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看中國(轉帖連載6)平等刺激經濟發展

那麼，平等和發達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有著怎樣的因果關係？是平等促進了發達，還是發達帶來了平等？對這些問題很難進行嚴格的經驗論證。不過，平等和發達並生的事實，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相當多的啟示。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他的書中有一個宏觀的觀察：任何經濟，如果要長時期維持1%以上的年增長率，就必須有相當規模的金融部門，通過信貸為經濟輸血。而在信貸關係中，借貸雙方的政治、經濟地位比較平等時（比如在貿易夥伴之間），利率比較低，信貸對經濟有較大的推力。　　　　相反，如果雙方的政治、經濟地位懸殊（比如地主借錢給佃戶），信貸就成了掠奪性的高利貸，對經濟增長不會有什麼作用。很顯然，從財經的立場上分析，比較均富的社會，平等公民之間的良性信貸就容易發生。在貧富懸殊或者優先保護富人的社會，高利貸則可能風行。　　　　這也難怪，亞當·斯密在18世紀後半期面對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時，明確地判斷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盡頭，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貧富分化驚人，窮人缺乏保護，富人則被保護得好好的。這一市場經濟祖師爺的評論我曾反覆提出，至今沒有見一位中國的經濟學家出來解讀。　　　　現代社會的發展，也能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我們的結論。以美國為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鍍金時代，是貧富分化最嚴重的時期。在20世紀開始時，最富有的1%的美國人擁有18%的全國收入。到了1928年，這個比例漲到了21。1%。在1929年股市崩潰的前夜為23。9%。這已經是前近代社會的水平了。結果，大蕭條隨之而來。　　　　到了戰後，美國走出大蕭條，經濟突飛猛進，1%最富的人所佔的全國總收入比例降低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10%。但是，自此以後這部分富人財富猛漲，其佔全國總收入的比例在1996年達到15%，2006年達到20。3%，2007年達到23。5%，恰恰是大蕭條前夜的水平。而馬上來臨的，則是華爾街的金融風暴，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全球經濟危機。　　　　從《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報道來看，美國的貧富差距，也隨之開始減小。根據經濟學家們的初步分析和預測，到2010年，這頂尖1%的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比例會跌到15%～19%。可見，在短期的現代經濟繁榮中，貧富差距可能拉大。但是，這種差距無法長期維持，經常要靠劇烈的經濟震蕩來打破。　　　　中國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過大　　　　「主流經濟學家」們一向以現代市場經濟為標榜，認為當今中國貧富分化是經濟發展的正常過程。媒體也引用《參考消息》轉載的「外電」，稱「中國必須消除仇富思想」。但是，以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作對比就可以看出：中國的問題不是「仇富」，而是對貧富分化太寬容。　　　　眾所周知，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美國是貧富分化最嚴重也最容忍貧富分化的國家。在這次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基尼係數達到0。4，中國則明顯高出，將近0。47。經過這次經濟危機，美國的貧富差距開始下降，中國的貧富差距則繼續增長。應該說，0。4左右的基尼係數，基本上是美國對貧富分化的忍耐極限。過了此線，不僅經濟會出問題，選民也會通過政治過程進行均貧富。　　　　如前所述，上次美國的貧富分化突破這個極限，是在大蕭條以前。結果是羅斯福上台，推動了一系列法案和公共政策，建立了最低工資等勞動保護制度、社會安全（socialsecurity）、醫療（Medicare）和醫助（Medicaid）體系，貧富分化隨之減小，基尼係數到戰後一度跌到了0。35左右。　　　　如今的經濟危機，雖然富人失血最多，但是社會上劫富濟貧的呼聲甚高。最近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電視網和《紐約時報》的聯合民調顯示，74%的選民支持對年收入達到二十五萬以上的頭加稅。以此為政綱的奧巴馬順利當選，並在國會大力推動以全民醫療保險為目標的醫改案，也就不算什麼拍案驚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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