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政策的反思與批判---《公開信》發表30周年之際_李建新的博客_睿學堂_博客_財新網

30年前，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這是我國認識和「判定」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即由「人口眾多是優勢」轉為「人口眾多是負擔」，也因此帶來了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個重大轉變。從此，「一孩」政策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與實施。30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是我國30年來堅持改革開放的結果，而非同期的一孩計劃生育政策之功。相反，一孩計劃生育政策，對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於我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從短期看，猶如急功近利的「殺雞取卵」；從長遠看，則是「斷子絕孫」的「自毀長城」。在《公開信》30周年之際，有必要全面徹底地反思和批判「一孩」政策。

其一，無視了社會發展和人口自身再生產規律。

任何科學政策的制定，離不開我們對事物運行規律的把握。20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經歷了數次嚴重的挫折之後，無論是黨中央還是全國人民都有著強烈「加快發展」的願望，而改革開放國門洞開更是讓舉國上下強化了這種緊迫感。在這種背景之下，官方和一些學者對我國人口變動的認識和問題的判定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認為我國的貧困落後是由於人口眾多而致，人口眾多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巨大「障礙」和「包袱」，迅速減少人口是實現我國經濟目標的必要手段。於是，史無前例最嚴厲的一孩政策就這樣誕生了。

所謂社會發展和人口自身再生產的變化規律，首先表現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口轉變規律。簡單地說，人類歷史上，從西方工業革命之後人口率先在西方國家發生轉變，既從農業社會的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工業社會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人口的數量和結構（年齡結構）必然會發生變化。二戰以後，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走上了現代化之路，其人口也開始發生了轉變。20世紀50年代，不含中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分別為44.6‰和23.4‰，同期我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別為43.8‰和25.1‰，可以看到我國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中的一員，人口同處在高出生、高死亡的農業社會水平上。到了20世紀6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出生率、死亡率分別降至41.1‰和16.5‰，人口增長率也迎來最高峰，形成了世界人口爆炸。同期，我國出生率、死亡率雙雙將至36.9‰和10.9‰，人口增長率也迎來了歷史最高峰，由人口轉變起始的1.87%沖高到2.61%。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我國死亡率下降速度更是驚人，這是建國之後社會和平發展的必然結果，特別是「土改制度」和「赤腳醫生」制度迅速建立和普及的必然結果。所以，我國20世紀50、60年代人口激增是社會發展人口轉變中死亡率迅速下降的結果，而絕不是「錯批一人」的結果。如果一定要「聲討」毛澤東時代的人口激增，那隻能「怪罪」那個時代的發展「過於恩惠民生」，讓死亡率（主要是嬰幼兒死亡率）下降的太快了，而不是鼓勵出生的太多了。由於無視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人口轉變的規律，視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人口數量增長為前人「決策」錯誤，所以，「一孩」政策一直被認為是對我們過去所犯「錯誤」的加倍補償，是對過去「錯誤」的「撥亂反正」！

從當年親歷學者的研究[1]和歷史資料來看，一孩政策是特殊歷史背景下，一方面是脫離了我國實際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觀念基礎，無視發展中人口自身再生產規律，急於求成長官意志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當時「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合作研究「有力論證」的結果。這些「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從人口與經濟、人口與資源環境外在關係等方面「充分論證」了一孩政策出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長官意志」有了「堅實」的學理基礎。在當年一孩政策制度框架中，人口生育行為變成了控制論下的機器，活生生的人口再生產如同物質再生產，可以任由主觀控制意志「關（強行結紮）、停（人工流產）、並、轉」。在「一孩」這項公共政策中，簡單機械的「控制決定論」大行其道，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與影響人們生育行為的文化觀念以及人們生命目的的精神意義「蕩然無存」，完全背離了社會發展和人類自身再生產的運行規律。

其二，搞錯了人口與發經濟展的基本關係。

一孩政策出台背後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是「兩種再生產」平衡理論，這個從恩格斯著作中「千辛萬苦」找出來的隻言片語，一開始就被「誤讀」了。在論述二者的關係中，無視人口再生產的特點，片面強調人口再生產適應物質資料再生產。後來這種人口和經濟之間關係論證更簡化成為「人均分母效應」而「泛濫成災」。當人們只把人口作為各種平衡關係對比的分母而追求人均指標的時候，就不難推演出人口數量越少越有利於人均指標提高從而越有利於發展的荒謬結論，而「一孩」政策背後的人口與經濟發展關係的論證恰恰就是這樣一個邏輯。

自馬爾薩斯1798年發表人口論以來，關於人口與發展的關係爭論出現過三種不同的觀點和流派，人口悲觀論、人口樂觀論以及不確定的中性論。20世紀末，美國教授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以動態的結構視角，從理論和實證上揭示出了人口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研究指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是人口內部結構的變化（即總人口中不同年齡人群的比例以及不同部分人口之比變化，如勞動力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人口撫養比等）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影響，人口內部結構不同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了不同的即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過去，學者們之所以就人口與經濟發展關係問題爭論不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忽視了人口內部這種動態的結構變化，只關注到了外部的數量規模變化。可以說，他們的理論統一了以往關於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爭論，不是人口數量增減多少，而是人口結構如何變化會影響經濟增長。

西方歷史人口變遷和當今東亞人口轉變都證明了人口結構變化過程中的「人口紅利」的觀點。中國也是如此。從縱向歷史數據看，20世紀70年代初我國實施了符合國情民意的「晚稀少」計劃生育以後，我國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年齡結構即勞動力人口與非勞動力人口之比開始朝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方向變化。這種人口內部結構變遷「人口紅利」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相呼應。在經濟改革30年的大潮中，正是那些「誤增三億」人口源源不斷地提供著豐富勞動力資源，成就了我國30年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從橫向地域上看，我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迅猛，直接與這些地區人口年齡結構（如撫養比低，勞動力人口比例高）和人力資本佔優有關。

實踐證明，過去作為一孩政策出台關於人口眾多是經濟發展障礙包袱的論證完全是錯誤的，保持人口內部合理的結構（年齡、性別結構）、不斷提高人口素質才更有利於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才是人口影響經濟發展的本質所在。

其三，誇大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

一孩政策出台的另一大論證基石是人口眾多對我國資源環境產生巨大壓力的事實。毫無疑問，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國，人均資源（耕地、森林、水、能源礦產等）相對匱乏。沒人會否認中國存在著人口數量對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而且這種巨大壓力在未來不會很快得到緩解，反而還可能不斷加劇。但是，據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數量是資源環境問題的「罪魁」？是不是迅速減少人口數量就可以解決中國的資源環境問題了呢？

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存在著諸多影響資源環境的因素；第二，人口規模只是諸多因素中的一個；第三，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導致資源惡化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會有所不同。我國當今資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於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費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發展觀和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政績考核機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我國資源環境的保護和利用。把人口規模歸結為資源環境問題的主因，從而以嚴格控制人口數量方式解決這些資源環境問題不僅把問題簡單化了，而且還會產生誤導，不利於問題的真正解決。

更重要的是，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求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全新的視角看待和解決我國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口、資源環境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以資源環境問題為例，許多資源環境問題如全球變暖、臭氧枯竭和資源消耗等都產生了一個比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要大得多的「環境命運共同體」。面對著人類「公共物品」的資源環境，任何以國家為單位的單邊行動都將是無助的。所以，以關起「國門」封閉的方式、以迅速減少本國人口數量的手段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充其量是將我們在全球「公共物品」上應有的份額讓他國所蠶食，將我們在「共有地」上應有席位讓他國所佔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開放的時空中，沒有絕對意義上的本國「資源環境」問題，也沒有絕對意義上的一國「最優人口」。我國企圖以本國資源環境「硬約束」來設計絕對意義上「適度人口」規模進而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無疑是「作繭自束」、「削足適履」，是極其不明智的。更何況，全世界各國無一不把人口作為第一寶貴「資源」來「擁有」和發展壯大。

其四、掩蓋了政策實施過程的代價和實施後的嚴重後果。

1980年實施一孩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無論是在實施過程中還是其實施後果，都付出了巨大代價，並將繼續付出更大的代價。由於一孩政策脫離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條件和生育文化觀念，無視國情民意，背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生育意願，使得政策實施一開始，計生工作就成為了「天下第一難」！不僅幹群關係對立，腐敗滋生，而且國家這30年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國家和個人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如今這種政策運行和行政管理成本進入了負擔越來越重的怪圈。

在30年前的《公開信》中，曾預見到一些實施困難和實施後果包括一些結構問題，但由於人口政策後果的持續性和滯後性，其滯後性後果被大大低估了。一孩計劃生育由於無視現代化進程中人口轉變的規律，破壞了人口變遷中數量變化和結構變化的統一，帶來的一系列人口結構問題。從微觀上講，獨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結構單一化，其不穩定性和脆弱性風險大增。而且，使人們失去了家庭「資源」，少兒女、缺親情，「斷絕」了家文化的根基；從宏觀上講，則導致人口結構的嚴重失衡，出生性別比偏高後的婚配人口性別結構失衡、勞動力人口減少、以及加速的人口老齡化。這些不平衡不僅給未來社會穩定帶來威脅，也使我國今後經濟失去可持續增長的活力，使中國喪失國際競爭力。今日老歐洲及日本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困境皆與其人口老齡化程度有關，而我國結構問題疊加，情況只會更糟。

有關部門曾「自吹自擂」聲稱1980年《公開信》30年以來，計劃生育少生了4億人口，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並以此來掩蓋國家和國民巨大的付出。然而嚴謹的論證指出，從1980年至今，一孩政策實施充其量少生了1億多人[2]。早年《公開信》中的預測指出「按目前（1980年）一對夫婦平均生二點二個孩子計算，我國人口總數在二十年後（2000年）將達到十三億」。2000年人口普查，我國大陸人口達12.65億。這樣計算下來，一孩政策以來少生人口還不足1億。實際上，那些被「津津樂道」的少生人口恰恰是支撐我國今後30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本該是今後3千萬「光棍」但卻被無情計劃掉的新娘，本該是社會穩定的「安全閥」。

如果當初繼續實施70年代的「晚稀少」這種適合當時國情民情的有彈性的生育政策，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將不僅不會付出上述如此巨大代價，還會使人口再生產內部和諧，也會大大提高人口健康和教育素質。實際上，一孩計劃生育政策為未來埋下了巨型的「定時炸彈」。一孩政策干預人口行為後果是持續的、滯後的、很可能猶如溫水煮青蛙，最後的結果是一個巨變，或如多米諾骨牌效應。由於作為社會基礎的人口其內部結構嚴重失衡，未來30年我們將進入一個不穩定、不平衡、不可持續時代，將會進入一個經濟發展停滯、社會矛盾凸顯的時代，而這一切都直接與30年前播下的一孩計劃生育政策「惡種」有關。

其五、背離了時代發展的本質和方向

進入21世紀，黨中央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裡再重溫一下關於新時期發展的「套話」，所謂科學發展觀其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體現在人口發展戰略上，則應該表現為以人為本、尊重公民基本生育權利、倡導社會公平、以及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等這些人類共同珍視的基本價值觀上。以這種「先進」發展觀反思一下一孩計劃生育政策，不難發現，在一孩計劃生育政策出台和實施的背後，透出的是功利主義價值觀，即為了經濟發展的人均目標可以犧牲個體的一切！這種片面的發展觀以「人均」目標為圭臬，以控制人口數量為中心，既沒有給個人的生育自由權利留下任何空間，沒有體現任何提升人的全面發展的理念，也沒有協調人口代際可持續發展的遠見，更沒有統籌解決人口數量和結構問題的方略。

回顧一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計劃生育「壯舉」，充滿血腥的計劃生育宣傳口號，強迫育齡婦女控制生育的「血淋淋」手段，以及「株連九族」式的「專政」方式，無不為世人所震驚。我們何以會以這種「殘忍」方式謀求發展呢，人類生存發展的意義又何在呢？當今世界上出中國之外，沒有哪個國家是打著「富國強民」的宏大旗號，以強迫計劃掉本國民性命的方式來謀求發展的。所以，當有關部門官員在國際舞台上「沾沾自喜」地介紹我國計劃生育少生四億為世界低碳生活做貢獻時，不但沒有「共鳴」，反而引來了「嘲笑」。因為，我國計劃生育背後的價值取向一直背離了尊重生命的普世價值觀。實際上，今日中國社會，國人對同胞的冷漠，對生命的漠視，無不與30年計劃生育背後的「藐視」人類生命的價值取向有關。以現在認識水平和科學發展觀反思，一孩計劃生育政策是對生命尊嚴最嚴重的「踐踏」，是反人類、反人性的，是逆人類社會發展和世界人口轉變歷史潮流而動的！

建國60年來，我國關於人口的認識和政策大體上可以以1980年為界，分為前30年後30年兩個階段。對於「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這個事實。1949年至1979年30年，我們基本上是這樣認識和看待的：人多力量大、人口是資源、是優勢，我們是以人口眾多為自豪的。當我們把「人口眾多」看作優勢時，國家的政策取向在於其人口素質（健康和教育）的提高上。1980年至今，對於同樣的事實認識和判斷轉變成為：人多是負擔，人口是壓力、是劣勢。當我們把人口眾多視為「包袱」時，國家的政策投入在於全力控制人口數量上，千方百計地要甩掉這個大負擔。不同認識產生不同的政策，不同政策帶來不同的後果，前者為30年後即改革開放打下了雄厚的人力資本基礎、開花結出了豐碩成果；後者則為今後30年持續發展埋下了「衰落」和「崩潰」的隱患。

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就，誰是這「中國奇蹟」的創造者？是20世紀50、60、70年代人口，他們是改革開放30年的「主力軍」。這是毛澤東時代為我們這30年留下的寶貴「人口遺產」。誠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印裔美國學者阿馬蒂亞.森在對比中印人口問題發現，毛澤東時代在全民教育和健康普及提高上比起廣大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大有優勢[3]，為後30年我國經濟騰飛打下了人口基礎。再看看1980年以來30年做了一些，為今後30年留下了什麼樣的人口，宏觀縱向動態看，將是一個勞動力人口急速降下的人口，是一個不斷加速加劇老齡化的人口；橫向比較看，則是一個性別比例失衡程度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人口。縱橫結構失調疊加，加之累積效應，如此結構失衡的人口，必將嚴重地影響到我國今後30年的社會經濟穩定、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在未來10年里，也許「裹挾」20世紀50-70年代的人口餘威，我國經濟發展還可以繼續增長，但是在未來20年、30年又會是怎樣呢？我們毫不懷疑我們將成為一個強國，重要的是能否維持一個強國大國。從人口的角度看，由於一孩計劃生育是一種「釜底抽薪」、「自廢武功」、「自毀長城」的人口決策，所以，我國崛起之日或許也是衰落之時，不是因為人口數量眾多，而是因為人口動態結構嚴重失衡。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1980年以來的30年計劃生育政策完全是錯誤的，我們已經為實施錯誤的政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由於政策的持續滯後效應，我們還將繼續為之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其實我們並沒有超越前人，這些反思與批判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人類進步的必然表現。如果我們還「教條」在30年前認識之中，還「膜拜」於30年前重大「意義」之上，那將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悲哀，那將是我們這一代學者的悲哀！我們理解當年那些高官們在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中的緊迫感和憂國憂民之心；也承認當年那些「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是他們自身專業領域的佼佼者，但他們不是人口決策的正確者。常說，歷史可恕不可忘，所以今日的反思與批判不是要「糾纏」歷史，也不是要「清算」過去，而是要認真地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人類畢竟是在歷史之上前行。

我的祖國呀，在「成就」的陶醉中，請「脫掉」「皇帝的新衣」吧，請在人口發展戰略決策上徹底醒醒吧！一孩計劃生育政策本質上是人口自身發展和社會經濟文化可持續發展的不和諧之源，不徹底廢除，我們將是歷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