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允芃訪張愛玲：人生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 單讀

《單讀07》，各大電商網站有售

張愛玲說：「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能夠越過水域，抵達這座島的，也都是有緣之人，可以傾慕她的敏銳，察覺她的羞澀，在生死的悲涼之中找到一些滿足這篇文章是台灣《天下》雜誌群創始人及總編殷允芃對張愛玲的採訪，讀來平緩細膩，也可以算是寒冬之中的一點樂事。人生往往樂不抵苦，更要儘力與有緣人做快樂事

人生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文：殷允芃

那天晚上，雨勢稍歇。離會見張愛玲女士的時間還早。傘下，踱過波光燈影的哈佛廣場和附近郁綠的小公園——當年華盛頓誓師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濕的空氣中，恍若是漫步在台北植物園的小路上。心中卻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而且也自懼於她寫小說的洞徹一切的「冷眼」。學物理的青雲，走在旁邊，也幫著緊張。但開門迎著的，是她的謙和的笑容和緩慢的語調，即刻使人舒然。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或許是因為那面空空的、黃木梳妝台上的大鏡子。旁邊是個小小的書架，擺著的大半是些英文書，右角上有本《紅樓夢》。書架頂上斜豎著一張鮮艷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並立的，是一幅黑白的舊金山市夜景。窗旁的書桌上，散亂地鋪著些稿子、剪報和一本翻開了的《紅樓夢》。最惹眼的，是那張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稅的表格。記起她初接電話時的推辭，「真對不起，您那麼老遠跑來，不巧得很，我這幾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這兩天還得趕著交一篇東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個IncomeTax表。」一般人順口的客套，她說起來卻生澀而純真。她又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但偶爾射出的專註眼光，又使人一凜。

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享譽上海和香港的「才女」，當被稱為是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推崇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於梨華女士更爽直地說：「現在寫小說的，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泰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於方外的，並不受到影響。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願，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她像是踢腳坐在雲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間的相互關係。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徹。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駐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後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悲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渺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地寫，」她說，「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地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裡。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她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到她孤獨的童年。在她四歲的時候，她母親就因家庭失和而遠走留學法國。父親是位典型的遺少，生活在舊朝習氣的陰影下。小時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這敏感而愛幻想的女孩，都熱心地看。她記得在她一遍遍翻閱《水滸傳》後，竟起了學寫章回小說的野心。碰到不會寫的字，就咚咚地跑下樓，去問賬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煩了，認識的字也很有限，所以那第一回，翻來覆去地寫，卻總是沒法寫完。那時，她才六歲。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寫成了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一開頭是秦鍾與智能兒坐火車私奔到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而後來又有「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姊妹到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冰激凌」。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寫的，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讚譽。LibraryJournal的書評更提出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羨慕。」雖然，她被稱讚為是將現代西洋文學手法，融入中國小說中最不著痕迹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認，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舊小說。有一次她曾坦然地說，《紅樓夢》與《西遊記》當然比《戰爭與和平》和《浮士德》好。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地告訴炎櫻（她的斯里蘭卡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曾在《皇冠》上連載的《怨女》，是她根據《傳奇》中的《金鎖記》重新改寫的，原有的故事輪廓依稀可見，但風格、手法都已改變。《怨女》的英文本，也於去年（一九七○年）在倫敦出版。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她覺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寫小說，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於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象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象。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地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初看她的小說，常為她優美的文筆、細膩的描寫和傳奇的情節所吸引，進而欣賞到各種豐富的意象，那些異想天開、令人意會、忍俊、詫異或恐怖的各種比喻。她描述胡琴的嘎嘎慘傷的音調，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塞上的風，尖叫著為空虛所追趕，無處可停留」。她寫冷天鄉村裡的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躺著。太陽在這裡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裡的新娘，是「銀幕上最後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卻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預告」。她寫一個遊方的道士，「斜斜揮著一個竹筒，托——托地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另一種時間，彷彿荒山古廟裏的一寸寸斜陽」。被虐待將死的媳婦，則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擱在肋骨上的兩隻手蜷曲著，像宰了的雞的腳爪」。而她最耐人尋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塊冰山的，卻是她對氣氛的孕育與襯托、角色的刻畫和對高潮過後人物個性發展的淋漓盡致。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劃，唯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入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地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強。她坦然地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而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她說，「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她屢次很謙虛地說：「我的看法並不是很正統的。」說時語氣淡然，並不帶一絲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她並不一定會贊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我是孤獨慣了的。」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也許她信服「讓生命來到你這裡」，「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她是心如明鏡，事物都公平自然地映射出去。因為不執留，所以不易為外物所影響。即使連書，她也是不買不存的，借來的，看完後就還去。「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她說，習慣性地微揚著頭。斜斜地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彷彿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自由的人。記起她二十幾年前拍的一張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揚著頭的微側面，眼神中同樣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時如滿月的臉，而今已成橢長，那時披肩的散發現在已梳起，而那件異常寬大，劇裝似的皮襖，卻已換成無袖的寶藍短旗袍。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地整著下擺，走起路時的綽約緩然，並不使人覺得。反而使人聯想起，在書上看到關於她小時候的一段，「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沖沖跌跌，在房裡也會三天兩頭撞著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瘀青，我就用紅藥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見了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她很熱心地走出走進，「看你們，還像孩子似的，就想著要拿點東西給你們吃。」於是，煮了濃咖啡，端出核桃甜餅，倒上兩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來。可是誰也沒有喝咖啡時加糖的匙。她解釋著，像是理所當然的，「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里沒打開。反正也在這兒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劍橋，應雷德克里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請，當「駐校作家」的。當時，她正在埋首將《海上花列傳》翻譯成英文，已經翻譯完了前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可是，」她加了一句，「做哪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目前，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天南地北地談著，從亨利·詹姆斯的《叢林野獸》到老舍的《二馬》，從台灣的文壇到失了根的中國留學生，從美國的嬉皮運動到男女學生的道德觀念。聽著的人、說著的人都覺得自然而不費力。因為她對任何話題都感到興趣，而又能往往意會在言發之前。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皇冠》

附錄：整理那次訪問後所記的筆記，發覺有幾段話沒寫進去，實在是不應該遺漏的。她說：「一個作家應該一直在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是靜止的。」「以前的人多半是過的集體生活，從描寫動作和談話，就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譬如像《紅樓夢》。但現在每個人的自己的時間比較多，小說以心理描寫才能表達深入。（心理描寫）不必過分的obscure（晦澀）。如果必須，當然沒話說。」「電影是最完全的藝術表達方式，更有影響力，更能浸入境界，從四方八方包圍。小說還不如電影能在當時使人進入忘我。自己也喜歡看電影。」「我很驚奇，台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在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庭，孤獨慣了，在哪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借口。」「一般美國通訊寫得並不深入，沒有介紹美國真正的思想改變的，譬如現在的道德觀念的不同，幾百個男女大學生同住在一起。」「我不喜歡他們（嬉皮們）的成群結黨，但他們的精神不錯，反對（既有）社會制度，不願做現在的這種organizationalman（組織里的人）。但我希望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真正體會。他們的表現方式，details，我不贊成。」「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老了，一切退化了，是個悲劇；壯年夭折，也是個悲劇。但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願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一九七一年

「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願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 輕與重的選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