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誰否決了習仲勛弟弟提升副部級的方案？

核心提示：恰在此時，中共陝西省委負責同志在彙報幹部調配工作時，談到擬提拔的副省級幹部中有習仲勛的胞弟習仲愷，習仲勛立即否定了這一方案。習仲愷是抗戰前即參加工作的老同志，長期擔任地市一級的領導職務，提拔使用也是正常的組織行為。但習仲勛認為做幹部工作必須以身作則，說服弟弟把晉陞的機會讓給了別的同志。

《習仲勛畫傳》封面，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夏蒙、王小強，原題為：《習仲勛畫傳》出版揭十六年蒙冤經歷

與家人分離七年分不出兩個兒子

1962年8月，有人借小說《劉志丹》向習仲勛發難，說這部小說在為高崗翻案，誣陷習仲勛是這部小說的「第一作者」。隨後，習仲勛接受審查。

在長期審查沒有結論的情況下，1965年12月，習仲勛第一次下放河南洛陽，擔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從國務院副總理到工廠副廠長，這樣的人生落差不可謂不大。

第二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

1967年的一天晚上，習仲勛被來自陝西的紅衛兵強行帶往西安關押、批鬥。習仲勛把自己遭受批判的情況和對「文革」的不理解寫信向周恩來反映。當年3月19日，陝西省軍區即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宣布對習仲勛實行軍事管制，轉移到省軍區機關，實際上暫時保護了起來。

習仲勛於10月31日和11月初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彙報批鬥的情況和思想的變化。1968年1月3日，中央派專機將習仲勛接回北京，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監護歲月。

從1968年初到1975年5月，近8年時間，習仲勛被監護在北新橋交通幹校一間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幾乎與世隔絕。

1972年冬，經周恩來特別批示，習仲勛和家人始得相見。而此時，自1965年12月下放洛陽起，他已和家人分別了整整七個年頭，他已分不出兩個兒子哪個是近平、哪個是遠平。習仲勛霎時熱淚盈眶。

1974年12月27日，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1975年春節後，專案組宣布對習仲勛解除監護，讓他「換一個環境，休息養病」。

習仲勛在齊心的陪伴下重返洛陽，住在耐火材料廠宿舍。當時仍未發給習仲勛工資，子女往返看父親時缺少路費，耐火材料廠的老工人默默地拿出微薄工資借給他。

1976年，「四人幫」倒台。習仲勛給中央寫信，要求平反，並請求給自己安排適當工作。齊心和幾個子女也為習仲勛獲得平反多方奔走。

1978年2月中旬，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河南省委，迅速將習仲勛護送進京。

22日，習仲勛乘坐火車從洛陽到達鄭州，河南省委書記王輝在站台迎接。他一下車就和王輝緊緊擁抱，激動地說：「王輝，這是我16年來第一次和人擁抱！」

「改革之初或挨罵，要有精神準備」

1979年4月8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參加中南組討論。當時已調到廣東工作的習仲勛發言，鄭重提出了請中央給廣東放權的要求。

習仲勛比喻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是個大麻雀，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

經濟特區的提出和創辦，是和習仲勛的名字緊緊聯繫在一起的。1978年春夏之交，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組成的考察組在香港、澳門考察後，向廣東建議把寶安、珠海兩縣改為省轄市。習仲勛等省委負責同志明確表示支持並開始積極籌劃。

改革之初，如何才能「殺出一條血路」？習仲勛曾說：「在態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決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膽識，勇挑重擔，不要怕犯錯誤，怕擔風險；第三，要有務實精神，謙虛謹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風頭，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別是我們各級領導幹部，拚老命也要把廣東這個體制改革的試點搞好。」

同時，他還提醒廣東省內幹部：「當我們開步走的時候，困難會很多，阻力會很大，甚至還可能挨一點罵，要有這個精神準備。」

胞弟擬提副部級習仲勛否定方案

1982年9月，習仲勛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擺在習仲勛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領導中直機關機構改革和推進省級領導班子年輕化，實現幹部新老交替。

1983年4月14日，中央決定：以後凡各省市自治區人大、政協副職配備的報告，不必再提交書記處討論，由中央組織部報習仲勛、胡啟立同志批准即可。恰在此時，中共陝西省委負責同志在彙報幹部調配工作時，談到擬提拔的副省級幹部中有習仲勛的胞弟習仲愷，習仲勛立即否定了這一方案。

習仲愷是抗戰前即參加工作的老同志，長期擔任地市一級的領導職務，提拔使用也是正常的組織行為。但習仲勛認為做幹部工作必須以身作則，說服弟弟把晉陞的機會讓給了別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