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關懷——福音派教會的覺醒
十九世紀末興起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運動，以及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鼓吹社會改革，強調教會應該照顧窮人與被欺壓者。極端的社會改革者，甚至主張神的國度可以借著社會進步或革命而在今天實現；非福音派逐漸遠離「拯救靈魂」的工作。這樣的運動自然遭到傳統基要派的排斥，為了保護教會單純傳福音的功能，福音派教會遂走向與社會運動完全脫節的另一個極端，這種兩極性的發展對福音有很大的傷害。
偏離對社會公義的重視
一九四○年起，在美國有許多福音派人士，開始把自己和基要派劃分開來，他們一方面持守基要派對聖經的默示與權威性的保守態度，一方面棄絕基要派對文化與社會議題的漠不關心。他們稱自己為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以韓客爾(Carl F. H. Henry)為首，在葛理翰(Billy Graham)的支持下，一九四二年創辦了國家福音聯盟(NAE)，一九五六年韓客爾離開富樂神學院，接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的主編工作，從此該雜誌成為新福音派的發言管道。韓客爾的重要貢獻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書：《現代基要派的良心不安》(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在書中他指責基要派是「現代版的祭司與利未人，對受苦的人類視若無睹……基要派只敢痛責個人的罪行，對社會的邪惡與不義卻不聞不間。」這本書在福音派教會中，像一顆炸彈爆炸開來。它喚醒了一些福音派的領袖，看見福音派已經偏離了聖經對社會公義的重視，已經失去了像主耶穌一般，對人類需要的敏感與憐憫。韓客爾指出：「現代人的危機，基本上不是政治、經濟或社會危機，而是信仰危機。只有福音能真正解決人類的問題，但是福音的傳揚，必須落賈在現代人生活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現代城市的娼妓、吸毒、酗酒、失業、色情、性病泛濫等問題，誠然不是任何一個地方教會有能力解決的。教會因此袖手旁觀，除了憂傷的禱告以外，無能為力。韓客爾提醒教會，神借著先知以賽亞對選民及猶大國的責備，豈不也是今日對我們的責備：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么。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么……」(賽五十八6~7)
在這段經文的光照下，韓客爾認為從一八六○到一九六○年間，福音派教會整體對社會的貢獻是失敗的。是愛的虧欠。這世界已經病得很嚴重了，而我們還不聞不間，無所行動要到幾時呢？主耶穌拿起準繩，量一量我們的虧欠，我們肯定是罪孽深重。葛理翰很早就把自己定位在新福音派，雖然對靈魂的拯救一直是他的首要使命，但他沒有停止過對窮乏者的關心與支持。一九七三年葛理翰佈道協會，開始對窮人和受災者的救濟，成立了世界緊急救災基金。這樣的改變，也開始在英國出現，50年代帶進學生團契的復興，像大學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就鼓勵畢業生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上，活出並見證他們的信仰。
柏林會議的覺醒
一九六六年柏林的千人福音會議上，與會者曾樂觀地預測在本世紀末，能達到普世福音遍傳的目標。當時就有少數有心的代表，強調：傳福音，非有社會行動的結合，否則果效不彰。尤其是來自第三世界的代表，他們身處世界最貧窮的所謂「窗型區域」，深深了解傳福音不能脫離社會行動。當一個人處在飢餓、疾病的折磨下，你很難向他傳講福音這個好消息。而來自南非的白人宣教士，更深感種族不平等的巨大差距，是他們向黑人傳福音的最大難處。社會關懷原本並非柏林會議的主題，但是透過這些第三世界代表的經驗分享，西方世界開始傾聽這些來自曠野的呼聲。六個月後，另一個千人宣教大會，發表的惠頓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福音派領袖更是坦誠：「我們深深懊悔，我們偏離了聖經上的教導，與社會隔離。我們沒有把屬靈的原則，應用在種族、戰爭、人口爆炸、貧窮、家庭破裂、社會革命等種種問題上。」雖然宣言里還是強調傳福音為首要使命，但這是第一次全球性的福音派代表們，對社會關懷的覺醒。
這二、三十年，神也的確興起了許多福音派基督徒，以舍己的服事來響應這愛的呼召，開始回歸對社會的關懷，尋求社會行動在福音事工上所該有的適當地位。這不僅是愛在行為上的彰顯，也是愛在聖經與神學真理上的落實。誠如使徒約翰所說：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拾命。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凡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小子們，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真理上。(約壹三16~18)
來自傳福音的無力感
在神學與宣道學的理論基礎上，也展開了真理的辯論與探討。六○年代起，時代主義的前千禧年派逐漸在英國喪失影響力。因為照前千禧年的末世觀，這世界在基督回來以前，只會越來越糟。如此任何的改革豈不是無太大意義，只要等基督回來更新一切即可。到了二十世紀末，英國大多數福音派人士，尤其是贊成社會行動的，多轉向後千禧年派或無千禧年派。不過在美國，前千禧年派倒是歷久不衰。一九七一年慕瑞(Iain Murray)的《清教徒的希望》(The Puritan Hope)一書，為後千禧年派提出歷史根據。此派認為借著福音的廣傳和影響，並社會改革，才能帶進基督化的國度，等候基督在國度末期的再臨。關於國度的性質與實現，神學界一直處在長期的辯論中，福音派的喬治賴德(George Eldon Ladd)所寫的《耶穌及其國度》(Jesus and the Kingdom)影響最大。他認為神的國乃是神對所有受造者的治理，國度有它現在和將來的層面。基督徒必須一方面活出現階段國度的要求，一方面等候將來國度的降臨。不過福音派人士對社會關懷的覺醒，多半不是來自神學思想的轉變，乃是來自傳福音的無力感；乃是在面對著各式各樣的社會、時代需求，迫使他們回到聖經尋求答案。美國的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英國的眼淚基金會(Tear Fund)，印度救災福音團契(EFICOR)等機構都是在現實的需要下成立，隨著這些機構不斷成長，逼得福音派人士深思如何響應社會的需要。
在美國，馬丁路德．金恩的民權運動，也大大影響福音派對社會參與的反省。六○年代在黑人社區傳福音的約翰培金司(John Perkins)，在密西根的貧民區，開始宣道工作，環境逼得他們必須面對一個人全人的需要。在他們的社區里，少年人因為要照顧年幼的弟妹，無法上學。教會因此開始了託兒所的工作，以及營養午餐的提供。然而貧窮的根源，不僅在教育的改善，更在於社會結構的不公義，他們開始為民權運動禱告。就這樣，現實的需要迫使宣道工作不只參與了關懷社會的行動，更引導他們走向抗議社會的不公義。有效的傳福音，除了必須兼顧身體和靈魂的需要，還得伸張正義。這是一個宣教士的親身體驗，也代表了所有在第三世界貧窮地區的福音工作者，對宣道工作新的看法，一個逐漸脫離西方白人文化的宣道策略。
對社會和文化的參與，是否意謂著在正統信仰上的妥協呢？堅持聖經無誤性的極端保守者，薛華(Francis Schaeffer)博士，給了我們最有力的辯護。在面臨一次屬靈危機之後，他重新思考屬靈真義，他寫道：「真正的屬靈，乃是基督的主權，在生命每一層面，實際而均衡的彰顯。」屬靈的生活不是從世界隱退，乃是以基督的心腸和基督的方式過生活。庇蔭所(L"Abri)的事工就在一九五五年成立，薛華開放自家農舍，歡迎任何人前來尋找信仰，或尋求如何把信仰應用在現代人的生活上。他主張基督徒要個別的，甚或集體的來見證基督的美德，憑著信心過一種超自然的生活，讓世人真能體驗到鹽與光的真實，讓基督徒的生命流入整個文化當中。
第一屆洛桑宣教大會在一九七四年召開，「末得群體」(unreached peoples)的觀念首度獲得普遍共識。大會的重點不在於討論福音是什麼，而是如何傳的問題。許多探討傳福音與社會責任關係的論文被提出，斯托得(John Stott)強調「愛的大使命」，必須與對觀福音的大使命平行進行，以達到使萬民作門徒的目的。根據約翰福音二十21，「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耶穌基督就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來服事人，來完成救贖的計劃。遵此愛的服事原則，宣道事工必然包括傳福音與社會行動，這才是真正神愛世人的表現。斯托得並且堅持在洛桑宣言中，加入這樣一條：呼召基督的跟隨者，過簡單的生活。這實在是他和貧窮的第三世界接觸後，所衍生出的反省與信念。
福音與行動不可分割
社會行動的參與已逐漸為福音派所接受，然而兩者孰輕孰重？關係如何定位？是教會宣道事工馬上面臨的問題。一九八二年在美國大急流(Grand Rapids)舉行的福音與社會責任會議(CRESR)，試著尋求這問題的答案。與會者提出的論文，立場尖銳對立。如何達成共識，實在只有在聖靈里的謙卑，能叫人改變、調整各人不同的立場。出人意外的，這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會議，大會對傳福音和社會責任的關係作出下列三項結論：(1)社會行動是福音事工的結果，也是福音事工的目標之一；(2)社會行動可以作為福音事工的橋樑，但不是誘人信主的賄賂；(3)社會行動與福音事工彼此同工，一如夫妻間的關係。因此社會行動可以在福音事工之前、之後或同步進行。當然，只有肯關懷社會的基督徒，才會產生基督徒的社會參與；福音事工只有基督徒能作，在這兩點前題下，福音事工在邏輯上具有優先地位。不過以主耶穌的服事為榜樣，這兩者實在無法分割。
到了一九八九年，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屆洛桑會議，社會參與在宣道事工上終於獲得正式肯定，不是僅僅依附在福音事工之下，乃是與傳福音同等重要、並行不能分割的。洛桑宣言中呼籲基督教會以全人的服事，向全世界，宣揚全備的福音.這樣大的轉變，賽德(RonSider)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書：《富有的基督徒處在饑荒的時代》(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居功不小。作者把富裕的西方社會和貧窮的第三世界，對比成路加福音十六19~31節中的財主與拉撒路。他引證聖經中的神是站在窮人那一邊的。神的百姓理當主持社會正義，確實地幫助一切有需要的人。他向富裕的基督徒發出挑戰，在一個到處還有饑荒的時代，你能多富有呢？富餘的該補那不足的，如經上所記：「多的也沒有餘，少的也沒有缺。」他並且強調，在社會的不義之罪上有份，或者參與公司機構的邪惡行為，與個人的不道德是沒有兩樣的。這本書給西方教會帶來莫大的震撼。
是信心缺乏的問題
主耶穌引用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新約里的窮人到底是指靈里貧窮，還是物質上的貧窮o這一直是爭辯中的重要關鍵。馬太福音五章3節(註：中文聖經翻作「虛心的人」，照原文應是「靈里貧窮的人」，貧窮在原文也作乞丐，似更能表達主一連串反傳統法利賽人的屬靈原則)，的確是指靈里破產的人。但耶穌回答約翰門徒的一段話，馬太十一5「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麻瘋的潔凈、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如果說窮人必須靈意解經，那麼瞎子、瘸子呢o可見窮人不是每次都指靈里貧窮。而且耶穌來，報告神悅納入的禧年，從舊約的背景來看，禧年正是一種在社會與經濟上對受壓制者的解放。我們更不要忘了，主呼召門徒「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路十二33)我們的問題，是信心缺乏的問題，不是神學的問題。
強調神跡、奇事、聖靈能力等的靈恩運動、第三波運動，在教會中引起相當大的爭議。我們姑且不討論其神學論點是否正確，不過靈恩運動中普遍強調肢體間的扶持、照顧，恩賜的更新，往往能有力地見證基督徒該有的新生命表現。在英國，一年一度於復活節舉行的春季收成(Spring Harvest)福音大會，深深影響英國靈恩教會對社會的關懷。這個福音訓練營的目標為：「裝備神的子民，在教會社區里，彰顯鹽和光的功能。」早期的支持、參與者多來自靈恩派。這樣的門徒訓練目標，很自然地就結台了社會行動和宣道事工。在英國，另一個不屬於任何宗派的基督徒魚的團契(Ichthus Christian Fellowship)，更是鼓吹地方教會對社會行動具體參與。他們鼓勵會員，開放家庭給需要幫助的人，如酗酒的、吸毒的、精神受創傷的；他們為長期失業者提供轉業訓練；在社區開辦休閑中心、託兒所，甚至開辦社區銀行，提供無息貸款給低收入家庭度過難關；他們辦青年人住宿中心，並提供門徒訓練；為老人、盲人服務等等。這些事工都是由教會會眾或家庭團體，針對個別社區需要來辦理。像這種方式的見證，不知帶領了多少人歸主。團契創始人羅傑弗斯特(Roger Forster)，同時也是英國眼淚基金會的副總裁，舉例說，一個老婦人的房子，遭受水患，團契幫忙她清理善後。沒幾日，老人的孫女來敲羅傑的門，她問道：「你們就是幫我祖母清理房子的人？我也想要認識這樣的基督教信仰。」這就是基督的愛在行動中的彰顯。
華人教會的省思和挑戰
回顧了西方福音派教會，在這二、三十年來，對社會關懷的逐步覺醒，在社會活動參與上的悔改歷史，是否給了你一些省思與挑戰呢？在台灣早期的宣教歷史中，華人教會均十分注重社會關懷的參與。尤其在社會服務方面，如醫療、教育、育幼院等等，基督徒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打開基督教在台宣教史，第一章就離不開醫療宣教。「從最早期的馬雅各、馬偕、蘭大衛，分別建立了南部的新樓醫院、北部的馬偕醫院與中部的彰化基督教醫院，奠定了現代醫學在台灣的重鎮。他們都是採用醫療與佈道並進的方式進行宣教，效果甚佳。到目前散布全省各地的基督教醫院，對台灣人民提供了極有價值的醫療服務。尤其是在偏遠地區和山地，教會醫療機構更扮演過開創性與獨撐大局的角色。」在一九九三年的「醫療奉獻獎」，十一位獲獎人中，外籍醫療宣教士就佔了五位之多，這也反應了我們在社會服務資源上，長期倚賴外籍宣教士及外國經費。本地的路加在哪裡呢？如果我們再不起來接棒，恐怕慈濟的醫院工作將趕上並淘汰我們在醫療宣道上的美好果實。近二十年，在社會服務部份，有多元化的趨向，如晨曦會在戒毒，更生團契在監獄方面的工作；如勵馨園在關懷雛妓上的工作：還有校園團契在學校的福音工作。早期宣教士，如韓婆婆，繆叔叔以個人投入學生工作，許多青年學子蒙受其惠，今天也是各教會起來接棒的時候了。許多教會都有專為青少年開設的團契，台北靈糧堂甚至為重考生設立南陽之家，提供他們課業上的協助，生活與心靈上的關懷，值得各教會借鏡。
在社會行動部份，以台灣長老教會有較明顯的參與，其它教會在台灣特殊政治環境下，一向以支持政府政策為原則。台灣基督教長老會過去曾發表過三次宣言。一九七一年的「國是聲明與建議」，主張國會全面改選。一九七五年的「我們的呼籲」，主張徹底實施憲法，革新政治，突破外交困境。謀求教會自立、自主，建立世界關係，關心社會公義。一九七七年的「人權宣言」，主張前途由所有住民自決。鄉土神學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產生的。台灣長老會激烈的路線，與昔日不公義之政警措施有關，但今天的政治環境，已經容許相當自由的言論空間，相信長老會會走出激烈的抗爭方式。在過去十年，我們也欣見長老會以外的教會，在社會行動上的覺醒，例如台北的信望愛專業見證社，高雄的整全福音社的成立。教會需要扮演先知的角色，以社會立法的手段來改善不公義、不合理的制度。福音派的基督徒多持保守原則，但保守不等於沒有反應、沒有行動。雖然在同樣保守的原則下，基督徒對各項社會、政治議題，也可能產生完全相反的立場，但這不能成為我們對社會漠不關心的借口。體貼耶穌基督的心腸並神的公義，聖靈能帶領我們走向合一。
台灣基督教公益團體式微
今天在台灣，明顯舉著基督旗幟的公益團體，有式微的趨勢。我們的參與熱誠已經遠不及佛教團體。從板橋瓦斯爆炸、台中衛爾康餐廳大火，慈濟功德會的迅速支持，實在叫我們警惕。然而更讓人憂心的，是基督徒麻木不仁的心態；筆者的丈夫在教會查經班，分享這樣的感想，弟兄姊妹的結論竟然是：「佛教作的那些工作，都是沒有生命的！」唉，現代版的祭司與利未人啊，主耶穌不只吩咐我們要傳福音給鄰舍，要有好的見證，他更告訴我們要愛鄰舍如己！面對台灣社會道德的脫序、解體，面對著這麼多失喪者的需要，我們應該反省我們的信仰。現代基督徒的責任在哪裡？打著神愛世人旗幟的基督教會，角色應當如何定位？教會對社會關懷的切入點又在哪裡？心態上，我們需要悔改，愛心上常感虧欠。找出時代的需要，如何讓教會的宣道策略落實在對社會的關懷與責任上，是每一個教會當前的挑戰。當教會整體或個別基督徒，在所處的社會，缺少愛的見證，我們還有甚麼更有力的見證呢？今天社會需要的是愛，許多許多的愛。
怎樣的愛能讓人勝過恐懼，對愛滋病患伸出援手？怎樣的愛能讓人去照顧那些被社會唾棄的？怎樣的愛能讓人超越慈善行為，而願與全球的基督徒同甘共苦？怎樣的愛能讓人有勇氣宣揚基督的真理和標準，即使眾人耳朵發沉？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愛能，而祂豈不是呼召我們，舍己並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今天，我們已經離棄了這起初的愛心。而阻攔我們愛心成長的，是信心與盼望的失落。
缺乏信心，導致我們把安全感建立在地上的事物。當耶穌教導我們，「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祂不僅僅是安慰我們，如何面對經濟難關，更是提醒我們，「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六31~33)我們缺乏這樣的信心，我們活得和外邦人沒有兩樣，也難怪我們無力響應神對屬天子民的呼召。
(本文主要取材自Timothy Chester 的Awakening to a World of Need Inter-Varsity Press,1993)（文中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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