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悅：美國是如何選擇和對待「朋友」的？

本期作者：邢悅（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美國文化的獨特性塑造了美利堅民族與眾不同的國民性格，也成為美國區別於其他國家的一個重要標誌。在對外關係中，文化是國家確定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必然要考慮的因素。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的國家之間更容易相互理解，更容易建立持久的合作，更容易形成朋友關係。

美國從文化視角判斷與其他國家親疏關係的三個依據，即是否是基督教國家、是否實行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符合此三項標準且承認美國領導地位的工業國家是美國的朋友。

誰是美國的朋友？

對美國而言，從獨立到二戰結束以前美國在世界上是沒有朋友的。儘管按照以上三項認同標準，早就有西歐國家符合美國的要求了，但在二戰結束之前，它們從來沒有承認過美國的「領導」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不得不向西歐國家妥協，接受了違背自己理想和原則的《凡爾賽和約》，這說明歐洲國家並沒有聽從美國，反而是美國不得不屈從於歐洲國家。不僅如此，這些近代以來一直主導國際事務的歐洲國家對美國關於國際新秩序的理念嗤之以鼻，同時很反感美國對歐洲事務指手畫腳。鑒於此，美國與歐洲之間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外，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都看不上對方，但與此同時保持互不干涉。

畫家威廉·奧賓（William Orpen）用油畫把當時簽訂《凡爾賽和約》的情景記錄了下來。

二戰後，美國與歐洲國家的實力對比以及美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後，曾經左右國際事務的歐洲強國都淪為世界二流國家，歐洲喪失了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心地位。而美國憑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非但沒有遭受戰爭的破壞，反而在大量軍用物資需求的刺激之下，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二戰後的美國，其政治、軍事、經濟實力遠遠超出了西半球，美國的勢力已經深入到歐陸中心。在英國首相丘吉爾著名的「鐵幕」演說和美國總統杜魯門「兩種生活方式的鬥爭」的鼓動和渲染之下，早已存在於西歐國家的根深蒂固的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使它們清楚地意識到，單靠歐洲國家自身的力量是無法抵擋蘇聯的進攻的，只有依靠美國的幫助才能求得自身的安全，所以它們紛紛倒向美國一邊，尋求美國的支持和庇護。因此，在冷戰陰影的籠罩之下，美國被歐洲國家推舉為捍衛「西方自由世界」的「領袖」，西歐國家則被美國當做對抗「邪惡帝國」的力量，美國與歐洲國家的朋友關係就這樣確立起來了。

美國對朋友——「順我者昌」

歷史上，幾乎所有大國對依附於或服從於自己的國家都提供安全保護，美國也不例外，但遠不止於此。美國不僅承諾在戰時對盟國提供保護，而且在和平時期也承擔了對它們的防衛。此外，美國在經濟上給予盟國大量的援助，促使它們的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並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繁榮。美國對盟國如此慷慨之舉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實際上，更確切地講，二戰後美國與西歐國家形成的關係應該是朋友關係，而不是盟友關係。讓我們來看一看美國是如何對待朋友的吧。

冷戰時期的美歐關係

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

二戰結束後到1947年，歐洲各主要國家的經濟仍陷於嚴重的危機之中無力自拔。1946—1947年冬，遍及歐洲的特大自然災害更使它們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極度困苦，罷工頻仍，社會動蕩。歐洲的這種嚴峻形勢令美國感到擔憂。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開宗明義地指出：歐洲由於戰爭嚴重的破壞致使經濟結構面臨解體的危險，「現代文明賴以生存的基礎正處於崩潰的邊緣」。經濟上的匱乏使歐洲國家無力購買（主要從美國進口）維持生產和生存所需的物資。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如無實質性的外援，其經濟、社會和政治狀況將全面惡化。處於絕境中的人民必將引發社會動亂。為了世界文明和美國的利益，馬歇爾呼籲美國人民給予歐洲人民以理解和幫助，承擔起美國拯救世界的歷史責任。

杜魯門在隨後向國會作的經濟報告中，把馬歇爾計劃提到了「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的高度，認為這一計劃涉及西方文明，乃至美國現在享有的生活方式的生死存亡，美國值得為此做出暫時的犧牲。而美國民眾和輿論界在「杜魯門主義」的鼓吹之下，已很自然地把「自由世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們多數贊同經濟援歐，美國即使做出犧牲也在所不惜。於是，1948年4月，美國通過了總數為60.89億美元的《1948年援外法》，其中53億用於「歐洲復興計劃」（馬歇爾計劃），作為四年中的第一年撥款。到1952年該計劃結束時，援助總數為132億美元。美援一部分是贈與，主要用於糧食和消費品；一部分是低息貸款，主要用於購買生產資料。受援對象為西歐16國加上德國的西方三國佔領區，其中受援最多的依次為英國（包括屬地）32億、法國27億、義大利15億、西德14億。西歐各國從美國獲得的援助數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它們在美國的親疏關係排序表中的位置，與美國同種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一直受到美國的特殊待遇。

馬歇爾計劃的實施， 挽救了西歐當時瀕臨崩潰的經濟，而且奠定了此後西歐走向獨立和繁榮的基礎。到1952年馬歇爾計劃結束時，西歐16國工業產量已超過戰前35%，農業產量超過戰前10%。西歐國家終於擺脫噩夢，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當然，毋庸諱言，美國本身也從中獲得巨利。在馬歇爾計劃之下，2/3的西歐進口物資來自美國，美國通過貿易從歐洲賺回的美元幾倍於它援助歐洲的美元。在戰後美國經濟面臨萎縮的關鍵時刻，馬歇爾計劃對美國經濟起了促進良性發展的連鎖反應作用，為20世紀50、60年代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打下了基礎。但是，作為建立在理想之上的國度，經濟利益從來不是美國對外政策考慮的重點，從歐洲經濟振興中獲利也不是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的主要目的。對美國而言，馬歇爾計劃的最為重要的意義是，美國通過經濟聯繫加強了與西歐的政治關係，美國作為西方世界領袖的地位穩固地確立起來。

較之從經濟上復興西歐的馬歇爾計劃，美國對給予西歐國家軍事上的援助一開始並不積極。美國對自己是否要在非戰爭時期為另一個大陸的十多個國家承擔沉重的軍事負擔一直猶豫不決。但在西歐國家的一再要求之下，在充分權衡利弊得失之後，美國最後同意與西歐國家正式締約, 組成「北約」軍事集團。

「北約」表面上看只是一個軍事條約，但它對美國和西歐的政治意義超過軍事意義。杜魯門於4月12日在將條約提交參議院批准的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條約簽約國擁有共同的民主傳統、個人自由和法治。北大西洋共同體中的美洲成員在傳統上，在對自由的熱愛上，都直接源於歐洲的成員國。我們曾合力推動自由的體制，我們目前正在戰爭的廢墟上進行重建，並從中分享共同的精神與物質財富。

這個共同體中每一成員的福利和安全有賴於全體的福利和安全……我們之中任何一國單獨都不能保證自由的存續。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條約一開始也明確寫到，此條約的目的旨在「保護那種建立在民主原則之上的個人自由和法律，以及他們本國人民的共同文明遺產」。由此可以看出，「北約」的目的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軍事集團，美歐結盟的目標不只是防止蘇聯的軍事進攻，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美國與西歐共同的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它與「杜魯門主義」兩種生活方式的鬥爭是一脈相承的。

1949年北約在美國華盛頓簽署協定成立

「北約」的簽字國當時是12個，1955年北約的成員國發展到15個。北約的建立是美國第一次在和平時期結盟，它意味著美國承擔起了保護歐洲盟國的責任，當西歐盟國遭到攻擊時美國一定會挺身而出。實踐證明，美國對自己承諾了的事並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很快就付諸行動。北約成立後不久，美國國內就通過了《軍援法》(或稱《共同防禦援助法》)，美國政府撥款13.14億美元用於對外軍援，為期一年，其中10億用於「北約」國家。艾森豪威爾總統曾聲稱：「不僅要使美國的歐洲盟國，而且要使蘇聯明白無誤地認識到，一旦歐洲遭到進攻，美國將毫不猶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規模報復手段進行回擊。」

儘管歐洲形勢經過幾十年的跌宕起伏，終未爆發蘇聯進攻之事，美國「保衛西歐」的承諾也未經實踐的檢驗，但僅就美國最終同意成立「北約」，願意為西歐安全承擔義務和安全保障，並為此承受了巨大的代價來看，美國對盟友的「一片丹心」已有歷史明證。美國在和平時期對盟國承擔如此重大的軍事義務，耗費如此巨大的金額，這在世界歷史是絕無僅有的。儘管如果沒有共同的敵人蘇聯的存在，美國未必會有如此「慷慨」之舉。但不管怎麼說，冷戰的兩極國際格局下，在與蘇聯的競爭和對抗中，美國能使「順其者」的盟友實現「昌」，其意義非同一般。它用鐵的事實打破了社會主義國家用來攻擊美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個重要理論——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必然絕對貧困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原料和殖民地的矛盾不可調和，必然引向戰爭——從而使西方陣營在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中逐漸掌握了道義上的優勢，使西方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吸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美歐關係可以說拯救了整個西方世界。

冷戰後的美歐關係

冷戰結束後，一度有學者認為，隨著共同的敵人蘇聯的消失，維繫美歐關係的政治基礎將不復存在，美歐的「特殊關係」將難以為繼，即使有共同的歷史和共享的價值觀也不能阻止美歐的分裂，正像歷史上它不曾阻止東西羅馬走向對抗與分裂一樣。在世界多極化的趨勢下，美歐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將不斷顯露和加深，甚至不排除雙方走向競爭和對抗的可能性。亦即，隨著蘇聯這個共同敵人的消失，美歐的朋友關係也走到了盡頭。

冷戰後初期美歐關係的發展似乎也證實了以上判斷。2002—2003年初，美國與西歐大國法國、德國圍繞伊拉克問題產生的巨大分歧似乎更是為以上觀點提供了佐證。當時德國和法國堅持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伊拉克問題，反對美國對伊拉克採取單邊軍事行動，但小布希發動戰爭的意願十分堅決，即便不能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也要發動伊拉克戰爭。雙方的分歧十分明顯，且都不願向對方妥協，以至於聯合國關於伊拉克問題的討論演變為美歐對峙和展開外交鬥爭的場合。很多學者認為，這是美歐關係自二戰後以來受到的最嚴峻的挑戰，並對美歐關係的前景深感憂慮。如基辛格認為，美歐分歧給大西洋聯盟帶來了自五十多年前創建以來的最嚴重的危機。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艾歐·達爾德爾認為，美歐關係結構式的深刻變遷將導致大西洋主義的終結。拉贊·梅農強調，伊拉克危機後的大西洋兩岸關係已經不完全具備歷次爭吵後和好如初那樣的政治和感情基礎了。更有學者直截了當地提出「大西洋同盟崩潰論」，認為崛起的歐洲正在與美國形成分庭抗禮之勢，美歐關係正由幾十年的戰略夥伴關係演變為地緣政治競爭關係。

但事態的發展並未如以上學者所預料的那麼嚴重。恰恰相反，伊拉克戰爭爆發後，法德一改戰前的強硬態度，非但沒有對美國的行為進行譴責，反而是面對現實、接受現實，希望美國迅速獲勝以儘快結束戰爭。戰爭進行到第10天之際，即4月1日，法國外長德維爾潘公開發表聲明，雖然法國沒有直接介入戰爭，但「我們是站在我們的盟友美國和英國一邊的」。4月4日，德國總理施羅德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表示，德國希望美英聯軍在伊拉克戰爭中「迅速獲勝」。4月10日，在得到小布希與布萊爾會晤時發出的要修復美歐關係的信號後，4月15日，法國總統希拉克不失時機地給小布希總統打電話，提出不再糾纏過去，要用「務實態度」處理雙邊關係。這一舉措為雙方後來的高級別會晤打下了基礎。而美國在戰爭一開始後也改變了戰前的強硬態度，屢屢向「老歐洲」國家發出和解的善意舉動。如美國多次表示，伊拉克的戰後重建問題要回到聯合國的框架內。戰爭期間，美國也通過各種渠道與歐洲的領導人保持聯繫。

卸任時的布希坦承為美國留下了一個艱難的局勢：包括當時未完成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以及對美國仍有威脅的恐怖分子。

伊拉克戰爭結束的幾年裡，美歐雙方均表示要在伊拉克的戰後重建問題上密切合作，努力消除伊拉克問題對雙方關係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隨著法國和德國領導人的更替和布希第二任期的開始，美歐關係不斷升溫，不僅因伊戰而受損的關係得到修復，而且比伊戰之前更加親密。2005年11月默克爾出任德國總理後，採取了「新大西洋主義」路線，使德國的外交政策回歸到傳統的軌道上，以消除施羅德時期德國與美國在伊拉克問題上留下的陰影。而美國也對默克爾總理寄予厚望，希望她能給歐洲國家帶個好頭，鞏固美歐聯盟並支持美國。默克爾總理上任後首次訪問美國時，小布希總統稱「德國是美國的重要盟國」。2007年默克爾再次訪美時，小布希親自開車迎接，並邀請她到自己得克薩斯州的農場共進晚餐和早餐。當被媒體問及為何如此頻繁地訪美時，默克爾總理直言不諱地回答：「我想讓大家看到我們的關係有多麼好。」

2007年5月法國新總統薩科奇接替執政12年的希拉克入主愛麗舍宮。他上任後把調整法美關係置於法國外交的主要位置，對美國頻頻示好，美國也給予熱烈回應，雙方關係很快就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2007年11月，薩科奇擔任法國總統後的首次訪美也受到了高規格的隆重接待。他在國會發表激情演講時稱：「法美從來都是朋友、盟國，今後將永遠如此。」從而把法美關係改善的氣氛推向高潮。與此同時，法國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向美國的立場靠攏，與美國加強合作。

伊拉克戰爭後的美歐關係重歸於好，並不只是各國首腦的個性或他們之間的個人關係使然，而是因為美歐關係有著深厚的社會和文化基礎。在當今世界的大國關係中，美國和歐洲互為對方文化和意識形態上最親密的夥伴，雙方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有著最接近的一致觀點。同時，雙方在各自的戰略安全中都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是久經考驗的最可信任的戰略同盟。所以，儘管雙方關係在冷戰後發生了某些結構性變化，甚至在最核心的安全領域還存在矛盾和分歧，美歐關係的調整也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甚至不能排除還會遇到類似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挑戰，但美歐關係以牢固的文化價值觀和政治理念為基礎，在當今世界的大國關係中仍會是最穩固、最可靠的一對關係。

（本文作者：邢悅；選自《文化如何影響對外政策——以美國為個案的研究》一書；編輯：李大白、張寧；文中圖片皆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本文經作者和出版社授權轉載，其它媒體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