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朗：革命與改良：辛亥答案的再思考

今年適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故辛亥話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其中，電視連續劇《辛亥革命》以藝術呈現的方式，全景展示了20世紀中國發生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一舉推翻清朝政府、結束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辛亥革命的整個過程。電視劇以其面向大眾的藝術特性，在廣大觀眾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讓更多的人了解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以及革命爆發的必然性。　　百年憶往，人們力圖發現一個以往不曾發現的「辛亥」——辛亥革命對於百年中國社會的影響、辛亥革命的經驗與教訓。這其中，革命與改良的關係再度引發人們的思考與討論。筆者不揣淺陋，議論一二，就教於方家。　　清末：革命與改良的選擇　　如何拯救處於危境的中國?清末最後十年間，革命與改良展開了一場大論戰。爭論尚未有結論，一個突發事件觸發了武昌起義。很快，起義獲得各地響應，以前一直反對革命的立憲派也被捲入到革命之中。革命的突然爆發，為革命與改良之爭遽然而強行地畫上了句號。以致至今仍有人在發問:革命是否可以避免?改良是否更為理想?　　確實，近代中國的選擇並非只有革命一途，改良曾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一直不斷的期望。近代中國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打擊下被迫打開國門，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洋務運動可算是最初的改革自救。但甲午一戰，中國輸給了曾經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被視為洋務運動破產的明證。　　痛定思痛，人們重新探索拯救中國的道路。人們意識到，僅僅限於器物層面的學習洋務是遠遠不夠的。戊戌之年，維新之光閃現。維新派企圖借鑒西方制度，對中國的封建政治進行局部改革。然而，變法僅僅持續了103天。頑固派很快扼殺了這場運動。六君子用鮮血證明，涉及體制的改良不為清政府所容。　　有史家雲，戊戌維新的失敗宣告了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其實，歷史比史家更為寬容，它還是給清政府提供了改革自救的機會。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使清政府結結實實地意識到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在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之後，清末新政運動終於拉開了帷幕。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說毫無成就，改革官制、修訂律例、編練新軍、振興實業、廢除科舉、興辦學堂、設諮議局資政院等，確有進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會期待逐漸顯現出巨大的差別。社會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權，擴大民權，建立起現代的君主立憲體制。而清政府的目標則相反，它期望通過改革，將過去模糊的無所不包的君權明確化、法制化。它並不想通過改革來放權，而是要通過改革將君權披上現代的外衣。正如載澤在上慈禧的密折中說到，「君主立憲，大意在於尊崇國體，鞏固君權，並無損之可言」，並舉日本之例說，「凡國之內政外交，軍備財政，賞罰黜陟，生殺予奪，以及操縱議會，君主皆有權以統治之」。　　1908年8月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便顯示了清廷的這一意圖。大綱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主將掌握頒行法律、召集及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率陸海軍、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司法等大權。1911年5月皇族內閣的建立，則清楚不過地展現了清廷改革欲強化君權的實質。在13個閣員中，滿人佔了9個，其中皇族竟佔了7個。對此，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兩次上書朝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當內閣總理大臣，不符立憲國通例，要求另選賢能，組織名副其實的責任內閣，但遭清廷申斥。　　清廷將立憲派推向了對立面。曾與革命派展開大論戰的梁啟超相當精闢地指出，是清廷製造了革命黨，「偽改革者，革命之媒」，「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革命論，誠不能自完其說;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非革命論者，其不能自完其說抑更甚!」　　其實，革命黨人也並非是天生的革命者。他們都是經歷了對清政府的極度失望後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革命派人士最初也曾希望通過溫和的改革來拯救中國。1894年6月，孫中山曾前往天津，向直隸總督李鴻章上書，提出他的改革主張。但孫中山的這次上書沒有成功，他沒有見到李鴻章。此後甲午戰敗和李鴻章屈辱求和活動，打破了他對清廷改革的幻想，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晚清的政治腐敗、民生凋敝與清廷的拒絕改革，使社會對革命派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從不解與反對轉化為同情與期待。孫中山回憶說:當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但1900年惠州起義失敗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　　由於清政府斷絕了改良之路，動蕩的社會普遍瀰漫著革命情緒，只是等待著有人出來登高一呼。　　辛亥：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合力　　武昌首義之後，各地紛紛揭竿而起。數月之間，江山易色，民國建立，清帝退位。　　清政府何以在短短的數月之間便告崩潰?若就革命黨人的力量而言，與此前相比，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革命力量與清廷掌握的軍力相比，仍然處於相對弱小的地位。就在幾個月前，革命黨人投入更大精力所發動的黃花崗起義，還像以往所發動的歷次起義一樣以失敗告終。何以在數月之後，革命便如此迅速地取得成功呢?　　答案是:社會各階層對革命的認同和參與使得辛亥革命迅速取得了勝利。以往的歷次起義，革命黨人主要依靠會黨和新軍，只是少數人的暴動。因此，起義難以持久地堅持下去，最終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則有著廣泛的社會參與。如作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的四川保路運動，便有包括商人、士紳及普通民眾在內的數十萬人捲入，它極大地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根基。　　辛亥革命的勝利，孫中山曾明確指出是「群力」所致。在參與革命的社會各階層、各政治派別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立憲派。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發揮了其他力量所難以取代的重要作用。　　革命爆發前，部分立憲派已經開始轉向，埋下了支持革命的潛因。早開國會請願運動失敗後，清廷勒令各省請願代表出京還里。由絕望而憤怒的各省代表曾密議，「同仁各返本省，向諮議局報告清廷政治絕望。吾輩公決密謀革命，並即以各諮議局中之同志為革命之幹部人員，若日後遇有可以發難之問題，則各省同志應即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　　革命爆發後，立憲派的立場終於完成轉變，投入到各地的革命之中。立憲派的頭面人物張謇在致袁世凱電中如此表明了他支持共和的原因:自清廷下詔立憲三年以來，清廷所作所為，「無一不與立憲之主旨相反」，「人民求護礦權、路權無效，求保國體無效，求速開國會無效，甚至求救災患亦無效」，「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視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　　一般而言，革命黨主要在社會中下層中展開活動，而立憲派人士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擁有比較雄厚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且與開明官員多有交往，對於爭取這些官員支持革命或保持觀望，亦有一定助力。辛亥革命中，各省的立憲派領袖，如湖北的湯化龍、江蘇的張謇、浙江的湯壽潛，湖南的譚延闓等，均利用他們的社會影響和資源，在推動本省的光復中發揮了程度不同的作用。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聯手，使革命方面的力量大增，對穩定局面、迅速奪取革命勝利具有顯而易見的積極作用。　　可以說，辛亥革命是社會各階層踴躍參與的一場革命，它不僅是革命黨人的革命，也是曾經反對過革命的立憲派所參加的革命。立憲派以他們對革命的參與表明:革命是正確的選擇，現實的選擇。　　反思：革命與改良的糾結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革命派和改良派圍繞著中國應走革命還是改良的道路爭論激烈，甚至惡語相向。這一爭論對後人的判斷影響深遠。然而，百年之後，後來人可以而且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來觀察那一段歷史，來釐清革命與改良的糾結。陋識如下有三:　　其一，革命與改良並不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對立選擇，革命派和立憲派都是要在中國建立起近代民主政體，要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只是在實現的手段上存有分歧。兩者都主張擴大民權，但一個要限制君權，一個要徹底取消君權。　　應該看到，儘管革命派與改良派爭吵不斷，但在全局上卻存在互動互利關係。兩者的論戰，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開來。立憲派主導的國會請願活動和收回利權運動為辛亥革命創造了有利條件。革命黨人也對國會請願運動和收回利權運動給予了聲援和支持。四川保路運動則是由立憲運動轉向革命運動的一個典型案例。　　其二，革命與改良的發生皆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並不取決於個人願望。對於社會的轉型，一般而言，改良總是比革命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因此，以改良為首要選擇、避免公開的暴力對抗應為常情。可以說，改良是社會發展的常態，暴力革命則是非常態。然而，古今中外的歷史表明，革命與改良的發生是不依據於個人或群體的良好願望的，它完全取決於社會矛盾的發展狀態。當社會矛盾尖銳到改良不足以應對時，革命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當社會矛盾相對緩和之時，革命又絕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動。　　其三，重建新秩序的革命並不必然導致混亂。民國初期，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與混戰的局面，有人將它歸因於革命。這一結論不免失之簡單。仔細觀察，民國初期出現軍事強人勢力的潛因在晚清已經養成，其割據正是舊勢力舊傳統在新社會的變異與表演，它恰恰與共和制度、共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與其說由此可證明辛亥革命搞糟了，倒不如說由此可見辛亥革命是何等的必要，由此可見辛亥革命的任務又是何等的艱巨。掃除數千年封建專制的有形和無形的影響，正是辛亥革命的目標之一。辛亥革命雖然未能完成這一任務，但卻開啟了中國歷史的偉大變革。　　電視劇《辛亥革命》用三句孫中山的話，詮釋了一代偉人的精神。一句是「天下為公」;一句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一句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雖然辛亥革命先烈們的事迹已經過去了百年，但其精神與今天我們實現民族復興的偉業一脈相承。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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