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論「漢語新詩」的理論運行與美學價值

論「漢語新詩」的理論運行與美學價值

傅天虹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文學院教授）

【內容摘要】「漢語新詩」概念是針對兩岸四地當前自說自話的詩歌史寫作及其背後有所偏隘的文化理念而提出的，具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從歷史上看，「漢語新詩」概念及其理論運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本文提出重新發現「漢語」，亦即對「漢語新詩」的語言學基礎的重新確認，是對其主體性的重建。而「漢語新詩」的理論運行又自動呈現了不言而明的「溝通」意義與融合共生的美學價值。

【關鍵詞】漢語新詩 理論運行美學價值

筆者曾經在《對「漢語新詩」概念的幾點思考》[1]中提出「漢語新詩」的概念，認為針對當前中國90年來新詩研究所存在的,由文化心理、政治歷史因素、人為因素等形成的新詩學科研究的命名上的尷尬和錯位，必須以「漢語新詩」來實現區域整合與視野重建，從而促進新詩與詩學健全、科學、有序地發展。該文主要從概念意義與必要性而言，不過，20世紀至今的漢語詩壇是怎樣的狀貌？與研究者通常所指認的詩歌流變有何出入？而研究者在各自的視域中所建立的詩學觀念有何疏漏或矛盾之處？鑒於這種情況，「漢語新詩」概念的提出在必要性之外，是否也具有一定的理論運行的必然性？縱觀20世紀初披靡而下的百年新詩，無形孕育著「漢語新詩」的萌芽。而這種概念的適時提出，其背後推動的是怎樣的一種融合共生的哲學、美學原則？漢語新詩如何在相當混亂和模糊的語言背景中，形成、顯示漢語的開放性和特殊魅力，使詩與語言產生良性的互動，成為凝聚和想像現代中國經驗的形式？本文將進一步提出「漢語新詩」概念及其理論運行的必然性與適時性，並從其所具有的融合共生的哲學、美學原則進行一定的理論建構。

一．漢語詩壇的繁雜命名

四十年代梁宗岱在談到「朗誦詩」運動時說「究竟不失為文字之國底產兒，我們底文壇似乎給一種『名詞底迷惑』支配著。差不多在一定期間，一年或半載，便出現一個或幾個時髦的名詞，在它們面前我們底作家，像堂吉訶德向著他底風車似的，一齊掄起他們底板斧，揮起他們底刀槍，大顯其好身手。什麼『題材積極性』、『大眾語』、『國防詩歌』……並肩接踵二來。許多筆鋒禿折了，許多墨汁飛散了，而結果——也和堂吉訶德一樣——只落得一場空！」[2]梁宗岱實質上描畫的是新文學明明的整體圖畫，這種繁雜性同樣表述在現代新詩的領域內。在短短的三十年內，現代新詩所湧現出來的稱謂多達幾十種，白話詩、新詩、新月詩歌、街頭詩、現代派詩、無韻詩、現代漢詩……不一而足。

文革結束之後，新詩潮湧動著的是一個藝術變革的時代，集體的激情尚在燃燒，記憶的傷痛仍在蠕動，詩人開始了一面揭示中國新時代的「傷痕」主題，以集體的名義對中國社會歷史進行深層的反思；另一方面以懷疑的目光向扭曲的現實發出抗議和質問。而這仍然統一的詩潮走向，在進入80/90年代以後開始式微。其最大的表現就是「統一」被多種「單一」所取代。眾說紛紜的詩歌主張和宣告，喧騰的展出與表演，在共時地「狂歡」，而背後最大的原因卻在於詩人的個體意識得到無以復加的強調。新詩因而走向了明顯的浮泛、後現代式的個人化傾向。同樣在當代朦朧詩之後，又有新生代詩、第三代詩、朦朧詩後、後朦朧詩、後新詩潮、新實驗詩、新浪潮、後現代詩等等。對漢語新詩的研究和批評往往從詩歌群體、思潮（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質地（現代詩）、形式（格律詩、半格律詩、口語詩）等方面去處理。這些命名標準不一，都不具備有一種定義式的濃縮性表達、嚴格的規約性言說。因此，現代新詩的命名常常趨向於單一化和瞬時性，既無法具有長效性，猶如新聞一般容易成為明日黃花；也無法從根本上抓住詩歌、詩潮的本質，而落為繁雜紛亂。謝冕早在80年代末便警覺地說過「這是一個否定偶象因而也失去偶象的文學時代，這是一個懷疑權威因而也無視權威的文學時代，這又是一個不承認既有秩序，因此失去秩序的文學時代。所有的文學參與者都有一個自以為是的文學信念，他們匆匆往前趕去而不再左右顧盼。藝術家的獨立性和『狂妄』的藝術自信，構成一個自以為是的新秩序。這一新秩序首先要論及的因素便是無序性。那種為一個統一的秩序所策動的文學秩序已成隔世。甚至前些年出現的由一篇名作或一個名家的出現而立即造成一種轟動，從而競相模仿的秩序也成了昨日。文學不再由那一個個人或那一篇作品劃分階段，可以說文學己失去了明確的階段劃分。」[3]此話不差。在這種「無秩序」、「無中心」的時代思潮中，一種大一統、意欲主導的詩學命意或指向，本身就會落入窠臼中，被「相對主義」打敗，現代詩人也不可能再去尋找一個普遍性的價值系統和整齊同質的讀者群。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承認了混雜無端的現實，實際上，越是在這種情況下，正本清源才越顯勢在必行。

二．重新發現現代「漢語」

以上命名的混亂往往是出於對何為現代新詩的根底的忽略，而現代新詩的命名必須從新詩的本體性入手。那麼，何為新詩的本體呢？假若把詩視為語言的藝術，則詩必得有其語言學的基礎，在理論上才能存在，在實踐上才能行得通，而五四時期要建立一種全新的新詩，更是直接從語言切入，然而近來，人們對於詩的語言學基礎這一根本性問題，探討甚少。

通常研究者指出，20世紀初的白話詩文與新文學運動的立意在於與古典文學決裂，包括從語言到內容上的決絕斷除。當時如朱經農、任鴻雋、錢玄同等學者所提出的較為恰當的觀點，即白話文應當兼容古典詩詞的藝術的提法也被一一否定，新文學的旗幟人物陳獨秀更是提出「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4]。在理論提倡上這種以如此斬釘截鐵的態度的指向下，實質上導致了正如鄭敏所說的「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只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其中所沉積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的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為此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5]然而，一個應該澄明的實事卻又是，在實際的詩歌實踐中，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國古典文學思維仍在延續，這從胡適自身的創作《兩隻蝴蝶》、《夢與詩》等便可循古典詩詞和哲學的「蹤跡」，以及劉大白詩集《舊夢》序言里自稱沉浸於舊詩近三十年。宗白華、周作人、俞平伯，還是李金髮、聞一多、廢名、戴望舒等重要詩人詩歌中的明顯的有典的痕迹，不論是晚唐詩還是老莊還是禪宗……都可以一一顯現。而這種現象正說明了，作為語言載體本身，儘管是從文言文向白話文的絕大程度的轉變，卻依然改變不了有具有內在統一性的語言，以及語言背後所承載的文化傳統與語言習得的文化心理。因而，20世紀以來，即使對背離傳統經典的詩人而言，轉向外國詩歌尋找另類典範和新穎思想，並由此引入了一股以歐美為主導的潮流不斷匯入現代漢詩中，然而時至今日，可以清晰可見的是，在經過漢語詩人的轉借之後，依然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或者說，中國傳統與西方資源之間發生了微妙的融合，漢語新詩不是異軍突起，另建山頭，而是源自中國傳統背景，「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詩學只是補充、強化了詩人的中國根底，為其創作提供了具體的表現策略」[6]。

而對這種情形指認的滯後或忽略，問題便在於對新詩的「漢語」本體的忽略。要凸顯這個問題，「漢語新詩」正可以從根本上體認新詩的語言學基礎。「漢語新詩」的「漢語」，不僅僅在於隱喻本身這一人類語言最其身後的文化積澱之中，即在漢語中積澱了前人以往的經驗，而且這些積澱能作為符號經過詩人的創作重新集中起來，為後世讀者所理解所感動。所以，「漢語新詩」有效地更改了那種更多地停留在對「現代」語義的強調的「現代漢詩」的偏重[7]，不僅僅指陳時間維度上「代際」性的文類秩序，還更指向一種連續性的語言策略和象徵體系，而不是詩歌本質上的對立。

由此，漢語新詩也將在諸多層面上實現正本清源的意義。如漢語新詩將在一定程度上釐清那些試驗詩，那些不以現代漢語語言規則為基準的詩歌。一般說來，語言的運作規範是既符合語法規律，又符合語義規律的。而詩歌語言則通常符合語法規律，卻可以超越一般語義規律，即在語法規範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繃緊或鬆脫、斷裂或錯位、甚至扭曲變形等等語義變異嘗試。然而如果超出了這基本的變異範圍，而肆意踐踏現代漢語語言規則，則大損詩的美感，而造成語義的乖戾、荒誕、背謬，甚或無意義。而當前有些詩歌正是以此為長，走入誤區，而這種詩，將需要使用「漢語新詩」的內涵與外延加以界定。

三．「漢語新詩」的適時性

就20世紀漢語新詩批評史觀之，自1918年胡適發表新詩批評著名論文《談新詩》以來，新詩的理論批評和歷史敘述，依附沿襲著自身的發生髮展過程，而在不同時代不斷提出、建構和確立一些理論觀念和文類術語。雖然這些觀念和術語，在種種框架、範式、方法的闡釋中，各自被言說和運用，並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然而新詩至此時此處，一方面由於被不斷加註詩評者的不同理解，使它在「歷史重建論」中不斷被人為增重，從而導致自相矛盾、互相排斥的困境和尷尬；另一方面也由於這種斑駁的累積附加，而使漢語新詩本身負重累累，難以剝離而成為它「自身」。因而，漢語新詩要成為它自身，而漢語新詩批評則應該努力還原它自身的這種理論建構。

首先，我們認識到，當前的詩壇亟待解決的是什麼？簡而言之，曰「打通」。當前詩壇需要交流溝通，主要表現在詩人與詩人之間；詩歌流派與詩歌流派之間；詩歌創作與詩歌研究之間；古代漢語詩歌與現當代漢語新詩之間；兩岸四地與海外新詩之間……正是這些跨主體之間溝通的急需，召喚著「漢語新詩」概念的不期而遇。「漢語新詩」概念的提出，能在一定程度上溝通這些缺乏橋樑的橋墩。比如說，如果人們把漢語新詩的發展和中國古典詩的傳統割斷了聯繫、而把它放置在西方資源的基礎之上，就會導致由語言本身引起的諸多矛盾和根本性衝突。漢語詩從根本上來講，與西方語種詩是有別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加入不以「漢語」作為一種基本陣地，新詩將會出現「四不像」的尷尬，即當漢語無法承載西方語種的獨特意象，或漢文化意象無法用非漢語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根本性衝突。因而，「漢語新詩」的提出，並不是要成為什麼都是反而什麼都不是的空泛之談，反而正是正本清源的必經之途。曾經有人提出「新詩應在古典詩歌和民歌的基礎上發展」，這顯然是具有一定依據的，它指出了「漢語新詩」的並不是雙腳齊力於中西，而是在繼承主體遞嬗而來的文化傳統與對當下生存狀態和生存經驗的民間形態。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去談漢語新詩的中西對話與溝通。又比如說，「漢語新詩」概念可以將兩岸四地以致海外的新詩溝通起來，如此連成一個版圖，我們可以發現，以漢語為形構的新詩遍布全球各地，而原先依附在其他宗主國的海外漢語新詩，有了一種實質性的皈依。

除了「溝通」首義之外，「漢語新詩」是否能解決20世紀新詩中的諸多爭論和衝突？比如新詩如何在與古典詩歌的被強行「斷裂」中，建立自身的詩學體制和藝術經驗？在詩歌資源上，是取法西方還是取法中國古典？新詩應該是一種「知識分子寫作」還是「民間寫作」？這些都值得我們一一探味，本文限於篇幅，不一一贅述。

縱觀時代的變化與觀念的更新，在新研究範式替代舊範式的對抗中逐漸形成的，往往呈現一種二元對立的歷史邏輯。比如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的「主流」、「逆流」的互相抵牾[8]，事實上，每一種新詩來自一種內在的、不可控制的力量對某種變化的要求、甚至強求。這股力量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的倒無關緊要，而這種不可控制的力量不是別的，就是詩人必須掌握的新詩的實質。新實質往往透過一種最自然合宜的形式來體現，因而一種新詩得以無礙地走向繁榮。漢語新詩概念的提出正是在通過一番學術考古式的歷史和理論上的梳理、辨析、整合，進而提供一種本源式的思考與參照，將漢語新詩的淵源走向、內涵外延、關聯結構、更新嬗變、跨界融合等加以重新審視與呈現。

四．漢語新詩的審美價值與啟示

「漢語新詩」概念並非一味還原或重複五四時期胡適《論新詩》中，以進化論觀念出發，強化新舊對立的意識形態；以白話文的透明性取代古代漢語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蘊藉性，那幾乎是一詩美學被降到最低的主張。

由「漢語新詩」的概念攜引而出的，自然是新詩的審美價值的自動呈現問題。以「漢語」為基點的新詩，自然還原了其本應有的美學。

構成詩的美感，自然作為第一層次，漢語本身的形式美感。漢語作為世界上僅存的象形字之一，即使是當前的簡化字，依然能夠體現漢民族的人本位、崇尚實用和追求審美的構形思維模式，其以採用方塊性平面營構方式來展示以人類自身為參照物和以人類視覺感官觀照事物創造漢字，具有方形美和對稱美等，非其他語言可比。現代詩往往忽略或不再注重此點，實為對「漢語」作為詩語言本體的認識未足所致。

第二層次，漢語的音韻、節奏、以及它們的完備所形成詩律，都具有鮮明的特色。「詩本來是通過理解而產生愉悅的，其中卻有一種屬於聽覺的美的因素，即詩律的和諧和音樂性。」[9]。而這種美，往往當前的詩歌創作中被很大程度地忽略，因而有「口水詩」的出現，這種詩的價值已然受到質疑，然而如從「漢語新詩」的角度，則可以很輕鬆地將其釐清。

第三層次，對各種詩歌意象的創造性運用，正如葉維廉在《中國詩學》中所闡釋的漢語詩美學，從中國古典漢語詩中得到的美的啟示。漢語詩學中有一些概念和範疇，是西方詩學中所缺少的，如「意境」、「興趣」、「滋味」等等。在借鑒西方的詩學以審視中國詩歌的同時，我們也要將中國的詩學介紹給西方，使之成為全人類的精神財富。

總之，「漢語新詩」的理論運行以及美學啟示表明，漢語新詩所提供的不是一些僵化的實踐和不變的成規的總和，而是從來就是一個不斷演化，不斷成長的有機體，不斷向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不同詩人開放的一種基座。

[1] 《暨南學報》，2009年第1期

[2] 《談「朗誦詩」》，重慶《時事新報·學燈》，1939年1月15日。

[3] 謝冕《沒有主潮的時代》，《文藝爭鳴》雜誌，1988年第3期

[4] 《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社，1935年版，p27

[5]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文學評論》雜誌，1993年第3期

[6]奚密：《現代漢詩：一九一七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宋炳輝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p170

[7]事實上，「現代漢詩」概念的價值是不能被輕易否定的，因其難能可貴地從語言的角度審定新詩，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漢詩」是一個歷史感很強的概念，一般用來指漢代詩歌，這樣，「現代漢詩」就帶有某種歧義性。

[8]此種情況，孫玉石在（《序陳旭光<中西詩學的會通>》，陳旭光：《中西詩學的匯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中有相當深入的說明。

[9]繆越陀里《論義大利詩的完美化》，引自謝冕《謝冕論詩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