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南宋詩人的宗唐情結

因「靖康之變」而偏安於今浙江杭州的南宋王朝，雖然只有150年左右（1127—1279）的歷史，且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均不可與北宋時期相提並論，但於文學方面卻是名家輩出，佳作如林，成就卓然。僅就詩歌而言，被稱為「中興四大詩人」的陸遊、范成大、楊萬里、尤袤四人，就各以其非凡的藝術才華，為這一時期的詩歌史寫下了輝煌的篇章。其後，四靈詩派、江湖詩派，遺民詩派，以及愛國詩派等一個個詩人群體接踵而起，這些詩派與「中興四大詩人」前後相續，既互為影響，又特色各具，而使得南宋詩國的天空光彩奪目，一片璀璨。所以，南宋詩歌之於北宋詩歌，如同先秦時期的詩經與楚辭一般，是文學史上的又一次雙峰並峙。

南宋詩人雖然在其詩的國度里取得了足可與北宋詩壇相抗衡的業績，並以之推動著當時詩歌的向前發展，但縱觀其150年的發展史，卻歷史地存在著一種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這就是詩人們因對唐詩的崇尚而構成的揮之不去的宗唐情結。正因此，南宋詩人之尊崇唐人唐詩，無論是在理論認識抑或詩歌創作方面，都較北宋詩人更為鮮明與更為強烈，而且，其宗唐的針對性，也較北宋詩人更為明顯與更為具體。這一實況所反映的，不僅是唐詩魅力的永久性，更在於南宋詩人對待唐詩這一藝術高峰的態度問題，即其對於唐詩典範的崇拜，乃是重在選擇的，也即是先精神（思想）而後藝術的。而此，也是為什麼「千家注杜」始於北宋而繁榮昌盛於南宋的原因之所在。此則表明，南宋詩人的「善學唐」（黃宗羲語）已進入了一個更為成熟的階段。當然，南宋詩人的「善學唐」，也並非是僅僅局限於詩聖杜甫一人的，而是博採眾家而又形式各別的，如江湖詩派之鐘情於晚唐詩人，即為其一。而且，南宋詩人在師學唐人唐詩方面，其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

一、千家注杜之與以杜甫為師

文學史上的「千家注杜」，是宋代文學家系統闡釋與具體接受唐詩個案的一個光輝典範，其之存在，不僅標誌著杜甫其人其詩在趙宋時期的被尊崇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而且也是對當時學術文化建設所作出的一大貢獻。據現有資料的記載可知，「千家注杜」的盛況，大約興起於北宋宋仁宗（1023—1063）前後，於南宋宋孝宗（1163—1189）時期則形成高潮，至劉辰翁生活的宋末元初（1232—1298）之際，其興旺之勢依然不曾消減。正因此，元好問即據以提出了「杜詩學」這一概念，並寫下了杜甫研究史上著名的《杜詩學引》一文，其中有云：「子美之《傳》、《志》、《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1]據此可知，元好問所說的「杜詩學」，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關於杜甫的傳記、生平行事、年譜類的考察；其二是關於杜甫作品類的研究，如對詩文的輯補、校勘、編年、箋注等。而南宋時期「千家注杜」的成果，所體現者亦正是表現在這兩個方面。現存南宋成就最大而又為後世多所稱引的「杜詩學」著作，主要有《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五十二卷[2]、郭知達《杜工部詩集注》三十六卷、黃希、黃鶴《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三十六卷、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五十卷、方深道《諸家老杜詩評》五卷等。這些「杜詩學」著作在當時的先後問世，無論是就詩學理論的建構以論，抑或創作實踐的總結而言，其於南宋詩人的學杜，顯然都是具有指導性價值與引領性意義的。正因此，才出現了「天下以杜甫為師」[3]的師學局面。

從「善學唐」的角度進行審視，北宋詩人對於杜甫其人其詩的師學，不僅是由初期而至晚期，而且在當時還形成了一種風氣，其中如王禹偁、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歌，就都與一部杜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江西詩派所奉行的「一祖三宗」之說，就更是將師學杜甫其人其詩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從總的方面講，北宋詩人的學杜，雖然名家眾多，且各有所別，但其大都是在「句法」、「聲律」等創作經驗方面進行仿學與借鑒，這從強幼安《唐子西語錄》載王安石「得子美句法」[4]，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言黃庭堅「學老杜所謂拗字吳體格」[5]，以及黃庭堅《答王子飛書》記述陳師道「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云云，即可窺其一斑[6]。而南宋詩人則不然。南宋詩人由於「靖康恥」的社會現實原因，所以其之學杜，主要注重的是杜甫詩歌的「詩史」特質，這從黃鶴父子之《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一書的書名，即可獲其大概。在杜詩學史上，最早將杜甫詩歌稱之為「詩史」者，是唐人孟棨的《本事詩》，其云：「杜逢祿山之亂，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7]至南宋，言杜甫詩歌為「詩史」者，則有《蔡寬夫詩話》、《西清詩話》、《庚溪詩話》等，其中，又以李綱《讀四家詩選四首·子美》之所言，最為時人與後人所稱道。其云：「杜陵老布衣，飢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愛君愛國心，憤發幾悲吒。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到屈宋，麗則凌鮑謝。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治，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8]在李綱看來，杜甫詩歌主要有兩大特點，一是融詩人自身經歷於「愛君愛國」之中，二是其「誠足繼風雅」的藝術精神，或者說為其「風騷到屈宋，麗則凌鮑謝」之集大成的藝術形式。而前者，即是導致文天祥在「獄中集杜詩二百首」的關鍵所在。對此，其《集杜詩自序》已曾透露出了這一信息：「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以其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於此矣，是非有意之為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9]這段文字說得很清楚，文天祥之所以在獄中「集杜詩」者，蓋乃欲以詩的形式，將其自「顛沛以來」之「世變人事」進行記錄，以備「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即以補史之所闕。至於其感時傷事、憂國憂民之思想，則可於《讀杜詩》一詩中窺其大概，是詩云：「平生蹤跡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胡馬淚眼多。千年夔峽有詩在，一夜耒江如酒何。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10]其所勾畫者，雖然為杜甫一生之奔波，但詩人的形象亦寓其中。且此詩在精神、風格方面，亦與杜詩相類似。

在南宋詩人中，如李綱、文天祥之尊仰杜甫其人其詩者，尚有由北宋而南宋的陳與義、呂本中，以及陸遊、范成大、戴復古、謝枋得、林景熙、汪元量等人，其中又以呂本中、陸遊為最。呂本中學杜，可以其《還韓城》、《丁未二月上旬日》、《兵亂後雜詩》等為代表。《兵亂後雜詩》共五首，這組詩寫於金兵攻陷汴京，宋徽宗、宋欽宗被擄北去之後，時作者回到故都，目睹其悲慘景象而作，是典型的「詩史」之類的作品，所以紀昀於《瀛奎律髓》卷三十二認為：「五首全摹老杜，形模亦略似之。」 [11] 「全摹老杜」四字，正道出了呂本中與杜詩的關係。陸遊之學杜，主要在於深得杜詩之精神，即重在以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去抒寫其「愛君憂國之誠」，對此，一部《劍南詩集》即足以說明之。而吳之振《宋詩鈔·劍南詩鈔》所撰陸遊小傳之載，又可為之佐證，其云：「宋詩大半從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此為蘇軾《次韻孫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中的兩句詩，吳之振作「山谷雲」者，當系其誤記所致——引者注）若放翁者，不寧皮骨，蓋得其心矣。所謂愛君憂國之誠，見乎辭者，每飯不忘。故其詩浩瀚崒嵂，自有神合。」[12]其中的「愛君憂國」、「每飯不忘」云云，即為陸遊師學杜甫其人其詩的一種必然結果。而此，則正是詩人「永懷杜拾遺」（《秋懷十首以竹葯閉深院琴樽開小軒為韻》）的核心之所在。

著眼於杜詩集大成的藝術形式進行師法者，南宋詩人中則有朱熹、劉克莊等人。作為理學家的朱熹，儘管曾經說過「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13]一類的話，即認為「李杜在詩國中具有不可動搖的典範地位」[14]，但其之學杜，卻主要是在藝術形式或者說創作經驗方面，這從其認為 「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15]云云，即可窺見一斑。劉克莊是江湖詩派中少有的一位高官詩人，雖然寫過《北來人》、《築城行》之類關於民生疾苦的詩篇，但其之學杜，亦主要是在藝術層面中討生活，對此，張瑞君《劉克莊與唐詩》[16]一文已進行了具體論述，讀者自可參看，此不贅述。

二、詩話之唐詩創作經驗總結

在南宋文學史上，與「千家注杜」景觀互為輝映的，是既奼紫嫣紅而又熱鬧非凡的詩話寫作。詩話作為趙宋時期詩歌批評的一種新樣式，雖然始於北宋歐陽修的《六一詩話》，但其之繁榮昌盛與「千家注杜」一樣，即都是在南宋時期。在南宋150年的歷史上，當時的詩話家究竟撰寫了多少種詩話，這是迄今為止誰也難以說清楚的。據郭紹虞《宋詩話考》，現存宋人詩話之完整者有40餘種，其它為90餘種（指非完整者或有佚文而未及輯集與僅知其目者等），二者共計130餘種。而何文煥《歷代詩話》、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張伯偉《稀見本宋人詩話》三書，則共錄載了29種南宋人的詩話，若以此再加上三種帶有彙編性質的大型詩話（即阮閱《詩話總龜》、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則南宋詩話至少乃在32種以上。藉此，即可見出南宋人對於詩話寫作的熱情程度之一斑。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詩話中，其作者又幾乎都是詩人，且不乏名家裡手，如《誠齋詩話》的作者楊萬里、《紫微詩話》的作者呂本中、《白石道人詩說》的作者姜夔、《歲寒堂詩話》的作者張戒、《後村詩話》的作者劉克莊等人，就都是一些活躍於南宋詩壇且成就卓著的詩家射鵰手。而且，這些射鵰手又幾乎都是將唐詩當作其師學的典範以待的，因此，他們於各自詩話中對唐詩所作的種種評說，如或闡述詩歌理論，或品評詩人詩作，或比較詩句優劣，等等，就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一個詩話批評的核心問題，即對唐代詩人創作經驗予以總結。而當這些為其所總結的創作經驗，一經付梓傳世之後，對於那些以宗唐為創作時尚的詩人來說，顯然是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而且其對於促進南宋詩歌的繁榮與發展，也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的。而或此或彼，均反映了南宋詩話與當時詩壇宗唐關係之非同一般。

從對唐詩創作經驗的總結方面言，南宋詩話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屬於綜合性範疇的宏觀論述，其二為就具體作法所進行的種種例說。前者的宏觀論述，既有屬於整體性也即就整個唐詩而言的，也有以具體詩人為例進行論說的，而後者即對具體作法的例說，則是由評點與比較兩者所構成的，所以從總的方面講，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種多樣，乃為其總的特點。為便於認識，這裡以何文煥《歷代詩話》、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所收錄的28種詩話為據，對其中所涉及的唐詩之創作經驗，特作簡要觀照如次。

（一）屬於綜合性範疇的宏觀論述。所謂宏觀論述，主要是指詩話作者就唐詩中的某一文學現象或者某一藝術形式所發表的認識與見解，前者如《竹坡詩話》之「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第一」[17]，《彥周詩話》之「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下封也」[18]，即為其例。後者則有《石林詩話》之所載：「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灌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可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19] 這三例之所言，均屬從大處著眼，分別就存在於唐詩中的樂府、聯句、七言律詩等創作實況進行了簡要評說，既立說公允，又啟人思路。而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之所載，則更是這方面的代表，其中如「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等等[20]，於「善學唐」者而言，乃是極具認識價值的。

而在南宋詩話中，更多的宏觀論述，則是針對某一詩人詩歌所進行的總體性品評。如《韻語陽秋》卷十二：「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啖炙遠矣。」[21]這則文字中的「跌宕不羈」四字，既為李白的性格特點之寫照，又可藉之以窺其詩歌風格之一斑，其於宗唐者更進一步認識李白其人其詩，無疑是頗具助益的。再如《庚溪詩話》卷上之論杜甫詩：「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22]又《藏海詩話》云：「杜詩敘年譜，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致此。如說華麗平淡，此是造語也。方少則華麗，年加長漸入平淡也。」[23]這兩則文字的評說，前者言杜甫詩歌題材的廣泛性，後者談杜甫少、壯、老各期詩風的變化，均各具特點，於師學杜詩者可收茅塞頓開之效。南宋詩話中類似的論述，尚有從比較的角度將幾位唐代詩人進行比觀者，亦有將唐代詩人與宋代詩人進行比較者。前者如《臨漢隱居詩話》：「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近，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24]又《歲寒堂詩話》卷上：「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棄。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絕，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其得意處，子美之匹亞也。」[25]後者如《艇齋詩話》：「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荊公，此二人而已。」[26]又上引《庚溪詩話》卷下：「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蹈襲也。」[27]這說明，南宋詩話中的此類述評，其形式乃是多種多樣的。

（二）對唐代詩人具體作法的例說。綜觀《歷代詩話》與《歷代詩話續編》所著錄的28種南宋詩話，其中最直接、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每種詩話都對唐宋詩人的作詩之法進行了程度不同的關注。這一事實的存在，表明了南宋詩話對於唐人的作詩之法乃是甚為重視的，而《滄浪詩話》專設「詩法」的舉措，又可對此佐證。注重對唐代詩人具體作法的例說與總結，既是南宋詩話表現在題材內容方面的一大特色，也是詩話作者「善學唐」的一種具體反映。為便於對南宋詩話中的這一特點進行把握與認識，下面以楊萬里《誠齋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為例，略作論析。

楊萬里（1127—1206）之於南宋詩壇，不僅以「活法」進行詩歌創作而著稱，而且還寫下了為數甚多的論詩詩，其中如《讀唐人及半山詩》、《跋徐恭仲省干近詩三首》、《跋陸務觀劍南詩稿二首》、《和李天麟二首》、《讀笠澤叢書三絕》、《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絕句》等，就為歷代詩論家多所稱道。這說明，作為「中興四大詩人」之一的楊萬里，是十分重視寫詩之技法的。正因此，其於《誠齋詩話》中對唐人的作詩之法予以評說，也就自在情理之中。《誠齋詩話》全書約14000字，所言及的詩人詩作雖然由東晉而南宋初期，但重點則是北宋的詩人詩歌，其中屬於唐人唐詩者僅為28則（該書共著錄詩話72則）。在這28則詩話中，作者依序先後論及唐人的作詩之法者，主要有「句有偶似古人者」，宋人化用唐人詩句，「李太白詩體」，「杜子美詩體」，「律詩落句」，「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詩有驚人句」，「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詩要「好色而不淫」，「唐律七言八句」，「倒語為詩家妙法」，「初學詩者，須學古人好詩」，「詩家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五七字絕句」、「五言長韻古詩」、詩用前人文章語、「詩有實字而善用之」，杜甫、韓愈詩「以故為新，奪胎換骨」，「白居易詩以花比美婦人」，等等。其所論及的範圍之廣泛，作詩方法之多樣，藉此即可見其端倪。而楊萬里於《誠齋詩話》中對這些作法所進行的種種評說，對於那些「初學詩者」乃至宗唐的詩人而言，無疑是可使其收事半功倍之效的。

張戒《歲寒堂詩話》由上下兩卷構成，上卷著錄詩話36則，下卷為對杜甫詩歌的專題討論，有評論33則，所涉杜詩為整50首。這88則詩話，或綜論，或比較，或例說，所言屬於唐人或唐詩之創作經驗者，有30餘則。而在這30餘則詩話中，舉凡與詩歌創作相關的氣格、典故、用韻、聲律、句法、章法等，作者著眼於唐詩實例的角度，均對其進行了品評與例說。如其云：「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為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專以快意為主，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為工，李義山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28] 這段文字之所論，雖然涉及了王安石、黃庭堅、歐陽修、蘇端明、李義山、杜牧、李賀、杜甫等八位唐宋詩人，並著眼於「巧語」與「快語」、「奇語」與「常語」，以及「快意」、「刻意」、「金玉龍鳳」、「綺羅脂粉」、「花草蜂蝶」等進行了比較與例說，但作者重在突出杜甫詩歌「世間一切皆詩」的特點之意，則是甚為明顯的。而所謂「世間一切皆詩」，從文學寫作學的角度講，其所指實際上就是作家如何選取材料與運用材料的問題。張戒在這一則詩話中，針對材料的取捨問題，以杜詩進行例說，並作出了世間的「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皆可入詩的結論，實堪稱道。張戒的這種例說，顯然是有助於尊仰杜甫或宗唐者對杜甫創作經驗的認識與借鑒的。

三、南宋詩歌的宗唐藝術實踐

無論是因「千家注杜」而導致的「以杜甫為師」，抑或是於詩話中對唐人創作經驗的總結等，南宋詩人如此而為的最終目的，從藝術實踐的角度講，都是為了更有利於時人與後人的詩歌創作。就時人即南宋詩人而言，其所表現在詩歌創作中的宗唐藝術實踐，雖然大都是因人而異，且各具特點，但綜而觀之，則可從以下三個方面窺獲之。

其一為化用或引用唐人詩句。南宋詩人於詩歌創作中，或化用唐人詩句，或引用唐人詩句的成句，乃成為了其表現在詩歌藝術實踐中的一種時尚。這是因為，在150年的南宋詩壇上，活躍於當時的詩人們幾乎都有這種雅好，即其在進行詩歌創作時，大都喜歡化唐人詩句以為己用。正因此，存在於南宋詩歌中的這種「唐詩因子」，乃比比皆是。而且，其在形式方面也是多種多樣的。為便於對此之把握，這裡舉三種類型之例以窺一斑。

（一）化用唐人詩句。此等詩例，在南宋詩人的詩集中特多。如呂本中《春日即事》：「亂蝶狂蜂俱有意，免葵燕麥自無知。」前句是對李商隱《二月二日》化用的結果，李商隱是詩有云：「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其所化用者即為後者。呂本中又有《兵亂後雜詩》一首，其中有云：「雲路慚高鳥，淵潛羨巨魚。」此乃變化杜甫《中宵》之「擇木知幽鳥，潛伏想巨魚」而成。又王庭珪《和周秀實田家行》：「向來辛苦躬鋤荒，剜肌不補眼下瘡。」這是化用聶夷中《傷田家》之名句「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所致。王庭珪《和周秀實田家行》又有云：「便令壯士挽天河，不使腥膻汗后土。」這兩句是化用杜甫《洗兵馬》中的「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而成，並反用其意。又如楊萬里《閑居初夏午睡起》：「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其中的後七字，即是化用白居易《前日〈別柳枝〉絕句，夢得繼和，又復繼答》一詩中的句子。白詩為：「誰能更學孩童戲，閑逐兒童捉柳花。」又陸遊《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誰言鐵衣冷徹骨，感義懷恩如挾纊。」第一句是化用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之「都護鐵衣冷難著」而成。又文天祥《發通州》：「白骨叢中過一春，東將入海避風塵。」後句是對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之「東將入海隨煙霧」的化用。類此者，文天祥集中還有《生日和謝愛生長句》、《出真州》等詩，如後者有云：「賴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殺我猶憐。」此乃化用杜甫《不見》中之「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而成。凡此種種，在南宋詩人的詩歌歌中乃甚多，茲不具舉。

（二）襲用唐詩成句。這類形式存在著兩種情況，一是集唐人詩句而成一首詩，一是為了意境的創造等方面的原因而化用唐人詩句且一字不易，這裡僅例舉後者。如曾幾《蘇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蘇喜而有作》：「千里稻花應秀色，五更桐葉最佳音。」前句乃是照搬晚唐詩人殷堯藩《喜雨》的第七句：「千里稻花應秀色」。又尤袤《淮民謠》：「誰謂天地寬，一身無所依。」前句「誰謂天地寬」五字，乃是襲用孟郊《贈別崔純亮》第四句「誰謂天地寬」而成。又徐照《促促詞》：「促促復促促，東家歡欲歌，西家悲欲哭。」徐照這三句詩雖然是化用張籍的《促促詞》而成，但徐詩的第一句卻用的是張詩原句，即其亦屬襲用唐詩成句之例。又葉紹翁《遊園不值》：「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後句是襲用吳融《途中見杏花》的第一句「一枝紅杏出牆頭」，而稍有改變。

（三）一聯化用兩人詩或兩首詩。此種化用之法，所表明的是化用者對唐人詩歌的相當熟悉，以及對被化用者在藝術特點等方面的深為了解。先看一聯化用兩人詩者。如由北宋而南宋的陳與義之《傷春》：「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這兩句分別化用了李白與杜甫的詩句。李白《秋浦歌》其十五：「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杜甫《傷春》其一：「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作者各取其中一句，並皆於開頭增加兩字，而使之成為了自己的詩句。再看一聯化用兩人詩者。此等詩例，則有曾幾《蘇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蘇喜而有作》一詩，其中有云：「不愁屋漏床床濕，且喜溪流岸岸深。」這兩句分別化用的是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與《春日江村》中的詩句，前詩之句為「床床屋漏無干處」七字，後詩之句則為「春流岸岸深」五字。而文天祥《正氣歌》之對唐詩句的化用，亦與曾幾是詩完全相同。其有云：「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前句乃出自杜甫《玉華宮》之「陰房鬼火青」五字，後句則是化用杜甫《大雲寺贊公房》之「天黑閟春院」而成。此則表明，文天祥與曾幾在宗唐方面，都是以杜甫其人其詩為其師學對象的

其二是仿效唐人詩體以進行創作。 宋人論唐詩，與時人論宋詞一樣，即多喜以「體」稱之，論詞者如「易安體」、「白石體」、「稼軒體」等，即皆是如此，而論詩者則有「少陵體」、「太白體」等與之相類。按宋人眼中的所謂唐人「詩體」，其實就是針對唐代詩人的詩歌風格而言的，對此，嚴羽《滄浪詩話》中的「詩體」即已明言之。嚴羽在其該「詩體」中論及唐詩之「體」時，既有著眼於「時」的，又有立足於「人」的，更有以字數、聲律等為立說依據的，真可稱得上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其在以「人」而論「詩體」者，乃說：「以人而論，則有……沈宋體（佺期、之問），陳拾遺體（陳子昂），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少陵體，太白體，高達夫體（高常侍適），孟浩然體，岑嘉州體（岑參），王右丞體（王維），韋蘇州體（韋應物），韓昌黎體，柳子厚體，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李長吉體，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盧仝體，白樂天體，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杜牧之體，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賈浪仙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29]嚴羽的這種「詩體」認識，實際上所代表的乃是南宋詩人的一種普遍看法，這是因為，南宋詩人在師學與模仿唐代詩人的詩歌風格以進行創作時，幾乎都是於詩題中以「××體」相稱的。如程俱《自寬吟戲效白樂天體》、《和白樂天二首寫懷仍效其體》，周必大《己丑二月十日雨中讀漢元帝紀效樂天體》，陸遊《小舟過吉澤效王右丞體》，唐庚《采藤曲效王建體》，范浚《同伯通端杲侄效盧仝體》、《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杲觀異書效李長吉體》、《四月十六日同弟侄效李長吉體分韻得省字》，謝翱《效孟郊體》等，即皆為例。而徐吉《李太白雜言》、范成大《續長恨歌三首》所仿效者，自然是「李太白體」與「白樂天體」。此外，范成大集中還有如《初入峽山效孟東野》這樣於詩題中明顯冠有唐人姓名的詩。上述這種創作現象的存在，不僅表明了南宋詩人之於唐代某些詩人的詩歌風格，乃是瞭然於胸的，而且也是南宋詩人於藝術實踐中「善學唐」的最好見證。所以，南宋詩人凡以唐詩人姓名之「體「如「盧仝體」、「白樂天體」、「元白體」等進行創作時，其詩在語言、風格等藝術形式方面，與所述仿效「體」之詩人詩歌的語言、風格等藝術形式甚為相似，則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即對「次韻」詩創作的繼承與發展。「次韻」詩亦稱「步韻」詩，其興起於中唐元稹、白居易時期，中經晚唐皮日休、陸龜蒙等人的推波助瀾，而蔚為大觀。北宋詩人受晚唐的這股唱和之風的影響，而使次韻詩的創作在當時形成了一種高潮，這從蘇軾集中「次韻幾三之一」[30]者即可獲得證實。蘇軾對次韻詩的如此雅好，其實也是他「善學唐」的一種必然結果。由北宋而南宋，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雖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詩人們對次韻詩的創作熱情卻並未因此消歇，而是一如北宋詩人那樣在其中討生活。對此，我們可從《宋詩鈔》中與此相關的一組數據來進行具體認識。據我對《宋詩鈔》的手工檢索可知，是《鈔》著錄南宋詩人之詩集（由王炎《雙溪集》至朱淑真《斷腸集》）凡62家，其中缺詩集者8家，實際著錄詩集為54家。在這54人的詩集中，無次韻詩（含「和詩」、「分韻」、「再韻」，下同）之作者，僅為葉適、徐照、戴敏、鄭震4人，即有整50位詩人介入了次韻詩的創作行列。其中，創作了10首以上次韻詩的詩人有15人，以數量為序其具體為：朱熹93首、楊萬里76首、周必大41首、劉克莊38首、方岳37首、范成大35首、惠洪29首、汪元量22首、僧道潛22首、程俱21首、陳傅良20首、王庭珪20首、張元干18首、何桂夢15首、劉子翚10首。這一數據雖然有可能不夠準確，但我們卻從中乃可獲知，南宋詩人之於次韻詩的熱衷程度，乃是並不亞於北宋詩人的。而且，南宋次韻詩既有多種類型的「次韻」組詩，也有依序唱和的次韻之作，前者如范大《次韻平江韓子師侍郎見寄三首》、汪元量《杭州雜詩和林石田二十一首》等即為其例；後者則有如劉克莊《次韻實之春日》、《再和》、《三和》、《四和》、《五和》、《六和》之系列唱和，以及周必大的《再次韻》、《三次韻》、《四次韻》、《五次韻》等。這種情況表明，在次韻詩的形式方面，南宋次韻詩較之北宋次韻詩是要明顯豐富許多的。而此，即構成了南宋詩人宗唐藝術實踐的又一具體反映。

注釋：

[1]元好問《杜詩學引》，《元好問全集》卷三十八（下冊），山西人民出版1990年版。第24頁—第25頁。

[2]關於趙次公箋注杜詩集本之名，歷代著述言之者乃甚夥，如「趙次公《注杜詩》」、「《分門集注杜工部詩》」、「杜工部古詩近體先後並解」、「趙次公注杜甫集」、「杜詩先後解」等，而所署卷數亦頗異。本文所著錄者，系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林繼中輯校本《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而為，該書凡六帙五十二卷，特此說明。

[3]葉適《徐師遠文集序》，陶秋英編選《宋金元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55頁。

[4]強幼安《唐子西文錄》，《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45頁。

[5]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本。第3頁。

[6]關於北宋詩人對杜甫其人其詩的學習，雖然也有不著眼於創作經驗者，或二者兼而為之者（如王安石即為其一，具體可參見其《杜甫畫象》一詩），但從詩歌的社會內容方面學習杜詩者，畢竟不為其主流，故本文對此不予討論。

[7]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5頁。

[8]李綱《讀四家詩選四首·子美》，《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76頁。

[9]文天祥《集杜詩自序》，陶秋英編選《宋金元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28頁。

[10]文天祥《讀杜詩》，《文天祥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頁。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十二紀昀批語，中國書店1990影印本。第2頁。

[12]吳之振《宋詩鈔·劍南詩鈔》，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19頁。

[13]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四○，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333頁。

[14]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第四章，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頁。

[15]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四○，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324頁、第3326頁。

[16]張瑞君《劉克莊與唐詩》，《南宋江湖派研究·附錄》，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頁—第174頁。

[17]周紫芝《竹坡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54頁。

[18]許顗《彥周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87頁。

[19]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32頁。

[20]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95頁。

[21]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二，《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76頁。

[22]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上，《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67頁。

[23]吳可《海藏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28頁。

[24]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26頁。

[25]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61頁。

[26]曾季狸《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99頁。

[27]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下，《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82頁。

[28]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64頁。

[29]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89頁。

[30]王若虛《滹南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15頁。

（本文原載黃山書社2011年版《宋金元詩通論》第一章第二節，第16—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