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理想國——《北洋大時代:大師們的理想國》精華連載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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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用「中華民族」一詞的人——愛國者梁啟超

一篇膾炙人口、大氣磅礴、極富鼓動性、傳世不朽的《少年中國說》,讓梁啟超這位變法先賢自強不息的身影深深地鐫刻在了世人心中,其反對袁世凱帝制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為中華民族重塑了不攀附權貴的清流氣節。其文章、品行和精神如同一座歷史地標,激勵著後人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夢想而不懈奮鬥。

作為文學大師的梁啟超還是中國第一個在文章中用到「中華民族」一詞的人。甚至「科技」「組織」「幹部」等等很多辭彙,皆始於他的筆下。

梁啟超1873年出生於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熊子鄉,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是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和學者。五歲時就開始學習四書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聰穎過人,才思敏捷,12歲考中秀才,17歲中舉人,被鄉人稱為「神童」。

1890年的春天,年僅18歲的梁啟超拜訪了33歲的康有為,此時的梁啟超剛考取舉人,少年有為,而康有為因科舉考試不順,此時不過是一名監生而已,在「學歷」上比梁啟超低一格。按照當時的科舉制度慣例,梁啟超中舉在先,應是康有為的「前輩」,所以最初梁啟超心中頗有小覷康有為之意。二人見面之後一見如故,深聊至深夜。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當頭棒喝之後,他一時不知所措,頓悟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什麼學問,便毅然拜康有為為師,投其門下,與其師康有為一起,積極倡導變法維新,被世人並稱「康梁」。

師從康有為,不僅是梁啟超從政生涯的開始,同時也是他進入學問殿堂的起點。他曾說過:「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

在追隨康有為求學期間,他接受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並且特別贊同被稱為「最後一個無所不知的人」的英國思想家約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進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他以《自由書》為題,寫下一組文章來宣傳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思想。他認為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是醫治中國痼疾的良方,若能採納其思想,必將出現大同盛世。

1895年春,梁啟超協助康有為發動了轟動近代中國史的「公車上書」運動。數千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反對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次運動是中國群眾政治運動的開端,也被認為是梁啟超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1897年,梁啟超在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時曾著《變法通議》,為變法積極造勢。1898年,梁啟超回京參加「百日維新」。同年7月,奉召覲見光緒帝進呈所著《變法通議》時,因不會講當時的「官話」,僅被授予六品官職,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支持策動下,光緒皇帝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主持北京《萬國公報》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梁啟超的許多政論思想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毛澤東當年就特別喜歡他的文章,胡適先生評價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他的思想主張甚至直接影響國家決策,成為政府決策的一個思想庫。

9月21日,由於維新派變法期間舉措過於激烈,缺乏理性統籌和規劃步驟,致使維新運動遭到很多人抵制終告失敗,前後僅歷時103天。「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逃亡到日本。康有為手捧自稱是光緒皇帝縫在衣服里的所謂「衣帶詔」,繼續宣傳他的保皇主張。梁啟超在日期間,仍像從前一樣,惟康有為師命是從,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追隨康有為宣傳改良,反對革命。

但是隨著他在日本期間對西方資產階級著作的大量閱讀,他的政見很快發生了顯著變化,他的政治主張從溫和的保皇轉向激烈的革命。這段時間,他與孫中山、陳少白等許多革命黨人來往密切,交流思想,結果便有了合作組黨的計劃,擬推孫中山為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梁啟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老師康有為,勸其退休莫問國事。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再次發生思想轉變,重回溫和改良路線,積極主張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

民國初年梁啟超在袁世凱授意下,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成為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的中國第二大黨。1915年底,袁世凱在權衡國情民意後,決定稱帝。已經被袁世凱賦閑在家的梁啟超此時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這是梁啟超一生乾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對中國歷史影響巨大。儘管梁啟超反對帝制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但是這次卻再次選擇了激烈的革命手段,使得國家再次陷入混亂,好不容易建設起來的民主共和根基從此開始崩塌。

袁世凱在憂憤交加中死去,當時唯一能撐起這個國家的棟樑就此隕滅。此時的梁啟超再次轉變選擇溫和,極力主張北洋與民國政府和解,並欣然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11月,段祺瑞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啟超去歐洲考察,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他的思想再次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開始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善變的梁啟超自此真正實現了嬗變,他開始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尋找真理,也達到了他一生思想學問的頂峰。梁啟超此後用大量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開始涉獵很廣,逐漸只深入研究傳統國學。這期間著有《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學術著作。梁啟超被公認為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著述甚豐。在近36年而政治活動佔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每年平均寫作達39萬字之多,各種著述達1400多萬字。最可貴的是,他是一位在退出政治舞台後仍能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梁啟超絕大多數作品都是乘情而發、隨性而作,在寫作時往往才思泉涌一發不可收。著名軍事家蔣百里先生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5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請梁啟超為此書作序。不料梁啟超寫著寫著文思泉湧,一口氣寫就五萬字,最後索性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又請蔣百里作序。

率性的梁啟超不僅寫就傳世佳作,還有很多趣聞流傳於世。有一天,一位朋友約他某天去講演。梁啟超為難地說:「你們訂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朋友追問什麼學科的功課,原來梁啟超是約了麻將局。他在清華講學時,曾有句名言:「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可見,梁啟超富有幽默感,同時也很有生活情趣。

梁啟超早年就受儒家文化熏陶,重視倫理五常等傳統,雖然他才華橫溢、風度翩翩,但非常忠於婚姻與家庭。1899年底,梁啟超被康有為派去美國檀香山處理有關保皇會的事宜,偶然結識了才貌雙全的何慧珍,接受西洋教育並擔任教師的何慧珍談吐不俗、學識廣博,且對梁啟超著作思想極為熟悉,並曾匿名撰寫英文文章對清政府僱傭寫手詆毀梁啟超的文章進行有力抨擊。二人一見鍾情,但是他最終把持住了自己。他的一位好友曾極力勸他娶了這位熟悉西方文化的女子,認為對梁啟超未來的事業會有極大的幫助。「發乎情止於禮」的梁啟超回復道:「雖然我愛她,也思念她,但是我已有妻室,況且我曾與譚嗣同君創辦過一夫一妻會,怎麼能自食其言呢?」促使他結束這場苦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信奉的傳統道德原則,不能背棄相濡以沫的賢妻李蕙仙。1924年9月13日,與梁啟超患難與共的髮妻李蕙仙去世,梁啟超滿含悲情與淚水,寫下了《祭梁夫人文》感人至深:「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今我失君,隻影彷徨。」

晚年的梁啟超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美德的積極倡導者和呼籲者。1925年陰曆七月初七,多情的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出席證婚。已經回歸服膺傳統文化的梁啟超反對他們的戀情,也規勸過她們,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啟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樑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令滿堂賓客瞠目。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而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並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遺骸運到廣惠寺做超度。梁啟超病逝後,京滬之間悼念他的人很多。蕭公權曾撰文深刻悼念他:「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

梁啟超以「善變」聞名於世。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最終還是因道不同而分道揚鑣;梁啟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最後反對袁世凱。一番博弈下來,袁世凱橫死而身敗名裂,康有為鬱鬱而終,孫中山抱憾離世,梁啟超心儀的政治理想也同樣沒有實現,十幾年間,所有博弈者全盤皆輸。

對於自己的多變,梁啟超說:「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後,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他的一生從未停止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一直處於求索反思和自我校正的動態過程,從迷信西學到中西並重,直至最後回歸服膺中華傳統文化,在不斷的「變」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最具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之一——梁啟超的理想國

1912年1月1日,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作為亞洲第一個實行共和立憲制度的國家,當時的國土東至黑瞎子島,西至帕米爾高原、噴赤河,北到外蒙古、薩彥嶺脊,南至曾母暗沙,總面積達1141.8174萬平方公里。這樣一個龐大國家的共和立憲之路,歷經波折,雖沒有留下太多的鮮血,卻凝聚了當時社會眾多精英的畢生心血。梁啟超就是其中最負盛名的立憲人物,他是近代中國立憲運動發起者之一。

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戰爭大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被迫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進程遭遇嚴重挫折,國人開始懷疑既有的道路,認為只靠經濟上洋務運動不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當時梁啟超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主筆北京《萬國公報》和上海《時務報》,他的眾多變革言論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在中國近代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中,梁啟超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之一。

他和他的同志在古老的紫禁城內外轟轟烈烈的推進維新變法,竭盡全力地要把中國由封建君主專制變成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國家。

雖然只有短短103天就以失敗告終,但這次運動卻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

梁啟超早年的憲政思想應該發軔於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赫胥黎在該書中大量引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代言人斯賓塞的觀點。斯賓塞將生物進化的觀點運用到人類社會之中,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受到了當時人們的信任。梁啟超一度把進化論作為指導思想,解釋清政府學習西方憲政實行改革的必然性。

他認為封建專制制度必須要進化到君主立憲政體,他對封建專制制度深惡痛絕。他認為在專制制度下,君主「使治人者有權,而受制者無權,收人者自主之權,而歸諸一人」,「議一人獨相天下人之利」,是最可痛恨的民賊專制政體。

在西方憲政思想體系中,梁啟超最欣賞分權理論,他認為中國要想徹底改變現狀,實現富民強國,必須改變現有的政治體制,學習西方發達的政治體制,實行以分權為基礎的君主立憲政體。

梁啟超借用西方資產階級倡導的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原則,結合當時國情,創造性地提出了獨具特色的「三權分立說」。即由國會行使立法權,由國務大臣行使行政權,由獨立審判廳行使司法權。他把統一「三權」的統治權稱為「體」,是不可分的。而由國會、國務大臣、審判廳分別行使的「三權」稱為「用」,是可分的。也就是說,君主享有最高的權利。在三權使用上,提倡應該導入實行大臣副署制那樣的責任內閣制,立憲政體對君主有某些限制,並以此為其君主立憲說立論。

在君主立憲模式的選擇上,梁啟超這一時期的學說和政治主張,傾向的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即修正了的「盧梭模式」。儘管日本模式可能在當時更受保守派的歡迎,但梁啟超認為日本模式過於集權,不是最理想的選擇。

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這期間的所見所聞及痛定思痛,使梁啟超原有的立憲思想受到了深刻的衝擊,梁啟超意識到政治制度改革的推進必須有賴於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制約。此後,梁啟超政治主張趨於溫和漸進,開始呼籲實現人的近代化,提倡改造國民性,教育救國論和科學救國論。

1906年始,中國上演了一場激烈辯論,革命派和立憲派爭論一個問題:中國到底該革命實現共和還是搞溫和的君主立憲?對此,梁啟超提出一個讓革命派非常窘迫的論點:你們這些革命派實際上是遠距離革命派!因為你們光顧著煽動老百姓去革命,自己卻退得遠遠的,坐收革命果實,這樣的革命派還好意思爭論嗎?當時的中國正面臨兩條道路的選擇,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實現憲政。

他極力反對共和立憲制,認為共和立憲在當時的中國會引起革命和流血,人民的生活會受到極大的影響,國家也會因此而不穩定。他力推西方資本主義的立憲政治,希望設立國會,制定憲法。梁啟超認為憲法的穩定性十分重要。他指出:「憲法與尋常法律異,宜有永久之性質,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梁啟超積極努力致力於說服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梁啟超全力支持袁世凱,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但在二次革命爆發後,國民黨和國會陸續被解散後,袁世凱並沒有重用梁啟超的意思,梁啟超覺得自己的政治抱負無所施展陷入困惑,袁梁二人開始漸行漸遠。1915年底,梁啟超審時度勢,認為袁世凱帝制必然失敗,就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反對袁氏稱帝,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啟超一度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從《臨時約法》起,無論是孫中山的革命黨還是北洋一系對憲法都缺乏尊重,雙方後來在互相鬥爭中以及內鬥中都無力顧及憲法完善,以至於憲法影響力越來越弱。鑒於此,梁啟超痛心疾首地說:「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國國民彷徨迷惑,莫知是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但是直至北洋政府時期結束,梁啟超的憲政理想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沒能實現。

為了更好地鼓舞同胞喚起民族自尊自信,為救亡圖存和中華復興,梁啟超藉助《春秋》中的「公羊三世說」來論證他的憲政理論。他認為「據亂世」、「生平世」、「太平世」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三個階段,分別代表著君主制、君主立憲制和民主共和制三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人類社會由「據亂世」進入「生平世」然後進入「太平世」,國家制度也相應地由「專制」進入「立憲」再進入「共和」。立憲和專制的不同不在於國體是君主還是民主,而在於有無對國家權力行使的限制。

在追求憲政道路上,梁啟超先是主張開明專制,後是主張君主立憲,最後又在捍衛共和立憲。雖然主張不同,但其背後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即逐步有次第地在中國實現立憲政治。在梁啟超看來,國家的強弱與憲政建設有著密切的關係,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就在於其重視憲政和法制。正如哈耶克所說:「政府在一切行動中都受到事前規定並宣布的規則的約束。」

穿過歷史歲月,雖然我們在憲政的建設之路上未必都認同梁啟超當年的思想,然而,他對自己所追求思想的執著,為國家立憲理想而奮鬥一生的精神,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政治責任感,鞭策後人奮發圖強。

他和他的憲政思想如星辰般,在20世紀政治史的黑暗夜空中發出耀眼光輝,光照千秋。

附:梁啟超名言集錦、少年中國說、敬業與樂業

梁啟超名言集錦

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患難困苦,是磨鍊人格之最高學校。

何時睹澄清,一灑民生艱?樹頭結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

心口如一,猶不失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

自信與驕傲有異:自信者常沉著,而驕傲者常浮揚。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相思樹底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

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瀏覽的。

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於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夠用,不能博搜資料。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美術所以能產生科學,全從「真美合一」的觀念產生出來。他們覺得真即是美,又覺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從求真入手。

成功自是人權貴,創業終由道力強。

凡做事,將成功之時,其困難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當世之務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成功大易,而獲實豐於斯所期,淺人喜焉,而深識者方以為吊。

人生百年,立於幼學。

人生須知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盡責任的樂趣。

少年中國說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仁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梁啟超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髮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沓之盛事。拿破崙之流於厄蔑,阿剌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吒,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皴齒盡,白髮盈把,頹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頹唐之外無日月,舍嘆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慾望以拏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頹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為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為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為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為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啟超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為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澌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為胚胎時代,殷商之際為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為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為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余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為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為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義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義大利」,舉國志士,雲涌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義大利為歐洲之一雄邦。夫義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為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為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為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為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折,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諾,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歐羅為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折、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仆為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後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攜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為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仁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窗櫳,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恆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鞭棰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敬業與樂業

我這題目,是把《禮記》裡頭「敬業樂群」和《老子》裡頭「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的。我所說的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的不二法門。

本題主眼,自然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才有可敬、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什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嘆氣說道:「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葯可醫,惟有無業游民,雖大聖人碰著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務,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地不肯吃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地勞作。倘若有人問我:「百行什麼為先?萬惡什麼為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為先,萬惡懶為首。」沒有職業的懶人,簡直是社會上的蛀米蟲,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徹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今日所講,專為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采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為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實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騖,便是敬。業有什麼可敬呢?為什麼該敬呢?人類一面為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為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制來充當消化麵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為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裡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才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才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哪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才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惟一的秘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便是敬。《莊子》記佝僂丈人承蜩的故事,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無論別的什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家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支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裡頭所吃的飯。所以我做這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便褻瀆職業之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為必要,又於人生最為有利。莊子說:「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所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苦呀!」這種嘆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裡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著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吃酒,還不是一樣在淘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絕氣的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擱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游民,終日閒遊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哪裡才好,他們的日子真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卻滿肚子里不願意做。不願意做逃得了嗎?到底不能。結果還是皺著眉頭,哭喪著臉去做。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玩笑嗎?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為什麼呢?第一,因為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它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為親切有味。第二,因為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鬥;一步一步奮鬥前去,從刻苦中將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性質,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樂。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胡思、妄想杜絕了,省卻無限閑煩惱。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才有價值。孔子自述生平,說道:「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種生活,真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最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常把這兩句話向我的朋友強聒不舍。今天所講,敬業即是責任心,樂業即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應該如此,我望諸君和我一同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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