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重返朝堂的歷史真相
對於朝中新黨,司馬光自是不屑一顧。如果滿朝文武儘是讓他見了添堵的角色,畢竟不爽。故此,呼朋引類也是應有之舉。
司馬老先生推薦劉摯、趙彥若、傅堯俞、范純仁、范祖禹、唐淑問,他認為這些人品學兼優可以擔任台諫或經筵官。寫史之人,自然知道控制輿論掌握台諫的重要性。徽宗朝蔡京同樣是深曉台諫的厲害之處,有樣學樣,最終為禍社稷,使北宋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
老先生再接再厲又推薦呂大防、王存、孫覺、胡宗愈、王岩叟、蘇軾、蘇轍等人,希望朝廷委以重任。老先生自己以身作則,又鼓勵、建議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他視為德高望重的老臣與他一同各舉賢才。
舊派官員終於迎來了「野百合的春天」,得知這個好消息之後更是奔走相告,歡欣鼓舞!眾舊派官員連轡入京,新派人物卻是灰頭土臉地奔赴貶所。一退一進之間,此長彼消。終於朝中基本上實現了司馬老先生的期盼--盡為可用之人!
對於一個熟知歷史掌故的一流史學家來講,司馬光對於自己這種控制言路、打擊對手的行為在後世如何為人所詬病,怕是並未做深思!
太皇太后高老太太作為大宋的掌舵人,心裡應該十分清楚司馬光這種行為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可是她卻完全接受了司馬光的建議,對老先生推薦之人照單全收,並委以重任。劉摯與王岩叟分任侍御史、監察御史。
宋自太祖立國,便已經有了宗法制度,其中就有「職事相干」一說。
淺白點說,就是正、副宰相等執政大臣與行使監察權的御史台、諫院官員屬於「職事相干」。當時就有皇帝「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台諫,二者相須,不可缺一」之說。正因為有這明文規定,執事官親屬故舊不出諫官便作為一條潛規則,一直存在於官場。
對司馬老先生的舉賢不避親故聽之任之,一來是出於對老人的充分信任,二來或者是太皇太后的心中另有打算。不外乎老太太見老先生已是風燭殘年,怕忽有一日這老頭駕鶴西去,老太太便失了倚靠。為長久之計只得勉從其請,自己再用心物色可以在司馬光死後接替他位置的最佳人選!
在高老太太所中意的大臣之中,第一人選為蘇東坡蘇學士。史載:高太后執政,加蘇軾為翰林學士,三遷清要,旬兼侍讀。
有一天,太皇太后於便殿接見蘇軾,問他道:「卿前年為何官?」
蘇軾答道:「常州團練副使」。
「今為何官?」
蘇軾復回道:「待詔翰林學士!」
「為何驟升此缺?」
「遭遇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搖頭道:「並不為此!」
蘇軾又言道:「莫非大臣推薦?」
太皇太后復搖頭,望著他緩緩道:「此乃先帝遺意,先帝每讀卿文章,必稱奇才!但未及盡用爾!」蘇軾聽了此言,不禁心下感動,不顧失禮,竟在太皇太后面前痛哭失聲。從此,蘇軾為感神宗和太皇太后的知遇之恩,更加忠於朝廷!
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缺少的不是別的,只是希望得到統治者的認可和理解,便如蘇軾這般人物亦是概莫能外。對於曾經的「烏台詩案」--險些死在神宗的詔獄一事,在蘇軾心中早就成了過眼雲煙!蘇軾這些年的貶謫之路,已經讓他對自己從前的種種行為有了深刻的反思!對待變法他也有了新的認識,所以他對司馬光的盡廢新法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至於王安石的變法,其實在這個非常歷史時期,許多新派人物與舊派人物對變法的認識都已經在一個更新的層面之上,許多的舊派人物也看到了變法圖強的長足之處,而變法派人物也有人看到了變法的不足之處和尚須改進的地方。
如果說王安石為變法而「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是一種刑天舞干戚的不屈精神,那麼司馬光的執著精神也只得讓蘇軾再三感慨「司馬牛,司馬牛」!
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司馬光下令命全國範圍內於五日中盡廢免役法,再行舊法差役法!此令一出,舉國嘩然。遠在江寧閑居的王安石也不禁大為吃驚:「此法終不可廢!我與先帝熟議兩年方才實行……」
就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純仁(此公且是司馬老先生的兒女親家)也認為自己的親家翁此事做得有點操之過急。他勸司馬光道:「徐徐經理,乃為得計!」
蘇軾再一次顯示了他的可愛和不合時宜。他據理力爭:「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奸。」
司馬光並沒有做太多思考就直接否了蘇軾的建議。看到薦舉的幾個賢才不附和自己的提議,老先生內心的憂憤可想而知。此後不久,蘇軾再次顛沛流離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望著他漸行漸遠的身影,宣仁太皇太后也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司馬光老先生在編著《資治通鑒》的時候,秉筆直書、暢所欲言當為萬世修史之楷模,但不知老先生可曾知道:「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群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
司馬光不肯聽取不同意見,註定了他的晚年事業多為無用功,且為人所詬病!一個國家,沒有了輿論監督和監察制約,權力的濫用將會使政府嚴重偏離預定的軌道。
宋代的台諫制度多少閃爍著一些民主和開明的火花,可惜這個火花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絢麗的瞬間!
文/獨孤慕雨(摘自《為什麼總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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