没有凭证说蔡用搞来的皇亲是假的，就一概默认。让韦父成回乡，仍令李旺、李贵为官。孝宗后来派人为母亲上坟，使者到了广西，那些姓李的人纷纷讲述他们都是纪氏一家人。至此使者才知道韦父成、李贵、李旺都不姓纪，全是假冒。郭镛、李贵、李旺等俱遭到处罚。有假冒皇亲得富贵者，也还有真皇亲相认反遭鞭笞者。　　五代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出身寒微，她五六岁时遇到战乱，被后唐太祖携入宫中为太后待女，长大通音律，姿色美，为庄宗所幸，生子继岌，备受宠幸。一日一位姓刘的老翁到宫中见庄宗自述是刘氏的父亲。内臣刘建丰识得此翁。证明确是刘氏之父。可是刘氏当时正与后宫其他夫人争宠，各以门族出身相夸耀。刘氏以自己出身寒微为耻，就不认父亲。她对庄宗说，我离开家乡时，父亲已死于乱兵，还曾抚尸大哭过。既已没有父亲，又哪里来一个农村老头儿，敢冒充我的父亲。于是就叫人在宫门鞭打那个老头，并将老人赶出宫外。这看来是件怪事，实际当时刘氏皇后位置尚未站稳，若因出身低贱遭人议论就有可能当不了皇后，所以刘氏为自己前途计，不得不忍痛不认生父。刘父欲得富贵，惜乎操之过急了。　　世间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如果非正常的裙带、准裙带关系，久而久之成了正常的“官”际关系，而“官”际关系的亲疏又通过金钱关系来体现，路的终点就不只是陷阱了，简直就是地狱了。　　从宠臣到逆臣无缘无故，谁也不会随便认一个干儿子，何况是最高权力掌握者的皇帝。所以，皇帝所认的干儿子，肯定是他所信任而且器重的大臣，还要是一个懂得讨好皇帝的大臣。问题是，这个干儿子，讨好的是皇帝这个人，还是皇帝那个宝座？另外，孕育干儿子的温床在哪里？是皇帝的爱心，还是不随皇帝个人心情转移的局势？　　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藩镇，藩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　　唐玄宗时期，有一个十分工于心计而且行政能力超强的宰相李林甫。他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四个镇的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就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　　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　　唐玄宗本来最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就听信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中，唐玄宗特别看重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唐玄宗的干儿子，就这样登场了。　　安禄山是个胡人，家族是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他懂得很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最初做过翻译工作，后来在平卢军里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而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便下令把安禄山释放。　　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唐玄宗不听张九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唐玄宗赦免安禄山的理由也十分牵强——他觉得安禄山能干。实际上，皇帝要杀掉一个人，或者赦免一个人，只要一个随随便便的理由就已经足够了，或者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整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为他服务的，他给一个理由出来，已经很给大臣面子了。　　后来，张九龄因为屡次顶撞唐玄宗，又和另一位宰相李林甫政见不和而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　　当时的宰相李林甫虽然政治上比较有能力，但是对权力却有着十分强烈的占有欲，他恐怕儒学和文学出身的大臣出将入相，会动摇自己的权位。而少数民族将领目不识丁，虽然在边疆战事上功劳很大，但却因为文化水平问题而难以入相，为了专宠固位，他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蕃将雄武，多立战功，请求任用蕃将为边帅。　　当时，唐玄宗励精图治，正有吞并四夷的大志向，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可是，这个建议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安禄山。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的首领割了头，献给朝廷报功。天宝四年（７４５年），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以前，唐分别把公主嫁给奚与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自安禄山侵犯边境后，奚与契丹遂各杀公主叛唐。安禄山进击契丹回军后上奏，称梦见先朝名将李靖“向臣求食，乃于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以此取悦玄宗。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恩宠，让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觐见。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安禄山谎称前一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他焚香祝天说：“我如果是心术不正，侍奉皇上不够忠心，就愿意让这些害虫吃掉我的心，如果我没有辜负神祇的保佑，愿意让害虫散去。”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　　安禄山把这段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信以为真，认为他对自己忠诚无二，十分赏识安禄山的忠心。于是在第二年的三月，命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而前任范阳节度使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和。三人又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于是安禄山所得到的宠信已经无法动摇。在安禄山离开京城返回范阳的时候，玄宗还特命宰相以下的中央各级官员在鸿胪寺亭子为他饯行，给以特殊的礼遇。　　因为安禄山总是能够揣摩到唐玄宗的心意，又能不失时机地让唐玄宗开心，所以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　　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体重三百多斤，看上去好像一个大肉球。有这样的外形作掩护，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　　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你长了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的心。”　　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真对他一片忠心，心里更高兴了。可是，安禄山的这个回答，就算一般的人也会知道根本就是阿谀奉承的话，唐玄宗偏偏会相信。唐玄宗是中国古代比较开明而且比较有头脑的皇帝，却被安禄山的谎言蒙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为什么就会相信安禄山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安禄山之前，唐玄宗时代那位以“口蜜腹剑”著称的宰相李林甫，也是靠着同样的手段博得了唐玄宗的信任和器重，唐玄宗也是一样没有发觉。　　身处权力最高层的唐玄宗，因为自己本身比较有头脑，所以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认为别人不敢也不能欺骗自己，就这样，他的辨别力就慢慢退化，分不清哪些是真心话哪些是奉承拍马的言语了。可是，他还偏要觉得自己看人很正确，于是才有李林甫、安禄山这样的人相继出现。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唐玄宗对少数民族将领的看法。　　在他看来，少数民族将领的特点就是能够打仗但头脑简单，不大会说谎，不像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思想那么复杂，所以自然就放松了警惕，把安禄山的虚情假意当成了忠心耿耿。　　唐玄宗无比信任安禄山，后来还晋封安禄山为郡王，更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住的一样华丽的府第。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　　安禄山虽然善于拍马奉承，但是他比较惧怕宰相李林甫，因为李林甫本人就是一个欺上瞒下的高手，安禄山的伎俩在李林甫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何况李林甫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对安禄山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安禄山在李林甫面前一直都规规矩矩，不敢耍什么花样。　　不过，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接任了宰相。杨国忠本身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敏感性，而且他也是个奸佞小人，只以个人恩怨用人、办事。相对于李林甫来说，杨国忠简直就是一个菜鸟，根本无法和安禄山的心思相抗衡，这就给了安禄山钻营的机会。　　天宝六载（７４７年），安禄山入朝。在一次唐玄宗举办的宫廷内部晚宴中，大家正玩得尽兴，安禄山起身上奏玄宗说：“微臣是一个武将出身的外族人，是低贱的人，一直以来受到皇上的荣宠过甚，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让陛下重用的，愿以这条命来为陛下尽忠到死。”　　这番表忠心，换来的是唐玄宗无条件的信任。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的信任，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任了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８０００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他这样筹备，有人说，是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其实不然，作为一个武将出身的大臣，安禄山想着的就是增加实力，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大的政治资本，让别人不能动摇自己的地位。而且，安禄山担任的节度使，都是唐朝东部地区的，而西部地区的一些将领则与他格格不入，经常有矛盾，为了提防这些军将，安禄山也要扩充自己的实力用来自保。　　一次，玄宗与贵妃共坐，安禄山先拜贵妃，再拜玄宗，并说：“胡人拜见双亲的时候，是先母后父。”玄宗听后更为喜悦，因为杨贵妃是他最宠爱的妃子，安禄山对杨贵妃都那么恭恭敬敬，自然对他就更是忠心耿耿了。　　安禄山媚事杨贵妃，虽然比杨贵妃大１８岁，但还是母亲母亲地叫个不停，可是对太子却另眼相看。　　有一次，唐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安禄山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是胡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安禄山说：“臣十分愚钝，向来都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臣真是罪该万死。”左右令他下拜，他这才下拜。　　为什么安禄山对杨贵妃那么恭敬，把太子就不放在眼里了呢？这有个原因，因为太子本身就不是唐玄宗所喜欢的，所以对太子就不用像对杨贵妃那样处处需要恭敬。这些是安禄山经过调查之后确定了的。他的这一表现，自然也让唐玄宗十分满意，觉得安禄山是自己最信得过的大臣。　　尽管安禄山身体肥胖，但是却十分擅长舞蹈。有一次，他在玄宗面前跳起一种以转圈为特色的“胡旋舞”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这一技术，让喜欢文艺的唐玄宗十分欣赏，对安禄山的舞蹈才能赞不绝口。安禄山对唐玄宗处处迎合，也难怪唐玄宗的心会被他牢牢抓住而没有任何警惕了。　　安禄山所要的，不过是一生一世的荣华富贵，但是，宰相杨国忠却要和他争斗。杨国忠本来是个流氓，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就闹起矛盾来，争吵得互不相让，甚至闹到唐玄宗那里去。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会谋反，要求唐玄宗处理安禄山，但是唐玄宗正在宠信安禄山，哪里会相信。　　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互相看不起，矛盾越演越烈。安禄山发觉了杨国忠有杀自己而后快的心理，所以开始预防准备，打算提前一步除掉杨国忠。安禄山利用自己经常进出长安的机会，考察长安附近的军事状况。他见到内地兵力不足，长安防务松弛，比较放心，就在范阳招兵买马，赶造兵器，储积粮草，准备杨国忠一有行动，自己就先下手为强。　　日子一长，安禄山囤积粮草扩充兵力的行为慢慢为人所知，加上杨国忠不断地制造安禄山将要谋反的言论，这两者结合起来，好像是安禄山谋反的迹象渐渐暴露出来了。　　而安禄山仗着唐玄宗对自己的信任，也十分跋扈，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３２名汉将都撤换了，由他自己另外委派。这个行为让唐玄宗起了疑心，觉得安禄山要有什么行动。实际上，安禄山只是要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以便在和杨国忠对抗的时候不出任何差错。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安禄山怀疑是杨国忠要除掉自己，推托有病不去。唐玄宗开始对安禄山怀疑起来。但无论是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只是想着怎么能用非军事的办法来解决。　　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年）十月，杨国忠做了一件打草惊蛇的事情，想要在长安除掉安禄山，结果提前一步被安禄山获得了信息，于是安禄山连夜出逃，迅速返回了自己的根据地范阳。　　经过这件事，安禄山不但对杨国忠充满仇恨，对唐玄宗也失去了信心，觉得是唐玄宗默许杨国忠除掉自己。既然唐玄宗这个皇帝可以对自己绝情，安禄山也打算对唐玄宗不义，而且，他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人，自从得到唐玄宗的宠爱享有很大的权力之后，他就对更高的权力有渴望，这次自然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可以放开所有的君臣、父子的包袱，直接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经过一番准备，安禄山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叛军南下。１５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　　中原一带已经有一百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安禄山大军所到之处，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相信，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也慌了起来，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扬扬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不出十天，一定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送来。”　　唐玄宗听了这番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他哪里知道，没有多久，叛军就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情急之下，唐玄宗也只能带着大臣们仓皇出逃，奔四川避难去了。　　安禄山和唐玄宗之间，只是一种靠着互相利用和单方面信任建立的不稳定关系，虽然有一个父子的名义，但是却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所以，当杨国忠处处和安禄山作对的时候，安禄山觉得自己的地位不稳固，只能发动突然袭击，要把权力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场事件的导火线是杨国忠的浅薄和贪婪，但孕育了安禄山这个野心勃勃的干儿子的，却是唐玄宗的目光短浅。俗话说“养虎为患”，倒是可以对唐玄宗和安禄山的关系做一个注脚。第七讲 用人之策与政治斗争的“悲喜剧”　　用人之策历来为古今为政之人所重视，“夫尚贤，政之本也”。可以说，如何用人是政治斗争中成功与否的关键。显赫与悲凉，喜剧与悲剧，只不过是世间轮回生灭的一幕，逃不过的是命运天意的安排。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不管是仁义礼忠的儒家文化,还是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都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任官唯贤才”，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对人才的重视,对任才举贤的认识是那么的深刻,以至于每一个精辟的观点能够穿越几千年而依旧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黄金累千，岂如一贤之重唐太宗重视人才，但他并不滥用官吏，相反，他一直坚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用人方针。　　他认为用人得当是最关键的，就算是官员数量少，只要得人，照样可以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而如果任用无能之辈，人再多也只能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毫无效率。因此，他也实行过精兵简政的政策，曾经调整全国行政区划，以减少不必要的官员，并且削减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否定了吏部提出的内阁编制七千余人的奏议，命“精官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太宗还下令在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唐太宗注意让官吏各司其职，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他派御史“训察百官”，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员每日出勤要“点检”，就相当于今天的签到，一次点检不到的就要被笞刑十下。各级官员经办事项都有严格规定，皇帝的诏书一旦确定下来，必须当日颁行，不得“稽缓”，违者受罚。结果不但没有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唐太宗也注重官吏的年轻化建设，积极完善退休机制，鼓励年老体弱的官员退位让贤，给干练的年轻官吏锻炼的机会。地方行政机构也予以裁并，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同时，为了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自考察各个地方官的经历，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　　唐太宗特别善于听取大臣的劝谏。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　　唐太宗不仅善于纳谏，还主动引导大臣评论朝政，采取多种方式让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唐太宗也经常主动提出一些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或者组织大臣进行辩论，从而听取正确的意见。　　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还从制度入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一来，谏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内幕，政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出，三省长官也就不敢谎报政绩，而史官可以更好地记录皇帝和大臣的言行，撰写史书，起到监督作用。　　唐太宗用人注重德才兼备。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他曾经对魏徵说：“国君在选拔官吏上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到，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会勤勉工作；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也就会前来投机。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魏徵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考核官吏要以政绩来决定是否升迁罢免，要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并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唐太宗的看法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为了争夺天下，当然可以放手使用人才，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而当天下统一，国家太平的时候，在选用人上就要注重德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生产，安定百姓，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用人要才行兼备这一点上，唐太宗对许敬宗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就是唐太宗的府中幕僚，非常有文才，他曾在唐太宗的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他跟随唐太宗三十多年都没有获得重用，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后来许敬宗果然投向武则天，差点断送了大唐基业。　　唐太宗还十分注重按照功绩授予官爵。他大封功臣的时候，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与长孙无忌等五人列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封一千三百户。一些皇亲国戚，因为没有进入一等功臣之列，而口出怨言，以为房玄龄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其中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闹得最凶。对此，唐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并且指责李神通说：你虽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你虽是皇族贵戚，但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警告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屠杀有功将领，常对高祖心怀不满。但是你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现在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赏罚两种而已，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莫及。二人听罢，出了一身冷汗，当即表示悔过自新，争功风波也自然得到平息。唐太宗为了表示对人才的尊重和礼遇，他仿照汉光武帝画云台二十八将，命人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像。这些人出身很不一样，有铁匠出身的尉迟敬德，士卒出身的秦叔宝等，但都根据功劳进入了凌烟阁，体现了唐太宗对人才一视同仁的胸怀。　　唐太宗是我们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明君，他的用人自有一套。他在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就反复强调：“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并且认为“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彻底贯彻了这个理念，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　　女皇纳才非等闲人才是安邦治国之本，所以武则天称帝后，高度重视选拔人才，并且规定了很多选任的办法。如人可毛遂自荐，创立了“自举”制度。规定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吏和百姓都可以毛遂自荐，根据自己的才能要求升官或做某官；设立试官。下令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先让其试着担任一定的官职，然后根据表现提拔重用或罢免；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广泛搜罗人才，并且开创了殿试制度，亲自考核贡生，量才录取。为了防止舞弊，她发明了糊名制度，使评卷人看不到答题人的名字，这种制度我们今天依然沿用。另外，她还开设南选，专门给岭南等边远地方的人一个当官的机会。据有人统计，武则天的时候录取的进士人数是唐太宗时期的两倍以上。科举制度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选拔了很多有才能的人到各级衙门任职。　　武则天用人的第一个优点是能够不计门第，不避仇怨，甚至不分性别，经常破格使用人才。她手下有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是被武则天杀掉的大臣的女儿，但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文才很好，于是不怕报复，大胆地把她留在身边，颇为信任重用。凡是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的事情，很多都交给上官婉儿办理。还有，徐敬业叛乱的时候，骆宾王曾经写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笔锋犀利。武则天看了，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深为这样的人才不在自己的手下而惋惜。武则天当政时期，任用了很多有才能的人，比如郝处俊、杜景俭、徐有功、魏玄同、魏元忠、姚崇、裴行俭、娄师德、王孝杰、唐休景、狄仁傑、王及善、朱敬则等，这些人很多都出身低微，但依然受到重用。　　武则天用人的第二个优点是能够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唐太宗是武则天一直推崇的人，她少年时代是在太宗身边度过的，耳濡目染过太宗从谏如流的大度胸怀。武则天登基后也效法太宗，让群臣各抒己见，使群臣能畅所欲言，以集思广益。她还注意听取老百姓的呼声，在皇宫前面设立了东西南北四个箱子，分别接纳老百姓不同的意见，从而了解百姓的想法，更好地施政。武则天能够容忍破坏自己兴致的劝谏，颇有肚量。圣历二年冬天，一树梨花奇异地开放，武则天很高兴，认为是天降祥瑞，于是命人折了一枝询问大臣是什么奇瑞。大臣们也很配合，说是陛下恩及草木，所以梨树再次开花。大臣杜景俭却对这种鼓吹祥瑞的做法不满，他说现在已是冬天，而草木再次开花，显然违反了自然规律，臣担心是陛下布教施政有亏导致的，臣等身为宰相，也自然不可推卸责任，这是臣之罪过，说完了倒地请罪。武则天听了他的直谏很是感动，脱口说道：卿真宰相矣！　　武则天用人的第三个优点是能够爱护贤才。狄仁傑是武则天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她很尊重狄仁傑，称呼他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傑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不让他下拜，她说看见你下拜，我的腰也感到痛。一次，狄仁傑陪着武则天游玩，他的坐骑受惊狂奔，武则天马上叫太子跑上前去，抓住狄仁傑的马缰绳，让狄仁傑能平安下马。最典型的一次是在长寿元年，狄仁傑、任知古等人被酷吏陷害，进了大牢。狄仁傑被迫承认了自己谋反，但是事后他找了个机会，将自己的冤状写在一块布上，放在丝棉袄中，借天气转热请狱官转交家人，狄仁傑的儿子由此拿到这块布，于是上告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责问经办此事的来俊臣，来俊臣说假如没有事实，狄仁傑怎么会承认谋反。武则天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查询，但来人不敢说真话，应付了事。来俊臣又假造了一张狄仁傑的“请死表”，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还是不信，亲自召见了狄仁傑，问他为什么承认谋反。狄仁傑说了屈打成招的事情，武则天又问“请死表”的事，狄仁傑说没有这回事，武则天就将他放了。后来狄仁傑死的时候，武则天感叹道“朝堂空了”。每逢朝廷遇大事不决的时候，武则天便慨叹国老何以死得这么早。　　在我国古代，武则天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史书上对于女主当政向来多有微词，何况她还做了皇帝，所以《旧唐书》中对她可以说是极尽诋毁之能事，说了很多很过分的话，但是有一点他们不能否认，那就是武则天的用人，连这些封建保守的史家也不得不赞叹，可见女皇帝的用人水准确实不虚。《旧唐书》中对武则天的用人也不得不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武则天用人也有缺点。她是个女子，当上皇帝之后，肯定有很多人反对，于是武则天就用驯马的方法控制群臣，维护自己的统治。　　武则天不仅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榷。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太监军师——高力士决定历史的因素很多，研究历史的角度也很多，任何单一的框架都可能会有失客观。正如高力士，许多人只认为他是奸臣，其实历史上的高力士，却是一位有权有势并且也做过一些好事的人。　　审时度势，立功得宠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家道逐渐中落。嗣圣元年（684年），冯家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论辈分，他是冯盎的曾孙，母亲麦氏是隋将麦铁杖的曾孙女。不久，冯家族因罪被抄家，麦氏的丈夫被杀，儿子被送到岭南讨击使李千里那里。过了几年，李千里见冯氏之子聪明伶俐，身体强壮，便把他同另一个男孩一起净了身，分别取名力士和金刚，然后送入皇宫当宦官。　　这时的武则天已经66岁了。从她自高宗时实际操纵政柄以来，已有四十余年。在这些年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百般操劳，兼之繁琐的庶政缠身，使她耗尽了精力。政务之余，希望有人能够给她解闷，以解脱烦忧。力士入宫后，很快以其行事聪慧、口齿伶俐博得武则天的喜欢，让他留在身边，侍奉左右。　　本来这是力士逐步升迁的良好开端，不料因受别人牵连，力士惹恼了女皇则天，一怒之下，被鞭挞后逐出宫城。这时，老宦官高延福收养了他，作为螟蛉之子，从此，力士改姓高。高延福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交情颇厚，常相来往，力士遂得以经常出入武三思家，并得到武三思的好感。当时，武三思凭裙带关系，在朝廷上权势熏天，高力士见有利可图，便竭力投靠。转眼又过了一年多，通过武三思的说项，武则天把高力士重召回皇宫，隶属司宫台。唐代的内侍省，设内侍4人，内常侍6人，负责宫内事务。高宗时内侍省改名为内侍监，武则天时改名为司宫台。　　经过这一番挫折，高力士体会到宫廷生活的险恶。此后，他待人处事更加谨严、慎密，遇事三思而后行，果然再没有出什么纰漏，重新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几年过去了，高力士在宫中也逐渐长大成人，体健貌伟，身高六尺五寸，说话办事善解人意，又熟悉宫中所有的规矩礼仪，被提拔为宫闱丞，掌管宫内的法纪制度，出入管钥。　　高力士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他时刻观察着政局的变化，决定自己的每步行动。此时步入晚年的武则天宠幸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张狐假虎威，横行不法，激起了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众大臣的不满，使武则天本来就不牢固的政治根基更加动摇。高力士隐约感到女皇武则天的政权倾倒在即，于是悄悄地、不露声色地开始寻找新的靠山。　　曾立而即废的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李隆基，才智过人，仪表非凡，显露出一个英明帝王的出众才华和气度。武则天对这个孙子也是青睐有加。垂拱三年（687年）他被封楚王，长寿二年（693年）改封临淄郡王，历官右卫郎将、尚辇奉御。高力士看出李隆基将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于是全力奉承，倾心附攀。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住在洛阳迎仙宫长生院。后竟卧床不起，不再接见朝臣，连几个宰相也有一个多月未跟女皇见面了，所有奏章统由其面首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处理。女皇下什么敕书诏令，则由婕妤上官婉儿代笔。这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当初上官仪替高宗起草废武后的诏书，做了高宗的替罪羊，他被害后，其女眷没入宫为奴。那时婉儿还是一个年幼的女童。她天分好，又用功学习，14岁就会作诗。武则天就封她为女官，让她代笔草拟敕诏。上官婉儿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少不了乘机弄权。这样一来，朝政越发不成样子。大臣们人心惶惶，无所适从。　　在这种形势下，宰相张柬之跟司刑少卿桓彦范、尚书右丞敬晖和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商量，说服了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和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武卫将军薛思行等，发动了宫廷政变，诛杀了二张兄弟，逼迫重病在床的82岁的女皇武则天退位，迎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大唐国号。时年50岁的中宗复位后，册立韦妃为皇后。韦皇后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她要仿效武则天做女皇，因此千方百计扩大韦氏家族的势力。同时，她和武三思勾搭成奸，又收罗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以韦后为首的韦、武集团，猖獗一时，诬谄、迫害张東之等有功之臣。他们大肆挥霍民财，兼之各地水旱成灾，边患频频，闹得民不聊生，流离失所。　　景龙四年（710年）元月，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在中宗喜爱吃的馅饼中放入毒药，毒死了中宗。16岁的太子李重茂登基，史称殇帝，韦氏临朝称制。这时的李隆基官居卫尉少卿兼潞州别驾，他对韦氏专制极为不满，遂同姑母太平公主等人密谋策划，策动禁军攻入宫城，杀韦后及其同党，迫使登基不足一个月的殇帝让位，扶李隆基的父亲李旦登上皇上宝座，是为唐睿宗。李隆基因除韦有功，被立为皇太子。此时唐王室内部纷争不已，身居宫中的高力士，耳闻目睹朝廷发生的一切，认为在这动乱之秋，要生存下去，必须寻找最有势力、最有前途的靠山，工于心计的高力士最终选择了李隆基。早在李隆基以临淄王出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时，高力士便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李隆基立为太子后，立即把高力士提拔到自己身边，高力士也更加死心塌地为李隆基效劳。　　在平定太平公主内乱的斗争中，高力士参与了谋划，论功授爵，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员。开元初，又加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以后，高力士备受玄宗的宠幸，官职不断迁升，天宝初期，晋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晋封渤海郡公；天宝七年，加封骠骑大将军。高力士的地位到了最高点。　　唐代初期，唐太宗李世民曾定下制度，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着黄色服，由官府给以粮食，所干之事仅看守门庭、传递诏命而已。中宗时，宦官受宠，官秩七品以上者有千余人，但能够穿红官服的还很少。唐制规定，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绿，五品服浅绿。唐玄宗因高力士平息太平公主叛乱有功，破格授予三品官阶。此例一开就无法抑束，三品官阶授予宦官，逐渐成为常事。以至于到了后来，宫中三千多个宦官中，拥有三品将军称号者极多，能够穿戴紫色和红色官服的竟达千余人。宦官的得势也从此时开始。可以说，唐中后期宦官得以猖獗甚至把持朝纲，同他们受到皇帝太多的信任、拥有太高的官职有很大的关系。　　君主的拐杖初登帝位的李隆基，对他的曾祖父唐太宗十分崇拜，一心想重开贞观之政，显露出一个英明果断的封建帝王的过人见识和气魄。他日理万机，投身于国家的整治之中。他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官吏，授以高位，协助自己管理各方事务。同时，又广开言路，招贤纳士，并倡导节俭。重视发展生产，在行政、财政、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随着这些措施的执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盛的局面，使有唐开国近百年来勃兴而中途停顿的经济，重新获得生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史称“开元之治”。　　高力士作为玄宗最为亲信的宦官，日夜生活在玄宗身边，悉心照顾他的起居，为他消愁解闷。为了更好地照料玄宗，高力士在玄宗的寝殿旁的帷幕后置一小床，平时就睡在这里，随时准备听玄宗的差遣，玄宗曾感叹地说：“力士当上，我寝乃安。”对这位皇帝面前的大红人，皇子、公主们都非常尊敬。唐肃宗李亨为皇太子时，称力士为二兄，其余皇子和公主们称他为阿翁，驸马辈则称其为阿爷。玄宗也不直呼高力士的名子，而呼其为将军，由此，不难看出玄宗对力士的信任程度和两人之间亲密的关系。　　在玄宗平难中，与高力士共同捕获太平公主的王毛仲也因功升为辅国大将军，晋封霍国公，甚得玄宗宠信，一时不见王毛仲，玄宗便有怅然若失之感，见到后心里才感到踏实。但王毛仲恃功自傲，看不起其他朝臣，也看不起高力士，二人矛盾渐渐发展起来。有一次，王毛仲妻子生子，玄宗派高力士送去一些礼物，并授与刚刚出生的孺子为五品官。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高力士说：“王毛仲一定很高兴吧？”高力士认为这是打击王毛仲的极好机会，灵机一动，便对玄宗说：“王毛仲对陛下的礼品熟视无睹，听到陛下封其子为五品官，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儿子做个三品官也满够资格的。’”玄宗听后十分生气，脸色铁青，沉默无言，从此对王毛仲渐渐疏远，对高力士日渐宠信。高力士看出玄宗对王毛仲不满的情绪，便火上加油对玄宗说：“北门那些奴宫，都是王毛仲委任的，他们结党营私，如果不及早除掉，必为后患。”不久，玄宗借故将王毛仲贬官处死，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罢免官职，贬到荒凉的地方，受牵连者有数十人之多。　　王毛仲失宠后，高力士更被玄宗宠信，高力士不仅是玄宗生活上的好侍从，而且常常在政治上帮助玄宗出谋划策，审阅奏章、报告，玄宗对高力士的话也言听计从。开元十年（722年），朔方大使王睃诛杀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首领，引起当地九姓少数民族的骚乱。唐中央政府派老臣张说持节前往，召见当地酋豪，好言慰安。副使李宪认为少数民族不可轻信，应小心谨慎，以防不测。张说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我的血不是野马血，不怕他们吃喝。作为国家的官员应当见危难挺身而出，如今国家有难，正是我为国家效死的时候。”　　由于张说的周旋，朔方九姓渐渐安定下来。从而稳定了政局。但是，张说的政敌宇文融、李林甫等却联合参劾张说：“张说招引术士僧侣，刺探国家机密，又暗中与朔方九姓勾结，图谋不轨。”其奏章煞有介事，危言耸听。玄宗见奏大怒，便派高力士前去查实情，以便处理。高力士回来后汇报玄宗说：“张说蓬头垢面，睡在破席上，用瓦器盛着粗饭淡茶，惶惶终日，正在悔过，等待惩罚!哪有一点造反的迹象？”玄宗听后怒气才稍稍消去，高力士又乘机进言说：“张说一向忠于国家，在平定太平公主叛乱时又立有功劳，望陛下三思”。玄宗见高力士袒护张说，便从宽处理了张说。　　玄宗对高力士的意见十分重视。睿宗时中书令肖至忠，容止闲敏，言吐高雅，不喜宾客，简俭自高。玄宗时，他因参与太平公主的叛乱而被诛，但玄宗很欣赏他的举止相貌。开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为邠王求才，太常卿姜皎向玄宗推荐相州人源乾曜。玄宗召见源乾曜，见其神气爽澈，应答有序，谈吐不凡，一举一动很像肖至忠，便提拔他为少府少监，兼邠王府长史，不久，又升迁为尚书左丞，提拔之快为他人所不及。玄宗曾对身边的高力士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源乾曜提拔得这么快吗？是因为他的相貌谈吐很像过去的肖至忠。”高力士听后深沉地对玄宗说：“肖至忠不是参与了太平公主的叛乱，背叛陛下了吗？”高力士的话显然对玄宗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对源乾曜的提升就不是那么快了。　　一天，玄宗又不想吃饭，高力士关切地问道：“圣上不肯进膳，是不是因为饭菜做得不合您的口味呀？”玄宗没有回答，却反问道：“你是我的老臣了，你可能猜到我是为了什么原因才这样的？”高力士立即答道：“大概是因为储位尚未定夺的缘故吧？照我看，按长幼秩序来定，谁敢来争？”一句话点醒了玄宗。他下定决心，将李亨立为皇太子。由于高力士的直言，唐王室避免了一场今后可能出现的名位流血之争。　　天宝中期，戍边将领争着把立功捷报送递京师，玄宗对高力士说：“我年纪大了，朝廷的琐务交由宰相去处理；守卫边疆，防止番夷的反叛，有众多的将官，我不是就有许多空暇了吗？”面对盲目乐观的玄宗，高力士冷静地答道：“我刚到阁门，听见奏事的说我们的军队在云南打了几次败仗。另外，北方的兵卒凶悍强大。对于这些边事，陛下有什么良策可以制服他们吗？我真怕生出祸端无法阻止。”高力士是在向玄宗暗示安禄山有反叛的可能。玄宗道：“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将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然而，此时已日益昏庸、纵情于声色的李隆基没有听进高力士的忠告，更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所以当安禄山起兵反叛时，只能仓皇西逃了。　　天宝十三年（754年）秋，大雨成灾。此时的玄宗在内宫以高力士为亲信，而在朝班中则对宰相杨国忠信赖非常。杨国忠是靠了此时被玄宗宠幸无比的贵妃杨玉环才登上宰相高位的，他凭借一张三寸不烂之舌骗取了玄宗信任。这次他又故伎重演，找到一穗饱满的稻谷让玄宗看，并且胡说：“雨下得虽然很大，但决不会影响收成。”此时杨国忠权势炙手可热，无人敢站出来说真话。玄宗退朝回宫后，见左右无人，便问高力士：“这样的气侯一定会造成灾害，你不妨据实告诉我真实情况。”高力士叹了口气，说道：“自从陛下把朝政大权交给杨宰相后，法令不行，闹得天灾人祸不断，天下怎么还能太平呢？所以我也只好不再多说什么了。”玄宗听后默然无语。　　宗派斗争博弈的理论有时十分抽象，诸如“蜈蚣博弈”，有时又具体得似生活中常见的游戏，最明显的就是“斗鸡博弈”。斗鸡博弈是双方都处于一个“势”之下，这个“势”就是互不相让，剑拔弩张的局势。而且，在这种博弈中，双方势均力敌，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这就好像两个武林高手比拼内功一样，难分高下，而且谁都不能先停止攻击，否则就要被对方一举击溃。如果要找一个形象的举证，唐末的牛李党争便再恰当不过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说的正是人和人之间因某种关系而结成集团的原则。一个人无论声名再显赫，家族再庞大，如果不存在于一个政治集团之中，要有所作为也是很难。而一旦置身于某个集团，在为自己打算的同时，也要为集团日后的生存和发展考虑。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往往依赖于对某个政治机会的把握，具体而言，就是在处理某个重大政治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　　东汉王朝建立后，对于宦官与外戚，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于宦官，废罢中书宦官；于外戚，则令“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这些措施的实行，为稳固东汉王朝的政治起了重大作用。东汉宦官集团的崛起是从汉和帝时开始的。　　此后的东汉王朝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位的帝王年幼，女主临朝。女主垂帘，自然多引用其兄弟之属；而当帝王年长之后，为夺权于女主，则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信得过的宦官。《后汉书·宦者传序》云：“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看来，女主临朝，也多依“刑人（即宦官）”来传播国命。　　其实，女主临朝更多的是依赖她的父兄执政，这无疑会令女主更加安心，故以女主为核心的外戚集团得以形成。因此，需要宦官的不是女主，倒是年幼的帝王。　　幼主生于深宫，长于深宫，因此，幼帝欲亲政，不得不依靠伴随自己长大的宦官。随后，以帝王为中心的宦官集团就开始了与外戚集团争夺朝政大权的抗争。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之争，便成为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而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起伏消长，也成为东汉中后期最显著的政治特征。除了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之外，东汉还有一个以朝廷大臣为主所组成的士人官僚集团，史称“钩党”。其目标即为反抗和抵制宦官擅政与外戚专权。当然，这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士大夫或投靠宦官集团，或依赖外戚集团，如此现象当时并不罕见。　　以李膺为核心的“钩党”，其目标主要指向东汉的宦官集团。东汉的士人官僚集团虽然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擅政的宦官集团，但其力量终不能与宦官为敌，故而终致“党锢之祸”。桓帝时，李膺等二百余名钩党人员先后下狱，后“皆赦归故里，禁锢终身”。东汉王朝便在宦官与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不断冲突中走向灭亡。　　而唐代牛李党争导致的政局混乱和两党的最后两败俱伤，就是一种失败的斗鸡博弈。　　唐宪宗元和二年（８０7年）李吉甫为相，主张以武力制裁藩镇。次年，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指出李吉甫此举误国。应该指出的是，牛僧孺等人虽然都是读书人，但是对国家大事和政治形势的判断却一向都不那么准确。但是，读书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评论，而且喜欢妄加评论。一旦他们认准了一个道理，就非要把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都推倒，否则就觉得自己不受重视，被委屈了。　　李吉甫是一个吏治出身，很有才干的官员，他对政治情况的熟悉程度远远高过那些儒生。但是，考生们居然在考试之中对他横加指责，而且是人身攻击。李吉甫知情后向皇帝哭诉，其子李德裕对牛僧孺等也颇为不满，牛、李开始结怨。　　后来，牛僧孺和李宗闵结成一党，而李德裕和李绅、元稹等结党，在朝中都形成了很大的势力。牛党主要领导人有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等。李党主要领导人有李德裕、裴度、郑覃、李绅等。李党人以出身大家族的官僚为主，牛党人则多为进士出身。当时两党所争的只是宰相之位和在朝中的发言权，并没有其他过激的行为。　　唐代的党争（此指唐中叶以后的牛李党争）没有受到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直接干预，然牛李两党之交攻，也曾借助于宦官势力。如大和三年，“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阻，复出镇。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是德裕之党皆逐之。”因此，它更多的是士人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斗。其实，牛李党争是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论争。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是以科举取士还是以门荫取士。以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中人出身寒微，而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中人则多通过门荫跨入仕途，如李德裕“不喜科试”而凭门荫入仕。　　穆宗时期，有一次科举考试时，主考为牛党中人，考试后有考生对结果不满，穆宗决定复试，结果李党中人充任考官，将考试结果完全改变，皇帝因此处置了牛党的一些官员，引发了两党矛盾的公开化。　　平心而论，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功立业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牛党假公济私，李党也以牙还牙。　　李党为主张强化中央的权力，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以求实现重振大唐权威的理想。牛党为实现他们把持政权的追求，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这种旨趣上的背离，加上他们之间的私怨，使两党处于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　　按说，他们作为国家大臣，不应该以国家大事为儿戏，在重要问题出现时应该以大局为重。其实不然，两党往往是抓住重大问题攻击对方的政治主张祸国殃民，将国家和人民丢开而在萧墙之内大动干戈。　　穆宗时，因为宦官之间的内部斗争，使牛党得势。李逢吉就请穆宗引牛僧孺为相，合谋倾轧，将李德裕贬为浙西观察使。一时牛党把持朝廷，李党多被排斥于外。翰林学士李绅被排挤，出任江西观察使。裴度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穆宗死后，太子湛即位，是为敬宗。敬宗即位后，觉得李党成员比较有政治才干，便着意扶持李党，下诏封裴度为宰相，牛僧孺因为做宰相而无政绩，被贬为武昌节度使，李逢吉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敬宗在位仅二年，就为宦官所杀。文宗即位。文宗恭勤宽俭，却优柔寡断，遇事不能决断。李德裕在浙西政绩过人，文宗将他升为兵部侍郎。李宗闵得宦官之助做了宰相，又把李德裕贬出，推荐牛僧孺为相，二人合作，将李党人员全部逐出朝廷。　　李德裕到成都后治理有方，南诏、吐蕃都向他表示臣服。文宗让百官集议，大家多认为李德裕有功。在这样的关头，牛僧孺反倒表示唐与吐蕃正在和好，李德裕的做法可能会激起吐蕃的不满。文宗竟然听信了牛僧孺的话，后来又后悔了。把牛僧孺贬为淮南节度使，任李德裕为宰相。李宗闵也被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党复转优势。　　在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牛党居然还要借机攻击李党的作为，这种政治行为过于龌龊，虽然表面上是可以维护党派的利益，但是只要皇上有所察觉，就会给党派带来灭顶之灾。这样的时候，正是党派的收关时节，只要稍微在党派私利上退让一些，不但可以赢得皇帝的青睐，而且还有机会化解两党以前的冤仇，可是牛僧孺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才会导致牛党的集体被贬。文宗后来就是明白了事情的重要性，才迁怒于牛党中人，把他们贬向外地，这只不过是轻微的惩罚而已。　　但牛党对李党之攻击并未停止，杨嗣复、李旺相继为相，牛党又转盛。文宗时常感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文宗死后，武宗即位。武宗因为他继承皇位曾经被牛党阻挠，再次任李德裕为相。不久，又以李党的李绅为相，牛党的李宗闵、牛僧孺或贬或废，李党全胜。李德裕便追论牛党与昭义交通养蓠成疸之罪，终于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　　宣宗时，牛党白敏中抓住机会，排挤李德裕，将他一贬再贬。而此时牛党领袖牛僧孺也已经死去，牛李两党都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牛党、李党终至两败俱伤。　　李党重门第与牛党重科举之争，实质上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在中晚唐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交锋。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且丝毫不可动摇。入唐，门阀士族虽日渐衰落，在唐初依然有相当的力量。唐太宗的《氏族志》，武则天的《姓氏志》，即为抬高庶族地主地位和贬低士族地主威望而作。　　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自唐宪宗以后，经过前后四十余年的角逐，终于以代表门荫势力的李德裕失败而告终。李德裕贬死崖州，即标志自东汉以来的门第势力已基本上退出历史的大舞台。之后，门第势力之余绪在唐昭宗朝又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牛李两党开始结怨起，前后历经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危急的关头，他们不但不化解宿怨齐心合力共同出力，反而互相攻击忙于内耗，使唐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自己也在无休无止的争斗中同归于尽，为后人所耻笑。第八讲 大唐英雄时代　　“大江东去，浪淘尽”，刷不掉的是英雄的故事和英雄的叱咤风云。韶华消逝，灯暗星淡，掩不住的是英雄的忠诚肝胆。在英雄辈出的大唐时代，多少豪杰，多少志士，不仅是那个世纪的“明星”，还如酒，愈久愈香，令后人回味无穷。　　瓦岗寨的英雄战争与英雄是一对孪生兄妹，战争造就了英雄，英雄在战争中诞生。但为什么无数英雄好汉秉执他们高尚的道德理想，而走向人生的悲剧结局？让人扼腕，使人慨叹。为什么愈是道德操守高尚的英雄，愈没有好结局？这究竟是英雄个人的悲剧，还是道德理想的悲剧？　　鹿死谁手有一种说法是唐朝并非是从隋炀帝手中夺得天下，而是在平定群贼之后才定于一尊的。李唐确实没有和隋炀帝正式交手，主要是隋炀帝在江都根本就不想回来，倒省了攻打长安的李渊父子的不少麻烦。不过，李渊在一年之内由太原到长安称帝，除了他的两个儿子、众将士以及像李三娘这样的巾帼英雄之外，还有一个功臣是李渊未曾赏过的，即李密。　　李密参加了杨玄感的起义，失败后辗转去过几个地方，最后在瓦岗落脚。李密在瓦岗军中表现出了他的志向及才能——志向上，自称盗贼的翟让不如他的平天下之志；才能上，瓦岗当时更擅长打劫，原因嘛，主要是有能力不知该怎么使，因此李密的加入，确实使瓦岗的层次及目标提高了一个台阶。但在评书中，李密的到来似乎有股不祥之气，却把瓦岗的黄金时代交给了一个混世魔王——只可惜，那个草包的程咬金现实中根本没做过瓦岗的头领，而且根本不草包。　　当时真正的头领翟让认为李密比他强，因此极有尧舜风度地将头把交椅让了出来。只是李密果于杀伐的一面他却不知道。自从让位后，翟让基本上干的就是诱敌这样的事情了，有人为他打抱不平，这些话就传到了李密耳中，慢慢地，李密相信了，决定有所行动。李密采取的手段是非常常见的设宴，但翟让根本不疑心会出事，结果就被杀掉了。李密这样做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为后面的树倒猢狲散埋下了伏笔。笔者怀疑之所以后人对李密印象不好，把他说成一个无义之人也是由此而来。不过李密也不算冤枉，他的所为的确不义，正是所谓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　　当时瓦岗盛极一时，而李密离天子之位也仅一步之遥，但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王世充来，把李密打了个大败。其实这么说也不全对，半路里杀出来的本来是宇文化及，是他非要和李密争洛阳，于是洛阳城内越王杨侗采用了元文都的建议招安李密，共同对付宇文化及。可是王世充却反对，毕竟洛阳方面在和李密的战斗中死了不少人，联合李密又得不到士兵的认可，其结果可想而知。　　经过一场内变，王世充掌握了洛阳的大权，与李密又成为敌人，那么李密只好又包围洛阳城。可是没想到屡战屡败的王世充最后竟然打败了李密。北邙之败还引发了很多旧瓦岗的将士改投王世充，于是呼喇喇大厦将倾，眼看大势已去，李密拔剑欲自刎，就在眼前的王伯当自然不能不管。走投无路之下，一行人一起跟着李密投奔了唐朝。　　李密投唐大概是因为上面提到的他的那个功劳。什么功劳呢？李密之所以大败，是因为他不该啃洛阳这块硬骨头，而把肥肉拱手送给李渊。此事说来话长，李渊将出兵时，李密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虽以兄相称，但语气却很是有些傲慢，甚至是有些以盟主自居了。但李渊对这个倒不在乎，他是官场上的老手，这种事经历得多了。眼下最实际的是能够夺得长安，至于他李密，如果能为我挡住洛阳，就算万事大吉了……因此李渊的回信甚是恭敬，大弟大弟地这么称呼。没想到，几句牙疼咒一般的奉承话，竟把李密捧得飘飘然起来，使得本来就想攻打洛阳而且也有些不得不打洛阳的他，真的乖乖打洛阳去也。等他清醒之时，李渊已坐在长安的皇椅上了。可以说李渊这一次把李密耍得够戗。　　李密或许真的把李渊的“大弟”信以为真了，要么就是嫌被李渊耍得不够，在绝境中放下“盟主”身份去投奔李渊，以为能够捞个什么王当一当。不过，李渊“弟”的称呼虽没变，但他给这个“弟”的官爵却是与这个称呼十分不匹配的，只是光禄卿而已，其实就是管皇宫中膳食的官。而且除了李渊，其他大臣对李密及其部下非常倨傲，甚至还有索贿的，他们这样做，说是李渊的纵容一点也不为过。另外，李渊又以李世民打败薛仁杲为由要李密去迎接他，其实就是让李密看看唐兵的威武士气，在心理上给予震撼。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一个阴谋服务的，那就是想有意逼反李密。李密果然被激怒了，可惜后人不批评李渊的阴险，反为他封李密为光禄卿开脱，说什么怕人心不服等等，又怪罪李密杀妻无义，是个反复的小人。其实李密不走也不行，不走的话早晚也会被李渊以别的方式干掉。只是李密的“背叛”，让李渊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杀他，就是瓦岗旧将也说不出来什么。最后，李密死在了唐将盛彦师的手中，时年三十七岁。　　有人曾说过，如果手中掌握着瓦岗军的李密与李世民所部交战，那一定会很好看。也许吧，只可惜这场假设的大战是永远无法上演的。　　后院失火李唐王朝好容易在关中站稳了脚跟，却没想到后院失火，当初自己发迹的地方如今却被别人占领了。抢了李氏后院的人，便是刘武周。　　刘武周，传说他的母亲怀他时梦见了一只雄鸡入怀。古时有很多这种传说，大凡兴过一点儿浪的人都有个不平常的来历，不过一般要么是日月入怀，要么就是龙或者鱼之类的。在禽鸟类中，最典型的是后世的岳飞，他出生时是真的有一只大鸟飞到了屋顶上，他的名“飞”、字“鹏举”，就是由此而来，只不过他的父亲有没有认准那鸟就是他想象中的鹏，则是另一回事了。鹏是很威风的，可是鸡就不然了，即使是雄鸡也一样。刘武周怎么会选这样一只动物，真是匪夷所思。　　大业十三年（615年），刘武周在马邑杀了王仁恭，自称太守，然后投靠了突厥，封为定杨可汗——幸亏刘武周没有建立什么朝代，不然他比后晋的石敬瑭唯一好的地方就是，他还没有自称“儿皇帝”。不过，投靠突厥在当时好像是比较流行的，即使是李唐此时也是有求于突厥，说几句臣服的话对李渊来讲也不过是发个牙疼咒，但他并未接受突厥的封号，这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主张入侵太原的，是宋金刚。宋金刚可谓大将，善用兵，他被窦建德打败后投奔刘武周，刘武周很高兴，封他为宋王，委以军事重任，并且家产也分了他一半，还把妹妹嫁给了他。这种信任程度可以说相当深了，仅次于翟让的让位给李密。　　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刘武周进军黄蛇岭，唐齐王李元吉派张达率军驱逐，结果全军覆没。于是刘武周攻占石州、平遥、介州之后，可以说已经包围了太原。于是李渊派出姜宝谊、李仲文迎战，又是大败。然后，李渊任命亲信裴寂为主帅，不想被宋金刚切断了水源，导致再一次的大败。眼看太原就要守不住了，李元吉非常有英雄气概地对司马刘德威说：“你用弱兵守城，我带着强兵出战。”然后连夜带着家人逃到了长安，把李渊气得直想杀人。这种情况下，李唐的王牌部队终于登场了。　　在十一月的寒风中，李世民率部踏着冰渡过了黄河，屯兵柏壁。然后又是相持。百姓听说是秦王李世民到了，于是莫不归附——这个，嘿嘿，说实在的，当时李世民除了很能打以外并没有什么政绩，百姓为什么要归附他呢？不管是真的归附也好，是四处抓人也好，反正来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便“渐收其粮食”。有点“抢”的意思，但却是非常客气地抢，因此史家此处用了一个很能体现这种客气的动词“收”。不管怎样，反正唐这边的粮食问题是解决了，李世民又用后发制人的方法，开始消耗刘武周的粮食。粮食总有耗尽的一天，没吃的了就只好逃，敌人逃了就只有追。于是，宋金刚一路逃了下去，而李世民则是追了一路。双方都是强行军的速度，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不光如此，双方还要交战数十回合。这样一来，吃饭的时间是没有了，即使想吃，粮草也追运不上来，所以谁都没法吃，即使是李世民，也是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在雀鼠谷唐军抓到了一只堪称世界上最悲惨的羊，把它分吃了——其实也就是喝羊汤，从后来大家在介休城里一起狼吞虎咽的情况来看，好像不存在谁独吞了羊肉的情况。宋金刚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惨，他们在士气上又输了一筹，不过这也许有助于逃跑速度的加快……最后，果然刘武周和宋金刚逃跑得更快些，没有让李世民抓到。他们逃到了突厥，可是最后又都为突厥所杀，客死他乡。　　刘武周一灭，唐的王业之基也夺了回来，然而李唐王朝并不甘心就此作罢。他们想当的，不是偏安一隅的唐王，而是真正一统天下的大唐皇帝。　　龙虎斗打完刘武周没多久，李世民再次披挂，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奔赴战场。这一次唐军兵锋直指洛阳的王世充。可以说，攻打洛阳和虎牢关之战，才是唐初具有定天下意义的大战。　　王世充说来有点“传奇人物”的色彩，他的母亲带着他改嫁，所以他改姓了王。他对隋炀帝阿谀奉承，讨得了隋炀帝的欢心，后来炀帝让他去解洛阳之围，可见不是一般的信任。瓦岗之围使洛阳城里极其困难，即使王世充到了，也是三连败，情况糟糕得很。眼看就要不行了，但王世充祭起鬼神当法宝，安排了一个巫师来表演托梦，梦到了周公旦对他说会保佑王世充取胜。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光愚昧，而且可笑得紧，不想这招当时还真起了作用，他的部下多信鬼神，当时一看有周公相助，于是纷纷请战。就这样王世充率精兵两万、精骑两千出击，竟然获得了胜利，一下子摧垮了做着盟主大梦的李密。　　对付完李密，洛阳一下子轻松了好多。本来已经揽得大权的王世充自封为太尉、尚书令，又要加九锡，杨侗本不想同意，不过被派去的段达却说了一句大实话：“太尉欲之。”王世充就想这么干，谁也阻止不了。杨侗熟视良久，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最后只能没好气地说：“随便你。”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兆，果然在李渊登基后的第二年，洛阳城内也上演了一出禅让的大戏。不过越王侗可不像代王侑那么好摆布，而且洛阳城中杨隋的势力相对于长安来说还是不小的，王世充也着实费了很大力气。篡位的程序都差不多，制造神话自是必不可少的，哪个皇帝登基都要弄出几个这种故事来，李渊不也是弄了个老子显圣吗？然后是推辞三次，最后逼不得已无可奈何，王世充只得答应了皇泰主的让位请求。可是，登基你就老老实实地当皇帝呗，王世充偏许了个可笑的牙疼咒，说以后等皇泰主长大一点儿就把皇位还给他。不久，王世充就把杨侗杀了，杨侗临死之前，祈祷以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里。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当上皇帝的王世充还是摆出了一副勤政爱民的样子，只是坚持的时间实在太短，还在他没杀杨侗的时候，就已经懒得再演戏了。此外，王世充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话虽多但却往往不得要领，常把大臣们听得晕头转向。结果有人当面把这点提出来，王世充默然良久，倒是没有怪罪他，但却始终也改不了。就是这个缺点，在程知节的口中，评价则是“老巫妪”，就是老巫婆了。在王世充还没当皇帝的时候，一次，两军阵前，程知节拉着秦琼当众投降王的敌军（就是唐军了）。临走前，程知节毫不隐讳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不过没提那个“老巫婆”，不然就成笑话了。这样的叛逃光明磊落，而且相当少见，可比演义里的暗中逃走有趣多了，当时肯定有很多人看得瞠目结舌。还有，王世充任人唯亲也是不怎么得人心的——李渊也是任人唯亲，不过能堵住人口的是，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孝恭，都是比较有才能的，尤其是李世民，这个不服不行。不过王世充倒是很轻视他，称他为“童子”，就是后来演义里常用的“唐童”。　　武德三年（621年）的七月，王世充口中的“童子”率领着大军来征讨他了。王世充一下子犯起糊涂来，不晓得为什么唐要出兵征讨他。于是两军阵前问道：“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我？”让人想到“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句诗，只不过王世充可不会“终日思君不见君”，他巴不得李世民永远不来找他呢。此问可说是智可及，愚不可及，统一天下征讨四方难道需要理由吗？这本身就是理由。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答说：“四海咸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这当然是明显的借口，阻“声教”（其实就是指王世充阻挡了李唐王朝的统一）的并非只有王世充一个，只能说按进度是到了该消灭王世充的时候了。王世充仍不觉悟，又问：“那么和好行不行呢？”“我爹只教我来打你，可没说让我与你讲和。”反正我们就是要打你，你又能怎样呢？既然如此只好开战了。　　洛阳之战李世民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比较稳的打法，一步步蚕食王世充的地盘。王世充有个不利的条件，就是他手下投降的人太多，最后所有的城基本上不是投降就是被攻占，只剩下洛阳了。尽管如此，李世民要想拿下洛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有一次勘察敌情差点被单雄信杀掉，因而最后他不顾徐世的劝告执意要杀单雄信，难免令人怀疑他的动机。但单雄信为人，并非如演义中那般英雄，历史上的单雄信，是个轻于去就的人，李世民杀他未必没有道理，否则后来的兄弟相争中单雄信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实在不好说。　　李世民围困洛阳，洛阳城中当然不好过，人口锐减，最后百姓甚至到了用泥混米做成饼的地步。《围城》里有句话，“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洛阳城中曾有十三次阴谋献城的行动，都被王世充镇压住了，可见王世充的确是个厉害角色，绝不可小看。上一次对李密能够成功地反败为胜，就是一例。这一次王世充还想再续上一次的神话，带着二万人出来硬拼。这一仗果然够惨烈，就连李、王二人都很危险，一个差点阵亡，一个被刺了一槊，不过谁都没死，但对于王世充来讲，此仗不是平即是败，更何况真的败了。他没有让洛阳成为滑铁卢——李世民的滑铁卢。此后双方仍是胶着状态。洛阳的困难就不说了，李世民一方也十分艰难，将士思归情绪比较浓，但他还是咬着牙挺住了，不管什么人反对，哪怕他父亲李渊来的亲笔信，他都不听，目的只有一个，攻下洛阳。而此时洛阳城中王世充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盼窦建德能够早日来援。　　最后王世充盼来的不是骑在马上指挥大军的夏王窦建德，而是被大军押解坐在囚车中的唐军阶下囚窦建德。两人相对而泣——王世充泪水中为窦建德流的部分不一定有多少，但是他肯定想到了自己惨淡的将来……没有办法王世充只好投降，但条件有一个，就是要李世民保证他以后的生命安全。这里就不好说李世民也在许牙疼咒，我认为他是真的不打算杀王世充的。于是，在唐营之中面对着当初自己轻视的“唐童”，王世充一躬到地，结果被李世民调侃了一番。到了长安，李渊一开始先是破天荒地没有杀这个反王——总归还是要照顾一下李世民的面子。然而王世充并没有因此而逃脱被杀的命运。就在王世充全家刚被发配到蜀地后，王世充就被仇人趁其接“旨”之际杀掉了——这自然是矫诏，本属大罪，可是李渊并没有怪罪那些人——可以想见，此事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了。　　不过也不用为王世充叫屈，因为他也曾背信弃义地杀掉过很多人——或许这就是报应？　　西行记走入时光回廊，回到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时代，好像看到玄奘的身影，循他的足迹，再走一趟大半个丝路版图。大漠孤烟，雪地冰天，人烟渺渺，涉水攀山，若非有惊人的体魄和毅力，又如何穿越过这重重的险山恶水，心底的万水千山？　　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翻山涉水两肩霜花。风云雷电任叱咤，一路豪歌向天涯，向天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上个世纪，一曲《敢问路在何方》，唱热了国人的心，也唱热了神话《西游记》。　　而《西游记》里的唐僧，是被广泛误读了的玄奘。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开国之初，这个玄奘，万里孤征，历尽千难万险，从印度载回了大量的佛教教义，也载回了巨大的荣誉；也是这个玄奘，第一次把中国的美好印象留在了印度，开辟了两个国家友好交往的新纪元。　　相传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绕殿转，被大臣释为西方佛祖显灵。便在公元64年，派人到西天取经。汉使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到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将两位高僧请到洛阳城，弘扬佛法。明帝专门在“国宾馆”鸿胪寺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在此修行并翻译佛经，因当时佛经都是由白马驮来，所以命名为“白马寺”，这也成为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　　2005年4月9日至12日，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个关于在洛阳白马寺院建设印度风格佛殿的协议，即《印度在中国洛阳白马寺院西侧建造印度风格佛殿的备忘录》。　　仿佛已经形成了惯例：中印两国的往来和文化交流，总也绕不开一个结——佛教。　　而大唐高僧玄奘，真正让这个结成为不解之“结”。　　玄奘西行到底充满了多少凶险，1300多年后的人们已经难以猜测，个别人还有些不屑：从中国的浦东到印度的新德里只需要六个多小时耶。　　神话《西游记》本想铺张那段艰难险途，所以增设了许多妖魔鬼怪，还调动齐天大圣、天篷元帅、小白龙等护佑，才过了九九八十一难，但困难再多，那结局别说唐僧，连现在的小孩子都知道：有惊无险——最终，肯定有相助的神。　　西行求法，那实在是一条前途难测的路，那也是玄奘的一条幸运之路。　　想想吧，自汉以降，前往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有多少，数以百千计，但除了法显、玄奘、义净等几个人，有多少人走完了全程？　　冻饿、干渴、盗贼出没不说，更加上让人绝望到极致的迷途，像一个慢性杀手，生生让你一点点感觉死亡的临近。　　八百里沙漠，无声无息地悄悄行进，1300年的历史，淹没于沙漠里，因为不忍卒读行者尸骨。但玄奘时代，尸骨必是不甘淹没于历史的悄然脚步的，张扬着自己的骨骼，直直地朝向前方，横在玄奘前面，那就是玄奘的西行方向吗？　　到过西安市慈恩寺的人，应该不会忘记这样一幅玄奘取经石刻图：身着和尚服的玄奘，挂着佛珠，颇类帝王圣人之相，电视剧《西游记》里的唐僧，无论经历多少艰难困苦，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但五天四夜忍饥挨饿、九死一生的玄奘呢？　　脚穿草鞋，腰间小包裹里放着衣服，左手拿经书，右手持拂尘，背着经书箱，书箱顶上顶着个伞，伞前挂着一个小油灯的图像，记述的是玄奘取经途中夜晚边赶路边读经书的情景。这是宋代人的杰作。　　真是一个国际玩笑。　　走向文弱、缺乏冒险精神的宋代，穷其全力，难以想象极具开拓精神的盛唐时代的产物玄奘，这是自然，把玄奘的行为仅仅看做一介佛徒的狂热，那是现代人的无知。　　虽然我们无法想象玄奘在荒无人烟的八百里沙漠跋涉的情景，但《大唐西域记》里“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足以让我们望而生畏。　　东北亚的释迦牟尼玄奘在中国乃至整个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应该是功高盖天。　　用“中国的释迦牟尼”甚至“东北亚的释迦牟尼”来说玄奘，一点儿都不为过。《西游记》里的唐僧善恶不分，糊涂迂腐，而历史中的玄奘，按照专家的说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佛教唯心主义理论家、不畏艰险的旅行家、卓越的翻译大师、舍生求法的典型，名副其实的中印友好的化身。　　他不怕困难，勇于进取，被鲁迅先生称赞为中国人的“脊梁”。他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和主持曲女城佛教辩论大会等故事，在印度广为流传。印度的教科书里有“玄奘”一课，印度的博物馆里陈列了他负笈求经的图像，把他当做“圣人”。印度重要学术著作《印度和中国》等书中都众口一词地称赞：“在到过印度的许多中国人之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个。”　　踩着尸骨和鸵粪，玄奘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走向印度河，走向克什米尔，走向恒河流域，走向那烂陀寺——这个印度最大的寺院，也是世界的佛教中心，玄奘到来的时候，正是那烂陀寺藏书最丰富的时候，已经有宝彩、宝海、宝洋三大藏书殿。玄奘在这里披阅了寺内各类经论，通晓了经论真义。然后辞别恩师戒贤法师，在印度五国云游，六年后又回到那烂陀寺，被戒贤法师聘为客座教授，给全寺僧众宣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等经典。　　玄奘求学印度期间，正是印度曷利沙帝国的强盛时期。帝国的统治者戒日王，是古代印度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他在动荡分裂的局势中重新统一了辽阔的北印度，以后又征服了除南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五印度各邦国的盟主。戒日王既是一个成功的君主，同时也是印度宗教学术的保护人。他笃信佛教，尤其信奉大乘教。为了从理论上征服小乘佛教，戒日王要求戒贤法师派出高僧同小乘派论战。戒贤就选派玄奘和子光、海慧、智光四大弟子前往应命。戒日王在进行完一场战争后，接待了当时在印度已经有名望的玄奘。　　玄奘向戒日王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状况、文化艺术以及唐太宗的圣武英明，引起了戒日王对中国的仰慕。接着，玄奘畅论大小乘佛教学派的得失，英姿勃发，妙语连珠，言论风采令戒日王及其大臣赞叹不已。戒日王阅读了玄奘用梵文写的批驳小乘派的论文《制恶见论》1600页，折服万分，当着众人的面，对在场的20余位小乘高僧说道：“我听说只要日光一出，萤烛之光立刻黯然失明；天空中雷霆震响，锥凿之声马上哑然无音。你们认为至善的宗派，已经被他一一击破，不信，你们不妨试着来救救看。”20余位小乘僧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人敢出来和玄奘对论。　　为了表示对玄奘的敬重以及对他宣讲的大乘佛法的弘扬，戒日王决定在首都曲女城专门为玄奘举行一次全印度佛学辩论大会。参加曲女城盛会的除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外，五印度计有18位国王、大小乘僧侣3000余人、婆罗门教及其他宗教教徒2000余人、那烂陀寺1000多名僧人。与会之人，都是博通经义、富有辩才的各派学术精英。这是印度学术史上空前规模的盛会，也是五印度文化名人的大聚会。公元642年初春，大会开始。释迦牟尼全身铸像由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左右侍卫，由一队华丽的象群护送进入会场。接着，18国国王及各国高僧依次乘象而入，场面蔚为大观。42岁的玄奘被推为大会论主，由戒日王恭请升上七宝论坛高座。一连18天，玄奘独踞论主高坛，写出论题内容公开挂入会场，声明“论说中如有一宗没有道理而被驳倒者，当斩首以谢。”但大会连续18天，始终没有一人敢出场和他辩论。各派学者被他精辟的议论折服，无一表示异议。大会圆满结束，戒日王按印度规矩请辩论胜者玄奘骑象绕场游行一周，前呼后拥的僧众手牵他的袈裟，大呼：“中国大师宣讲佛法，没人敢反驳，大家应该知道啊！”戒日王当即授予玄奘“摩河耶提婆”（即大乘天）荣誉称号，玄奘声震遐迩，誉满天竺。各派各宗，没有一个不佩服他，各行各界，没有人不知晓他。　　但是，荣誉留不住玄奘。他毅然谢绝了各国的邀请，携带着675部佛经起程回国。　　当时印度的许多寺庙里都画有玄奘所穿的麻鞋，并以彩云烘托，在印度，当时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当做佛的足印一样敬重了。　　这是一种智慧和力量的征服，这是一种中国骄傲。一种极具生命张力的开拓精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性格的展现，一种让世界敬仰的中国精神，玄奘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直言敢谏开新窗走向印度佛教堂的，供养佛祖的现在大多是外来者，印度人更多是看客，印度人即使有人信佛教，也已经是“新佛教”了，“新佛教”相信现世报，不相信来世报，这是对释氏佛教观的大胆改造；把中国玄奘佛陀奉若圭臬的，是日本人、韩国人，他们的虔诚让中国人叹为观止。　　曲女城大会结束后，紧接着玄奘又参加了印度5年一度、历时75天的佛教“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五印度各国凡是懂得佛教或婆罗门教义者，不限教派、学派和不同观点都可以参加辩论。玄奘在会上看到了戒日王及其伟大的布施精神，他深受鼓舞，对自己献身于释迦牟尼的事业，充满了自豪与信心。　　会后，玄奘再次向戒日王提出辞行归国，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及那烂陀寺僧众再三盛情挽留，鸠摩罗王还许诺，如果玄奘愿意留在印度，他可为其建造一百所寺院供他传经，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公元642年六月,玄奘怀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信念，谢绝戒日王的再三挽留，踏上归国的路程。　　这时的唐王朝，已经是别一番洞天，政权稳定，经济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强盛局面。宗教政策也不断成熟完善，放弃了对佛教的排斥和打击。玄奘万里西行的成功，适应了唐王朝扩大对外关系发展的政治需要。唐太宗收到玄奘回国的表文，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到于阗迎接慰劳。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平安回到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论及其他一些经籍共675部，金檀佛像7尊，佛舍利（即佛骨）150粒，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在中国，佛学也开始走上自己的巅峰。　　佛教其实是一种智慧。它也是一种巧妙的处世哲学，一种存留于上层权力和凡世百姓之间的哲学。　　释迦牟尼时代，是不崇尚权力的，他主张个人的修为，不希望权力的介入，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时代，佛教在印度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　　玄奘不一样，玄奘深刻地体会到佛教要发展必须藉以政权的力量，官府的推动，玄奘了解中国国情。　　所以，回到大唐长安前，玄奘先奏书唐太宗，再三对自己的离去表示道歉，并解释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种种理由，这其实就是一种智慧。　　玄奘的态度感动了唐太宗，其实玄奘不这样，唐太宗也不会拿他怎样，但这是给官府一个台阶。　　应该说，唐玄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时代，一个生机勃勃财力雄厚的时代，在这样时代里的几个皇帝诸如太宗、高宗乃至武则天，都是喜欢佛的人，这应该说是成就玄奘的基础；但换过来说，为什么不能说大唐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臣民呢？大唐一派繁盛，威加四海，难道没有唐玄奘的一点儿功劳？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把一个中国人从未了解过的世界，把异域的风光介绍给国人，极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这是否也影响了有唐一代的大政方针？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经西域回到唐都长安，受到祖国的热烈欢迎。当时唐太宗为东征高丽，已进驻洛阳。行前他已接到玄奘即将返抵长安的报告，特命京城留守、宰相房玄龄隆重迎接玄奘。　　这一天，有关官员远迎玄奘到都亭驿安顿住下。次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送玄奘至城中弘福寺。全城的寺院出动了所有的幡幛、幢盖、宝案，排列于自朱雀大街至弘福寺的路侧，僧尼们穿着一新，列队送玄奘及其带回的经、像、舍利前行。一路上吹吹打打，梵乐不断。都城士庶和文武官僚分立两旁，数十里间香华缤纷，赞响彻天。长安城里万人空巷，争相欢迎和瞻仰自佛国载誉归来的大和尚。　　过了几天，玄奘到洛阳面见唐太宗，他再次向唐太宗陈述自己西行求法擅自私行的惭愧心情，彻底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也为自己争取了主动。　　随后，玄奘有条有理地向太宗汇报了往返天竺的经过，详细介绍了在西域和五印度的见闻，包括自雪岭以西直达印度境内几十个国家的物产、风俗、历史、佛迹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往昔张骞、班超所未闻见，《史记》、《汉书》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引起了唐太宗极大的兴趣。他十分高兴地夸赞玄奘的学问和品格，认为超过了西晋名僧释道安；要求玄奘将在西域至印度各国的亲身见闻著成一书，供有关人员学习、参考。　　这是一次彻夜长谈。整个晚上君臣间的促膝谈心，究竟对彼此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后人也许无法窥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玄奘给唐太宗洞开了另一扇天窗，唐太宗了解到中国不曾见识过的许多许多。　　是不是玄奘的归来影响了大唐的外交战略，不能妄加推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拜见太宗于洛阳宫、仪鸾殿后，唐太宗为玄奘的博学多才、通达事理所动，力劝玄奘还俗辅政，参加中央政权，但对于唐太宗的盛情，玄奘委婉谢绝，表示愿将余生致力于佛经翻译，并顺便提及希望得到朝廷物质上的帮助与支持。　　薛仁贵的传奇唐太宗李世民备战高丽的时候，某日梦中得到指示，说这次要靠一位身穿白袍名叫薛仁贵的大将来保他取得高丽战争胜利；几经周折后果然梦境成真。　　异类将领在大唐的功臣里，薛仁贵无疑是个异类。有一句歇后语说：薛仁贵征东———劳而无功。综观薛仁贵一生，南征北战，总是在危难之时身披白袍出征，功成之后，即遭贬黜，几起几落，总逃不出这个怪圈。为什么呢？仔仔细细地看了薛仁贵的故事，我们首先可以从出身里找到答案。薛仁贵出身寒门，除了天生神力，没有可以夸耀的背景，这使他一面世，便引起周遭的不满：怎么可以这样？有的是名门之后，家族显赫；有的是名师之徒，师门耀眼；就算像程咬金这样的市井顽劣之徒，也有一班瓦岗寨兄弟做后盾。而薛仁贵却是大唐用人之际，“天上掉下的薛哥哥”，一个人出来单挑的。　　薛仁贵家境贫寒，却又生得一副大肚肠，一身大力气。一般的财主们虽然喜欢仁贵的力气，但也怕他的饭量，不敢雇他干活，所以仁贵经常饿肚子。后来有一家姓柳的大财主，不嫌仁贵饭量大，雇他当长工，养马种田，仁贵好歹算找了一碗饭吃。可是不久，柳财主家的小姐看中了仁贵是个有出息的人才，私下里和仁贵好上了，事发以后，小两口被赶出了家门，住到白虎岗上的一座破窑里。生计益发艰难，仁贵每日去汾河湾里打鱼射雁，换些柴米维持生活，就他那饭量，肚子还是填不饱的。不过民间因此传说起仁贵的箭法来，他能够专射雁头。还有传说是他儿子薛丁山能射开口雁，比父亲强。不过丁山纯是传说人物了，仁贵的儿子名唤薛讷。　　有一年，仁贵穷急了，就想迁葬父母的坟地，改一改风水，妻子柳氏便因此激励他说：“有本事的人，要善于抓住时机。现在当今皇帝御驾亲征辽东，正是需要猛将的时候，你有这一身的本事，何不从军立个功名？等你富贵还乡，再改葬父母也不晚！”仁贵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撇下妻子，去新绛城里找张士贵将军，应征入伍。　　仁贵的武艺本是极好的，又因为出身贫寒，急于改变现状，所以上了战场后非常勇敢。他跟着大军到了辽东的安地，正好遇上将军刘君邛被敌人包围。仁贵率先跃马冲入敌阵，斩杀了敌将，割下首级来系在马鞍上，敌军一下子全吓坏了，仁贵于是一战成功。　　攻打安市城的时候，高丽的莫离支派大将高延寿率兵二十万，占据有利地势，依山结营，抵抗唐军。太宗皇帝命令众将分别出击。仁贵知道自己成名的时机到了，为了引起大家注意，就特意穿了一件耀眼的白袍，手挥长戟，腰里挂着两张弓，大叫着纵马奔驰，所向披靡。大部队则跟着他的身后，冲杀敌人。　　这一番出色的表现被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在眼里，不由惊奇地询问：“穿白衣的先锋是谁呀？”旁边人回答说：“薛仁贵！”战斗结束以后，李世民亲自召见了薛仁贵，赞叹不已，赏赐了许多财宝和俘虏战马，又授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还有个职务是北门长上。部队回国以后，太宗李世民感慨地对仁贵和众人说：“以前跟着我打仗的那班旧将，现在都老了。我想提拔勇将托付征伐大事，则没有超过你的。这次征伐，得到辽东我并不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薛仁贵这样的勇将啊！　　史上说起薛仁贵，溢美之词往往只有一句：天生神力。在这天生的神力后面，还有———就是能吃！从无数的点点滴滴里我们都能看到，薛仁贵的饭量极大。说一个男人是五大三粗的“饭囊”，那应该不算恭维。在这些形容的背后，我们隐约能看到一个淳朴、粗野、带着一点莽撞和羞怯的农家男子的身影，他在那些高贵的“将领”中间，当然宛如一个异类。　　三箭定天山龙朔元年（661年），一向与唐友好的回纥首领婆闰死，继位的比粟转而与唐为敌。唐高宗诏郑仁泰为主将，薛仁贵为副将，领兵赴天山击九姓回纥。临行，唐高宗特在内殿赐宴，席间唐高宗对薛仁贵说；“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试以五甲射焉。”薛仁贵应命，置甲取弓箭射去，只听弓弦响过，箭已穿五甲而过。唐高宗大吃一惊，当即命人取坚甲赏赐薛仁贵。　　郑仁泰、薛仁贵率军赴天山后，回纥九姓拥众十余万相拒，并令骁勇骑士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临阵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骑士慑于薛仁贵神威都下马请降。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九姓回纥大败，所降全部坑杀。接着，薛仁贵又越过碛北追击败众，擒其首领兄弟三人。薛仁贵收兵后，军中传唱说：“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从此，回纥九姓衰败，不再为边患。　　乾封元年（666年），高丽莫离支泉盖苏文死，其子泉男生继位，但为其弟泉男健驱逐，特遣使者向唐求救。唐高宗派庞同善、高品前去抚慰，为泉男健所拒，于是，唐高宗命薛仁贵率军援送庞同善、高品。行至新城，庞同善为高丽军袭击，薛仁贵得知后，率军及时赶到，击斩敌首数百级，解救了庞同善。庞同善、高品进至金山，又为高丽军袭击，薛仁贵闻讯后，率军将高丽军截为两部分奋击，斩首5000余级，并乘胜攻占高丽南苏、木底、苍岩等城，与泉男生相遇。对此，唐高宗特下诏慰勉薛仁贵。接着，薛仁贵又率两千人，进攻高丽重镇扶余城，这时，部将都以兵少，劝他不要轻进。薛仁贵说：兵“在善用，不在众。”于是率军出征，这次战役，他身先士卒，共杀敌万余人，攻拔扶余城，一时声威大震，扶余川40余城，纷纷望风降伏。这时，唐又派李为大总管由他道乘机进攻高丽。薛仁贵也沿海继进，与李合兵于平壤城，高丽降伏。之后，唐高宗命薛仁贵与刘仁轨率兵二万留守平壤，并授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安东都护。薛仁贵受命后，移治平壤新城。他任安东都护期间，抚爱孤幼，存养老人，惩治盗贼，擢拔贤良，褒扬节义之士，高丽士民安居乐业。　　薛仁贵任安东都护时，吐蕃渐趋强盛，击灭了羌族建立的吐谷浑，又侵略唐西域地区。为此，唐高宗调任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并以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将，率军十余万人，征讨吐蕃。　　薛仁贵奉命西行，军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一说今青海湖西布哈河），将趋乌海（今青海光海县西南苦海），薛仁贵对阿史那道真和郭待封说：“乌海地险而瘴，吾人死地，可谓危道，然速则有功，迟则败。今大非川宽平，可置二栅，悉内辎重，留万人守之，吾倍道掩贼不整，灭之矣。”郭待封自愿留守，薛仁贵又嘱咐他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薛仁贵安排好后，率部前往乌海，及至河口，遇吐蕃守军数万人，薛仁贵率军一阵冲杀，斩获殆尽。薛仁贵收其牛羊万余头，鼓行而西，直逼乌海城，然后派千余骑兵回大非川接运辎重，但这时郭待封已被吐蕃击败。薛仁贵因无辎重接济，退军大非川。此时，吐蕃调集40万大军前来进攻，唐军抵敌不住，大败。但吐蕃并不穷逼，以唐军不深入为条件与唐议和，薛仁贵不得已应允，然后率败军东归。战后，他因败绩被贬为庶人。　　不久，高丽地区相率叛唐。唐高宗起用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以经略辽东。任内，薛仁贵因事违法，贬象州，后遇赦免而还。　　薛仁贵晚年，吐蕃势力向北发展，阻断瓜（治今甘肃安西东南）、沙（治今甘肃敦煌），同时，突厥也不断侵扰唐北境。　　这时，唐高宗念及薛仁贵功劳而召见他，之后，任用他为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兼代州都督，率军前往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击突厥。突厥闻薛仁贵复起为将，都非常害怕，不敢撄其锋，一时奔散。薛仁贵乘势进击，大破突厥，斩首万余级，俘获两万人及牛马羊三万余头。　　薛仁贵于永淳二年（683年）去世，终年70岁。死后，朝廷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官府还特造灵舆。护丧还归故里。　　看薛仁贵起起落落的人生，先是受制于大对头兼上峰张士贵，薛仁贵三次投军不果，不知道是不是张士贵早已看出了薛仁贵的潜能，所以嫉贤妒能，而人算不如天算，张士贵落得小人枉死，也不能说没有薛仁贵的原因。除了被张士贵暗害，薛仁贵起起落落，跌宕起伏的人生颇让人回味。　　薛仁贵三十岁的时候，东征高丽，大胜而归，唐太宗称“喜得虎将”，封他为右领军郎将，可唐太宗准备让位给高宗时，又担心薛仁贵功高盖主，把他贬去守城门了，谁知几年后高丽又生事端，无奈薛仁贵再次出征，得胜回朝，可不久在征讨吐蕃的战役里，因与副手不合，虽然讨了个议和的结局，还是被贬为庶民。　　直到突厥进犯大唐，皇帝环视四周，还是老薛厉害啊，于是再次召薛仁贵入朝……薛仁贵的一生都在奔波，从征东到征西，从封侯到流放，最后死在遥远的广东异乡。这一生虽然丰富多彩，但总好像不那么功德圆满，没落一个完美的结局。　　传奇故事中的唐代侠客在人类已经有了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卫星精确制导的今天，谈论剑器，显然有些下里巴人。然而，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时代，有关剑器、侠客极其浪漫和色彩浓烈的故事，却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景观和旋律，以至于影响着中国漫长的历史，形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无望的爱情唐人传奇——武侠小说的始祖。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学领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局面。不但诗歌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而且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唐代都市繁荣和适应市民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大量产生，这些小说，文采华茂，情致宛曲，为后世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成为唐代文学中又一朵鲜丽的奇花。唐代初期及中期的传奇小说，以神怪及爱情的题材为主，作品甚多，成就极大，其最著名者有《古镜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等篇。唐代的爱情小说，反对门阀制度的意味比较鲜明，它有意突出了男女之情与门阀世族制度的矛盾。和过去的小说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鬼魂的显形、灵魂的脱离躯壳、死去活来等变形或怪异的方式来表现这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通过把美好的事物被残酷地毁灭的过程剖示给世人，造成强烈的悲剧效果，来达到抨击社会的目的。　　《唐六典》卷十九曰：“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媲偶”。所谓“本色”，即指本阶级、本阶层。进士和娼妓，其地位不啻天壤之别，自然是不许“媲偶”的。　　所以李益忍心辜负霍小玉别娶卢氏。其实小玉只想要一种平庸的幸福。霍小玉的父亲原是唐玄宗时的霍王爷，母亲只是其侍妾。霍王爷死后，母亲带着霍小玉流落民间，霍小玉不得不做了歌舞妓这个行当。但是，她只愿意做卖艺不卖身的“青倌人”，因为这样嫁个好人家的希望才会大一些。奇怪，现实污浊如此，霍小玉们还把荒漠当做绿洲，把苍白看成水晶，对人性充满了美好的愿望。　　恰逢此时，状元及第的李益出现在京城。其时，李益正在等待委派官职，常自夸耀其风流才情，四处寻求名妓，经人介绍，李益见到了天仙一样的霍小玉。彼此一见钟情，青梅煮酒论诗文，很快，两人就同居了。事实上，李益的出现，只说明长安又来了一个寻花问柳的轻佻之徒，只写一些为了发表的情书。而霍小玉却一头热地扎了进去。　　这是唐人蒋防在笔记小说《霍小玉传》延续的“书生与妓女相爱”这个母题。整个社会对书生寄予了太高的道德期望，所以文人一旦变心，比将军、武夫变心更让人齿冷。李益曾写下“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给弄潮儿。”这样深情款款的闺怨之作，能证明其有才华，但不证明他就一定忠孝仁义悌。为官清正的苏轼也会把自己的侍妾像马一样随意送人，十足一头大男人沙文主义猪。　　也是的，书生和妓女，在道德价值和社会阶层上相距太大，凭什么上天会给他们幸福？霍小玉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一年后，李益升为郑县主簿，须先回故乡陇西探亲，然后上任。尽管李益再三强调会接霍小玉到郑县完婚，她仍然忧心忡忡。她提出：“我年龄方十八，郎君也才二十二岁，到您三十而立的时候，还有八年。一辈子的欢乐爱恋，希望在这段时期内享用完。然后您去挑选名门望族，结成秦晋之好，也不算晚。我就抛弃人世之事，剪去头发穿上黑衣，也就满足了。”考虑到唐代门第之见极深，不同层次的姓氏不能通婚，且多晚婚，霍小玉的担心是必要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不过李益却烧昏了头，一个劲地发誓永不分离。　　李益回乡后，父母高兴异常，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官宦人家卢家的女儿。李益兴高采烈地放弃小玉了。一时出不起卢家聘礼，李益还亲自四处奔走，凑足了钱，终于热热闹闹地成了亲。　　此时的霍小玉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砸锅卖铁、典当珠钗地四处寻李益。一年过去了，杳无音信。担心终成事实，霍小玉悲愤交加，卧床不起。镜里照着的，仍是那张苍白的脸，鲛绡上却再也没有泪痕了。是怨毒分泌的汁液，滋养着她活下去。　　全长安都知道李益负心了。黄衫客把李益架到了霍小玉家门口。李益羞愧难当，霍小玉挣扎着站起来，拿起一杯酒泼在地上，表示与李益已是“覆水难收”，倒地而亡。临死前发了一番宏愿：“我身为女子，薄命如此。君为大丈夫，负心到这种地步……我死以后，一定变成厉鬼，让你的妻妾，终日不得安宁！”果然，李益后来得了强迫症，一连结了三次婚，都以休妻杀妾做结。　　然而，任谁都为霍小玉不值：这辈子已经为负心郎赔上了，做了鬼还要跟那张让人生厌的面孔纠缠在一起，还不如起咒赌誓，生生世世再不相遇。住在爱情这口井里，像故事里每一个美丽、善良、充满道德感且天真的妓女一样，她注定看不到明天。　　唐朝职业女刺客聂隐娘自古以来，文人们总是歌颂女子的娇弱、美丽以及清白，所以，就算是有豪气冲天的女子，也进不了正史，留下的往往是些似是而非的民间传说。就算是《水浒》里厉害的女性角色，三分之二都是长得奇丑无比的夜叉型。有人对我说，练武的人，本身就日晒雨淋的，肯定长成黑皮糙肤、关节粗大，骨格奇伟的模样，所以不要指望武功高强的女人会是美女。　　不过，美丽不美丽是一回事，这些侠女们的气节和风采就是另一回事了。像聂隐娘、红线女、吕四娘这等女刺客，虽说可能是民间传说中凭空造出来的人物，但肯定能看出不少人们对于女侠的期望和向往。她们，作为半边天的另一种代表，跳出了阴柔乖顺的框框，让我无限景仰。　　聂隐娘，武侠的鼻祖，并不是说她创造了武术，而是文人对她的记载和刻画，让她成为中国最古老的武侠小说中的主角，《聂隐娘》也成为了武侠的范本。比如说出身，侠客们不是出身名门，就是出身草莽，即使草莽英雄们往往也有着高贵的血统，好比是著名人物的私生子、弃子、或者是动乱中失散了的儿女。聂隐娘相传就是唐朝贞元年间大将聂锋的女儿，一个尼姑看上了她，向聂锋讨，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父亲，怎么可能将女儿平白无故地交于一个尼姑呢？这种荒唐事以前不会发生，现在不会发生，以后也不可能发生。但这个神奇的尼姑自有她的办法，用“法术”将十岁的隐娘“偷”了去。我猜想，这种法术无非就是催眠或者迷药，等小女孩不省人事后就将她抱走。　　一晃就是四五载，与后期武侠小说描写的一样，聂隐娘在神尼的训练下苦修飞檐走壁和刀剑功夫，在十四岁时，就能用羊角匕首当街杀人而不引人注意，非常厉害。她的尼姑师傅也常常派她去刺杀大人物，在一次次的行动中磨炼冷血的特质。如此这般，聂隐娘成长为一位美艳、冷血、技术精湛的杀手。看完这段话，大家一定觉得特别亲切吧，因为在武侠小说的世界中，大多数人物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聂姑娘作为武侠第一人，她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算是当代文人们继承和发扬祖先们留下的精华。　　聂隐娘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是她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磨镜子的丈夫，这种职业恐怕不是很体面的，却是她自己主动要求下嫁。在这里，我不是想谈什么儿女情长的问题，况且裴铏也没有写香艳故事的意思，我只是强烈地感觉到这位女侠正在努力充当自己命运的主宰。　　感情上，磨镜的年轻人出现本来就是因为被选择而加入，相当的被动，充其量也只是个“小男人”。直至聂隐娘打败空空儿、精精儿，功成名就，这位磨镜师傅依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完全就是隐娘的陪衬。在事业上，大帅魏博高薪聘请聂隐娘去暗杀刘昌裔，在刺杀过程中，她却发觉刘昌裔是个相当不错的聪明人，于是干脆一转身做了刘的保镖，跳槽跳得随性而漂亮。在最终的归属上，聂隐娘更绝，她辞别了老公和老板，也就是磨镜师傅与刘昌裔，云游四方了。从此遍访得道高人，不知所终。　　虽然，聂隐娘的传奇不够壮烈、不够曲折，而且还不够矫情，没有什么绝世神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没有什么情意绵绵，更没有现在被用滥了的多角恋情，但她肯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另类美女。她的鲜活泼辣、我行我素，她的好恶分明、敢作敢为，还有她的洒脱随性让人备感爽快。　　第九讲 大唐文明的辐射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宽容、最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尚武的时代；还是一个融合型、国际化的黄金时代，更是一个神奇莫测、无所不能的时代。唐人不仅仅具有胡人的粗犷，更具有文化的细腻。　　多元的唐朝文化文化不是人为造出来的。文化是一种积淀，是在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沉淀下来的。沉淀下来的东西是真实的、厚重的，是经过历史选择和检验的，也必定是靠得住的。　　文化与外交古往今来，文化与文化传播与外交政策之间，有着密切但常被人忽视的重要联系。一国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能大大有助于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唐朝不仅继承与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且积极汲取异族文化、外域文化。在此基础上，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　　汉朝时中国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但从7世纪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南北朝和初唐富有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在这段时期里，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20世纪前的最高峰。随着统一的空前强大的唐朝的建立，盛唐的政治和文化成为邻国竞相效仿的对象。亚洲一些国家几乎全盘搬用了唐朝模式，如朝鲜半岛各国。668年建国的锡兰就像是一个小唐朝，713年至926年崛起的渤海国亦模仿唐制，日本在七八世纪间对唐朝的学习就更显而易见。古京都仿效古代中国首都形式，建于公元794年，从建立起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是日本的帝国首都。作为日本文化中心，它具有一千年的历史。它跨越了日本木式建筑、精致的宗教建筑和日本花园艺术的发展时期，同时还影响了世界园艺艺术的发展。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历史建筑一起，17座建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并被确认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宝藏、作为日本典型的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许多已经被确认为国家历史建筑和特别保护的花园，被列入了文化保护法范畴。另外，优美的周围环境也得到特殊的保护。这座千年古都的最初设计是模仿中国隋唐时代的长安和洛阳，整个建筑群呈长方形排列，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东京仿照洛阳，西京模仿长安城，中间为皇宫。宫城之外为皇城，皇城之外为都城。城内街道呈棋盘形，东西、南北纵横有秩，布局整齐划一，明确划分皇宫、官府、居民区和商业区。　　最近，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强调文化复兴在中国当前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中国可以通过文化复兴再现盛唐雄风。其实李光耀大可放心：中国恐怕是世界上最善于汲取历史经验的国家了。二十四史不是白写的，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和2000多年政治史也不是仅供顶礼膜拜的。　　美国能在20世纪取代19世纪大英帝国的世界老大地位，并不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机缘”这么简单。19世纪美国崛起时其传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播美国文化与信仰，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推行及其国际形象的树立影响巨大，他们帮助催生了美国外交一个强大的理想主义流派——即所谓的“威尔逊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好莱坞和麦当劳等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又为美国助了一臂之力。　　这种文化传播与对外政策密切结合的特色并非美国独有。在西方，远的如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途中一路传播希腊文化，近者如大英帝国公然标榜“文明教化的使命”。但恐怕很少有国家拥有像中国那样悠久的文化交往史。当然，在古代中国，属于现代西方思维范畴的“国家”和“外交”的概念都不存在。但正是取而代之的文化交往思维，帮助缔造了中国在东亚2000年的辉煌。在文化成就、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这三股传统中国的核心力量中，中国士大夫恐怕最以文化为荣。正如历史上的唐朝文化具有一种强大的同化功能，能将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改造为己用，确保自己长久的生命力。　　清香的文化享受我们总想找一些名贵的事物来表现唐朝的强盛。富贵的牡丹，虽然能体现歌舞升平，但过于柔软；金戈铁马，虽能逞强一时，但过于霸道；只有悠久的茶文化，如同一坛千年的陈酒，不时散发出像来自远古时代的酒香，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第二个鼎盛时期，在军事、文化和经济上的发达，如同一颗灿烂的明珠辉耀着整个世界文明史，在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唐王朝的强盛与繁荣等量齐观。而对当时世界乃至后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深邃的文化内含和精神风貌，呈现出中华文化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兴旺景象，这一点在茶文化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唐茶文化的发展，激发了文化创作的激情，文人、士大夫尽兴饮茶，将饮茶作为一种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的手段，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化体验过程。因而，自唐以来，从流传下来茶文、茶诗、茶画、茶歌等看来，无论是从数量到质量，还是从形式和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时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卢仝、杜牧、皮日休、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无不留下世人称颂的茶诗。　　其实茶文化的风靡是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分不开。自唐贞观以来，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一背景和发展趋势，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包括茶业的发展。发达的交通和开明的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茶的种植与贩卖。随着茶树的栽培与加工技术的成熟，饮茶之风日盛，出现了“比屋皆饮，举国之饮”的盛况。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墨客，均以饮茶为高雅之举。而文人雅士们在茶楼茶会中品茶唱诗，互相交流茶得，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茶文化也随之产生。　　不仅如此，饮茶还借信佛而盛行，渗透到了宗教文化之中，从而丰富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内涵。其实佛与茶的关系源远流长。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便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汉末期，便有僧人在寺园中种植茶树，而最早的饮茶习惯也是由僧侣间发起的。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用亲自烹制的茶以招待好友陶渊明，话茶吟诗，通宵达旦，被后人传为佳话。到了唐代，僧人们以茶敬佛，以茶献佛；通过信佛，饮茶之风开始从佛寺向民间传播。由此可见佛教对茶文化的影响和贡献了。　　然而，说到盛唐茶事，不可不提一个人，那便是后人称之为“茶圣”的陆羽。说来也奇，仿佛天生就与茶有缘，小陆羽从小就是孤儿，三岁时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陆羽的少年时代便是在寺院中度过的。唐德宗建中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陆羽考察了各地饮茶习俗并总结了历代制茶经验后，撰写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全面阐述了煎茶法的制作过程，从而也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　　茶性宁静清雅、质朴致和、淡泊去欲，僧人从饮茶实践中发现，饮茶既可提神醒脑，清除疲乏，修身养性，又能补充水份，获得丰富的营养，因而茶深得僧人喜爱，饮茶逐渐成为寺院生活的重要内容。佛教寺院兴起的种茶、制茶、研茶、尤其是饮茶风尚，在唐朝佛教极大的社会影响下，由僧及俗，促成了唐“风俗贵茶”的局面。而这种“贵茶”之风，还让专来大唐留学的日本名僧传播到日本，从此日本有了茶树、茶园，产生了日本的茶道。概而言之，佛中有茶、茶中了佛、佛离不了茶、茶因佛而兴，所以有“茶佛一味”或“茶禅一味”之说。　　唐代茶文化的流行不仅表现了唐朝深髓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风貌，而且还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雅与深邃，清静与宁神。饮茶的过程就是精神调节和自我修养的过程。从法门寺出土的一组巧夺天工的金银茶具来看，唐人对茶的喜爱不仅仅表现在饮用和解渴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至爱和理想的倾注。这种倾注也激发了文化创作的激情，文人与士大夫更是将饮茶唱诗视为雅逸的文化体验和精神上的享受。　　茶文化给中华民族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形式、新的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饮茶交谈、赋诗，为广大人民所普遍接受，根植于民间社会生活的沃土，积淀、固定为一种民族文化形态。这是茶文化盛行、流行、繁荣至今的社会基础。继唐之后，从宋人的《品茶绿》，至元曲的《玉壶春》，再到明人郎璞的《七修类稿》到《茶疏》及老舍的《茶馆》，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唐三彩中国古代文化渊源流长。众所周知，中国是陶瓷的故乡，陶瓷的国度。在进入文明以后的五千年中，陶瓷文化无不和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命运相联。它一直伴随着炎黄子孙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功能极为广泛，渗透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而且有文化价值。它对了解中华民族个性、心理趋向和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作用。　　陶瓷在中国古代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都存在着一种遗憾，那就是各类型的陶瓷文化艺术风格持续了一个阶段后，随着每个朝代结束，特色也就随之终结了。但它作为一种物质消费的方式，却能一次次的反复出现、存活和延续在中国人的血脉中。　　特别是唐三彩陶，是中国陶塑全盛时期的标志，造型准确精细，充分表现了塑造者的创造力与丰富的想象力，技巧娴熟，人物和动物等体态肥健，结构比例协调，骨肉神态和色泽质感都写实精致，有着大唐极盛时期的特殊韵味。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的艺术精华，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唐三彩的极盛时期，洛阳作为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毋庸置疑地成为唐三彩的发源地。唐三彩继承了我国历代工艺品的优秀传统，创立了唐代彩色塑陶艺术的独特风格。唐三彩在造型上浑厚丰满，工整细腻，刀法质朴，线条流畅，显示了盛唐时期的精神风貌。唐三彩在锻炼上采用两次烧成，特别在釉彩的使用上，采用我国独有的低温流串工艺，各种釉彩自然融熔流动，互相渗化，产生了五光十色、绚丽多姿、人工彩绘难以到达的艺术效果，体现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　　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唐朝时期得到空前发展。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制三彩器和彩釉器。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塑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矿物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南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五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制。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敷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时的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唐三彩的艺术源远流长，精美绝伦的作品说明了中国陶工所耗费的心血。历史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唐三彩是极其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她融合了中外文化的精髓，具有生活性艺术美，民俗性艺术美，融合性艺术美。　　唐服与建筑服饰不仅仅是一种穿在身上的服饰，而且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建筑不仅仅是一座纯粹的建筑，而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和社会文化的物质标志，体现了历史在空间的延续。　　唐服意蕴服饰是一种穿在身上的文化，其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我们“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深入了解中国的本土服饰文化，不仅可以让我们认同本民族自身悠久灿烂的文化，而且可以在提高国民视觉素养中唤醒当代国民的“文化自觉”的意识。　　其实衣服有它的时间观念，即“潮流”，潮流是有它本身的潜在功能和意识，其中包括社会意识、文化意识和时代意识；衣服的演变也是围绕着环境关系和实际需要而向前迈进。服装潮流是标志着社会与文化的演进。每一变化象徵着不同时代的思想。因此潮流文化可作正面解释，它有其时代需要和根源，它是意味着改革和创新，同时亦代表了特定时期的价值观。　　尤其是华服的变化更加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华服最璀璨的年代是在大唐。只有唐代的衣服、佩饰、化妆、随件和整体服饰形象，才是中华民族服饰最为灿烂的篇章。尤其是通过群体服饰形象所显现出来的那种雍容，那种自信，那种豁达，那种宽容，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唐人那博大的胸怀，那包容万物、高屋建瓴的气魄，闪耀着中华民族及中华服饰的耀眼光芒。　　唐朝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由于长期稳定，生产力极大发展，国力强盛。其服饰无论衣料还是衣式上的发展，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其工艺美术和服饰文化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外域文化的影响而推陈出新，将中华服饰的发展推到了顶峰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　　唐代由于佛、道、儒三教融合，儒家思想被外族文化冲淡，在当时社会思想崇尚开放的自由氛围中，唐朝的服饰终于呈现出品式多样，异彩纷呈的局面，甚至妇女穿着男装都成了当时一种时尚。唐代服饰普遍华丽、生气勃勃、雍容大度，充满大唐盛世之风范。　　唐时服饰由窄到宽，到盛唐时则演变到了宽松博大。当时妇女上装皆为交领衫，长裙系于胸上方，拖曳于服下，给人一种宽松全新之感。我们不难看出隋唐时期社会的精神面貌的朝气蓬勃。尤其是隋唐女装，非常富有时装性，是中国服装史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女子着装最为大胆的一种。襦裙俏丽修长，披帛飘然若仙，粉胸半掩，其造型雍容华贵，妆饰富丽堂皇，真是“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慢来罗裙半露胸”。　　唐人不仅讲究服饰的款式造型还讲究发式，千变万化的发式体现着中华诗韵，或是在颂咏着神州山河。那些大胆的构想，那些神奇的巧思，都表现出中国人的艺术天赋以及对祖国、对生活、对艺术的执著的爱。　　唐人讲究面妆，无论是花钿，还是斜红，再或是面颊上的钱纹、花纹、小鸟纹……每一种妆式都有一段奇妙诱人的传说。对唐人那文化性的“满面纵横花靥”来说，今日脸颊上涂面国旗就去足球场凑热闹的球迷，只能望其项背。　　唐人讲究服饰配套，男人幞头、圆领袍衫、马皮六合靴，既具儒雅气，又有骁勇风。女人或榴裙，或胡服，或男装，在高雅之中蕴含着一种娇美，在富贵相中又有一种不受束缚的人性的酣畅。张扬，但不故作潇洒；随意，一切都在自然而然之中。总之有一种大气、霸气，霸气之中又显现着谦和，不拒绝外来文化，所有外民族服饰精粹都可以为我所用，都可以共同构成大唐的盛世繁华。　　当前，唐服像一阵风似地吹过中华大地。人人都穿上一件对襟立领缎面袄，就好像是衣冠王国崛起了。当然，不管怎样，总算给曾是衣冠王国的臣民们增添了一份自信。　　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服装是中国各民族服饰精华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它具备着区别，有西方服饰风格的东方神韵。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只是，我们或许有些挑剔地讲，这股华服风并没有穿出气势来。也可以说，形式轰轰烈烈，内容却显得单薄。　　不要误认为今日的“唐装”就是唐代服装，更不要误认为今人穿上华服，就能渲染出大唐的气势。重要的不是跟风似地穿上一件华服，而是要在现代时装中倾入中华服饰文化元素，尤其是要持续不断地保持并发展服饰中的中华风，穿出华服或说中国人的气势来。这，才是衣冠大国崛起的时刻。　　景外之景从月亮遥望地球，肉眼可以清楚地辩认出的人类文明工程？有两项：一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是荷兰的围海造田。古代世界有所谓七大奇迹：其中的五个是建筑物：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亚德米斯神庙、阿历山大灯塔、哈利卡那梭斯陵墓。现代人喜欢用特定的建筑物来代表特定的城市和地方，例如比萨斜塔、罗马斗兽场、巴黎艾菲尔铁塔、伦敦大笨钟楼、悉尼歌剧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北京天安门、华盛顿白宫等等，数不胜数。　　德国诗人歌德把建筑比作凝固的音乐，这是因为建筑与音乐之间有着很多的艺术相同点、具有音乐美的特性。建筑的外在形态、内部结构、组合、比例，与音乐变幻的旋律有着类似的特征。不同的单体建筑物或建筑群尤如乐曲中的独唱、对唱、重唱和多声部的大合唱。　　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把建筑比作画图，他曾做出过这样的论述：“一般地说，一座欧洲建筑，如同欧洲的画一样……中国的任何一处建筑，都像－幅中国的手卷画……”梁先生虽然把东西方建筑都比成了画，但是我以为，他在这里想突出表明的是中西方建筑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异样的审美情趣。　　可是，建筑不仅仅如字典上的定义，是一门营造的艺术和科学；也不仅仅如德国诗人歌德的比喻，是一曲“凝固的音乐”；在我们看来，她还是人类文明的象徵和社会文化的物质标志。如同诗歌、文学、音乐、绘画，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体现了历史在空间的延续。当然，在不同的阶段她有着鲜明的时代个性。建筑和城市是以特定的社会群体和形态为组织结构的，她的地域文化色彩非常浓厚。因为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生活、思维和交流方式，不同的生产技术、经济体系、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都影响着建筑和城市环境的形成与发展。例如中国有宗祠、四合院式的民居；欧洲则有教堂、市政广场。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这种交流有时表现出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而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一种融合和吸收，使人类文化具有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和多元性。同时也使建筑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唐朝当时的建筑不是反映出官式建筑的特点，就是表现出民间建筑的特点，这标志着唐朝把从在汉代自西域传入中国的代表印度特色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世俗文化相结合，终于走上了中国化道路，把国外的建筑风格真正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同样，唐代的建筑技术和成也随着中国文化的东传而对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地区产生影响，推动了东南亚建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唐代建筑气势雄大，造型质朴，体态遒劲。这一时期的建筑，砖的应用更加广泛，琉璃的烧制更加进步，建筑构件的比列逐步趋向定型化。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保留至今较为完整的有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还有许多没能保存住而被记录在壁画当中。此外，舍利塔遍布各地，粗大挺拔、风格朴实的建筑构件和刚劲富丽之美，使大唐的装饰艺术具有夺人的风采。　　唐代盛行直棂窗，窗棂上的纹样有龟锦纹及花纹繁密的球纹等。室内壁面上往往会有壁画，天花板形式很简洁。这时候的彩画构图已初步使用“晕”，它对以对晕、退晕为基本原则的宋代彩画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使用花纹方面，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流畅挺秀，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间排列，以及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　　唐朝建筑追求的不是一片孤立的风景的美，也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的美，而是艺术意境的美，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就像砖石叠成的史书，无不表明着它的文化特征、记录着历史的足迹。人们或许不记得现任的法国总统，但不会不知道巴黎的凯旋门、卢浮宫；人们或许不清楚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哪座城市，但不会不知道矗立在杰克逊海湾的悉尼歌剧院。因为它们在展示美的同时，还担当着承载历史的重任。　　书情画意中国的绘画，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道、佛、禅等思想的影响，在审美价值上体现出深刻的精神内涵。中国绘画的主导思想，是强调人和自然的融合，寻求精神美和自然美的统一，最终达到美和善的统一。　　中国画，无论是山水还是人物动物，其基本特征是以墨线和点造型，不像西方绘画那样借重光色来表现物象。画家借助水墨的作用，创造出表现物象的运动感、空间感、节奏感等多种多样的线条，赋予天地以畅达的生命，万物以灵跃的生机。　　毫无疑问，琴棋书画，皆是在深刻的人文背景之下结出的智慧之果。它肯定源于一个东方思维系统，有着共同的智慧特征。但另一方面，各种果实的味道却是不完全一样的，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唐代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在人物画日臻完美的同时，青绿山水画与水墨山水画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作为独立画科崭露头角。画种纷呈，画法多样。名家辈出，各善胜场，风格多种，争奇斗艳。　　唐代初期，以宗教佛像和贵族为主的人物画有了很大发展。名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现存的《太宗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就是阎立本的杰作。　　盛唐以后，随着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题材大大开阔，画法也有新的创造，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子，他是画工出身，对人物画和山水画都有很高的造诣，有“画圣”之称，现存的《送子天王图》，据说就是他的作品。吴道子以绘制宗教壁画和宗教人物画而著称。据传他画的宗教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的寺院道观中就有300多幅。而《地狱变相图》，是他佛教画方面的代表作品，被评之为“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竟使有些杀生为业的屠户和渔夫，也“见之而畏罪改业”。这说明画家观察的敏锐，造型的夸张，技巧的精湛，确有独到之处。而且吴道子的绘画技巧还惊人地熟练，据说他画丈余的人像，可以从手臂或脚部开始，都能画出完整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画佛头部的圆光，转臂运笔，一笔而成。更绝的是他画人物的衣带，飘飘欲举，让人有微风拂面的感觉。故有“吴带当风”之誉。　　在画法技巧上，吴道子在传统的兰叶描和西域的铁线描之外，创造出一种莼菜条的笔法。他还发展了梁朝张僧繇用的晕染法（即凹凸法），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使画富有立体感。在这时期，吴道子绘制了大量的宗教壁画，使宗教绘画更加世俗化，诸如现实生活中的使女形象成了普渡众生的菩萨，从而提高了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画金碧山水著名，设色绚丽，描绘工细，景物逼真，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意，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朝还有许多长于画花鸟禽兽的画家，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韩滉、戴嵩画牛，都著称于世。　　寺院、石窟和陵墓中的壁画，是唐朝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其题材虽以佛经故事为主，但也大量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如耕地、收获、拉纤、伐木、射猎以及角抵、乐舞等。那些供养人画，更是当时历史的写真。这些壁画的无名作者用生动的笔调，描绘出当时的现实生活，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壁画中的飞天，窟顶的藻井图案，也是富有独创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　　绘画在近现代获得了比其他艺术更大的发展，同样有一批凌绝古今的大家。国画的表现特征的加强，西洋画法的传入，更加丰富了国画的表现力。古老的中国绘画，在新的时代又涌动着新的生机，创造着新的风格，在中国深厚的文化艺术中，弘扬东方艺术精神，振发出艺术的新境界。　　一场战役引发的思考无论是战争缔造了文明，抑或是文明缔造了战争，总之，有战争就有文明，有文明就有战争。　　天宝十年的怛罗斯战役,虽然是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怛罗斯战役却推动了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怛罗斯战役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在前苏联境内江布尔城附近。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因石国“无番臣礼”率兵征讨。石国王约降，高仙芝允诺和好。旋即高仙芝爽约，将兵袭破石国，俘虏其国王,献于阙下斩之。石国王子逃走,向大食及其他邻国求援。各国对高仙芝的欺诱贪暴，甚为愤怒，计划共同袭击唐西域四镇。高仙芝得知这个消息后,想要先发制人，将兵进攻大食。参加唐朝联军的有葛逻禄部及拔汗那国兵，据说共有番汉兵三万，其中汉兵两万,番兵一万，深入七百余里，在怛罗斯城与大食军队遭遇。于是，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怛罗斯战役打响了。　　在怛罗斯战役中双方相互厮杀，战斗持续五日。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形势不妙反水倒向大食，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副将李嗣业和别将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联军中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结果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唯恐大食追兵将及，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此前李嗣业还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最后高仙芝等遂引残兵逃至安西。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少数人逃脱。　　这场战争唐军失败了。但是关于怛罗斯战役的后果及其影响,史学家们还有不同的评价。白寿彝认为,怛罗斯战后,安西的实力仍是不可低估。而封常清讨大勃律一役,尤可见唐在西方之势力仍然存在,决不像沙氏所说。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决不是因为恒罗斯战役。它是由唐朝国内形势决定的,可以说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夸大怛罗斯战役对唐朝国势及本国形势的影响无疑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与怛罗斯战役这两个历史事件时间相距太近的缘故。确实,安史之乱以后,唐在中亚的存在,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已非往日炙手可热,仅剩其影响而已。　　在怛罗斯战役4年之后，“安史之乱”暴发，大唐帝国于是元气大伤，告别了鼎盛的黄金时代。因而，一般的历史学家武断地认为各种矛盾积累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分界岭。然而这只是就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地区社会动荡及其不良影响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图论兴衰的话，那么怛罗斯战役的历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这种判断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甚至明代的宋濂在写元史的时候还念念附带一句“唐患在西戎”。正是大唐经历的怛罗斯战役及其失败使得“西戎”离心渐起，按现在的话说叫打算有“外遇”。而此次战役失利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距太近，于是内忧外患的大唐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当然大唐王朝后来还有一段中兴的日子。　　可是具有喜剧意味的是，唐王朝在苦苦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中，还借用怛罗斯战役的对手--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帮助平乱。这些军士果然不负众望，在消灭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获得唐朝皇帝嘉奖。这些大食军士还喜欢上了中国，政府也鼓励他们在此封妻荫子。据说他们也是今天的回回民族最早的先民。　　虽然“由怛罗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迹于西方”这种观点有点太绝对，但是这次令大唐在道义上陷于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战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国看到唐王朝虚喘的一面。当然，客观地讲，“安史之乱”让大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的够戗。它甚至将驻扎在安西、朔方等戍边部队内调平叛，几乎上演一出大唐版吴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喜剧。因此，此后人们谈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恐怕仅仅是以影响为主而已。中亚的西域各国，也正是从那以后开始了面向大食，并经历皈依伊斯兰化的历程。　　唐朝虽然在这次战役中失败了，可是却推动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这大概是战争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在这次战役中,唐军士兵大约不下万余人被俘,其中就有许多能工巧匠,如造纸匠、纺织匠、画匠等等。《通典》作者杜佑族子杜环作为高仙芝部队的一个随军书记官也成了大食的俘虏。杜环曾在大食居住十年之久。他在大食时就曾见过中国工匠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批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陵、吕礼为“织络者”。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这些人既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于怛罗斯战役之前到达中亚的,也可能是这次战争的俘虏,而或许更有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可是是这些人把唐代高超的手工技艺,教授给阿拉伯人,进而传到欧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之，怛罗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罗斯战役有着直接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同年在巴格达就出现了中国境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也有认为怛罗斯战役之后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出现在撒马尔罕。《旅程和王国》一书有这样一句话——“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确属无疑。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罗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对西方文明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其契机,恰恰就是这次怛罗斯战役。　　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中世纪东、西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第十讲 唐诗里的唐朝　　小小的故事，可以蕴涵深刻的道理；寥寥数语的唐诗，可以藏隐一个王朝的雄浑与神秘。诗与时代相融，博大、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浓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崭新的生活体验，已经让人分不清是唐中诗还是诗中唐。　　唐诗与时政诗在关注人的自然本质时，关怀的是自然的人，是人的生命个体存在，此时，诗与时政无关，抒写的是生命体验；诗在关注人的社会本质时，关怀的是社会的人，是人的群体存在即社会存在，此时，诗的意义在于兴观群怨，在于发挥“美刺”功能。　　君臣之间的诗来诗往大政治家多是大文豪，唐诗为什么那么引人注目？因为唐太宗的诗不是很差，有他的提倡。明代的对联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因为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没有读过书，却喜欢作对联。唐太宗诗好，他的臣子也多是大文学家，如魏徵等的诗就很好。那又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政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其文名也被他的政业盖过了。在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也多是大文学家。我们祖上的那位老粗皇帝汉高祖，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换做是别人还未必可以作成这个样子，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大政治家一定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淳厚，才能轻松愉快地为政。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事实上的奠基者，武功文治为中国帝王中第一人。史载唐太宗“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由于他的喜好与提倡，始开一代尊崇诗歌的风气，其功不可没。他的臣子魏徵是青史流芳的诤臣，太宗从谏如流，这是历史上君臣际遇的极致，流传下来许多佳话。然而，这二人还有一段诗缘，极能表现出这对君臣的凛然正气和优秀品质。　　一天，太宗设宴群臣，兴起时提议，各赋一诗咏一事。太宗先赋《尚书》：“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预，商辛亦荒湎。恣请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有积善。”以夏康、商纣王荒淫亡国的史事来警醒自己，彰显了一代圣君的明智。其主旨也意在与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居安思危，修德黜恶的警劝相通。随即魏徵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咏汉高祖刘邦虽经长期征战在马上打下天下，但终靠得是制定礼仪制度，才获得了皇帝的尊严，而更重要的是汉朝的统治据此才得以巩固。诗旨仍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劝君向善的诤臣本色。唐太宗听罢为此感叹说：“魏徵未尝不用礼来约束我啊！”　　这对君臣的这两首诗虽为宴饮之作，但意关宏旨，内容雅正，以他们的至高地位，无疑对当时的诗风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两首诗艺术上无甚突出特色，有特色的是贤君和直臣的气度胸襟！　　唐诗里不仅有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诗交诗谊，还有以诗讽谏的佳例。在诗的委婉与涵义中表现君臣之间的进退攻守。　　《庚溪诗话》中有个薛令之，为东宫（太子宫）侍读，没有其他的吏职，俸禄不高，便题诗于墙壁：“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无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筋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后来被玄宗见到，索性拿笔续之“啄木觜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桑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见到因惧而谢病归乡，从此不再复用。　　薛令之，长溪（今福建霞浦）人，中宗神龙二年 （706年）进士，官左补阙兼东宫侍读。因为阶低俸薄，久不升迁，遂题壁以自悼。名为自悼，实为自嘲，出语诙谐，如同“打油”诗，倒也形象生动。试想盘中仅有几根苜蓿菜，饭匙自难将它勺起来；羹稀，插入筷子，自然有“宽绰”之感。唐玄宗是不满下属这样的牢骚，有趣的是他未当面斥责（即常说的龙颜大怒），而是再题诗于壁予以讥讽。君以诗斥臣，称得上是文雅别致，非文网宽松、政治清明的盛唐莫能有。当然，唐玄宗续诗口气也是颇为严厉的，斥薛令之不安于贫困如长嘴啄木鸟，不修其德如短羽之凤凰，暗讽他另择去处。“嘴长毛短”今仍为关中一带俗语，喻人好吃懒做、道德不修。可知在唐时长安已流行这样的话语了。　　科举与诗赋以诗称著的唐代，进士科最受士人青睐，时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之说。进士试诗赋之制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奭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　　至隋朝开始，中国的官吏在选择上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形式——科举。它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选出了如此长的政事当中的层层官员，管理着偌大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一个官吏的网络体系。　　在唐代，因其国力的强盛，各个方面都显示出高度发达的状态，包括科举在内。科举在唐代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在唐代人的心目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刘宾客嘉话录》中就有一则记录充分显示出这种重要地位之所在。文章的大意是这样的：“苗给事的儿子苗瓒要去赶考，而偏偏这时苗给事因为中风卧病在床。等到考试临近，他的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重了。儿子苗瓒看到这种情况，便问父亲是否去参加考试。苗给事这时虽不能说话，却还能写字，当即写出两个字：‘入！入！’其子苗瓒看到之后，便不顾病情危急的父亲，匆忙赶考去了。”　　科举，其实就是设科取士的意思。即朝廷按照不同的行政管理的需要、规定不同的考核内容、设置一定数量的科目，使地主阶级文人根据各个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志趣，分别选择一项科目进行考试，并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它最大的优点是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它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有知识才能的人，无论你出生如何，年龄如何，只要你能通过考试，就能够升入官吏网中，迈进豪门。这是科举相当开放性的一面。　　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士族垄断政治、为庶族打开仕进之门的新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说：“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　　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　　或许应该这样说，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纵观历史，文学家大多为进士出身。我们粗略地一列就有贺知章、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不胜枚举。科举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让他们为官从政，他们的诗文便能附骥，相得益彰。如果仅是一介书生寡居陋巷僻壤，诗文何以能远播？这或许叫做文名效应。在进士名人名单中，诗人居多，且都是唐宋时期的，这与唐宋考试以诗文为重不无关系。明清以后，进士出身的文学名人就少了。　　历史上人们也多认为唐代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的兴盛，但也有人认为从省题诗来看，对唐时期促退的作用，认为省题诗中像唐代天宝年间的《湘灵鼓瑟诗》中“曲终不见人，江上数峰青”这样的佳句很是少见，清人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引《丹阳集》云：“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就连白居易中第的省题诗也被人评作“像老妪能解的平民诗人底手笔。”　　科举，对于诗人来说，其实是一堵墙：墙内、高官厚禄，墙外、穷困潦倒；墙内、是政治；墙外、是文化。内外之间反差之大，使多数的读书人两边都有瓜葛，两边都有期待。但后来又两边都不着实，两边都通难落地。　　难以想像，一个读书人只要一通过科举，通过那堵墙，就可以为朝廷出谋划策，整顿钱粮，管理赋税。朝廷与诗人，政治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等同的吧！爱幻想的诗人们，思绪翩翩，天南地北，文笔一动，思绪泉涌。可真的处理起时务来，却未必能够胜任。　　所以，这时的文人们从文化本位上说，失落了文化良知，因为他们只是把文化当成一种通过科举进而做官的工具，这并不是文化本身的目的所在。而从政治台阶上看，又缺乏政治品格。以至于在政治、科举、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怪异的关系：不娴熟政治，是因为文化；不能保全文化，是为了政治。是官吏呢？是文人呢？似乎就无法定义，不着边际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真正的本质是从一大群的文人中选出几个作为官员，是一种文官选拔的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以诗赋文章作为试题，也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才能，而是测试一般的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于文学史而在于政治史。　　李白曾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借以言志，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意欲以纵横之术，谋为帝王辅弼，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　　此为李白一生最高理想。然而，李白最终却只是以诗人的身份称雄于文坛，至始至终没能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彪炳史册。这与作为政治中心的科举，不能说没有关系。科举的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文人心态，成就了诗人李白的辉煌，却把政治的李白轻轻的搁浅在宦海岸边。　　边塞诗里的王朝别林斯基说：“艺术性在于，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而诞生的边塞诗，寥寥几笔，却如曲曲动人心弦的乐章，咏唱着一个个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　　古代边塞往往是一幅残缺荒凉的景象，那里的断垣危壁，古城烽煫，都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人。甚至连高山大漠，黄沙白云，也都承载着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光荣和耻辱，辉煌与衰落。所以，唐代边塞诗在表现时间流逝所造成的破坏性的同时，又有使以往的景观在作品和心灵中再生的功能。他们一方面吟咏岁月流逝及民族融合过程中所造成的残缺破坏，同时，又借助历史遗迹使古代边塞生活得以在诗中复现，毁坏与复活，构成了唐代边塞诗的双重景观。唐代边塞诗在描写历史遗迹时，它所展示的实际物象是已经破坏的，然而，古代边塞生活的某些场景也就借助毁坏的遗址在诗人心中复活。诗中出现的表层物象是残毁型的，而诗人心灵深处却是使古代生活画面得以再生。　　而凡在一个时代特别发达的文学现象，大抵总会表现出该时代的某些重要特质。唐边塞诗正是这样。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之一。唐王朝统一强盛，边塞战争威武雄壮而又备历艰辛，终唐之世，一直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心。诗人们对之极为敏感，充满深情。整个唐代，凡较有声誉的诗人，几乎莫不涉笔；名家大家，更无例外。于是以边塞战争为核心内容的边塞诗便在一片沃土润气之中争妍竞秀般地盛开起来了。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社会的特殊风貌。　　初唐边塞诗的主导风格是郁勃。当时天下甫定，一统王朝的元气正徐徐上升。但整个说来，尚觉力不从心，国家时遭侵袭，因而边塞诗中常常充盈着一种强烈的愤激之情，同时伴有沉重的压抑之感。这种郁勃特色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强敌入侵的愤然抗击，一是对于时事政治的喟然长叹。前者的代表是骆宾王，后者的代表是陈子昂。他们都不止一次地从军出塞，对边塞生活描绘逼真，感触深沉。　　盛唐边塞诗反映得主要是气势磅礴的边塞战争，赋予它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雄大气象。诗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军旅英雄，描绘了无数具有传奇色彩的战争，表现了唐军克敌制胜的巨大威力，激荡着一种气吞骄虏的雄风；尚武风习。投笔从戎成为反复鼓吹的主题。许多诗对效忠君国作了热情的赞许，更对武功作了热烈的颂扬。与此同时，普遍贬斥和亲；自信观念。诗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常常把破敌立功看得非常容易。在写战争的苦难时，也具有一种雄浑的底蕴，怨气之中含有豪气，因而并不使人感到低沉；开创心理。　　盛唐人志向高远，有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战斗决心。诗人们对边地的奇景奇事，充满激情，诗的境界多有创新。另外还常看到一种无畏的“拿来”精神，对塞外的乐舞、风俗、物产等多所赞美，对民族友谊有许多感人的描写。以上诸端，使盛唐边塞诗赢得了崇高的赞誉，人们从中看到了民族伟力的迸发。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盛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对外战争的优势随之丧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土沦丧，无力收复。诗人们常常对庸懦的朝廷给予辛辣的讽刺。为光复旧物，诗中时时发出深沉的怒吼，表现出昂扬的斗志；时而又传来悲愤的叹息和凄凉的哀怨。旧时的换兵制度已经废毁，边愁乡思成为诗中的突出主题。对征戍之苦的描写大量增加，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佳篇杰构。在整个创作中，理想的光辉逐渐淡弱，现实的色彩愈益加浓。诗中多写战士的苦难，其中对血与死的描绘尤其令人触目惊心。把边塞与死亡连在一起，成为习见现象，英雄主义的热情日趋消冷，人道主义的新潮代之而起，对凡庸军将的批评更为尖锐突出，为士兵的呼号更见痛切。与此相呼应，景物描写也常显出一片萧瑟悲苦，沮丧、绝望情绪十分浓重。　　从“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诗》其三十五）、“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年少行》其三）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忠贞精神；从“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李益《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一往无前、虽死无憾的无畏精神；从“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杜甫《前出塞》其六）、“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于濆《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同情士卒、泪尽泣血的人道精神；从“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娑取封侯”（高適《九曲词》其三）、“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李白《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横扫敌患、靖定边尘的进取精神。此外，边塞诗中还出色地描写了祖国边疆的壮伟风光和兄弟民族的友好情谊。无数优秀作品中所表现的这些积极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足资我们借鉴、继承。　　唐边塞诗对后世影响深远，受到历代人们的高度重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到激动人意”，首标“征戍”。明代李攀龙、王世懋、胡应麟，清代沈德潜等评选唐诗，几乎都将边塞诗作列为冠首，由此可见它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群芳灿烂的唐代诗苑中，边塞诗确是一丛奇葩，十分引人瞩目。尽管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滥觞，唐以后亦赓续未断，但是，能够在诗坛上发生如此重大影响、形成如此恢宏局面的，却只有唐代。所以我们说，唐边塞诗是卓然独立的。　　诗酒行诗与历史相知，诗与酒相惜，酒与历史相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总不缺乏诗酒同行的味道。历史已远我们而去，留给我们的只有跳跃在文字间的想像和在诗史中的滔光掠影，鼓角铮鸣，以及那弥漫着的酒的芬芳。　　诗，自产生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情也尽化酒中。数之当以唐为最。中华民族的盛世唐朝把诗酒结缘推向了历史的巅峰，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酿酒业空前发展，酒已不在是奢侈品。诗人把饮酒聚会、吟诗作赋两项活动融为一体，文人们常常借酒激发诗歌创作热情。唐代诗酒最相连，真正做到了诗酒交融，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赞美酒的诗歌更是不计其数。诗酒唐朝的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酒中有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贺知章、李王进、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诗酒唐朝中也有个别样的朝代。　　古之文人离不开酒，古之诗人离不开酒，古之诗词也离不开酒。早有魏武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体现了酒对文人的影响。到了唐代，文人饮酒做诗，更是蔚然成风，可谓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一种情感的消遣、排解之物，他们借酒吟诗，也借酒抒情。唐之送别有酒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唐之愁也有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赞酒诗篇不计其数，但其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多出至唐朝。唐朝酒香之浓郁可以说在诗人们笔下发挥到了极致。唐时期的诗人，几乎个个都是诗酒狂客，这个精英荟萃的创作群体，用酒与诗把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心态表现得潇洒狂放，树立了诗酒的高峰。　　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等人以田园山水诗表现出盛唐时代的和谐宁静，反映出诗人喜山好水、淡泊宁静的思想状态。很多作品都写出了诗人饮酒游赏、把豪放的诗情与酒意融入自然，达到令人神往的境界。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诗酒豪放，以酒诗歌咏心中之志！边塞诗酒，高扬着为国出征的雄壮激情，深含着诗酒抒发的豪迈情怀，成为盛唐的一道特殊风景线。　　唐代许多诗人的心目中，人生的最大快乐，不是封侯拜相，不是拥有金山银海，不是得道成仙，而是有诗与酒的享受。　　九转灵丹那胜酒？五音清乐未如诗。　　——杜苟鹤《白发吟》百事尽除去，唯余酒与诗。　　——白居易《对酒行吟赠同志》酒与诗是双美，缺一不可。只会端起杯来傻喝狂醉，那一点诗意也没有。当然酒与诗的“分工”又不同。“取兴或奇酒，放情不过诗。”（白居易《移家入新宅》）高高兴兴地饮酒，诗也就流出来了。酒象是魔术师手中那根棍子，它任意指挥，诗人的情思就随它而动。“酒肠堆曲蘖，诗思绕乾坤。”（杨乘《南徐春日怀古》）酒进入肠子以后，在里面七弯八拐，左飞右旋。“绕”着石头，石头会走路；“绕”着草木，草木会说话。山起舞，河歌唱，天地万物，全都灵气浮动，无不象醉了一般。　　谈到唐朝、谈到诗、谈到诗人、又谈到酒，那么就不能不重墨谈谈唐朝著名的诗人兼酒民李白、杜甫、白居易。　　郭沫若先生说李白“生于酒而死于酒”，李白的一生真是别要饮，聚要饮；喜要饮，悲要饮；闲要饮，忙要饮。“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李白的诗歌语言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风格多样，尤以雄奇、飘逸、奔放著称，气势充沛，汪洋恣肆。诗人磊落不羁，游遍大江南北，他热情奔放地讴歌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名句名篇俯拾皆是。杜甫称“李白斗酒诗百篇”，他在微醉时吟成的酒诗，大多也脍炙人口，流芳千古。如“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等。这位“诗仙”兼“酒仙”最后竟死于“腐胁疾”，即慢性酒精中毒症，此病为大量饮烈性酒五年以上才染。呜呼，哀哉！　　杜甫的诗歌，“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被誉为“史诗”。　　杜甫少年即豪饮，世称“少年酒豪”，他嗜酒如命，“百罚深杯亦不辞”，他喝酒“饮如长鲸吸百川”，只可惜，“耽酒须微禄”，他一生穷困潦倒，“街头酒价常苦贵”，“酒债寻常行处有”，后半生难得见他有几回“痛饮狂歌”的日子。公元770年，杜甫避难到湖南耒阳，县令慕其诗名，送酒慰问。结果，饥肠辘辘的他，一醉竟成千古不醒。杜甫真可谓是尽醉而归，此真乃百不幸中唯一的幸事也。　　白居易晚年自号“醉吟先生”，他爱酒，“酒盏酌来须满满”，“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醉”。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浅切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真率地抒发了个人情怀。他在诗歌的题材、风格、表现形式等多方面摆脱了盛唐诗的传统，为后人的诗、词创作开启了新的门径。他的诗《琵琶行》真可谓是“千古绝唱，诗坛圭臬”。他死前要求简葬，只带一坛酒入墓。由此可见他对酒情有独钟、难舍难分。后来传说有盗墓者挖掘坟墓，先见一坛子，打开酒香四溢，不禁喝得酩酊大醉，这才保住了香山居士的遗骨。白居易墓中藏酒，真可谓料事如神矣。　　一边饮酒，一边作诗。酒渗到诗里去，诗融到酒中来，真是难分难解。“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段成式《哭李群玉》）人的一生就这么度过。当时的社会风气，不会作官，不会发财，没人取笑；而不会饮酒，不会作诗，则视为无能。许多人都以诗酒自豪，贫不为耻。当官的死了以后，骨埋山丘，尘随风去，再没人理会，而诗酒之徒，却为人津津乐道。　　酒承载着诗人的喜怒哀乐，演绎着世间的悲欢离合。酒激发了作者的诗情，诗丰富了酒的内涵。这就使得酒和诗这两种本不相关的事物交融到了一起，诗中有酒，酒中有诗，浓浓诗意中飘散着郁郁酒香。酒能使人的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活跃的状态，调动起人的记忆和平时积淀在头脑中的各种信息，催发灵感。因而古之文人骚客若杯酒不沾，清醒理智，那么令人所津津乐道的《将进酒》、《月下独酌》、《饮酒》等诗篇，概不会出现，没有酒，诗不尽兴，酒对诗可以说是一种发扬，诗对酒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与情感的抒发。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长久为人们所传诵。它不仅是中国古今诗歌的高峰，而且还体现了很多的民族文化。唐代诗人多嗜酒，他们把自己的情感释放在酒里，又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把酒和自己的情感注入在诗中。作者醉于酒，感于生活的朝代，吟者醉于诗，忆于过往的时代。　　历史已经远去，诗人已经远去，而酒还在伴我们一路同行，并且酒这位千年长者走到今天，并未见衰老，反而更加焕发了生机，那里有诗，有王朝。　　后记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每个人，无论他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　　仅仅一本书不可能穷尽关于唐朝历史的所有话题，本书与其说是一个了解唐朝历史的读本，不如说是渴望了解其历史的一次努力。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相关专家和人士的一些著作和观点，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的著作和观点带给本书很多新的启发，而且也是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历史本身意味着无尽的经验和智慧，希望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感受。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一些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或者还没有探讨的问题，悉听来自读者的意见。来源于历史的智慧总是延续的，而来自历史的见识则是可以相互参照和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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