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邊上的西蒙·波伏娃

《錦灰堆 美人計》 蕭耳/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6月第1版

摘編/圖根

但是假如人們不再相信什麼，不再有信仰，一切的深淵就將裂開。

1，

夜讀洋洋六大卷的《西蒙·波伏娃回憶錄》，書寫得極好，逝去的時光復活了。我喜歡用鉛筆或墨水筆在書上划下心儀的句子，比如西蒙·波伏娃在講到一位過早接觸成人書的小女孩在十一二歲就自殺時說，「但是假如人們不再相信什麼，不再有信仰，一切的深淵就將裂開」，「想到生活的真面目能扼殺某一種年齡的生命時，我竟產生了對理性主義的反感」。不可理喻的理性主義！

連這話也打動了我。「在我眼中，友誼、愛情是某種確定的、永恆的東西，而不是一種無常的奇遇。我不願自己的將來和自己的過去斷絕，將來必須涵蓋我所有的過去。」是的，我就是將過去、現在、將來打包在一起的那個人。就像我看藝術作品，總要看到來龍去脈才肯罷休，這似乎不夠空靈不夠抽象，但有來的方向和去的方向，我才能看得安心，也許這很愚蠢。

……

看完了西蒙回憶錄的第一卷，心滿意足地合上書，又打開，在整個閱讀的旅程中，就像沉醉在黑夜與微風中。我琢磨附錄里的時間年表，非常驚異的一處，是在西蒙·波伏娃二十一歲的豆蔻年華，她生命中的關鍵人物已經出場。這是怎樣的一種生命際遇呢。想起張愛玲的「出名要趁早」那句話，一生中的關鍵人物才是應該趁早出場的，越早出場越好。那樣，他們才可以陪你走上很長的路，在合適的時間裡，對你將來靈魂的走向發生作用。西蒙·波伏娃在二十一歲時就遇上了薩特，於是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如果我喜歡一個人的話，那將是終身的，我要用肉體、心靈、頭腦、過去，完全地去擁抱。」

二十一歲，她走入了由薩特、梅洛·龐蒂、埃爾博等人組成的哲學精英小圈子，在其中，她「樂得騰雲駕霧」，從那時起，她有了個綽號叫「海狸」。

她在二十歲時就已十分明確，「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我不願意別人的意志強加於我的生活之中」。她讀鄧肯的《我的生活》，也幻想著自己的生活，反叛的性格已經昭然若揭。她被在一本書里看到的一句話所震撼，書的作者暗示服從也可能是惡魔的陷阱，接受使人變得卑微、愚鈍。無論大人物還是如我等小人物，這句話都是適用的。人生是個不斷叛逆的過程，尤其是女人，想得到更多的精神自由，更多的空間，更大限度上成就自己可能打開的人生，叛逆是唯一的方向，而接受總是帶著自我犧牲的色彩。二十一歲時，她的女友扎扎陷入與她的好友梅洛·龐蒂的愛情之中，因家庭反對他們的愛情，扎扎精神崩潰而死。扎扎是一個比波伏娃更有藝術家氣質的才女，家庭所處更優裕的資產階級上層，被束縛得更深，又是基督徒（波伏娃早就不信上帝），終於早逝。

2，

薩特出場之時，對於波伏娃的一生當然是最關鍵的時刻。他們相遇，由她的好友埃爾博將她介紹給薩特認識。她發現的不僅是薩特非同凡響的才華和自我認知，還有他對她的重要性。「當其他人希望對我解釋時，他們把我附加到他們的世界中，這使我惱怒。薩特正好與他們相反，他試著把我放在我自己的系統中。他顯然了解我的價值和計劃。」所以她說，薩特完全符合她十五歲時渴求的夢中伴侶。因為他的存在，「我的愛好變得愈加強烈，和他在一起，我們能分享一切」。

真的是非常幸運啊。

自傳第一卷的尾聲令我落淚。最後她寫到死去的女友扎扎，「我們曾一起戰鬥，反抗擺在我們前面的令人厭惡的命運，我一直相信，因為她的死，我獲得了自由」。

記得是冬天，我縮著涼冰冰的腳，讀著西蒙·波伏娃回憶錄的《閨中淑女》部分，完全被她的文字和經歷迷住。在那些少女時光，她獨自在夜晚去蒙巴拿斯的小酒館，喝高度酒，假裝自己是妓女，但又不被早已閱春無數的酒吧客們相信。於是有某男當即畫了個男性生殖器給她，告訴她，如果你是妓女，那麼這是你每天要面對的東西。西蒙想故作鎮定狀，輕描淡寫表示這沒什麼了不起的，但是她回答的方式錯了，立馬被人識破。

她膽子不小，和陌生人跳舞、喝酒。上了一個陌生男人的車，陌生男人就動手動腳，她掙脫了，於是被男人用極其難聽的話大罵了一頓，指責她不懂潛規則。更有意思的一次，是她在一個露天遊樂場和幾個壞小子（相當於街頭流氓）玩踢足球和射擊，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女大學生想坐最後一班公車回家，結果被那兩個壞小子拖下車來，說要教訓她，最後她倒空了錢包里的十幾個法郎才得以脫身。壞小子們不滿意地說，還不夠找一個妓女的錢。

種種冒險經歷都發生在二十歲前後，經歷多了之後，她才知道，作為女人這麼干，的確是藏著危險的。她在巴黎索邦大學求學時，常提醒自己不要看起來太像書獃子、女知識分子。因為看起來太像女知識分子，其實沒什麼值得驕傲的。這個時期，她還沒有碰到薩特，還在愛慕她的表兄雅克。正是雅克，領她第一次踏入了咖啡館和小酒館，她在知識女性的唇上，塗上了一抹性感的口紅。

3，

就像鮑勃·迪倫與瓊·貝茲這一對民謠靈魂，他們為什麼要分手。有一次，迪倫說他與瓊·貝茲的不同在於，他從不認為可以改變什麼，但她以為能。這是他們看這個世界的根本不同。

波伏娃也提到薩特某個階段的矛盾，即他曾對「內心生活」這個概念望而生畏。據他說，一旦理性意識以某些特定對象為目標，跳躍性地超越自我而存在時，「內心生活」就會煙消雲散。我以為，有時「理性生活」過於強大時，便會干擾內心生活。理性意識的至高無上，難道不是一種外在的社會法則嗎？「內心生活」因理性意識而煙消雲散，令人悲傷。

這是個值得追問的問題，甚至是個有禪意的問題，就像「雨淅淅瀝瀝地灑在石板路上」那麼有禪意。誰會對終極追問不感興趣呢。波伏娃的另一個問題也許對女性更為適用。她說，這個問題即是，我怎樣才能把自己對獨立的渴望和對另一個人的激情調和起來？

她坦率地說，顯而易見，這些方面的問題之所以讓我遇上，恰恰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但是，正是作為一個女人，我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坊間對於波伏娃的態度，也頗有點古怪的趣味。那滿臉的譏諷及對女性的蔑視都堂而皇之地曝晒在陽光下：別看她穿上得體的套裙，人五人六地寫著女權解放著作，脫掉衣服她還是一個薩特床上的女人，她得為薩特的花心垂淚哭泣無奈，她基本上和漸至人老珠黃不斷地受小三威脅的中國大奶的處境差不多，等等。

其實我以為，拿波伏娃和薩特比，就像拿李銀河與王小波比，是比較文本中的偽命題。波伏娃中年以後的大多數思想意義上的研究，與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在思想上是有明顯分野的。她早已不再滿足於年輕時代，也即與薩特契約關係的早些年一樣，幫助薩特分析、完善著他一點點冒出來的哲學思想火花，而完全沒有自己在哲學上的建樹，甚至不清楚自己到底該幹些什麼。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就是她個人思想上的迷茫歲月，波伏娃經常像凱魯亞克那樣獨自旅行、登山，在搭車與小旅館之間度過思想的成長期（這與她和薩特一起的旅行在精神上是不一致的）。她坦誠地說過，女人不宜搞哲學，也是對她自己的幽默調侃。所以說，薩特的哲學體系里，有她的很多貢獻，但思想主體是薩特的，她更多是以「批評家」的身份在參與。

4，

「但我想重新成為一個有我自身歷史和未來的人」，這是她在1940年6月30日的日記中所說的話，幸好，她做到了。波伏娃身上也有強烈的母性。戰時物資極度匱乏，波伏娃也像楊絳那樣成為「灶下婢」，要管他們「大家庭」中所有人的吃喝，為了搞到一塊牛肉費盡心機。他們的大家庭指她和薩特，還有他們兩個的追隨者們。他們的大家庭在巴黎的旅館和弗洛咖啡館之間移動。作為女掌門的她要做很多家務。「我總是割掉發惡臭的牛肉，用醋浸泡，然後，把它們煮上幾個小時，再用味很重的香草做調料，做成蔬菜牛肉湯。每當薩特沒吃完就推開盤子時，我感到很難受。有一次，當我解開裝著半隻兔子的包裹時，他抓起兔子，奔下樓，把它扔進了垃圾箱。」薩特曾因為營養不良病倒，而她自己的體重則減輕了十六磅，渾身都是斑點。戰時，她對吃飯的操心遠遠勝過寫作，直到有一天，當她發現自己寫給薩特的信中都在談論吃的，忽然覺得臉紅。在當一大家子的女主人的間隙，她完成了《女賓》的創作。

還有一樣東西是酒。戰時，如果搞得到酒，就用飲酒去打破日常生活的無聊。沒有人不想喝醉，有些人，甚至把喝酒看成是一樁義務。對很多忠於酒道的人來說，酒，其實是一根精神的拐杖。

盛宴是一些非同一般的日子，跟一天又一天的平靜尋常日子不同，短暫卻是盛宴的命運，而且盛宴總是女人在張羅。幾個人的狂歡，一群人的狂歡。盛宴時分，是當下的燃燒。盛宴超越了現實，或者是暫時趕走了現實。所以，盛宴正在進行的時候，感傷也同時相伴。輝煌的片刻遮蔽不住更多日子的平庸蒼白和無意義。

她說，「我們只想抓住一小段時間，在一片混亂之中得到完全的快樂，讓自己陶醉一番，而不讓現實清醒我們的頭腦。」

有時，我們也是這樣，盛宴未來到時每一天都在掰著手指期待著盛宴，盛宴開始時卻感覺到隨後而來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