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倫理道德思想及其現代啟示(3)

到了漢代，大儒董仲舒把「治人情」的「禮」，具體化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從而把「忠」和「孝」作為社會倫理的基本規範確定下來。在個人倫理方面，董種舒從人與物的區別出發，把「仁義」說成是人的本性，認為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之道」，是處理人與人關係的基本道德準則。這樣，作為社會倫理的「三綱」，作為個人倫理的「五常」，便結合在一起，中國封建倫理道德的核心已見雛形。然而隨著東漢時期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儒家倫理道德的虛偽性更加明顯暴露出來。一些接觸實際的思想家，在批判讖緯迷信的過程中，開始懷疑封建倫理綱常的神聖性，唯物主義者王充，是這些思想家的傑出代表。他對現實生活的體驗，使他看到了當時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現象，進而對儒家倫理道德的虛偽性進行了揭露。在他看來，封建統治者的榮華富貴與他們的道德操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提出「禮生與有而廢與無」，戳穿了統治者宣揚的所謂「有德有富」、「以德配天」等謊言。與此同時，直接反映勞動者利益和願望的道家經典《太平經》，也對董仲舒等人倡導的宗教神學和神聖化了封建倫理綱常，進行了揭露和批判，闡述了與封建道德相對立的道德觀念。魏晉時期玄學盛行。當時，一批推崇道家黃老之學的名士，把《老子》、《莊子》和《周易》合起來，稱之為「三玄」，以此為基礎創立了玄學。玄學思潮的出現，是對儒家倫理綱常的一次否決，他們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儒家倫理道德，向儒學的獨尊地位提出了挑戰。玄學以無名無形的「道」來否定有意志的「天」，以清談的方式開展思想論戰，給沉寂的思想界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而其後以葛洪為代表的神仙道教，把儒教的封建倫理觀念攝入教義，忠孝成了神仙世界的仙道之本。「學仙非難，忠孝為先」，成了後世道教中道士的信條。仙道和人道逐步結合，學仙者先須從為人做起，一些死去的忠臣孝子也逐步被名列仙班。葛洪說：「按《玉鈐經》中篇雲，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這樣，立功德和忠孝成了長生的必要條件，神仙世界被納入了封建社會的倫理規範。道教明確規定長生成仙不能單靠方術，這就拉長了秦漢方仙道的方士和魏晉神仙道教的距離。魏晉社會由於佛教流行，也給道教以潛移默化的影響，使道教由注重個人修鍊向重視勸善度人轉化。葛洪認為天上的司命神，人間的灶神和人身中的三屍蟲，皆是精氣所化。精氣既化為神，這些神靈也有了生命和智慧，自然就有善惡的觀念，可以承擔起賞善罰惡的責任。葛洪說：「山川草木，井灶挎池，猶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綱疏，不必機發而響應耳。」葛洪這段話是哲學上用精氣說對萬物有靈論的新解釋，從而為他的道教神學提供了理論根據。這些神靈，便起著監督道士履行道戒的作用，並按世人行為的善惡進行賞罰，並把那些功行圓滿的人度化為神仙。葛洪認為，凡欲長生成仙，必須積善立功，慈心於物，忠孝為本。若乃憎惡好殺，口是心非，行種種惡事，就造下罪孽，由司命按犯罪輕重奪算奪紀，甚至殃及子孫，再想轉禍為福，必須加倍地做善事禳解。神靈對道士積善成仙要求很嚴，行善的動機要純潔，並須堅持不懈，甚至道士的思想也要接受監督，不準產生惡念，對「有噁心而無惡跡者」也要奪算。當時葛洪的主要目的，是把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入道教神仙世界，使神仙不僅擁有超出凡人的法術，而且在品德上也是奉行世俗世界倫理綱常的楷模。倫理綱常是判定修道者善惡功過的標準。葛洪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積善立功，忠孝為本，成為修道者步入神仙世界必登的階梯。晚唐北宋以來，儒學復興，吸收融攝二教而形成新儒學，在統治者大力倡導下，其地位不斷提高，迫使佛道向其靠攏，形成三教合流的社會思潮。宋元道教吸收融匯了儒家思想，孕育產生了凈明道。凈明道教義以融攝儒道為特色，自稱其教名為「凈明忠孝道」。「蓋其說以本心凈明為主，而制行必以忠孝為貴而已。」劉玉立教「以忠孝為本，敬天崇道，濟生度死為事」。所謂凈明，是指先天無極大道及自我清靜本心。凈明道認為大道清虛無為，人心本來清凈光明，與道相通。但因世人生來多漸染熏習，縱忿恣欲，背卻本性，使心地不凈不明，以致曲昧道理，便不得為人之道。對治世人心病，恢複本性凈明的辦法，唯有懲忿窒欲，正心誠意。收攝心念，使之不為物慾所動。所謂懲忿者，不僅要息滅心中嗔怒仇恨，而且要懲治嫉妒偏狹、猜疑察察之心，對細小的忿嫉也不放過。所謂窒慾者，不僅要斷絕淫邪色慾，而且對涉及溺愛眷念、滯著事物之間的一切慾望，皆須窒塞。唯有懲治一切物慾貪念，使內心纖塵不染，改過遷善，明理復性，方可德配天地，無愧人道。凈明道提倡忠孝，以「忠孝廉慎寬裕容忍」八字作為許真君降授的「垂世八寶」。尤其對忠孝神化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宣稱「忠孝大道之本也」；「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人道為之成。」又說忠孝為人性中固有的良知，「人人具此天理，非分外事也」。凈明道強調提倡忠孝，扶植綱常不只是一句空話，而且必須「真踐實履」。這種態度使當時許多儒家大臣也不得不佩服稱嘆，認為有益於世道人心。縱觀歷史，植根於民族傳統道德土壤之中的中國倫理道德不是憑空產生的，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類文明合乎規律發展的結果。同樣，道教倫理道德思想也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凝聚。儘管含有某些時代的局限性，但畢竟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人們對道德認識和實踐的記錄，即使在那些為時代局限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形式之中，也包含若干有價值的成分，可作為借鑒。我們應該把道教傳統道德中愛國愛教、勤勞節儉，扶危救困、尊老愛幼、誠實守信，謙讓禮貌等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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