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航海：索馬利亞那兒有宋錢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局部，由清宮畫院的五位畫家——陳枚、孫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在乾隆元年（1736 年）協作畫成，畫中描繪了北宋都城汴京及汴河兩岸上自然風光與繁榮景象，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文｜吳鉤

節選自《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6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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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德國考古學家在非洲索馬利亞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銅錢，從錢幣的文字看，這些古錢顯然來自遙遠的中國宋朝。

這不是第一次從非洲東部出土宋錢，早在1888年，英國人已在坦尚尼亞的桑給巴爾島發現了宋代銅錢。這也不是最後一次在非洲發現宋錢，1916 年，馬菲亞島也出土3枚宋錢；1945年，桑給巴爾島又挖出大批古錢幣，在現存的176枚錢幣中，屬於北宋的有108枚，南宋的有56枚；坦尚尼亞的基爾瓦港口與肯亞境內的哥迪遺址，也先後發現了「熙寧通寶」 「政和通寶」 「慶元通寶」等宋朝銅錢。

人們忍不住好奇：宋朝與東非遠隔重洋，相距萬里之遙，文明差異恍若隔世，這些宋朝銅錢為什麼會跑到非洲去？

「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

宋代，中國跟非洲諸國已有接觸，宋人筆下的「弼琶羅」，即今之索馬利亞，「層拔國」即今之桑給巴爾，「蜜徐籬」即今之埃及，「木蘭皮」即今之摩洛哥。成書於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的《諸蕃志》就有「弼琶羅」 「層拔國」等條目介紹其地理位置、風土人情。宋朝的海商至少已掌握了4條中國到非洲的航線。每年入冬時節，龐大的商船從廣州港或泉州港起航，航行四十餘日，到達南洋亞齊島，在這裡博易、住冬，次年再前往非洲，其航線大致有四條：一是從亞齊島出發，至印度南部，沿海岸線航到阿拉伯半島，然後穿越紅海，到達埃及；一是從亞齊島出發，航至阿拉伯半島後，直接南下，抵達非洲東海岸；一是從亞齊島出發，至馬爾地夫群島，然後穿過印度洋，到達阿拉伯半島南端，渡過紅海前往埃及；一是從亞齊島出發，經馬爾地夫群島，橫穿印度洋，直達非洲東海岸的摩加迪沙，南下桑給巴爾。在摩加迪沙等東非城市出土的宋朝錢幣，就是宋朝海商帶到那裡的。

南宋紙幣「會子」自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起在全國發行流通，圖為「會子」銅質印版，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印版中間印有「行在會子庫」，指管理會子的部門；「行在」, 即當時的首都臨安，今日杭州

發現宋朝銅錢的地方，當然不限於東非城市。1827年，南洋的新加坡掘得來自中國的古錢幣，多數為宋代銅錢；1860年，爪哇島挖出中國銅錢30枚，過半為宋錢；1911年，斯里蘭卡也出土12枚宋錢；波斯灣、印度、越南、日本、朝鮮半島，以及中國境內的遼、西夏、金轄區，均有宋錢出土。從泉州港出發，駛往東南亞貿易的南宋沉船「南海一號」上，也發現了大量銅錢，總數超過萬枚。如果這艘南宋商船順利到達目的地，那這批宋朝銅錢將被輸送到東南亞，成為當地流通的貨幣。

宋人張方平說，「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從亞洲與非洲出土的文物來看，張方平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宋錢在800年前，還真是流通於「四夷」的通貨。

在與宋朝接壤的遼國，出使遼朝的蘇轍看到，「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使本朝銅錢」；在日本，南宋時期大量宋錢湧入，取代了日本政府的自鑄幣，成為市場交易的主要貨幣；在交趾，當局下令「小平錢（宋錢）許入而不許出」；在南洋，諸蕃國「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東南亞國家傳統上以金銀等貴金屬為通貨，但貴金屬貨幣一般只適宜用於大宗交易，民間瑣碎交易使用金銀非常不方便，只好採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製作精良、信用良好的宋錢的流入，立即為當地的市場交易帶來了便利，難怪當地人將宋錢視為「鎮國之寶」。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勾勒出宋朝銅錢的流通範圍了——從宋朝本土，到相鄰的遼國、西夏、金國境內，從漢字文化圈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越南，到屬於阿拉伯與印度經濟文化圈的南洋諸島國，從印度半島到波斯灣，到非洲東海岸，都有作為通貨的宋朝銅錢流通於市場。可以說，在11至13世紀，宋錢的地位有點類似於今日美元的地位，是通行國際的「硬通貨」。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非常堅挺：「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蕃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蕃貨千貫之物，以是為常也。」

「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

海外諸蕃國對宋錢的巨大渴求，導致有宋一代的銅錢外流非常嚴重，據宋史學者王曾瑜先生的估計，每年從宋朝流入海外的銅錢，約為10至20萬貫，相當於南宋年鑄幣量的一半。如此巨量的銅錢外流，無疑加劇了宋朝的「錢荒」。

宋代錢幣：1. 政和通寶，2. 慶元通寶，3. 嘉泰通寶，4. 熙寧通寶，5. 大宋元寶，6. 乾道元寶（上排左起）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鑄錢最積極的時代，特別是北宋，銅錢的年鑄造量最高達570萬貫，平常年份一般都維持100萬貫至300萬貫的鑄幣量。後來的明朝，近300年的鑄幣總量，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貨幣量。按中國貨幣史學者彭信威的估算，加上前朝留下的舊幣，宋代全國的貨幣流通總量約有二億五六千萬貫。可見宋朝的市場規模之大。

儘管如此，宋朝還是頻頻發生「錢荒」。如熙寧年間，「兩浙累年以來，大乏泉貨（貨幣），民間謂之錢荒」；元祐年間，「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貴錢少」，南宋後期，「錢荒物貴，市井蕭條」。從北宋到南宋，「荒錢」鬧個不停，老百姓常常發現，市面上的錢用著用著就不見了，不知流到哪裡去了。

宋錢到哪裡去了？很多時候是被宋朝海商或海外蕃商帶到海外去了。最嚴重的一次「錢荒」，發生在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覺睡醒，忽然發現「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市面上居然幾乎找不到一枚銅錢流通。原來，市面流通的錢都被日本商船收購走了。日本看中宋朝的銅錢，低價出售日貨，大量回收銅錢，「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致使台州一日之間爆發「錢荒」。

因此，宋朝政府一直嚴厲禁止商人攜帶銅錢出海。如北宋慶曆年間，由於「邊吏習於久安，約束寬弛，致中國寶貨錢幣，日流於外界」，朝廷重申禁令：「以銅錢出外界，一貫以上，為首者處死；其為從，若不及一貫，河東、河北、京西、陝西人決配廣南遠惡州軍本城，廣南、兩浙、福建人配陝西。其居停資給者，與同罪。」走私一貫錢出境即構成死罪。然而，法令雖嚴，卻屢禁不止。

由於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堅挺，攜帶銅錢出海非常有利可圖，許多海商都鋌而走險，想方設法避開市舶司（相當于海關）的檢查，走私銅錢出海。「南海一號」所運載的銅錢，也當為走私無疑。

南宋乾道年間，終於有一名官員覺得忍無可忍，提出用「拔本塞源」的絕招來對付銅錢走私。這名官員就是靜江府知府范成大，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論透漏銅錢札子》：「每歲市舶所得，除官吏靡費外，實裨國用者幾何？所謂蕃貨，中國不可一日無者何物？若資國用者無幾，又多非吾之急須，則何必廣開招接之路？」既然如此，何不將明州（今寧波）等港口關閉掉，停止對外貿易？以今天的目光來看，范成大的建議顯然是一個餿主意，所謂的「拔本塞源」，不過拔的是開放制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義之源。如果朝廷採納他的意見，那麼發生在明清時期的「海禁」將提前來臨。

「招徠遠人，埠通貨賄」

宋孝宗當然不能採納范成大的餿主意，有宋一代持續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

宋朝君主與政府信奉的經濟政策，跟明清時期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就是對商業與市場表現得非常熱心，對發展民間海外貿易的興趣遠大於維持傳統的朝貢貿易。

10世紀的宋朝皇帝曾經跟18世紀的英王一樣，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徠貿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就「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葯、犀牙、真珠、龍腦」，跟海外諸蕃國展開海上貿易，成為宋王朝的慣例。南宋政府建立後，高宗皇帝更是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貫）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

宋人將從海路進行的國際貿易稱為「市舶」，發達的市舶可以讓政府獲得豐厚的商稅收入，何樂而不為呢？傳統的朝貢貿易，從經濟收益來說，得不償失。正因為這樣，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貢貿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載外國入貢者」，否則將處以「徒二年，財物沒官」的懲罰。顯然，如果海外諸國以朝貢的名義來華貿易，勢必衝擊民間的外貿總量，影響到朝廷的抽稅。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在禁止海商「擅載外國入貢」的同時，宋政府又鼓勵海商招徠蕃商來華貿易，「蕃商有願隨船來宋國者，聽從便」。對「招商引資」有突出貢獻的海商，政府還會給予獎勵：「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

大宋的任何海商，只要到宋政府設於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領取「公憑」（外貿許可證），便可販運商貨出海，將他們的商船駛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灣、紅海，甚至地中海。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對海外蕃商敞開門戶，歡迎蕃商來華貿易。蕃商的在華利益與權利受到宋政府的保護，宋高宗時期的一條立法稱：「有虧蕃商者，皆重置其罪。」

在泉州、廣州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還設有「蕃坊」，供外國商人居住。蕃坊自選蕃長，實行自治，對他們的生活習慣、風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宋政府都給予尊重。還修建「蕃學」，供蕃商子弟入學讀書。

當然，保持門戶開放與發展海外貿易的結果，就是宋錢無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導致國內發生「錢荒」。怎麼辦？宋政府的應對方案是發行紙幣。南宋的市場規模不亞於北宋，但南宋的鑄錢量遠遠比不上北宋，這是因為紙幣——「會子」在南宋的應用已經非常廣泛。

南宋「會子」的前身是北宋「交子」。「交子」還不是完全的信用貨幣，必須有準備金作為信用保證。北宋的經濟學者還發現，國家發行紙幣，準備金不需要足額，只要有2/3的準備金便可以維持幣值的穩定。「會子」則是完全的信用貨幣了，已不需要準備金，南宋的經濟學者已經明白，紙幣的面值完全可以用國家信用來背書。紙幣貶值則是因為國家濫印鈔票。

宋孝宗，趙眘（1127－1194），南宋皇帝

宋王朝商業成就令人矚目

歷史最終沒有給宋代中國發展出資本主義體系的機會。不過，宋王朝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商業成就，發育出不同於其他王朝的文明狀態。也許數字更能直觀地說明問題：從財稅結構的角度來看，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佔了70%；南宋淳熙至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這是歷代王朝從未有過的事情。晚清在洋務運動後的1885年，田賦的比重才下降至48%，關稅、鹽課與厘金的收入總算佔了52%。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億貫的財政收入中，來自市舶的收入（包括進口商品抽稅、進口香藥專營利潤）最高貢獻了340萬貫，大約佔3.4%。

這些統計數字以及宋政府重商主義的表現，使得宋代中國看起來就如資本主義剛剛興起時的地中海國家。怪不得海外的許多漢學家都認為宋朝是「現代的拂曉時辰」。在他們眼裡，最為光彩奪目的中國王朝，不是強盛的漢唐，而是似乎有些文弱的兩宋。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現代史教授喬納森·斯彭斯，曾在《新聞周刊》上撰文評價宋代中國：「上一個中國世紀是11世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於一系列的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試驗的傳統到對宗教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千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