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以來台灣民眾民族國家意識的演變(2)

　　第三，國民黨為了向民眾灌輸「大中國意識」，對台灣的本土文化等採取打壓態度。如限制民眾講閩南語，限制歌仔戲、布袋戲的演出等等。這種錯誤做法，反而更強化了台灣民眾的本土意識。

　　國民黨政權所維持的「中華民國」國家圖騰，遲早是會現出其原形的。而一旦「中華民國」這一國家認同符號破滅，由於國民黨長期的「反共」教育，台灣人民又失去了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於是不少台灣民眾便陷入了國家認同的真空狀態。這就為「台獨」意識形態的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

　　「台獨思潮」的興起，是在台灣光復之後才產生的。早期的「台獨」有著明顯的國際背景，特別是美、日兩國在幕後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不甘心失去對台灣的統治而支持「台獨」活動，美國則利用台灣國民黨政權來牽制新中國的成長壯大，陰謀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這種分裂中國的政策並沒能得逞。國民黨退據台灣之初，憑藉其政治和軍事高壓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威權體制，可以嚴密控制「台獨」勢力在島內的發展。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逐步瓦解，「台獨」思潮開始與島內的反對運動相結合，從而形成了島內的「台獨」運動。

　　「台獨」運動興起後，最先要攻擊和瓦解的，就是國民黨所代表和維繫的「大中國」意識。而此前被刻意壓制和掩蓋的省籍和族群矛盾，便成為「台獨」勢力發展壯大的肥沃土壤。從另一方面來講，早期黨外運動為了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打擊國民黨所維持和代表的「大中國」意識，也是對國民黨統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因此，「反中國」成為反國民黨統治的一種政治策略。這其中並沒有多少國家、民族認同的成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對抗背後所隱藏的複雜內涵。

　　20世紀7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代表席位，以及尼克松訪華、中日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強烈衝擊，國民黨政權在島內統治的合法性發生嚴重危機。在內外交困之下，由蔣經國主導啟動了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的進程。國民黨企圖以此來獲得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但這條路註定是充滿著兇險的。因為自台灣光復以來，國民黨在整個統治過程中積聚了太多的結構性矛盾：省籍矛盾、族群矛盾、中央和地方權力架構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都需要找到渠道來宣洩。

　　在後發現代化國家（或地區）進行民主轉型，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全體人民必須對其從屬的政治體制具有高度的認同感，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個國家在民主制度下不會發生國土和人民的分裂。而台灣恰恰在這一點上存在著先天不足。台灣民眾的心靈傷痕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醫治，並且通過省籍矛盾、族群矛盾表現出來，整個社會時刻都存在著分裂的嚴重危機。因此，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始終伴隨著台灣民眾在民族國家認同問題上的嚴重糾葛。

　　台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有一個十分詭異的現象，即民主化、本土化與「台獨化」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共生結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也就意味著「台獨」進程的加深，同時也就意味著對「中華民國」國家符號認同的越淡化。這一現象的產生確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若林正丈認為，「70年代的外交危機以後，蔣經國之所以推動『台灣化』及『十大建設』，並以民間的人脈及經貿力量展開實質外交，基本上都可視為體制本身在靜悄悄地促進『台灣圖騰』的正統化。」③這說明了「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與本土化進程確實存在著的一種反向關係。

　　為什麼台灣的本土化和民主化進程要以犧牲台灣民眾的民族國家認同為前提呢？

　　首先，這是由於「中華民國」的虛幻性。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權」號稱代表全中國，但這只是一種想像。在現實政治中「中華民國」在治權範圍與其治下的台灣省高度重合，這種政治形態是十分荒謬的。因此如何從體制上處理「中華民國」和台灣省之間的關係，這確實是一個難題。而這種調整恰恰又會不斷強化「台灣主體性意識」，從而誘發台灣向「獨台化」方向發展。這一過程在李登輝時代表現得格外明顯。

　　其次，這是本土化和民主化運動向縱深發展的必然邏輯。「台獨」運動的最終目標是「獨立建國」，而這一目標對具有悲情意識和「出頭天」意識的台灣民眾來說，也具有很大的誘惑。因此如果不是外力的干預，「台灣主體意識」最終發展成為「台獨意識」是必然的歷史邏輯。

　　第三，這是本土政治力量向國民黨威權統治進行政治鬥爭的現實需要。由於國民黨宣稱其代表全中國，反對勢力就要打垮這一政治神話，從而挑戰國民黨的統治合法性，攫取更大的政治資源。在這裡，「本土化」和「民主化」成為一種爭權奪利的工具。而國民黨政權由於其「外來」性質以及專制本質，其對於民主化與本土化進程缺乏應對的能力和資源。最初，反對勢力還在體制內進行奪權鬥爭，但這種有限的權力分享無法滿足黨外勢力的胃口，最終釀成了「美麗島事件」的爆發。此後，國民黨對黨外運動失去控制，而黨外勢力也越來越以所謂「住民自決」的口號訴諸「台灣獨立」，企圖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的統治。黨外運動逐步蛻變為「台獨運動」。1986年，民進黨宣布成立，黨外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民眾民族國家認同的惡質化發展

　　檢視台灣政局這二十年來的發展，可以說李登輝是推動「台獨」勢力不斷發展壯大的不折不扣的罪魁禍首。李登輝上台之初並沒能掌握實權，為了攫取國民黨的最高權力，他利用國民黨內的各種矛盾，網羅親信，打擊異己，製造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鬥爭。通過這種陰謀手段最終排擠掉了以李煥、郝柏村等外省籍國民黨傳統勢力，成為國民黨內的獨裁者，為他利用國民黨推動一系列「台獨」政策掃清了障礙。李登輝在攫取國民黨最高權力的過程中，與民進黨形成了策略聯盟，竭力鼓勵和縱容民進黨的「台獨」行徑。同時，透過民進黨的力量來打擊國民黨內的外省籍傳統勢力，從而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

　　李登輝鼓勵和縱容「台獨」的事實歷歷可數。還在李登輝接班繼承「總統」大位之初，就以「政治多元化」為由，改變了「兩蔣」時期對「台獨」勢力嚴厲打壓的政策，為「台獨」分子大開綠燈。海外「台獨」分子感受到島內政治氣候的變化紛紛闖關回台，與島內的「台獨」勢力公開合流。「台獨」活動的重心從海外轉向了島內，造成此後「台獨」勢力的急速發展壯大。並透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公職選舉活動，「台獨」勢力從社會走上了政壇，掌握了大量的行政資源，從而進入到體制內發展。

　　1990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宣布取消，從此民進黨推動「台獨」進程已經沒有任何現實的和心理上的壓力了。當年民進黨四全二次會議通過了「台灣事實主權獨立案」，宣布「我國（實指台灣）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與外蒙古」。1991年，李登輝主持召開「國是會議」，一大批「台獨」分子如彭明敏、蔡同榮之流成為「國是會議」的座上賓。「台獨」勢力有了李登輝的撐腰，氣焰更加囂張。1991年10月13日，民進黨召開「五全大會」，公然把「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條款納入黨綱，最終蛻變成赤裸裸的「台獨黨」。至此，民進黨已經完全拋棄了對於「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有台灣媒體評論說：「『台獨』是由於國民黨的『獨台』政策所促成，這一年來『台獨』與『獨台』互為表裡，朝野在分離中國的作為上互相呼應已是有目共睹……」。「台獨」與「獨台」合流，從體制內外聯手瓦解「中華民國」體制，企圖最終催生一個「台灣共和國」。

　　李登輝消解「中華民國」體制，逐步實現「獨台」政治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透過「憲政改革」，實行所謂「寧靜革命」，打造「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律框架，為「台獨」奪權搭橋鋪路。1990年5月，李登輝宣布開始「憲政改革」。從1991年4月，「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二次臨時會議」進行第一次「修憲」開始，到2000年以前，一共經過了六次「修憲」，內容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1991)；「總統」直接選舉(1996)；實現「凍省」(1998)；等等。透過這一系列「修憲」，完全改變了「中華民國」的權力來源基礎，從法理上落實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現實。

　　其二，全面推動國民黨的「本土化」進程，企圖將國民黨改造成一個純粹的本土政黨，割斷國民黨與大陸之間的歷史連接，為最終推動落實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創造條件。這一目標並沒有完全得逞，反而造成了國民黨的幾次大分裂，如新黨的出走，宋楚瑜的出走並建立親民黨等。但李登輝卻透過分裂瓦解國民黨而將民進黨送上了執政寶座，成為其「台獨」政治衣缽的傳人。李登輝的面目完全暴露後，國民黨將他開除出黨。清除了這個毒瘤之後，國民黨才又獲得新生，終於在八年後重新奪回執政權。

　　其三，重新定位兩岸關係，逐步從「一個中國」的立場倒退，並最終提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同時採取種種政策限制、阻撓兩岸交流，拖延兩岸直接「三通」，實行「戒急用忍」的兩岸經貿政策，破壞海協海基兩會協商談判等。這些政策造成了兩岸關係的嚴重動蕩不安。

　　其四，推行以「去中國化」為中心內容的「文化台獨政策」。如修改歷史教科書、提倡講「台灣話」等，以強化所謂「台灣主體性」意識，企圖建立實行「台獨」的社會文化基礎。

　　其五，在國際上推動所謂「務實外交」，推動「重返聯合國」，企圖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

　　透過這一系列政治操作，代表「大中國意識」的「中華民國」被完全掏空，這也使得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失去了物質依託而逐步散落飄零。「台灣主體意識」卻在民進黨的民粹操作下成為一個政治圖騰，誰也不敢公開拂逆它。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開始變得更加混亂，呈現出所謂「多元化」的特徵。據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長期民調跟蹤：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正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生逆轉的。在1994年至1995年之間，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發生交叉，此後則逆向發展，台灣人認同逐步攀升而中國人認同逐步降低。到1999年，台灣人認同達到一個相對高點(39.9%)，中國人認同則從1994年的26.2%降為12.1%。在統獨民意方面，上世紀九十年代傾向獨立的民意也有較大上升。可見，九十年代台灣政治的發展演變對台灣民眾民族國家認同造成了重大影響，這一時期也是台灣民眾民族國家認同向惡質化發展的關鍵時期。

　　2000年「總統」選舉，在李登輝的蓄意操縱下國民黨發生嚴重分裂，宋楚瑜被迫出走，以無黨籍身份參選，民進黨「漁翁得利」，以相對多數贏得大選成為執政黨。陳水扁上台之初雖然宣布「四不一沒有」，但不久就在2002年8月發表「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的談話，用「一邊一國」定位兩岸關係。民進黨執政無能，但在推行「漸進台獨」方面則不遺餘力。在島內極力推動以「文化台獨」為基本內容的形形色色的「去中國化」運動。猶有甚者，陳水扁在其執政後期，為掩蓋其家族的貪腐弊案，更一意孤行地推行「急獨」路線。先是推動「公投入憲」(2004)，繼而發動「防禦性公投」和「入聯公投」，終止「國統會」和「國統綱領」的運作(2006)，甚至鋌而走險，推動「正名制憲」，妄圖實現「法理台獨」。雖然迫於大陸及國際社會的壓力而最終未敢跨越紅線，但應當承認，陳水扁執政八年，塑造台灣民眾的「台灣主體意識」方面確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如今，與「台獨意識」只有一步之遙的所謂「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一種主流意識，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儘管已經成為在野黨，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著台灣島內的「話語權」，這是需要認識面對的一個客觀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