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兇手與真理]愛因斯坦與《黃帝內經》

兇手與真理　　　　1.　這幾條罪案我們直認不諱，但是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陳獨秀　　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本志罪案簽辯書》，發明了「德先生」 （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兩個擬人化詞語，很快這兩個詞就成為推動「五四運動」乃至整個中國革命的響亮口號。　　「賽先生」這詞一誕生，中醫就被放到了他的對立面上。陳獨秀在那篇《本志罪案簽辯書》里說：「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顯然「國粹」里就包含了中醫。　　於是乎從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始，廢除中醫的言論此起彼伏從未停息過。在所有反對中醫的理由中，「中醫不科學」最有份量，最容易被人接受。　　陳獨秀反對中醫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說：「中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嚴復則將中醫與各種星象占卜劃為一流，認為是愚昧的產物，他說：「中醫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將中醫藥歸為風水、星相算命一類的方術」。　　儘管胡適在政治觀點上與陳獨秀頗有分歧，但在反對中醫的問題上，二人卻有相似的立場。有一位地質學家丁文江在貴州考察時患病，當時山高路遙，沒有西醫，但他卻真的寧死也不請當地中醫來看，胡適對他這種拒絕中醫的行為大加讚賞說：「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的乾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梁啟超在對待中醫的問題上，更有「捨生取義」的悲壯味道。1926年梁啟超因尿血到北京協和醫院治療。用當時最先進的X光拍片後發現腎上有一黑點，便診斷為瘤需要將腎切除。梁啟超的一位朋友寫信勸他不必割腎，可以服用中藥治療，但梁啟超堅信西醫的科學性，沒有採納這一建議。結果腎切除後，他仍時輕時重地尿血，稍一勞累就會長時間尿瀦留，多次入院治療病情仍無好轉，三年後死於此病。在他明知自己被誤珍誤醫之後，他怕因此影響西醫在中國的聲譽，還帶病撰文呼籲國人不要因為個別事故而全面否定西醫的科學性，他說：「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 　　1933年，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在討論《中醫條例》時的講話，可謂概括了當時中醫反對派的主要觀點，他說：「中醫言陰陽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學上實無根據；至國葯全無分析，治病效能渺茫」。　　在反對中醫的人物中，余雲岫最為專業與權威，而且最接近成功。余雲岫早年赴日本大阪學習物理和現代醫學，回國後曾任上海醫院醫務長、上海醫師公會會長等職。與很多中醫的反對者不同，他對中醫十分了解，所著《古代疾病名候疏義》考證古代疾病源流，對中國疾病史頗有研究。但他研習中醫多從西醫觀點出發，認為中醫理論不科學，並受日本明治維新時取締漢方醫學影響，主張「廢醫存葯」。　　1929年，在他任中華民國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時，提出廢除中醫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在議案中，余雲岫開篇就把中醫不科學作為廢除中醫的最重要理由, 他說：「現代的措施醫事，應該一切以科學為準則，但我國社會各層的智識和習俗，不夠科學，所以除舊布新的徑路，應該走相當的曲線」。　　這個議案很快在「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獲得通過，但一經公布，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即遭到中醫界強烈反抗，各大媒體對衛生部及中央衛生會議展開猛烈抨擊，促其收回成命。中醫界組織請願團赴南京分別向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國民政府、立法院、衛生部等單位請願，要求撤銷廢止中醫提案。中西醫優劣的爭論更是達到了白熱化程度，中西醫兩界的代表人物紛紛在各大報刊上發表文章互相攻訐譏諷，充滿了火藥味。 　　由於「廢除中醫」的議案掀起了全國性抗爭活動，影響了剛剛統一全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威信，政府不願意因為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件引起社會動蕩，所以不久後請願團便收到國民政府文官處的批示:「撤消一切禁錮中醫法令」。上海中醫藥界人士為慶祝此次勝利，遂把每年3月17日定為「中國國醫節」。　　今日看來，新文化運動時期社會精英們反對中醫，並非本著科學態度，經過認真觀察得出中醫無效或有害。他們的做法完全出自於信仰與社會責任感，當時中國在儒家思想兩千年的統治下積弊太深，大多數民眾對科學毫無認識，更談不上科學精神、科學意識。時代精英們看到沒有科學思想中國決不可能擺脫落後挨打的狀況，更不可能再次「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們拒絕中醫是為了喚起民眾對科學的信仰。　　丁文江、梁啟超為了喚醒國人的科學意識，寧願忍受病痛也不接受中醫治療，這種行為無疑值得尊敬，這讓人聯想起魯迅小說《採薇》中的伯夷與叔齊，作為商朝舊臣，寧願餓死深山也不食周朝俸祿。在他們的信念中，應當倡導科學，應當打破一切舊的東西。是否接受中醫治療就成了對信念忠誠度的考驗，接受中醫就等於向舊世界低頭。他們拒絕中醫並非理性分析的結果，這就好比穆斯林拒絕吃豬肉，印度教徒拒絕吃牛肉，完全出自對宗教的虔誠，而非因為吃這些肉食有害健康。　　愛之深則責之切，他們並非只對中醫採取徹底否定的態度，幾乎舊世界的一切都成為中國革命啟蒙者們批判的對象。今日回顧起他們的急切、盲目、缺乏理性的言論，就好像成年人翻看自己青春期時騷動叛逆的日記，既有幾分可愛，又有幾分可笑。　　例如很多早期革命啟蒙者都極力反對漢字，認為漢字是落後原始的文字，非要將其除之而後快。錢玄同這樣評價漢字：「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方法極不精密」、「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　　這樣的言論受到了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大力支持。胡適寫道：「獨秀先生主張『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的辦法，我極贊成。」　　魯迅這位文學大家，對與他整日打交道的漢字也毫無愛惜之心，他批評漢字道：「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瞿秋白則對漢字恨之入骨，大聲疾呼：「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毛坑！」　　從這些急切而毫無理性的文字中，不難看出那個時代的躁動不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時代精英們的盲目、非理性，以及對西方文化無限崇拜，正與他們頂禮膜拜的 「賽因斯」先生的作風格格不入，因為對任何事物都保持理性、懷疑的態度，這才是科學精神的真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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