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

人亡政息啟及後人但是，張居正的改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果，也只能是短暫的輝煌，猶如曇花一現，旋即凋謝。張居正離世後，保守勢力得勢，進行了迅猛的反撲，張居正的長子不勝刑罰而自縊，次子和其他幾個孫子充軍遠方，家屬因被查抄餓死十餘人。支持改革的官員如吏部尚書梁夢龍、兵部尚書張學顏、刑部尚書潘季馴、薊鎮總兵戚繼光、寧遠伯李成梁等，均遭到排擠迫害；而從前遭到張居正打擊的人，大都被重新起用，以致朝政發生重大變化，考成法、一條鞭法被廢止，張居正改革在其身後慘遭失敗的厄運。

在以人治為主體的明代，具有絕對權威的皇權的反對，是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張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得以推行，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在於皇帝年幼，未能親政，事事依靠師保首輔，於是張居正代行皇權，從而推行改革。因此，可以說，其取得壓倒反對派的優勢，實際上只是皇權對於臣僚的優勢，他擁有的掃除一切障礙的力量，實際上只是皇權的力量，而不是張居正本身的優勢或改革本身的力量。這裡就包含有很危險的因素，即一旦皇權不再由張居正掌握，張居正便會失去一切優勢，一切足以推進改革的力量。

張居正執掌皇帝權柄只是暫時的，隨著萬曆皇帝年齡的增長，親政能力的加強，其好權多疑、追求驕奢淫逸生活的習性也日深，與張居正希望其勤政恭儉的要求相去甚遠，因此，君臣之間的矛盾潛滋暗長，並且向著日益緊張的方面發展。特別是萬曆六年（1578）皇帝大婚後，對各種貪圖享樂的慾望越來越不加以掩飾。但他每每下詔斂財或倦於上朝，都遭到張居正的諫諍勸阻。如針對萬曆七年春皇帝諭令取用光祿銀十萬兩之事，張居正雖然被迫飭令光祿寺繳付，但同時又諫言道：「此後希望皇上力行節儉，若再取用國庫，臣也決不敢奉詔了。」按封建的君臣關係，公開聲明「決不敢奉詔」，是極其嚴重的不敬，實屬罕見。萬曆皇帝對張居正越來越不滿，急於收回自己的權力。此外，隨著改革的推行，國家政治、經濟形勢好轉，皇帝已感受不到危亡的威脅，統治者的本能也使他要突破改革對他的種種限制，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

於是，在張居正身歿不久，明神宗即對其進行殘酷的清算。曾有力地支持改革的皇權，這時轉而反對改革，而原來受到張居正打擊的保守勢力，這時都迅速集結在皇權之下，群起而攻之。張居正生平展覽館的太岳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張居正改革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場。

張居正改革觸動了統治階級保守勢力的利益，使改革無法徹底進行。改革是在封建統治出現危機，吏治腐敗、經濟蕭條、軍備廢弛的情況下進行的，儘管改革的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但仍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堅決反對。豪門地主階級以及社會上保守的習慣勢力，為了維護和擴大既得利益，對改革大肆阻撓、誹謗和攻擊。譬如，清丈土地，實行一條鞭法，推行均平賦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後，嚴格的考核使得官吏們不得不如履薄冰，埋頭工作；破格用人，選拔了人才，卻得罪了那些無德無才只憑資格升遷的人；裁減冗官，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卻敲掉了不少人的飯碗，從而引起相當一批士大夫的不滿；整頓驛站之後，官員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設備，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們怨聲載道……這些，都讓張居正陷入了兩難境地。

張居正改革也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張居正的改革，是利用皇權的強制力而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均賦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最根本的問題，即土地兼并的問題並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因而改革並沒有在勞苦大眾的心中引起共鳴，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必然遭受失敗的命運。一條鞭法的推行，雖然減輕了無地或少地的商人、手工業者的負擔，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並未能促成一股足以支持改革的政治力量的出現。由於張居正在「奪情」之後許多舉措失當，以致一些開明之士最後亦放棄了對改革的支持。這樣，張居正在各個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與保守勢力相比，改革的力量並不具有優勢，因而，也就難以維持了。

此外，張居正在生活上妻妾成群，奢侈無度，也留下了道德上的瑕疵，這自然不能不貽人以口實。在江陵，他建造太師府第，神宗不但親筆為他書寫了堂匾、樓匾、對聯，而且還拿出一筆內帑，作為建造資金。上行下效，於是全楚官員紛紛出資納賄。張居正故里石碑這座豪華的府第，歷時三年才建成，耗資達二十萬兩白銀，而張居正拿出來的還不到十分之一。他還在京師建造了一座同樣豪華的官邸，據目擊者說，其壯麗不減王公府邸。張居正家被抄時，抄出黃金萬餘兩，白銀十萬餘兩，這數字雖然遠遠比不上嚴嵩、馮保，但張居正並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極薄，皇上所賜有限，他何以能夠過上奢侈的生活，是不言自明的。張居正整頓驛傳，禁止官員及其家屬的濫用，然而，張家的僕人甚至親友的僕人卻可以任意向地方官索用車馬船隻。張居正回籍葬父，排場浩大，氣勢也相當顯赫，不僅有錦衣衛等的護送，而且他所乘坐的大轎，是真定知府錢普特意製作送上的、豪華之極，被人稱為同齋閣的步輦。此轎碩大無比，前半部是起居室，後半部是寢室，兩旁有走廊，各立一童子左右侍候，為之焚香揮扇。如此龐然大物，絕非「八抬大轎」可比擬，須由三十二名士卒扛抬，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戚繼光還派保鏢護送。行經各地，不僅地方官一律遠迎，就連當地的藩王也打破傳統出府迎送，與之行賓主之禮。顯然，張居正要求其他官員厲行節儉，他自己卻不能以身作則。

他雖然曾禁止子弟、家人結交官場，但又抗拒不了功名的誘惑，在科舉上作弊，為其家人謀求進身階梯。張居正當權時，其諸子皆登上第，一狀元，一榜眼，一進士，皆通過社會關係得之。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次子張嗣修參加會試，廷試拆卷後，嗣修排在二甲。出於李太后、馮保的授意，神宗將嗣修列為一甲第二名榜眼。事後，神宗對張居正說：「朕無以報先生功，當看(顧)先生子孫。」神宗帶頭作弊，張居正欣然接受，遂使科場風紀大為窳壞，權貴子弟紛紛仿效，競相獵取功名。張居正憑藉權勢為子弟謀取進身階梯，其政治聲譽不能不受到嚴重損害。一般來說，明朝建國以來，科場作弊雖然屢有所聞，但基本上還是公道的，然而從張居正開始，已經沒有公道可言了。

針對「奪情」風波，張居正處理不當，使自己更加孤立。所謂「奪情」，是施用于軍前的將帥偶遇父母之喪的一種變通的辦法。因為在出征之際的將帥，若忙著奔喪回家，必會貽誤軍情，為患不小。為了免於此患，皇帝可以命他移孝作忠，仍在軍中任事。這麼做，便被稱為「奪情」，所以叫「奪情」，乃是以國事為重，而奪去親子之情的意思。但「奪情」的限制很嚴，只限於徵戰之時的軍前將帥，如果官居將、帥之職，而並無征戰之事，仍然不能適用。至於文官，則永不會有「奪情」之舉的。

而張居正父親死後，神宗皇帝卻以政務繁忙、不必離職守孝為由，下詔挽留張居正「奪情視事」。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奪情視事」確實有利於改革。因為此時正值改革的關鍵時刻，整個國家百廢待舉，而內閣、六部和督撫之中，還找不出第二個人能夠代替張居正推行改革，故而倘若張居正於此時回家守孝，就有可能中斷擘劃已久的政治改革。然而，「奪情」畢竟違背了「祖制」和「綱常」。因為根據慣例，丁憂者必須離職居喪守孝三年，否則便是違反倫常。故而張居正「奪情」一事，讓許多士大夫深感不滿。一些反對改革的政敵如吳中行、趙用賢之流，便以此為口實，趁機群起而攻之。他們打出維護封建禮制的幌子，指責張居正貪戀利祿，要求朝廷罷黜張居正。雖然他們不僅沒有得逞，反而分別受到了懲處，但張居正的威望卻因此在一些士大夫中間急劇下降。

此外，張居正與宦官馮保的關係，也使他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自從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明朝內閣對皇權的依賴性大大強於前朝宰相，而皇權的伴生物——宦官勢力，也始終成為左右明朝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內閣大學士倘若無法取得皇帝、宦官等宮廷方面的支持，就不可能長期執政，故而張居正不得不殫精竭慮地採取妥協的方式處理與宦官的關係，以求得宮、府一體，將決策、行政權合而為一。在當時，馮保是張居正與宮闈內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最佳人選。然而，馮保其人貪財好貨，張居正不得不竭力滿足他的奢欲。為了取得馮保的支持，史載張居正先後送給馮保名琴七張，夜明珠九顆，珍珠簾五副，金三萬兩，銀二十萬兩。當馮保給自己修好生壙(墓穴)後，張居正親筆給他寫了《司禮監秉筆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字裡行間，極盡頌歌；張居正還先後兩次贊成馮保收進六千多名宦官，擴大了宦官的人數，從而造成了萬曆中後期宦官勢力的惡性膨脹；他還曾主動要求封賞馮保的子侄，並壓制攻擊宦官的朝臣，盡量減少朝臣與宦官的摩擦，以此鞏固他和馮保的聯盟。這一方針雖然在穩定政局方面有著策略上的益處，但卻不能不引起朝野士大夫的非議。一些講究氣節的文人，認為張居正阿諛逢迎宦官，人品卑下，因此對他產生了反感。張居正以馮保這樣一個腐敗的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後盾，使他陷於一種兩難的境地：拒絕馮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與馮保結盟，則必然會被他拖入惡濁的深淵，以致馮保被抄家之後，張居正也「禍發身後」。

上述的這些，均給反對改革者留下了口實。儘管張居正在世時人們害怕他的赫赫威勢，不敢不恭維他，但在這種恭維的後面，卻積蓄著怨恨和蔑視。這種怨恨和蔑視，一旦時機成熟隨時都可能爆發。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齎志以歿。他剛死，新政即告廢除。張居正執政十年所進行的改革遂以失敗告終。

張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歷史，給後人留下的啟示是深刻的。綜觀張居正改革，他整頓吏治，大力選拔人才，實行檢查公文落實情況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國家權力機構的辦事效率，使之成為能夠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實行清丈土地，推廣一條鞭法等措施，緩和了財政危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此外，他支持對蒙古首領俺答的議和，加強蒙漢的關係，擴大互市規模，整頓軍備，取得了邊境的安寧，促進了明王朝和蒙漢等族的經濟交流。這些改革客觀上收到了積極的成果，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因而對歷史的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但是，張居正改革發生在明代後期，明王朝處於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它只能是帝國暮靄中迴光返照的最後一抹餘暉。張居正墓碑這種總體趨勢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政治上的腐敗，腐朽的封建生產關係的桎梏，決定了張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進一步的成效。

此次改革的最終失敗，對於晚明政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張居正執掌權柄期間，大明帝國擺脫了嚴重的危機，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觀。但張居正改革被廢止後，由於明神宗怠於政務，此後的內閣首輔平庸無為，致使整個統治階級腐敗不堪，朝廷官員結黨營私，相互攻訐愈演愈烈，王朝衰頹之勢日益明顯。各種社會矛盾急劇發展起來，一發而不可收拾，直至最後滅亡，再也沒有一個能人志士脫穎而出力挽狂瀾了。對此，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指出：「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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