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禾：魯迅與國民性理論質疑
《阿Q正傳》是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遺產的代表。誠如李陀所言：「漢語里原本沒有『阿Q』這麼個詞，它是魯迅先生造出來的，但是，這個詞一離開魯迅的筆下，就在千百萬人的口說和書寫中被千百萬次引用和使用，並由此派生出更多的詞語和話題——這讓人聯想起由一顆冰礫的滾動而引起的一場雪崩。」
國民性理論也由於千百萬次的引用，牢牢鉗制住了大多數讀者和批評家。批評家根據魯迅要改變國民性的願望，稱《阿Q正傳》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集大成之作，並從魯迅文集中拿出作者自己的言論，去證明阿Q是國民性的具象。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樣的文學批評一邊鞏固了國民性理論，一邊使學者重蹈魯迅當年的道德困境。魯迅觀看圖片或幻燈的噩夢在文學批評中不斷上演：批評家心甘情願地充當魯迅小說中國民劣根性的看客。由於魯迅如此有力地描繪出主體的分裂，因此，看與被看的暴力形態必然也在讀者和批評家那裡一再得到精神分裂式的呈現。
舉例來說，批評家將阿Q對體面的重視當作魯迅有關中國國民性的中心立論，於是故事中滑稽有趣的段落似乎就都得到圓滿的解釋。比如「他想：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於是他睡著了。」這段描寫當然表現了阿Q主義的精髓，但同時，它又如何說明了中國國民性呢？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西方傳教士話語來到之前，「重臉面」在文化比較中還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分析範疇，更不是中國人獨享的特徵。
《支那人氣質》的第一章即專門討論「臉面」。文中說：「『愛面子』是了解支那人的許多最重要特質的關鍵。對我們而言，失去性命而保留面子並沒有吸引力，然而我聽說，曾有支那縣官被砍頭時被允許身著官服保住體面，而視此為特別恩賜的!」史密思將中國人的重體面歸因於戲劇本能：「不需要太大的刺激，任何支那人就能把自己當成戲子。他擺齣戲中的身段，鞠躬、屈膝、在地上磕頭，在西方人看來，這般舉動既多餘又可笑。然而支那人的思維是戲劇式的。」
詹姆士·何偉亞討論八國聯軍在北京的暴行時，對史密思描述「臉面」的文字有一段精闢的分析：
史密思描述這項「中國人的特質」時，以為自己正確地呈現了中國人的社會行為，他這種態度向來很少受到質疑。其實，關鍵不在體面是否為一項統籌指導中國人行為的原則，而是它在西方儀式化的施行暴力和教訓別人中所佔的地位。也就是說，我們應當思考，在聯軍破壞城牆、寶塔和廟宇的過程中，面子所扮演的角色。布朗和史密思等人的中國見聞錄將「愛面子」寫成殖民地人民獨具的特質，而否認聯軍的代表們對自身外表的重視，他們的話語因此製造了「臉面」說。
西方人這樣解釋中國人的結果(即讓他們研究的對象自己對創造臉面的假象負責)，這就使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中國人崇信的象徵物是迷信，混淆了外表與真實，因此，摧毀其城牆不足為惜。
不過，傳教士講述的中國人愛面子故事出乎意料地被中國人拿去運用時，到底會發生什麼事？話語的流傳在跨語際實踐中的情形格外複雜。在史密思斷言中國人重臉面的30年之後，阿Q幾乎一字不改地戲劇化地演出了這一劇本。在處決之前，阿Q被抬上車遊街示眾。當他省悟自己正赴法場時，他羞愧自己竟沒有唱幾句戲而搜索枯腸：「他的思想彷彿旋風似的在腦里一迴旋：《小孤孀上墳》欠堂皇，《龍虎鬥》里的『悔不該……』也太乏，還是『手執鋼鞭將你打』罷。他同時想將手一揚，才記得這兩手原來都捆著，於是『手執鋼鞭』也不唱了。」虛榮、可憐、可笑，加上誇張和戲劇化，阿Q的舉手投足似乎與史密思對中國人愛面子的描述很吻合。
然而，其中有些重要細節值得注意。首先，魯迅構思阿Q的故事是在他熟稔史密思的論述之後，因此他的寫作並不是獨立地佐證史密思的觀察，而是別有深意的回應。其次，史密思筆下的縣官身著官服，而阿Q穿的是一件「洋布的白背心」。這兩者之間有何關聯？穿著洋布白背心的阿Q代表的是中國國民性，還是別的什麼？中國國民性的說法是否也如阿Q的白背心一樣，是洋布編織出來的？
1926年，也就是《阿Q正傳》發表五年以後，魯迅在一篇文章中特別提到史密思講臉面的那一章。他半開玩笑地說：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著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為這也是關於「華人」的體面的。
魯迅此處的諷刺有更深的含義。他準確地指出，上層中國人和帝國主義之間存有某種利益交易，他們對「體面」的研究出於其共同利益者多，為合理解釋中國種族者少。此外魯迅在理解中國國民性時已經明顯開始思考階級因素，由此引發的問題必然是：阿Q在這幅圖景中扮演何種角色？像阿Q這樣居無定所的赤貧文盲是否能使中國國民性的理論失去可信度？魯迅是否自相矛盾？他對史密思的態度究竟是什麼？
韓南(Patrick Hanan)研究過阿Q在文學上的原型，他的分析有助於我們回答這些問題。周作人曾指出，魯迅在《阿Q正傳》中的反諷技巧系模仿果戈理(Gogol)，波蘭小說家先坷維茨(Henryk Sienkiewicz)和日本小說家夏目漱石。
韓南據此，進一步去發掘《阿Q正傳》和魯迅最欣賞的小說家先珂維茨的兩篇故事之間的聯繫。他發現《阿Q正傳》和先珂維茨的《勝利者巴泰克》(Bartek the Victor)以及《炭筆素描》(Charcoal Sketches)驚人地相似。在後兩篇中，「敘事者以高度的反諷語氣描述村中最卑下的角色」。《勝利者巴泰克》的主角是一個最富自我欺騙天分的波蘭農民，可說是阿Q講精神勝利法的先驅。巴泰克在人生的競賽中是常敗軍。而左吉克(Zolzik)，另一個故事的可笑主角，對農民惹巴(Repa)妻子的慾望則預告了阿Q荒謬的羅曼史。韓南指出，《阿Q正傳》和先珂維茨兩篇短篇小說之間，尚有更廣泛的相似點。例如，有關阿Q名字的討論與《勝利者巴泰克》開頭的段落有所呼應。
波蘭作家Henryk Sienkiewicz
又如，雖然魯迅的敘述者根據阿Q的情況解釋了採用「正傳」一詞的始末，這個詞的靈感可能是由《炭筆素描》中「正當的傳記」(proper biographies)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有一類似的開場白。）韓南的發現並不在簡單表示魯迅的故事脫胎於先珂維茨，重點在於：阿Q這個角色是跨國際的，他所包含的階級因素可能與波蘭小說的原型有密切關聯。
當然，有關階級性的詮釋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以錢杏邨為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一直從階級鬥爭的角度詮釋阿Q的故事。他們強調，《阿Q正傳》的故事並沒有刻畫中國國民性，而是反映了中國下層社會農民曆經辛亥革命動亂時期的困苦悲慘。這些批評家認為，魯迅談論中國國民性時，區分了「上等人」和「下等人」兩種階級，主要證據是魯迅的《燈下漫筆》。在這篇雜文中，魯迅提到羅素關於中國國民性的見解，批評他把苦力臉上的微笑當作中國人的美德。羅素說：
記得有一天我們坐著轎子翻山，路崎嶇陡峭，苦力非常辛苦。在途中最高點，我們停下來十分鐘讓轎夫休息。他們馬上一排坐下，拿出煙管，無憂地相互關懷談笑起來。若是在習於前瞻的國家，他們大概會利用這段時間抱怨天氣炎熱，以便取得更高的小費。
魯迅評價說：轎夫若果真對坐轎的人不笑臉相迎，那中國也早不是今日中國了。
馬克思主義批評有可取之處，它指出了魯迅對中國社會階層的思考。可是，它往往單純地將魯迅對國民性問題的關注視為他早期思想的局限，並認為魯迅到後期重視階級問題後才克服這一局限。我認為，這種解釋缺乏說服力，因為它將話語鬥爭，特別是魯迅的思想，簡化為單線演變。
魯迅思想極其複雜，事先設定一個終點，然後評斷魯迅某時期的歷史局限，必然會將其大大簡化。那麼，如何才能更有深度地批評國民性話語呢？我想不該簡單著眼於魯迅對從西方引進的這一理論的接受或拒絕，而應勇於面對這其中的張力，哪怕當魯迅毫無保留地認同這個思想時也不例外。下面我對《阿Q正傳》的詮釋就是試圖探討這種張力，我的出發點是敘述人的主體身份，因為敘述人與阿Q人物之間的隔膜，恰恰隱喻了國民性話語進入中國後的兩難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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