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另案處理」_

《瞭望》文章：力堵「另案處理」黑洞

在有效監督缺失的情況下，有些「另案處理」變成了「另案不理」，或降格處理，這是司法腐敗中的又一新黑洞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5月5日，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檢察院以涉嫌串通投標罪對鄭定忠、庄權民兩人提起公訴。據了解，此案是浙江省公安廳公布的2010年十大經濟犯罪案件之一，工程標的合計達3.5億元。在此案中，另外蘇某、劉某、宋某、魯某、黃某等五名被告均為「另案處理」。

近年來，公安機關在移送審查起訴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往往會對類似一些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涉案人員，以括弧標明「另案處理」。據了解，「另案處理」是一個司法實踐中的常用辭彙。在刑事司法中，「另案處理」更為完整的表述則是「另行立案追究刑事責任」。

但本刊記者追蹤調查發現，近年來有些犯罪嫌疑人卻以「另案處理」的理由，順利逃避審查和起訴，變成了「另案不理」，或降格處理，這是司法腐敗中的又一新黑洞。因此，應建立更為完善的監督機制。

「另案處理」比例較高

「『另案處理』這種法律現象，是指把某個案件中的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本案中分離出來單獨處理或與其他案件共同處理的情況。」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洪道德教授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說。

在洪道德看來，「另案處理」應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同案犯已歸案。否則，就應在相關階段性文書中註明「在逃」。二是同案犯尚未被追究刑事責任。如果已完成刑事審判，應在相關階段性文書中註明「已審判」。三是同案犯還活著。如果已死亡，應在相關階段性文書中註明「已死亡」。

「除了具備上述三個條件的同案犯以外，不能在同案中處理的，一般也會在相關階段性文書中註明『另案處理』。」洪道德說。

洪道德介紹，在司法實踐中，「另案處理」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一是犯罪嫌疑人沒有歸案，而其他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查清，或關押時間已到，只好在提請批准逮捕書或起訴意見書中對在逃的嫌疑人使用「另案處理」。

二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偵查完畢，可先行處理，因而對未偵查終結的犯罪嫌疑人作「另案處理」。

三是有些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本地、異地均有共同犯罪事實發生，如果在異地處理更為合適的，也會被列入「另案處理」。

四是有些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對其犯罪事實的偵查管轄具有雙重性，既有公安機關立案管轄的犯罪，又有檢察機關管轄的犯罪，為了便於工作，有時可能在偵查階段將某一犯罪嫌疑人作「另案處理」。

「『另案處理』是公安機關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因已先行起訴或判決、認定犯罪證據不足、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未達刑事責任年齡、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另涉他罪移交其他公安機關、已作行政處罰等原因而未一併移送審查起訴的其他涉案人員，在移送審查起訴意見書中所註明的處理意見，以示對其在本案不作或暫不作刑事追究。」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介紹。

目前，每年「另案處理」的案件確切數字尚無全國性統計。但受訪專家認為，「另案處理」案件在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移送起訴的案件中占的數量之大、比例之高，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不該出現的「黑洞」

種種跡象表明，在有些地方，「另案處理」已成為個別司法人員和官員干擾司法、徇私舞弊、瞞天過海的司法「黑洞」。

2010年8月24日，陝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公安部原部長助理、經濟犯罪偵查局原局長鄭少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在鄭少東的違法亂紀中，「另案處理」就是其手段之一。2002年，廣東省江門市公安部門破獲了一起地下錢莊洗錢案，連卓釗作為錢莊的主要出資人，卻被標明「另案處理」，順利回到香港，最終未受到司法審判。就是因為鄭少東出面干涉，才使江門市司法部門放棄了對連卓釗的審查和起訴。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另案處理」屬客觀需要，而在實踐中卻有異化傾向，特別是有些案件雖在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中，已經明確標明「另案處理」，但其結果往往是不了了之，甚至有些涉案犯罪嫌疑人，還借「另案處理」逃脫法律制裁。

「有些地方的公安機關不對犯罪嫌疑人立案偵查或移送審查起訴，就用『另案處理』方式處理。由於缺乏清晰明確的法律規定和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有可能會形成司法黑洞，影響司法機關的公信力。」杜立元說。

據北京市檢察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檢察官介紹：「有些公安機關對在逃人員『另案處理』後，並不重視對在逃人員基本情況的深入訊問，所以難以獲取可以查清身份的線索，致使追逃不了了之。」

「另案處理」得不到處理，危害很大。」上海財經大學法治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麻國安教授認為，「另案處理」一旦變成「另案不理」，不但嚴重踐踏了法律的尊嚴和權威，導致司法不公，而且個別重罪嫌疑人長期逍遙法外，會嚴重影響公眾的安全感，給社會留下嚴重的治安隱患。

監督缺乏「連貫性」

在受訪專家看來，「另案處理」變成「另案不理」，有些是辦案人員責任心不強所致，而主要根源還在於現行法律、辦案程序規定不健全。

麻國安說，「在目前，有些地方公安機關還未建立健全內部制約監督機制，對違規辦案、降格處理、以罰代刑等問題不能有效進行監督。」

「按照刑事訴訟活動的既有分工，公安機關有權決定對哪些涉案人員移送審查逮捕或起訴。」麻國安指出，「對於在何種情況下使用『另案處理』，法律或司法解釋尚無依據，這為使用不當留下了漏洞。」

「在起訴書中，在敘述審查查明的犯罪事實時，會提到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同案嫌疑人的行為和作用，但很少對如何『另案處理』，以及『另案處理』的根據進行詳細說明。」麻國安說。

「絕大多數『另案處理』，早在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里便已確定，起訴和判決只是照搬照抄而已。此類『另案處理』出問題，主要責任很清楚。」洪道德說。

在洪道德看來，有些偵查人員在崗位調動時不重視對「另案處理」人員追捕信息的移交，也是造成追捕工作無法繼續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辦案部門經費和警力有限，也是造成在逃的『另案處理」人員不能被及時追捕到案的原因。」洪道德說，「因為經費緊張，加上對赴外地追逃，差旅費開支大，導致辦案部門因人力、物力、財力的不足而放鬆了對『另案處理』人員的追逃力度。」

據本刊記者了解，有的地方公安機關由於經費緊張，對一些「另案處理」人員，即使掌握比較確切的藏匿地點，大都不願意派人追逃，多數有賴於「網上追逃」。或即使要去追逃，辦案經費也私下由受害者負擔。

「無論原因如何，對犯罪嫌疑人有明確藏身信息而不去追捕的將構成瀆職。」洪道德說。

在現實中，也存在檢察機關對「另案處理」案件審查不力，法律監督缺失的情況。「檢察機關偵查監督、公訴部門往往只重視報捕、移送審查起訴犯罪嫌疑人的審查，而忽視對『另案處理』人員情況的法律監督。」

「現行法律、辦案程序規定不健全，『另案處理』的監督易成為司法監督的盲區。」杜立元認為，「另案處理」缺乏制度規範，司法機關對何種情況下將涉案人員列為「另案處理」未見統一的標準和審批規範，存在一定程度的隨意性，導致有些「另案處理」變成「另案不理」，或降格處理。

「另案處理」出現的問題，近年已引起高層關注。2009年12月29日，高檢院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對訴訟活動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強對以罰代刑、漏罪漏犯、另案處理等案件的監督」。

而事實上，《意見》只是作了原則性要求，如何在司法實踐中加強對「另案處理」的監督，還有諸多可操作性細則尚需健全和完善。

打造全方位監督體系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為了確保公正執法，在「另案處理」中防止出現新的司法腐敗，建立「另案處理」監督機制勢在必行。

「為了偵查機關順利辦案，要想方設法使其辦案經費有保障。」洪道德說，「肩負法律監督職能的檢察機關，應該負起監督『另案處理』的重任。加大全程監督力度。相關立法機關針對法律規定不具體、可操作性不強等問題，還需規範「另案處理」的適用條件，並建立「另案處理」的審批制度。

「為使案件處理透明，偵查機關在起訴意見書上應當載明『另案處理』的種類及根據。」洪道德說，對「另案處理」要形成一個長效機制，既對偵查機關使用「另案處理」進行規範，又可以使檢察機關的監督有章可循。

「建立和完善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有效銜接的工作機制，聯合推進網上銜接、信息共享方面的建設，檢察機關掌握完整的『另案處理』人員的信息至關重要。」杜立元說，「檢察機關可建立一個另案處理人員信息庫，信息庫由專人負責錄入，詳細登載『另案處理』人員基本情況、案件性質、強制措施、另案理由，以實現實時追查、有效監督。」

杜立元認為，「另案處理」人員信息共享包括：一是在法律監督、偵查、公訴、監所司法各部門之間建立「另案處理」人員信息通報網路；二是檢察機關建立並實時監管「另案處理」人員信息庫。

在洪道德看來，檢察機關不但應加強信息庫的建立，在有了信息網路之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覆蓋「另案處理」從立案、偵查到審查、起訴、審判全部訴訟環節的全方位監督體系，嚴格把好偵查、審查、審判三關。

按洪道德的觀點，檢察機關在審查案件中要注意三個重點，即對於公安機關認為不構成犯罪的，已作或擬作行政處罰的，審查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對於「在逃」涉案人員，審查公安機關所採取的追逃措施；對於雖構成犯罪但未移送的，審查公安機關對其最終的處理決定。

「要定期走訪公安機關，按照信息庫資料，逐人、逐案地進行跟蹤了解公安機關對在逃人員的抓捕情況，以及對另案人員的處理情況，並及時進行監督，防止『另案處理』蛻變成『另案不理』，或降格處理。」麻國安說。

同時，多位受訪專家還認為，在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中，也應對「另案處理」作一定的說明，以便接受社會監督。

由此看來，加強對公安機關以及檢察機關自偵部門列入「另案處理」的監督，是檢察機關開展訴訟活動法律監督的重要內容，是避免「另案處理」異化，最終實現司法公正的必然途徑。

責任編輯：N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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