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憂傷尚存，你就不算快樂

巴黎遭遇恐怖襲擊後，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民族融合問題被擺在了放大鏡下。人們反覆探討：為什麼是巴黎，為什麼是法國？

2015年1月16日，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的示威者在街頭抗議法國《查理周刊》刊登諷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時與警察發生衝突

對後者而言，這顯然不是一個新命題。事實上，2015年11月13日以後，法國媒體在梳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歷史時，往往會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畫下重點線。

紀錄片《美好的五月》就是拍於1962年，這個法國歷史書上的重要年份。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開始後，法國人第一次不得不面對後殖民時期由大規模移民回歸帶來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以及之後大半個世紀里，法國移民人群無法抹去的「模糊的背棄感」。

紀錄片《美好的五月》劇照

這部紀錄片第一次以採訪的方式，直接勾勒出當時那個站在十字路的巴黎眾生相。前半部分的受訪者包括裁縫、貧民、遊民、股票職員、畫家、發明家和一對將結婚的情侶，他們所談論的是自己的生活幸福與否。後半部分的議題則相對嚴肅：審判、罷工、居於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等。

導演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在中國影迷當中，並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儘管與法國新浪潮中那撥影壇巨匠的聲名相比，馬克更為神秘。有趣的是，這位導演「有一隻貓」。他不只在2004年拍過《巴黎牆上的貓》——借市區牆上一隻塗鴉貓的形象回顧千禧年前後的歷史，還有一個有趣的傳聞，有人向他討要照片，他竟然給了對方一張貓的肖像。在《美好的五月》中，黑貓的形象也多次出現，這大概是2013年當它重新在戛納電影節的修復單元上映時，電影海報將一隻貓擺在重要位置的原因。

紀錄片《美好的五月》海報

《美好的五月》的另一位導演皮埃爾·勞姆（Pierre Lhomme）主導了這次修復和重新剪輯，並將其稱為「符合馬克趣味的致敬」。但恰恰是馬克身上這種神秘而有趣的特質，使得《美好的五月》作為一部戰後巴黎浮世繪的紀錄片，對許多人而言，「顯得過於輕佻」。這種所謂的「輕佻」，在片中確有多次體現，比如有位受訪者——汽車減震器的發明家——正在振振有詞，身上偶然出現了蜘蛛，鏡頭敏感地捕捉到後，靜靜地特寫了10秒鐘，過了一會兒，蜘蛛跑到了其他位置，鏡頭又迅速跟了過去。

這些議題，顯然與當時的戰後背景格格不入，甚至更加稱不上「美好的五月」，然而，馬克在他的拍攝計划上寫道：倘若我們將來，再來回顧這幾年，會有什麼樣的感受？或許，我們能感受所有東西，而今天看來最明顯的那些情緒除外。

馬克所說的最明顯的情緒，是指巴黎的混亂與焦灼，而它所投射的，則是在持續7年半時間的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法國人對阿爾及利亞問題存在的巨大爭議。

1962年3月，戴高樂政府與阿爾及利亞達成了著名的埃維昂協議（Accords d』évian），長達7年半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宣告結束。阿爾及利亞人面臨三種選擇：獨立，完全法國化，或者成為一個與法國保持聯盟關係的國家。最終，阿爾及利亞選擇了獨立。

1962年3月18日，法國承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埃維昂協議簽訂後，阿就是否獨立舉行全民公投

無論如何，戰爭終於結束了。人們把這一年的5月稱為「戰後第一個平靜的春天」，語氣暗含著的如釋重負，還包括了對「二戰」以來久未和平的無奈。

但是巴黎並不平靜。雙方停戰後，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遭到了全面驅逐。從1830年阿爾及利亞成為法國殖民地到1962年獨立，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以及歐洲其他國家的人，已經佔到其人口總數的70%。

對於是否要離開阿爾及利亞，當時流傳著一句口號：行李或棺材（La valise ou le cercueil）。其生存條件可見一斑。於是，許多人選擇回到法國。尷尬的是，「回」這個詞，並不十分確切，畢竟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不只是土生土長在阿爾及利亞，有的甚至已經到了第三代。

所以這次大規模的遷移運動，是「黑腳」們的無奈之舉。一方面，是「黑腳」們像逃難一樣離開，作家阿蘭·維貢德萊（Alain Vircondelet）在《大穿越》（La Traversée）中描述了若干兵荒馬亂的場景，比如來不及關上門的房子、被遺棄的汽車等等，這也使得他們完全無法將這次遷徙稱為「搬家」。儘管最終也在法國本土落了腳，情形卻並不樂觀，他們到達法國後，「模糊的背棄感逐漸加強」。

這群人，在此之前從未踏上過法蘭西的土地。即便有過與法國的接觸，也不過是短暫期間里的愉快記憶。而一踏上這片土地，他們立馬發現了一個被刻上鮮明阿爾及利亞戰爭印記的法國，因為本地人對他們充滿了敵意。像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人民在面對移民時，都會對他們搶奪「住房」、「工作機會」而憂心忡忡一樣，法國人對此也抱以消極態度。

阿爾及利亞街頭景象（攝於1962年）

他們被若干媒體描繪成這樣一種人：剝削窮人的大農場主，總在咖啡館等著阿拉伯人擦鞋的中產階級。這也是「黑腳」一詞至今還給許多人以如上片面印象的原因之一。事實上，他們當中超過75%的人，收入只有普通城市居民的20%。真正能被稱為有錢人的只佔了3%。

作為接收方的法國，也同樣混亂而不知所措。最終，馬賽成了那個接收最多「黑腳」的城市，也正是如此，直到今天，這個城市還以臟、亂、差而被詬病。

知識分子更是將阿爾及利亞問題引為「責無旁貸的使命」來完成。加繆與薩特之間，那場著名的決裂和法國知識界的論戰，也是由阿爾及利亞問題衍生出來的。

1955年秋天，莫里亞克（Fran?ois Mauriac）、加繆和薩特等人開始在《快報》等媒體上發表文章，最初主要以揭露阿爾及利亞戰爭真相為主，重點在於發生在戰地的酷刑、暴力。但是很快，知識界的觀點迅速分化，形成了三派觀點。

右翼知識分子相對沉寂，以及最後觀點越來越傾向於與左翼一致的「反殖民」。即便是當時學生群體中流傳的那句「寧要錯誤的薩特，不要正確的阿隆」中的主角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他1957年出版的《世紀的希望和恐懼》（Espoir et peur du siècle）中，也表達了關於「殖民主義周期已結束」的堅定信念。

《世紀的希望和恐懼》

左翼迅速地站定了自己的立場，他們把阿爾及利亞的反殖民鬥爭當作了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薩特顯然是其中引領者和帶頭人。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的西里奈利教授（Jean-Fran?ois Sirinelli）曾在法國「France Culture」電台的節目中，稱薩特在當時擁有「一個人就像一個政黨」般的影響力。事實上，他的確也曾於1947年，和大衛·魯塞（David Rousset）、喬治·奧特曼（Georges Altman）共同創辦了革命民主聯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目的在於「創建一支可以抗衡"冷戰』中兩個大國的歐洲力量」。薩特的身後，還有波伏娃、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和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這些鼎鼎大名的知識分子。

至於爭論的另一方，是加繆和他相當孤寂的身影。

加繆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運動，但是，他反對使用暴力，對此，薩特則嘲笑說，「這個天真的殖民主義者」。加繆呼籲停戰，卻希望最終建立「阿爾及利亞―法國聯盟」，達到雙方的和解，保證各個族群被公正地對待，薩特則把這個方案稱為「改良主義神話」；加繆希望通過經濟改革以提高阿爾及利亞人的生活水平，薩特則堅持認為，必須首先推翻法國的強加的統治。

加繆

作為典型的「黑腳」，加繆在這場爭論中的位置是特殊的，因為他本人就是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並在那裡度過了大半青年時期。就像他1948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時的獲獎詞所說，他「代表了他那一代人的良知」，雖然一度將自己視作左翼進步分子的一員，卻多次在散文和訪談中談到道德良知問題，他的諾貝爾獲獎演說最終讓這個問題家喻戶曉。

加繆的祖父克羅德·加繆（Claude Camus）1809年出生於法國南部，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最早那一撥去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移民之一。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自然出生於阿爾及利亞——說到底，加繆就是眾多對自己身份無法清晰定位的「黑腳」典型代表。事實上，加繆本身的阿爾及利亞和法蘭西的雙重身份，讓他陷於分裂，因為他想對兩方都保持忠誠。美國人伊麗莎白·豪斯（Elizabeth Hawes）所著的加繆傳記寫道：「二十年的法國生活，讓他變成了巴黎人，可實際上他的口音還是帶了那麼點阿爾及利亞腔調。」這時候再去看他寫於1942年的《局外人》（L"étranger），對書名中的「局外人」一詞，無疑會有更多感觸。

《局外人》

這場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世紀論戰，裹挾了整個法國的知識階層。波伏娃在1963年出版的回憶錄《事物的力量》（La Force des Choses）中寫道：「並不是出於發自內心的快樂，我才任由阿爾及利亞戰爭對我的思想、睡眠和幽默感進行全面侵犯。」這種情緒上的回顧，在巴黎政治學院的西里奈利教授看來，則是一個「涉及政治、心理和臨床的三元問題」。他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和法國知識分子》（La guerre d』Algérie et les intellectuels fran?ais）一書中，將阿爾及利亞戰爭稱為「法國近代知識界上極為關鍵的時期，政治介入寫作的敏感時期，歐洲甚至整個太平洋地區的知識分子之間，互相對抗卻又互相保有強烈的集體感（solidaire），而這種集體感，正是出於對那個時代強烈的責任意識」。

所以當《美好的五月》呈現出一種與戰爭無關的社會情態時，有人批評它有失嚴肅。阿爾及利亞戰爭變成了一種如法國「黑腳」問題研究學者讓―雅克·喬爾迪（Jean-Jacques Jordi）所說的「兩難局面」，法國移民團體與穆斯林團體之間的交合只剩下暴力，加繆在戰爭最白熱化的階段，退出他所稱的「公共遊戲」，並「令人困惑地一直保持了沉默」。

作為作家和導演的馬克，在拍完這部紀錄片後寫下的那句話卻如預言一般，為法國的現實埋下伏筆。紀錄片里，那一代「黑腳」的後代，是否在法國社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當今法國的知識界在巴黎遭遇恐怖襲擊之後，會再一次陷入關於信仰和移民的論戰嗎？

沒有人能否認，1962年的巴黎春天，的確有如《美好的五月》作為影像歷史所展現出的平靜，以及平靜中永遠飽含著一股對未來生活的嚮往。片子結束時，作為紀錄片旁白敘述者出現的伊夫·蒙當（Yves Montand），其充滿詩意的聲音響起：「只要貧窮尚存，你就不算有錢；只要憂傷尚存，你就不算快樂；只要監獄尚存，你就不算自由。」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