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言吾非滿族
在清末狼煙四起的時代，坐鎮北境的黑龍江將軍壽山無疑是力主抗擊沙俄的英雄人物。他和父親富明阿、弟弟永山都是驍勇善戰的悍將。富明阿參與過平剿太平天國和捻軍的重要戰役，曾「身被十二創」因傷致殘，在吉林將軍任上也頗多政紀。中日甲午戰爭伊始，壽山與弟弟永山「投筆而起，自請抗敵」，在奉天（今瀋陽）招募義軍，分別被授予統領之職，開赴抗日前線。鳳凰城下，「永山獨為殿，遇伏，連受槍傷，洞胸踣，復強起督戰，大呼殺賊而逝」，在《清史稿》中與鄧世昌並為一傳。壽山則因「謀勇兼優，洵屬不可多得」而累遷至璦琿副都統、黑龍江將軍。
這個在近代史上頗負盛名的抗擊侵略的家族來自於正白旗漢軍，袁姓，正是三百年前在刑場上寫下「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依舊守遼東」的袁崇煥後人，史稱「崇煥裔死，家流寓汝寧，有子文弼，從軍有功，編入寧古塔漢軍。」僅從「壽山」「永山」「慶恩」這樣滿洲式的名字上看，將軍們若是聽到如今甚囂塵上的「漢軍旗人非滿族」論，怕是也會拍案而起大喝一聲「誰言吾非滿族」的。可是，抗擊滿洲的英雄後人為何會反倒成為八旗的英雄？關於清代滿洲旗份下的漢人和八旗漢軍的確立，還真有些話要說個清楚。
被擄掠的勞動力
大約是長期受地廣人稀、輾轉遊獵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女真社會並沒有形成土地私有的觀念，而是對承擔各種生產活動的勞動力有著更為明確的佔有意識。氏族部落時期的女真社會所形成的是貝勒（beile，酋長）---諸申/伊爾根（juxen、irgen，依附民、自由民）---阿哈（aha，奴隸）的階級結構。在這種結構里，自由民向領主繳納賦稅，阿哈是主人（ejen，額真）的一種財富，他們的勞動產品及子孫也都要歸主人及主人所在的家族所有。
明代女真社會的阿哈，主要來自於對外擄掠的朝鮮人和漢人。據《明實錄》的記載，僅隆慶元年至萬曆十四年（1567—1586）的二十餘年間，有記載的被女真、蒙古各部擄掠的人口就多大7300餘人，同一時期《朝鮮實錄》中關於女真人入境劫掠的記載更是不計其數。萬曆年間的遼東巡撫熊廷弼曾直言：「遼敝已極，遼人已空」「遼海迤西南之人盡。間有存什佰於萬千者，邊吏又不為之保護，聽虜節年檢拾無遺。雖使造物能生人，遼土善育人，而歲計所產，不抵所掠，遼於是無人矣！」
隨著女真族群統一進程的發展，原本散佈於各部的阿哈自然也隨著部落的統一而集中起來，這些人往往是滿洲旗分下包衣人（booi aha，家奴）的主要來源。他們中的大多數被分配到莊園中，主要負責從事農業生產。但隨著征戰的頻繁，他們又要以庫圖勒（kutule，廝卒、跟役）的身份跟隨家主出征，或者打草喂馬、採薪煮飯，或者協助家主搶掠人畜財物。在戰場上，立有軍功的庫圖勒也會被公正對待，奮勇殺敵得功者可以被取消阿哈身份、恢復自由身，不但可以照例拿到賞銀、授予官職乃至世職，贖身的銀子也由國家承擔。這些在後金（清）與明正式交鋒前融入女真社會的漢人，無論是在語言文化或族群認同上，滿洲化的程度都非常深刻。
這些早期進入女真（滿洲）社會的漢人，成為日後八旗滿洲體系內漢姓之人的主要來源。其中「有時亦隨主馳驅」的，被編入旗鼓佐領之中，而「專為家之輿台奴僕」則被編入管領，同屬於旗內的包衣組織。
烏真超哈
漢人大批量進入女真（滿洲）社會，是伴隨著努爾哈赤對明朝宣戰開始的。天命三年（1618），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取明朝邊關重鎮撫順，撫順游擊李永芳出降，「編其降民千戶遷興京（今永陵鎮）」；天命四年（1619），開原千總金玉和、王一屏、戴集賢、白奇策等人率部來降，鐵嶺參將「開門迎敵」；天命六年（1621），張大猷「自廣寧來降」，祝世昌「率屬三百餘來歸」；天命七年（1622），遼東巡撫王化貞的心腹戰將——中軍游擊孫德功在廣寧之戰中「火線降金」，鮑承先「隨眾來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伴隨這些降將一同而來的，顯然還有很多明朝建制內的士兵。與生息繁衍在遼東的普通漢人有所不同，他們畢竟是接受過軍事訓練的青壯年，屬於軍隊中的「有生力量」，對於後金（清）的統治者而言，既要提防異動，又要充分利用。努爾哈赤參照八旗制度，將漢人壯丁陸續編立為十六個牛錄（niru，佐領），分別隸屬在八旗之下，由該旗旗主貝勒及固山額真統一管理差派。雖然這些漢人被收納進八旗制度之下，但卻逃脫不到處處受女真（滿洲）人壓迫的現實境遇。
「所有馬匹，爾等不得乘，而滿洲官乘之；所有牲畜，爾等不得用，滿洲官強與價而買之；凡官員病故，其妻子皆給貝勒家為奴。既為滿官所屬，雖有腴田，不獲耕種。終歲勤劬，米穀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給。」
皇太極即位後，對漢官降將的憤懣與抵觸情緒有所體察，也力圖改變這種情形。在經歷寧遠之戰和寧錦之戰接連失敗後，皇太極深感火炮對提高軍隊戰鬥力的意義重大，因此在天聰三年第一次經喜峰口入關時曾有意「擄人鑄炮」。據《清太宗實錄》天聰五年（1631）正月初八日載：「造紅衣大將軍炮成。鐫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第一批四十門火炮鑄造完備，可是該由誰來操作應用呢？自然是那些熟悉三眼槍、百子銃、佛朗機銃、發熕炮和紅衣大炮使用的明朝降兵。
於是，皇太極將漢人編為六個甲喇（jala，參領，即五個佐領），又將「漢人軍民一切事務，悉命額駙佟養性總理」，「漢兵一旗」正式出現，並被稱為「烏真超哈」（ujen cooha，重兵），旗幟為黑色。關於「烏真超哈」的意思，曾有人認為是後金政權讓漢軍在戰役中「披重甲」、作為「攻城填壕」的「炮灰」出現，因此名為「重軍」。事實上，「烏真超哈」之稱源自於漢軍旗在八旗軍中所承擔的重要任務——炮兵，火炮的裝載往往需要「挽車牛騾」，與騎馬的旗兵相比自然是「輜重之尤者」，因此以輕重之重稱之。並且從已知的史料中看，後金對漢軍旗配給的裝備也並非特殊的重甲，而是與滿洲旗一樣的綿甲，因此「炮灰」之說，當為杜撰而來，子虛烏有。
八旗漢軍
烏真超哈編立的當年，便在大凌河之役中協助攻城，發揮了重要作用。崇德二年（1637）取皮島後，又收編了為數眾多的明朝軍兵，於是將本有一旗的漢軍分為兩旗，左翼由石廷柱任固山額真、右翼由馬光遠任固山額真，旗幟仍用玄青色。崇德四年（1639）六月漢軍旗再次擴編，「分二旗官屬兵丁為四旗」，每旗仿八旗滿洲之制，每固山（gvsa，旗）設牛錄十八個、固山額真（都統）一員、梅勒章京（副都統）二員、甲喇章京（參領）四員，詳見下表：
此時的漢軍為何會出現兩旗共用同一旗色、同屬一名固山額真的現象呢？因為此時固山下的牛錄依舊隸屬於同旗色的八旗滿洲旗分，並非獨立的編製體系，因此此時的漢軍四旗依然屬於過渡階段的產物，不同於日後的八旗漢軍。
崇德七年（1642），清軍取得對明作戰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松錦之戰的勝利，不但俘獲了為數眾多的明軍，還繳獲了大量的火器。據魏源《聖武記》所載，清入關前共有漢兵「二萬四千五十」，光緒朝《會典事例》則記載有漢軍佐領157個，又5個半分佐領，若仍以皇太極時期150人為一佐領測算，則恰為23925人。此時，對內有編立八旗蒙古的先例，對外，有利用火器進擊明軍「以漢攻漢」的考量，清太宗皇太極開始正式編立漢軍八旗。
「設烏真超哈八旗。以祖澤潤、劉之源、吳守進、金礪、佟圖賴、石廷柱、巴顏、李國翰八人為固山額真；祖可法、張大猷、馬光輝、祖澤洪、王國光、郭朝忠、孟喬芳、郎紹貞、裴國珍、佟代、何濟吉爾（蒙古）、金維城、祖澤遠、劉仲金、張存仁、曹光弼為梅勒章京。」
從公元1615年八旗制度的初立至此，後金（清）政權歷經27年完成了滿、蒙、漢軍三個部分的完備。有清一代，雖然八旗之下有過佐領的增設、合併、頂補和裁減，但「八旗二十四固山」之制卻始終沒有改變。不容忽視的是，漢軍旗人和蒙古旗人一樣，在入關前就已經剃髮易服，在八旗制度下與滿洲人共同出征共事、生活交往，說滿語、書滿文，旗內通婚，入關後同一旗色的滿洲、蒙古和漢軍又同被安置在一個生活區域之中，自然在情感和民族認同上日趨接近，並最終融合為一。因此，雖不能簡單的將旗人等同於當今的滿族，但若糾結於八旗內部的所謂血統來源而堅持「滿洲旗內漢姓非滿族」或「漢軍旗人非滿族」論，則亦有簡單粗暴之嫌，難以服眾。
言及至此，有必要明晰一下八旗漢軍、漢姓包衣人和八旗戶下人之間的區別。
八旗漢軍的來源為戰爭中的明朝軍兵，性質與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一樣，屬於「奉職於國」的旗分佐領，這種佐領又可以細分為勛舊佐領、世管佐領和公中佐領三種。概括而言，勛舊佐領和世管佐領都是由國初歸附、投奔而來之人編立的，都可以世襲。而公中佐領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不可以世襲。
包衣人在本質上是滿洲人的家奴，是「奉職於家」者。作為漢姓包衣，他們雖為漢人出身卻脫離了漢人的身份與地位，接受八旗組織的管轄，是具有一般社會平民所具有的權力的特別人群。而真正意義上的旗下家奴，是所謂「八旗戶下人」（也有人自稱「隨旗人」），他們才是完全意義上沒有獨立人格的「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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