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聾發聵：百年中國為何喪魂落魄？

百年中國，是一個文化上喪魂落魄的中國。人無魂，行屍走肉。國無魂，國將不國。

百年中國文化人，都背負深重的文化自卑感，否定中國文化。

六十多年前，中國終於走出飽受西方列強掠奪欺凌的悲慘境地，贏得了國家主權獨立。今天中國也已成為具有相當物質經濟實力的國家，但依然在文化上丟魂失魄，依然文化自卑，沒有使用自己的核心文化價值。政論學理，都是西方話語。西方文化價值，被當作「普世價值」。

文化上的無魂，導致了中國知識「精英」膜拜迷信西方的「新蒙昧主義」。這是今日中國最兇險的禍根所在，始終都面臨被「精英」們引向崩潰的危險。

百年中國，何以丟魂？

鴉片戰爭，驚魂伊始。甲午戰敗，八國聯軍，終於魂飛魄散。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蕩然無魂矣。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至今日，中國讀書人幾乎人人皆曰中國歷史「專制」，中國文化「落後」。解救之路只一條：全面「現代化」，實為全盤西化（美國化）。

中國文化「精英」自絕於自己文化，全身心擁抱西方文化。他們西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現代」，「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

為什麼百年中國喪魂落魄？為什麼中國人一百年來文化自卑？為什麼中國文化一百年來名不正言不順？為什麼今日中國缺乏文化軟實力？總根源在於中國人接受了西方「進步論」也就是今日中國文化人普遍信奉的社會進化論進步論（社會進化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

精神鴉片的簡略原理：社會進化論是以物質經濟的標準來衡量一個社會的先進與落後；物質經濟水平先進則文化先進，物質經濟水平落後則文化落後。

按照這個邏輯，中國因為物質經濟落後，所以整個中國文化，包括政治制度、社會倫理，甚至語言文字都「落後」。這構成近現代中國文化人的堅定信念和思維定式，也構成百年中國人文化自卑的總根源。

更有甚者，中國讀書人還反用了社會進化論：是中國文化的落後，才造成中國政治、軍事、物質經濟的整體落後。（如今這種「文化決定論」又成了「政治制度決定論」，一切皆怨「體制」）。

百年來，正是社會進化論給中國人帶來的文化自卑感，根本地誘使中國人丟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

社會進化論的精神鴉片，深度熏毒朝野中國知識精英，致使今日中國在文化上依然沒有獨立，依然跪著，沒有站起來。

一，何謂進步論？

「進步論」，簡單地說，是一種認為人類社會歷史將由低級到高級、由蒙昧到文明，沿一直線無限進步和無限進化的哲學思想。這樣的信仰，在今天現代人看來，簡直像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那麼自然和不言而喻。我們都是進步論者。

但這樣一種幾乎已成為天下公理的進步論，在西方產生的歷史卻短得出奇，不過是產生於18世紀末，確立於19世紀的東西，至今不過200多年。在中國的歷史坐標上，不過是清朝乾隆年間。

１，進步論的特徵和代表人物

進步論概括起來說，有四個特徵。

（1）時間的直線

在世界大多數文明，一般是輪迴型的時間觀，因為大自然的節奏是輪迴的：寒來暑往，冬去春來，太陽起落，月亮圓缺，草木榮枯，……一切周而復始，循環無終。

進步論，則是破天荒地將時間拉成一條直線。將無始無終、紛紜萬千、浩茫莫測的時間，抽象為一條直線，由此創造了線型的「歷史」概念。混茫的輪迴變成明確的直線，猶如在萬水千山間鑿架出一條通直大道：「歷史」之車，循著「必然規律」，直線而進……

(2) 世界主義（同一的人類)

進步論假設歷史進步是人類整體的進步：人類不分種族、民族、文化傳統、地理環境，都具有同一的理性，同一的真善美價值標準，同一的精神和物質要求，同一的社會發展「規律」……正是進步論，首創了整體同一的「人類」概念。

不管你是白人黑人黃種人，不管你信仰耶穌真主孔夫子，人和人都一樣。因此，人類就應當有同一的、普世皆準的價值標準——普世價值。由此導致一種世界主義（普世主義）

就像進步論的首創者——孔多塞所說：

「既然真理、理性、正義、人權，對產權、自由和安全的關注，到處都是一樣的，我看不出為什麼所有國家不採用同樣的刑法和同樣的商法。一種好的法律，應當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好的，就像一個正確的命題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正確的一樣。」

進步論內涵的世界主義(普世主義)，認定人類社會「進步」規律，不僅僅適用於歐美，而且適用於全世界。世界主義在這裡昭然若揭。

3)西方文化中心主義

然而，進步論的世界主義是一種偽世界主義，其實質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

因為進步論假設，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進步直線上最先進的。他們把歐洲置於人類最「進步」的位置，是歐洲民族最早擺脫原始蒙昧，進入文明狀態。進步論者，都是以技術和物質生產為標準，把「文明」的封號留給歐洲，其他民族都處於野蠻、蒙昧或欠文明的狀態。

進步論的世界主義，聽起來很崇高：人同一心，天下同一理，人類普遍進步進化，然而卻是以西方為中心。人類皆同一，為什麼世界各地人類社會狀態事實上並不同一呢?進步論的解釋是：人與人還是一樣，只是他們處在歷史進化線上的不同階段。非常具有欺騙性。

中國古代是空間的自我中心（蠻夷戎狄），西方現代是時間的自我中心。

(4)代替宗教的烏托邦(宗教代用品)

進步論者認為，人類憑自己的理性就可以達到一個塵世的天堂。這用人類編織的烏托邦，代替了對上帝天堂的信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進步論可謂一種宗教，一種世俗的宗教。

正如法國哲人路易·魯吉埃《從天堂到烏托邦》一書中所說：「一種新的宗教在十八世紀產生，以取代基督教，這就是進步的宗教。」確切地說，進步論是現代人的一種宗教代用品。正因為此，信奉進步論的現代人，儘管標舉反宗教、反迷信，卻仍然表現出宗教信徒般的狂熱，不寬容，乃至殉道精神。

西方進步論產生於18世紀末，盛行於19世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

（1）孔多塞——十段論，是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的首創者。1794年，他的《人類精神進步歷史圖綱》，第一次線型地畫出了人類「精神進步」的十個階段，配以各種科技的發明。第八階段是「從古登伯格(印刷術)到培根、伽利略和笛卡爾」，第九階段是美法兩個共和國建立，第十階段是「精神解放的時代」……

（2）黑格爾——三段論：藝術—宗教—哲學。

黑格爾給進步論奠定了最堅實的哲學基礎。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是人類理性「進步」的作品。恩格斯說：「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

黑格爾是第一個在哲學上最系統、最精緻地把人類歷史描寫成一個線性的進步。自然界的紛紜，人世間的變幻，時間空間的混茫，都被黑格爾理順，顯現為一個向前運動的進步過程。歷史有了目的，有了方向，所謂「歷史目的論」。

這種進步論的黑格爾主義，在日後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西方現代知識理論界留下廣泛、深刻、持續的影響。

（3）孔德——三段論。他把人類歷史分為神學、玄學和實證三個階段。

第三階段，科學實證取代了宗教的神玄。孔德把人類的這種進步，看作是一種自然規律：正如重力把物體往下引，進步把人類歷史引向前。(孔德的社會進化三段論給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巨大影響，尤其給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激勵尤深)。

（4）斯賓塞——生物學意義的社會進化論，也叫社會達爾文主義。他把生物進化學說運用到社會進化論，認為社會的進化與自然界的生物一樣，受一種進化規律的支配，優勝劣汰，趨向自身的完善，所謂「自然選擇」。嚴復將其譯作「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5）達爾文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創立生物進化論，給社會進化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推動。但生物進化論與社會進化論，兩者不能混為一談。首先，社會進化論比生物進化論出現要早。第二，生物進化論是基於相當的科學實證，而社會進化論卻從未得到過實證。

（6）摩爾根——三段論。1877年出版《古代社會》，自發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以技術作為衡量人類社會進化的標準。摩爾根把人類社會的進化分為三個階段：野蠻、蒙昧和文明，又把每一個階段又細分出「低級」、「中級」和「高級」三個時期，實際上分出了九個階段。每個階段都配以一個技術發明為標誌：文字、火藥、印刷術、電力。

「技術」被看成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標誌了社會進化的程度，決定了每個階段的文明狀態。因此，摩爾根被稱為「技術決定論」的唯物主義者。

（7）歷史唯物主義——五段論。這是一種以「生產力」作為衡量標準的社會進化論。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其文化就先進；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低，其文化也落後。

2，西方學界對進步論的批判

（1）法國文化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寫過《種族與歷史》小冊子，直斥社會進化論為「偽進化論」。他認為生物進化論是科學，但社會進化論從未得到過科學實證。

萊氏指出，人類社會的演化要比人們一廂情願的想像複雜得多：「史前考古知識的發展，趨於把諸文明形式鋪展於空間，而非我們習慣想像的那樣序列於時間。這意味著兩點，首先是，『進步』……既非必然，又非持續，其過程顯現為跳跳躍躍，或如生物學家們所說，表現為突變。這些跳躍並不總是在同一方向上愈行愈遠，而是伴隨有方向的改變……只是偶爾在某些時期，歷史才是積累的」。

列維-斯特勞斯更進一步揭露社會進化論的實質，是歐洲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e)。社會進化論是以歐洲文化為中心，以歐洲文化為尺度，給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分出「先進」、「落後」的定位，確立一種不平等的等級制關係。

社會進化論以時間性的先進和落後概念，偷換空間性的「差異」和「多樣」概念，其邏輯結果是抹煞人類文化的多樣性。

萊氏指出：「準確地說，這是一種抹煞文化多樣性，同時又裝出充分承認這種多樣性的企圖。因為，如果人們把諸古老或遙遠的人類社會的差異狀態，當作是某種發軔於同一起點又趨於同一目標的單一發展的諸階段或時期，那麼很顯然，文化的多樣性便成了表面的虛象。人類變成單一和同一化。只不過，這種單一性和同一性是漸進地實現，文化的多元性只是圖解了一個過程的不同時刻。」

（2）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也對進步論嚴厲抨擊，認為，在科學技術領域確實存在進步，而在宗教、藝術、經濟和政治等領域，不存在統一標準衡量的「進步」。

阿隆認為，「經濟並不以生產最大限度的財富為目的。經濟的目的是解決人類根本的貧困問題，是保障儘可能多的人享有一種人的條件」，「一種有效的經濟，並不必然是一種公正的經濟。經濟始終與社會有關。經濟生產內部的標準，並不必然反映社會受益的程度。因此，經濟的「進步」是「雙重地靠不住」。

在政治領域，「顯然更難以找到一個惟一的標準」。「不同的政治體制可以看成是對於一個問題的多種答案。人們從一個政體到另一個政體，並非從劣到優，從低級到高級，而是從一個方案到另一個方案。每個方案都有其優點和缺點。」不存在從某一政體到另一種政體的必然進步。

（3）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歸納歷史上出現的26個文明時，並不是將它們在一條進化直線上排成一路縱隊，列出先進與落後，而是將它們看成「哲學地同時代」，等量齊觀地進行比較。

他的歷史觀，不是進步論的直線型，而是輪迴型的。他認為每種文明都有起源、生長、衰落、滅亡的過程。

亨廷頓引述：「湯因比嚴厲批判了陷於『自我中心幻覺』的西方所表露的『狹隘和傲慢』，以為世界是圍著西方而轉動，東方『靜止不動』，『進步』必不可免。他與斯賓格勒一樣，不接受歷史的單一性，拒絕認為『只存在一條惟一的，即我們的文明之河，其他文明之河都是其支流，或將消失在荒漠中』」。

（4）梁漱溟先生其實也很早批判單線進化論。首先他認為人類文化一分為三：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這三個文化是三股道上跑的車，不是在一個軌道上先進後隨。他否定中國社會有「封建社會」，認為中國社會是「盤旋往複」，不是直線進步。

3，進步論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

（美化、偽造西方歷史，貶低其他民族文化歷史）

1500年以來，西方列強對非西方民族進行軍事侵略、經濟掠奪和種族滅絕（北美澳洲）的同時，還伴隨一種「文化滅絕」政策。

這種文化滅絕，對弱勢族群是直接剝奪其語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語言和宗教。而對中國和伊斯蘭等更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衛道士們編撰歷史，採取了美化自己、污衊對方的策略，誘使這些民族毀棄自己的文化，轉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悅誠服地接受西方「普世價值」的統治。

整個一部我們今天在大學、圖書館和媒體讀到的西方史或世界史，是西方人虛構偽飾、然後向我們灌輸的歷史。一部幾百年充滿血腥的西方暴發史，被美化成自古就高貴、自古就理性、舉世野蠻我獨文明的歷史。

這是一部人類知識史上最大的偽史，其筆法叫「進步論」。19世紀進步論在西方盛行之時，即是西方文人編撰偽史之始。

根據西方「正史」，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臘文明，隔千年中世紀，繼而文藝復興，進步最快，最先到達「現代」。全世界獨有西方是文明歷史，照耀著文明、理性的光輝，其餘人類皆處於蒙昧、野蠻、停滯的黑暗狀態。

而事實上，西歐長期處於歐亞非文明的邊緣，是歐亞大陸的一個半島。

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馬丁·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還有德國學者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等著作，都以詳實的資料，揭示亞洲中華和伊斯蘭文明長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西方長期處於世界文明的邊緣。

西方只是大量吸取了東方文明的成果，加上帝國主義和殖民掠奪，1800年之後，才後發優勢最後崛起。

12世紀之前，西歐就是蠻族人的野蠻社會。所謂「12世紀文藝復興」開始向東方學習，才開始開化的歷程。

「中世紀」的歐洲，教會嚴酷，邦國林立，強盜橫行，瘟疫蔓延，文盲遍地，民不聊生，農業落後，農民是「封建」農奴。那一輪又一輪的十字軍東征，可謂打著宗教旗號，一次又一次西方「倭寇」到東方來燒殺搶掠，到處屠城。要等到東方給西歐送來了中國造紙術、印刷術、航海術（指南針）、火藥、阿拉伯科學，從1450年起，西方才開始文明化！

在相當意義上，西方的文明歷史，僅僅開始於西曆1450年前後向東方文明的學習，迄今不過500多年，開始於中國明朝中葉。

1800年之前，西方一直「仰望著東方」（弗蘭克語）。

中世紀歐洲「T」形世界地圖，東方是在天上！

中國是整個西歐社會神往的人間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國人神往美國一樣。不僅中國的茶、絲綢、陶瓷、中國式「花園」風靡英法。中國社會的「開明君主」、文人當政、社會平等、宗教寬容等，也對西方啟蒙運動提出「理性」的概念，批判宗教不寬容和君主專制，發生重大影響。

法國哲人伏爾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於書房。另一法國哲人魁奈，人稱「歐洲孔夫子」，崇尚中國的「無為而治」，將「無為」翻譯為「放任」（laissez-faire），後來成為英國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的直接來源。

這就是18世紀西歐諸國流行「中國風」，所謂「中國文化熱」。

只是從1800年開始，隨著海外殖民的擴張，軍事經濟的優勢，西方人開始有了種族和文化優越感，自感比別人「進步」。於是，西方文化人開始了美化自己、抹黑別人歷史的文化工程，編造了一部謊言連篇的偽史。

（1）西方偽造歷史，美化自己。「歐洲最先創造了歷史學家，然後充分利用他們。」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

西方19世紀最大的發明，是發明了「歷史學」。

第一，偽造「古希臘文明」。西方為了證明歐洲文明是獨立自我創造的，將亞洲土耳其的「愛奧尼亞文明」，說成是歐洲「希臘」的。希臘半島多是高山，九山一地，窮山惡水人稀（雅典和斯巴達都只有十幾萬人），不具備生髮一個重大文明的人文和地理條件。而愛奧尼亞則土地肥沃，人口眾多。

「西方第一個詩人」荷馬、「西方哲學之父」泰勒斯、「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大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大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都是亞洲愛奧尼亞人。

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亞洲愛奧尼亞佔了三個，希臘只有一個。參閱何新《希臘偽史考》，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等

古代世界七大奇蹟

第二，偽造「拜占庭帝國」。

1557年，一位叫希羅尼姆斯·沃爾夫（Hieronymus Wolf）的德國歷史學家，毫無憑據地把君士但丁堡（新羅馬），叫做「拜占庭」，由此發明了「拜占庭帝國」的說法。

羅馬城在蠻族侵掠下，毀壞殆盡。4世紀羅馬帝國皇帝君士但丁在東方建新都，命名為君士但丁堡。這個龐大的帝國始終都叫做羅馬帝國，自稱「羅馬尼亞」（Romania）。

東移的羅馬帝國，疆域包括土耳其等大片東方亞洲地區，仍然是名正言順的羅馬帝國。而西邊由日耳曼蠻族弄出來的「聖神羅馬帝國」，則是僭越羅馬帝國之名。伏爾泰諷刺為「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西方史學創造「拜占庭帝國」的說法，只是為了掩蓋東羅馬帝國是羅馬帝國的正統延續。

但，西漢東漢都是漢，北宋南宋都是宋。

第三，偽造「文藝復興」。

今天中國人都相信西方16世紀發生了一場實實在在的文化運動——「文藝復興」。誰會想到「文藝復興」這個概念，只是在1855年，由法國歷史學家儒勒·米歇萊（JulesMichelet）首次提出的！

也就是說，當時的義大利並沒有發生一場叫作「文藝復興」的文化運動，而是19世紀的歷史學家，將其追加到三百年前的義大利。西方人歷史造假的膽大包天，是具有兩千多年信史的中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

偽造了「古希臘文明」和「文藝復興」，西方就有了榮耀的祖先，復興就有了對象。「黑暗的中世紀」就可以被忽略。多麼完美的歷史！

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歷史和文明史，由此告成。

埃里克·沃爾夫《歐洲和無歷史之人》：「在課堂內外我們都學到，世界上存在一個稱作西方的實體，有人將這個西方安坐是一種獨立的社會和文明，與其他社會和文明（例如東方）繼而不同……歷史就這樣被改造成一個關於美德傳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戰勝落後族群（也就是東方）的傳說」

（2）美化自己的同時，貶低別人

約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西方被想像成天然具有獨一無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節儉、具有犧牲精神、自由、民主、誠實、成熟、先進、富有獨創性、積極向上、獨立自主、進步和充滿活力。

然後，東方就成為與西方相對的『他者』：非理性、武斷、懶惰、低效、放縱、糜亂、專制、腐敗、不成熟、落後、缺乏獨創性、消極、具有依賴性和停滯不變」。

黑格爾，作為進步論的重要人物，非常鄙視中國，把中國說成是在「歷史」之外，沒有進步，一個「停滯的帝國」。

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也把亞洲描述成落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亞細亞社會停滯不變」，歸入「東方專制主義」。

整個西曆19世紀，西方一片歐洲中心主義論調，全世界只有西方「進步」「文明」，其餘世界，伊斯蘭、中國、印度、日本等地，都是蒙昧野蠻。中國被描繪成停滯、封閉、專制，「沉睡的獅子」……中國人也是一付愚昧、迷信、邪惡、劣根性的形象。

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柏楊《醜陋的中國人》……

今天，西媒也大肆宣傳西方「民主自由」，中國「專制極權」；

美國學者何偉亞《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帝國主義從來都不僅僅是槍炮和商品，它還是一個文化過程」

「英國外交官和軍官們常常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看做是一個教育過程，一個通過槍炮和筆所進行的、由教育和學習兩個方面構成的過程。」

西方列強很懂得槍杆子和筆杆子雙管齊下，不僅軍事上打敗你，經濟上掠奪你，還要在精神上奴役你！

精神奴役和文化殖民，就要靠筆杆子，靠學校教育。

百年中國人的文化自卑，除了顯性原因——進步論的直接棒喝，還有隱性原因——西方人從一開始就注重在中國辦學校，搞教育，倡「新學」（偽造的西方文明史），用學校教育給中國人洗腦。

百年的西式教育讓中國人覺得自己有「文化原罪」，認為中國文化是「專制、野蠻、落後、黑暗、劣根、壓抑人性」。所以，西式的學校教育也是百年中國人文化自卑的重要根源。

西方不僅向中國輸入物質鴉片，也同時輸入精神鴉片！

鴉片戰爭後來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們，大辦西式學校。據統計，到西曆1899年，中國教會學校有1766所，其中有許多中學和5所大學。西曆1905年廢除科舉制後，舊學（國學）中絕，新學（西學）大盛。到西曆1918年，中國教會學校達13000多所，學生超過35萬人。

西方傳教士除了辦學校，同時也在中國辦報紙，宣揚西方憲政，影響巨廣。創刊於西曆1868年的《中國教會新報》後改名為《萬國公報》，是清末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還有《申江新報》（《申報》前身）、《字林滬報》、《新聞報》等，都是西方人在中國的辦的報紙。

尤其《萬國公報》主張：「中國必須變法，但變法須不存畛域之見，由洋人為導師，走西方的道路。」

康有為、梁啟超受影響，康梁變法，清廷也嘗試君主立憲所以我認為，辛亥革命某種程度上是一場顏色革命，一場和平演變。清王朝與其說是被暴力推翻的，不如說是被輿論宣傳推翻的。當時的「共和」思想宣傳，與今日中國的「民主」宣傳一樣，廣泛深入人心。

西方人的宣傳，加上中國人自己對社會進化論的迷信，中國讀書人和武將們腦子裡早已滿是「共和」宣傳，厭棄君主「專制」。清王朝其實是被信奉「共和」的中國文人武將們拋棄掉的。（請想想今日……）

辛亥革命不反帝，只摧毀了中國皇帝制，實行西方憲政（過西方新年）。

一百多年來，西方人尤其美國人，在中國大辦學校搞教育，成功地教化了中國知識「精英」，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親西方、親美國的知識分子，讓他們放棄自己的文化，認同西方文化。他們動不動就要求中國文化「現代化」、「創造性轉化」或「現代轉型」，其實都是西方化（美國化）。

二，進步論對中國文化的三重否定 ——導致迷信西方的「新蒙昧主義」

１，價值否定——百年國人文化自卑

進步論是以物質生產力水平作為衡量社會文化「進步」的標準，認定中國文化「落後」，直接從價值上否定中國文化。

一百多年前，嚴復譯出「天演論」，將進步論（社會進化論）傳入中國，社會進化論立即在中國成為一種「准宗教」的信仰。這一信仰首先表現為一種深重的文化自卑感，先驗否定中國文化，否定中國文化的價值和存在理由。

甲午慘敗，更兼「天演論」風行，中國讀書人深感中國文化不行，中國要亡國滅種了。中國讀書人普遍相信，中國被列強打敗，不只是我們船炮不如人，而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不如人家「進步」。因此中國必須徹底拋棄自己的文化，全盤接受西方「現代文化」，才有可能把中國引向「進步」和「文明」。

也就是說，中國人為求新生必須進行「文化自宮」！這是人類歷史上何等慘烈的情景！在一種深深的文化自卑感之下，也在西方「新學」學校教育之下，中國文化人開始了文化自我否定、文化自我滅絕的百年歷程！

中國的文化自我否定，有三個標誌性事件：第一，1905年廢除科舉制，斷了中國學術文化的的流脈，絕了「士」的傳統。

第二，1911年的辛亥革命，斷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流脈。同時，民國元年新政府頒布「廢止尊孔讀經」，已經預示了五四運動。（辛亥革命的非常西化，除了搞西方憲政，還廢除了中國新年，改名「春節」，要過西方的新年）

第三，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斷了中國文化精神的流脈：打倒孔家店，呼喚民主和科學（德先生和賽先生），全面認同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來取代中國文化。

這是一部悲壯的中國人文化自我否定的三部曲。

五四運動構成了對中國文化的空前否定：一要消滅中國的文字：「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一定要學西方搞拼音文字。瞿秋白的拉丁拼音，趙元任的羅馬拼音；二中醫是巫術，要予以取消。三國畫是「惡畫」（陳獨秀）等等。

當時著名的文化人，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魯迅、劉半農、錢玄同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中國文化，主張西化。

陳獨秀是一位激進的全盤西化的吶喊者：「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近世文明東西洋絕別為二。代表東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國，此二種文明雖不無相異之點，而大體相同，其質量未能脫古代文明之窠臼，名為近世，其實猶古之遺也。可稱為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獨有，即西洋文明也……」(《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 他還支持錢玄同廢除漢字，斥罵中醫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巫玄迷信」。

學者常乃德，也深受孔德三段論影響：「我們就曉得現在一般所謂東洋文明，實在就是第二期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卻是第三期的文明……文明的趨勢只有從第二期向第三期進行，沒有從第三期倒退著往第二期走的道理。」「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沒有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區別。近代西洋的文明是世界的，不是一民族的，是進化線上必經的，不是東洋人便不適用的。」

魯迅，從中國歷史中只讀出「吃人」兩個字。

胡適公開打出「全盤西化」的口號。在他眼中，中國「固有文化」只是「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我們的固有文化是貧乏的……比起歐洲一系的文化來，我們所有的，人家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我們幾千年的「固有文化是不足戀的，是不能引我們向上的」。胡適反覆呼籲要「認清祖宗和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

這是說，中國人負有「文化原罪」。

80年代，五四運動批判否定中國文化、主張全盤西化，又一次在中國達到高潮，形成所謂「文化熱」或「新啟蒙」。

一些文化人幾乎照搬複述了五四運動的說法。

「文化熱」的高潮是電視片《河殤》，在知識界影響巨大。該片仍然套用五四時期流行的三段論，只是用「農業文明」替換「第二期文明」，用「工業文明」替換「第三期文明」。中國的黃河、黃土地、「黃色」的農業文明不行了，必須走向西方「蔚藍色」工業文明。

還有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幾乎彙集了當時文化人的主要論點。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樣，他們都認為中國文化已經陳腐，必須要走向西方「現代文明」。

當時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中國「現代化」經歷三個階段：最初試圖改革器物，師夷長技以制夷，於是有洋務運動，失敗了；接著試圖改革典章制度，於是有戊戌變法，也失敗了；最後想到必須改革文化，於是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後來救亡壓倒了五四啟蒙，所以今天要繼續五四的啟蒙……

又是三十多年過去了，大量「精英」否定中國文化、文化自卑、認同西方文化，與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或五四運動依然毫無改變。

這種「河殤式思維」，或「80年代思維」，今天仍然在大量學界政界知識「精英」中廣泛存在，思維定式，根深蒂固。

其實，進步論以物質性的科技生產力水平作為衡量文化的先進或落後，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文化並不必然是物質經濟的簡單反映。

我指稱的文化，是狹義精神性的，指一個民族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習俗傳統。科學技術面對的是物質世界，是人類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文化涉及的是精神的問題，有關善惡、美醜、正邪、義與不義、人生幸福、社會和諧等方面的問題。文化和科技不能混為一談。

用政治經濟學術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那麼文化大致相當於「上層建築」。

如果用80年代「文化熱」期間流傳的定義，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科學技術、典章制度、心理思維，那麼我以為後兩個層次才屬於文化。

我們還可以借用德國學派對「文明」與「文化」的區分：

「19世紀，德國思想家將文明和文化截然分開來。前者指機械、技術和物質因素，後者指一個社會的價值、理想以及更高級的理智、藝術和道德的特性」（亨廷頓語）。

「文明」是一種外在的、物質的、人類一般意義的活動，指科學技術、經濟生產等。

「文化」，是指一種內在的、精神的人類生存方式，包括習俗、宗教、藝術、道德等，尤指一種民族精神(「民族魂」)。

科技與文化不是一回事。

但在中國，「文化」常常是一個用濫的字眼。隨便什麼都是「文化」，都可以歸納到泛義的「文化」。於是，物質科技經濟都屬於「文化」。因此，中國物質科技經濟落後，當然也就是「文化落後」了。

事實上，物質科技確有先進與落後之分，但文化沒有先進落後之分。25年前我在《現代與後現代》一書已作結論：中西文化不是「差距」的關係，而是「差異」的平等關係。

中國文化絕不「落後」，而是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己等方面，非常「先進」，顯示了偉大的智慧。

2，時間否定——過於強調時代精神（「時代崇拜」）

進步論根本上是一種線型時間思維，把人類各文明放到一根時間直線上，排出先進、落後的序列。西方被置於最「先進」的「現代」，中國等非西方文化則排在「傳統」「落後」「前現代」的位置。所以，進步論在時間上否定中國文化。

今日中國，一說「中國」自己的東西，馬上就說是「傳統」（如建築界）。而一說「傳統」，就沒有存在理由！（話語操控）

進步論強調時間直線上的進步，直接導致一種「時間崇拜」或「時代崇拜」。

時代變了，一切都要跟著變。尤其這種時間（時代）崇拜常常與一種現代「新之崇拜」相聯：時代變了，一切舊、昔、過去、傳統之物就先驗喪失價值，都將被「歷史淘汰」；一切新、今、現代、當代之物先驗就是價值，先驗就是好的。

在這樣一種拜新的「時代崇拜」主宰下，中國文化作為一種「傳統文化」、「舊文化」便失去價值。

進步論誇大時間（時代）的作用，新舊更替，破舊立新，將新舊、今昔、傳統和現代……絕對化，截然對立，否定前者肯定後者，也是一種「革命式思維」，

文化的演變，不是一個簡單的新取代舊、今取代昔、現代取代傳統的時間上的更替，而不如說是一種空間意義上的新舊共存，今昔兼容，現代與傳統的並蓄。

忽視一種文化具有超越時代的恆久性，偏謬之極。舊事物未必都沒有存在理由。中國文化強調「通變」。

這種「時間崇拜」導致中國人只會一根線的「時間思維」：開口閉口都是「發展」「差距」……

幾代文化人也只會在時間的直線上給中國社會定位：先是定位「封建社會」，定位「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眾說紛紜，後來一度曾把時間標尺撥向人類理想社會的階段，之後又退到「初級階段」。還有許多人提出要補資本主義「階段」的課……

一切都歸結為時間（時代），而不會從「空間思維」——「差異」的角度看中國。

德國有一對概念：時代精神（zeitgeist）和民族精神(volksgeist)。

中國人今天是過於強調「時代精神」，忽略「民族精神」。

3，空間否定——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

進步論標舉「人類」的名義，認定西方文化最「先進」，並設定這種「先進」的西方文化普世皆準，導致一種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這種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讓中國人喪失「國家」和「民族」概念，喪失民族文化的概念，迷信「世界文明」的幻象。

西方即「現代」，西方即「世界」。進步論不僅將西方文明奉為「現代文明」，還將其作為全人類都要向其「進步」的「世界文明」，將西方文化普世化，作為「普世價值」。由此，進步論的偽世界主義，也在空間（國族）意義上否定中國文化。

今日中國知識「精英」非常世界主義，常以「世界公民」自居（高行健）。在這種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情懷中，和「世界文明」的幻象中，中國人忘卻了自己是中國人，忽略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個性。

我曾在《全球化與國家意識的衰微》一書扉頁，模仿羅蘭夫人浩嘆：「世界主義啊，多少罪過假汝之名而行！」

「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全球化」等口號，都是以否定中國的國族個性或文化個性為前提。

列維－斯特勞斯核心概念——「文化多樣性」，亨廷頓核心概念——「文化個性」（cultural identity），他們都批判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否定「世界文明」的概念，主張「複數的文化（文明）」。

列維－斯特勞斯揭露：「世界文明的概念是一個非常貧乏而簡略的概念。」「世界文明只能是各種保存各自獨特性的文化在世界範圍的聯合，而不可能是別的什麼。」

亨廷頓更是抖出老底：「世界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20世紀末，世界文明的概念被用來為西方對其他社會實施文化統治、為那些汲汲乎模仿西方習俗和體制的社會作辯護。世界主義是西方對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

鄭昶先生當年就批評過藝術的世界主義：「『藝術無國界』一語，實為彼帝國主義者所以實行文化侵略之口號。……（它）猶政治上的世界主義，決非弱小民族所能輕信奢談也。蓋實行文化侵略者，嘗利用『藝術是人類的藝術』的原則，衝破國界，使自棄其固有之藝術」。

國人不能繼續陶醉於一種虛幻的世界主義，否定中國文化個性，不能繼續受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蠱惑，將西方文化價值當作「普世價值」。

三，破除對西方文化的迷信

要消解中國知識「精英」的新蒙昧主義迷信，最有效的解藥，就是要認清西方文化的三個核心價值——人權、自由、民主，究竟意味著什麼。

１.人權並非天賦

法國哲人魯吉埃在《民主的玄虛——其起源及其幻覺》一書中指出：「天賦人權」概念，本是出於一種道德激情，而沒有任何實證。

美國《獨立宣言》開篇就宣告：「我們認為如下真理是無可爭議和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造物主那裡秉有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首先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我們終於應該看到，這些神聖權利，只是被宣布「無可爭議」、「不言自明」，並未得到科學實證。都說「君權神授」是迷信，那麼「人權天賦」是不是迷信呢？

人既已生活在civil狀態，又去要natural的權利，是不是牛頭不對馬嘴？事實上，人權從來都不是自然「天賦」的，而是特定社會賦予的。是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社會歷史傳統，特定的風俗習慣，規定了一個具體的人能享有什麼權利。因此，人權從來都是一種社會權利。

魯吉埃的一段話何其深刻：「天然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概念，是一個空無意義的概念。任何權利都必須要求三個因素：權利的主體，該權利的對象，最後還有一個被動的主體，即與權利的享有者相對的那個個體，一個孤立的人沒有任何權利。個體，只有當他與他同類發生關係，即當他生活於社會之時，才有權利。因而，人從他的本性上說，沒有任何先於社會和強加於社會的權利。人的個人權利，只產生於他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之法律地位。實際上，他除了社會願意承認他的權利之外，毫無任何其他權利。」

列維-斯特勞斯也指出：「那些宏偉的人權宣言，也同時兼有這份力量和虛弱，在宣告一種理想時，容易經常地忘記一個事實：人並不是在一種抽象的人類中實現他的本性，而是在一些傳統的文化里。」

「不分種族和文化，簡單地宣告所有人之間的天然平等，宣告應當將他們聯合起來的博愛，卻包含某種令人們心智失望的東西，因為這樣的宣言忽視了一種事實上的多樣性。」

芬凱爾克勞特批判「世界人」：「什麼人?是人權和國民權宣言中那個抽象而普遍的人?是那些充滿於世界主義宏論的無實體的存在，無生命、無血肉、無色彩、無特質的造物?」(44)

法國哲人丹納(H.Taine)也質疑「世界人」的概念：「(難道這是)一些天生就二十歲、沒有父母、沒有過去、沒有傳統、沒有義務、沒有祖國……的人?」

人，從來都是一個具體的人，文化的人，屬於特定的民族文化、特定的歷史傳統、特定的社會形態之中。一種遺世獨立、「抽象而普遍」的「世界人」的權利，是不存在的。

2.自由實為法制（法治）

其實西語的「自由」一詞，從來沒有國人常常以為的是「由自己」、「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意思。將法語liberté或英語freedom翻譯成「自由」，是百年中國諸多美化西方的誤譯之一。

英國哲人霍布斯說：freedom是「法律的沉默」：在法律不予限制之時，你才可以「由自己」。

嚴復當年就把「自由」翻譯成：「群己權界」。正因為此，嚴復的「群己權界」，表明由法律規定保障了「群」（社會）與「己」（個人）的權利界限，比「自由」的譯法更為準確。

中文「自由」只翻譯了freedom一半的意思，沒有譯出另一半法律的在場。

我個人以為，將freedom譯為「無拘」似乎更好一些。無拘，即無法律之拘。無拘，始終暗示著「拘」：雖然無了拘，但法律之拘依然言外「在場」。這是中文「自由」一詞完全沒有表達的。

人們往往忽略，無論是美國「獨立宣言」還是法國「人權與國民權宣言」，在宣告個人享有各種「無拘」的同時，其後都掛有一條限定性的「有拘」小尾巴：

個人的無拘，始終是有限度的，始終受到法律的拘束。

所以，西方的自由（無拘），始終與法律（有拘）相聯同在，也與法律與生俱來。因為，西方人要求「自由」的鬥爭，從來都是與要求「法制（法治）」同時並行的。只有當人們痛感缺少某東西時，人們才會強烈要求得到這個東西。

西方人強烈要求「人權」「自由」，正是因為歷史上西方人長期沒有「人權自由」「自由」。因為，西方歷史上長期存在奴隸制，以致專門設置一個歷史階段——「奴隸社會」。

在盧梭那裡，「自由」首先意味著擺脫「主人」的奴役（無拘）。只有了解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盧梭那一聲吶喊：「人生而自由，但到處都戴著鎖鏈！」

「解除拘束」，使人「無拘」，英語為liberation，中文譯成「解放」，這就更清楚了。西方產生「自由」的概念，本是西方不那麼的文明的歷史之結果。

3.民主只是烏托邦

西方政治是以「民主」為其名，法制（自由）為其實。從來沒有我們以為的是「人民自己當政作主」這回事。

我寫過《西方民主的烏托邦》一書。概括地說，民主之所以是烏托邦，是因為真正的民主（人民自主，所謂「直接民主」）和真正的平等（以消滅私有制實現的平等最為徹底），這兩點不可能實現。

（1）代議制並非民主。它已明確告知是「代民作主」，而非「人民自主」。

林肯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從來沒有實現過。只有」民享」for the people，才具有現實可操作性。

(2)普選確是西方現代「民主」的一個特色。但，普選也非「民主」。

且不說，西方最早的普選是在法國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治下，與現代「民主」並非天然匹配。

男女老少，賢與不肖，人人一票，給某個並不熟識而只是通過媒體聽得一些許諾的候選人，或給某黨某派畫個押，選大象不選毛驢，是否就是「由人民當政」了呢?顯然不是。

法國學者沃里烏也說：「選舉並不意味給人民自我當政的權力。」

普選不過是在「民主」的名義下，賦予政府合法性的一種程序，一場遊戲，與人民自主當政無關。

普選也不保證選出最賢能的人。（希特勒）

西方實際上是「財閥當政」（ploutocratie）

（3）多黨制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

有人談民主，言必稱多黨制，委實有一黨必然「專制」、多黨必然「民主」的味道。其實，一黨執政也好，兩黨或多黨執政也好，都與「人民自己當政」無關。都是政黨在「代民作主」。

從民主的本義上講，黨派政制甚至是反民主的，因為民主的正宗盧梭是反對「黨派」政治的：因為「人民最高主權」是「不可讓與」，而且「不可分裂」（三權分立），而且「人民是不可被代表的」。

人民必須集體地自己去行使主權，自己當政！

盧梭最反對「協會」（association,就是黨派）。所以當英國為了選舉需要而出現政黨時，中氣是不足的。

政黨政治（代議制）與「民主」掛鉤，只是在二戰以後。

雷蒙集·阿隆說：「政治的本質，乃在於為，而不在於由集體（人民）作出決策。」

所以「人民自主」是烏托邦，「為民作主」才是政治的本質。

在民主問題上，左右兩派都信奉「人民最高主權」。但左派信奉的是盧梭——法國大革命模式的直接民主，真要搞人民自己當政，是「正宗」；而右派信奉的是孟德斯鳩——英美自由主義模式的間接民主，搞代議制「代民作主」，不那麼正宗。

今天中國的右派自由主義「民主教」信徒們以為，如果中國像美國那樣，搞多黨憲政，中國也會成為人間天堂，「一切都是體制問題」……

其實今日之右，與當年之左，都是信奉同一個西方「民主烏托邦」。

左的法國大革命的龍種已收穫過跳蚤，右的美國恐龍種將在中國收穫什麼呢？

尤其人們要注意：今日中國許多「民主憲政」鼓吹者，背後藏有試圖用「民主」概念顛覆中國的美國西方勢力推手，就像當年用「人權」概念顛覆蘇聯一樣。

在理論上如此美妙的民主，可以在實踐上導致巨大的暴行！——法國哲人阿蘭

幾乎人人都同意，人民最高主權產生專制暴政。——雅克·朱利亞爾

希特勒是盧梭的直接結果。——羅素

那些人民的福音使徒，經常是人民最大的禍殃者。——路易·魯吉埃

幾百年來，人類為「盧梭之錯」已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價，其中也包括多少中國人的鮮血！——引自拙著《西方民主的烏托邦》

中國有三個核心文化價值，完全可以對應、對等西方三個文化核心價值：

仁對等人權義對等自由為民對等民主

人權是從一個人出發要求人的尊嚴；仁者二人，是從兩個人互相尊重仁愛來獲得人的尊嚴。

自由，是在法律的規範內為所欲為、得所欲得；義，是在倫理的規範內為所欲為、得所欲得。

民主，從來就是一個虛口號；為民（民本），才是政治的本質（拙文「集權為民是政道」）。

結論

百年來西方進步論（社會進化論），三重否定中國文化，讓國人背負了深重的文化自卑感。

今日中國物質經濟科技水平有很大提高，「精英們」文化自卑依然如故，依然迷信西方「普世價值」，「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毒害何其深！

一個文化自卑、否定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沒有文化軟實力的。

一個文化自卑、否定自己文化的民族，也決無可能實現民族復興。

所以清算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應是今日中國一個根本性的理論問題。

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不在於它有多少大學、圖書館、劇院等「文化產業」，而在於它有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今日中國在民族國家意義上早已獨立，但依然沒有（或沒有使用）自己的核心文化價值，使用的是西方文化價值——人權自由民主。

文化話語權依然掌握在西方手裡，在文化上依然沒有獨立。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核心文化價值觀，即使是經濟巨人，軍事強國，依然是文化侏儒，沒有文化軟實力。

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運動已過去近百年，應該有一個歷史轉折了。

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重新使用中國自己的核心文化價值觀——仁、義、禮、信、忠、孝、廉、恥、仁政、為民……

我們應當用中國自己的政治理念（為民），為自己的政制合法性辯護。用中國自己的文化概念，重樹中國的話語權。

魂兮歸來，重返中國！

只有重返中國文化的源流，在文化上站起來，真正文化獨立，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復興。

被西方教化日久，重歸自己的精神家園、重續自己的文化根脈，一定充滿困難曲折。

但歸故鄉之路，必定親切，充滿了驚喜……

黃河清：筆名河清。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藝術系教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