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智峰 ：必須解決「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顧准談中國政改（下）

=作者：劉智峰

=來源：原載《黨政研究》2016年第2期。感謝作者授權發布。上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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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國自己的漸進改革的民主道路

——論顧准對中國政治體制與民主問題的思考（下）

四、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

顧准青年時代放棄了優厚的待遇而投身革命，所追求所殷殷期盼的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經濟高度發展和政治高度民主的國家，他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央黨校學習期間的日記里動情地表達了他的心愿：

「如果這一生能夠看到蘇格蘭兵的裙子在南京路上晃，日本重坦克在北四川路上開；又能夠親自參加過抗日與解放戰爭的行伍；又能親自看到在高漲的經濟與文化建設中實現高度的文明，真正實現了人民群眾對歷史的決定作用，這一生也就不算虛度了！僅僅看到用野蠻辦法在一個野蠻國家裡實現文明，這還是多麼不能滿足呀！」

但他的理想在現實里是處處碰壁的，而且是越發的沒有希望，但顧准從來沒有失望過，即使是在1959年置身河南商城那種飢餓、謊言、死亡、告密環繞的恐怖殘酷的環境里，他還是把眼光看到了未來：「這個戰役不會長期繼續下去，結果必將以坦率、開明、寬恕、人道主義、文明的方向來代替目前的用說謊、專制、嚴刑峻法、無限制的鬥爭、黑暗的辦法來完成歷史的使命。」

在民主問題上，顧准絕對不是空想主義者，甚至不是理想主義者，他的主張都是建立在對歷史和現實的分析上。他首先指出，直接民主，也就是「人民直接統治」的民主理想在現實中是不能實現的。原因在於，直接民主只能行使於希臘那樣的小的城邦，而現在已經沒有歷史上那種很小的城邦國家，都是民族國家，而且國家的範圍還越來越大，社會分工逐漸細化，人民的直接民主從政治技術上也是做不到的，「廣土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民主。在這樣的大國里，直接民主，到頭來只能成為實施依仗壯麗、深宮隱居和神秘莫測的君王權術的偽善借口。」

這和盧梭的分析是一致的，盧梭早就指出過，歷史上沒有所謂「真正的民主」，他說：「就民主制這個名詞的嚴格意義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那是違反自然秩序的，我們不能想像人民無休無止地開大會來討論公共事務。」

顧准關於直接民主不能實行和政治只能是政治家的政治的思想來源於他翻譯的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書。參見該書的21章和23章，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顧准認為前蘇聯的政治制度就是直接民主式的，因為革命勝利後取消了原來的代議機構，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直接統治的新制度。但列寧很快意識到了專政機構變為官僚機構之後其權力不受制約的迅速膨脹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積極地尋求建立新的制約機制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歷史沒有給他時間，留下了永遠的遺憾和懸念。

顧准說：「列寧強調直接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奪取了政權，掃蕩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濁水。但實行的結果是：蘇聯的軍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職業軍隊。它的官僚機構是中國以外最龐大的機構。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遞變為一切權力屬於黨，再變而為一切權力屬於斯大林。」

蘇聯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直接民主不過是好聽的政治名詞罷了，掩飾了極少數人治理絕大多數人的政治現實，顧准說：「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號，搞蘇維埃式的、代表大會式的、一黨制的民主，勢必成為以民主的招牌，來掩蓋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來對全國人民實行領導的國家，說乾脆一些，獨裁國家。別的結果是不可能有的。」

在蘇聯式的政治體制已經成為歷史的今天，顧準的分析的確是值得我們反思：過度的專制和政治集權並且排斥民主的存在和發展是不是蘇聯體制崩潰的原因呢？

歷史的真實就是如此充滿著理想與現實的尖銳而複雜的矛盾。「人民群眾永遠在政治上是消極被動的，能夠做到當前掌握行政權的人不發展成為皇帝及其朝廷，已經很不容易了。奢望什麼人民當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會淪為假民主之名實行獨裁的人的擁護者之列。」

這真是一針見血的分析，古往今來，不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還從來沒有實現過真正的多數人的統治，總是少數人在治理國家，所以，必須正視這個現實，必須看到，政治制度的關鍵就不在於民主還是專制這樣的名詞之爭，既然居於統治地位的永遠是少數，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個少數統治者是如何產生的以及他們的權力是否能夠受到多數民眾的限制和制約——這才是所謂民主政治的真實含義和現實的可能實現的政治目標。

可以說，顧准對民主制度的這種認識和對民主理念的認識一樣，都是在從理想主義走向了經驗主義，從對人間天國的渴望回到了地面上的真實政治世界。直接民主不現實也行不通，能夠實現的民主只能是代議制民主——從13世紀的英國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複雜精巧的、適合於廣土眾民國家實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足以代替它的制度，雖然它極不完善。」議會政治的實質就是合法的政黨通過在議會裡合法的政治鬥爭爭取民眾、爭取政權，「政治也是一種專門的行業，有政治家，他們精心炮製政綱，爭取群眾擁護，以期取得政權。」

當然，這些民主的思想、理念和制度都是起源於西方的，中國自古沒有這樣的傳統，「對於我們來說，這一套全是進口貨。」但在顧准看來，「不進口不行。」「思想要靠灌輸，一點也不錯。」 「近代歐洲的文明——這是一種註定要傳布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中去的進步文明。」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顧准提出了他自己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必須指出的是，顧准探索中國的民主政治企圖解決的問題依然是黨在革命成功取得執政地位後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也就是他一再提到的，「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可以歸結為兩個：一是如何避免執政黨權力的腐化變質；一是如何解決矛盾和衝突，顧准認為，這兩個問題都應該用民主政治的方法來解決。

對於革命黨與執政黨性質和地位上的差別，顧准40年代在解放區工作期間就有所察覺。他「開始認識到執政黨和地下黨工作性質的不同。地下黨的工作任務在於積聚力量，組織群眾反對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執政黨要代表先進階級執掌政權，要代表先進階級治國安民，工作比地下黨複雜的多。」尤其重要的是「執政黨的幹部總是在當官，當官就容易當官做老爺，無論在生活上工作上都易脫離群眾。」

而在黨實際上執政以後，這種現象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治理，這是1956年毛澤東發動整風的重要原因，但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領導幹部的特權和腐化的現象即使在60年代那種國民經濟發展陷入困境時期依然是存在的。

顧准在河南商城勞改時的日記里多次提到了領導幹部多吃多佔的特權現象，他稱那種不平等的社會為「社會主義的史前期」，他寫道：「社會主義是在保證少數人有正常與富裕生活條件下集中國力做戰時經濟式的建設。」而「共產主義是關懷多數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懸殊減少，並在社會道德方面恢復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滅社會主義時代所發展的畸形。應該說老實話，那不過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史前期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已。」

毛澤東無疑看到了這些官僚主義、特權現象和等級差別問題，但他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是革命式的，就是通過政治鬥爭、群眾運動來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此來剷除官僚主義消極腐化的弊端、保持幹部隊伍的革命熱情，「文革」就是這種思想的實踐。但顧准指出，試圖摧毀官僚機構在實際上做不到，「馬克思沒有體會到，他的共產主義中的社會，不能不是國家，他的共產主義，必定要求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而不是摧毀官僚結構。」

顧準的這一思想很明顯是來源於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書，見顧譯該書515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十月革命以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都是這個官僚的和軍事機器的更進一步發展。十月革命廢除過一陣，為時極短。1949年的中國，在二十年的幹部準備基礎上，又接收了以前的國家機器。」原因在於，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需要國家機器的維持，「社會日趨複雜，國家機關不能沒有，打爛（其實是取消）國家機器是辦不到的。」是政治浪漫主義。

所以，顧准在「文革」中提出了他的民主的而不是革命的解決辦法，他說：「在我心目中還有一個幹部脫離群眾，蛻化變質的問題。主席教導我們，要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我卻以為，通過民主的方法，可以代替革命來解決這個問題。」

顧准這一思想還只是一個萌芽，沒有來得及展開，也只有簡略的論述，其實，他的意思不過是在消滅了私有財產的前提下，新建立起來的人民政權一定要有制約，有來自被領導者的壓力才能保持生機活力。

他認為通過政治上的監督和制約的存在，可以避免蘇聯體制的個人崇拜和僵化等一系列弊端，「蘇聯發生的一切弊害，倒反而因為執政者總有反對派在旁邊等著他失敗，等著他失卻群眾的擁戴，等著下次選舉時取而代之，隨便什麼事情不敢做得過分，更不用說把真理過頭成為荒謬了，弊害的大半是可以避免掉的。」在蘇聯早已亡黨亡國亡制的今天，顧準的這些建議仍然是引人深思的。

這實際上是顧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如何通過民主的方法監督、制約並防止權力的無限膨脹和濫用。他追問說：「一個人，手裡集中了為所欲為的權力，你用什麼辦法來約束他不亂搞？有什麼保證？」

「不要奢求人民當家作主」絕不是不要人民的意志，而是要找一種表達和實現這種意志的方式，必須考慮「怎樣才能使人民對於作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的影響力量發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權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權是必要的，問題在於防止行政權發展成為皇權。唯一行的通的辦法，是使行政權不得成為獨佔的，是有人在旁邊覬覦的，而且這種覬覦是合法的，決定覬覦者能否達到取而代之的，並不是誰掌握的武裝力量比誰大，而讓人民群眾有表達其選擇的意志的機會。」

顧準的這些思考是很有意義的，那就是，所謂的人人當家做主式的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的精神如果不能在政治體制中體現出來，政治權力失去了來自人民的制約就會腐敗下去，所以，任何一種不能長久維持的政治體制都必須體現民主——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選擇，這是防止權力腐敗和體制衰敗的唯一途徑。

政治體制的重要職能就是解決社會經濟等方面的矛盾和衝突，顧准看到了這一點，他認為黨在執政之後不能繼續用革命的專政的方式去處理矛盾和衝突，還是應該用民主的和平的方法去解決。斯大林那種「閉眼不看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利害不同的階級和集團，空叫無矛盾的發展」是脫離現實的，「矛盾衝突在塵世上必須存在。這種矛盾衝突只有在一定的競技規則下，在一個清談館內以和平方式展開，這樣才能真正調節各階級關係，推動社會前進。」 「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地上天國，矛盾永遠存在，鬥爭永遠存在，而鬥爭的方式，那老一套的正確錯誤的絕對論維持不下去了。」

從蘇聯解體的教訓來看，其政治體制的高度集權帶來的結果就是只能以革命的專政的壓制的方式去處理或者掩蓋政治和社會矛盾，這種剛性的體制和方法只能導致矛盾的不斷累積和集中爆發最後就是體制的崩解。從這樣的角度看，蘇聯體制瓦解的重要原因是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匱乏，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五、中國的民主進程必須是漸進的

在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顧準的這些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不僅是超前的、超越時代的，也是不合時宜和受到批判的，顧准自己對於他的這些想法也經常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這促使他的思想更加理性和現實，認識到經濟基礎是政治體制不可逾越的基礎性條件——民主的實現要有一定的現實條件，一定的經濟基礎。所以，儘管他在50年代的日記里就追問：「社會主義者無一個高度發展的民主機構，怎能勝過資本主義而令人嚮往？」

他認為「黨內民主極端缺乏」，但也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的落後、中國政治的特殊性和中國歷史傳統裡面缺乏民主法治的弊端所帶來的惰性，所以他主張民主在中國的實行不能激進，不能超越歷史階段，而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循序漸進，有先有後，「這一二月來，愈來愈覺得，社會主義民主靠爆炸式的改革做不到，而且後果也不好。」

他認為中國當前的中心任務還是優先發展經濟，「按照我的想法，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經濟達到相當高度發展以後，盛行民主個人主義的社會。」 「我既然把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看作比較遙遠的將來的事，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加速經濟發展。」

他十分清醒地說：「中國亂不得，不可以上下內外一齊來，要走，也要慢慢來（所謂淡入淡出）。何況，一個基礎薄弱的國家要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千萬種困難有待克服，無產階級專政即使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也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階段（所謂歷史必然性）。民主社會主義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實現，要以高度發達的經濟為前提，它的逐步實現，要在二三十年之後。」

顧準的思想真是特立獨行，在「政治挂帥」，批判「物質主義」，「唯生產力論」的年代，這些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氣。實際上，顧准在這裡是提出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觀點，那就是以強大的國家政權的力量集中發展經濟，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再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實現社會主義民主。

顧準的這一思想和鄧小平關於中國發展民主的思想是一致的。1989年2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喬治·布希的時候說：「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頁。

這樣的思想邏輯使得顧准堅信，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必須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當經濟高速發展與集中化時，斯大林式的個人獨裁不免出現。然而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高度集中勢不可能長期維持，精雕細刻的發揮生產潛力成為迫切的要求，群眾的智慧要發生作用，任何事情也就不能在頃刻之間獲得定論，自由爭論，長期的政治鬥爭就成為繼續發展的生命力。這時候，沒有民主主義怎麼辦？」

實際上，顧准在這裡揭示了人的經濟要求與政治要求之間的關係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問題，在經濟水平較低的時候，人們首先需要滿足的是溫飽，而沒有權利、民主方面的要求；而當經濟發展到相當的水平，人們擁有了一定的財富，隨著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政治權利、民主、參與國家治理方面的要求就出現了，也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的時機就到來了。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取得深入發展的時期，顧準的這些半個世紀之前的思索對於我們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何進行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都是有啟發意義的。

顧準的思考實際上是涉及到了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係問題，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穩固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說，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在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到相當的程度，社會的經濟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又必須及時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不可能鞏固。這就是政治和經濟之間相互支撐相互依賴的辯證關係，也是鄧小平在上個八十年代反覆闡述的道理。

顧准一生一直是熱烈的革命者，始終懷抱著革命者為了祖國的強大和民族復興以及人民幸福而奮鬥的堅定信念，他對中國傳統的政治，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及其改革的思考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即使是在黨、國家和個人遭受坎坷和磨難的時候，他的信念也沒有動搖過。在這樣的意義上，顧准無疑是堅定的共產黨人，堅定的愛國者。但苦難也促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和理性，更加現實，更少幻想，他自己說是從理想主義走向了經驗主義，實際上是從歷史和政治的浪漫主義走向了現實主義，儘管懷抱理想主義的激情，但他冷靜地回到了現實，主張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應該是漸進的，需要有經濟基礎不能盲目冒進，但在經濟改革有了一定成就之後又是不能迴避的而是必須進行的。（完）

（編者註：因篇幅所限，未保留注釋。主要參考資料有《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顧准日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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