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傳略》之光緒帝載湉

《清代皇帝傳略》之光緒帝載湉

孔祥吉

光緒帝名載湉，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於北京宣武門太平湖畔醇王府的槐蔭齋。其父奕譞是道光帝旻寧第七子，其母葉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載湉生在這種特殊的家庭環境，使他在同治帝病故之後被指定繼承皇位，成為清王朝入主中原後的第九代皇帝，建元光緒。他在位34年，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病死，終年38歲，廟號德宗，葬於河北易縣崇陵。

毓慶宮接受的帝德教育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子夜，北京城寒風凜冽，萬籟俱寂。位於城西南隅的太平湖畔人聲鼎沸，熱鬧非凡。醇王府門前排滿了儀仗，擠滿了人群。上至親王、軍機大臣，下至步軍統領的堂官與士卒，一個個穿戴整齊，站班恭候。燈火將太平湖水映的通紅。還在睡夢中的載湉被人叫醒，穿上由大內送來的很不合體的龍袍，然後被抱上在門外恭候的暖輿。接著，這一支擔負重大歷史使命的隊伍開始朝皇宮進發，穿過端門、午門，直到乾清門外才停了下來。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從這一天開始，載湉繼承同治帝登上皇帝的寶座。

入宮的第二年，光緒帝開始在毓慶官就讀，由學問淵博、頗著聲名的翁同龢、夏同善等授讀。有清一代，皇子讀書抓得最緊，歷朝均如是。所不同的是，光緒讀書時已不是皇子而是在位的帝王。幼年的光緒帝，常常是睡意朦朧中被太監送往毓慶宮。既入書房，讀詩作文，每日皆有課程，除了漢文功課外，還有滿洲師傅教授滿文以及練習騎射等事，忙忙碌碌，薄暮始休。

枯燥乏味的書房生活是一般的少年兒童難以忍受的，更不用說貴為天子的光緒了。幼年無限的樂趣全部被艱澀的說教所代替，因此，在毓慶官里不時有些風波。為了擺脫清規戒律的束縛，幼年的光緒也有過不少次反抗，有時竟鬧到把課本拋在地上，半晌不開口念書的地步，然而，這些反抗終歸是無濟於事。為了平息書房的風波，慈禧曾下令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到毓慶宮常川照料。天長日久，終於使小皇帝變得服服帖帖了。他不但適應了單調的學習生活，而且竟有些著迷。

每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萬壽慶典；六月二十六日，是光緒帝自己的慶壽活動。除此之外，宮中還有春節、端陽、中秋等重要節日的慶祝活動。每逢遇到這種喜慶的日子，或是在大內，或是在西苑，照例要張燈結綵，唱戲慶賀。宮中鑼鼓喧天，歡聲笑語，光緒卻不管這些，黎明即「到書齋朗誦書史，作字，未嘗間斷」《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三年正月初六或是在別人看戲時，他「略一瞻矚，便至後殿讀書寫字。」他對翁師傅說：「鐘鼓雅音，此等皆鄭聲，隨從人皆願聽戲，余不願也。」同上書，光緒二年十月十二日甚至於連皇太后也誇讚他：「實在好學，坐立卧皆誦書及詩。」同上書，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不難看出，幼年的光緒帝已對學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光緒帝即位的時候，清王朝已經是內外交困、百孔千瘡。幼年的光緒帝在毓慶官所受的教育與熏陶，與他一生的事業和坎坷的命運都結下了不解之緣。

帝德教育是毓慶宮的必修課。翁同龢將《孔子家語》中所說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論說．當作座右銘向光緒帝灌輸。因為只有懂得了這個十分淺顯的道理，才能為在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籌劃補救之策。因此，在光緒帝早期思想中，「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思想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批評歷代帝王「或耽於安逸，或習於奢侈，縱耳目之娛而忘腹心之位者」，是造成水覆舟的重要原因。他認為，當皇帝的只有愛民，國家才會長治久安，人君只有孜孜求治，才會使天下臻於太平。他在早年的文章中寫道：

「為人上者，必先有愛民之心，而後有憂民之意。愛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一民飢，日我飢之；一民寒，日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誠盡敬以致之。」《乙酉年御制文·跋蘇軾喜雨亭記》，故宮博物院藏鈔本，下同

從這種認識出發，光緒帝很厭惡官吏巧立名目，對人民實行盤剝。他反對「用度奢靡，漏卮不塞」，認為「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他十分強調節用民力與藏富於民。他在一篇評論唐元宗理財的文章中寫道：「善理財者，藏富於民；不善理財者，斂富於國；國之富，民之貧也。……以帝王之尊，而欲自營其筐篋之蓄，其為鄙陋，豈不可笑也哉。」

光緒帝的這種愛民思想，在他早年的詩作中也有充分的反映：當這位少年皇帝漫步在太液池畔，欣賞著清光千里的明月時，他聯想到「畿輔民食盡，菜色多辛苦」，並進而發出了「遙憐村舍里，應有不眠人」的感嘆!還有一次，當他在冰艋竹簟、雲淡風輕的蔭清齋里獨坐納涼之時，居然能夠想到「知有鋤禾當午者．汗流沾體趁農忙」，還發出「荷鍤攜鋤當日午，小民困苦有誰嘗」的同情呼聲。甚至在大雪紛飛、寒風凜冽的嚴冬，他端坐在溫暖如春的殿堂里，而思緒卻飛向了寒舍，飛向了茅棚。他寫了一首《圍爐》詩，抒發了當時的思想感情：

西北明積雪，萬戶凜寒飛；

惟有深官里，金爐獸炭紅。

少年光緒帝自己養尊處優，居然能想到老百姓的困難，並且將官廷的奢侈豪華的生活同貧苦百姓相比較，雖然想法是簡單、幼稚的，然而卻又是難能可貴的。

除了愛民求治思想外，光緒帝在毓慶宮還樹立了「求賢若渴，破格用人」的觀念。在選用人才問題卜，他認為，天下之大，絕非一人所能治，「必得賢人而共治之」，他不主張把一切權力部集中存皇帝一個人手裡，而是認為「權者，人君所執以治天下者也。人君無權，則天下不可得而治，然使權盡歸於人君，而其臣皆無權，則天下亦不可得而治。」這種認識雖然與西方的民主思想還不是一舊事，但是他反對權力過於集中。把選賢任能當作關乎國家長治久安，興衰存亡的一件頭等大事，無疑是正確的。

光緒一反論資排輩、循資提升和以門戶取人的陳腐觀點，極力主張循名責實，破格拔擢和惟才是舉。他非常精闢地指出：「用人之道，不拘資格，惟其賢而已矣。其人賢，即少年新進，亦不妨拔舉之；其人不賢，既閱歷已久，安得不除去之?此朝廷用人之權衡也：』光緒：《乙酉年御制文·停年格論》。他對於當時的大臣屍位、驕居自喜，卻千方百計地壓抑新生力量非常不滿，認為「為政者當綜核名實，不次而拔之，不測而罰之，庶幾可以磨礪而成大器?

他還認為，作為人君，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知人善任；主張通過實踐，「明試以功」來進行考察。他甚至對於當時通行的科舉取士的傳統辦法已開始產生懷疑。他曾撰文指出：「今鄉會試士子，皆歷試三場，登諸甲科，然後服官，其於文字蓋能通曉矣，至於德行政事，猶必明試而後知之，故藝文者，取士之權輿也。」他把八股取上當作「權輿」的辦法，說明他已經看出這種取士制度的弊端，而一時又設想不出用更好的辦法來取而代之。

「欲作千問廈，應須大匠材。」光緒帝不但自己重視人才，他也希望大小臣工都能做發現人才、啟用人才的伯樂，「察之於言，洞之於微，考之於心術之隱」，儘快把天下的人才發掘出來，廣為羅致，共圖大業。他曾尖銳批評嫉賢妒能，踐踏人才的庸臣說：「人臣之事君也，忠莫忠於推賢讓能，奸莫奸於妨賢病國」，顯然，他已經把人才問題提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高度。

光緒帝在毓慶宮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認識外，他還非常強調當人君的應該「虛懷能納諫，旁求常側席」。他不滿於官吏的巧為飾詞，以逢君惡的阿諛作風，歡迎尖銳刺耳的忠言，提出了「有真是非，無私喜怒」這一非常有價值的見解。他甚至還接受了我國古代「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思想，已經初步認識到了窮則思變的道理，認為要治理好國家既要「以古為鑒」，又不能拘泥於「古人之成法，刻畫而步趨之」。他還十分強調「因時設教」、「法令無定」的原則，對於頃刻千變的事物，不要「相顧傍徨」，而應激流勇進等等。這些閃光的思想，對於光緒帝後來的政務活動都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翁同龢等人在毓慶官十多年，向光緒帝傳授了大量知識和行政經驗，儘管這些知識與經驗有許多不足之處，有不少脫離實際的空洞教條，但是，與同治朝相比，無疑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些知識給年輕的皇帝插上了雙翅，他雄心勃勃，躊躇滿志，決心要搏擊雲天，一顯身手。

不愜意的婚事

光緒帝長大成人後，逐漸感覺到，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有著難以克服的障礙。他所遇到的頭一個難以對付的人物就是自己的「親爸爸」慈禧。慈禧手腕圓滑，權欲極強。眼看光緒已長大成人，而朝政仍不欲下移。光緒帝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首先要通過慈禧這一關。另一個難以處理的關係就是自己的生父奕譞。據史家記載，奕譞「儀錶俊偉，工騎射，負氣敢任事，聰穎弗逮其兄，而爽勁過之」。然而，這位「負氣敢任事」的親王在慈禧面前卻顯得唯唯諾諾，小心謹畏，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從內心希望光緒帝早日「乾綱獨斷」，當一個名副其實的皇帝，但是又不敢以此觸犯慈禧的利益，反而對慈禧一味迎合，給光緒留下了許多難以彌合的後患。

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慈禧同奕譞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以奕為首的原軍機大臣全部罷黜，代之以才能平庸的禮親王世鐸和孫毓汶等人，而由奕譞穩操樞府大權，史稱「甲申易樞」。甲申易樞的結果是將奕趕下台，政務概由奕譞「遙總其成」。奕譞以為這樣做的結果，將會為光緒帝的親政掌權鋪平道路，但事情遠不象奕譞所想像的那樣簡單。隨著光緒帝長大成人，慈禧的垂簾聽政愈來愈顯得不合時宜。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頒布懿旨稱：

「前因皇帝沖齡踐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不能無所稟承，因准廷臣之情，垂簾聽政。……本日召見醇親王及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等，諭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為始，皇帝親詣行禮，並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舉行親政典禮。」

光緒要親政了，這本來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但是奕譞不能不違心地和軍機大臣一道，「再三瀝懇」，希望慈禧能在皇帝「親政後亦必隨時調護，遇事提攜」，「再行訓政數年」。這種請求正中慈禧下懷，因為她所頒布的歸政懿旨，只是為了應付朝野的輿論壓力，監非是真心實意地要把權力交給光緒帝。

而且，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光緒帝的控制，慈禧還強行將自己弟弟、都統桂祥的女兒立為光緒帝的皇后，這樣做，「一則於官闈之間，可刺探皇帝之動作，一則為將來母族秉政張本」。即使有一天光緒帝「乾綱獨斷」了，而他的一舉一動仍將歸於慈禧的耳目監督之下。

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15日，紫禁城張燈結綵，鑼鼓喧天，大清門內彩棚林立，燈燭交輝。這是光緒皇帝冊立、奉迎皇后的日子，洋溢著喜慶氣氛。然而，坐在殿堂里的光緒帝卻心緒煩亂，愁上眉頭。因為按他本人的意願是無論如何也不想讓桂祥的女兒來作自己的皇后。對於慈禧出於政治需要一手包辦的這樁婚事，他極為反感，卻又無力擺脫。按照清朝的禮制，在冊立、奉迎典禮結束後，皇帝還要在太和殿宴請皇后的父親乃至整個皇后家族。由在京的滿漢大員陪同慶賀。光緒帝由於心緒不佳，竟然藉口有病，將這規模盛大的宴請撤消了，後來把宴桌分送給在京的王公大臣時，竟然「未提後父、後族」，以致京師街頭巷尾，議論紛紜。年青氣盛的光緒帝想用這種方式發泄胸中的忿懣，表示他對這場包辦婚姻的抗爭，但他卻沒有料到，這種缺乏忍耐的舉動竟成了日後悲劇之嚆矢。

大婚後不幾天，慈禧便頒布懿旨，宣布將政權交給光緒帝，但是，就在二月初三3月4日舉行親政典禮前夕，慈禧還同光緒的父親奕譞暗中達成了另一項協議。據禮親王世鐸等人所上《酌擬歸政事宜折》奏稱：光緒帝親政後，在京各衙門每日具奏摺件，擬請查照醇親王條奏，皇上披閱傳旨後，發交軍機大臣另繕清單，恭呈皇太后慈覽；每日外省折報，皇上殊批發下後，根據醇親王意見，由軍機大臣摘錄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繕清單，恭呈皇太后慈覽；簡放一般官員，由皇上裁決；其簡放大員，及各項要差，擬請查照醇親王條奏， 由軍機大臣請旨裁定後，再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頒諭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朝軍機大臣《酌擬歸政事宜折》

這件至關重要的奏摺，軍機大臣們於光緒十四年十月初十1888年11月13日遞上，並聲稱是事先已「與醇親王面商，意見相同。』慈禧於十五日批示「依議」，並交軍機處在《要事存記檔》中註明，應「永遠存記」。奏摺沒有說到何日終止實行，實際上是只要皇太后還活在世上，就永遠有效。它清清楚楚地顯示了慈禧太后雖然允諾光緒帝親政，但對於朝廷的用人行政仍具有最終的裁決權力。醇親王的這一舉措使慈禧的干政舉動制度化、合法化。這個章程象一條無形的繩索，把光緒的手腳緊緊地捆住了。……

主張嚴懲日本侵略者

奕譞頂著朝野的壓力籌資興修的頤和園，堪稱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皇家園林，湖光山色，風景迷人。尤其是春季來臨，諧趣園裡花似錦，知春亭前柳如煙。奕譞的一片苦心就在於用這風光綺麗的環境來轉移慈禧太后對朝政的興趣。但是，他的目的並未能達到。慈禧雖然在表面上「歸政」了，「實則未嘗一日離去大權，身雖在頤和園，而精神時時貫注於紫禁城也。」，根據軍機大臣所條擬的歸政章程，凡朝中大事，「帝與大臣皆知，必須稟白而後行。』，該退位的不退位，對於在毓慶官受了多年教育，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光緒帝來說，不能眼看著這種狀況長期存在下去。他要起來做一定程度的抗爭，尤其是在光緒十七歲時，醇親王奕譞鬱郁死去，他的這種念頭與日俱增，終於在甲午戰爭中釀成了轟動一時的帝後之爭。

早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經制定了先征服朝鮮，然後再侵略中國的戰略決策。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半島上掀起了「東學黨」起義的浪潮，日本政府以狡猾的手段，一面竭力慫恿清政府派兵赴朝鎮壓「東學黨」起義，一面又以保護日本使館與僑民和協助朝鮮平亂為口實，先後派遣了大批軍隊自仁川登陸，四、五月間，日軍兵力已遠在清軍之上。因此在「東學黨」起義被平息之後，清廷以亂事敉平，照會日本同時撤兵。日本非但不予理會，又以改革朝鮮內政為理由，要求長期賴在朝鮮，並且不斷地進行挑釁，滋生事端，處心積慮地點燃戰火。

對於日本所要挑起的戰爭，光緒帝主張予以嚴厲回擊，六月十四日7月24日他在寄給李鴻章的上諭中指出：

「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訓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艦隊在豐島海域襲擊中國的運兵船隻，隨後，中日戰爭便逐步升級。起初，光緒曾提出「南北夾擊」的戰略主張，命令已進入朝鮮北部的清軍與牙山一帶的南路清軍葉志超部同心協力，夾擊日軍，使日軍兩面受敵，難以應付，為此他三令五申要李鴻章電催平壤各軍星夜兼程，直抵漢城，與葉志超合力夾擊，「相機進取，力挫凶鋒」。

然而，主持前方戰事的直隸總督李鴻章卻有恃無恐地將光緒帝的督戰上諭置之腦後，採取了保存淮軍實力的作戰方針，聲稱要「先定守局，再圖進取」。「步步穩慎，乃可圖功」， 致使在平壤的清軍雖有29營之眾，卻遲遲不敢南下接應，使「南北夾擊」的作戰計劃變成泡影。李鴻章在消極避戰，畏葸縱敵的同時，幻想依賴俄國、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出面調停。光緒對這種作法一開始就表示擔心，他在上諭中明確提出，「俄使喀西尼留津商辦，究竟彼國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覬覦別謀?李鴻章當沈機審察，勿致墮其術中，是為至要。」「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隨著戰爭的發展，光緒帝更進一步明確了他對「以夷制夷」方針的態度，他說：

「不宜藉助他邦，致異日別生枝節。即如英國處此時勢，如出自彼意，派兵護商，中國亦不過問。若此議由我而發，彼將以自護之舉，託言助我，將來竟以所耗兵費向我索償，中國斷不能允。李鴻章此議非但示弱於人，仍貽後患，殊屬非計，著毋庸議。嗣後該大臣與洋人議論，務宜格外審慎，設輕率發端，致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光緒帝的這些言論表明了他不想依賴他國，而是希圖憑藉本國的軍力戰勝日本的願望。同時也說明了他對中日雙方的力量對比，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他所制定的作戰方案亦有不少空想成份。加之清軍武備廢弛，指揮失當，因此在九月下旬，日本侵略軍即長驅直入，突破鴨綠江防線，深入到中國境內作戰，面對著「水陸交綏，戰無一勝」的敗局，光緒束手無策，只能仰天長嘆。

甲午戰爭中的帝後黨爭

戰場上的失利導致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當這場戰爭的炮聲剛剛響起時，慈禧同光緒帝一樣，對日本侵略軍的力量估計不足，以為蕞爾島國，難以與大清王朝匹敵，因此光緒帝在召見軍機大臣時表示：「朝廷一力主戰，並傳懿旨亦主戰」，同時不許向外洋借債，故時人均謂「上主戰，派翁同龢、李鴻藻會議，內外臣尚合拍。」在慈禧看來，只要天朝上國赫然震怒，區區小寇就會一鼓蕩平。故在戰端甫開之際，她對光緒的主戰監不介意。隨著戰事的發展，慈禧便認為當初的主戰是一種錯誤的決定。因為甲午年是慈禧的六旬慶典，她準備大張旗鼓地舉行慶祝，而這場曠日持久的戰事勢必會影響到她的慶典活動。

特別使她不能容忍的是，她發現光緒帝的周圍，已經逐步形成了敢於同自己抗衡的政治勢力。這股勢力除了包括毓慶宮的師傅翁同龢之外，還有汪鳴鑾、志銳、文廷式、李盛鐸等台館諸臣。這些人遇事生風，無所顧忌，已明顯地構成了對慈禧的權力威脅。他們秉承光緒的旨意，甚至竟敢提出停辦慈禧慶典的點景以移充軍費的建議，認為「羽書旁午時，為此娛目騁懷，似與哀懼之意相背，將何以申警將士，振發庸愚?」故要求將「所有點綴景物，一切繁儀，概行停止。」這無異於公然向慈禧進行挑戰!

尤其是這些言官敢於對慈禧的寵臣孫毓汶、徐用儀進行直言不諱的攻訐，指斥軍機大臣孫毓汶剛愎成性，任意指揮，「方日人肇釁之時，天下皆知李鴻章措置之失，獨孫毓汶悍然不顧，力排眾議，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詔下頒，赫然致討，天下皆聞風思奮，孫毓汶獨泱泱不樂；退後有言，若以皇上為少年喜事者」。徐用儀則性情柔猾，與孫毓汶狼狽為奸。他們要求將孫、徐二人立予罷斥，退出軍機。講這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珍妃的胞兄志銳。

志銳等人的這些言論反映了光緒帝的看法。為了說服慈禧，光緒還曾利用召對的機會，鼓動詞臣上書，籲請甲申年被罷黜的恭親王奕重新出山，處理政務。八月底慈禧經過斟酌之後，同意了帝黨的請求，讓奕「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監在內廷行走」。然而，這位老態龍鐘的親王已經失去當年同慈禧抗爭的銳氣，唯唯諾諾，毫無生氣。光緒帝開始對他抱有很大希望，「久之，乃竟不足恃，天下之望亦愈孤。」

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94年11月21日日本侵略軍攻陷旅順，監提出了停戰議和的條件。美國駐華公使田貝也表示願意充當議和的調停者。慈禧、奕和孫毓汶等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儘快停戰，即使條件苛刻亦在所不惜。光緒帝不願意接受這種不光彩的城下之盟，他認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進之時，而雲停戰，得毋計誤我耶?」他非但不主張停戰，而且懲處作戰不力，貽誤大局的李鴻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並告誡李鴻章說：「旅順既為倭據，現又圖犯威海，意在毀我戰艦，占我船塢。彼之水師可往來無忌，其謀甚狡，敵兵撲犯，必乘我空隙之處，威海左右附近數十里內，尤為吃緊。著李鴻章、李秉衡飛飭各防軍，晝夜梭巡，實力嚴防，不得稍有疏懈。」

光緒帝對戰爭的態度及其對李鴻章的處分，都深深刺痛了慈禧的心。光緒帝對她不恭敬、不孝順的苗頭，她早有覺察，但是，她沒有想到會發展到如此嚴重。慈禧不能不認真考慮對策了。終於在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94年11月25日爆發了晚清官廷最為嚴重的一起衝突事件。

是日清晨，光緒帝如同往日一樣，來到慈禧的住地純一齋來請安。當他走進純一齋的院門時，已經發覺氣氛有些異常。太監們的臉上已經失去了往日的笑容，一個個神色緊張地站立兩旁。光緒走向東暖閣向慈禧下跪清安，慈禧坐在寶座上，連光緒看都不屑於看一眼，半晌沒有說一句話。光緒帝跪在地下，不敢抬頭。殿堂里靜得出奇。這種局面一直保持了一個多時辰，慈禧才開口發話說：「下去吧。瑾妃、珍妃的事，你不管，我可要管。不能讓她們可著性子不遵家法，干預朝政，胡作非為了。」

光緒跪在那裡，唯唯稱是，然後退出，回到養心殿。這時，才有人告訴他，是日清晨，皇太后已下令太監總管李蓮英對瑾妃、珍妃進行杖責處罰。珍妃位下太監也受到處分。

至於慈禧是如何處罰瑾妃、珍妃的，清朝的檔案中沒有明文記載，梁啟超說是「褫衣廷杖」，本來有些令人不敢置信。不過，清官還保存有一份完整珍妃病案，可以稱作是信史。該文謂：

「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張仲元按：太醫院醫生請得珍妃脈息，六脈沉伏……抽搐氣閉，牙關緊急，周身筋脈顫動。刻間暫用琥珀抱龍丸，一丸，薑汁化服。今用調肝順氣化痰湯調理：灸香附三錢，川玉金，研，三錢，烏葯三錢……」

「十一月初一日，子刻。張仲元請得珍貴人脈息，左關沉伏，右寸沉滑，抽搐又作，牙關緊閉緊急，人事不醒，周身筋脈顫動，刻間暫用琥珀抱龍丸，一丸，薑汁化服，候神志稍清，繼用昨方，加減調理……，，

「十一月初一日，亥刻，張仲元請得珍貴人脈息，左寸關沉伏，右寸關滑數，抽搐見止，仍覺筋惕肉顫。神識已清，惟氣道未調，痰熱尚連下行，以致胸隔煩悶，兩脅串痛，……有時惡寒發燒，周身筋脈疼痛。用照早方加減調理。」

據太醫張仲元的記載，可以看出珍妃的病是相當嚴重的，不但「抽搐氣閉，牙關緊急」，而且發展到「人事不醒」，「筋惕肉顫」的地步，處方的主旨又在於「調肝順氣」，且用烏葯；特別是十一月初一兩次犯病，一次是「子刻」，一次是「亥刻」，都是夜半更深之際，將御醫請進官來急診，更可見病情已是十分緊急了。據此醫案所載，這場病延續了20多天，時而「神昏欲睡」，時而「痰中帶血」，直到十一月十六日才「脈息和緩，諸症俱好」。張仲元的醫案為後人了解宮廷內幕提供了重要線索，可惜因種種忌諱，這位御醫未敢對珍妃的病因作更進一步的揭示。

珍妃姓他他拉氏，幼年聰慧明敏，光緒十四年1888年十月，年僅13歲的珍妃與其姊瑾妃同時選為「嬪」，次年二月一起入宮。甲午年1894年二月，又以慈禧太后「六旬慶典」，二姊妹同時晉封為「妃」，半年多之後，就鬧出了這麼一場「大病」。這時的珍妃剛剛是一位年僅18歲的青年。因為她年輕貌美，性格活潑，很快贏得了光緒帝的寵愛，而位於正官的隆裕皇后卻顯得相形見絀，絲毫也引不起皇帝的興趣，甚至引起了反感。於是乎，官闈之間，風波漸起。隆裕皇后因失寵而產生了妒忌，又因妒忌產生怨恨，於是，她利用自己是慈禧親侄女的特殊地位，「頻頻短之於慈禧」。這也許是珍妃鬧病的起因。

光緒帝對珍妃的深情厚愛，招致了慈禧的怨憤，但是，如果僅以此來處罰珍妃，畢竟還不能算作正當的理由，於是慈禧又通過李蓮英等耳目，搜集到了珍妃的種種劣跡。據《翁文恭公日記》記載：

「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太后召見儀鑾殿，先問旅順事，次及官闈，謂珍瑾二妃，有祈請干預，種種劣跡，即著繕旨降為貴人等因。臣等再三請緩辦，聖意不謂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請問上知之否?諭云：『皇帝意正爾』。命即退，前後不及一刻也。魯伯陽、玉銘、宜麟皆從中官乞請，河南巡撫裕寬，欲營求福州將軍未果。」

翁同龢的日記揭示了慈禧懲罰珍妃的原因，是因為珍妃門下的「中官」太監在外招搖，通過珍妃與光緒帝賣官鬻爵，以肥私囊。這一披露擊中要害。過去的一些論著說是慈禧賣官，光緒帝反對，看來不盡然如此。事實上，光緒帝受珍妃的慫恿，也有類似情況。翁氏因怕觸怒當道，故不敢深談。而據《說元室述聞》一書記載，則謂：「二妃既失慈眷，官中用途頗不足，內侍有以效法太后之策進者，瑾妃頗畏懼，卒不敢用其策，珍妃恃帝寵偶一為之，魯伯陽之放江海關也，即由某內侍納賄而得之者。」至於河南巡撫裕寬，據《西太后遺事》一書所記，起初裕寬欲營求福州將軍之缺，先請於李蓮英，因李氏所索銀兩過多，未能謀成，又以與珍妃母家親近關係「乃輦金獻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不料又被李蓮英的耳目探得，故而興起風波。

慈禧不僅處置了珍、瑾二妃，而且還對珍妃位下的太監也進行了嚴懲。翁氏日記又云：

「十一月二日，……午初三刻，傳皇太后見起，午正二刻，入見於儀鑾殿，論兵事，斥李相貽誤，而深慮淮軍難馭，以為暫不可動，禮邸、高陽頗贊此論……次及二妃，種種驕縱，肆無忌憚，因及珍妃位下太監高萬枝，諸多不法。若再審問，恐興大獄，於政體有傷，飭交刑部，即日正法。臣奏言，有傷政體，交內務府撲殺之。」

本來晚清政局已十分腐朽，賣官鬻爵已是司空見慣，慈禧之所以大發雷霆，借題發揮，正是為了向光緒帝施加壓力。據翁同龢所記，除了由內務府撲殺高萬枝外，慈禧還下令懲處太監永祿、長泰等人。十一月初三還頒諭將在熱河招募團勇的志銳撤差，貶斥到烏里雅蘇台。志銳為珍妃之胞兄，亦為帝黨陣營中一活躍分子，甲午戰起，頻頻上書言戰，頗為慈禧所憤恨。

更有甚者，慈禧為了羞辱珍妃，還特地下令由內廷製做禁牌兩塊，長一尺有餘，分別懸掛在珍、瑾二妃的卧室，上書懿旨：

「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統轄六官之責。俟后妃嬪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預國政，顛倒是非，著皇后嚴厲訪查，據實陳奏，從重懲辦，決不寬貸。欽此。」本懿旨《實錄》及軍機檔冊未載，此處據宮中實物記載。

這塊以黃綾裱糊，藍綾鑲邊的懿旨禁牌，重申了隆裕皇后。「統轄六宮」的重要地位，斥責了珍、瑾二妃不守家法，顛倒是非的劣跡，字字句句彷彿重石一樣，壓在珍妃的頭上，也壓在了光緒帝的頭上。慈禧與光緒帝之間的矛盾已表面化了。

《馬關條約》刺激他要痛除積弊

隨著前方戰敗的消息不斷傳來，紫禁城內的氣氛也變得十分緊張。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1895年2月12日日本侵略軍攻陷劉公島，清王朝經營數十載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隨後即派出李鴻章赴日本乞和。

這一連串的事件都是對光緒帝的沉重打擊，出現這樣的局面是他原先所沒有料到的。按照光緒帝的本意，他是不願意接受屈辱和局的，他甚至想到懸不次之賞，嚴後退之誅，重振軍威，再與日本決戰。但是，慈禧和恭親王奕都不贊成這樣做，軍機大臣孫毓汶再三強調「戰字不能再提」。甚至提出，只要日本肯講和，就是割讓土地，賠償巨款，亦在所不惜。強敵兵臨城下，內臣諸多掣肘，光緒帝報仇雪恥之志不能伸張，遷都再戰的計劃難以實現，』他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光緒帝因「時事如此，戰和皆無可一恃，言及宗社，聲淚並發」，真實地反映了光緒帝已處於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李鴻章在日本簽署的《馬關條約》文本送到北京，需要光緒帝在條約上「用寶」後，再送往山東煙台與日本換約。條約定得極為苛刻，除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萬萬兩之外，還要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開放更多的口岸通商，讓日本人在中國的土地上設廠製造。這是中華民族從來沒有遭受過的奇恥大辱。消息傳出，如同晴天霹靂，舉國為之震動。北京的大街小巷，掀起抗議的怒潮。大小臣工，「章疏條陳，流涕諫阻，市肆行人，聚談偶語，咸惴惴懼和議即成，……皆裂皆切齒。」

正當北京城裡「拒和遷都，毀約再戰」的呼聲振撼人心之際，紫禁城內卻完全是另一番氣象。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馬關條約》送到京師的第二天，光緒帝象往日一樣，在養心殿的東暖閣召見軍機大臣。在他的寶座前面跪著翁同龢、孫毓汶、徐用儀等軍機大臣，孫氏將條約文本遞給光緒帝，然後奏稱：「請皇上無論如何應在今日將此約批准。」光緒帝說：「條約要割台灣，而台灣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孫氏奏；「前線屢戰屢敗，皇上如不簽約，則倭人將犯京師，奈何?」光緒帝十分生氣地斥責道：「前敵屢敗，皆由賞罰不嚴所致。此約關係重大，汝欲逼朕簽約不成?應先請太后懿旨，再作定奪。」

光緒帝要軍機大臣向慈禧面陳和戰利害，不料老於世故的慈禧卻閉門不見，她讓內監傳懿旨說：「今日偶感冒，不能見，一切清皇帝旨辦理。」顯然，慈禧不願為此承擔責任，故推託不見，她要把這個難題留給光緒帝來處理。光緒帝百般無奈，內心矛盾重重。他有心毀約再戰，但慈禧、奕、孫毓汶都不會允許他這樣做；如果簽約，則分明是挖肉補瘡，飲鴆止渴，故再三猶豫，「徘徊不能決，天顏憔悴」。在此期間，他曾寄希望於俄國、德國和法國出面干預，廢止條約，但這種不切實際的希望，很快化為泡影。因為俄國只關心它自己在東北的利益不受日本侵略，至於割不割台灣，對俄國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四月初八由於慈禧與奕已「意有所歸」，決意簽約，故光緒帝只好頒諭批准《馬關條約》。在召見軍機大臣之後，他回到自己讀書的毓慶官，見到已在那裡等候的師傅翁同龢，彼此「戰慄哽咽」，「相顧揮涕」。戰爭的悲慘結局使他們痛不欲生，深感對不起全國的臣民，特別是台灣人民。本來在這場戰爭剛剛開始時，他們滿以為通過對日作戰，既可以揚國威于海外，又可以在朝野樹立起皇上的威望，現在看來這一切都將付諸東流。悲痛之餘，翁同龢還向光緒帝進呈了陳熾撰寫的《庸書》和湯震的《危言》，他希望通過這些宣揚新思想的書籍來啟迪皇上，探求救亡、振興的新途徑。

十天以後，光緒帝下達命令，讓所有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大小官員，一律到內閣去閱看皇上親筆書寫的硃諭。這是光緒在條約用寶後十天時間裡反覆思索而寫成的。在這短短的十天里，光緒帝簡直度日如年，他晝不甘食，夜不安寢，每天黎明他都在養心殿前的庭院里徘徊。他苦思冥想：戰爭打輸了，如何向內外臣工交代?堂堂天朝上國．怎麼敗到了蕞爾日本手下?戰敗後如何振興?所有這些問題都包含在不尋常的硃諭中了。硃諭寫道：

「大學十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近自和約定議以後，廷臣交章論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應廢約決戰，以期維繫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皆發於忠憤，而於朕辦理此事，兼權審處，萬不獲已之苦衷，而未能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徵兵調餉，不遺餘力，而將少宿選，兵非素練，紛紜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至今日而內外情勢更迫，北則竟逼遼瀋，南則直近樂畿，皆現前意中之事。陪都為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況廿年來，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一朝徒御有驚，則藐躬何堪自問，加以天心示警，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沖沒，戰守更難措手，用是宵旰傍徨，臨朝痛哭，將一和一戰，兩害孰權，而後幡然定計，此中萬分為難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詳，而天下臣民皆應共諒者也。

茲當批準定約，特將前後辦理緣由，明白宣示，嗣後我君臣上下，惟當艱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儘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志，勿鶩空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內外臣工，有厚望焉。」

光緒帝在殊諭里說「去歲倉猝開釁"，說明了他已認識到在戰爭開始時存在的輕敵思想。其實，打這場戰爭的主動權並未操在中國手裡，因為戰前日本早已制定好了「征服大清國」的戰略方針，清廷即使不開釁，日本也會挑釁的，硃諭的最後是光緒帝制訂的發奮圖強的方針，他要大小臣工們痛除積弊，詳籌興革，落腳點卻只是對「練兵籌餉兩大端儘力研求」，可見，這時的光緒帝眼光只是局限於

增強軍事實力上，還只是就事論事，新思想、新認識還沒有在他頭腦中生根。

「不甘作亡國之君」

正當光緒帝苦苦探求報仇雪恨、振興朝政的時候，一種新的力量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成，這就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勢力。其實，康有為早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時，就曾以布衣身份，伏闕上書。這個社會地位低下的書生目睹朝綱敗壞，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遊之樂，已經發出了國事蹙追，「在危機存亡之間，未有若今日之可憂也」的警告。他甚至已經預見到六、七年後所要發生的中日戰爭及其可悲的結局。他在《上清帝第一書》中寫道：「竊見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翦，將及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東；英啟衛藏，而窺川禛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禛粵……」這位書生還特彆強調指出：「今海外掠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變局也。日本雖小，然其君臣自改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外購鐵艦，大小已30艘，將翦朝鮮而窺我邊……。」

他的這些高瞻遠矚的斷言，居然在六年後變成了現實。朝臣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能象康有為這樣洞察外情，熟諳西學。他的這次上書已經遞到了翁同龢手裡，可惜翁氏膽小畏事，怕因此而招致非議，以致於使光緒帝錯過了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此後，在公車上書運動中康有為又撰寫了奏章，並且聯絡了千數百名舉人聯名呈遞都察院，只是因為孫毓汶等人的從中干涉阻撓，致使此書只能在坊

間刊刻流傳而不能逕達御覽。

但是，一個多月後光緒帝終於有機會見到了康有為親手撰寫的奏章，這就是著名的《上清帝第三書》。這次上書是在《馬關條約》簽署後一個月遞上清廷的，康有為看到和約簽訂後，「肉食袞袞，舉若無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為積弱至此，天運使然，無可如何，太息而已」。康有為認為，先事不圖，臨事無益，亡羊補牢，猶為未遲，中國只要當機立斷，速圖自強，同樣可以拯救，於是他再度上書，陳述變法圖強的方略。

這篇一萬數千言的奏章密密麻麻地寫在長達十餘尺長的奏摺上，光緒帝看得十分仔細認真。康有為的奏章象磁鐵一樣把這位年輕的皇帝吸引住了。康有為在上書中寫道：「竊以為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蓋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為……。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馴至於危，與變法而光宗廟之威靈，可以強大，孰輕孰重，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竊為皇上籌自強之策，計萬世之安，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

康有為這些精闢的論說是光緒帝聞所未聞的。「窮則變，變則通」的觀點在這位年輕皇帝的心靈深處引起強烈的共鳴，這種共鳴正是在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創痛之後才產生的。光緒帝在這份上書中學到了如何籌劃自強之策，看到了振衰起弊的前景。他立即下令將這份不同尋常的上書抄寫三份，以一份送呈慈禧，以一份留乾清官南窗以備時時省覽，以一份交軍機處存記。

光緒帝的思想已經衝破了紫禁城的重重高牆，開始同中國的先進思想潮流溝通。六天後，他在朝臣的奏章中，又發現了順天府府尹胡燏棻的《條陳變法自強事宜折》，這份由維新思想家鍾天緯代擬的條陳與康有為的奏摺一樣，充滿了發人深省的新思想。他指出，處當今之危局，舍變法之外，即使是孔孟復生也難以為治。這些論說與康有為的警句異曲同工，在光緒帝心中盪起了難以消失的漣漪。

此後，光緒帝又從內外臣工的奏摺中選出了南書房翰林張百熙《急圖自強敬陳管見折》等七篇奏章，有的建議興修鐵路，有的條陳開辦礦藏，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發憤圖強的建議。然後，他下令軍機處將康有為、胡燏棻、張百熙等九個條陳，發到全國各地的將軍、督撫手裡進行討論。是日光緒頒諭稱：

「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勢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禍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痼習，力行實政為先。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皆應及時舉辦……當此創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嘗膽之時，各將軍督撫，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諒不至畏難苟安，空言塞責。」

光緒帝所頒的上諭，已不像從前那樣只強調「練兵籌餉」，他已經注意到「恤商惠工」了。這是一個新的飛躍，這麼許許多多的新政項目，一下子都成了他要催促辦理的要政，不難想見，光緒帝在甲午戰後思想變化之迅速已是相當驚人的了。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兒月德國侵略軍借口山東巨野發生的教案，悍然出兵侵佔了膠州灣。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沙俄的軍艦緊急動員，開足馬力向旅順海面駛來。英、法、日等國無不虎視眈眈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列強已張開血盆大口，等待時機一旦成熟，就要將諾大的神州瓜分吞食。

中國在危機中!亡國的陰影籠罩在每一個愛國者的心頭。

正是在此局面下，康有為再度來到北京。他在向光緒帝的上書中警告說，當前的局面已是「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 四面皆應」，如若再高卧不醒，不圖變法，「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這份措辭尖銳的上書，由於守舊朝臣的阻撓未能遞到光緒帝的手裡。康有為還試圖發動台諫官員聯合起來伏闕籲請清廷變法，可惜響應者寥寥。

局面愈來愈嚴重，而守舊大臣卻高卧不醒，袖手旁觀，康有為多次望著那紫禁城的高牆仰天長嘆，憂心如焚。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他準備再度南歸，到廣州的萬木草堂去從事講學生涯。

是年十一月十八日1897年12月11日清晨，古都北京風霜瀰漫，寒氣襲人。在宣武門外米市衚衕的南海會館門前，人們正在緊張地把書籍行李往車上裝。康有為要啟程南歸了。正在此刻，由遠處來了一乘綠呢大轎，轎內坐的是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翁氏已經看到了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的《上清帝第五書》，並被書中那火熱的愛國激情所感染。他的突然到來，給康有為帶來了無限的喜悅。他挽留康有為不要離京，並轉達了光緒帝對他的殷切期望。

於是康有為改變了回廣東講學的計劃，決心不辜負光緒帝的一片厚望。為了挽救危局，促進變法高潮早日到來，他除了鼓動言官遞折，籲請清廷變法外，還組織了以「保國、保教、保種」為宗旨的保國會。他們還利用這年春天各省舉人來京會試的機會，鼓動成百上千的舉人到都察院上書，反對德國對山東的侵略，敦促朝廷奮起救亡。由於有了光緒皇帝的支持，維新派理直氣壯的宣傳鼓動，變法的聲浪此起彼伏，震動京畿。神州大地開始顯露出新的生機。

然而，守舊勢力對於行將到來的改革疾首蹙額，對於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也極為切齒。而對於光緒帝同情支持維新派一事，更是感到十分痛心。因為，在君權「乾綱獨斷」的封建社會裡，皇上的傾向是至關重要的。於是，他們聯合起來，紛紛向光緒帝進言，以圖聳動聖聽，使之回心轉意。

他們告知皇帝說，祖宗成法千萬不可變。軍機大臣剛毅在奏摺中聲稱：「我朝成法盡善盡美，皇上仍應遵祖宗舊制，不可輕易更張，而驅入夷狄之教……。」他們還痴人說夢一般地告訴光緒帝，西學遠不若中學。認為「洋人之富強，不過以雜霸小術，搗中國之空虛，以欺中華無識之人，邪說淫詞流布中外」，只要皇上訪求海內「老師宿儒」，講明義理，務使人勉於忠義氣節，則國恥可雪，皇威可振。

面對這些陳腐不堪的說教，光緒帝感到十分好笑，因為這些老掉牙的倫理綱常，既不能使中國免於危難，更不能使中國奮發振興，這是他在十幾年的政治生涯中領悟出來的經驗教訓。因此，他把這些守舊大臣的奏章統統留中不發，不予理睬，但是，有如此眾多的大臣出來阻撓新政，卻也使他深感變法前途的艱難。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2日早朝時，軍機大臣剛毅向光緒帝尖銳提出要懲治保國會及康有為。因為守舊派對保國會極為痛恨。榮祿曾公開揚言：「康有為立保國會，現在許多大臣未死，尚不勞他保也。其僭越妄為，非殺不可」。浙江舉人孫灝甚至刊刻小冊子，在京師廣為散發，對保國會的章程逐條批駁，指斥康有為在京師立會，就是心懷叛逆，將欲為民主教皇，並指責康有為的民權之說，必定會使天下大亂。而御史潘慶瀾則直接向皇上遞折，嚴參康有為立保國會的「劣跡」，故剛毅一再請光緒降旨，對康有為進行嚴懲。而光緒帝的態度十分明確，他反問剛毅「會能保國，豈不大善，何以要懲處?」將守舊派殺氣騰騰的言論，通通都駁了回去，亮明了他一意維新的鮮明立場。他甚至通過慶親王奕助向慈禧捎話說：「太后若仍不給以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表白了他橫下決心，要把變法提上日程的志向。

「詔定國是」，除舊迎新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近代中國歷史上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就在這一天，光緒帝經過了長時間的努力，終於向全國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詔書略謂：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張變法自強。爾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這道明定國是詔書，大體上體現了維新派的政治要求，宣布了要變更成法，博採西學，達到發憤為雄的目的。但是，其中也摻雜了一些折衷，甚至是守舊派的觀點，比如詔書既宣稱「五帝三王，不相沿襲」，如同冬裘夏葛，勢不兩存，但同時又要「以聖賢義理之學」當作根本，這是自相矛盾。這種情況說明，變法在剛一開始就面臨著嚴重阻力，光緒帝的上面還有慈禧。沒有慈禧的允諾，一切都無從談起。

國是詔書頒布後的第五天，光緒帝在頤和園的仁壽殿召見康有為。這是光緒帝盼望已久的事情，他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詢問康有為。因此，儘管仁壽殿光線黑暗，而光緒帝已經被康有為滔滔不絕的談吐所懾服，被康氏所構畫的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對策所以征賢才，以及開制度局以議新政的方案所吸引；尤其是康有為描繪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時，「重起天地，再造日月」，「氣象維新，舉國奮躍」的情景，更給了這位年輕帝王以極大的啟迪。兩個多小時的交談很快結束了，可是，康有為的話猶如洪鐘般在光緒帝的耳邊迴響。光緒帝興奮極了，他決計按照康有為所設計的「假日本為嚮導，以日本為圖樣」，對傳統的祖宗之法進行徹底的變革。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任何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總是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有些明明是錯誤的東西，但是，一但要改掉它，就會有人出來大唱反調。百日維新也是如此。例如，八股取士是一種禁錮士人頭腦的腐朽制度，在中國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康有為及維新派多次上書痛陳八股危害，認為它禁錮士子的智力發展，要求儘快廢除。因此，光緒帝於五月初五頒布上諭，命令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廢除八股文，一律改試策論。但是，諭旨頒布不久，北京就亂作一團。有志之士酌酒慶賀，認為是英明之舉，廢除八股後必定會人才輩出，中國富強有日；但也有人怕因此失掉這個往上爬的拐棍，極為不滿，有的人甚至懷揣利刃，準備要對康有為等人行刺，以發泄他們對新法的仇恨。浙江學政陳學棻公然上書朝廷，表示不贊同廢除八股，聲稱：「自製義取士以來，父師以是教，子弟以是率，一旦猝改，子弟無所師承，士心為之渙散。……近日民情浮動，借端生事，不一而足，若此等無業之士，簧鼓煽惑；下愚之民，搖動附合，勢必釀為不測之禍。」

顯然，陳學棻是在用危言聳聽的手法，試圖讓光緒帝收回成命。光緒帝十分生氣，立即下令陳學棻離職回京，不許他再當學政。同時還頒布上諭，強調了對那些陽奉陰違，或阻厄新政的要進行嚴懲，才將這股歪風平息下去。

言路之開塞，關係朝政的治亂。光緒帝為了打破清代只准少數臣僚上書的特權，屢頒明詔，准許道府州縣官員上書言事，要他們「各抒讜論，以備採擇」。他還鼓勵一般士民呈遞條陳，由都察院呈遞，並指示該衙門「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最後還廢除了「先行抄錄，再為呈遞」的老規矩，要他們對「士民上書，原封進呈，毋庸拆看」，「隨到隨遞，不準稽壓」。

為了使廣開言路的上諭真正得到貫徹執行，光緒帝還將狃於積習，百般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六堂官統統罷斥，給不畏強御、勇於上書的王照以破格之賞。他的這一裁決，雖然有些不夠策略，但給那些守舊的官僚以極大的震懾，一個個相顧驚愕，不知所措，而對維新勢力卻是莫大的鼓舞。光緒帝這種旁采人言無所不至，總期民隱盡能上達的言行，在全國上下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很快出現了「人人封章，得直達於上，舉國歡蹈，爭求上書，民間疾苦，悉達天聽」的局面。每日每署封奏皆有數十篇。光緒帝黎明即起，日晡乃罷，覽閱奏章，猶不能盡，「種種新式，雜沓可笑，至有野人漁民上書，紙有二尺長條，言及皇上，亦不抬頭」，光緒帝覽之欣笑，亦不加責怪。這種局面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前那種小民有冤，呼號莫達，積弊如山，疾苦如海，「皇上九重深邃，簾遠堂高」的隔絕狀況，是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在康有為進呈的《日本變政考》、《列國政要比較表》以及《波蘭分滅記》等書的影響下，了解到在「大地既通，各國爭雄競長」的時代，歐美列強相爭進逼，日進無已，中國經濟如不儘快振興，必然會敗亡立至。尤其是康有為把中外經濟分項列表進行比較，更使光緒帝閱後心骨悚然，增添了「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明定國是詔書頒布的第二天，光緒帝即下令各省整頓商務礦務、廣開利源；爾後又在京師設立了農工商總局、鐵路礦務局。為了培養人才，廣開風氣，勸勵工藝，獎募創新，他還頒布了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對各省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果系堪資實用者，懸賞獎勵；量其才能，或授以實職，或賜以章服，表以殊榮。所制新器，頒給執照，准其專利售賣。他甚至不惜觸動旗人的寄生特權，讓他們自食其力，准許自謀生計，廢除以前的計口授田成案。為了富強至計，光緒帝日夜焦思，千方百計促使中國經濟繁榮，保其固有之利權不被掠奪。在這一系列政策感召下，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長足進展。

進入農曆七月之後，光緒帝變法的步驟比以前有明顯的加快。他不顧守舊官僚的強烈反對，下令對疊床架屋的官僚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京內各衙門進行裁撤；並對各地的行政官員、候補捐納的冗員及通同佐貳等閑員下令要在一月之內裁汰凈盡，不得借口體制攸關，進行阻格；並不得以無可再裁，敷衍了事。這些嚴厲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守舊派官員群起出動，與新政為敵，他們造謠說：「皇帝吃了康有為的迷魂藥」；有的直接上書，請光緒帝誅殺康有為、梁啟超，以平息「民憤」，保全國體。有的不顧利害，擺出「誓死以殉」的架勢。光緒帝見到此折後十分生氣，他不但不加罪康、梁，還怕慈禧看見，令譚嗣同將其折逐條駁斥，竭盡全力保全維新力量。

政治改革的深入與新舊兩黨的尖銳衝突同步進行，進入戊戌七月之後，光緒帝深知守舊大臣與自己誓不兩立，於是益放手辦事。他不理睬守舊大臣的反對，而將譚嗣同、林旭等四人拔擢為軍機章京。在這一重要的人事任命即將頒布之前，光緒帝心潮翻騰，久久不能平靜。他在養心殿的御案上，親筆寫了下面一段文字：「昨已命爾等在軍機章京上行走，並令參預新政事宜。爾等當思現在時事艱危，凡有所見及應行開辦等事，即行據實條列，由軍機大臣呈遞，俟朕裁奪，萬不準稍有顧忌欺飾。特諭。」寫好之後，他將這通硃諭珍藏在一個非常精緻的黃匣之中，然後轉到譚氏等人手中。表明了他在環境十分險惡的情況下，寄希望於維新志士將改革進行下去的決心與勇氣。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在光緒帝的御案上出現了禮部右侍郎徐致靖的《保薦袁世凱折》。徐致靖是維新派的忠實同伴，變法中多次代替康有為遞折，這是光緒帝早已深知的。徐致靖的請求，就是康有為的意思。這封奏章說：邊患日亟，宜練重兵，袁世凱年力正強，智勇兼備，皇上應深觀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對，使之獨當一面。光緒帝當時正因為自己手頭沒有可靠的武裝力量，作為推行新法的後盾，因此，一見徐氏的奏摺，當即召袁進京。他原以為有袁世凱的這支新軍贊同變法，守舊勢力當會有所收斂。他萬萬沒有料到，康有為並沒有看透袁世凱的奸詐，而是被其花言巧語蒙蔽，在生死存亡的時刻，走了一步錯棋。

變法失敗，囚禁瀛台

剛剛進入農曆八月，京師的氣氛已變得十分緊張。朝局向何處發展?新法能否繼續推行?成了古老京城裡人們議論的中心話題。不管是守舊官僚，還是維新志士，人人手中都捏著一把汗，注視著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將會如何動作。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上午，光緒帝乘轎來到西直門，在倚虹堂稍息片刻，登上龍舟，朝頤和園駛去。他懷裡揣著軍機章京擬好的開懋勤殿的上諭以及宋伯魯、徐致靖、王照等人保薦康有為、康廣仁、梁啟超、楊深秀等維新派人作為懋勤殿顧問人選的奏摺。他考慮該如何說服太后，因為這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早在康有為正月初三遞上的奏摺中，即提出了設立制度局於宮中，拔擢通才以議新政的重要建議，但遭到守舊勢力的堅決抵制。光緒帝曾三番五次地催促議復，守舊勢力卻是軟頂硬抗，寸步不讓。後來，維新派又改換機構的名稱，或叫立法院，或叫議政處，這個機構一旦設立，舊有的軍機處就會被架空。因此，長期以來圍繞要不要拔擢維新志士的問題，爭論不休，迄無成議。康有為告訴光緒：若以成立制度局的建議為狂謬，則當加以褫斥；若以此議可採納，則當儘快付諸實施，「哀莫大於心死，病莫重於痿痹」，方今事勢之急，間不容髮，制度局不開，一切挽救危亡的措施都無效用。對於重用維新派的主張，光緒是雙手贊成的，無奈手中沒有實權，力不從心。他準備再次向慈禧備陳利害，爭取在宮中設立懋勤殿，以便安插維新黨人。他萬萬沒有料到，這次最後的嘗試大大觸怒了慈禧，慈禧甚至指責他要把祖宗的家業葬送於康有為之手。

從慈禧的住地樂壽堂出來，光緒帝已是面色蒼白，大汗淋漓。在慈禧的話里，他似乎已經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他擔心守舊派會在近期內要採取非常舉動，因為自從進入七月以來，京師流言蜚語到處傳播，而「換皇上」又是這些謠言中的主要內容。光緒帝回到玉瀾堂後，很快寫下了賜給軍機章京的「密詔」。「密詔」曰：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盡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

光緒帝的密詔稱「朕位幾不能保」，說明局勢已經十分嚴重。他似乎看到了守舊勢力正磨刀霍霍，形勢危如壘卵。他要維新派妥籌「良策」，但是，無權無勇的書生又有什麼「良策」能夠挽回危局呢?

八月初一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了袁世凱，破格授於侍郎候補的頭銜，讓他專管練兵。

八月初三9月17日，康有為的同鄉，維新派的同情者張蔭桓，在宅邸設宴款待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新黨試圖請外國人說服慈禧容忍新政。伊藤博文已約好八月初五同光緒帝會見。

八月初二9月18日，守舊派的鷹犬，監察御史楊崇伊通過奕勖遞上了請太后立即訓政，防止維新黨人同東人指伊藤勾結亂政的摺子。是日傍晚，光緒帝離開頤和園回到大內養心殿……就在這天深夜，軍機章京譚嗣同按照康有為的旨意，在法華寺策動袁世凱率兵包圍頤和園，「錮後殺祿」，結果被袁氏出賣。

八月初四9月19日傍晚，光緒帝正在養心殿焦急地徘徊，籌劃著保存新政的策略。突然傳來太后已回官的消息，他急忙外出迎接，不料慈禧連理也沒理他，而是直接帶著幾名親信直抵光緒寢官，盡括章疏攜之去，並怒氣沖沖地指著光緒說：「痴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從這天晚上起，光緒帝即被幽禁在瀛台涵元殿。此後，他雖然還有些活動，但已處在慈禧及其爪牙的嚴格監禁之下。

「伏屍名士賤，稱疾詔書哀。」在三個多月大刀闊斧的改革失敗之後，光緒帝的生涯大部分是在瀛台渡過的。他用西法來挽救中國的宏圖已變為泡影。他曾對別人說過：「朕不自惜．死生聽天，汝等肯激發天良，顧全祖宗基業，保全新政，朕死無憾」。充分流露了他眷戀新政，不忘變法的意願。

在光緒帝被囚禁的歲月里，慈禧耿耿於懷，幾次欲廢掉光緒的帝位，但因為內外勢力的反對，因而只是在光緒二十五年冬演出了一場「己亥建儲」的醜劇，將頑固派載漪之子溥 立為「大阿哥」，以俟時機成熟再行廢立。然而，後黨的這些舉動遭到了英法等列強的抵制與反對，這就使得在慈禧當權勢力與列強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慈禧、榮祿一夥極力推行排外政策，並企圖利用正在興起的義和團運動達到其獨攬政權的目的。

光緒二十五年五月間，京津義和團如火如荼，守舊的當權勢力利令智昏，他們一面策動義和團民眾圍攻使館，一面掀起了一股排外的狂潮。當時圍繞要不要對列強宣戰，清廷連續召開數次御前會議進行討論。光緒帝雖已處於無權的地位，卻在會上力陳使館不可攻，洋人不應加害，並極力反對向列強宣戰。他認為，「戰非不可言，顧中國積弱，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並反駁頑固派散布的義和團有神術，槍炮不入等謬說。稱：「亂民皆烏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為兒戲」，千方百計地阻止同時向諸國宣戰的愚蠢做法。

光緒將義和團稱作「亂民」，固然暴露了他仇視民眾運動的立場，但是，他對形勢的分析顯然比頑固派高明得多，他反對以國家命運作為兒戲，無疑有其正確的一面。可惜他的這些正確的呼聲都被掌權的頑固派置若罔聞，在慈禧排外政策指導下，中國變成了一架發狂的機器，有的頑固派大臣公然叫嚷，要殺掉中國境內的一切洋人，以為從此會天下太平。

然而曾幾何時，八國聯軍攻陷了北京。慈禧一夥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匆忙出逃。當時珍妃提出要光緒帝留京與洋人議和，以減少國家損失，不料此舉競觸怒了慈禧，她下令將珍妃投入井中。這種粗暴的毫無人性的舉動深深刺痛了光緒。光緒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隨同慈禧先是到太原，隨後又逃往西安。直到一年多後，才結束了這種流亡生活。

從西安行在迴鑾之後，慈禧似乎有些感覺到戊戌年光緒所推行的新政，對於大清王朝的基業鞏固不無稗益；而「戊戌政變」帶來的後果幾乎都與災難相連，於是又掛出了新政的招牌，廢除科舉，大興學堂，仿行憲政……這些舉措甚至比戊戌年更要激進些。無奈大勢已去，人心已散，收效極微。歷史的機會一旦錯過是難以追回的。在這些重大事件中，發布上諭的雖說還是光緒，但他只是傀儡而已，真正的主宰是慈禧。

紫禁城上空希望之星隕落

政敵的陷害，疾病的折磨，和一些目前人們也許還尚未明了的原因，使頗想有所作為的光緒帝在慈禧死去的前一天不明不白地離開了人世。人們說，紫禁城上空的一顆希望之星隕落了。從此清王朝急劇衰敗，迅速滑向毀滅的深淵。不到三年，清帝的皇冠便在辛亥革命的烈火中化為灰燼。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倫敦的一家英文報紙以顯著地位報道了光緒皇帝於前一天病死瀛台的消息，並宣稱：如果這位已故皇帝所推行的改革獲得成功，中國將會是另一番模樣，可惜歷史的機遇一旦錯過便無法挽回。不管這家報紙的論斷正確與否光緒帝作為封建末世的君主，他的名字是同變法與革新緊緊連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所遭遇的坎坷，無論對於大清王朝，還是對於中華民族，都是不幸的。

主要參考書目：

《清史稿·德宗本紀》。

《德宗景皇帝實錄》。

《德宗御制詩文》。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

作者孔祥吉，1940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