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義轉軌理論錯在哪裡

原標題：新古典主義轉軌理論錯在哪裡

【內容提要】近年來國內對流行的新古典主義轉軌理論雖曾有過不少評析，但相關文獻的視角大多集中於政策觀點與主張，系統深入的理論剖析較為鮮見。本文結合當代轉軌國家的實踐經驗，並綜合借鑒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和當代其他經濟學派轉軌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及其轉軌理論所具有的理論及方法論缺陷，給予較為深入的解析與批判，從基礎理論層面進一步揭示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基本理念的成因及其錯誤實質，並闡明當前在我國繼續深入批判自由放任主義思潮的必要性。

一、新古典主義轉軌理論的主要觀點及其實踐檢驗

1．轉軌研究的基本格局與理論分野

轉軌理論作為當代經濟學一個新興理論分支，伴隨著轉軌國家實踐的腳步已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發展。像經濟學的其他領域一樣，轉軌研究領域也充滿著學術紛爭，並且由於當代這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具有史無前例的特殊性與複雜性，又使得轉軌研究中的爭論尤為激烈。不同學派依照不同的理論框架與分析方法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給予理論解釋並提出政策建議，形成了錯綜繁雜的多樣化局面，其中包括諸如新古典主義、制度主義與演化主義、新老凱恩斯主義等不同學派的思想傳統。因此，想要嚴格地對當代轉軌理論加以分類，將是十分困難的。不過，如果著眼於各派學者關於市場制度、轉軌方式與路徑、政府職能等基本問題的立場與觀點，我們還是可以大致地將當代轉軌研究劃分為兩大陣營，這就是新古典主義與反新古典主義。前者基本上沿襲現代芝加哥學派極端崇尚市場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後者則涵蓋了重視制度、政府職能等等各種不同學派的思想傳統，它一般被泛稱為「制度主義一演化主義」。所以，就基本理論分野而言，當代轉軌研究可以劃分為「新古典—自由主義」或「新古典主義」與「制度主義—演化主義」兩大基本範式。

新古典主義轉軌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國的傑弗里·薩克斯、斯坦利·費舍、戴維·利普頓、勞倫斯·薩默斯，以及瑞典的安德斯·阿斯隆德、波蘭的萊謝克·巴爾采羅維奇、俄國的蓋達爾等一些學者（或學者型官員）。這些學者自東歐劇變之初就迅速涉足轉軌領域，積極提出各種政策建議並展開相關理論研究。其最著名的政策建議就是所謂「大爆炸」式改革戰略，具體體現在「華盛頓共識」的十條建議，特別是其中關於自由化、穩定化、私有化這個「三位一體」的核心。這種激進的改革戰略對相當一部分國家的政策甚至國際機構的政策導向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度成為轉軌領域的主導潮流。

那麼，新古典學者為什麼竭力倡導這種劇變式（它也被某些學者稱之為當年布爾什維主義革命、斯大林推行集體化運動的方式）的體制變革呢？實際上，這種政策主張是有其深層理論基礎做支撐的。為此，我們就需要探究位於其轉軌戰略與政策主張背後的主要理論觀點是什麼？

2．新古典主義轉軌理論的主要觀點

概括地說，新古典主義轉軌理論主要有下述五個方面基本觀點：第一，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構件就是價格機制，即自由交換制度，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主要弊端恰恰是禁錮市場、扭曲價格。因此，新古典學者認為，體制轉軌的核心就是放開市場，「搞對價格」，這正是他們始終將「自由化」列為各項改革之首的主要原因。至於其「三位一體」中的另兩個要素：穩定化與私有化，主要作用也是在於為放開市場與價格服務，似乎主要做到了這一點就可以完全解決原有體制的資源錯配問題。極而言之，甚至整個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都可以歸結為市場價格機制的確立問題。

第二，體制變遷是一種制度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新古典學者篤信市場運行的一般均衡，他們認為制度變遷也遵循此理。這意味著各種改革政策與制度安排要想保持有效的互補關係與實施效果，就必須實行「聯動」或整體推進。基於這一觀點，其政策主張便特彆強調改革的「同步性」「全面性」，例如，「經改」與「政改」必須同步，微觀與宏觀改革必須同時展開，等等。不僅如此，每項改革也要求全面推進，例如，放開價格就要「一放到底」，私有化就要「全面私有化」。據說，這樣才能避免局部改革因為導致制度「短邊」而出現的陷阱，從而以一次性的制度大變革完成對於橫亘在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鴻溝」的跨越。實際上，新古典轉軌學者之所以強烈地主張激進的、大爆炸式改革戰略，其深層的理論基礎就是這種關於成功的制度變遷必須實現制度一般均衡的基本觀點。

第三，體制變遷是一種制度趨同過程。他們認為，既然轉軌的目標是市場體制，而市場體制的構成要素是相同的，因此轉軌就意味著制度趨同。不僅如此，實現這種制度趨同的過程也將具有基本的共性特徵，它並不依不同國家的特殊條件為轉移。例如，無論一國的具體情況如何，只要是向市場體制轉軌，就必須實行上述所謂三位一體的「經典處方」或標準模式，必須落實具有普適性的「華盛頓共識」。薩默斯曾對此強調指出，「在經濟學家的視野里，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國家」。這意味著，轉軌國家無論初始條件存在多大的差異，都應當遵循所謂的同一發展模式，偏離這種模式則被認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轉軌。這也正是新古典轉軌學者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改革實踐始終持有消極乃至懷疑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向市場體制轉軌就是要弱化政府職能。他們認為，傳統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就是政府干預過多，限制了市場功能的發揮，因此體制變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將是大幅度減少政府職能，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去政府化」。這個觀點與新古典學派根深蒂固的「大市場、小政府」思想觀念是一脈相承的。在他們看來，政府干預本身常常是「造成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下是這樣，處於體制轉軌期的社會也是如此。這時，政府只有極大地減少干預活動，任由市場按照自身發育規律自發地成長，才能最終形成健康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反之，如果政府干預過多，甚至試圖主導改革，那麼不僅會阻滯改革進程，而且還將產生新的扭曲（諸如尋租等等）。「華盛頓共識」中有關強化財政紀律、解除管制等項旨在限制政府相機干預行動的條款，實際上很大程度地反映了上述這種自由主義的理念。

第五，市場經濟體制只能與西方式民主政體相結合。他們認為，經濟自由競爭必然與政治自由競爭相對應，因此體制轉軌過程實際上包含著兩項任務：一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二是建立現代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兩者缺一不可。正像集權體制是傳統的計劃經濟的政治基礎一樣，民主政治體制則是市場經濟建立並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這意味著，真正的體制轉軌就「政改」層面而言，就不僅僅是「去政府化」的問題，而是要實行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造，由一黨集權體制改變為多黨民主競爭制。

上述理論觀點構成了新古典主義轉軌戰略及其政策主張的思想基礎，它們實際上也體現了新古典經濟學基本理念在轉軌研究領域的一種延伸和運用。那麼，這些理論及其依此為基礎的政策主張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呢？

3．新古典主義轉軌理論的實踐證偽

從幾十年來的轉軌國家實踐經驗看，新古典主義的改革戰略及其政策主張並沒有得到普遍地採納。而就主要或者在相當大程度上採納其改革戰略與政策主張的歐洲轉軌國家而言，實際績效與政策預期也是相差較大，甚至不同國家之間大相徑庭。總體來說，這一轉軌理論及其政策主張未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是不成功的。首先，以所謂「三位一體」的標準政策處方為例，自由化並沒有實現其倡導者所預期的資源配置大改善的效果，反而導致了這些國家普遍長達三四年甚至個別國家七八年的產出下降[這個現象已經被公認為「轉軌性衰退」]。穩定化的效果也是大打折扣，若干國家出現了超級通貨膨脹。至於私有化，越是強調全面、快速推進私有化的國家，例如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其實際績效越差，不僅未能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反而加劇了社會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等。這些事實證明，新古典轉軌學者關於只要搞對價格機制就可以極大地改進經濟績效的觀點是過於天真幼稚的。

其次，不同國家的實際轉軌方式也並未表現出新古典學者所預設的那種簡單、劃一的統一模式。即使是同樣採取激進主義改革路線，在中、東歐及波羅的海國家與俄羅斯等一些獨聯體國家之間也存在著較大差異，而且在這兩組國家各自內部之間各項政策的具體實施方面也有著諸多不同。至於像中國這樣採取非激進主義路線的國家，實際的轉軌路徑就更不可與其他國家同日而語了。與此相聯繫，不同國家的總體轉軌績效也是相差極大，形成「大分化」的格局：俄羅斯等國與中、東歐國家比較是相形見絀的，與中國比較更是「冰火兩重天」。這種不同國家轉軌模式的多樣性及其績效差異性，顯然超出了新古典轉軌理論所謂「制度趨同」的論斷。進一步地說，這種績效差異也否定了新古典學者關於改革就是要弱化政府職能的論斷：俄羅斯的低績效與其國家能力衰減從而政府職能極度削弱具有直接關係，而中國的顯著績效則明顯得益於國家能力的鞏固與政府職能的有效強化。

第三，從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關係來看，也與新古典的流行看法不符。俄羅斯、烏克蘭等國雖然與波、匈等中、東歐及波羅的海國家都實行了多黨競爭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兩者市場體系建構的完善性與有效性及整體績效，卻差別較大。後者以加入歐盟為標誌似乎已經完成了轉軌任務，而前者仍在新舊體制交織的狀態中艱難跋涉。這從一個側面表明，西方式民主政治體制也並不必然總能保證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建立和有效運行。而中國在堅持一黨執政基本體制下推進的市場化改革，至少就截至目前的三十餘年社會經濟發展績效來看，應該說總體上還是比較成功的，其成就令世界矚目。這似乎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證明，能夠與市場經濟體制較好結合的政治體制，並非只有西方式民主制一種形式。

凡此種種均表明，儘管新古典主義轉軌理論曾經以主流的姿態廣泛流行，但是從總體上看，它已經被大多數轉軌國家的實踐所證偽。二、對新古典主義主要轉軌理論觀點的解析與批判

實踐的證偽不能代替理論的批判。要想真正弄清楚新古典轉軌理論究竟錯在哪裡，需要進行深入細緻的理論解析與邏輯論證。

1．新古典偏狹視角導致其將真理變成謬誤

我們知道，經濟學中的新古典主義最早源自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體系的某些要素，後經「邊際革命」而最終在馬歇爾的旗幟下形成理論體系。其隨後的發展則經歷了大起大落，最初二三十年的理論擴展與傳播在尚未達到鼎盛之時，就被大蕭條中興起的「凱恩斯革命」的浪潮所淹沒。但是大約四十年以後，面臨西方經濟「滯脹」的局面又在「貨幣主義」的旗幟下得以復興，以後經過所謂「理性預期革命」等一系列發展，逐漸成為當代經濟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佔據主流地位的經濟思想流派。應當承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確實包含了不少科學成分，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或科學「內核」，就是比較精緻地論證了私人市場交易所具有的創造性活力及其促進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的功能，以及政府作為一個獨立行為主體由於各種因素所致而可能產生的對於市場功能的破壞，即所謂「政府失靈」。

但是必須指出，新古典經濟學也存在著嚴重缺陷，這集中表現在他們往往忽略市場本身的「失靈」、，而單純地將「政府失靈」的負面影響無限制地放大，甚至推向極致，以致走到完全崇尚市場交易而反對任何政府干預的立場，這也是為什麼一般的新古典學者大都主張「大市場、小政府」、甚至「無政府（干預）」的重要原因。這個基本思想理念顯然是根本錯誤的，它反映了新古典學者在政府與市場關係、特別是政府職能問題上的極度偏頗與狹隘的視角，故而長期以來遭到了各種反新古典主義的思想學派、特別是凱恩斯主義的強烈反對和批判。

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會在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問題上持有如此偏狹的視角，以致將本屬於科學「內核」的東西由於無限制地片面推演而蛻變為謬誤，乃是其基本的理論預設及其經濟世界觀與方法論所使然。我們通過揭示其在基礎理論層面上的思維線索的瑕疵與理論預設的虛假，便可以清晰洞察這一點。

2．新古典基礎理論層面上的根本性缺陷

我們如果仔細地追根溯源，那麼將不難發現，在浩瀚的新古典經濟學文獻裡面實際上都隱藏著兩個基本的理論支柱（或理論基石）。其一是新古典經濟學有一個基本理論預設和邏輯起點，即理性經濟人假說。它將經濟人視為能夠以理性方式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主體，這種「理性」排除了任何主、客觀方面的不完備與不確定因素，故而在價格機制的調節下便能夠自動實現個體與整體的利益最大化。其二，新古典經濟學有一個基本世界觀與方法論，這就是普遍或一般均衡。它把社會經濟運行過程基本上比照成自然界的物理運動過程，繼而採用物理學等自然科學中的均衡方法來考察人類經濟活動，將市場經濟運行過程總體上視為一種簡單、劃一的普遍或一般均衡過程。如果根據這兩個理論支柱進行推論，既然經濟人是理性主體，既然各理性主體自由交易總能實現一般均衡，那麼自然就會得出「市場交易越自由越好」「政府干預越多越糟」的結論。

但是問題的要害恰恰在於，新古典體系的這兩個「理論支柱」具有根本性缺陷，因而是不可靠的。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等各種不同的理論研究都已經表明，人並非真正的理性行為者，其自我逐利活動在缺乏規則與秩序的條件下，非但不一定能增進他人乃至社會整體利益，反而可能導致外部損害。例如，馬克思當年曾經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個體逐利性所可能帶來的外部社會損害，他引用《評論家季刊》的話說：資本「如果…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凱恩斯本人及其後凱恩斯學派的弟子，則從「血氣衝動」等等角度闡述了個體行為的無常性。由此，市場自發運行過程就不可能實現所謂資源配置與利用的最優化。

進一步地說，人類有思維的社會經濟活動過程顯然也不應當與自然界的物質運動與變換過程相類比，前者具有複雜多樣性與動態非均衡性，而後者則具有統一規則性與均衡穩定性。借用物理學中的術語，它們本是分屬於非遍歷(non-ergodicity)與遍歷(ergodicity)運動這樣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過程，怎麼可以將後者的運行特徵簡單移植到前者，進而得出經濟一般均衡這種觀念呢？很顯然，就對於社會經濟運行總體態勢的刻畫而言，一般均衡這個概念不僅是對於凱恩斯宏觀經濟分析的背離，它更是對於馬克思早在19世紀就已經揭示的自由市場經濟內在地具有無政府狀態這一規律的學術思想大倒退。所以，無論從邏輯角度還是歷史角度來看，經濟一般均衡這個觀念都是虛假的，它充其量不過是反映了新古典學者關於經濟運行的一種理想化願望而已。但是，建立在主觀願望或空想基礎上的理論與鬆散沙灘之上的大廈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因此，如果推翻這兩個理論支柱，那麼新古典學派所堅持的「大市場、小政府」或自由放任主義基本理念及其相關的理論體系，就將徹底喪失其科學有效性，而不論這種理論體系具有怎樣的模型化與數理化的「科學」外表。

實際上，如果考慮到經濟行為主體的複雜特徵（諸如不完全理性，甚至非理性）及其外部影響，如果將社會經濟運行還原為真實的動態非均衡過程，那麼自然就會得出與新古典主義奉為圭臬的自由放任原則根本不同的新理念，這個理念將強調製度規則對於維護私人交易活動有序、有效進行的重要意義，強調政府對於制度建設以及促進經濟整體平穩運行、減低非均衡和弱化不確定性的不可或缺重要作用，並且這種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還將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這樣，就會超越和根本糾正新古典的偏狹視角，將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置於一種相互補充的較為「平衡」關係之中。這正是凱恩斯主義、制度主義以及當代西方激進的馬克思主義等一些反對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所倡導的理念，它是在對新古典經濟學體系的基本世界觀與方法論缺陷以各種不同形式進行長期不斷的分析與批判基礎之上逐漸形成的。

3．新古典轉軌理論主要觀點的錯誤實質

明確了上述新古典經濟學的根本性缺陷，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分析其轉軌理論主要觀點的錯誤實質。如前所述，新古典學者的轉軌觀點與主張本是其基本思想觀念與方法論在轉軌研究領域的一種延伸應用，既然如此，其錯誤性質自然與這一體系的根本性缺陷是一脈相承的。

第一，認為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構件是價格機制，並強調以「自由化」作為體制改革的主旋律，實際上正是其關於市場機制完美化錯誤觀念的具體體現。不過，他們此時的觀點偏頗更甚，其市場崇拜直接局限於價格機制崇拜，而基本忽略了除價格機制以外的制度建設。實際上，市場機制絕不僅僅限於價格自由調節制度，而是一個制度體系集合。這個體系在基礎層面將包括諸如法律與政治制度、經濟規制、社會文化資本以及道德規範等多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建設，它們是支撐私人市場交易活動得以公平、有序進行的制度基礎。因此，單純強調放開價格與實現交易自由化，是極其片面的，真正的市場化改革必須更加註重製度建設，即構造一個適合市場公平交易的制度環境，並完善與這一制度環境相適應的各種治理機制。這正是強調「制度重要」、「治理重要」、改革要以搞對制度和解決好治理問題為中心的各種制度主義學者所堅持的觀點。這種觀點比起新古典的狹隘見解顯然高明得多。此外，由於制度建設的任務極其錯綜複雜，決非短時期內所能奏效，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激進主義」轉軌戰略是不可能成功的。實際上，即使是現在被普遍認為已經完成轉軌任務的中、東歐及波羅的海諸國，也仍然面臨著制度磨合與適應的許多問題，相當一部分國民對新體制並不滿意，表現出某種懷舊情緒。這些都表明了向市場體制轉軌將是一項多麼錯綜複雜的制度變遷過程，而決非新古典學者所預言的價格機制構建那麼簡單。

第二，認為體制變遷是一種制度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顯然是其一般均衡的經濟世界觀與方法論在轉軌領域的直接套用。這種觀點的錯誤實質就在於，不僅看不到人類經濟活動過程不同於物理世界運動過程的動態非均衡特徵，而且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抹殺了轉軌過程所特有的動態與不確定性。轉軌本是一種制度博弈過程，因此，動態與不確定性可能將成為體制轉軌過程的常態。這意味著改革政策的出台與實施應當按照有重點、分階段、並保持前後銜接與可持續性的方式，而不能像新古典學者所主張的那樣，實行所謂「全面推進」戰略。這種全面推進戰略表面上看似乎注意到了各種制度與改革政策間的互補性，但是由於它實際上是以一般均衡的視角來看待轉軌過程，並企圖以「機械的」方式徹底完成新舊體制整體轉換，故而在充滿動態與不確定性的轉軌條件下非但無助於實現制度變革的有效互補，反而極易造成巨大的社會震蕩。正確的思路顯然是徹底拋棄機械式的一般均衡觀點，堅持一種有機的社會經濟觀點，根據不同階段的具體形勢相機地選擇適宜的改革措施，既突出某一時期的重點，又注重整體的協同配套，既保證短期可行性，又兼顧長期可持續性。這樣才有可能盡量降低轉軌過程的不確定性與社會陣痛，促進新舊體制的有序過渡，從而真正實現制度建構的整體互補性。

第三，關於體制變遷過程的趨同論觀點，同樣是新古典主義關於市場制度及其均衡運行的根深蒂固的理想化觀念的具體反映。在他們看來，既然市場體制具有統一模式，經濟運行又普遍具有均衡特徵，那麼無論轉軌國家初始條件如何不同，最終都將走向趨同。對於這個推論的錯誤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分析：其一，市場體制並不具有統一模式。當我們超越單純的價格機制狹隘概念而將市場體制視為一個制度集合時，就會看到，不同國家由於其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其支撐市場交易的制度體系是具有不同形式的，對此，比較經濟體制學早已有過清晰的論斷。其二，就轉軌過程而言，不同國家由於轉軌之初在政治力量（制度博弈）格局、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條件、市民文化傳統以及地緣政治環境等等方面的不同，將會導致其採取不同的體制變遷方式與改革戰略，並隨後經歷不同的制度變遷軌跡。這個差異所體現的實際上正是制度變遷對於初始條件具有「路徑依賴」的著名原理。因此，如果考慮到不同國家的具體特點，那就既不存在所謂的單一模式，也沒有什麼均衡、趨同的改革路徑，相反，轉軌模式及其政策多樣性才是事情發展的常態。

第四，關於向市場體制轉軌就是要弱化政府職能的觀點，是其自由放任理念在轉軌問題上的最突出表現。前面已經指出，這種理念是基於理性經濟人與一般均衡等虛假命題，通過將價格機制的作用過度完美化和將「政府失靈」的可能性無限擴大化，而形成的一種根本性錯誤觀念。實際上價格機制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甚至嚴重缺陷的，克服這些缺陷需要政府等補充性調節機制。而在相應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制約「政府失靈」的條件下，政府職能的強有力發揮恰恰是保證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對於建立國防、健全法律規則與保證合約實施、熨平宏觀經濟周期波動、矯正私人交易外部性等等公共服務需求，也必須履行基本職能並發揮重要調節作用。而且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日益複雜化，社會對於政府這種調節作用的需求強度從而政府職能的重要性，還具有與時俱進的趨勢。無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只能導致混亂乃至毀滅。對於轉軌國家而言，政府職能的強化及其有效發揮就更重要了。處於轉軌過程中的國家，實際上面臨著新、舊體制（或已經市場化的部分與尚未市場化的部分）並存下的雙重職能：既要調節已經市場化的部分以保證其穩定有序運行，又要促進尚未市場化的部分不斷完成制度變革，並且這兩者有時又會相互衝突（例如，某些放開或自由化方面的改革將會影響到宏觀經濟穩定），從而還需要政府在行使不同職能時保持各種政策措施的協調與配套。這表明，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職能不僅更為重要，而且更加複雜，轉軌經濟的特點賦予了政府以更大的責任。只有政府有效地駕馭轉軌進程，充分地履行其最具有比較成本優勢的包括基礎制度建設、穩定經濟環境在內的一系列公共服務職能，才能減低與弱化轉軌過程中的各種阻滯因素與不確定風險，盡量保證體制轉軌的穩定有序推進，直至成功。當然，體制改革也要求政府自身職能的轉化，改變過去計劃體制下的干預方式，諸如對於無必要干預的領域要完全退出，對於干預過度或干預不當的領域要減少干預或改善調節方式，等等。但是必須澄清：政府職能的轉化決不意味著政府職能的弱化，更不是所謂「去政府化」，相反是要求政府職能的強化！政府在某些領域的撤出正是為了在市場發育與運行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領域更強有力地介入並履行其職能。對此，數位獲得諾貝爾獎的重要經濟學者都予以明確肯定，在他們看來，保持有效的政府能力乃是體制轉軌成功的重要前提之一。

第五，認為市場經濟體制只能與多黨民主制相結合的論點，也未免過於武斷，它犯了與前述「趨同論」類似的毛病，即不僅忽視了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多樣性，也忽視了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治體制的多樣可能性。重溫一下諾思等人著名的制度變遷理論：制度演進過程也就是政治精英在相互博弈中不斷認知新制度、推進變革的過程。這種認知與推進將會因為環境條件的不同而呈現出差別，因此出現制度形態多樣化（甚至在不同國家出現總體效率不同的制度同時存在的情況）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從理論上講，毫無疑問，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與多元化的政治體制相匹配，一元化的集權體制顯然是難以與市場經濟相容的。但是，多元化政治體制並非只有源自近代西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多黨競爭的民主制一種模式（實際上在這種模式內部，也存在著諸如總統制、議會內閣制以及聯邦與非聯邦制等許多具體差異），近半個世紀以來「亞洲四小龍」社會經濟發展的經驗就顯示出了不同的支撐市場經濟體制的政治制度模式。在這裡，雖然實行多元化的政黨競爭民主制，但實際上的局面則是強黨長期保持一黨執政地位。這種政治體制同樣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只是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方面不像西方模式那樣具有濃厚「自由主義」的色彩，而是更多地具有「統制主義」（又譯「國家主義」）的特徵而已。進一步地說，中國三十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實際上也是與政治體制逐漸向多元化方向轉變分不開的。中國現在形式上的一黨制已經、並且仍在日益擴大地融入政治多元化的因素：領導人終身制的廢除，黨政各級官員的遴選逐漸遵循公開程序，國家公務員選拔一律實行嚴格考試、擇優錄用制度，特別是中、下層乃至平民出身的政治精英競聘黨政領導職務、甚至進入核心領導層的機會也日益增多。此外，社會各界其他黨派政治與文化精英參政議政的影響力度也在不斷增強，社會輿論的開放度越來越大，「草根階層」群眾的「呼籲」之聲對政府決策與官員行為也在產生不可忽視的制約作用。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現今的一黨制實際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集權體制，雖然它並沒有最終完成政治民主化改革，但是已經較多地包含了政治多元化因素。這也正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改革與發展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導致東亞及中國政治民主化變遷模式及變革程度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長期的歷史文化傳統無疑是較重要的因素之一，這種文化傳統形成的較為同質化的國民認同與價值觀念，更適於少數精英穩定地執政的「統制主義」國家模式。而上述新古典轉軌理論關於民主化轉型的簡單化觀點，顯然是忽略了這些深層的複雜社會歷史因素。

綜上所述，新古典轉軌學者的主要理論觀點及其所依託的新古典主義基本理論假設與方法論基礎，是經不起嚴謹的邏輯推敲與理論辨析的。經濟世界觀與研究方法論上的根本缺陷，導致了新古典轉軌理論主要觀點及其政策主張存在著嚴重錯誤，甚至「致命硬傷」。

三、當前應當繼續深入批判新古典的自由放任主義

1．西方的經濟大危機向我們昭示了什麼

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成分不應否認，其關於市場機制功能的論證與關於政府干預可能失靈的分析，是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的。但是，當其受縛於過於狹隘的經濟世界觀和過於機械的方法論而將注重市場機制的觀點推向極端，即走向自由放任主義時，就變得荒謬了。那種所謂政府本身是「製造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說法，就是這種荒謬觀念的通俗版本。現實中確有政府干預不當的「失靈」行為發生，這也是自由放任觀念之所以能夠長期流行並且與凱恩斯主義等國家干預主義理念相抗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偶發性的政府失靈並不能證明自由放任理念就是正確的。縱觀近代以來幾百年的市場經濟運行實踐，以及幾十年來的轉軌國家經濟實踐，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的積極、有效干預無論是對於成熟市場經濟的穩定運行還是對於新興市場體制的健康成長，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成功經驗就是最鮮明的例證！在實踐中，我們找不到任何自由放任政策成功的案例，相反，經濟史上的歷次大「災變」卻都是源於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的失靈而政府又未能有效發揮其調節與管理職能的結果。始於2008年並且至今仍餘波未盡的遍及美歐主要國家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就是近期在這方面的一個明顯例子。

這場大危機堪稱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它引起了當代經濟學界的深刻反思。雖然堅持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學者仍然維護其「有效率市場假說」，或者將危機視為一種類似於「黑天鵝事件」的偶發性意外衝擊，或者繼續將其歸罪於此前政府政策的失誤。但是，總體看來，這種辯解在嚴酷的經濟現實面前已經顯得極其蒼白無力，不再令多少人信服了。與此相反，包括激進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制度主義學派等等在內的大多數學者對新古典理論與政策觀點的反思和批判則大行其道，廣受關注。雖然這些學者在危機的具體原因解析以及救治對策方面存在著若干差異，但是基本觀點卻相當的一致，這就是普遍認為此次危機乃是缺乏有效干預和監管的市場自由運行的必然結果。誠然，此前美國政府、特別是美聯儲的一些政策失誤也難以擺脫干係，諸如忽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簡單化、對「兩房」資助與監管錯位，以及可能弱化私人避險激勵的存款保險政策等等，對危機的孕育與泡沫的積累是具有重要責任的。但是，就政府方面的「失靈」而言，其主要病症還是在於對私人市場活動的監管不當，根本的教訓是缺位，而不是干預過度，說到底，如果強調政策有失誤，那麼其思想根源也是在於過於信奉新古典的自由市場有效運行的理念，及其依以建構的各種理想化模型。因此，這場危機像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一樣，進一步證實了新古典學者所篤信的「有效市場」理論的虛假性，證實了他們旨在減少政府干預的所謂「政策規則化」等等主張的錯誤性，它實際上向人們昭示並宣告了自由放任主義的失敗！應當說，這場危機確實嚴重動搖了新古典主義學說在當代經濟學界的影響力，特別是其所鼓吹的自由放任思想理念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甚至譴責。更加強調政府職能，更加關注如何科學實施政府政策以穩定宏觀經濟、強化市場監管與治理、矯正市場自發調節所導致的收入嚴重不均等缺陷等等方面的研究，已經成為經濟學界的主導潮流。這裡不妨舉幾個例子。其一是，2008年，就在現代新古典主義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當學校準備成立以弗里德曼名字命名的「弗里德曼研究所」時，儘管其約2億美元的經費主要由外面私人贊助，但仍有超過100多位的芝大教師聯名給當時的校長寫信表示抗議，理由是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所提倡的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秩序的後果是不良的。儘管該研究所最終仍然成立，但是這一事件本身卻折射出學者們對於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在相當大程度上的反感。

其二是2013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發表了其耗時十五年研究的著作，《21世紀的資本》，依據大量歷史數據證明了自由市場經濟所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收入與財富日益向資本集中的問題。該書引起學術界以及普通讀者群體的廣泛關注，成為當年紐約時報「最暢銷圖書」排行榜的第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該書也許是過去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危機過後西方社會各方面對於市場經濟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均等這一嚴重缺陷更加關注了。

其三是，2014年1月，美國許多經濟學家開始試圖把矯正收入不均等的想法初步付諸政策行動：有超過600多位的經濟學家聯名致信國會領導人，敦促他們通過立法行動，將在五年前制定的聯邦最低工資標準向上調整，按照每年提高近l美元的幅度爭取在三年內達到小時工資率10.10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這項政策的實施將直接提高1700餘萬工人的收入，並對其他低收人群體產生間接改善收入水平的效應。這種通過政府法律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保護勞動者利益、弱化收入不均等的措施，明顯否定了新古典自由主義的信條。更值得注意的是，簽名者中包括有12位曾經獲得諾貝爾獎以及曾經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的重要經濟學家，其中也包括一般被認為是新古典理論大師的肯尼思·阿羅，甚至像傑弗里·薩克斯這樣的被認為是當前的自由主義重要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學者也在其中。這說明，經過大危機以後，在面臨收入分配嚴重不均等的市場失靈的現實面前，明智的新古典學者也意識到政府實施法律與政策干預的必要性。按照上述這些經濟學家的看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政策只要操作得當，就不會像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所講的那樣，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反而會通過低收人家庭消費支出的增加，來刺激需求和就業的擴大。

這些情況表明，經濟危機固然是一種「壞事件」，但另一方面它也會促使經濟學界進行深刻的理論檢討和普遍反思，這顯然有助於經濟學的重要變革，拋棄陳舊教條，促進理論創新。

2．為什麼自由放任主義在我國頗有市場

當然，如果認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信念經過此次危機的打擊已經徹底退出了學術舞台，那也未免過於樂觀了。實際上，這種觀念在西方學術界仍有一定的「市場份額」，在某些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或倡導極端市場化的學者那裡，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在我國學術界，堅持自由放任信念，或者基本上持有這種政策導向觀點的學者也不在少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自由放任的觀念在當下的中國學術界要比在美國學術界的市場份額還要大。這乍看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仔細想來卻也毫不奇怪，至少有兩方面因素促成了這種觀念在我國學術界的流行：其一是，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對於私人市場交易的嚴格壓抑和限制及其所帶來的惡果，使人刻骨銘心，難以忘懷。而近年來在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由於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導致政府干預不當、權力「越界」乃至權力私用與濫用的現象又屢有發生，這就使得「政府干預」一詞在人們心中被賦予了更多的負面含義，許多人往往不加區別地將它與舊體制的殘餘和干擾市場機制正常發育、發展的「政府失靈」直接畫等號。其二是，崇尚自由放任理念還與崇尚新古典經濟學以公理化、數理化為特徵的「完美」理論表現形式相關聯，這特別在一些青年學生、中青年經濟學者以及少數所謂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真傳」的海歸經濟學家中比較明顯。他們比較熱衷於在經濟分析中盡量實現類似於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那樣意義上的「正規化」，故而沿襲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假設與均衡方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向自由放任的立場。

正是由於這種較深的國情背景原因和較強的學術崇拜原因，儘管經過此次大危機西方經濟學界已經對於自由放任的觀念進行了深刻的學術檢討與批判性反思，而我國國內學術界近年來也曾多次展開對於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但這種理論上既不明智、實踐中又有誤導性的政策觀念卻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比較盛行。因此，應當進一步深入展開對於這種錯誤思想觀念的理論評析與批判。

3．怎樣認識理論批判與學術爭鳴的意義

我們強調繼續深入開展對於新古典自由放任主義的批判，實際上旨在倡導進一步深入展開有關市場調節與國家干預之關係這個經濟學中老生常談問題的學術討論與爭鳴，這其中既包括對於自由放任主義的理論批判，也包括自由放任主義學者的理論反批判，應該力求通過嚴謹的邏輯論證與理論思辨，澄清某些思想模糊概念與理論分歧癥結，達到去偽存真的目的。經濟思想的多元化本是經濟學發展的一種正常生態，這既是源於經濟世界的複雜多樣性，也與經濟學人本身的視角與偏好不同有關。執著地堅持自認為真理的東西乃是真正學者普遍具有的品格。但學術思想的多元化決不意味著無原則的學術調和，相反，恰恰要求不斷展開學術批判與爭論，實際上目前經濟學發展的多元化格局就是歷史上不同思想學派彼此之間長期展開學術爭論與相互批判的結果。我們強調要深入展開對於自由放任主義的批判，實際上就是主張要深入展開在這種意義上的學術理論辨析，它與那種缺乏理論細節溝通與比較分析而單純熱衷於意識形態的是非評判，是根本不搭界的兩碼事。

在當前深入展開對於新古典自由放任主義的批判，除了具有澄清理論是非、明辨新古典體系所具有的根本缺陷的理論意義之外，還具有更為重要的政策實踐意義。中國正處於體制轉軌與經濟轉型的「深化期」，社會在這種特殊時期對於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從而政府職能的需要不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高強度的，諸如完善法律制度、保證合約實施、維持競爭秩序、引導產業調整、鼓勵技術創新、維護社會穩定等等。其涉及的問題無論在外延還是內涵方面，都遠遠超過成熟市場經濟的範疇。如果說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是沒有道理的，那麼在當下的中國宣傳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張就更加不合時宜了。正確的政策思路應該並且也只能是，保持強有效的國家能力，強化政府在上述公共服務領域的干預措施，這樣才能有效地推進當代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各項事業向更高層次邁進。因此，正確認識政府職能的有效發揮對於推進新時期改革與發展各項事業所具有的至關重要性，對於決策層明晰政府的基本行為規則與政策操作思路是十分必要的。

當然，強化政府職能與轉化政府職能是相輔相成的，它將同時要求不斷深化政府體制以及整個政治體制的改革，完善權力約束機制和決策科學化程序，以確保政府職能的恰當發揮，避免權力越界乃至私用、濫用和腐敗行為，真正實現所謂「國家有效性」。但是，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這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強化而不是弱化政府職能，它們與所謂「小政府」甚至完全自由放任的主張，是性質上根本不同的兩回事。一俟純粹的自由放任錯誤觀念被澄清，真正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更為有意義的問題應該是：如何有效地發揮政府職能？如何科學認識轉軌期的社會特點以及由此決定的政府職能的合理邊界與實施方式？等等。對此，需要緊密結合一國國情的具體情況，不可照搬（實際上也沒有）所謂統一的標準模式。理論上講，政府職能的合理邊界一定是相比較其他任何私人機構而言，其最具有比較成本優勢的公共物品或服務領域，這是任何熟悉經濟學基本常識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具體到社會現實，則比較複雜：第一，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的公共服務領域是分為不同層次的，既有主要作用在於向社會提供諸如建立國防、建立與實施法律規則、維護產權與交易秩序、管理宏觀經濟、保障公共健康以及救災搶險等等純公共物品的最低限度職能，也包括主要作用在於提供具有較大公共物品屬性的服務（諸如加強基礎教育與環境保護、實行壟斷規制、通過金融規制與消費者保護政策等克服信息不完備障礙以及提供社會保險等等）的中間層面職能，以及旨在協調私人活動（諸如培育市場與集群創新、實施財產再分配政策等）的積極干預職能。

毫無疑問，在純公共物品的最基礎層次，是任何私人機構都無法以最有效方式涉足的領域。但是，在後兩個層次則可能存在政府職能與私人調節之間的某種替代關係。那麼，其具體替代程度是如何決定的呢？這就涉及第二個問題，即不同國家的國情特點將會影響其某些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從而其政府有效職能的合理邊界。一般來說，在市場制度較為完善、公民社會資本較強從而自律與調節能力較強的國家，政府可以弱化其在某些公共服務領域的作用，而將一部分職能轉移給私人機構或者採取公私合作調節的方式。反之，在市場發育不善、社會資本缺乏從而私人自律與調節能力較差的國家，政府則需要儘可能強化其職能。這意味著，公共服務的供給從而政府的職能模式將依不同國家的具體條件為轉移。在具有不同社會歷史、文化傳統以及處於不同體制環境和發展階段的國家，最適於政府發揮職能的公共服務領域是並不相同的，甚至是有著極大差異的。應當說，這些深層次的歷史、文化傳統方面的原因，不僅決定了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具有不同的政府行為模式，而且更明顯地影響著市場等各種制度並不成熟的轉軌國家的政府行為邊界與治理模式的差異。這實際上從另一個角度進一步否定了前面提到的新古典轉軌理論的「趨同論」。它昭示著我們：不能簡單地比照發達國家的政府行為模式來評判我們自己國家政府的干預行為是否適當。

這裡舉一個我們學者身邊的例子：近些年來，中國教育部在全國統一實行博士論文答辯前的匿名評審制度（近期又擴展到碩士論文），隨後又補充了對答辯後論文實行全國統一抽查的制度。這樣的制度安排據筆者所知，在當今教育高度發達的美國是沒有的。美國的學位管理是以大學為本位，大學對自己授予的學位質量負全責，而根本不需要國家（聯邦或州）教育管理部門的干預。在許多學術水平與聲譽良好的學校，甚至學校一級的管理也只是形式上的，學院、特別是導師組直接就保證了學位論文的質量。但是，我們能簡單地根據美國大學的這種學位管理模式，就可以直接否定中國教育管理部門的上述學位管理制度安排嗎？顯然是不可以的。這是因為中國目前的大學文化建設與科學精神成長尚很欠缺，一部分大學校長或院長並不重視其提供的學位質量高低對於學校長遠發展的影響，少數導師與學生也缺乏學術品格與學術自律，整個學術界、教育界乃至全社會的聲譽機制式微。在這種情況下，保證高層次學位教育的質量、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的外部負效應，自然就成為政府責無旁貸的公共服務的職能範圍之事。應當承認，這種制度安排確實增加了不少人力與物力耗費，這也是它遭到某些人非議的一個原因。但是如果沒有適當的學位質量保證機制，使得一個社會的高層次學位質量嚴重縮水以至於出現「假作真時真亦假」「良莠難辨」的局面，最終使一個國家的整體學術聲譽與國際形象極度地下降，那時該社會所蒙受的沉重代價將是無法估量的。因此，不能因為政府的一項干預措施增加了實施成本就認為它是不當的，關鍵要看它所帶來的社會凈效益即看它是否是實現這種社會效益的最低成本方式。無成本的制度安排是沒有的。

再來看一個市場規制方面的例子：誰都知道，轉變政府職能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儘可能消除市場進入的行政壁壘，特別是對於競爭行業應當去除市場准入的限制，促進公平競爭。但是，在整個社會誠信度低下、外部監督與內部自律機制缺失的環境下，對於像食品、藥品等等這些關乎人的生命健康的產品生產，能夠簡單地放鬆乃至取消市場准入制度嗎？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即使是屬於競爭性行業，也需要政府加強而不是削弱市場准入制度，以便在起點上就為市場的有序運行和消費者安全提供必要保障。現實中，有些政府干預措施實屬無奈卻又是必要之舉。對此，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與揚·阿爾岡、皮埃爾·卡於克、安德烈·施萊費爾等人，在論述政府規制與社會資本的關係時曾明確指出，政府規製程度與社會資本強烈負相關，在誠信的道德資本嚴重缺失的社會，客觀上要求過多的政府規制，儘管這種干預有時會伴隨腐敗。

總而言之，在當下中國深化體制改革與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改進與強化政府管理和調控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應當成為政府體制改革方面的基本指導思想。在私人機構可以實現良好調節的領域，政府不僅是要放權，而且應該完全撤出。但是，在私人機構不能有效履行調解職能的領域，政府則需要進一步加大幹預力度，強化管理職能。處於轉軌期的大國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是廣泛的，因此「小政府」根本靠不住，自由放任更是要不得！改革的總體方嚮應該是朝著社會治理成本盡量最小、社會效果盡量最大的目標發展。

（2016-06-29 來源：環球視野-馬克思主義研究 作者：張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