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前後的兩個30年關係研究述評

該文原題為《國內關於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個30年之間關係的挑戰性觀點研究述評》，後以《改革開放前後的兩個30年關係研究述評》發表於《北京黨史》2013年第4期，發表時有刪改。姊妹篇《海外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前後「連續整體論」述評》（原題為《海外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連續整體論」述評》）載《北京黨史》2015年第3期。

作者簡介：西藏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兩個30年或前後30年，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然而，「很多人在強調中國經濟改革高度成功的時候，總是首先隱含著一個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夠解釋後三十年中國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們在近年來也看到另一種日益強大的論述，這就是在批評目前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時，許多論者往往走向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來否定其後三十年。可以說，近年來中國社會內部有關改革的種種爭論，已經使得新中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關係問題變得分外突出。」[1]而除了由來已久的前後30年相互否定、彼此割裂的「對立否定論」外，還有前後30年「直線運動論」、「一概否定論」以及「整體論」中的爭論性觀點。在此對關於這一討論的觀點加以述評。

　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30年和後30年「對立否定論」

　　（一）以前30年否定後30年的傾向

上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逝世和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後，一些曾被「四人幫」所牢固控制的單位和長期經營的地區出現了對抗中央的苗頭，上海等地「四人幫」的餘黨準備武裝叛亂[2]，一些追隨「四人幫」的人公開攻擊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右派政變」、「軍事政變」[3]。之後，黨的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接著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兩個凡是」遭到徹底否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但這並沒有完全消除一部分人的疑慮。三中全會閉幕當天，山西運城地委黨校大院里，就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標語。北京一個稱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會」的組織，在街上散發以「批胡耀邦、胡喬木的修正主義路線」為內容的傳單。一個自稱「反對機會主義者全國聯盟的十九人委員會」的組織，把一份長達1.6萬字的稿件同時發往十幾家報社，通篇說鄧小平是個機會主義者。「西單牆」上貼出的大字報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復辟資本主義，「鄧小平蠶食了毛澤東的革命事業」。甚至將1979年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稱為「秀才正在開造反的會」、「戊戌會」。[4]而事實上，在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批判所謂「非毛化」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如1979年1月22日，《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在第一組會議上承認自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第一次發言中講了「非毛化」的錯誤，把這個帽子扣在了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同志頭上。[5]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才基本消除了一些錯誤的思想理論。

　　儘管早期過於「揚毛抑鄧」的觀點主要來自一定的利益群體，但因主張者資歷深、位置高，這一觀點的社會影響很大。在這之後，用改革開放前一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一時期的觀點在黨和國家及其領導人紀念活動前後也屢次出現，但多以具體實踐和社會現實來否定改革開放。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一部分左派的老一輩人士、知識分子、網上精英以及部分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青年、一些弱勢群體的代表[6]。除了個別人主張徹底否定改革開放外[7]，多數以前30年否定後30年的人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最終走上了全盤西化，或者以資本主義為主，社會主義為輔；改革開放的方式是公開全面地、有步驟自上而下地漸進使中國發生質變，最終實現少數人的統治，並確保再不回到社會主義，這是修正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的復辟。而前30年才是真正的改革時代，「文化大革命」也是改革的例證；前30年是不同於晚清開放和後30年的開放，是有原則地為國家和世界利益的真正開放時代。因此，改革開放從路線、方針、政策等方面來看都是錯誤的；「臆造」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爭論」等只是為了允許資本主義發展，這種改革準確地說是「改制」，改「所有制形式」的「制」；改革僅僅擴大了一個特定階層的權力和利益，并力圖使造就的這一階層永遠掌握「不正確」的改革方向；改革開放只是手段，而共同富裕和實現共產主義是目的，現在的路子離這一目標越來越遠了。一些人以歷史文獻和統計資料為例，認為前30年在經濟增長等經濟指標上和社會公正廉潔等社會指標上都高於或優於後30年[8]。有人還以《辭海》各版本中關於意識形態詞條等的刪改，說明了「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遭到否定」，進而來說明後30年中國走上了歧路。[9]2011年4月，茅於軾發表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隕落〉》，該文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於是部分評論文章借反對茅於軾文章中的觀點，進一步提出了以前30年否定後30年的論斷。

　　可見，持此觀點的人，主要將改革開放及其帶來的變化說成是發生了質變，認為這種「巨大轉折」是走了與社會主義相反的路線和道路；將一些醜惡社會現象和重大社會問題的出現以及潛在的社會危機等都歸咎於改革開放，甚至簡單地歸於某個時代、某種理論或某個人；將一些數據作非科學地對比；認為前一時期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優於後一時期，如把改革開放看作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倒退等。這些非客觀的事實描述和價值判斷都割裂了60年的內在聯繫。在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時，既要看到前30年在重大挫折中取得了偉大成就，也要正確理解「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的論斷，考察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進行改革開放的國內外複雜環境，認識到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不等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等，併科學地反思改革開放後30年存在的問題和需解決的課題，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二）以後30年否定前30年的傾向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特別是在1978年以後，一些人開始以反思「文化大革命」來否定前30年的歷史。蘇東劇變後，這一思潮再次升溫。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民主法制的更加健全，以及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樣化，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也日益多元多變多樣，以後30年否定前30年的聲音也更甚囂塵上。在黨的十七大和紀念改革開放30年、新中國成立60年和建黨90年乃至黨的十八大前後這一傾向再次升溫。

　　「檢索2008年所發表的慶祝改革開放30周年的論文，有為數不少的論述往往隱含著把兩個時間段割裂或對立起來的傾向，在強調改革開放成就的時候，隱含著對新中國第一個30年的非客觀的認識，甚至要通過全面否定前30年來解釋後30年中國的改革成功，這就割裂了新中國60年歷史一脈相承的連續性。」[10]金沖及指出，「對『後30年』，人們大體有著共識，至少很少有人公開出來否定它。對『前30年』則存在不同看法。有些書籍和文章連篇累牘、有意無意地給人製造一種錯覺：彷彿那30年無非只是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沒有干多少好事。」[11]郝貴生甚至說，「在一些理論工作者的文章、專著和部分教科書中，看不到科學的分析方法，一談到改革開放以來的事情，就是成績，就是好上加好；談到改革開放以前，就是問題，就是一團漆黑。」[12]吳雄丞也指出，「現在有些紀念改革開放的文章，完全否定改革開放前的30年。認為前30年就是滿目瘡痍，就是運動經濟。還有些人認為前30年比舊社會都舊社會。這是非常錯誤的。在實質上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它就是要把前30年虛無掉。」[13]2012年3月，重慶市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後，有些人又拋出了以後30年否定前30年的論斷。李慎明分析這些傾向時說：「決不能否認新中國前27年的失誤和錯誤，決不能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一定要認真汲取其中的教訓。但失誤和錯誤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現在有的人把新中國毛澤東時期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是暗無天日，這不是糊塗，就是別有用心甚至別有所圖」，「國內外別有用心的人肆意誇大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甚至不惜偽造事實，極盡造謠、誹謗、污衊之能事，惡毒攻擊毛澤東，這絕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他們企圖進而否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我們黨的其他領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全盤否定我們黨和人民艱辛奮鬥的光榮歷史、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實質是為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製造思想政治輿論。」[14]

　　（三）將前後30年割裂對立的傾向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一些人就提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能推進改革和開放，是「保守」，而搞改革和開放就是反對馬列主義和「非毛化」，是「冒進」。而到紀念改革開放30年前後，理論學術界一些人「對這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差別程度的強調遠遠超過了對新中國成立前後差別程度的強調，以及對這六十年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做出區分的意義的強調遠遠超過了對新中國成立前後做出區分的意義的強調」。將前30年和後30年的區別無限誇大，厚此薄彼甚至將其視為具有質的區別的兩個截然不同時期，這些觀點既不符合歷史，也不利於正確地總結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和教訓，在理論上也割斷了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等的內在聯繫，把這兩者彼此對立起來而無視鄧小平理論等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15]甚至有人認為，前後30年不互相否定就是人為地製造「前後統一」，就會導致思想混亂等後果。

　　其實，這種對立否定不是否定歷史本身，而是在一定立場上，對一定的實踐與一定的理論是否相符的價值判斷。正如侯惠勤所說，將前後30年相互否定在結論上雖然是相反的，但思想方法上是相同的，即通過歷史的割裂和對立，否定其中一段的科學社會主義性質，[16]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等。出現這些傾向雖然與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思想觀念的多樣性趨勢有關。但從民情民意的反映和國內外學術界、理論界、新聞媒體的議論看，這些分歧可以分為學術觀點的不同、思想認識的差異、政治立場的對立、個別人出於意識形態和個人利益的需要有意或無意中誇大事實，以偏概全，偷換背景，任意編造等。或將前30年說成漆黑一團，是「一個又一個錯誤的集合」，將整個時期污衊為專制主義的歷史；或把後30年歪曲成脫離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是所謂「渺渺茫茫的共產主義，模模糊糊的社會主義，羞羞答答的資本主義，遮遮掩掩的封建主義」。[17]以前30年否定後30年的觀點，主要是用改革開放前那種僵化的觀點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事物；而以後30年否定前30年的傾向，實質上抽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的基礎，也必然導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否定。因此，不能否定任何一個30年，既要堅持社會主義，也要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正確認識前後30年中各自存在的問題，汲取經驗教訓，維護黨的歷史，鞏固黨的執政根基；進而統一對黨的歷史的認知，把全黨全國人民凝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更好地開闢未來。[18]

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30年和後30年「直線運動論」

　　這種主張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0年是兩個30年的疊加，「在肯定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成就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淡化改革開放具有革命性的意義」[19]，「將『兩個30年』簡單地直線化，認為『後30年』是『前30年』的直線式發展，否認『後30年』對『前30年』有撥亂反正的一面，是轉折性發展。」[20]

　　這其中又可分為四種觀點。一是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中國所取得的發展成果是正常的，是在現代化潮流中，全體勞動者推動的結果甚至是全部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中國仍然是一個人口眾多、生產力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甚至還屬於一個農業社會。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仍然是其所面臨的最主要的人權問題。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專制文化等是中國歷史的直線，而諸如改革開放等只是歷史事件，是這條直線的延伸。「改革開放」時期的「浮誇風」、「造假風」、「政績風」與「大躍進」時期相比，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第三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是有成就的，但主要是在毛澤東奠定的基礎上取得的，發展順利成章，並將其比喻為「毛澤東種樹，鄧小平摘桃子（乘涼）」。第四種主要是過於強調前後30年繼承一維關係的學術觀點。一些學者認為前後30年雖在領導方式、建設中心、具體政策、實際工作上有所差異，但指導思想、領導核心、發展目標等都是相同的，兩個歷史時期都有巨大成績和很多教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還沒有真正完成，從而不應過於拔高改革開放的作用，甚至認為前後30年就是直線式的發展。

　　這四種觀點或多或少地夾雜著歷史直線論的色彩，跟「否定對立論」不同的是，其並非竭力誇大而是盡量縮小兩個30年的差別，進而來否定改革開放的轉折性意義以及新中國60年的偉大成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走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

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30年和後30年「一概否定論」

　　在國內，「一概否定論」的觀點主要有兩種論據。一種認為，中國發展的指導思想並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前後30年的指導思想只是在馬克思主義辭彙裝扮下的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近代思想或者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甚至走向資本主義；中國的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特別是前30年人民生命的代價和後30年生態環境的代價，前後30年存在的種種社會衝突，就是對這種指導思想和現有體制的內在反抗。主張要回到原本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適性，不應將其中國化；要恢復工人和農民階級的地位等來實現「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進而實現振興中華。而一些異見人士主要是從所謂傳統文化復興、普世價值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角度，對前後30年中國發展的歷史加以否定。他們認為中國只是從極權主義國家變成了一個權威主義的國家，或者是後極權主義的國家，其前途是實行儒化或再「中國化」，全盤西化或再西化。儒化過程中要用儒學取代馬列主義這一「歐洲思想」來指導，將共產黨變為儒士共同體，進而儒化社會；所謂再西化，主張拋棄「馬克思主義」這一西方都「不採用」的思想，而應實行資本主義的民主化，使指導思想多元，採取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進行私有化，推行民主、自由、博愛的普世價值等。另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毛澤東的一股思潮也有通過否定「毛」進而一概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傾向，也值得注意。

　　「一概否定論」主要是將兩個30年的曲折或失誤放大，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方法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或掩蓋它的本質和主流，把新中國以來的60年說成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要麼忽視發展成就，要麼認為成就的取得不是因為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進而提出各種「新」的發展道路或模式。

　　四、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30年和後30年「整體論」中的爭論性觀點

　　在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後30年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前30年在曲折中為後30年及其之後的中國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後30年是對前30年的糾正、繼承和創造性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一些理論難題，其中，至少可以列出三個爭議性主題。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否為前後30年劃分了歷史界限

　　一種觀點認為，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是中國近代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現代歷史，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是中國當代歷史。[21]這種觀點主要是為了強調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並且認為由於中國社會性質於社會主義在中國建立以後基本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簡單地套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或「歷史分期」理論在中國當代歷史上沒有實際意義。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歷史新時期的標誌，但前後30年是一個整體都屬於內涵一致的中國現代史或中國當代史，將其作為當代中國史的時限劃分則就會陷入「理論陷阱」。這似乎在抬高三中全會的地位，然而會導致否定三中全會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社會形態的根本一致性，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時期與改革開放時期加以割裂和對立。[22]這甚至還會陷入「政治陷阱」，即將中國的改革開放等同於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否定或者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儘管在學界以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主要任務或工作重心等的發展和變化作為歷史分期關節點選擇的標準越來越有共識，但如何既肯定改革開放的巨大革命性，又說明前30年是後30年的基礎和準備，後30年是前30年的揚棄和完善，並將兩者有機統一起來，這還需加強研究。

　　（二）前後兩個30年是否各有邏輯或模式

　　學者多認為，前後30年，「既有理論與實踐的本質差異，又有繼承與發展的本質聯繫的辯證統一關係」[23]。就其差別來講，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從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計劃經濟主導轉向市場經濟取向。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是其主線，前後30年並不屬於不同的發展邏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建國前)著重闡發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功能」，而「新中國60年來，我們黨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發展的，主要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建設性功能」。[24]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最早由毛澤東提出要創造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之後鄧小平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模式，江澤民提出各項事業相互協調和全面發展模式，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新發展模式。[25]可見，「形成於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模式是繼承性和創新性的統一」。[26]

　　但有些學者認為前後30年有不同的內在邏輯，形成了較為迥異的社會模式。有人認為前30年與中國模式無關，如果有關的話只是充當反面教材，而後30年從失敗走向成功是由於「補課」和「接軌」走上了「普適」的西方道路；也有論者認為後30年的發展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中國模式使中國走上了邪路。這兩種論斷顯然是不合歷史和現實的。而在學術討論中，有學者將前30年歸於「前中國模式」的範疇，把後30年歸於「當代中國模式」的範疇。[27]有學者認為，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屬於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後3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屬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前30年的社會主義實踐模式是「急風驟雨」式的革命發展模式，不同於蘇聯模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模式，仍屬於傳統社會主義的範疇，而後30年的社會主義實踐模式是「和風細雨」式的改革發展模式；最終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互動產生了不同的歷史發展結果，前30年出現了嚴重挫折和巨大損失，後30年實現了兩者的良性互動。[28]劉林元指出，前30年以階級鬥爭為綱，搞的是革命邏輯，而後3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的是建設邏輯。總結吸取毛澤東晚年的教訓則是連接兩個時代的重要紐帶。[29]還有學者在比較前後30年時得出了一系列的差異，如「前30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後30年創新了社會主義具體制度；前30年貢獻了四項基本原則，後30年貢獻了改革開放；前30年奠定了經濟社會基礎，後30年實現了科學發展；前30年解決了民族獨立，後30年實現了民族富強」，即「前30年艱辛探索，後30年突破創新」。[30]趙鳳平認為，前30年是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歷史征程，是建設的30年，而後30年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征程，是改革的30年。[31]謝林平指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上，並且表現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前30年「突破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個構想，社會主義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度里得以實現；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遵循馬克思恩格斯第二個構想的原則，借鑒前蘇聯的經驗，採用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發展模式」。而後30年「突破了馬恩的第二個構想，在一個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加快發展、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上，借鑒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找到並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模式」。[32]還有學者把前30年看作是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即在封閉半封閉狀態搞建設，經濟社會發展曲折乃至停滯，相當長一段時間處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狀態；而後30年是改革開放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最突出的標誌是與時俱進，實現了指導方針、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定位、發展途徑、執政理念上的歷史性轉變。[33]有學者認為，前30年「探索的是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形成了初步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建設模式」；後30年「探索的是中國式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強國富民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34]林春認為，中國模式前有路徑依賴，後有創新空間。就歷史準備而言，包括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及其之後新中國的建設實踐，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進式轉型，分別「以社會革命和民族解放對抗殖民化，以群眾路線式動員參與對抗蘇式國家官僚統治、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抗資本主義的全球整合」。[35]陳志剛把中國的現代性模式分為三個階段：1950到1978年是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模式的探索階段，1978到2002年是現代性模式的轉軌階段，2002年十六大至今是根本超越西方現代性的新階段。[36]鄭杭生認為，前30年為後30年打下了基礎，提出了問題，但後30年中的前20年是初級發展和舊式現代性階段，而後10年是科學發展與新型現代性階段。[37]鄭也夫則說，「改革開放30年」和「改革開放的30年」不同，改革開放實質上「不是三十年，是幾個時段；不是開放，是半開放」[38]。

　　（三）從前後30年的關係如何看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係

　　一般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包括毛澤東思想。有學者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如何將60年看作一個整體，容易導致前後30年彼此割裂的誤判。杜鴻林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端和初始形態。如果將毛澤東思想排除在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成了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空降物」。[39]高哲指出，毛澤東思想應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至少有兩大好處，即不致於使人們誤以為毛澤東思想已「過時」而淡化甚至遺忘毛澤東思想，使毛澤東思想這一寶貴的精神遺產失去其燦爛光輝，從而使我們黨、國家和人民蒙受不可彌補的損失；使「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與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更有說服力。[40]庄前生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各理論成果都「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一共同基礎，因而又具有一體兼容的相互滲透關係」。因此，要把它們統一起來，不然，「不僅在稱謂上甚為不便，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分割了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統一體系」。[41]

　　剖析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個30年關係的討論，不只是要關注「斷裂和連續」與「肯定和否定」的四種組合[42]，更要分析與之相關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以及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分期；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進程；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係；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等領導人和領導集體的評價；對兩個時期中具體實踐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等的看待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走向特別是未來30年的發展趨勢等。而要分析這些問題就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認識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後30年是兩個既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要處理好社會主義實踐探索在不同階段的關係，把黨和人民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43]

　[1]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讀書》2007年第6期。

　　[2]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轉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頁。

　　[3]朱元石等訪談整理：《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再版，第189頁。

　　[4]張樹軍、齊生主編：《中國共產黨八十年重大會議實錄》（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8-959頁。

　　[5]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237頁。

　　[6]衛富奎、李靈季：《淺談正確看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兩個30年》，《前進》2010年第2期；趙明：《正確認識前後兩個三十年的關係》，《農村經營管理》2009年第11期。

　　[7]鐵塔文章，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87959，2006年11月6日。

　　[8]六月雪：《改革開放前中國GDP究竟是多少》，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433591，2008年11月10日；林伯野：《毛澤東改革開放的理論與實踐——紀念毛澤東誕辰115周年》，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390264，2008年7月31日；劉日新：《從數字看改革開放後30年》，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358989，2008年5月4日；譚偉東：《科學解讀和評估兩個三十年的經濟增長與發展（一）》，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6/159978.html，2010年6月19日；譚偉東：《科學解讀和評估兩個三十年的經濟增長與發展（二）》，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7/164734.html，2010年7月9日；《從糧食歷史數據來看，吃飯問題主要歸功於前30年》，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7/165315.html，2010年7月12日，等。

　　[9]陳守禮：《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的意識形態工作》，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441065，2008年11月27日。

　　[10]宋學勤：《科學客觀地認識新中國第一個30年》，《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9年第7期。

　　[11]金沖及：《談談新中國的「前30年」》，《黨的文獻》2009年第5期。

　　[12]郝貴生：《馬克思「改變世界」的理論功能觀的啟示》，《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5期。

　　[13]轉引自鍾君、齊冰：《回顧與展望：改革開放30年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顧問、特聘研究員座談會綜述》，《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12期。

　　[14]李慎明：《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紅旗文稿》2013年第9期。

　　[15]陳學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六十年歷程中若干問題的認識》，《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年第12期。

　　[16]轉引自雒新艷：《深刻把握新中國60年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規律——第三屆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論壇綜述》，《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期。

　　[17]朱佳木：《從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的歷史性質及其相互關係上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榮開明：《正確認識新中國兩個「30年」的歷史及其相互關係》，《學術研究》2009年第10期。

　　[18]齊彪：《「兩個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義》，《光明日報》2013年5月7日。

[19]李君如：《怎樣看待新中國兩個30年》，《新湘評論》2009年第10期或《解放軍報》2009年7月21日。

[20]石仲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新中國六十年》，《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正確認識新中國發展的兩個「30年」——兼談60年的歷史經驗》，《北京日報》2009年6月22日，第17版和《正確認識新中國發展的兩個「30年」——兼論60年的歷史經驗》，《學習月刊》2009年第13期（期刊實際標註為「第7期上半月」）也有相似的論述。

　　[21]石仲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什麼不包括毛澤東思想》，《河南日報》2007年11月13日。

　　[22]朱佳木：《警惕在中國近現代歷史斷限問題上的「理論陷阱」》，《高校理論戰線》2008年第10期。

　　[23]張啟華：《正確看待新中國兩個30年》，《中國教育報》2009年9月15日。

　　[24]盧冀寧：《時代主題轉變與新中國「兩個30年」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創新》，《理論學刊》2010年第3期。

　　[25]王珂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模式論的歷史演變》，《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26]吳波：《中國模式與兩個30年》，《光明日報》2010年11月23日，第9版。

　　[27]朱季康：《近代以來所謂「中國模式」的歷史考察與當代批判》，《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28]劉志禮、魏曉文：《改革開放前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差異探析》，《蘭州學刊》2008年第9期。

　　[29]劉林元：《兩個30年的有機銜接——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閱江學刊》2009年第2期。

　　[30]石紅聚、張彬：《前30年艱辛探索，後30年突破創新》，《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31]趙鳳平：《三個30年：偉大的歷史征程——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之際》，《大連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32]謝林平：《試論新中國60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邏輯——兼論新中國「兩個30年」的歷史—邏輯關係》，《嶺南學刊》2009年第6期。

　　[33]劉建民、胡濤：《新中國成立後兩個30年比較之思考》，《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34]趙凌雲、趙紅星：《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三個30年與三次歷史創造》，《紅旗文稿》2010年第5期。

　　[35]林春：《承前啟後的中國模式》，《讀書》2006年第4期。

　　[36]陳志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現代性模式的新探索》，《毛澤東思想研究》2009年第1期。

　　[37]鄭杭生：《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發展理論和社會轉型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38]鄭也夫：《不是三十年……是半開放——2008年8月30日在「市場化三十年討論會」上的發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cddcf0100bn1b.html，2008年12月31日。

　　[39]杜鴻林：《關於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若干思考》，《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40]高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當包括毛澤東思想》，http://www.mzdthought.com/html/sxyj/2007/2007/1209/9109.html，2007年12月9日。

　　[41]庄前生：《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新的若干構想》，《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12期。

　　[42]秦暉：《30年、60年、120年——中國歷史的延續與斷裂》，《傳知行學術通訊》2010年第8期，粗略指出關於前後30年關係有「四種聲音」。該作者對「1949年」的深刻變革性持保留態度的詳細論證值得注意。

　　[43]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2013年1月5日）。參見李章軍：《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文章刊於《北京黨史》，2015年第3期。感謝作者授權本平台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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