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卧東山：《夏鼐日記》中的陳夢家

陳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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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常希望在那些具有歷史價值的場景中、在決定命運的房間里，裝上一隻洞察一切的攝像頭，或者把自己的耳朵緊緊貼在地板上，聆聽來自久遠年代的一聲嘆息，聆聽顫抖的鋼筆尖在紙上划出遺書的聲音，也聆聽那無言的漫長寂靜。是的，歷史上的英雄，或者受難者，或者陰差陽錯被捲入一場重大事件的無名之輩們，我們渴望聽到你們的聲音。你們的聲音盛滿歲月的箴言。你們發出的神奇電波，將向我們展開真相的長卷，為我們解釋所有人身處其中的紛紜時空，刺痛我們，傳達困惑和悲傷，也帶給我們若有若無的希望。　　不過考古學家、詩人陳夢家在生命的最後十七年里，常常心情不佳，他沒有閒情逸緻為我們這些喜歡偷窺的歷史愛好者安裝攝像頭和竊聽器。他確實寫日記，但他的日記筆墨慳吝，而且今天已經不知下落（八十年代由考古所發還給他的太太趙蘿蕤教授，趙蘿蕤去世後，家中所存書籍、資料星散）。他沒有子女。太太在「反右」運動中受刺激得了精神病。他也缺少滿天下的桃李為他樹碑立傳。那麼時至今日，我們是否能夠再次接近陳夢家最後十幾年的生活現場呢？　　今天我手捧厚達十卷的《夏鼐日記》，終於感到陳夢家的不幸經歷——儘管仍然不夠清晰，但總算被勾勒出了一個大致的輪廓。時間在日記里排成隊列，為我們送上驚心動魄的現場直播。　　日記的主人——夏鼐，文革前作為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一直是考古所事實上的一把手，也是陳夢家的頂頭上司。（所長鄭振鐸身兼數職，基本放權。先後擔任第一副所長的梁思永、尹達也因為健康、兼職等原因很少到所辦公）。他在學術界的重要地位，使這部日記具有非同尋常的多方面意義。但我最關心的是，《夏鼐日記》對於揭示陳夢家被打成右派以及在文革初期自殺身亡這兩段歷史，都提供了哪些新的史料？　　2　　要談論陳夢家的歷史，我們可以先從他那兩句盡人皆知的名言開始。第一句是巫寧坤在他的回憶錄《一滴淚》中記錄的，「陳先生不過四十多歲年紀，但又瘦又黑，經常皺著眉頭，走起路來弓著背，彷彿背著什麼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里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火了：『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麼快！』」這是一九五一年底或五二年初的事情，當時陳夢家還未調到考古所，尚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書。　　第二句是他決定自殺前說的。當時文革才剛剛開始，他被紅衛兵揪斗，他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耍了！」　　這兩句話，簡潔而情緒化，前後呼應，把守著陳夢家最後十七年生活的入口和出口。其中，前一句話顯然意義更為重大，這一聲抱怨，實際上已經決定了陳夢家整個十七年的命運軌跡。這句話通過對奧威爾著名的政治寓言《一九八四》的聯想，闡明了他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話語中顯示出他對現實的冷靜判斷。對社會變革如此迅速感到的驚訝，同時也流露出他對集權政治的懷疑和不滿。這條懷疑和不滿的道路筆直地延伸下去，直通向陳夢家毀滅的終點。第二句話則順理成章地成為立在終點的墓碑。陳夢家在終點說出這句話時，已經退無可退（有些人還可以一直退下去，無限度地退下去，但是他做不到），他必須維護尊嚴，做出反抗，他要主動地扭轉命運的走向，所以他使用了「不能再」這樣的詞語。　　如果我們把「懷疑」和「尊嚴」作為描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兩個關鍵詞，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在歷次政治風暴中陳夢家都成為眾矢之的。事實上，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已經不得不進行了多次的檢討。　　3　　方繼孝的《碎錦零箋》記錄了陳夢家寫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一份檢討，陳夢家把自己的錯誤歸納為以下幾點：一、認為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人」的問題，沒有認識到國民黨的政治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二、認為新政權只是改朝換代，「中共是中國人，還是一套老辦法」，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革命；三、「我們這些個人慣了的個人，要集體起來，總是不大容易的」；四、「對農民只有高高在上的同情，還是幫助統治階級維持了現狀」；第五條不能算是認錯，更像是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他說「解放以後，我們知識分子有些看不順眼的地方，就是有些朋友變得太快，快得不能使人相信」，「我們學習的時候要讀文件，有些人認為你文件讀得不夠熟，一遍不夠。我認為讀熟與否是一回事，好好地想也是一回事，想過了真的實踐起來又是一回事，光是生吞活剝引經據典恐怕不行罷」。這之後，他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檢討……　　這種持續數月的反覆檢討，對敏感、執拗的詩人來說，猛烈地衝擊著他的精神堤壩。他的情緒波動也影響到了妻子趙蘿蕤。趙蘿蕤在日記里說「他時而理性清明，時而感情激動，我雖安閑待之，但真正受不了他」，「今天早醒，又為夢家瘋態所逼，把他大罵一通，打垮他的個人英雄主義。大罵之後果然稍好，比理性說服強得多」，「早醒，又和夢家做思想鬥爭。我告以應不吃屎，不騎馬，以此兩句作座右銘，不承擔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騎高頭大馬」。　　趙蘿蕤只說對了一半：不能騎高頭大馬自不必說，想要在摧枯拉朽的政治運動中不吃屎卻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屎舔凈也未必過得了關。　　好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最高決策者還無暇把太多精力放在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重塑上。社會上所有人也都沉浸在對新政權的熱情和憧憬之中。在知識分子當中進行的這場思想改造運動，其波及面和嚴酷性都遠不如後來的反右和文革。陳夢家也因此又過了幾年相對平靜的日子。　　英俊的詩人稿酬豐厚，生活優越。除了忘我地工作，業餘時間他還可以看戲，逛古董店，淘明式傢具、文玩、版畫。　　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陳夢家才迎來了真正的考驗。　　4　　「反右」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深謀遠慮和宏大布局。先「鳴放」，後「反右」。毛澤東說：「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陳夢家的直率性格，使他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引蛇出洞」的陷阱。 《夏鼐日記》大致記錄了陳夢家在「鳴放」階段的表現。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開高級研究員座談會，為響應整風運動也，蘇、陳、徐、黃皆提出一些意見。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整風運動開會，有陳夢家、徐旭生、黃文弼、安志敏諸同志發言，我也指出了前年那次院部決定取消考古所、併入歷史一所議案手續方面的錯誤。　　六月一日 星期六　　上午參加所中整風運動座談會，陳夢家、徐旭生、蘇秉琦、黃文弼諸人提意見。」　　在夏鼐列舉的這份名單里，徐旭生、黃文弼都是陳夢家的長輩、蘇秉琦年齡也比陳夢家大。夏鼐卻在每篇日記里都把陳夢家的名字放在前面，可見他說的最多，言辭最激烈，談的內容也最讓人印象深刻。《文匯報》在這一年的五月六日刊登了陳夢家歡呼鳴放的文章《兩點希望》，陳夢家在文章里說「我從西安回北京後，紛紛然聞聽『鳴』『放』之音，好不熱鬧。這正是花開時節，歡迎紅五月的到來，真是一番好氣象啊！毛主席兩次有關『鳴』『放』的談話，是這幾十年中關係了中國文學藝術和科學文化的劃時代的一炮，它是即將到來的文化革命大進軍前鼓勵的號角。我個人深深感覺到，一種新的健康而持久的風氣已經開始。」陳夢家錯誤地把鳴放當做知識界春天來臨的前兆。他滿懷熱情地把自己的意見和盤托出時，完全沒有想到形勢會在片刻之間發生逆轉，滅頂之災正向自己襲來。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號召全國軍民向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進行無情的反擊。整風運動正式進入反右階段。到了這個時候，各單位領導考慮的已不是本單位有沒有右派分子的問題，而是到底哪個是右派的問題。陳夢家因此毫無懸念地成為了考古所的頭號目標。　　那麼右派人選到底是如何確定的呢？關於這一點，法學家江平教授在回憶錄《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里這樣寫道「右派當然是領導定的，人人都有被劃為右派的危險」，他又說「當時，每個教研室內，都有一些領導比較中意的黨員積極分子，這些人就是「打手」，他們尤其是政治「晴雨表」。如果他們和你有說有笑，表明你政治風險還可能不大；但如果他們和你疏而遠之，你的政治風險就很可怕了。」　　「領導」和「積極分子」，是確定右派過程中的兩個關鍵角色。上級把反右的任務布置下來以後，這兩個角色緊密配合，決定了右派的人選。《夏鼐日記》印證了這一程序：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上午參加所中整風運動座談會，自19日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文正式發表後，整風運動又進入一新階段。　　七月八日 星期一　　靳主任談反右派問題如何進行。　　七月九日 星期二　　下午參加院部積極分子動員會，由張勁夫副院長作動員報告。　　七月十日 星期三　　與靳主任談反右派運動問題。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上午參加所中反右派運動大會，主要對象為陳夢家。」　　靳主任即當時考古所的辦公室主任靳尚謙，他同時又是所里的黨支部書記，是上級指示的主要執行者。從《夏鼐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先是由他來規劃反右運動進行的策略和方針，然後召集積極分子，動員他們配合運動的開展。積極分子這個角色在政治運動中的重要性，往往被我們忽略。我們容易把他們的行動誤認為是自發的，隨機的。而實質上，他們的步調是上級意志的反映，不僅有組織，還有嚴密的計劃。他們披上民意的外衣，和上級領導一道形成高壓力量，一唱一和，啟發誘導，製造聲勢。他們的作用類似春節晚會上帶頭鼓掌，帶頭笑的人。他們既是鬥爭的先頭部隊，又是核心力量。他們一表示憤怒，群眾就跟著怒不可遏。他們一發笑，也將引發哄堂大笑。有了積極分子帶頭，扭扭捏捏的專家、學者們就可以放下心理包袱，輕裝上陣，依樣畫葫蘆地作出嚴厲的聲討了。　　在最高領袖——單位領導——積極分子——右派分子這一生態鏈條里，最高領袖永遠起著根本性的作用，但由於跟受害者之間隔著幾個環節，因此他事後可以巧妙地把責任轉嫁到兩個中間環節去，並且利用他不容置疑的權威使大家深信事實的確如此。他自己則隱藏在事件的雲霧之外，使我們一葉障目。只要他一發力，這個生態鏈條的各個環節一繃緊，運動就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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