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土：與港人比，內地人更迷失

06-10

顧土：與港人比，內地人更迷失

　　內地與香港的網民和輿論近些年曾有數次交鋒，每次交鋒，如果從絕對真理的角度講，無論是「反帝反殖」，還是「愛國主義」，內地人似乎都佔了上風，因為緬懷97以前，說起來總顯得理不直氣不壯，有的內地網民因此就義正詞嚴地要求「人走，地留下」！。儘管香港人都是從具體事物來思考問題，但與內地人大多從民族大義出發判斷是非對錯相比，好像還是矮了一截，於是，香港的迷失就愈發顯露出來。

　　其實，港人的迷失，內地人同樣存在，很多時候還遠遠超過了港人。　　香港有過幾次移民潮，像1967年暴動後、中英談判開始後、1989年後，直至回歸後的10多年間，有的移民英國，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跑到澳洲，有的乾脆住進了一些小島國。但改革開放以後的內地，移民大潮實際比香港來得更猛烈，雖說國家日益強盛，可移民數量卻越來越龐大，而且還都是些富裕起來的人，動不動就全家攜巨資變身為外籍。當然，勞動人民也不例外，偷渡的、打工的，個個削尖腦袋往外鑽，很多人不惜死在偷渡船上。這些人，早已做到了「人走，地留下」。　　即使沒有移民，只要有點錢，內地人大都會把孩子送往國外讀書，初中、高中、本科，一直到博士。把孩子送往哪裡讀書，恰恰反映了一種價值取向，至少說明他們認同那種學習環境、學習內容和學習方式，就像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前後，很多紅二代都被送往蘇聯一樣。如果學成後紛紛回來，也還可以說成是學好本事報效祖國，比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許多人從美國趕回來那般，但可惜的是，多數人的首選卻是想方設法拿身份，最不濟也要得個綠卡，起碼要在外國大公司找份工作，在美國某地買棟房子，有不少人雖然也選擇了回國創業、找職位，但不要忘記，他們隨時都可以抬起屁股走人的。　　這些，不能不說，都是對自己生長環境迷失的結果。其中最為迷失的要數那些移民之後還高喊「愛我中華」「愛國」的人，老是擺出一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模樣，明明已經是老外或准老外了，還天天在那裡看春晚、盯著新聞聯播、甚至唱紅歌。　　這種迷失，其實就是對宏大理論的認同，但對具體問題恰恰又是另一種選擇。你不能說他們不愛國，他們自己也絕不會說他們是愛美國、愛歐洲、愛加拿大、愛澳洲，他們只是在讀書、工作、生活這些具體事情上更認同外國的環境、方式罷了。如果放在30多年前，他們的罪名肯定很大，但改革開放以後，移民的、僑居的，太多了，見怪不怪，就是想給他們扣頂大帽子，也是扣不勝扣，總不能打擊一大片吧。　　當懷揣絕對真理時，我們總覺得港人不那麼愛國，怎麼還可以和97以前去比較，再怎麼樣也是回到祖國的懷抱啊。可是，當自己也選擇具體生存環境時，很多人比港人還港人。改革開放後移民香港的人數是個很大的數字，97以後爭著拿香港身份的人流也很可觀，包括那些在內地已經出名的文化名流們。還有每年成千上萬擁往香港生孩子的，她們更是使出渾身解數。是去香港讀書還是留在內地求學，畢業後是去香港求職還是在內地找份工作，比較之下，很多人也選擇了香港。我周圍的許多父母更是將孩子在香港讀書、在香港的大公司獲得高薪職位，當作一種炫耀的資本。這些，也不能說他們就不愛國，只是大道理來的時候，比較傾向內地，一遇切身利益的時候，還是更實際一些。一些馳騁國際舞台的藝術家就直白地說過，香港身份，可以隨時動身，免簽赴14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內地身份卻有諸多麻煩，起碼還要不斷地去辦簽證。　　其實，內地人的迷失遠遠早於香港人。上個世紀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內地已經是「人民當家作主」了，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可是，逃港大潮一波接著一波，個個還是冒著生命危險，賭著性命朝香港逃亡，其中多數都是內地普通老百姓。當時他們都被看作叛國，可改革開放後，正是他們中間的很多在香港發家致富的人，又被當做歡迎對象，千方百計拉著他們在內地投資建廠經商，有不少人還成為著名的愛國港人，入選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本法起草委員。在宏大理論面前，他們無一例外都屬於投奔殖民地的叛逃分子，寧願在香港做二等公民、不願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作主」，但在具體問題上，他們當初的選擇，今天已經沒有人再去質疑、追究，起碼已經算是一種明智之舉了。那時的內地人，除了文革時期為了躲避牽連而遠離港澳關係外，也一直都以擁有港澳親友為榮，很多人靠著香港親友的資助，才能不時獲得一點緊俏商品，才能用寄來的港幣換取改革開放前的華僑券和改革開放後的兌換券，買到一點稀缺物資。正是殖民地親友的支援，讓他們度過了難關。　　而且，正是由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才為改革開放以後的內地帶來了資金、企業、技術、經驗和人才。改革開放之初，敢於往中國內地投資、貸款、引入企業和技術的，只有日本和香港，他們那時是「最受歡迎的人」。沒有殖民地的香港，至少沒有深圳，沒有珠三角的繁榮發達。在改革開放這個最重大的政治主題和經濟主題面前，內地並沒有選擇絕對真理，而是務實地選取了殖民地的經濟支持。　　事實上，即便在愛國這個宏大主題面前，香港人在具體事情上也沒有迷失，哪次內地的大災大難，都少不了香港人的慷慨捐贈，從南至北的辦學、濟貧、助殘也都有香港人的身影。連愛國歌曲《我的中國心》《中國人》都出自香港，而內地卻長時期寫不出如此感人的作品。　　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華僑，改革開放前，他們也很迷失，。1949年以後曾有大批華僑回到祖國參加建設，還有大批被印尼迫害的華僑紛紛回來，投入祖國的懷抱，可是，在文革中他們又遭受懷疑，很多人被指為特務。文革後期到文革結束後，這些華僑終於被准許出國，他們中的多數人又毅然選擇了離開祖國，也有的是讓子女出國投奔海外的親友。我家周圍有5位這樣的華僑，看著他們當年含淚回到祖國，現在又含淚離開祖國，儘管我年紀不大，當時心中已經很不是滋味了。有一位饒友基叔叔，夫人是中央樂團的合唱演員，他們都是印尼華僑，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全家離開內地，移居香港。臨別前我父親特意為他們餞行，飯桌上，饒叔叔講到文革幾年的遭遇，失聲痛哭。那情景，我至今不忘。他還說到，有一家印尼華僑，自己沒有回國，而將兩個兒子送回祖國接受教育，並托饒叔叔照看，可文革中被迫下鄉，兄弟倆都淹死在河塘里。饒叔叔哭著說不知如何向他們的父母交代。這些飽受屈辱的華僑，都是在絕對真理的感召下回到祖國，可具體遭遇，讓他們最終還是捨棄了祖國。他們不愛國嗎？顯然不是，他們只是在實際境遇中選擇了自己最後的去向和歸宿。「我愛祖國，可祖國不愛我」，改革開放以後，可以說，這是發自華僑和知識分子心中的最強音，因為祖國是具體的，其中也包括國家機器。那個時代的文藝作品《牧馬人》、《天雲山傳奇》《廬山戀》《人到中年》《海外赤子》等等，幾乎都在反映這一主題。　　愛國，是具體還是抽象的，是理論的還是實踐的，這大概是中國人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