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柳宗元創作唐雅的現實意義及其藝術特點 ‖ 吳振華

柳宗元創作鐃歌、平淮夷雅等雅詩歌曲，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向：不僅具有補苴罅漏的意義、重建禮樂秩序的價值，還有脫自己於政治泥淖的干謁意圖。這些在痛苦心境下創作的「鳴國家之盛」作品，具有舂容醇厚的大雅氣象，也體現他「高壯廣厚，詞正理備」「麗則清越」的創作理想，藝術上錘鍊精工，骨力堅勁，生動形象，意境雄渾，取得了超越魏晉而比肩《大雅》的成就。

關鍵詞：

柳宗元 唐雅 現實意義 藝術特點

「雅」詩是《詩經》的一種體裁，歷來被人們當作「正體」看待，尤其在詩歌創作處於低迷的時期，人們力圖恢復古道，總會以各種方式回歸雅詩傳統。唐代中期，遭遇安史之亂後，不僅國家秩序遭到破壞，藩鎮割據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導致皇權衰弱，朝綱不振，而且從朝中大臣、內宮宦官到藩鎮將帥以及干謁求進的士人，皆普遍缺乏操守，因而精神世界也出現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唐時期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的思想家、文學家，高舉復古大旗，企圖通過重建已遭毀壞的儒家道統，恢復以儒家思想體系為核心的文統，來徹底改造文風，並通過文以明道來改造士風，進而改變澆漓的世風，打擊藩鎮驕兵悍將的囂張氣焰，樹立皇帝的絕對權威，以期重新回歸開元盛世，實現中興局面。這就是中唐古文運動的真實背景和目的。韓愈、柳宗元不僅領導了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而且在樂府歌詩創作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貢獻。柳宗元大力寫作唐雅就是典型的表現。綜觀柳宗元研究的現狀，對柳宗元散文和山水詩的研究非常充分，而對他在樂府雅詩創作方面的研究則很不夠。故此本文探討柳宗元創作唐雅的現實指向及其藝術特點，以期求教於通家。

一、柳宗元的雅道觀念與樂府雅詩創作

雅詩，本指《詩經》中用雅樂演唱的一種詩體，屬於樂府歌詩範圍。宋代朱熹這樣解釋雅詩的特點及其意義：「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製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①]朱熹的觀點是對傳統以雅詩為「言王政之所由廢興」說[②]的發展，既克服了儒家以政教得失說詩片面強調《詩經》的社會政治意義的偏頗，又恢復了詩經原為樂歌的本來面目，與孔穎達《毛詩正義序》的觀點一脈相承。[③]只不過朱熹的說法更加簡潔而一語中的，以「燕饗之樂」和「會朝之樂」的不同音樂形式來區分小雅、大雅，用「歡欣和悅」和「恭敬齊莊」來區別兩種詩歌的風格，是對《詩經》研究的重大推進。儒家本有「樂與政通」的觀念，《毛詩序》所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就是典型的表現。詩樂結合併反映政教得失，由此形成頌美諷刺的詩學傳統，構成了秦漢以來儒家思想支配的風雅觀念。

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是對《詩經》美刺傳統的進一步發展，但是有的學者認為漢代樂府沒有雅詩，惟《風》為可歌[④]。並認為漢代的鐃歌「皆邊地都鄙之謠，有音制，崎嶇淫僻，止可度之鼓、吹、笛、笳，為馬上之曲，不可被之琴、瑟、金、石，為殿廷之樂也；是故漢『雅』亡矣」[⑤]。黃節先生是樂府研究大家，他對漢魏鐃歌的論述非常精彩，其「漢雅亡」的論斷也令人信服，黃先生判定雅樂的根據主要是樂曲演奏地點和樂器的差異，推論一下：如果運用琴瑟金石的樂器並於殿廷演奏，那麼鐃歌這種軍樂是不是就可以認為是「雅詩」了？鐃歌在魏晉時期是有很多作品留存的，如魏文帝使繆襲造短簫鐃歌十二曲，用漢曲而易其名，因為漢代鐃歌已經不是雅詩，故魏鐃歌也不能算是雅歌，即使在殿廷演奏也不行，因此黃先生說「魏雅亦亡矣」。晉代鐃歌黃先生沒有論及，推論起來也應該不算雅歌了。南北朝、隋至初盛唐時期沒有鐃歌，因此柳宗元創作唐雅鐃歌十二曲就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有大量證據表明，柳宗元的這類詩歌是真正的唐代雅詩歌曲。

要研究柳宗元的唐雅創作，首先要考察他的雅詩觀念。柳宗元在任禮部員外郎時就特別推崇禮樂，《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說：「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並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裁，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⑥]認為裴墐撰的德宗、順宗山陵禮儀制度，既符合古制，又與實際情況相合，因此完全可以「藏之於太常書閣」，具有「愛禮而近古」的特點。這可以看作柳宗元渴望重建政治秩序恢復儒家禮制思想的體現。柳宗元的復古不僅僅局限于山陵制度，因此他接著說：「昔韋孟以《詩》《禮》傅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這一段話是說韋孟為楚元王傅，作詩諷諫，到他的六世孫韋玄成時，終於在漢元帝時期確立郊廟制度；鄭玄注釋《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等儒家經典，到他的孫子鄭小同時，魏高貴鄉公崇尚三老五更，便以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賈嘉繼承他爺爺賈誼的經術，能夠傳承家學；盧植在後漢為北中郎將，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他的五世孫盧諶作晉中書侍郎，撰《祭法》，注《莊子》，行於世。這些都是史書以為榮耀的傳承儒家學術並發揚光大禮制的典範，雖然是作為讚頌裴墐能夠繼承家學[⑦]「以禮奉崇豐二陵」的陪襯，但實際上表現的是柳宗元強烈的建構封建禮制規範的願望，因為「禮」的核心就是「秩序」，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國家才能趨向中興。禮制的建設在當時是重建安史之亂後朝野混亂秩序的大事，也是柳宗元任職的要領，很遺憾永貞革新很快失敗，柳宗元遠貶南荒，無緣參與朝廷新秩序的建構，只得通過文章來明道。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崇尚西漢文風，他說：「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湊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四方文章爛然矣。······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准。」[⑧]柳宗元推崇西漢文章的原因是「近古而壯麗」，希望通過表彰西漢文風作為貞元文章的準的，由此可見柳宗元思想深處恢復古道的堅強意志。他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一理念，被韓愈譽為「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柳宗元還從文章體裁方面嚴格詩文體制之別，也體現他的風雅觀念。《楊評事文集後序》[⑨]說：

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喻而已。······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

柳宗元認為詩、文具有不同的源流和不同的體性特徵，文本於經，本於著述，因此「高壯廣厚，詞正理備」，而詩則本於比興，本於《風》《雅》，要「導揚諷諭」，因此「麗則清越，言暢意美」。儘管柳宗元是尊體派，堅持詩文之別，但是從他對楊評事文章的讚美來看，他是欣賞楊評事詩文兼善這方面的成就的。其實，柳宗元的唐雅就是將文的厚重莊嚴與詩的麗則清越相結合的典範。

此外，柳宗元在獻給楊憑的長詩《弘農公以碩德偉才，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中還說：「茂功期舜禹，高韻狀羲皇。足逸詩書囿，鋒搖翰墨場。雅歌張仲德，頌祝魯侯昌。」[⑩]意為讚頌楊憑的道德文章和政績勛勞，實際上楊憑詩文難當此評，倒是作為宗元自寫狀比較適宜，因為他的歌詩創作確實是以《詩經》的雅頌體作為追慕對象，呈現出古樸蒼勁、雅潔端莊的風貌特徵。

我們知道，柳宗元的恢復雅詩古道，並非個別現象，而是中唐時期復古思潮推動下的必然產物。如與宗元同道復古的韓愈，就是非常重視詩經雅頌體制的。他的《薦士》說：「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11] 韓愈認為《詩經》既「雅麗」（與「《詩》正而葩」義同），而且具有《尚書》中《伊訓》《大誥》那樣經典的意義，既有經綸世務、規範後世的作用，又經過孔子的刪訂，因此精純美妙，地位崇高。《詩經》是中國詩歌的最早源頭也是最高範本，這已成為共識，韓詩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將《詩》《書》並舉，實際上隱含了詩文交通的觀念，最精醇的「道」就存在其中。

較韓柳稍早的一批古文運動的先驅者蕭穎士、獨孤及等人也是風雅的提倡者。如蕭穎士有《江有歸舟三章並序》[12]，序中明言詩歌最重要的是「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要回歸《詩經》「思無邪」的雅正傳統。他的《江有楓十章並序》[13]也是模擬詩經的作品，通過與弟子們賦詩贈別的方式來弘揚雅道精神。又如獨孤及很多詩序都明確要求賦詩模仿《詩經》體制。如：

問離群何贈，請賓賦車乘。主人賦《南有嘉魚》，以代「零雨」之什。

——《送陳贊府兼應辟赴京序》

大火初落，昊天欲高，遠山雲開，歸路秋色。請各抒別操，使行者得歌而詠之。

——《送司華自陳留移華陰赴任序》

何以送遠？唯當賦《伐木》以為仁人之贈。

——《宋州送姚曠之江東劉冉之河北序》

豈不知《常棣》之詩廢，則和樂之好缺？盍使伯氏仲氏偕詠歌之，以贈行邁。

——《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

高天晚秋，殺氣動地，靡靡岐路，悠悠旆旌。送離如之何？賦《小戎》以為好。

——《送廣陵許戶曹充召募判官赴淮南序》

是役也，冥冥羽翰，非瞻望所及矣。請偕賦以知魏風。

——《送韋評事赴河南召募畢還京序》[14]

從詩序中提到的這些模仿《詩經》的古體詩，可以看出中唐時期復古氛圍的濃重，這在蕭穎士的詩序及其詩歌中就有先例，在權德輿、元稹、白居易的詩序中也有表現，可見古文運動是適應時代復古潮流的必然產物。

柳宗元與上面諸人不同的是，他運用的不是《詩經》中的「風」類詩體，而是運用「雅」體；他不用這類詩體進行酬唱贈別，而是關注朝廷禮制建設方面的大事，企圖通過「鳴國家之盛」的方式，載之史冊，一方面洗刷自己永貞之貶的政治「污痕」，一方面祈求朝廷的理解與寬宥，再一方面也是真誠渴望王朝中興願望的體現。因此他的這些作品帶有雍容肅穆的大雅氣象。

柳宗元的樂府詩歌收在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的共有18首，分別是：第二十卷《鼓吹曲辭》（五）中的《唐鼓吹鐃歌十二首》，第三十七卷《相和歌辭》（十二）中的《東門行》一首，第五十五卷《舞曲歌辭》（四）中的《白紵歌》一首，第七十一卷《雜曲歌辭》（十一）中的《行路難》三首，第七十三卷《雜曲歌辭》（十三）中的《楊白花》一首。另外，像《平淮夷雅二篇並序》、《貞符並序》、《視民詩》[15]、《籠鷹詞》、《放鷓鴣詞》[16]等，人們也認為是雅詩或樂府詩。本文的論述將《平淮夷雅》等歌詩看作樂府雅詩。

二、柳宗元唐雅的內容及其現實指向

柳宗元的樂府詩全部作於貶官永州司馬及任柳州刺史期間，《行路難》三首為擬樂府，《籠鷹詞》《放鷓鴣詞》兩首為新題樂府，主要抒發貶官之痛，傾泄剛一奮飛就鎩羽折翅並遭到禁錮因而抑鬱難伸的苦悶；《古東門行》以樂府舊題寫時事（按：以大量典故曲折表現元和十年對武元衡被藩鎮派來的刺客殺害的深切同情），其餘都是樂府雅詩。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序》[17]說：

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常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18]，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無害。

這一段話點明了柳宗元創作唐雅的原因與主要目的。首先，他任禮部員外郎時，因為禮部與太常寺相近，故常常聽到演奏戎樂（軍樂），但沒有歌詞，因而想彌補這一空缺[19]；其次，他有意識取魏晉鐃歌的歌功頌德之意，卻取漢代鐃歌的篇數，與他崇尚漢代風格又想創新的理念相關；第三，希望自己的歌詞能夠在戎事治兵時演奏，以壯軍威，併產生一些警戒作用。

柳宗元所作的鐃歌十二曲全部為樂府新詞，即題目與內容與漢魏晉時期的篇名完全不同，惟音樂當是原來的樂曲，則不易考知。特列表如下：

歌功頌德是魏晉鐃歌的主旨。魏曲「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有所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20]顯然，魏曲制於魏明帝之時，既有歌頌曹公（曹操）的戰功，也有頌揚魏文帝和魏明帝的武德文德的，在當時肯定是在殿廷演奏的，樂器也一定是琴瑟金石之類的雅樂樂器，故而可以斷定是雅詩歌曲。晉曲情況完全相同，只不過內容改為歌頌晉宣帝（司馬懿）、景帝（司馬昭）和武帝（司馬炎）的文治武功，其他與魏曲一樣。柳宗元鐃歌十二曲取魏晉歌功頌德之意，所不同的是，柳曲沒有歌頌當今皇帝之前的所有皇帝，而只涉及高祖和太宗兩帝，很多曲子的事件以大將為中心，最終歸功於皇帝。其內容如下：

1、《晉陽武》：「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奸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興武。」這是序曲，突出高祖晉陽起兵反隋，打擊豪強，是解天下百姓於倒懸的正義之舉，核心是「以仁興武」。

2、《獸之窮》：「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寫高祖收服兵敗來歸的李密，封他為邢國公，後來李密因謀反為部將所殺，消除了高祖的心頭大患，故用「困獸」走向窮途末路來比喻李密的覆滅，以彰顯唐帝的仁德。

3、《戰武牢》：「太宗師討王充（按：應為「王世充」），建德助逆。師憤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此曲是歌頌太宗武功，他擒獲竇建德，剿滅王世充，平定東都。

4、《涇水黃》：「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這是寫太宗在淺水原打敗薛仁杲，收復隴西涇州的戰績。

5、《奔鯨沛》：「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輔公祏原為隋末跟隨杜伏威竊據淮南的大盜，武德二年歸唐，詔授輔公祏淮南道行台，封舒國公，武德六年杜伏威入朝，輔公祏遂于丹陽稱帝，國號「宋」，修陳故宮室，派遣將領侵入海州，寇壽陽。因此高祖派趙郡王李孝恭及李靖、黃君漢、李世勣於武德七年討伐，輔公祏戰敗被農民抓獲，李孝恭斬之，傳首京師，遂平定江淮地區。

6、《苞枿》：「梁之餘，保荊、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寫李孝恭、李靖受命統十二總管討伐後梁宣帝曾孫蕭銑，平定南方。

7、《河右平》：「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李軌自稱河西大涼王，擁有河西五郡之地，先接受高祖的招撫，然後反叛，高祖派兵討伐，未戰，李軌為部將所執，河西平定。

8、《鐵山碎》：「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於廟。」寫貞觀三年，太宗詔李靖、李勣六總管十餘萬軍隊征討突厥，在鐵山大破之，生擒頡利可汗，解除來自西北的最大威脅。

9、《靖本邦》：「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寫劉武周率兵侵入并州，大敗唐軍晉州道行軍總管裴寂，太宗請兵討伐，於武德三年平并州，收復故地。

10、《吐谷渾》：「歷經滅吐谷渾西海上。」寫大將李靖奉太宗命，以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身份，統領諸軍於貞觀九年大破吐谷渾，殺其可汗。

11、《高昌》：「李靖滅高昌。」[21]貞觀十三年侯君集滅高昌，可能由於後來侯君集與太子李承乾聯合謀反被誅，故移其功給李靖。

12、《東蠻》：「既克東蠻，群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這是一支頌曲，貞觀三年黔州西南的東謝蠻酋長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請如周武王故事，將萬國來朝的景象繪為《王會圖》，歌頌大唐「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宏大昌盛氣象。

這十二首雅詩寫高祖從晉陽起兵反隋，奪取長安，招降瓦崗軍，收服李密，命李世民收復東都，在武牢關大破竇建德，迫使王世充投降，平定洛陽，又擊滅劉武周，平定涇州。後來高祖、太宗派大將南征北戰，收東蠻，滅高昌，破突厥於鐵山，滅吐谷渾於西海，奠定了大唐混一區宇的宏大版圖，形成萬國來朝的興盛局面，建立了大唐恢廓堅實的基業。儘管大唐以仁興武，但是文德必須建立在武功的基礎上，只有通過軍事行動建立鞏固的政權和穩定的社會秩序，才有可能從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建設。因此，宗元的這組軍歌在頌聖的外表下，其實想要表達的是：在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秩序混亂的背景下，只有恢復初唐時期強大的軍事實力，才能重新鞏固朝廷的地位；突出高祖、太宗創業的艱難，實際上是規勸當今皇帝必須發憤圖強，以強大的軍事壓力迫使藩鎮歸附朝廷，構建上下尊卑的政治新秩序。所以，這組雅歌富有很強的現實精神。

柳宗元還在《貞符序》中提出「仁為貞符」的觀點，反對以「祥瑞為符」的虛妄，他說：「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茲為貞符哉！」[22]意為取天下者須得民心，而欲得民心，就要施行仁政，行仁政就要消除戰爭，讓人民休養生息，寬刑減罰，輕徭薄賦，要做到「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在序中，宗元讚頌了高祖以來十聖的功德業績，說「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這毫不掩飾的虔誠頌聖情感，雖然有一點庸俗可笑，但這確實是宗元祈求朝廷寬宥的急切心情的表露。

這種心態在《平淮夷雅並序》中表現更為明顯。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雪夜奇襲蔡州，擒獲匪首吳元濟，盤踞長達五十年之久的淮西藩鎮這顆毒瘤終於被徹底拔去，既給朝野上下巨大的鼓舞，也給河北諸藩以巨大的震動，他們紛紛上表獻地歸附朝廷，呈現出安史之亂以來最盛大的中興局面。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大事，以這一重大事件為中心出現了很多歌功頌德的作品，其中最富盛名的是韓愈的《平淮西碑》和柳宗元的《平淮夷雅》，對韓碑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而對柳雅的研究則相對薄弱。主要原因是韓愈乃事件的親歷者參與者，從朝廷決策到具體的軍事行動，再到受詔撰寫碑文，韓愈都堅定地站在最前沿的位置，他的生命歷程也處於最輝煌的時期，精神更是處於最亢奮的狀態，因而撰寫碑文及頌詩達到了他所說的「氣盛言宜」的佳境，整個看來這是一篇表達韓愈政治見解和深遠史識的巨制，也是大氣磅礴、墨氣淋漓的「鳴國家之盛」的鴻文，運用詩經中的「頌」體，且融合了古文的蒼勁朴茂，顯得渾宏勁健、氣象萬千。而柳宗元儘管當時任柳州刺史，也算是一方大員，但是他還未能擺脫「負罪竄伏」的沉重心理。雖然也說「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但是「違尚書箋奏十有四年」的喟嘆中透露出渴望返回朝廷的意願，也表達了長期遠貶的難言之痛。他真誠地歌頌皇帝的「天造神斷，克清大憝」，致使萬方畢臣，認為這「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較千古，無所與讓」，而自己儘管「有方剛之力」，卻「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已經非常遺憾了，現今天下太平，「思報國恩，獨惟文章」。陳述自己的心情之後，宗元在這篇《獻平淮夷雅表》[23]中說：

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南北征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這段話可以考見柳宗元對雅詩的態度，他認為雅詩歌頌的是周宣王的中興氣象，因為其道彰大，所以後代很少達到當時的境界，其內容包括「選徒出狩」、「命官分土」、「南征北戰」三大方面，尤其對平淮夷的《江漢》《常武》所描述的「鏗鍧炳耀」的盛大軍威及其君臣之間朝野上下團結一心的中興氣象非常景慕，因此他對憲宗元和年間削平藩鎮的赫赫功勛是發自內心的歡欣鼓舞，但他對「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的現實情況，則感到「不勝憤懣」，又因為「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行文真實曲盡心跡，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柳宗元特別關注平淮西的軍事成就方面，明確運用大雅體制，這與永州期間撰寫鐃歌有一脈相連的繼承性，至於像周宣王中興的「選徒出狩」「命官分土」等其他方面則由於自己在野的身份不便製作；二是虔誠歌頌當今皇上的武功，表現對皇帝誠惶誠恐的心態，實際上是想通過獻雅祈求皇帝的諒解。遺憾的是柳宗元的一腔忠悃眷戀並未得到皇帝的垂青，以致宗元不久後便寂寞地星隕南州。

柳宗元祈求朝廷諒解的撰雅本意，還可以找到其他證據。他還向裴度和李愬兩位建立奇勛的重臣獻啟，以求提攜推介。《上裴晉公獻唐雅詩啟》[24]說：「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恆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勛。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磬效蚩鄙，少佐毫髮。」一方面以莊重典雅的文筆對裴度的戰功和政績加以讚頌，將他比作輔佐周宣王中興的名將賢臣方叔、召虎等，說文士都願意贊述他的豐功偉績；另一方面宗元又特彆強調自己的貶斥逐臣身份，躬身卑辭地說願意追隨裴度，並渴望得到裴度的提拔，使自己能夠脫離污濁的政治泥淖，有所作為。遺憾的是沒有資料顯示裴度有任何善意的表示，致使宗元的願望落空。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啟》[25]說：

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西平王（按：指李愬的父親李晟），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補萬分之一，雖死不憾。

這篇書啟語氣與上面那篇顯然有所不同，主要是將周宣王中興得力於召虎平定淮夷與憲宗元和中興也得力於李愬平定淮夷進行類比，還依據召虎乃召公之孫，與李愬乃李晟之子，皆能承繼家統、成為中興王朝的重臣的情事相類，進行頌美。然後欲與周臣媲美，獻詩敬頌李愬的意思非常明白，最後宗元祈求李愬能夠幫助他脫離陷敗的境地，使他能夠為朝廷盡微薄之力，與上裴度書啟那種戰戰兢兢的心態不同，此啟平和雅順，還帶有一點對自己文采才華的自信。但是，也沒有材料顯示李愬收到柳宗元的詩、啟之後曾為宗元疏通關隘。因而也只能算是又一次沒有結果的干謁，足見當時宗元所處的困境之艱難，這些努力的落空無疑會給他帶來無形的壓力，致使他只能在無人理解無人援手的憂鬱中匆匆告別人寰[26]。儘管柳宗元沒有一展他的政治抱負，然而，作品斑斑諸在，歷史的煙塵迷霧豈能掩蓋這些珍珠美玉溫潤明潔的光輝！韓愈《柳子厚墓志銘》說：「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27]可謂柳宗元的真知音，得此評價，宗元可以安息於九泉之下。

三、柳宗元唐雅的藝術特點

唐人對雅詩一直愛好並進行多方面的創作實踐。初唐盧照鄰《樂府雜詩序》[28]說：「洋洋盈耳，豈徒懸魯之音？鬱郁文哉，非復從周之說。故可論諸典故，被以笙鏞。」又說「俾夫舞雩周道，知小雅之歡娛。擊壤堯年，識太平之歌詠云爾。」強調樂府歌詩有典重莊嚴、文采紛披的特點，又有頌美太平盛世的作用。這篇詩序的價值除了記錄當年群官創作樂府雅詩頌美朝廷的歷史情境之外，還可以說明初唐時期宮廷詩人對樂府雅詩的態度。此後，陳子昂強調「風雅」「興寄」[29]，只是為了反對六朝以來「艷薄斯極」的文風，才舉起複古的大旗，其實陳子昂意欲恢復的是詩經漢魏的詩學傳統，他本人的創作則沒有真正的雅詩。進入盛唐時代，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30]接著敘述了從詩經以來的詩歌發展歷程，表現他追求「大雅」「正聲」的理念，但是考察他的創作，尤其是大量樂府創作並未見雅體詩歌，「大雅」是他對「正聲」的一種理想狀態，體現的也是一種復古精神，並非恢復大雅的體制。杜甫的「別裁偽體親風雅」，其「風雅」也是一種精神境界，因為杜甫沒有雅體詩創作。到了中唐時期，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權德輿、元稹、白居易等人，再度掀起風雅比興的創作高潮，元、白等人主要致力於干預生活、諷喻現實的新樂府創作，而蕭穎士等人則從改變澆漓世風和改造頹靡士風的角度進行創作，有意識地寫作雅詩體制的作品，雖然這些作品顯得古樸蒼勁，但由於過度的模仿而乾澀，沒有光澤，並未能達到形象生動感人至深的境界。吳相洲先生《論盛中唐詩人風雅觀念的轉變》一文 概括了「風雅觀念」的內涵並詳細考察了風雅觀念從盛唐時代到中唐時期的轉變過程，認為「風雅」有「頌美為主，反對哀怨；強調比興寄託，講求風骨；強調文質彬彬，反對綺麗雕琢，但也講究聲律詞采」等三方面內容，並經歷了從盛唐的「好談王霸大略，反對哀怨」到中唐的回歸儒家思想體系的變化，強調比興寄託、肯定哀怨文學、主張「不平則鳴」。[31]該文宏通淹博，但主要思考的是風雅觀念的理論建構，沒有涉及具體的創作體制方面，因而本文所論柳宗元的唐雅正好可以從一個側面補充中唐人風雅觀念的具體內涵。

柳宗元的唐雅屬於頌詩，他關注的是整個社會政治秩序的建構問題，因而不屬於針對具體政治社會弊端或民生艱難等進行諷諫的樂府歌詩，這是採取大雅形式，通過頌美來關注現實的雅歌。其藝術特點也很明顯，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一）高古莊嚴，氣象雍容

雅，既是一種音樂形式，也是一種詩歌體裁，更是一種理想的人格風範，還是一種肅穆端莊、典雅厚重的精神境界。柳宗元的唐雅創作如前所論，既有宏觀上構建政治新秩序的「禮樂」方面的用意，也有通過向皇帝、重臣敬獻頌美歌詩以期得到朝廷諒解的目的，拋開這些因素，單純從詩歌藝術的角度看，這些歌詩具有高古莊嚴、氣象雍容的風格特點，不僅在柳宗元的作品中比較特出，而且在整個唐代的雅詩中也算得上是比較出色的作品。如《鐃歌·晉陽武》：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德焉歸。

氓畢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

號以仁，揚其旗。日之升，九土晞。

斥田坼，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

斫梟鷔，連熊螭。枯以肉，勍者羸。

后土盪，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

惟德輔，慶無期。

這首詩頌美大唐「以仁興武」的「義威」，歸結到《尚書·蔡仲之命》所說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唐德。既描寫晉陽義師烈烈威風，高揚仁義大旗，鋤強扶弱，摧古拉朽般的盪滅隋末的污穢，又描寫大唐勇敢開拓郊甸以流洪光於宇內的精神，像初升的紅日照耀九州，恩澤布施於億萬兆民。全詩給人以剛健質樸、雄渾開闊、正大光明、莊重嚴整的感受，那赫赫的軍威中貫注的是一股浩蕩充沛的仁義精神，與《貞符》中表達的「仁為貞符」的觀點一致，這種比武力更強大的「仁義」力量是柳宗元雅詩的內核。又如《東蠻》：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

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

王卒如飛翰，鵬鶱駭群龍。

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

系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

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

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

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

睢盱萬狀乖，咿嗢九譯重。

廣輪撫四海，浩浩知皇風。

歌詩鐃鼓閑，以壯我元戎。

這首詩一方面以恢弘的筆墨描寫唐軍像鯨鵬展翅、飛翰凌空，轟然天降，威服曾經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蠻謝氏；另一方面描寫「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睢盱萬狀乖，咿嗢九譯重」萬國朝拜大唐的景象，以歌頌大唐「廣輪撫四海」的浩浩皇風；最後以無比歡欣鼓舞的激情高唱「歌詩鐃鼓閑，以壯我元戎」。全詩渾淪無際，如飛雲翔空，似鯨鵬越海，氣度非凡，洋溢著雍熙和樂、萬方闐奏的氣氛。

再如《平淮夷雅·皇武》：「皇耆其武，於溵於淮。既巾乃車，環蔡具來。狡眾昏嚚，甚毒於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這兩段一寫淮西頑逆狂妄叫囂，干犯我大唐皇威，這是裴度奉皇帝命令統師征討的原因；一寫淮夷剿滅之後舉國震動，郊廟告頌，風調雨順的中興景象，對比中突顯大唐中興的恢宏氣象。《平淮夷雅·方城》：「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兢，皇有正命。皇命於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颣蔡初，胡甈爾居。式慕以康，為願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一寫李愬奉命討伐蔡州，目的是剪滅頑寇並舒仁於蔡人，一寫平定淮西之後，蔡人歡歌和樂的景象，表現出「皇德既舒」的雍穆氣象。陳知柔《休齋詩話》贊柳宗元的唐雅「甚似古人語」「尤得古詩體」，[32]所舉詩句都有一種端莊肅穆的特點。郎瑛《七修類·卷二·十九》說：「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韋孟一篇，雖如諸《（文）選》，其辭多怨悱，而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亭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為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摹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苟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33]指出柳宗元雅歌「辭意渾融，性情流出」洵為確論，能概括柳宗元雅詩創作的成就。

前人論柳詩，常常「騷」「雅」並提，或者與司馬遷發憤著書相聯繫。如賀裳《載酒園詩話》說：「大曆以還，詩多崇尚自然，柳子厚始一振厲，篇琢句錘，起頹靡而盪穢濁，出入《騷》《雅》，無一字輕率。其初多務谿刻，故神峻而味冽，既亦漸近溫醇。」[34]姚瑩《後湘詩集論詩絕句》也說：「史潔騷幽並有神，柳州高詠絕嶙峋。吳興卻選《淮西雅》，不及平生五字真。」[35]確實如此，柳宗元絕大部分作品，像山水詩、山水遊記、寓言、《天說》等哲學論文及很多書啟碑銘墓誌等，都有抒憂娛悲、不平則鳴的特徵，具有司馬遷《史記》的峻潔和屈原《離騷》的幽怨，但是他的唐雅儘管也流淌自他痛苦的心靈深處，呈現出來的卻是「舂容大雅」氣象，如《奔鯨沛》：「奔鯨沛，盪海垠。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修鱗。披攘蒙霿，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全詩境界開闊，氣象雄渾，偉麗壯觀，給人以天容海色的澄清印象，又如鈞天音樂在清風朗暢中轟鳴，就像那美麗晶瑩的珍珠，人們見到的是它的純凈雅緻的美，卻忘記了它來自痛苦的孕育。

（二）嶄削峭拔，骨力勁健

柳宗元的唐雅也如他其餘詩歌一樣，具有嶄削峭拔、骨力勁健的特點。首先表現在柳宗元擅長描寫動態形象，如《涇水黃》：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

有鳥鷙立，羽翼張。鉤喙決前，鉅趯傍。

怒飛飢嘯，翾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

巢岐飲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

列缺掉幟，招搖耀鋩。鬼神來助，夢嘉祥。

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這首詩描寫太宗消滅隴西悍將薛仁杲的戰績，薛氏父子盤踞隴西，謀取長安，對剛剛建立的大唐形成巨大威脅，唐軍與佔有地利的薛仁杲作戰異常艱難，柳宗元為了突出太宗的威武，特地與隴西地形的蒼茫雄渾相切合，所以運用剛勁健舉的動詞與形容詞來描寫，如用「負」「騰」「鷙立」「鉤喙決前，鉅趯傍」「怒飛飢嘯，肆翱翔」等寫薛氏父子的兇惡彪悍，不可一世，而用「頓」「提」「列缺掉幟，招搖耀鋩」等來寫唐軍氣勢雄壯，最終讓薛仁杲「腦塗原野，魄飛揚」，這是兩強相遇的殊死搏鬥，由於唐軍更加勇武又據仁義且有神助，所以取得了廓清隴西使星辰再輝的戰功。全詩雄渾的意境完全靠動態描寫建構。故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評曰「特險勁有鋒」[36]，陸夢龍《韓退之柳子厚集選》也評曰「古峭」[37]，是抓住了柳宗元詩歌特點的。孫氏評《苞枿》說「工峭中稍存古調」，評《鐵山碎》說「氣勁」，評《吐谷渾》說「拗拙」，評《東蠻》說「衝然絕塵」，等等，均為知言。柳宗元詩歌的嶄削峭拔還體現在意境逼窄與恢宏的對立統一中。如《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宏大恢廓、荒寒死寂境界，與漁翁堅毅執著、獨釣寒江的精神形成衝突，構造出清峻峭拔的意境。如《苞枿》一詩前面寫蕭銑像茂盛的余枿盤根錯節於荊、衡、巴、巫之間，導致「緝綏艱難」的窘迫，意境顯得艱澀逼窄；突然之間，「聖人作，神武用」，「浩浩海裔，不威而同」，「澶漫萬里，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這是多麼闊大雄偉的境界！前後的對比中，顯出整體上的峭拔剛勁。再如《鐵山碎》前面描寫突厥佔據遼闊的大漠，「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顯出積雲漫天、陰衢崢嶸的嚴峻氛圍，接著寫李靖奉命奪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窮竟窟宅」的巨大勝利，最後寫「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耀，明鬼區」的恢宏壯闊，通過強硬與剛勁的較量，顯出特有的雄渾勁健的骨力。

（三）精於錘鍊，形象生動

柳詩的峭拔骨力與他精於錘鍊密切相關。柳宗元繼承了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對詩歌語言的錘鍊堪稱絕詣。如《平淮夷雅·皇武》中描寫吳元濟的悖逆凶頑和不自量力時用了「鋒蝟斧螳」四字，說吳元濟乃跳樑小丑，像刺蝟那樣身有毛刺如鋒，像螳螂舉起如斧子一樣的雙臂進行抵抗。孫月峰認為「語太濃，猶是《文選》家數」（《評點柳柳州集》卷一），因為陳琳《為袁紹檄豫州》中有「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隧」之句，故孫氏不太喜歡這樣凝練典故並加以改造的詞句，實際上這樣高度濃縮又形象生動的句子正是柳宗元的獨特創新。又如《方城》中的「銜勇韜力」，孫月峰評曰：「銜韜字亦涉雕斫，然猶近古，勝前『鋒蝟斧螳』。」孫氏所說的「雕斫」實際上就是一種使詩歌語言更加凝練集中、更加富於表現力的錘鍊功夫，在柳宗元詩中很常見。如：

怒飛飢嘯，巢岐飲渭。列缺掉幟，招搖耀芒。——《涇水黃》

吐霓翳日，赫炎溥暢。披攘濛霧，地平水靜。——《奔鯨沛》

前一例中，前兩句寫薛仁杲的狂妄叫囂和舉兵進據關中，一個詞寫其乖張彪悍，一個詞寫其蠶食鯨吞，非常形象；後兩句描寫唐軍舞動旗幟如閃電，揮舞兵器如星耀，非常生動。後一例中，一個詞寫輔公祏將江淮地區弄得烏煙瘴氣，一個詞寫涼風勁吹，熱浪消盡，人心舒暢；後兩個詞寫唐軍掃除妖氛霧氣之後，呈現出土地平曠水面寧靜的景象。都凝練濃縮，刻畫細膩，雋永有味。

再如「鵬騫駭群龍」「睢盱萬狀乖」「唐業如山崇」（《東蠻》），「龍旂翻海浪，馹騎馳坤隅」（《高昌》），「登高望還師，竟野如春華」「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吐谷渾》），等等，無不精絕凝練，富於表現力。這些都是柳宗元將漢賦、駢文的技巧融入雅詩的結果，也是他的雅詩莊重深邃、古奧奇崛超越魏晉雅詩而直逼詩經大雅的新成就。

儘管柳宗元為補鐃歌有曲無詞的缺憾而創作的雅歌，最終沒有得到朝廷的採錄，也未能因頌美君臣的元和中興功績而使他擺脫遠貶南荒的困境，但是他的創作還是對後代有很大的影響，像南宋姜夔就模仿他創作了《聖宋鐃歌吹曲十四首》。[38]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柳宗元創作鐃歌、平淮夷雅等雅詩歌曲，不僅具有補苴罅漏的意義，有重新構建禮樂秩序的價值，還有脫自己於政治泥淖的干謁意圖，因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其詩是柳宗元在痛苦的心境下創作的「鳴國家之盛」作品，具有舂容醇厚的大雅氣象，也是體現他「高壯廣厚，詞正理備」「麗則清越」創作理想的佳作，藝術上錘鍊精工，骨力堅勁，生動形象，意境雄渾，取得了超越魏晉而比肩《大雅》的成就。

【原載《文學遺產》2014年3期】

[①]【宋】朱熹《詩集傳》第115頁，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唐】孔穎達《毛詩註疏卷第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故有美刺也。」第17頁，李學勤主編《十三經註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吳按：這是孔穎達對《毛詩序》中「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原文的注釋，是典型的儒家詩學觀念，將《詩經》解釋為美刺政教得失的文本。朱熹的貢獻在於恢復詩經原為樂歌的本來面目。

[③] 孔穎達《毛詩正義序》：「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第3頁，李學勤主編《十三經註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④] 黃節《漢魏樂府風箋序》：「漢世『聲』『詩』既判，『樂府』始與『詩』別行，『雅』亡而『頌』亦僅存，惟『風』為可歌耳。漢書禮樂志：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蓋該『風』也；而朝廟所作，則安世房中歌郊祀歌謂是『頌』已；鐃歌非『雅』也。」第1頁，中華書局，2008年版。

[⑤] 同上。

[⑥] 《柳宗元集》卷二十一，第573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⑦] 按：裴氏一門五代都為朝廷禮官：裴墐的高祖裴行儉曾以禮匡義，曾祖裴光庭曾在開元時期以禮議論封禪，祖裴稹以禮承大事，父親裴儆以禮備東宮。

[⑧] 《柳宗元集卷二十一·柳宗直西漢文類序》，第577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⑨] 《柳宗元集》第二十一卷，第578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⑩] 《柳宗元集》第四十三卷，第1122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11] 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五，第52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2] 《全唐詩》卷一百五十四，第1593頁，中華書局，1060年版。

[13] 《全唐詩》卷一百五十四，第1591頁，中華書局，1960年版。

[14] 引文均見《全唐文》卷387、388，第3930-3949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15] 《柳宗元集》卷一「雅詩歌曲」收了這四首雅詩，柳集最初為劉禹錫編訂，即使經過了後人的修訂，也足以說明這四首詩歌應該屬於樂府雅詩，至少劉禹錫是將它們當作雅詩看待的，郭茂倩當是漏收。

[16] 吳文治《柳宗元詩文選評》將這兩首詩當作樂府詩，也屬於郭茂倩漏收作品。吳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17] 《柳宗元集》卷一，第14-15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18] 按：據《晉書·樂志（下）》卷二十三，漢鐃歌有22篇，魏受命後，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並非如宗元序所說漢曲只有十二篇（按：當是「十」前缺一「二」字），魏曲有十四篇，其實魏曲只改了漢曲十二篇，其餘十篇應該一如其舊。及晉武帝受禪，乃命傅玄製為22篇，亦述以功德代魏，這次實際上改動了漢曲20篇名目，只有《玄雲》《釣竿》兩曲未改名，並非宗元所說晉曲十六篇。請看看下面列表。見【唐】房玄齡撰《晉書》第701-703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19] 考《新唐書·百官志三·太常寺》，太常寺的職責是：「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總郊社、太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諸祠廟等署。······凡行幸、出師、克獲，皆擇日告太廟。」第1241頁，中華書局，1975年版。吳按：太常寺演奏鼓吹曲，應當是出師或凱旋時，而更多的時候演奏的當時郊廟、社稷之樂，宗元沒有選擇為郊廟祭祀樂曲作詞，而選擇鼓吹戎樂，原因主要是戎樂有曲無詞，想補其缺。另外，郊廟歌詞唐歷代有之，作者都是由皇帝或皇帝指定專人製作，宗元或許沒有資格寫作。

[20] 《晉書》第701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21] 《柳宗元集》卷一，【韓曰】：「高昌，地在京師西四千八百里，唐武德二年，鞠文泰嗣立為王。貞觀四年，鞠文泰入朝。久之，與西突厥通，遂疏朝貢之禮。十三年，明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薛萬鈞等擊之。十四年，鞠文泰死，子智盛立。王師進逼其都，智盛乃降，以其地為西州。」吳按：可能因為侯君集後來謀反被誅，故將滅高昌的功績加在忠心耿耿的李靖頭上。

[22] 《柳宗元集》卷一，第34-35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23] 《柳宗元集》卷一，第1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24] 《柳宗元集》卷三十六，第915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25] 《柳宗元集》卷三十六，第917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26] 吳按：柳宗元從貶官永州起，就不斷干謁，從來沒有放棄脫離泥淖的希望，《柳宗元集》第二冊所收大量書啟，累計他求援的人有：裴度、李愬、李夷簡、武元衡、權德輿、趙宗儒、崔同、嚴綬、李吉甫、裴行立、鄭絪、楊憑、李中丞等，但這些人均未能切薦援引，足見當時朝廷對柳宗元忌恨之深。如《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啟》中說：「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臏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卷三十四，第891-892頁）以形象生動的情境描寫自己所處的艱難困境，其渴望援救的心情異常悲苦，令人動容。實在難以理解當時高高在上者的思想與心態。

[27] 【唐】韓愈著、閻琦校注《韓昌黎文集注釋·下冊》第250頁，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28] 【清】董誥主編《全唐文》卷166，第1693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29] 《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

[30] 【唐】李白著，瞿兌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二，第9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1] 吳相洲著《唐詩十三論》第176-197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32] 轉引自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評箋部分，第44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3] 同上。

[34]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第3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5]轉引自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評箋，第46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6] 轉引自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評箋，第40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7] 同上。

[38] 夏承濤《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外編》：「慶元五年（1199），·····臣聞鐃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鷺等二十二篇，由漢逮隋，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亡鐃部，有宗元作十二篇，亦棄弗錄。」第10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新一版。

武振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