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經勵精圖治的皇帝

信力建

1996年歲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在北京看話劇《商鞅》。當看到當初勵精圖治意氣風發的改革者商鞅終為頑固派羈絆，車裂而死時，禁不住潸然淚下。事實上，中國曆來不僅有象商鞅這樣因為勵精圖治而最終下場不妙的大臣，還有那些也曾勵精圖治，最後卻在老大帝國鐵桶一般的體制壓迫下黯然收場甚至不可收場的皇帝。我們不妨來看個究竟。

先看北宋神宗皇帝。1607年，剛剛過了20歲的宋神宗趙頊即位，成為大宋第六代皇帝、從登位那天起，他就顯得很是有些憂心忡忡，心力交瘁。原因是大宋這家百年老店此時已經百弊叢生，神宗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至治平二年（1065年）虧空已達1570多萬。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并，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所以他甫一即位，便有那麼多棘手的矛盾等著他去解決，有那麼多的迷津等著他去指點，歷史過早地甚或可以說是不負責任地把那麼多的重擔壓到了這位年輕的皇帝身上，這使神宗趙頊感到了肩上擔負的沉重的責任與壓力。應該承認，神宗趙頊便是那種極具憂患意識和政治責任感的極少數人。作為一位繼統帝王，按說，在承平年間，只要他樂於守成，安分守己，得過且過，平時只管盡情地去享受人主通常所享有的那些聲色娛樂，富貴榮華，他的太平天子一定會當得快快活活，有滋有味。可是，由於性格使然，血管里總是流淌著不安分的血液，不甘平庸的他在嗣位新君後卻一心要勵精圖治，攬轡澄清，變法圖強。據《宋史》記載，神宗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當太子時就喜讀《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值此內外憂患，財政睏乏之際，神宗沒有氣餒，力圖「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表現出「勵精圖治，將大有為」，「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的政治氣概。

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還特命設置了「職制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之、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神宗聽從王安石的推薦，進一步起用了呂惠卿、章惇、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這些人都有一定的實際才幹，對於協助王安石擬定和貫徹新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變法的過程中，神宗以君權的力量，保證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寧二年，新法逐漸出台、實施，但是馬上遭到朝內外一批守舊勢力的攻擊。他們不僅從新法的內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紛紛面前，神宗雖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至於學術、道德上的爭論，神宗則認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他講求道德與功名並重，對守舊勢力反對變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甚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釋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張，並繼續支持新政。在王安石與守舊勢力的鬥爭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後罷退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詩。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權力，於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 然而，在新政維艱，元豐改制變法雖然在前一階段取得勝利，但守舊勢力的攻擊並沒有停止，特別是隨著變法的逐步深入，觸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嚴重，守舊勢力的進攻就越猛烈。但隨著守舊派勢力的增強，變法派內部意見的分歧，神宗對王安石專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變法不能推進。熙寧九年（1076年），天上出現彗星，守舊派又以「天變」對變法提出非議，神宗更加動搖。他對王安石說：「聞民間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復求罷相，出判江寧赴，變法失敗。元豐八年（1082年）三月，年僅37歲的神宗皇帝在鬱郁中病逝。

再來看看明朝的神宗——萬曆皇帝。明朝中葉，土地兼并情況十分嚴重。突出的表現是皇族、王公、勛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占奪土地。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萬頃。在朝廷，大學士徐階一家就占田24萬畝。全國納稅的土地，約有一半為大地主所隱佔，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貴族大地主瘋狂地掠奪土地，封建剝削的進一步加劇，租種官田的農民生活極苦，民產去稅存和田居富室、糧坐下戶的情況多所發生，處境悲慘。而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大規模的徭役徵發十分嚴重。激起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接二連三地發生了起義。張居正指出當時存在五大積弊：「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

萬曆初年，由明神宗的母親李太后處理朝政，而張居正可說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對張居正更為信賴，故張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新政。張居正改革表現出了高度的政治責任心，與歷史上的吳起變法、屈原革新、王安石變法精神完全一致，是時代的產物，故其價值是永垂文帛、光照千秋的。張居正之所以能在危難中果敢地主持新政，其重要的思想是始終不忘記以民為本，因民立政。他的改革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兼并掠奪農民土地的勢頭，多少緩和了農民的惡劣處境，減輕了農民有負擔，減少了地方官吏對農民刻意剝削的機會。從而表現了一個古代文人注重學以致用、從政庇民的高貴質量。通過這次萬曆新政，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太倉所儲，足支八年」。

然而，當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後。萬曆皇帝馬上翻臉——此時已是二十多歲的萬曆決定自己「乾綱獨斷」，於是下令取消「一條鞭法」，把矛頭指向了張居正。神宗隨即給張居正加上了「誣衊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等罪，下詔抄了張居正家，並把其子弟全發配到「煙瘴地面」。從此萬曆皇帝開始全面廢除萬曆新政的政令，破壞新政的成果。萬曆新政徹底失敗。而此後的神宗也陷入所謂「醉夢之期」：他「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最後沉迷酒色，大吸鴉片。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逝，十月葬於定陵。《明史》對於明神宗的評論是：「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最後來看看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清德宗光緒皇帝。他四歲登基，起初由慈安、慈禧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慈安崩逝後由慈禧太后一宮獨裁，直至光緒帝十八歲親政，此後雖名義上歸政於光緒帝，實際上大權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緒帝一生受到慈禧太后的挾制，未曾掌握實權。然而他胸懷大志，愛國情殷。在1898年，甲午戰爭失敗後，光緒帝利用民情，推動戊戌變法。

斯時，為了國家的振興，他把個人的利益和榮辱置之度外，說：「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他用手中的權力極力支持康有為。戊戌年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三日，御史楊深秀奏請定國事，十一日，在取得慈禧太后同意後，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在政治、經濟、軍事、文教諸方面實行變法，旨在挽救中國危亡。他對維新派主要人物作了恰當的人事安排，允許康有為專摺奏事，並任命他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以讓他們便於上奏，提出變法方案。在短短的103天里，光緒帝頒布了100多條新政上諭。光緒帝發布御令，企圖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國改良性運動，但遇到大多數地方頑固勢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阻撓和破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根本不理睬御令籌辦之事，電旨催問，也置若罔聞。

慈禧太后起初表示同意變法，但她害怕變法會侵害她的權力，於是想方設法控制變法。她發出懿旨，迫使光緒帝將變法中堅人物翁同龢革去其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職務，同時任命後黨重要人物榮祿為直隸總督，掌握兵權，又規定新任職的兩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向她謝恩。後來光緒帝革去了守舊、阻撓上書的懷塔布、許應揆等6名禮部堂官，任命了7名新堂官，其中4名是支持維新的，這一行為觸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光緒帝又任命維新派重要人物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擔任四品銜章京，處理新政事宜。後來維新派又企圖聘請當時已經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擔任顧問，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實現。與此同時又有眾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頑固勢力聚集到慈禧身邊，請求她出面制止變法。於是慈禧太后決意破壞變法，發動政變，變法失敗。1908年11月14日幽禁中的光緒帝因砒霜中毒而暴崩，享年38歲，葬於清西陵的崇陵。

這些曾經勵精圖治皇帝的故事告訴我們：在強大的體制面前，一個人——哪怕這個人是最高統治者，也無法以一人之力挑戰整個體制（當代的胡趙，也是例子），因此，改革不能指望個人品質，而應當著眼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