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夏紅：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獎(中國青年報 2007-1-31)

但是說實在的，我個人並不認為多多益善的評獎結果是錢端升獎繁榮的表現。恰恰相反，我擔憂在不遠的將來，這麼多的獲獎會毀了這個有著如此嚴肅和深意的命名的獎項。

錢端升是我國知名的政治學家、法學家，其在1949年之前與王世傑合著《比較憲法》，獨著《德國的政府》、《法國的政治組織》、《法國的政府》、《民國政制史》以及英文《中國政府與政治》等。尤其是《比較憲法》，至今依然是當代公法學者案頭必讀書之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二十世紀中華法學文叢」將此書列在第一部出版，商務印書館百年紀念重印經典中，亦有這本《比較憲法》。

正因為如此，法政學界共襄盛舉，設立以錢端升名字命名的學術研究獎，表達對錢先生的致敬與紀念。據我所知，這是法學界第一個以學者個人名字命名的學術獎，其分量自不待言。

爬梳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錢端升所表現出來的知識分子的骨氣、勇氣和獨立人格，也使得這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術獎更顯榮光。

除了表達紀念，設立錢端升獎另有一層重要的意義，即讓公眾看到學界試圖接續1949年之前法學政治學傳統的努力。在1949年之後大約30年間，中國是沒有政治學這麼一門學科的，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說」的集大成者，政治學被完全地取消了。

因此人們很可能不知道，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在1949年之前已經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高度。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評選中，整個人文組（社會科學）的28位院士中，政治學、法學的學者就有王寵惠、錢端升、王世傑、周鯁生、蕭公權等5人，可謂五分天下有其一。

與這樣的學術地位相聯繫的，是法政學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佔的重要位置。1937年國民政府派遣胡適、張忠紱、錢端升三學者赴英、美、法進行國民外交，這裡面除了胡適是個雜家外，張忠紱和錢端升均是政治學出身。

就此而言，在物慾橫流的今日學界能設立錢端升獎以弘揚先賢，可說是十分讓人欣慰的一件事情。但欣慰之餘，愚頓如吾輩，亦感覺到深深不安：每年有30多件作品獲得錢端升獎，是否每一件作品都能夠擔當起這個名字所負載的殊榮？有沒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良莠不齊的獲獎作品毀了錢端升獎？如果錢端升獎真有一天降格為一個論資排輩、論名氣排輩、人人見而得之的滿天飛的獎項，那將是一個多麼滑稽而可悲的局面。

我們都知道「物以稀為貴」的道理。對於錢端升獎來說，如果每年中國法學界只有一部作品獲得此項殊榮，其效果肯定和一年有32項作品獲獎大相徑庭。若按皆大歡喜多多益善的思路操作，長此以往，錢端升獎在法學界內部輪流獲得，將如同今日教授、博導滿天飛一樣，降低學界乃至社會公眾對於錢端升獎的評價，並從根本上降低此獎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數量龐大的獲獎將導致評選標準越來越低。就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整體狀況而言，數量多但質量良莠不齊是不爭的事實，「積貧積弱」的法學研究更是如此。大量的學術作品都是在課題、職稱評定、發表數量等等產業化生產鏈中炮製出來的，別說什麼藏之名山留之後世，就連作者本人恐怕都會對自己的作品汗顏。

要在如此局面下評出錢端升獎，即便評委都是精密的儀器，為了數量上的要求也難免會有削足適履、通融、將就的情況發生。這樣一來，將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學術標準，為評選而評選，使得錢端升獎無任何公信力可言。

事實上，中國學界不乏各種「大獎」，但這些「大獎」往往最終都在醜聞中斯文掃地。前幾年發生的長江讀書獎風波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子。法學界內部的情形更是如此。憲法學家周葉中剽竊事件後，有人對幾年來的「十大青年法學家」評選結果做了跟蹤調查，發現至少四分之一的獲獎者已被揭發出有學術不軌行為。

竊以為，如果真想將錢端升獎打造成一項崇高的學術榮譽，那就必須本著寧缺毋濫而不是多多益善的基本原則。錢先生若地下有知的話，肯定會為此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