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與民主：西方精英主義民主理論述評-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薩托利在其《民主新論》一書的開篇不久即就指出了「 民主變成了一個廣受讚譽的詞」 。當代世界更是幾乎將民主等同於善了，但在西方各種民主理論中，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卻又常常為人所詬。筆者以為人們對精英主義理論的抵觸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對它不甚了了，乃至誤解。本文旨在描述西方精英主義民主理論的發展與其主要思想，從中發掘出對中國民主化有所啟迪的思想資源。

從精英主義的角度來分析民主政治的理論，有些學者如Peter Bachrach稱之為「 民主的精英主義理論」( Democratic Elitist Theory)， 另一些名之為精英主義民主理論( Elitist Democratic Theory)，還有如以色列社會學家Etzioni-Halevy稱為「 Demo-elite perspective」 。儘管名稱不一，但所指的對象大體上是相同的。所以這些概念實可以互用。

1、精英主義與其民主理論的演進

精英理論與階級理論都關注社會不平等問題，它們都勾畫出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不過，精英理論主要關注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權力關係，其信條是社會分為有權的少數與無權的大多數，前者為統治者而後者為被統治者；統治集團即精英壟斷著權力，而大眾即非精英除接受前者的安排外另無選擇。精英理論認為精英掌權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民主社會也不例外。古典與現代精英理論的中心議題是在穩定的民主社會中，精英需要通過定期的選舉而競爭權力。

John Higley 和Jan Pakulski描述了精英主義理論的發展變化並對其幾起幾落的現象作了解釋。 他們認為，古典精英理論形成於十九世紀後期而成長於二十世紀初期，但是隨著歐洲納粹的興起，這個理論就開始走下坡路了，直到1980 年代再次興起。究其原因較為複雜的，據說其中一個是古典精英理論家如帕累托(V. Pareto) 的理論與納粹的興起有關聯，也就是說精英理論為納粹提供理論根據。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民主在二十世紀尤其四十年代以後已經成為「 現代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標」，因此，沒有一個政體聲稱自己是反民主的，這樣一來，有關精英研究就有反民主之嫌疑了。1980 年代以後，精英理論再度興起，引起人們的興趣。這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自1970 年代興起的「 民主化第三波」，即從權威或專制政體轉民主政治， 二是現代社會日益分化而制度的複雜性也日趨增加，這樣權力的集中就不可避免了。

Ettore A. Albertoni 以為由於1920 年代與1930 年代自由主義的代議政體的衰落，導致人們重新思考民主的概念及其實質，因而古典的精英理論在1940 年代到60 年代再度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他認為，在此情形下出現了一個新理論，他稱之為「 新精英主義」， 這種理論將大眾參與選舉與社會需要少數統治集團(他們是進行決策、保持權力的有效重要條件)集中相結合就出現了。

Etzioni-Halevy 將精英民主理論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她認為第一個階段她稱之為「 民主與民主化中的精英：古典的分析」。在她看來，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出現從精英主義的角度來分析民主政治問題，而帕累托、莫斯考(Mosco)和米歇爾斯(Michels)是三個奠基人，而馬克思、韋伯、米爾斯(Wright Mills)、熊比特(Schumpeter)、阿隆(Aron)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們認為民主其特點不僅表現於自由競爭的選舉中，也體現於精英之間對權力的競爭之中。第二個階段為「 民主與民主化中的精英：新分析」。這種新分析認為精英已成為政治分析的核心：精英分析可以提供多種視角與理論框架描述與分析民主政治與民主轉型的問題。第三個階段為「 民主的階級理論與精英理論的趨同」(convergence)， 這是1990 年代以來的事。

Thomas Dye 和 Harmon Zeigler將精英理論的主要觀點歸納如下： (1) 社會分為有權的少數和無權的大多數； (2) 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並不代表處於被支配地位的多數，精英絕大多數來自於社會上層； (3) 非精英要取得精英的地位是相當慢的； (4) 精英之間對社會體系與制度的維繫等基本價值有共識，只是在少數問題上有分歧； (5) 公共政策並不反映大眾的需求而是精英價值取向的體現。公共政策的變化是漸進的而非革命性的；(6) 精英出於自利的目的而有可能無視大眾的支持，或者他們有可能進行改革，糾正權力的濫用，實施一些考慮到大眾的政策，以維繫他們所賴以生存的制度；(7) 那些有能量的精英會受大眾的影響，精英對大眾的影響大大地大於大眾對精英的影響。

2、民主與精英關係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兩種研究取向

事實上，很少有學者反對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古典的精英主義者也不例外， 如他們不否認自由與民主的價值與意義，儘管他們中有些並不認為民主與精英相協調的。權力的劃分與制約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中的核心因素，這沒有任何異疑。問題在於古典自由主義者並不清楚權力擁有者及其影響並不只限於國家，也存在於社會的其他領域。由此帶來了一個問題：民主與精英到底是什麼的一種關係。精英主義者對此的態度不一，形成了兩種基本的傾向。一種我們不妨稱之為「 不協調論」。其主要的觀點就是精英與民主不僅不能協調起來，而且精英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威脅，同時他們認為精英與所謂的「 民治」觀念相衝突的。另一種可謂是「 協調論」，即精英主義的民主論， 認為精英是民主的保障，可以防止極權主義的威脅。

在某種意義上說，關於精英與民主的關係(如衝突的還是可相融的)的爭論本質上反映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立或矛盾。

從其歷史發展來看，精英主義民主理論先後主要出現兩種研究取向：前期以熊比特等人為代表主要的特點是對傳統的民主理論進行修正，而當代重點是研究民主轉型、民主化過程中精英的角色與功能、策略等問題。

被稱之為精英主義民主理論家所關注的問題是民主與精英之間的關係。當然，他們的觀點各不盡相同，但有下列這些共同的認識：(1) 民主並非意味著人民統治，而是精英或政治家統治；(2) 民主政治意味著多元精英競爭的過程，而政黨競爭是其中典型的一個；(3) 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定期地投票選舉出決策者，當然他們可以通過利益群體對決策過程有所影響；(4) 精英群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進入精英的行列。

1、精英主義民主理論的民主內涵

對一個持精英主義傾向的學者來說，如何界定民主對構築出其民主理論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從對民主的界定本身中就不難看出學者本人的精英主義立場。熊比特的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是通過對民主所作的界定表現出來的。他說，「 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出決定的權力」。 他的民主定義常常為人所引用，認為是最具精英主義色彩。而熊比特之所以這樣界定民主，究其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與他對古典民主理論的批判與分析密切相關。他對古典民主的批判主要有三個方面：(1)共同幸福觀念的虛妄；(2) 非民主決策比民主決策更為人民所普遍接受；(3) 大眾意志的虛 妄。因此， 一是要消除古典民主理論的觀念；二是人民是什麼呢？結論是競爭性精英主義是最實用 、最有效、最合適的民主模式。如何保證民主的運行，也就是說什麼條件下民主能夠令人滿意地得以運行？熊比特提出五個方面：(1) 政治家們要有很高的才能；(2) 對立的領袖(或政黨)之間的競爭；(3) 官僚制度；(4)存在「 民主的自我控制」 ；(5)有並能容易地讓不同見解表達的文化能力。

熊比特的民主定義對1950 年代、1960 年代的民主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Anthony Downs說熊比特對民主的界定是他自己研究的基礎與靈感的來源。 李普賽特(S. Lipset) 說他在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1959) 一文與《政治人》一書中所採用的民主定義是從韋伯和熊比特的著作中提取出來的。自熊比特出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以後，當代理論家通常都同意民主是「 選擇領導人或統治者的一種方法」。1962 年，在他的《 民主的另一種理論》中，熊比特強調了投票者在產生政府中的重要作用，不管直接還是間接的作用。他說，「 人們現在這樣認為人民的角色是產生政府，或者其他中介團體，由這些團體產生出國家的行政機構或政府。我們的界定是：民主方法是為了作出政治決策的一種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中，人們通過競選人民的選票而贏得決策之權力。」 儘管熊比特再次對民主所作的界定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有所差異，但依然是精英主義的。

薩托利的民主觀本質上與熊比特的相類似。他將民主視為少數人領導的一種體制。他曾經提出過「 民主的垂直的權力結構怎樣」這樣的問題，他本人的回答是民主的特徵就是少數人領導。 與熊比特相類似，薩托利認為民主就是在選舉時領導者競爭統治權威的一種程序。在他看來，民主選舉主要的就是為政治領導權威提供一種合法性的程序。儘管當代民主模式的一個特徵就是多元性：各種社會權力群體共同參與治理，而領導與精英的影響過程也越來越複雜，但有些事實並不意味著權力的少數者即精英權力越來越小了。在《民主理論的前言》一書中，儘管達爾從不同於熊比特的角度探討了民主的本質問題，但結論仍然相當的相似。他認為多數統治幾乎是不可能的，承認民主的特徵是少數統治，但是他認為是多元的少數(Plurality of minorities)統治。達爾沒有直接用「 精英主義民主」這個概念，而是以「 多元民主」(polyarchy)代之。總體上說，達爾的多元民主理論依然具有精英主義色彩。

2、民主政治中精英統治/ 治理的不可避免

在精英主義理論家看來，精英統治、支配社會是一種必然的、不可改變的規律，任何社會包括民主社會都避免不了這個規律。莫斯考在其晚年認為精英與民主是可以協調起來的，這種認識在古典精英理論家中屬於第一個。他的《統治階級》一書中的最後一章反映了他的這種努力。莫斯考說，在任何社會中都有兩大階級，一個是統治階級，另一個是被統治階級， 我們應該認識到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統治階級存在的事實。不過，問題在於為什麼在代議制民主社會中也是少數支配多數？他認為人民主權是不現實的，因為統治階級的結構與特徵在決定一個社會的政治結構是極為重要的。現實的情況是有組織的少數支配無組織的多數是不可避免的：一個由有共識的、行動一致的組成的百人將勝於行動不一的千人。 他認為，當我們說投票者選擇他們自己的代表，其實我們所用的語言並不是非常確切的；事實是這樣的：代表是由他自己選舉產生的(如果這說法有些粗糙)， 也就是說他的朋友選舉了他。 儘管在理論上說在大眾選舉時選民有其自己選擇的自由，但是實際上自由等於零，因為在選舉中，那些有意志、有道德的、有知識與物質手段的人會將其意志強加於其他人頭上，從而支配他們。 此外，統治階級中的成員擁有一些品質為社會所高度評價，並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作用。

韋伯(Weber) 是民主的擁護者， 但是，他不相信人民主權的可行性，懷疑人民自己判斷政治的能力。他的科層制理論與其民主觀是密切關聯著的。他認識到即使在民主政體中精英統治也是不可避免的，並且相信代議制的民主制度幾乎沒有可能為選民提供控制當選者的空間。儘管韋伯認為科層制必然伴隨著現代大眾民主，但是人們應該小心地使用「 民主化」這個概念，因為這個概念有誤導的可能。事實上，「 Demos」 本身就含有被統治的意思。變化的只是選擇領導者的方式及「 Demos」影響的手段、措施。韋伯認為在現代科層制的社會中，直接民主在實踐中具有不可操作性，政治組織必然由對政治管理感興趣的人來管理，而管理需要具備相當的才能，所以政治是精英的一項事業。 因此，他以為，民主就是像市場， 是一種具有競爭力的人競爭選票和權力的場所。韋伯說，只有一種政治，那就是職業政治家的統治，而現代代議制民主是一種選民投票選擇領導人，民主選舉中重要的是政治精英的信譽與聲望。 民主體制本質上是克理斯瑪(Charismatic) 式的。

當他說歐洲社會主義政黨事實上也是由精英統治時，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的思想就開始遠揚了。他的所謂「 寡頭統治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十分著名。他認為精英的不可避免在於，在所有科層組織中都存在出現寡頭的強大動力，他們的利益不同並超越於其組織中一般成員，即使在民主的和平等的組織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精英的出現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來，少數政治精英對多數大眾的統治是通過組織而實現的，前者是一個有組織的集團，而在人數佔大多數的人民只不過是無組織的人群而已。正是由於他對社會主義政黨的深刻研究，促使米歇爾斯提出「 寡頭統治鐵律」：誰說到組織就是說寡頭統治，民主政體、社會主義政黨概莫能外。他說社會主義與民主的政黨的目標從理論上說在於反對任何形式的寡頭統治，但是，問題在於我們怎樣解釋這些政黨卻卻也出現了他們所反對的寡頭統治。他從五個方面分析了這個問題。第一，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沒有組織，民主是不可想像的。組織是弱者與強者鬥爭的一種武器。因而工人階級的重要性與影響力直接與其人數成正比。不過，其代表與協調人卻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工人階級直接治理的不可能。從技術上說實現大眾主權是不可能的。因而，從技術與現實角度來說寡頭現象是政黨組織所必需的。因此，對於民主來說，職業領導的出現表明民主開始結束。第三，工人階級對領導權的冷漠與需求。許多公民對政治事務沒有興趣。政黨成員的大多數對其組織在議會中能否獲取多數席位也不會關心。因此，多數人實際上感到高興的是發現某個人，他或她能夠不辭辛苦關心他們的事。即使在工黨中，大眾十分有組織，但是，依然十分需要有人指導。第四，工人階級競爭力的缺乏與領導者的優勢。在政治生活中，大眾缺乏競爭力是幾乎普遍的，由此鞏固了領導者權力的基礎。既然民眾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利益，那麼，由專家來處理其事務就有必要了。有些研究表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者同樣大大地優越於其民眾。第五，工人階級領袖的不變更。官職任期越長，領導者對大眾的影響力越大，因而後者也越來越依賴於前者。

因精英統治的不可避免，熊比特以「 人民贊同的政府」(government approved by the people) 代替「 民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概念。

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承認精英與大眾之別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 「 社會分為精英與大眾是普遍的，即便在民主社會也是如此」，「 少數人掌大權，而多數人則擁有的權力相對就小得多了」。 他說由少數人掌權的社會依然可能是民主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要對精英進行有效的控制。在他看來，要對精英進行有效的控制，就需要建立起精英對大眾的「 責任制度」；儘管民主政體同樣由精英掌權而被統治者的大眾享受的權力很少，但是這種少量的權力可以控制精英，使之能夠負起職責來。這種社會就是民主社會。

針對傳統的民主理論(主要是「 人民的統治」、「 多數人統治」)，波普提出了著名的「 民主悖論」：如果多數人選舉產生出一個專制的統治者，那麼我們必須服從這個專制者，因為他是民選出來的，因為是民選出來的，所以符合多數人統治的原則，但是這個原則又要反對這個專制者，因為他實行的卻是獨裁統治，而這有悖於民主原則，從而陷於一種二難困境之中。因此，他反對多數人統治的思想而對民主作出新的解釋。在他看來，民主與非民主比如專制政體的區別不在於由誰來統治，即由人民自己還是由獨裁者，多數人還是少數人統治，關鍵的在於是否能夠建立起一種合理的制度：民主是一種人民能夠有效地控制少數統治者權力的制度或程序。

達爾在其《民主理論的前言》中說，一個進行定期選舉和政黨競爭的制度並不導致多數人統治，但是，這種制度即多元政體可以「 大大地擴展了少數人的數量、規模和多樣性，它們的偏好將影響政策決策的產生」 。 儘管他說美國社會「 不是多數人的統治，甚至也不是少數人的統治，而是多重少數人的統治」 ，但其中心意思依然說精英統治著美國。Thomas Dye 與Harmon Zeiglar 認為民主當然是指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但是，民主的存在或生存又有賴於精英。他們將這種情形稱之為「 民主的冷嘲」(irony of democracy)， 這就是說假如民治的政府要生存下去，需要精英明智地進行統治。

不過，當代的精英主義理論家們對於精英的不可避免話題已經沒有什麼大的興趣了。

3、民主政治中大眾的能力、素質與精英的核心角色

精英統治在民主社會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問題在於為什麼他們能夠在民主社會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這個問題就涉及到民主與大眾的關係方面尤其大眾的能力問題。他們更相信精英的智慧與能量，而對大眾的能力多半加以懷疑的，這是他們之所以認為即便在民主社會中精英也扮演核心角色的基本因素。William Kornhauser 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原子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對政治總是缺乏興趣。這種無興趣本身也表明人們對制度的不滿，因為政治由國家精英操縱與動員的，大眾很容易受精英動員。這是精英在民主政治中依然能夠處於核心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在他看來，在多元民主社會中自治的中間群體或組織為真正的參與提供渠道。所以，不同熊比特，他十分重視中間群體的角色，認為在多元自由民主社會中中間群體可以防止走向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或「 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危險。 Thomas Dye 和Harmon Zeiglar 也認為，正是人民缺乏信息和參與興趣，使他們極少介入政治：「 大眾不領導，而是跟從。他們只對精英的態度、建議和行為作出反應」。李普賽特也認為「 下層階級對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信奉遠不如城市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低層的階級往往具有反民主的傾向，他們很容易導致支持極端主義運動，或者完全退出政治活動，對政治失去興趣。 所以在精英主義者看來，「 民主制度---- 選舉和政黨---- 只具有象徵性的意義，那就是說，這些制度可以通過給大眾在選舉日時一個(投票) 機會將大眾與政治聯繫起來」。精英與大眾都有可能對民主構成威脅：精英並不總是能夠承責維繫民主制度與價值，他們的行為並非總是富有遠見，各種精英如政治家、公司官員、國會議員、官僚總是著眼於短期的或狹窄的利益；而大眾也有可能威脅民主價值。李普賽特說大眾關心政治對民主未必有好處，相反這是一種危險，因為普通大眾進入政治領域可能會「 粉碎」民主制度，因為大眾是一種非理性的、權威主義的政治力量。

4、民主政治中大眾的作用和精英與大眾的關係

精英主義民主理論強調精英，但並非所有的精英主義者都完全否認大眾對民主政治的意義。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承認「 政策的形成實際上在精英手裡」， 但是他並不以為這樣一來社會就不是民主了，因為在民主社會中，被統治者總是能夠趕走領導者或者迫使他們決策時考慮到多數人的利益。因此，「 過高地估計民主社會中精英的穩定性，或者專權的能力是錯誤的。 這就說是在民主政治中，大眾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以往大多數只集中於政治精英的角色。有些精英主義理論家指出，大眾行為事實上有助於民主的維繫。工會、農民組織、教會群體、各種協會等在反對權威政府建立民主政體中有重要的作用。李普賽特在《政治人》中肯定了工會、工人組織、工人階級政黨在19 世紀與20 世紀為爭取擴大政治民主所起的重大作用。 民主政治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互動和相互負責任的一種制度。

當然，還有些學者否認大眾對民主的意義。Thomas Dye 和Harmon Zeiglar認為，大眾與民主之間沒有什麼關係，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其原因在於「 通常大眾是冷漠和不活躍的」，換而言之，民主的生存並不依靠於大眾對民主理念的支持，因而大眾獻身於民主對民主政體的生存是沒有必要的；相反，精英對民主理念的支持對於民主來說才是關鍵因素。在他們看來，具有諷剌意義的是，民主價值只有在大眾不參與政治時才能生存，原因在於大眾並不信奉個人自由、多元寬容、言論自由的原則，因而他們會威脅著民主的價值觀念。 他們的結論是精英治理是不可避免的，而大眾治理是不可欲的。

那麼精英與大眾的關係如何？有些學者認為精英與非精英的關係是一種零和模式 (Zero-sum model)。Nelson W.Polsby 等學者認為古典精英理論太關注精英與大眾的關係，強調兩個關鍵的過程：精英的循環與流動。 古典精英理論家將精英循環視為政治穩定與活力的關鍵因素。儘管Nelson W.Polsby等人承認精英循環的重要性，但是，認為精英流動在精英與大眾關係中更為重要，是這種關係的核心。精英需要大眾的支持。為了取得這種支持，精英的構想必須與大眾的利益與政治取向一致。G. Lowell Field, John Higley 和 Michael G. Burton 強調精英的設想需要與大眾利益與取向相一致，而這種相關制約著精英的行為；如果失去大眾的支持，那麼就會影響精英的仕途，或者至少影響精英的作用的發揮。總之，大眾的利益與取向成為一種參數，在這種參數中精英能夠安全與有效地發揮作用。

5、精英濫用權力的可能性與保護大眾的政治權利

即使在民主社會中，精英也有濫用其權力的可能性，因此就提出如何保護大眾的政治權利的問題。莫斯考在其晚年更多的是關注民主國家的出現問題。他相信民主國家出現的意義。第一，在代議制中政治力量組織化了，能夠對政府施加影響；第二，政府的所有行為常為公眾討論，在民主政體中，議會、個人、媒體都要求人們關注權力濫用的問題。這就迫使統治階級考慮大眾的要求與公眾的不滿；第三，這個政體可將統治階級進一步分為各個集團：一個為由官僚與司法組成，另一個由大眾選舉選出來的官員。不過，他擔憂的是民選出來的政治家濫用權力的危險。因此，為了限制政治家濫用權力，莫斯考強調一個自主的官僚精英的角色重要性，強調司法要獨立於政治精英。不過，在熊比特看來，政治精英的統治並不意味著政治領導產生權力濫用，因為民主的競爭性本質會限制權力的濫用。決策更需要得到選民的支持，因此，領導者握有動議權而人民對此作出響應。

當代的精英主義民主理論主要關注的是，民主轉型即民主第三波過程中精英的角色問題，尤其重視精英如何塑造(crafting)民主政治與民主如何鞏固的問題。

1、政治精英與民主轉型

自從1970 年代初期以來，在南歐、拉美及其他地區開始出現了所謂的以亨廷頓的話來說的「 民主的第三波」，這促使學者重新回答Dankwart A. Rustow 在1970 年所提出的問題：什麼條件使民主成為可能，什麼條件造就民主的繁榮？ 第一種理論是企圖從集體決策與政治互動的角度來回答民主發展的動力問題。這以Philippe C. Schmitter, Guillermo O』Donnel, Juan Linz, Laurence Whitehead等人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們的研究主要體現於四卷本的《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1986) 。第二個可稱之為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這種理論開始於1980 年代的政治經濟學中，爾後在其他領域也很盛行。第三個理論力圖回到經濟與政治相互關聯這一傳統性的研究視角來回答民主化的動力問題。第四個更是近來出現的，它集中於轉型過程中政治精英的角色問題。為何學者更多地關注了第三波的民主化過程精英的角色？主要的原因在於社會經濟的變化，這種變化使工人階級的角色日益邊緣化，即自下而上的作用下降了。 Ruth B. Collier 認為後工業的社會技術革命使工人階級的人數減少而工會組織也處於守勢，這樣工人階級的政黨面臨著一些挑戰。 。在1970 年代初，Dankwart A. Rustow形成了民主化的精英選擇分析之框架。這個框架常常強調領導的角色及其塑造(crafting)之功能，因此將民主化主要看作是當權者和反對派中的民主精英戰略互動的一種結果，是主要人物談判的結果。 。這樣不是從結構的角度來研究民主轉型，而是集中於這樣的一些問題：行動者(主要是指精英)如何選擇建立一個民主的政體？在何種壓力之下，權威主義的領導人即當政者會走向民主之路？反對派採取何種策略/戰略迫使權威主義者選擇走上民主轉型之路？

許多學者將政治精英視為民主化進程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比如，在《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1986) 中Philippe C. Schmitter, Guillermo O』Donnel將民主轉型比作為一場精英的棋賽。George Sorensen認為，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大多數國家的民主發展首先是一個精英主導的過程，然後逐漸地轉向更多大眾導向的體制，但是1970 年代以來的民主化其特點是民主轉型來自於上層，即由精英主導。 亨廷頓曾經認為，民主的動力既來自於上層，也來自於下層， 但是， 在《民主第三波》中，他以為在解釋第三波民主化時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英的信念與行為 。李普賽特說，「 民主成功還是失敗主要是依靠於政治領導人和群體的選擇、行為和決策」。而Ruth B. Collier 也認為忽視精英就無法解釋民主化。John Higleym 和Jan Pakulski 說大的政治與社會變遷主要來自於精英的根本轉換。Przeworski (1991), Linz 和Stepan (1996) 等人還運用博奕理論 (game theory) 來解釋為什麼在有些情況下精英摒棄原有的權威主義政體而選擇民主政治。

研究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學者如 John Higley, Di Palma, Jan Pakulski, Philippe C. Schmitter, Guillermo O』Donnel, Juan Linz, Laurence Whitehead, Wesolowski, Etzioni-Halevy, Alfred Stepan尤其關注精英的角色問題，而集中於精英的策略與精英內的討價還價是研究拉美、南歐、東歐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特點。

2、Crafting的內涵及其內外部條件

不少學者在研究民主轉型過程中都使用或談論過「crafting」。Di Palma認為我們可以依據西班牙民主轉型的經驗得出這樣的結論：民主是製作出來的。在「民主鞏固或毀滅的政治塑造：歐洲與南美的比較」中，Juan Linz 和Alfred Stepan也指出，從根本上說民主化是一樁政治塑造(political crafting)之事。關於民主轉型或民主化過程中的精英角色的研究又重點集中於「 政治塑造」，比如行動者的選擇(actor』s choice)、策略(tactic)、盟約(pact)、時機(timing)、討價還價(bargaining) 等。Goeffrey Pridham認為，political crafting這個概念主要關注的是精英達成妥協(settlement)的方式與手段。 Di Palma給予political crafting較為具體的說明。

Di Palma從四個方面來界定crafting。第一，一些「產品」之質量，特別是民主規則與制度，這是最為重要的方面之一；第二，決策的方式；第三，有關參與制作的製作者(craftsman)，第四，轉型過程中各階段時機的選擇。這四個方面影響了民主轉型是否成功。簡而言之，所謂crafting，就是精英提供民主產品與選擇民主化策略的過程。

精英的塑造固然相當的重要，但是如果不考慮任何的條件，他們也不可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這就是說，民主化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完成的，民主也不是出現於真空之中，必然會受各種方面因素的影響。在Goeffrey Pridham 和Di Palma 看來，這些因素中有兩個尤其值得重視的，一個是歷史因素，另一個就是國際因素，前者是內在的條件，後者為外部的條件。

歷史的背景對於塑造民主來說是重要的，如果政治精英忽視了這一點，那麼民主化就可能失敗。這也就是諾斯(Dougless North) 所說的「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 ，其基本的思想是當我們進行制度創新時事實上我們深受所傳承下來的社會環境所制約。認真檢討歷史背景，有助於加深對現實的理解與把握，即使像政治領域的制度改革或創新，歷史的份量也是相當重的。理性的領導人認真從歷史中學到不少有益的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Juan Linz 和A. Stepan 認為歷史因素比如以往政體的影響力會制約人們對新的民主制度的選擇。 Goeffrey Pridham認為制度的設計與歷史有關聯。他說，令人遺憾的是在民主化進程中人們往往忽視了歷史的因素，因此，他建議將歷史帶回到民主化進程之中。但是，Goeffrey Pridham提醒人們歷史因素不只是以往政體的經驗問題，它至少包括下面這些基本的主題：歷史的模式與歷史的記憶；歷史的遺產；來自於歷史的政治知識。

國際的因素可以改變國內政治精英們的行為和算計、預測。Goeffrey Pridham 在強調歷史的同時，也指出了國際因素對於民主化的重要意義。他認為，戈爾巴喬夫的自由化對於1989 年東歐國家政體的變化來說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而這些後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精英也可以從西歐國家的民主政治中學到很多東西，比如一些實際的技術如選舉的技術、議會的程序、地方政府的管理、政治理念與政策。 Di Palma 說「 民主並不是發生於國際真空之中」，國際的因素對於國內政治精英們的行為有或大或小的影響。在《To Craft Democracies》一書中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民主可以移植嗎？這個問題引導人們對民主化的國際因素的思考與研究。 他的回答當然是可以的。在他看來，國際因素的影響或者說「 移植」通過兩個主要方式實現的。第一種為「 擴散」(diffusion)， 這又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示範效應(demonstration effects)，二是推銷(promotion)。前者開始於19 世紀西歐，民主的理念與政體然後擴展到東中歐、南歐及拉美。Di Palma 認為到了20 世紀以後，示範效應增加了新的手段，這就是民主強國直接輸出民主。 不過，他認為推銷民主並不總是好處的，因為結果會是相當複雜的。第二種為「 侵入」(trespassing)，這又分為兩類：一是通過「 去除否決權走向民主」(removing vetoes to democracy)，另一個就是「 霸權者的自我改革」(hegemonic self-reform)。前者指區域性的霸權主義者，霸權主義也是一種專制，但是，去除霸權者對其勢力範圍內的國家動用否決權後，可以使國家走向民主化，比如，前蘇聯放棄了對東歐國家的干預後，可以使這些國家進行自決，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後者就是指前蘇聯，通過自我改革，使現在俄羅斯走向民主政治。

3、精英與民主政體的鞏固

對於「 第三波」 民主化來說，轉向民主政體只是一個開端，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民主的鞏固問題。這個問題在1990 年代以來成為民主研究中的重要內容。Larry Diamond在1996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如果要逃避歷史的命運，避免第三波回潮，在未來的歲月的當務之急是鞏固那些在第三波已經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 所謂民主的鞏固就是Juan Linz所說的「 完全民主的體制」，而Nikiforos Diamandouros認為Juan Linz的這一看法屬於一種理想型，因此，Nikiforos Diamandouros給出了民主鞏固的最低標準：第一，沒有出現對制度的合法性的挑戰的情況，第二，重要的政治團體行為沒有出現系統地違背規則。根據這一點，他認為南歐在1980 年代 的政權既是民主的，又是鞏固的。

John Higley等學者認為，從精英主義角度來看，一個民主政體的鞏固除了大眾更廣泛地參與選舉和其他政治活動外，需要精英的共識/一致 (consensus) 與團結 (unity) ，而這對於民主政治的穩定與否有著重大的影響。所謂精英的共識就是要求精英就政治制度的價值與政治遊戲規則有一致性的認識；精英的團結涉及到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網路。他們認為，從以往的歷史上看，大多數國家的精英缺乏共識和團結，缺乏共識其結果導致政體的不穩定，即政體是一種偽民主(pseudo-democracy)或非鞏固的民主(unconsolidated democracy)，而要使不團結的精英能夠取得共識與團結，就需要在精英的取向與結構上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他們認為這種轉變有兩種基本的形式：(1) 突然的或有意識的妥協，從而使民主走向鞏固；(2) 在一個社會經濟相對發達的情況下通過選舉的競爭逐漸地趨同。在《拉美和南歐的精英與民主的鞏固》(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一書中Higley 等人畫出了一個圖表。

在《拉美和南歐的精英與民主的鞏固》(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一書中Higley等學者具體研究了拉美與南歐13 個國家精英轉變與民主鞏固的關係問題(見下表)。

第一種類型 民主的鞏固與精英的妥協 西班牙和委內瑞拉是兩個由於精英妥協直接導致民主鞏固的個案，而哥倫比亞民主的鞏固是否直接來自於精英妥協的結果是有疑異的，智利是否屬於這種類型的第四個個案目前(Higley等人此書所研究的是發生於1990 年代前的民主化問題)還不得而知。下面對西班牙個案略作些具體些的說明。儘管在歷史上作過一些轉向民主的努力如1812年、1876 年和1931年，但是沒有成功，相當長的時間裡西班牙的精英不團結而政體也相當的不穩定。1975 年西班牙的獨裁者佛朗哥(Franco) 去世，不少人以為政治不穩定又要出現了。但是，由於精英們對以往對立所付出的代價記憶猶新，加上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自由化的成長，特別是出現了有能力的政治家尤其是Suarez 和國王Juan Carlos，西班牙開始民主的轉型。1976 年7 月，已是首相的Suarez通過與跟隨佛朗哥政體的主要人物進行一系列的對話，「 經過與反對派之間一系列小心安排和控制的磋商和協議」 與反對派領袖建立了合作關係。1977 年7 月開始完全民主的議會(Cortes)選舉。議會的主要工作就是起草憲法，除Basques地區之外的所有主要精英參與了這個憲法的起草。1978 年議會通過了憲法，第二年以後Basque和Catalan的自治地位由於精英的妥協而開始逐步地得以解決。Nikiforos Diamandouros也認為「西班牙精英有效地協商的能力便是西班牙民主鞏固過程中最顯著的特色」 。

第二類型 民主的鞏固與精英的逐漸趨同 義大利 、葡萄牙、多明尼加是由於精英的逐漸趨同而取得精英之間的共識與團結，從而走向民主的鞏固。這裡略對葡萄牙的個案作些敘述。葡萄牙在1910 年曾經建立過共和政體，但是這個第一個民主政體所存在的時間很短，1917 年政治開始進入不穩定時期，1928 年薩拉查建立了法西斯獨裁政權直到1974 年其政權被推翻。從1970 年代中期以來葡萄牙開始民主轉型，到了1980 年代在民主政體的鞏固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相當明顯的。隨著軍人政權的結束，共產黨的挑戰也有了很大的下降，精英同意進行憲法改革，因此在葡萄牙的政治歷史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軍人退出政治。1986 年開始第一個非軍人總統的選舉，與此同時通過改變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在1989 年進行的第二次憲法改革確立了中間偏右的精英所提出的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打消了人們對憲法秩序的疑慮。不少事實說明一個鞏固的民主政體已經在葡萄牙出現了。

第三類型 民主的鞏固與精英的妥協和逐漸趨同 哥斯大黎加、烏拉圭是通過精英的妥協和逐漸趨同取得民主的鞏固。這裡就簡單地描述哥斯大黎加的情況。1948 年哥斯大黎加內戰結束，部分精英妥協並開始逐漸趨同。戰後，Jose Figures (一個自由主義的改革者，the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領袖，內戰的勝利者)與Olilio Ulate (他在一次總統選舉中獲勝但被在位的總統Rafael Calderon否定了，因而發動了內戰)達成一個重要的協議。這個協議允許Olilio Ulate 執政18 個月，之後由Jose Figures執政，這樣可以保證由Rafael Calderon任總統期間 (1940-4) 所進行的有關社會保障與勞動改革能夠繼續進行下去。這個協議是精英之間(inter-elite)所達成妥協的一種結果，但是Rafael Calderon和他所代表的勢力被排除之外，直到1958 年他才被允許重新進入政治。而在哥斯大黎加，共產黨在1970 年前一直被禁止參與政治，那年後非正式地允許共產黨重回政治，1975 年憲法將禁止共產黨從政的法律去除。而逐步允許持不同政見的精英介入政治被認為是一種精英的逐漸趨同。1980 年代哥斯大黎加的政治表明，精英的共識和團結已經出現了，其政體是一個鞏固的民主政體了。

另外一些國家如阿根廷、巴西、秘魯儘管先後轉向民主政體，但是不穩定，還沒有達到民主的鞏固。這箇中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與精英的不團結有關係。這幾個國家都有著長時期精英的對立與政體不穩定的歷史。最為重要的是在民主轉型開始時，這些國家的精英是四分五裂的，其競爭是非制度化的。這些國家的精英很難達成妥協而走向團結，但也難以通過逐漸的趨同而走向團結，因為精英的逐步趨同取得只有在經濟發展相當高的水平與能夠持續發展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而這幾個國家在經濟上都面臨著很多的問題。當然，這並不說這些國家不能走向民主的鞏固。

民主的鞏固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通過一系列制度的、政策的和行為的變革來完成的」。 它不僅僅涉及到精英的轉換問題而且還涉及到政治經濟、公民社會、政黨、國際環境等，只集中於研究「 精英的結構、取向、選擇和行為」是一種「 過分小氣的做法」(parsimonious way) ，不過，精英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 Edgardo Boeniger所說的，「 最近在拉丁美洲取得成就中，領導人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通過以上類型的分析，John Higley 等學者得出這樣的結論：精英的共識與團結是民主政體鞏固的必要條件，精英是「 歷史的扳道工」(switchmen of history)。

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也少不了受到人們的批評，其主要的代表為巴特摩爾(Bottomore)、沃克(Jack L.Walker)和巴赫拉克(Peter Bachrach) 等學者。總體上說，他們對精英主義民主理論的批評主要集中於兩大方面：一是對大眾能力的懷疑與不信任；二是政治上屬於為現實辯護的保守主義。

沃克將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視為各種對古典民主理論進行修正的一種。 他認為，精英主義既是一種政治規範，同時也是對經驗進行指導。在沃克看來，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有兩大嚴重的問題。第一，修正主義。為了追求現實性，而從根本上改變了民主的規範意義。由於要修正古典的民主理論而使之能夠更符合現實的狀況，精英主義已經將原為激進的民主變為一種保守的政治了，也不再強調大眾的政治參與，從而改變了民主的價值。第二，由於受精英主義理論的指導從而導致學者忽視對發生於社會中的其他現象的研究。因此，沃克要求學者們不應拘於精英主義所提倡的所謂的科學客觀性，而是應該以豐富的想像力和批判力，發現新問題，促進當代社會與政治的發展。

巴特摩爾說，他之所以反對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首先是基於對民主所作出的這樣的理解：民主即為「 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其他的原因在於這種理論本身的不一致性。第一，假如精英與非精英之間永遠存在對立和衝突，那麼任何一種政府是否能夠生存下去是有問題的。在他看來，在現代政治中有不少神話，這其中的一個就是民主主要或只是依靠精英之間的競爭來維繫的。由此導致精英民主論的第二個方面的不一致性：使用不同概念，從精英的多元到各種志願性的團體。事實上，志願團體的概念---- 民主的關鍵性條件 ----- 並不能有效地支持精英理論。 而巴特摩爾本人贊同人民直接參与，而且認為人民的直接參与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有必要的。

在「 Elite Consensus and Democracy 」一文中巴赫拉克批評了David Truman、A.A. Berle 、C.Wright Mills三人的精英理論。 他認為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建立在兩個假定之上：一是大眾的無能，二是精英的治理能力與創造力使他們成為領導者。而這兩個假定在巴赫拉克看來值得懷疑的。他也反對精英主義將民主限定為一種「政治手段」的做法，而是提倡使「 參與普遍化」。

在《民主新論》中薩托利對反精英主義的各種觀點作了評價。 針對反精英論者的批評，達爾為此還與沃克有過「 筆戰」。

精英主義理論的出現與發展一再地向人們發出了這樣的問題：民主究竟是由少數人統治還是由多數人統治？義大利的莫斯考(尤其他的晚年) 等開創了精英主義民主理論， 韋伯結合現代科層制對民主作出了分析，而熊比特對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這就不難理解人們對這種理論的批評首先針對熊比特。爾後達爾、杜魯門(David Truman) 等進一步發展了熊比特的思想。儘管達爾對精英主義也有所保留，有所批評，但是他發展了熊比特的精英主義民主思想，對精英民主的多元性質作了深入的分析。根據薩托利的說法，達爾與熊比特一樣恪守競爭論，但有所不同，達爾的起點是熊比特的終點：熊比特的任務是理解民主的功能， 而達爾的任務還要加上推進民主。而當代的民主理論家們似乎不太關注規範性問題(如民主的價值與理念，民主與大眾參與) ，更關注的是民主如何轉型、民主如何鞏固這樣的一些問題。

如何評價精英主義民主理論當然是件見智見仁的事。較之於傳統的民主理論，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顯然具有現實主義的品性。這自然含有保守主義的傾向。正如有些反精英主義理論家所說的，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否認了民主政治的偉大理想，失去了古典民主理論所具有的生命力與激進的衝力。但是，雖然熊比特等人的精英民主理論確有為現實辨護的保守傾向，但是，這種批評並沒有真正理解到熊比特等人的民主理論的意義之所在：熊比特的精英民主論旨在 防止獨裁、如何維護民主政治。

事實上不少民主理論家們知道民主政治也是由精英支配的，但是又避免承認這一點。因此，有些就提出了民主的所謂充足條件以調和精英主義民主理論與反/ 非精英主義民主理論之間的矛盾或對立：(1) 選民能夠在參與競爭的精英中作出選擇；(2) 精英不能阻礙非精英的社會成員進入精英圈，換而言之，從非精英進入精英的渠道是暢通的；(3) 精英是多元的，即不存在由一個精英群體支配權力的現象；(4) 各種精英群體如商業精英、經濟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等各領域的精英不存在一個共同的聯盟。不管給出多少的條件或前提，都指向這樣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尋找民主的理想、價值與民主的實際運作、民主、自由與權威、精英的有效治理與大眾的參與等之間的平衡。

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不太容易讓人接受，並且往往有反民主之嫌疑，相反，平民主義的民主理念容易為人們所接納與首肯，在道義上似乎也優於精英主義的民主理念。近代以來，中國出現過不少民主思潮，如平民主義(populist democracy)、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但是，都不是很成功地將中國導引到民主政治社會。與以上這三種民主思潮相比，精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在中國似乎要顯得弱小得多，但是，這又可能提供一種較為切實可行之路。從中國鄉村民主化的發展歷程來看，實際中能夠起作用的是國家主導的模式。這種模式其主要特徵有：授予和保證農民的投票權利；農村民主一定要在權威與自由、中央利益與地方利益之間搞平衡；村民選舉搞得相對好些的地方總是與地方領導即治理精英的強有力的支持分不開的，他們能夠巧用民主程序。這就是政治精英導向的民主化之路。因此，從西方的精英主義理論中我們可以藉助到一些有用的思想資源，以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2002 年6 月於新加坡國立大學

主要的參考資料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Classes and elites i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 edited by Eva Etzioni-Halevy. New York: Garland, c1997.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 an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by Harold D. Lasswell, Daniel Lerner [and] C. Easton Rothwel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 Robert D. Putna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c1976.

The Conceptions and Theories of Modern Democracy/Anthony H.Birch. Routledge, 1993.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 [et 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 Giuseppe Di Pal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0.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 Robert A. Dah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89.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 Adam Przeworski.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Democracy"s victory and crisis: Nobel symposium no. 93 / edited by Axel Hadenius; [contributors, Lahouari Addi ...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 Larry Diamo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autonomy vs. control / Robert A. Dah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82.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 edited by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lites and society / Tom Bottomo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2nd Ed.

The elite connection: problems and potential of Western democracy / Eva Etzioni-Halevy.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1993.

From Marx Weber /edited by H.H Gerth and C.W.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2001.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1996. 2nd Ed.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edited by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Notre Dame, Ind.: Published for th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c1992.

Models of democracy / David He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2nd Ed.

The mind and society (Trat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 / Vilfredo Pareto; ed. by Arthur Livingston, with the advice and active cooperation of James Harvey Rogers. London, Jonathan Cape, c1935.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 Seymour Martin Lipse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Expanded Ed.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 William Kornhaus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1960].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Robert Michels. Translated by Eden and Cedar Paul.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49]

Post communist elites and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 edited by John Higley, Jan Pakulski, and Wlodzimierz Wesolowski. New York;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Macmillan, 1998.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by] Harold 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The ruling class (Elementi de scienze politica) by Gaetano Mosca. Translated by Hannah D. Kahn. Edited and revis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thur Livingston. New York,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39. 1st Ed.

Sociological writings/ Vilfredo Pareto.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S. E. Finer. Translated by Derick Mirfin. New York, Praeger [1966]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elitism: a critique / Peter Bachrach.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 edited by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Latin America / edited by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with a foreword by Abraham F. Lowenth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Southern Europe / edited by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with a foreword by Abraham F. Lowenth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1986.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rn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 edited by Geoffrey Pridham.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rookfield, VT, USA: Dartmouth, c1995.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 Giovanni Sartori.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c1987.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 Samuel P. Huntingto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