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丨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中）

二、《鄭文公問太伯》

《鄭文公問太伯》簡，簡長約45釐米，分甲乙兩本，似爲同一人根據不同傳本先後抄寫，這在竹簡書籍中是罕見的。甲本共簡14支，其間一支有殘缺；乙本原系13支，現失去一支。兩本所缺文字，多可以彼此補足。

鄭文公是前述莊公之孫。莊公的兒子很多，卒後有昭公忽、子亹、子儀和厲公突連續爭立，最末厲公死後，其子捷繼位，即是文公。《鄭文公問太伯》簡文記述的是大臣太伯對文公的勸諫。從篇內文公自稱「不穀幼弱」看來，這一件事應發生於文公初嗣位時。文公元年是公元前672年，問太伯當在該年或稍晚一些的時候。

太伯其人，不見於傳世典籍，他的身份及與鄭國公室的關係，需要仔細推證。簡文講到：

子人成子既死，太伯當邑。太伯有疾，文公往問之。

子人成子和太伯，都是鄭國的大臣。查《左傳》莊公十四年，鄭莊公之子除昭公、厲公等四人外，還有八人。其中一人名語（《穀梁》作禦），字子人，後裔爲子人氏。這裡的「子人成子」應爲後人追稱語的謚法，他是厲公的弟弟，文公的叔叔。

再看簡文「子人成子既死，太伯當邑」，「當邑」應該是治理封邑的意思，所以太伯很可能是子人成子的長子，也就是文公的兄弟行。文公當時「幼弱」，太伯則年長得多，以致他患重病，文公親去探問，他也自稱「老臣」。

不過這裡有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在簡文中，文公是稱太伯爲「伯父」的，既是同輩的從兄弟，何以口稱「伯父」？這個問題有一個可能的答案。《左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稱大夫原繁爲「伯父」，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云：

《詩·伐木》篇毛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儀禮·覲禮》云：「天子呼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則天子於諸侯，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諸侯於大夫恐不必然，當以年之長幼分伯叔也。

按照這一說法，「伯父」是對年長大夫的特定稱謂，而並不表示血緣上的親屬關係。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太伯在文公請求下，對文公作了相當直率的諫諍。他首先追述鄭國自初封以來，歷代國君的豐功偉績，比較詳細地列舉了鄭國的發展過程，其間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

關於桓公，太伯說：

昔吾先君桓公後出自周，以車七乘、徒卅人，固其腹心，奮其股肱，以協於庸耦；攝胄擐甲，擭戈盾以造勳，戰於魚麗。

「後」，《儀禮·有司徹》註：「年少也。」桓公以宣王少弟受封，其時只不過「車七乘，徒卅人」，國力如此弱小，是我們難於想到的。

鄭國的真正拓展，是在武公、莊公時期，簡文詳說了他們擴據的地名。武公在位時，已有「魯、衛、蓼、蔡來見」，也就是清華簡《繫年》第二章所說鄭武公「正東方之諸侯」，爲東方各國所尊崇。至於莊公的武功，更是充分肯定，甚至連「逐王於葛」都提出來贊揚。按《左傳》桓公五年載，鄭莊公與虢公同爲周桓王卿士，桓王褫奪莊公的權位，於是周鄭交惡。莊公三十七年（公元前707年），王率諸侯伐鄭，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桓王被射傷。這依古代倫理來說應該算是大逆不道的事，太伯卻引以爲榮，作爲榜樣。

太伯對文公的諫誡，除了希望他接受幾位賢臣的勸告之外，還特別警告不可耽於女色，指出文公：

不能慕吾先君之武徹壯功，抑淫媱於康，獲彼荊寵，爲大其宮，君而狎之，不善哉！

這個「荊寵」是楚國的女兒，大概就是鄭文公的夫人，《左傳》僖公二十二年稱「文羋」，僖公三十三年稱「文夫人」。由此可知，文公沒有聽從太伯的勸說，仍然以她作爲夫人。這一點，或許與當時鄭、楚的政治關係有關。

三、《子產》

《子產》簡，簡長也是約45釐米，共簡29支，保存較好，只有幾支一端折殘，並不妨礙簡文。

這篇簡書的性質與上述《鄭武夫人規孺子》和《鄭文公問太伯》不同，後兩者都是紀事體，《子產》則是關於鄭國名臣子產道德修養及施政業績的論說。簡文較長，全篇可分爲十個小段，其前九段都以「此謂……」文句作結，但全文還是一貫的，從所謂「聖君」應如何以利民自勉，取得民眾的信任講起，接著說明子產在鄭國執政，怎樣「自勝立中」，作到「助上牧民」。全篇主旨有較強的思想性，讀起來使人感覺到有與儒家學說相類的色彩。

論說子產的簡文有不少地方同儒家接近，這是並不奇怪的。《左傳》昭公二十年載，孔子聽說子產死訊，「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所謂「遺愛」，意思就是仁人，這句話充分體現出對子產的肯定。

由研究當時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子產》後部的一些記載特別重要。簡文說：

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律，求藎之賢。

隨後便從求賢和法律兩方面述說。其求賢方面，講到子產「尊老先生之俊」，有桑丘仲文、杜逝、肥仲和王子伯願；又「設六輔」，有子羽、子剌、蔑明、卑登、俖之

和王子百。按這些人名都見於清華簡《良臣》（惟後者無桑丘仲文而有

厈），簡中的「先生之俊」《良臣》稱爲「子產之師」，「六輔」《良臣》稱爲「子產之輔」。這些人是支持子產治政的「團隊」，在當時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說到法律方面，研究子產的學者都強調他製作刑書在春秋歷史上的改革意義，然而對其刑書的內涵和結構所知甚少。按作刑書一事，見於《左傳》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雲「鄭人鑄刑書」，杜註：「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沒有更多記述，而是引用了晉國叔向對此事批評的書信。《子產》簡文則有較詳細的敘說，提到子產：

乃肄三邦之令，以爲鄭令、野令，導之以教，乃跡天地、逆順、強（剛）柔，以咸全御；肄三邦之刑，以爲鄭刑、野刑，行以尊令裕義，以釋亡教不辜。

「三邦」即夏、商、周。《左傳》叔向書信中說：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就是《子產》所謂「三邦之刑」。至於子產所製有「令」與「刑」的區分，「令」和「刑」又都有「鄭」（指國都）與「野」（指郊野），更是從來沒有人知道的。

以前我在論述《良臣》時，因其突出子產，特別列舉了「子產之師」和「子產之輔」，推測該篇作者可能源出鄭國。現在知道清華簡中有較多涉及鄭國的內容，是值得考慮的。據《左傳》載，春秋時有所謂《鄭書》，就像《周書》一樣爲人引用，清華簡中關於鄭國的這些文獻或許與之有關。

本文原刊於《文物》2016年第3期

信息來源：中西書局

微刊小編：酒紅卡布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