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人與國家理性論綱 -- 重讀托克維爾（下）

【編者按】

這是許章潤教授的一篇講演稿，讀完很受啟發，其背景是著這樣的：

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主辦的現代中國與世界深度論壇，旨在就當代中國與世界重大的學術、思想、政治與社會的前沿問題進行深入的研討。每次邀請一位國內外著名學者作主題演講，隨後圍繞主題進行自由的、開放的多維度討論。首屆論壇的主題為「革命、文人與國家理性：重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提議之下，最近學界和讀書界出現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熱。如何閱讀和理解該書，如何深入闡釋革命、文人與國家理性的關係，論壇在華東師範大學閔行校區舉行，上午由清華大學法學院許章潤教授作主題演講,下午邀請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華東師範大學的法學、政治學、歷史學者共同討論，深入研討。現在刊發的是許章潤教授的演講稿和論壇對話的實錄。

關於托克維爾，本人更喜歡他的另一部著作《論美國的民主》，這本書從一個嚮往自由法國貴族角度，全面考察了美國（新大陸）有別於歐洲的地方，其中作者最為嘆服也最欣賞的是美國高度成熟的公民自治氛圍，這也是美國得以真正實現「以法治國」的基礎。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形式上已經轉型成民選體制，但實際上還是專制社會，比如俄羅斯和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公民自治意識很弱，也缺乏成熟的民間自治實踐，而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轉型也大多由於外力所迫，所以表面上轉型了，骨子裡還是獨裁和專制，或者即便有良好的成文憲法，也得不到真正的執行，矛盾激化時，往往容易滑向街頭政治。。。這些都源於缺乏公民自治。

明白了這個道理，有些問題也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常有人問：為什麼華盛頓不貪戀權力，獨立戰爭結束後主動卸甲歸農？。。。現在看來很好理解：美國社會是個公民自治社會，小政府大社會才是大家的共識，政府不得不存在的理由是因為一些共同對外（外交，軍事等）和對內（各州間協調，公共福利等）的義務，但僅僅如此，所以在西方，政府被認為一種必要的「惡」。

根據美國立憲先賢們的討論結果，總統權力過大很危險，於是設置了很多限制和舉措（比如彈劾等），這樣避免了歐洲暴君專制給人民帶來的危害，另一方面，華盛頓本人在長期民主和公民意識熏陶下，本人品格非常高，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故美國沒有出現「袁世凱」式的總統的土壤和理由。

許教授的論述橫跨政治、歷史、法制、人文。。。精彩紛呈，在碎片化閱讀很普遍的今天，能讀讀這樣的專業文章，讓人很「補鈣」。

【正文】

第三節 國家、社會與政治的三元一體結構

我給大家陳述的第三部分是「國家、社會與政治的三元一體結構」問題，旨在說明二元革命所以發生的縱深背景與現代秩序的具體落實情形，特別是其間所涉及的核心變數。

各位知道，在近三百年的現代秩序視野中，「國家、社會與政治」一直呈現為一種「三元一體」結構。最近幾年在下思考這一問題，主要以中國為個案，深感政治哲學所講的政治統治基於「命令和服從」的關係而組成，則「社會、國家與政治」三變數之中，只要有一項立於不敗之地，則基本的統治關係和統治秩序即可得以維持，確乎有道理。

相反，如果連一項也不存，則統治關係不復存在，政治權力崩塌，秩序解體，其所呈現的世俗景象便是所謂的「天下大亂」。在此，如果以這三個指標或者變數來衡估的話，則社會、國家和政治三者都有效，即可望形成最佳統治；社會和政治都有效，可能是次優統治；國家和社會有效，是再次優；倘若社會解體、政治崩潰，則為最糟糕狀態，此時此刻，即便存在一個叫做國家的政法架構，也大勢已去，於事無補。

圍繞於此，約有下述五點可得陳述。

第一，是所謂國家、社會和政治的「新」「舊」問題。各位知道，1970年代前後，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地方性知識》一書的作者，曾於普林斯頓高研院集會研討後發國族中的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係，主要以印度等國為標本，後來出了一冊文集，大概書名是《新國家，舊社會》，或者，《新社會，舊國家》。其中講到都鐸王朝至英國革命，美國立國之初至南北內戰，大約這個時段，英美兩國的政制變遷和政治轉型。

其中一個看法對我特別富有啟發。那就是在他們看來，美國是一個「新社會、舊國家」，至少在立國前後的一兩百年里如此。美利堅國父們信誓旦旦於新制，而由於新舊大陸的時間差，其所實施者不過都鐸舊制。與此相反，英國倒是一個「舊社會、新國家」，在等級和階級的舊社會基座上，英人建立起了現代國家和現代秩序。

將此分析范型引來分析上述七大革命，視角有別，許多問題一下子變得有意思起來。限於時間，除開英美兩國外，只添加中國和法國作為樣本，再將政治作為一個變數加進來，稍予分析。

先說美國。我認為美國在1776年前後，一直到後來南北戰爭，甚至於到60年代的民權運動，呈現的乃是一個「新社會－舊國家－新政治」的格局。諸位，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與法國不同，美國在革命爆發之際並不是因為生活貧困、貧富差別加劇，所謂「難以忍受的貧困和睏乏」使得人民對於現實不滿，進而造成社會暴動與政治革命。

相反，在英國人到達美洲至革命爆發前的大約兩百年時間裡，美利堅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英國人所行使的統治僅僅是帝權一統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意義上的。至於社會本身，則交由殖民地的人民自己解決，或者，反倒於「漠不關心」中任由其發育。如此這般，下迄美國革命爆發的時候，美利堅的社會肌體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發育，自治性蔚為特徵。

其中，拋棄母邦的爵位等級，因為出身和名位而將人群劃分為三六九等的社會結構，頗具意義。也就因此，美國夢的最為重要的一大特點是沒有爵位等級，無貴族與平民之分，倒是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更獲崇許。「英雄不問來路」，最後的「成功」，乃是衡估的標尺。縷敘若許，是想說，總體而言，在我看來，美國是一個「新社會」，當時就是「新社會」，革命爆發以後當然更是「新社會」。

但是，美國在革命爆發以後有一個時間差，那就是操持立國的美利堅國父們，包括富蘭克林諸輩在內，他們所理解的、衷心憧憬而心嚮往之的，亦且於政治理智層面高度認可的政體，並不是當時他們在理論上尤為傾心的，比如洛克的也好，或者，盧梭所憧憬的也罷。毋寧，實際上，他們所理解的洛克和孟德斯鳩其實不過是其所信奉的都鐸王制。都鐸王朝的有效統治在他們看來是一種較好的體制安排。

這裡面不僅有認識上的選擇性，還有一個因素，概約「時間差」。就是說，在英國革命到美國革命爆發這個期間，存在著一個制度及其理念在傳播上的速率，導致他們的所見所識，同樣難以超越時代。再者，英國革命後逐漸奠立的新型政體，此時此刻，尚未發育到完全水落石出的時候，一時間尚不足以發揮制度的典範意義。因此，這候他們把看來最為熟悉，也最為有效，可能，也最為認可的母邦「都鐸王制」，幾經輾轉，無意識中奉為立國之本，就不足為奇了。

基此制度所建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舊國家」。不過，我要加進去一點來修正吉爾茲教授們的看法，那就是即便我們承認雖然北美大陸是一個「新社會」，但卻是一個「舊國家」，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要說，美國於立國之初所實行的就是「新政治」。換言之，美國這時所植立的立憲民主政體，作為一種以「我們人民」為旗幟，而奠立於主權在民的政權永久正當性基礎之上的大眾民主形態，才恰恰是在法國革命之前就已經法權化了的立憲民主體制，遂走上了歷史舞台。

尤其是在地廣人稀的國度——相對於歐洲母邦，美國不啻浩瀚——在這樣一個國度，如何實現「秩序和自由」的統一，的的確確，美利堅驚世駭俗。因此，通過後來的立憲安排，藉助社會高度發達這一優勢，而以公共空間承載人民的自由，而將自由通過法權樞機轉化為個人的公民權利，這樣一種作業，可能是法國人在很長時間裡沒有做到的，也是英國人一時間礙於舊社會的身份等級所無法實現的，而在美國卻實現了。更不用提後來經過麥迪遜所形成的三權分立這樣一個在歐洲只能是夢想，但是在美國卻率先實現的新型權力架構了。凡此種種，輻輳一體，使得「新社會－舊國家－新政治」三位一體，成為美國立國和立憲的基本形制。

相較而言，我個人體認，在大革命中間——大家知道此刻講的「革命」都是百年長程，甚至更長時段的轉型故事，而不只是一場瞬時爆發的起義或者暴動——英國更多的是一個「舊社會，新國家」，同時，我體認它實行的也是「新政治」，而構成「舊社會－新國家－新政治」格局。

前幾天我和一位同行討論這個問題，他不太同意，認為英國是「新社會，舊國家，舊政制」。但是，問題在於，既然說英國在「權利法案」公布之後基本王權雖然受到了限制，但是社會根基沒有動，它所奉行的還是貴族自由主義意義上的賢明政制而已，那麼，既已引入了「權利法案」，則意味著在關於人的這種公民位格問題上出現了重大轉型。與此同時，尤需考慮在英國出現的新型社會因素，比如說漫長歷史中形成而有效的社會資質，由此所開啟的一種議會至上，而將貴族工商階層和政客集團，包括整個的知識界上層囊括其中的權力和權利分享機制，其為一種社會結構，構成了權力的社會基礎，將參與政治和分享權力這種政治階梯安排漸臻成熟之境。——所有這一切使得英國至少是在1689年權利法案公布以後邁入了新政制和新政治，而且，它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邁入新政治的國家，第一個將此新政制以及現代政治，特別是議會民主這一套，推向歷史舞台，而率先進入現代秩序的國度。所以，總括而言，「舊社會－新國家－新政治」構成了英國的基本政治社會形態。

相對而言，法國呈現出另一種形態，也比較有看頭。它是一個「新社會，新國家」，但是，「無政治」。它不是「新政治」，也不是「舊制度」，毋寧，法國在很長時間裡其實是「無政治」，如果我們不用「無政府」這個辭彙的話，不用「超政治」這個辭彙的話。因為，「超政治」講的是哲學境界，更玄妙一些。「無政府主義」講的是政制和政治的解體或者無能為力。所以，用「無政治」更能表達法國在百年長程革命歷程中的紛繁歧異。1789年以還，法國之為「新社會」這一點沒有多少疑問，後來所建立的政體有了一個現代的政制框架，搭建起了現代國家，這也沒有太大的問題，雖然它的反覆性使得它實際到波拿巴復辟的時候其實是以向後倒退向前進的，乃至於宗教亦從信仰新教到最後還原成信仰天主教。

還有，爵位制度也是幾經翻復。但是，總的來講，法國在革命中是在向一個「新國家、新社會」邁進，尤其是社會層面。然而，法國的問題是「無政治」，所謂「無政治」發展到最後忍無可忍的地步，才有第三共和國大幅度地後退向王權政制來收拾這樣一個幾乎為平民潰敗了的國家，這才逐步形成了以政制和政治來統一社會和國家，而形成「政治、國家和社會」三位一體的形制。

晚近中國情形比較複雜，不好歸結為上述任何一種形態。它是一個「新國家、新社會」，也是「新政制」，抑或，還是一個「舊國家」、「舊社會」乃至於「舊政制」呢？斟酌詳情，捻斷須髯，亦難斷定。可能，身在此山中，這便望眼迷懵了。細言之，1860年以還，至少到現在，中國的長程革命尚未結束。在此，我覺得說中國是一個「新國家」是沒有問題的，因為「1911」搭起了共和的架子，王朝政制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形成了現在至少形式上搭建起來的民族國家的政製法律屋頂。而這就是一個「新國家」的身形，這一條沒有問題。實際上，不管是民國時段，包括其前期的北洋，及後來的共產國家，中國作為一個「新國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怎麼說，也是亞洲第一共和國。但是，在1937年以前，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舊社會」而不是「新社會」，因為過去清末民初的變革並沒有觸及到社會層面，雖然有男女平等、放小腳這些社會的變革，但並沒有連根革除基本的禮法結構。

後來的共產革命就不一樣了，翻天覆地，席天幕地。實際上，整個社會的結構被徹底地顛覆了。那麼，在這種情形下，民國政制和共產政制都具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它們作為近代登上歷史舞台的兩種集權形態，民國政制主要是一種右翼集權形態，共產政制主要是左翼集權形態，都具有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自己的政治憧憬和政治理想，也具有落實政制效能和政治理想的強有力的「隊伍」，特別是黨國體制。基此，不妨說，近代中國是有政制和政治的，而且，是一種「新政制」和「新政治」。因而，總體而言，中國是一個新國家，有政制和政治，甚至可以說是「新政制」和「新政治」。至於它們是不是理想的政制和政治？我們此刻暫時無遑定義，但是，其之有政制，也是新政制和新政治，則無疑問。

不過，話說回頭，到目前為止，最主要的問題是相對於法國的「無政治」，中國是「無社會」。所以中國是「新國家，新政治」，但是「無社會」。那邊廂，法國是「新社會、新國家」，而「無政治」。總結而言，法國的型制是「新社會－新國家－無政治」，中國是「新國家－新政治－無社會」，英國是「舊社會－新國家－新政治」，美國是「新社會－舊國家－新政治」。這是我選擇的四個國家，以「政治、社會和國家」作為變數所做的一個大致區分。進一步做下去，就是劃分最優型、次優型、中等型，之後是維持秩序的，最壞的、最差的還沒有做出來。這是本節「國家、政治和社會三元一體結構」所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專就法國革命來看，大家知道，托克維爾在這本書里講了很有名的一句話，就是法國革命的結果，或者，「法國革命的進程在法國革命爆發的那一天前就已經完成了四分之三」。對這句話，大家各有解釋，結果大致不差。在我體認，這句話構成了本書的一個核心命題，提綱挈領，閱讀時不可一筆帶過。換言之，在革命之前的法國，社會獲得了極大的成長，社會成長於革命之前並且啟動了後續的社會向政治的進程。在此，比如說，有這樣一些標誌性的事件，足堪表徵。

首先，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是貴族民主化與貴族自由主義的產生。各位知道，到法國革命爆發的當口，一些貴族實現了自我轉型，自由規則觀念萌發，還有一些貴族破產或者棄權，他們融入了一般大眾層面，已然轉型成為革命的鼓吹手。其中，最為有名的不外拉法耶特，他不僅自己跑到美國參加革命，當了將軍，還回國投身大革命，是以對於自身階級的背叛來推動革命進程的一位著名人物。所以，貴族民主化和貴族自由主義的華麗轉身，其實意味著一個新興的階級的產生，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一言而蔽之，作為現代市民階級和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產階級而出現的現代公民群體，其實，在革命之前就已經產生了。

其次，第二個重要的標誌是，貴族在路易十四時代就開始的以放棄或者被迫放棄自己的特權而獲得王室的庇護，不僅在於放棄了特權，同時意味著放棄了對於社會所應擔當的責任，而參與王室一統體制下的實利/食利分臟機制，由此造成了以4000大戶吃俸祿為代表的一個龐大的浮華而腐化的貴族階層，而這一階層是此邦此國過去所未曾聽聞的。我們知道，如果這是一個貴族統治的社會，必趨於平權與分散，因為貴族在地方，諸地各有其利，則勢力平衡。但是，恰恰相反，一旦王室坐大收權的話，必趨於一統與集權。所以，有意思的是，路易十六時代，王室的收權似乎造成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但卻由於到了後來分臟機制不平，尤其是法國支援美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困難，使得本來依附在王室周圍的上層階級4000大戶，離心離德，終至分崩離析。

再次，社會變革的根本因素在於第三等級的成長。各位知道，法國革命爆發的當口，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可是，距離上一次三級會議的召開卻差不多時隔150年了。這150年里，第三等級不期然間悄悄地成長了起來。其之成長，不僅在於他們蔚為社會的「中產」，有些財富，關鍵在於第三等級從過去的不識字、手上有老繭、指甲裡面有煤屑的漢子，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逐步實現了自身的知識化，而成為學富五車之階級。因此，這些人，加上其新興市民觀念鼓動的天然平等理念，這才風助火勢，火借風威，終於釀成了革命的漫天燎原之勢。當其時，法國社會中的市民階級知識分子和貴族自由主義者，像河流般汩汩流淌活躍於巴黎的大小沙龍，造就了一批重要的革命鼓動家。後面將要講述的文人政治，此為其中的重要活動方式。

最後，特別重要的一個現象是當時法國出現了兩種資產階級和兩種貴族，以及「貴族的反動」與「領主的反動」。大家知道，長時間裡，法國的地產資產階級和金融資產階級，穿袍貴族和佩劍貴族，都曾勢成水火，或者，至少是矛盾重重。其中，就穿袍貴族和佩劍貴族而言，於對付第三等級的事業上心心相映，而於王室的杯葛中又各有算盤。

以穿袍貴族而言，他們主要壟斷司法體系尤其是高等法院。凡此司法體系，曾經一度被視為最保守的一種貴族勢力，所以在革命之後，法國的司法體系長期受到漠視，直到今天，在整個世界範圍來看，普通法國家的法官地位最高，德國一系的法官地位較高，法國和義大利這種拉丁民族的司法體系中的法官地位，不算太高還算可以，基本上是在官僚集團之下，也還保有一定的獨立性，但較諸英美和德語一系，已然顯低了。最低的當然是左翼極權政制下的法官了，了無獨立位格，則又另當別論了。

所以，話題收回來，法國的司法體系之所以從革命前的具有較高地位，到革命後的兩百多年裡，地位一直上不去，包括法國的各級行政法院的法官的地位和同樣在這個位置上的德語一系，包括了瑞士這些國家相比，都要低，當然跟英語一系比更要低得多，其來有自，原因在此。如此這般，穿袍貴族和佩劍貴族，他們和王室的杯葛，和第三等級的對立，形成了一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其間，因為王室要集權，所以他們都是以贖買的手段讓貴族交權，然後讓他們成為分臟機制的食利階層。

不過，在革命爆發前，曾有所謂「領主的反動」和「貴族的反動」。「領主的反動」說的是地方貴族的離心傾向。他們向王室提出恢復舊有權力的要求，恢復特權，卻以失敗告終，造成了或者加劇了他們的離心離德傾向。此役中的淪落者和第三等級兩相匯合，造成了一種新興的革命力量，導致「國家、社會和政治」三變數的組合發生了逆轉。過往一種研究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個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後果的政治革命，也有人說法國革命不過是一個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後果的社會革命，或者，恰恰相反，是一個社會革命產生了政治後果。但是，不管怎麼講，我們可以這樣說，法國革命基於思想危機，進而造成了社會危機；社會危機演變為政治危機，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導致舊有權威的徹底崩潰。

職是之故，當我們說「革命」的時候，其實總是「思想革命、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之三位一體。我相信將此施用於法國革命這一成例，同樣可以作此回答。法國的革命歷史證明，思想革命破題，理念變革在先，方有不滿，其中，特別是對於千百年來延續已久的等級制度的普遍不滿。各位，等級制度自古有之，為什麼到了法國革命前夕大家不能忍受？

原來，是理念變革的結果。貧困和匱乏是一種社會常態，在現代工業社會所造就的所謂福利體制誕生之前，貧困和睏乏是常態，不貧困才是少數人的特權，才是一個例外，而貧困為社會常態，沒有貧困和匱乏的社會生活是不可想像不可思議的。但是，為什麼對於貧困及其長期匱乏一下子變得不能忍受，在法國革命前夕，它們成了不可忍受的現象，這得歸功于思想革命，是思想理念的啟蒙造成了對於貧困和匱乏之意識，以及，不堪忍受。

就此而言，亦不妨說，思想理念的變革造成了社會危機，而既有政制政體接應乏力，則社會危機就會演變成為政治危機。所以托克維爾說法國大革命是政治危機導致政制崩潰的結果。這也印證了，或者說我個人的研究也印證了他的看法，就是說法國是「新社會、新國家」，但在長時段里，包括拿破崙稱帝那一不可一世的特殊時代在內，其實，卻依然是一個「無政治」的格局。

第三，包括法國革命在內，凡此「社會、國家和政治」的交錯互動，造成的一個重要的後果是，革命之後，新社會的誕生意味著「等級社會讓位於階級社會」。等級社會在英國的消亡到今天沒有完成，這是大家不得不承認的一個現實。但是至少在理念上和行動上，等級社會在法國的崩潰始自於大革命，雖然後來有復辟和爵位的恢復，但是等級被階級社會所取代，這是法國大革命的重大變化，從此人類進入階級社會，由於階級社會的階級差別之大造成了19世紀中期以後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及其革命意識形態，這又是一回事。

所以，等級社會之讓位於階級社會，這既是法國革命在「政治、社會國家」三者之間運動的一個重要後果，也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徵。大家知道，如果說用過去的「老話」來講，法國革命是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我們正不妨說資產階級革命就是要建立一個階級社會，後來作為革命的反撥所出現的共產革命，則旨在消滅階級。那麼，階級社會和等級社會都具有現實的人性基礎和社會可能性，但是無階級，換言之，一個無差別的絕對社會和徹底實現了社會正義的社會，則為不折不扣的烏托邦。所以，共產革命旨在消滅階級，達至無階級，不意間卻在實行這種革命的所有國家，包括俄國、中國、北朝鮮以及東歐國家，造成了更加等級森嚴的權貴階級。

我記得以前鐵托有一個追隨者，後來脫離了共產黨，寫了本《新階級》，他有一句話寫得特別好。他說，消滅階級的革命旨在對200年前發動的大革命進行反動和反撥，不意間，它反而比那場革命走得更遠，更反動，因而造就了一個高高在上，把觸角伸向于思想和我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的這樣一個新的權貴階級。如果用這句話來衡量中國的當下，似乎也具有呼應性。

隨著等級社會讓位於階級社會，公權觀念取代了特權觀念，公理觀念戰勝了神聖觀念，這是在「國家、政治與社會」三者之間聯袂互動的法國革命所帶來的重要的轉型和成果。有人說中國近代的轉型是公理觀念取代天理觀念，我想在包括法國革命在內的七大革命的總體背景下，公理觀念之取代神聖觀念其實是一種普遍現象，也是一旦革命發生都會出現的。

第四，上述這七場革命，包括法國革命在內，在「國家、社會和政治」這三個變數中，各有側重，而體現的正是其社會政治形勢和民族的政治文化氣質。在我體認，大致而言，「英美靠社會」，「法德靠國家」，「中俄靠黨國」，大概道盡其趣。

在英美一系，大而化之，不妨說社會的自我轉型逐步落實和體現著政治理念，然後將政治做實，再演化為法權結構，包括立憲，包括英國通過13部法律來體現憲法這樣一種立憲方式，這是普通法法憲政主義的一個重要體現，而終於造成了「英美靠社會」的大格局。

那麼，「法德靠國家」，說的是德法兩國在國家建構和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中，主要依恃的是國家的強有力推動。國家之成為文化皈依的在場性和政治忠誠的載體，追求國家的威望和權勢與國民理想的契合，並由此造成公民理想之將國家的繁盛融會其間的景象。凡此兩國，均不脫此轍，其於德國，尤為明顯。

中國和蘇聯一脈，悉為左翼極權政制，走的是黨國一體的路子，而形成「中俄靠黨國」的勢態。在「政治、社會和國家」三維繫統中，中俄的轉型路子將政治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所以，單就中國情形而言，在社會有所發育，而國家初具現代形制的情況下，如何能翻天覆地，則共產革命，包括前期之作為世界範圍內共產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國民革命，主要是靠政治來翻轉天下的。

政治之自我體制化，將自己的肉身化託付於黨國，其勢強悍，其力威猛。所以，總括而言，「法德靠國家」、「英美靠社會」與「中俄靠黨國」，凡此判稱，我覺得還是可以成立的。進而言之，其所導致的一個重要歷史後果就是，法國革命是一個產生了嚴重社會後果的政治革命，後果之巨，進而甚至造成了一種長期「無政治」狀態；英國革命則為純粹的政治革命，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後果，尤其是對私有產權體制所作的普通法安排，醇熟而圓融，展現了工商民族的政治趣味；相比而言，美國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它和英國的相似之處在於更多地採用了一種以立憲為開道工具的普通法憲政，而終於成就了一個法權革命。

第五，我想簡單提示一下，英美革命以自由與共和為指向，從而訴諸政治；法中革命以平等與解放訴求為開端，源於社會問題並且指向社會問題，的的確確，具有阿倫特所說的「胃的造反」的特徵；德國革命更多地訴諸所謂的「民族與文化」，卻同樣是以政治來翻轉天下，或者，加一個限制詞，是以「文化政治」來翻轉天下。通覽諸方，總結一句話，革命必須造就了政治，才算一個「開端」。這是今天向大家陳述的第二部分，一共是這樣五點內容。

第四節 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

在這一部分，我想簡單講一下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問題。各位知道，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諸多爭論中，一個重要的論題就是究竟法國大革命給我們提供了什麼？它的最為重要的政治遺產和思想遺產何在？有人說是「狂飆突擊的革命風格」，有人說是一種「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理想，它們如太陽初升引領著世界各國人民奔湧向前，爭自由、爭解放、爭民主。還有一種講法是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從此意味著一個新興的市民階級取代了王室貴族宮闈政治，大眾民主時代來臨，則天地變色，而這才是法國大革命所提供的最為重要的政治和思想遺產。一場宏大的社會、政治進程既已發生，一變俱變，則型制俱在，後人觀瞻點評，各有心得，本不足為奇。

今日若從「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三元一體視角細細端詳，以此攏括思路的話，我想，的的確確，「人民主權」和「大眾民主登場」可能是法國大革命留給我們的最為實在的政治遺產，如同國家理性一脈主要須從英美政治中探幽索微，觀察之，汲取之。晚近以還，特別是1970－198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來，隨著多數國家邁進民主政制之境，宮廷政治、秘密政治和神義政治在各國不同程度地逐步退場，而為大眾民主和人民主權這一關於現代政治正當性的政治敘事所取代。而它的政治源頭，正啟自法國大革命，是法國大革命嘉惠人世政治生活的最為重要的政治遺產。

但是，另一方面，就財富的積累與政治參與慾望的高漲如何演進為既有政治體制安排，從而提供政治參與這一公共產品，而非出於維護既得利益之私，想方設法堵塞基此而來的政治參與而言，則法國的百年長程革命並沒有提供給我們多少實在的智慧，雖然它提出了人民主權的政治正當性和大眾民主這一政治組織和運作方式。毋寧，英美革命的經驗理性主義，其相對平和的演化式進路，在如何提供政治公共產品，包括政治參與和滿足財富的增長這兩方面，展示了更多的政治理智和法權安排智慧，所予吾人的教益更具現實性。

由此，我想到了「政治文化」這一問題，一個從事政治哲學的各位想必都很熟悉和重視的語彙。在七大問題及其七大革命中，又尤其在英美德法和中俄這六個國家中，「政治文化」是如何提煉和體現的？它們如何影響了各自問題的解決進路，並呈現出何種文明個性？細加審視，繞有意味。在此，竊以為現代政治文化成長的普世性方面，包括平權主義、主權在民這一基於道德主體而輾轉為政治主體的實踐性的理路，其實基本相似，沒有太多值得敘說的地方。

然而，政治文化與民族歷史凝練而成的文明傳統兩相結合所形成的民族的「政治氣質」，可能才是引導我們將觀察向縱深推展之際所當關注的重要問題。比方說，在我們所講的上述六個國家中，法國民族的政治氣質和政治文化體現為社會意義上的「群眾」、「人民大眾」之作為現代歷史的主體，反覆高頻率地多次登上歷史舞台。

與此同時，凡此現代大眾民主政治文化與法國傳統的神秘宮廷政治，在長時段里無法融合，而導致以國務活動家黎塞留這樣一種講究國家理性、稅收財政、國家實力和基於國家本位的國家建構觀，與以文人們即伏爾泰、盧梭們為另一脈所鼓吹的主權在民、大眾民主這一脈之無法合流，由此造成法國社會直到今天，其張力尚未完全釋放，而呈現出所謂的法蘭西威望政治式的民主政治文化特性。世界範圍內，包括法國在內的拉丁國族，在政制似乎相對腐敗，屬於民主國家體系中腐敗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體系，具體原因千頭萬緒，但與此種民主的政治氣質實在脫不了干係。其中，傳統的宮廷秘密政治和貴族政治，直到今天，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

相對而言，如果用一個詞來表達的話，我覺得美利堅民族極具「干慧」。的確，「干慧」一詞頗能狀述美利堅的政治氣質。有時候，我們碰到一個人，覺其雖無超越心智和高蹈心性，卻有干慧，秉具經驗理性和實踐性智慧，能做事，會做事。有時候，我們為讀書人惋惜，說此君雖然讀書不錯，思想也有深度，但做事不行，缺乏干慧。——可能，讀書人耽溺於學思，馳跋於神思，在勞動分工中長於為人類擘畫理論演繹，當然就只好將做事一端留給他們了。

放眼國中，好像閩粵、江浙一代的商人會幹，但北京的知識分子會說，卻無什麼干慧。能把二者結合起來的，有人說是上海的知識分子，他們既有干慧，又會說，表達了一種理想狀態。是否如此，姑且備此一說。話題收回來，我覺得「美利堅」如同其祖邦，從一開始就是特別秉具干慧的一個民族。美利堅民族的政治文化氣質中充盈著基於實用主義的「動手能力」，其衝動，其勢能。就拿法政意義上的「我們美國人民」這一籠統概念而言，實為一大智慧。

凡此We the American People，既是指一個統一的政治共同體的萬千成員，又指一個邦國中的諸族及其合成的整體性美利堅民族，還可以意指一個意義含混而又清晰的可大可小的一群人，以及與政府和政治權力相對，卻掌握著政治主權和正當性的普羅大眾。把這樣一個法政意義上的「人民」變成了邦國公民政治意義上的後群眾的、超群眾的、也是法權意義上的具體的公民個人，然後與具體的公民個人的個人自由相連接，以自由在於分享公共權力、在於公民讓自己化身為盧梭的公民以及可計數性的選民這一現代法政安排，來緩解大眾民主與精英政治的張力，來舒緩政治意義上的集體性主權在民和個體作為道德主體也是實踐主體之參與卻供給不足的緊張，等等，等等，體現了高度的「干慧」，妥協、轉圜和圓融，而這就是民族的政治氣質。

德國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特點是將正當性訴諸「民族與國家」，而民族和國家立基於共同分享的歷史與文化。此種歷史和文化，不僅承載民族和國家，而且，直若神聖。如果說美利堅的政治訴求悉依「我們美國人民」為神聖為皈依的話，那麼，德國則以「我們民族」或者「我們的文化和歷史」來表徵，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就英國而言，可能，「臣民觀念」蔚為傳統。但是，凡此種種，不管如何表達，在「人民主權」和「大眾民主」登場這一總體歷史背景下，這一總體的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遞次演化的時代大格局下，各自接應了時代，各以自家的民族政治氣質，完成了從古典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

就此而言，中華民族的政治氣質為何？其之稟性、取向和路徑表達出何種特色？實在需要細予審察，而於品味咀嚼中陳述之，於準確陳述中審慎因應之。將近兩個世紀的「長程中國革命」，如果從1860年算起也有154年了，從1898年戊戌維新算起的話也超過100年了，其所表現的民族政治氣質是什麼？事關如何實現從舊有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可謂大是大非，而恰成一個「問題」。在此，「文學政治－文人政治」作為一個覘孔，可能，聊可解頤。

第五節 文學政治－文人政治

所謂的文學政治、文人政治，如各位所知，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編中提出來的一個著名概念。當其時，他是帶著惋惜甚至是指斥的口吻來談論這件事情的。在他的理解中，文人政治－文學政治是要為大革命的爆發及其慘烈後果，特別是後者，擔負責任的。今日回看，結合吾國情形，確實觸目驚心。圍繞這一問題，可以提出八個方面供大家思考。

第一，所謂「文學政治」或者「文人政治」，敘說的是大革命之前，現代學科專業尚未分際之時，一群飽學博雅之士，比如說音樂家、詩人、哲學家和思想家，就是我們所熟悉的盧梭、伏爾泰以及百科全書派式的人物，這一個圈子，抨擊舊制，疾呼良制和良治，在人文和政治雙重意義上暢想人類未來，引發民眾共鳴，終至大眾山呼海嘯。通常，他們不曾有過一官半職，也不從事實際的產業，毋寧，是一群以思想為人生，並以此為思考對象、以此為職志的博雅飽學之士，兼具道義良知、社會關懷和言說與鼓動能力。那是一個需要熱情、智慧和能力，而他們恰恰秉具熱情、智慧和能力。

此時此刻，「現代」氤氳著並即將臨盆誕生的前夜，也正好養育了這樣一批人物。在我理解，所謂的「文人」指的就是這樣一種人或者一類人，而不是舊日中國傳統意義上所說的文弱書生式的文人，更不是冬烘先生、數點茴香豆那個意義上的文人，當然，也不是聶紺弩所謂的文人氣，好嫖好賭好吃好抽的一幫人這個意義上的文人。重申一句，我理解的托克維爾所講的大概是這樣的博雅飽學之士，其最為突出的稟性在於具有道義良知和鼓動演說能力。研讀托克維爾，回首大革命的血雨腥風，透過歷史迷霧，不禁掩卷追問：為什麼這群文人聚集在當時的法國？他們如何以沙龍和公共演講作為介媒，藉由思想鼓動和對舊制度的批判，以推翻王政號令天下？其影響之大，響應風從，令天下眾生癲狂，逢王（朝）必罵，而終至推翻了事？！

第二，這便說到當時一個特殊的法國現象，可能也是歐洲現象，或者，一種前現代、反政治的現象，即由於缺乏公共政治空間與自由言說場域，亦無晉身之階，導致「文人」們以文學性曲筆介入世事和時世，發抒人生感喟，抨擊世道人心，並以此關涉政治。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也講到，當時的法國缺乏公共政治空間與自由言說場域，並為此而深惜。像盧梭這樣的平民思想家，既無晉身之階，「身份」捆住了一切，便只好以文學性的曲筆介入世事和人間，並以此關涉政治，算是自找一點用武之地。

當然，這並非是說但凡政治自由空間和自由言說的場域不足，則文人政治、文學政治就必然出現，而蔚為一種普遍現象。毋寧，它是特定歷史時段的歷史現象，所以才說是一個特殊的法國現象。就此而言，兩相比勘，今日中國倒還真的有點那股子勁兒呢！君不見，今日網路空間公知們嘈嘈切切，一些淺學之士惶惶然成了所謂意見領袖，原因在此。真正的飽學之士，如今天在座諸位，似乎反倒並不怎麼叨叨咕咕，原因同樣在此。一位朋友，大學教授，我當面說他，「你現在叨咕什麼？你寫不出論文就寫這些個兒段子？」他說「很管用，年輕人就信這個啊！」再如，若果我和秋風一起，與一群年輕人坐聊，人家說這是許章潤教授，他們便要查一查這是誰。但一說秋風，馬上「哇塞」。這就是「文人」的厲害。從法國大革命之際的飽學博雅之士，到今日中國網上鼓噪的淺薄之徒，可謂「徒使後人復哀後人」，卻為大眾民主時代的塞博空間的必有項目，同樣是時也，勢也。——援引秋風教授為例，只是想說網路文人與聞人的厲害，與此處「淺薄之徒」不搭界，特此聲明，並請秋風老友諒察。

第三，由此順流而下，文人及其文學性敘述主宰了政治言論與輿論走向，響應風從，並於革命中成為政治領袖；其之闡揚理想，窮竭學思，抨擊時政，獲得一片叫好，致使任何反對聲音均不戰而敗；知識救世激情與以啟蒙的名義而高高在上，所向披靡。一旦革命爆發，這些人成為革命領袖，至少是思想和精神領袖，則登高一呼，其聲勢可以想見。而人非聖明，稍有不慎，廣場效應發作，則危害同樣可以想見。當年「政治風波」，景象略同。事實上，當其時，能夠振臂一呼喊聲嘹亮的，後來都成了「領袖」。

今日網上大戶闡揚理想、抨擊時政、指摘弊害，叫好一片，以致於以罵取勝，致使任何反對聲音均不戰而敗。否則，「好嘛，你個五毛！」可謂正常而又反常。不妨說，正常渠道不暢，則普遍的叫罵必然升騰，在將理性思考淹沒之際，裹挾著雙方一起墮入瞑暗。正如大道不行，則方士巫師自然暢行。究其實，路易十六時代的法國例屬「較好的」時期。雖然在1787年、1788年出現了旱災和水災，歉收導致農民不滿和局地社會緊張，但是較諸路易十四之時，日子倒要好過得多。職是之故，我剛才講，貧困和匱乏是人類的普遍現象，但是對於貧困和匱乏之明確意識和不能忍受，才是大革命前的現象，而前述「文人及其文學性敘述」將這層窗戶紙捅破，就是這個原因。當此之際，知識救世激情和以啟蒙的名義而高高在上等特點構成了文人政治－文學政治的一個重要出口，其人僨漲，自己頓生高高在上的道義感，而有自我賦予的使命感以為鼓盪，造就了一個大眾民主新時代。

第四，由此造成文人們與注重實效、講究國政幽微而練達一脈，勢成水火，具象為伏爾泰們與黎塞留們之分流。注重實效、講究國政幽微而練達的一脈以黎塞留們為表徵，孜孜於漸進的政制提升，而著力於國家理由/國家理性的提煉，旨在「做大做強」。相反，文人政治以伏爾泰們和盧梭們為代表，嚮往理想政治憧憬，編織美好社會政治藍圖，循沿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性，鼓盪起億萬人的政治熱情、社會嚮往和道德衝動。所不幸而幸運的是，凡此憧憬、熱情和衝動，均以法蘭西及其人民來承擔和忍受，於率先試煉中引領一個「現代」到來，而為世界人類做榜樣。至於由此引發的「大革命」－「蘇俄革命」－「中國革命」這一脈的連鎖反應，則參伍錯綜，又當別論了。

第五，由此進而造成理想和學理一脈狂飆突進，而現實不恪跟進，則前者強擰後者貼近，只能以後者的無能為力、踉踉蹌蹌及其毀滅為代價。所以，大革命爆發後不是締造了「新社會」，而是一時間無社會、無秩序、無政治，只剩下無政府抑或恐怖的公安專政，最後只好以復辟來收拾。

中國情形類似，如最後退回到一家一戶的單幹，所謂「包產到戶」，重回「1911」和「1949」再向前進，實在觸目驚心。在此，吾人可得領悟而需汲取的是，據在下理解，理想和學理一路狂飆突擊，而現實無法跟進，則理想和學理要求現實跟進，只能以強令現實切合學理和理想的方式來轉圜，而實際情形是根本就無轉圜的餘地。相反，勢禁形格，也壓根兒就沒有逐步演進的操作過程，則最後只好以後者的無能為力、踉踉蹌蹌乃至於毀滅為代價，終至於玉石俱焚。要不然，只好用虛幻的標語口號或者空洞但更具激進的理想來做號召，讓激進裹挾更加激進，既在抵消理想不恪實現的窘迫，更在以此為掩飾，則私心肆意一旦羼雜，所謂的事業隳矣！

綜括凡此特徵，理述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不是締造了「新社會」，而是一時間「無社會」、「無秩序」，更且「無政治」，只剩下無政府，終至於出現了恐怖的「公安專政」這一段史事，是想說激進理想尚需「黎塞留們」的國家理性支撐，總得轉化為制度肉身，方始有望夢想成真。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比爾有一句話，大意是我們要用恐怖來對付反革命，遂致革命伴隨著恐怖降臨人世。諸君，但凡想一想中國紅色大革命時的情形，便一切一目了然。隨便什麼人，只要說你「不革命」、「反革命」，即可就地正法。那真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時代。再看看雨果對於「93年」的印象，亦可為證。其後果，最後以「復辟」來收拾山河混亂。

所以，西文中「革命」的本意原是「復辟」，也真是恰切。所以，波拿巴的復辟，甚至是波旁王朝的復辟，乃至於第三共和國時以大幅度的倒退，甚至很多地方倒退回到1789年之前，以此來收拾山河，此為原因所在。其實，大家想一想「1978年12月18日」之「改革開放」，改什麼「革」？開什麼「放」啊？說到底就是回到「1949」，回到「1949」還不夠，直要回到「1911」，不也就是這個道理嗎？！

第六，「文學政治－文人政治」於世界範圍和人類未來，揭示了政治前景與道義向度；於法國，如米哈波——當年法國有名的政客，法國很多街道以他的名字來命名——所言：「理想太超前，事發時只好臨場發揮了！」意思是說我們的理想太過浩淼，係為人類擘畫未來，則一旦革命在具體時空爆發，而無具體措施，一時間倉惶無措，只好「臨場發揮」，拆東補西，所以才會將政治恐怖作為選項，而有公安專政時代的降臨。

就此而言，法國的黎塞留們即便「在場」，恐亦無所作為。事後來看，的的確確，文人政治－文學政治於世界範圍和人類未來揭示了政治前景與政治的道義向度，但於法國當時而言，這未必一定是好事。就是說，狂飆突進總是要社會及其具體的「人民」來付出代價的。就此也可以說，人類史上，在創造歷史方面，沒有超出法國「文人」的。

是啊，人類歷史上有兩種人最讓我們感慨。作為知識分子，一種人是羅馬法學家，羅馬法到今天謂為規範世界的普世性主宰力量，羅馬法學家們徜徉於「人事和神事」，真正是人類的法律導師。還有一種人，在人類歷史上呼風喚雨，顛倒陰陽，而讓一個時代向他低頭，並且讓此後的兩百多年匍匐在他的思想的光輪之下。他們不是別的，我以為，就是法國的文人。到現在為止，我覺得沒有超過他們的。今天，比如說，羅爾斯等英美一脈的思想家也好，哈貝馬斯等歐陸一脈的學者也罷，其實，某種意義上，儘管他們脈絡有別，可都是大革命前後鼓噪思想解放、理性啟蒙的這些文人集團影響下的歷史產物，其作為，其思考，不出他們的精神成果的總體框架。所以，這批人是真了不得，不得了。

後來，比如說，馬克思不是更牛嗎？甚至是和耶穌、釋伽牟尼相提並論的嗎？可惜，我要說，這種人出一個人類就多一分災難。這種教主式的人物每出現一次，人類就要動蕩幾百年甚至是上千年。你看穆罕默德一出，從此耶回兩家對著干，打了一千多年，鮮血染紅了地球，這不是好事情。好在如今世道，出這種人的可能性少了，至少，暫時少了。

第七，以及下面的一點，講的都是題外話。百年中國，1949年前，知識分子好歹有點言論空間。特別是國共割據，各擁徒眾，時空二元，反倒為言論自由劈開一條縫。思想路線之爭終至於政治路線之爭和最後的軍事較量，實在是沒有想到的事。可位處轉型時段，思想創造未來，藉由政治和軍事開闢道路，其實自然得很。當下中國，官學商各有話語權，官商一體，更有權勢。特別是官方，對於開放思想市場歷來抱持拒斥性態度，圍堵惟恐不及，總不是好兆頭。因而，如何在官學商和草根大眾之間，實現良性互動，避免文人政治的無實踐性和無操作性，將盲眾之集聚為「烏合之眾」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而引導出健康的公共空間和良性的大眾民主，實在是一件輕忽不得的事情。

第八，知識界的力量主要體現為思想啟蒙和道義感召，由此集聚政治與社會力量，甚至可能引發社會、政治運動。但是，知識界的力量主要是思想力量。與其壓制，不如敞開。在此，除開表達自由，通常所謂的「旋轉門體制」，不失為一種積極調校。論及文人政治－文學政治，以此為一種可能性願景，而不只是汲汲於「行政吸納政治」，彷彿更為可取。

第六節 結束語

綜上所述，粗粗收束一下，可以得出下列六點結論：

第一，凡此三數百年，「革命」串聯起歷史，而表徵時代，為諸子時代－樞紐時代之後所僅見，而且，可見的未來也不會再有。——歷史終結了。所以，「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紀霖兄選擇的三大主題詞，基本囊括了這三數百年世界歷史進程的主流意志，道盡了這三數百年人類社會政治的風風雨雨。歷史終結於何處？歷史終結於「革命」、「立憲」與「國家理性」，而以「立憲民主」和「人民共和」兩大框架來收束。前文絮絮叨叨，知無不言，此為第一點體會。

第二，一系列的革命指向普世的目標，結果造就的卻是作為集體自私的民族國家，世俗幸福成為歷史必然性前景，使得革命淪轉為工具本身。其間所謂「普世的目標」，比如「自由」「民主」和「人權」等等，諸如此類，正大而有光輝。但是，其所造就的卻是作為「集體自私」的現代民族國家，使得革命於不期然間成為工具本身就足以說明，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之輾轉弔詭。尤有甚者，這樣一個普適指向而狂飆突進的歷史進程，最後落實的卻是市民的世俗化的歷史必然性前景，所道出的不外乎一個真理，即一切以人作為旗幟的思想政治和社會運動，不管是革命還是立憲，也不論是國家及其國家理性，最終還是圍繞著人生和人心來打轉，而歸根到底，人生和人心是一個肉身與靈魂的二元一體結構，正像所有理想的政治共同體一樣，悉以「政治是城邦與公民及其靈魂的二元一體」概乎其言矣。

第三，其間，立憲旨在坐實立國，兌現立國承諾，借用革命並反撥革命。故爾，通常而言，革命潮褪方有立憲登場，從而收拾河山。通觀七大革命及其各自「問題」的解決進程，的確可以看出，通常而言，革命之後伴隨而來的是立憲運動。而將立憲鑲嵌於整體的革命進程，一統於兌現立國承諾的歷史進程的，則非國家理性不可。因而，提煉國家理性是兌現立國承諾、坐實優良政體的最高政治智慧。歷史不乏革命熱情，缺的是國家理性，所以才有革命之後的囂囂嚷嚷，乃至於有所謂的「失敗國家」。如此這般，以公民理性來救濟國家理性，以優良政體來承載國家理性，是大革命以來兩百多年間的「雙元革命」所給予吾人最為重要的政治啟示，也是現代秩序最為核心的政治智慧。

第四，在此歷史進程中，也就因此，立國與立憲都是一個提煉現代國家理性的進程，講述了這一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武裝的宏大敘事；革命既是開端，而終亦必以國家理性來沉澱之，收束之。就「革命既是開端，而終亦必以國家理性來沉澱收束」而言，中國啟自1840年，至晚啟自1860年代的「長程革命」，今天正處於行將結束卻還尚未完全結束之際，則173年來的歷史轉型，如何為此「長程革命」划上句號，當然還是非訴諸「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不可，而以倡揚公民理性與提煉國家理性及其良性互動來划上句號。立憲既在提示國族的價值目標和道德、政治願景，同時作為打造國家的藍圖，堪為國家理性的規範文本。半部《論語》治天下，遂轉為「一部憲法治天下」矣！

第五，由是，政治是人類恆具悲劇性的全體事業，政治智慧是人類的最高智慧，而當下中國亟需政治決斷以展現政治成熟，裨促使中國文明和中華民族騰轉為一個醇熟練達而又保持道義理想的政治民族，可謂時不我待也！但凡引領歷史的國族，必是獲秉最高政治智慧的文明。值此情形下，如何提煉中國民族的政治氣質和政治智慧，使中國走向政治成熟，蔚為一個政治的國族，是一切追究政治立憲和國家理性的理論體系之衷心寄託所在，也是中華民族得為億萬國民分享的文化、政治家園的歷史和政治前提。

第六，東坡詩詠：「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回首三百年人事而觀瞻人世，為的是於反思人事中洞明人世，進而，改善人生，則秋鴻春夢之間，有信無痕兩頭，難煞了我們！如此這般，則革命也好，立憲也好，國家理性也好，舊制度與大革命也好，托克維爾也好，我們芸芸此在的眾生也好，今天在此回溯晚近300年的人類歷史，講述我們當下的種種道德和政治關切，其是否恰如秋鴻春夢一般來去無痕，不過是一場烏托邦呢，還真不好說。但是，倘若無此寄託，那麼，我們活在當下的芸芸眾生，這副肉身，又到哪裡寄託？何處堪當寄託？紀霖兄令我來滬上作此演講，在下臨場惟危，一言既畢，頓覺獲償一次精神升華，可一點靈魂虛空卻彷彿迅疾竄入，而有虛脫之弱，恐需等到下午各位的辯駁切磋，於呼應中幫我填補了。

時間緊迫，我就講到這裡，更多的闡釋有待於討論中深化。言有盡而意無盡，謝謝諸君的時間、耐心和寬宏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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